澳外长叫停大学合作后 中国学生前景未卜
2026 年 8 月 18 日
成都49中的事闹到现在，很多人痛心疾首，也都等着官方给一个更明确的回复。但更明确的回复没有来，有些人却已经不当人了。 我的朋友圈，就被一个叫做李子旸的“学者”给刷屏了。 在他口中，期待真相的人是“别有用心”。 微博截图 对这些人，李子旸给出的建议是“直接挖个坑活埋了”。 微博截图 其人之冷血冷酷，让人发指。 这样的人，你说他是爱国吗？他连自己的同胞都不爱，甚至要挖坑活埋他们，你指望他用什么来爱国？ 一边污名化自己的同胞，恨不得屠尽天下人，一边宣扬自己的大义，这样的心性到底扭曲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在微博上，赞同李子旸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人为他“挖坑活埋”的建议拍手称快，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了，到底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经历过什么的现实，才会如此的丧心病狂，泯灭人性。污名化期待真相的群众，污名化跳楼的孩子，甚至连那个在母亲节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母亲，他们都要污名化，一个都不放过。 比起模糊不清的官方声明，这才是更让人痛心的。 更有甚者，有人指责跳楼的孩子死的不是时候，因为会影响到其他的学生高考，“她儿子在离高考不到一个月跳楼自杀，想死的话能不能选别的时间啊，你知道这会影响到学校里多少争分夺秒备考的师生吗？寒窗苦读十余载，临考前被她儿子闹这么一出，如果他们高考没考好，她儿子也脱不了干系……” 微博截图 这说的还是人话吗？ 网上有这么一群人，不管校方说什么，做什么，他们都是无条件支持的，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连境外势力都能扯出来。可是，让一个母亲捧着儿子遗像，在校门口哀嚎到深夜的，跟境外势力有什么关系呀？ 今天是5.12，汶川地震十三周年纪念日。还记得当年地震时，著名学者余秋雨含泪劝告灾民，不要上访，不要追求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 可是，地震时抽走倒塌校舍水泥板钢筋条的，也不是境外势力呀。 多少个母亲滔天的痛和怒，他们看不到，他们只是想“避免横生枝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之前都骂余秋雨无耻，现在看来，有点冤枉他了，毕竟老余没有说要把这些追责的灾民都“挖坑活埋”了。时代在发展，学者们的level也提升了，从息事宁人变成了恐怖警告。 对于民众，他们是无视的。民众要的多吗？不多，无非是公开和透明而已。但就这一点，就踩了这些学者们的尾巴，让他们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真的，读了那么多书，赚了那么多钱，就好好做个人吧。 不要为了眼前的那点名利，就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当这一切都散去，人们会忘了成都49中，忘了那个跳楼的孩子，忘了伤心至极的母亲，但永远会记得你无耻的样子。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欧阳干的小宇宙）
几天发酵后，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的舆情又有不少新变化。尤其在昨晚校门的集会后，不少人发出了不理解甚至谴责的声音。认为集会有组织有预谋，甚至上升到批判死者母亲鲁女士造谣扯谎的地步。 可想而知，我也受到不少攻击，也有好心朋友告知有人号召举报本号。我对举报并不在意，但想就此统一回复那些叫嚣着这不该那不该的人——你们的论调一点都站不住脚，我认为鲁女士和聚集民众都没有太大问题。如果他们让你们和当局刺痛了，那正是一件大好事！ 首先，我不赞成肆意猜测，更不赞成未审先判。但关心鲁女士提出的诉求，要求当局给出服众的解释，与此并不矛盾。 鲁女士的陈述当然可能有错，如有消息指救护车及时到达、林同学不是直接火化、视频未丢失等。然而这些都不来自官方口径，细察两份通报以及我能找到的、为数不多对官方人士的采访，都未直接回应鲁女士陈述中、公众最关切的一些问题。通报里只用“全面勘察”等字眼带过，不能服众，这也是长期公信力滑坡所致。如果你认为官方说什么就都要信，而不允许合理质疑的话，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然而我相信绝大多数有些许社会经验的人，都不至于此。 此时也会有人指出，不能要求官方给出太详细的通报，要尊重家属意见，也要有调查时间。他们常用被提及的几年前的泸州太伏县通报举例，说这样详尽的通报虽好，但要求成华区方面如此短时间拿出来是强人所难。 我也认为太伏通报好，更认可短时间要求成华区拿出这样的通报不现实。然而，我们现在是要求拿出这样的通报么？以视频问题为例，假如无论前后哪一份通报中都说一句“公安机关已调取全部监控视频，未发现删减，尚需进一步调查”。即便肯定也有人希望放出视频，但也会有如我一样的人理解工作流程，认可这是一个妥当的初步回应。指责要求回应的人是“强人所难”，本质是一种稻草人谬误，自己立靶子自己打，更是变相为当局的懒政愚鲁开脱。 简而言之，鲁女士提出许多骇人的指控，我们即便不会冒然采信，也会认为当事人的说法相当值得关心。这是人最基本的同情心与同理心，也是社会健康的明证。此时若官方能有效回应，自能化解舆情。如今用两份通报激怒公众，是当局之责，与鲁女士所述有无错漏无关。 其次，社会机制失灵的恶果，也是当局亲手种下。现在炸弹引爆，依然是当局有责。 官方可不可以像现在这样写通报？当然可以，前提是有正常的媒体运作与舆论监督。譬如，鲁女士所述若有问题，自然会有媒体跟进。如救护车一项，完全可走访有关医院，查证记录。但我们看到的是集体失声，要么只能站在高处说几句时评施压，要么只能旁敲侧击但大多吃了闭门羹。如果有所谓“心疼”当局的人，那不好意思，就是你们平日对调查记者的喊打喊杀，导致今日这个尴尬而吊诡的局面。 绝大多数公众会考虑的只有两点，确凿信源的内容，与客观事实。现在确凿信源只有鲁女士的发言与官方的通报，其中一方又完全不能回应公众呼声。如此媒体若在，也能协助构建拼图，从而使流言熄绝，民愤渐消。当局亲手歼灭这一切，只以站队为是非，那就是连带一处的暴躁困境与形象崩塌。 最后，无论集会有无捕风捉影的所谓组织预谋。能点燃公众情绪者，不在公众的盲目，而在当局的颟顸。 有人谈组织色变，高呼这是颜色革命，一定有境外势力。境外势力有没有不是我现在关心的，但有组织才是好事。说明我们的公民还有些许自组织力量，社会也还有健康的活力。 就我所知，昨晚聚集的民众没有丝毫过激行为，不过是献花与高呼要求真相的口号。当局即便要劝阻离开，也不必硬声呼喝，更无要求他人不得拍摄或交出手机的道理。民众不是第一天就聚集在校门，是在两份通报的刺激下才这么做。有组织有计划，正说明这是克制而文明的。当年汶川地震，不少人自发支援、传递献血，这算不算有组织有计划？怎么彼时的就是好事，现在就成了“帝国主义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了？ 当然，会有人说这是因为目的不同，那到底有什么不同。说这话的人，请你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你接受官方的两份通报么？第二，你认为还有其他办法表态并形成压力么？第三，当局若能妥善回应和解决，会有这样的局面或局面会恶化么？如果你既不接受通报，又没其他办法，且对所谓现场有人“搞事”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那请问如果你是当事人，那你是不是只会选择默默忍受这一切？不好意思，你可以忍受，我不能，我相信集会现场的人也不能。 因此，所谓操的什么口音、小心敌对势力利用等，全都是伪问题。一旦与之争辩，便瞬间落入陷阱。不是说没有人不会借此浑水摸鱼，但说句大俗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想给人机会，那麻烦有的人好好干。没有人不想过安定祥和的生活，献花和喊口号也不是什么能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恐怖行为。平时在那高呼要有几个自信，怎么现在就开始变成惊弓之鸟，看似很关心国家安全，实则是借扣帽子来掩饰自己的胆怯与下作了呢？ 你是民众的一员，我也是民众的一员。你有多么不容易被煽动，我就有多么不容易被煽动。不要把别人想成蠢猪，而实则自己早成了冷血的虫豸。 所以我认为昨晚的集会非常好，有多文明温和，就显得当局有多傲慢粗暴。我若在成都，也必会参加。这不是鼓励他人涉险，自己藏身获益。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参加过游行与集会。在国内的，不是官方支持的。如果这能让当局惧怕人民，那更是好事，这才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初貌。既然你不许我们在制度上把你关在笼子里，那我们必然会寻求其他方式。白纸黑字的事不作数，那谁都会开始玩潜规则。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认为这是民粹，那就让我先把你的嘴堵上。这离民粹还远着，这是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模样。不要动不动就说民粹，在种族与性别问题上的那些才是。 言辞傲慢的应对、社会机能的失效、激化矛盾的行径，每一笔都要算在当局头上。就这样，还有人好意思质问鲁女士与集会民众。那我不妨说，骂的就是你们这帮奴才！是你们的软弱与下作，滋养了当局的傲慢与粗暴，让青天大老爷们骑在我们头上，没有丝毫人民公仆的样子。如果我们是你们口中的“人民之敌”，那你们就是我眼中的“文明之敌”。你们才愧对了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你们还好意思说要捍卫他们的牺牲成果，真是狂妄可笑、臭不可闻！ 今日驳斥这些谬论，就是要讲清楚到底一个社会该是什么样子。要给善良人以勇气，弱势者以悲悯。而不是靠着幻想一个“敌对势力”，再依傍一个所谓“强大的国家”，来掩饰自己面对强权的恐惧。 这本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只是恐怕有些人连人都不屑于做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莫狄骁的山房）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上街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异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我拼命冲下楼，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地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浆都不够用了。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在头一天晚上到处张罗捐款后，次日清晨与唐建光、郑褚进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且建渣里面没什么钢筋，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指着那堆很渺小的建渣：看，那是我娃娃呀，手还在动，她还没死，但是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碎花衣服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很多还在动，可按部队命令我们不能上前，因为过脆的废墟不能轻易站人，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而我们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还是个爱国青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因为蒂弗莱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觉得这一个侧面也可唤醒民主意识。我家离美领馆很近，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我很困惑。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但开始明白建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我认为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如果晚年写自传，我会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天天在北川山里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无意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远好无损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最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问过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工程兵出身，修建过程中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能从声音里听出有没有多掺沙子，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返工。老师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因质量问题吵，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因为，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终于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场。大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个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这个监工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地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其实涉黑。前两年的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肯定会变化。我持续四年的困惑：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所以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弘扬名望的舞台被骗子占领着，我在灾区一月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我们深爱的国家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袭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一些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午再次强烈余震，接命令必须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在时空连线，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被摄进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日你妈。绝交至今。一月后回京碰一著名央视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地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又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三年，我不小心批评了倪萍“共和国脊梁”，该名仁义大哥电话里斥：你丫骂人倪大姐干什么呢，她可是好人哪。我在香港书展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仁义大哥再斥：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不知是矫造还是表演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话在微博流传着，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类似仁义大哥这样的爱国者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可我不能去爱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不能去爱给学校修豆腐渣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可历经2008年的奥运、毒牛奶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肯定不是一边说是外人抢劫了我们，一边亲自掠夺国人财富的主义；不是一边说恶邻让我们石油紧缺，一边派出发改委只涨不降的主义；不是一边号召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一边在大地震里让很多的母亲被欺侮的主义，她们看得见自己孩子的手还在动，却无能为力。那天我发了一条很爱国的微博：爱国主义就是，你并不拥有一寸私土，却宣称用生命保卫这片领土。这情形就像你并不在银行里拥有一分存款，却宣布誓死捍卫里面的金库……而且，此时你并不知道劫匪在哪里，银行保安是否把你当成劫匪。 这条微博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为汉奸。我认为这又是个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过一个亿，每年不去开几个峰会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拿几张绿卡儿女不开着法拉利在名校上学不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说，母亲无论怎样打骂过我们，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突然想起爱国者曲啸了——尼玛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我其实相当地不反对打黄岩的，可反对只打黄岩不打黄贼。可爱国者逻辑是：打黄贼得给政府一些时间，打黄岩迫不及待。对此我只有一个解析：多少黄贼，假打黄岩之名逃于法网之外。就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假爱国之名火烧曹家，可日本人打来时第一批参加了汪伪政府。 这样比爱国主义胸大肌其实很难证明真伪，说实话这三十年中国实力取得不小进步，至少近期不太可能有大批日本鬼子打进家门，所以那些组织义勇军半夜去炸碉堡的行为基本属于自我催眠的英雄幻想，不如让我们谈谈务实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一分回扣，多几根钢筋；爱国主义是少修点豪华办公楼，多建些实用农舍；爱国主义是少喝点爱心茅台，多吐槽些醒世真言；爱国主义是少宣传些虚假的英雄，多公布些逝去的名字；爱国主义是能让国民在这个国自由迁徙、念书，而不是平民子弟五证齐全才能就读京城；爱国主义爱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而是去爱一种共同价值观……重要的不是拥护广袤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拥有生活的尊严。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就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在飞，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所以，我在乎庞大的领土多一个小岛的名字，更在乎小小的纪念碑上回归数万亡灵的真实姓名——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全文转自李承鹏新浪博客2012年5月12日）
01. 临安说过写文章已经完全不会去考虑阅读量了。 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好。 今天这篇文章阅读量注定不会太高，但是临安不得不写。 因为这篇文章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中国什么时候出事可以不再让“监控丢失”背锅？ 成都49中坠楼事件，有人在试图掩盖真相。 尽管舆论涛涛。 知乎很多高赞回答已经被删得一干二净了，我亲眼看着真相一点一点沉没。 有人在压热搜，有人在控评。 我很愤怒。 知乎一个匿名回答说：我是他同学，全班都被告诫谁要是说出去就处分谁……连高考都考不了…… 知乎截图 看到这个回答，真的悲从中来。 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不应该教会学生明辨是非敢于揭露真相吗？ 为什么逼迫他们去做沉默的大多数？ ——真相到底是什么？ 面对外界的滔天质疑，他们不想说“我不知情”，他们不愿意同流合污，他们想要站出来说出真相，可是—— 微博截图 他们想高考啊 02. 事情真相疑点重重。 5月9日下午，那天是母亲节。 成都49中，一个叫林唯麒的高二学生，坠楼死亡了。 坠楼前，还和妈妈说了母亲节快乐。 当孩子的母亲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学校拒绝家长进入，拒绝提供监控 学校拒绝家长进入，拒绝提供监控。 学校拒绝家长进入，拒绝提供监控。 后来提供了，唯独缺少事发那一段。 后来提供了，唯独缺少事发那一段。 后来提供了，唯独缺少事发那一段。 林唯麒母亲在微博上控诉，孩子6点40坠亡，学校却在当天晚上9点简单通知了她。 事情来龙去脉可见其母微博： 微博截图 不仅不提供监控，更让人愤怒的是，学校还将家长全部拒之门外。 这位母亲还发文称，事发当天晚上8点半，救护车直接去学校把孩子拉去了殡仪馆，没有告知家长。 这起事故疑点太多太多，反应的问题太多太多，几乎引起民愤。 但是最可恨的操作还在后头，孩子母亲去看监控，结果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 到底是监控坏（缺失）了，还是人心坏了？ 在中国有一件神奇的事情，就是一到关键时刻监控就坏了！！！ 真就是薛定谔的监控摄像头永远在需要它的时候消失。 当我看到无数网友在微博上转发声援时，说实话，我有点感动，素未谋面呀，都那么能共情，那么向善。 但是让人诡异的是，公号圈的头部大号都选择了沉默。 这件事让人愤怒的是，又是监控丢失（缺失），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出事就说监控丢失，可不可以有点新花样？ 面对正义的呼唤，我决定站出来发声。 如果天总不亮，那就摸黑生活。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角落。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 不要讽刺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们。 ——你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03. 校方到底有多少话经不起推敲呢。 第一，孩子到底在哪坠楼的？ 校方告知家长孩子在楼道里摔死，而学校的公告是知行楼高空坠落。你看，死亡的地点都可以随意更改。 那么林唯麒到底是在哪里摔下去的呢？ 警方通告说学生是知行楼高空坠楼。 巧了，知行楼是老师办公室。 细思极恐。 第二，救护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学校的？ 母亲从警方得知救护车八点半左右去学校，但是有学生发帖表示七点零几分看到救护车开到校园。 警方没有理由撒谎，那么撒谎的是谁呢？ 第三，学校是否第一时间进行救助？ 学校附近有150多家医院，最近的医院车程4分钟，最远的医院车程也不过十几分钟，只要拨打120，救护车会立即赶到。 可是为什么将近两个小时救护车才到？ 这到底是救护车救护不及时，还是成都49中压根就没第一时间拨打120？ 第四，为什么把孩子直接拉去殡仪馆？ 这位孩子的母亲在自己的私人账号上控诉，林唯麒没了心跳后，就被拉去了殡仪馆。 尊敬的校长大人，我就问一句，你家人死了也是直接立马拉去殡仪馆的吗？ 第五，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家长？ 学生18：40坠楼死亡，结果母亲是在晚上9点才接到学校通知，说自己孩子没了。 正常情况下，孩子出事后，学校的第一反应都是立刻通知家长的，这长长的两个多小时到底在干什么，不仅没通知家长，还直接拉去殡仪馆。 他们究竟在恐惧什么？ 恐惧真相吗? 第六，孩子是自杀吗？ 教育局说排除刑事案件，那么意思是自杀？ 可是有同学表示，他不可能会自己坠楼。 网页截图 最后我们来重点聊聊死亡录像缺失的疑点。 缺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死角，没有录到。 那么第一种可能性大吗？ 负责校园安全工作的老师说，上级部门要求学校监控安全无死角。 网页截图 第二种语境是，恰好那段时间的视频缺失。 众所周知，普通人是没办法删除录像的，这是各大监控厂商不成文的规定，硬盘录像机或是软件不提供录像删除按钮。 那么为什么唯独事发时间段录像丢失？ 这就很欲盖弥彰了。正常来讲，如果不是校方的问题，事发录像就是校方洗脱嫌疑的最有力证据。 如果真的像通报所说，学校没有丝毫的责任，一切都是坠亡学生的心理问题。那么学校为什不敢第一时间通知家长，为什么监控凑巧缺失了？ 临安在这里强烈呼吁，人大可不可以立法，以后不管是学校还是什么单位出事后一旦出现监控“坏”了的情况，校长和党委书记（监控丢失的单位第一直接领导全责）直接入刑，以故意销毁证据处理。 我他妈看你还敢不敢撒谎说监控坏（缺失）了？ 他们难道不知道销毁视频谎称监控丢失的后果吗？ 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说明视频的内容已经见不得人了，已经比删视频这个行为还要严重得多。 网页截图 既然这个事件背后隐藏的真相如此恐怖，那么学生会是通报中说的自杀行为吗？ 出了这么大的事，学校不敢随便包庇老师，所以是不是可以推断，和这件事牵扯上关系的，可能是校领导，校主任之类的权贵？ 不然学校哪来那么大的能量去封口？ ——是我们阴谋论了吗？ 如果你把我这些合理推测判定为臆想，如果校方想推翻掉群众的指控，那么只有一个办法： 请把监控视频完整地向社会公布！ 所以，临安提议希望学校监控列入天网，由公安系统直接代管理。 不应该让基层或利益直接关联方拥有删除视频的权利。 监控已经不适合在本单位保管了，因为一旦丢失基本都是命案。 04. 在这次成都中学生坠楼身亡事件中，出现了这样荒诞的一幕： 微博图片 一位刚失去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的相框，绝望地坐在学校大门口前，校门却如大牢一般紧紧关闭着。 照片中，八字校训，赫然在目：＂求真求实，至善至美＂ 可是这一幕让校训情何以堪？ 这刚正的几个字，是否因为谎言褪了色？ 看到这一幕，愤怒吗？朋友。 请记住这种感受，等我们这一代人到了那个年纪，成为社会顶梁柱的时候，不要在那些平淡的日子里磨平棱角，不要腐败，不要麻木，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为弱小发声，请一定一定记住这种感受。 临安现在写文章，都会考虑一下风险性。这篇文章该不该写，写了会不会发不出来，发出来了会不会被和谐。 但是今天这一篇，我确定没有考虑那么多，我只考虑良知。 如果你不愿意走在前面，请你跟着队伍； 如果你不愿意跟着队伍走，请你在路边围观； 如果你不愿意在路边围观，请你在网上呐喊； 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请默默闭上你的眼，坐下来享受我们为你争取来的权利； 如果你这都做不到，请你收起你的嘲讽跟无视的目光。 ——我们争取的也是属于你的阳光啊！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发声，为什么我们都在帮助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因为你不转我不转轮到自己没人管。 因为没有立场的生命将毫无意义。 […]
最近一段时间，文革复辟与反复辟的力量似乎正在较量，许多明显或微弱的信号正在引起社交平台的共鸣与关注。前段时间，已经有人发文呼吁要对文革在教育领域的复辟加以警惕，因为教育部正在全国普通高中阶段推进新编文史统编教材 ；结合香港特别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久前在香港立法会有关改善香港公民教育的发言，估计这部全国统编文史教材很有可能也被香港采用。那么这部教材中的所谓亮点是什么呢？用文革复辟派的说法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重磅回归。 在新编高中语文教材中，开篇第一课，就是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选编的毛泽东文章还包括 《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节选）》等五篇。思政教材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增加对学生革命文化熏陶的内容，如灌输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注重发挥英雄人物的育人作用。《中外历史刚要》是高中必修课本，课本的上册中就有70多个历史英雄人物和30多个英雄群体。另外，新版八年级历史教科书中对“文革”的表述正式更改，将“错误”二字正式删除。对文革复辟派而言，这套教科书旨在用毛泽东思想和红色教育武装和打造青少年的三观，培养新一代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年轻人。 这套教材教育部还准备强推到国内双语私立学校以及国际教育机构。早在一年前，教育部就开启了一个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学校图书馆书籍清查行动，要求将可能导致学生“崇洋媚外”的书籍，尤其是与西方宪政民主思想有关的图书一律下架。2019年10月，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清理图书馆里“非法”和“不适宜”书籍。然而，相关部门并没有给出一个清理书单，“非法”的标准十分模糊宽泛。这就势必导致清理过程中的扩大化，将许多优秀的西方名著也涵盖在内。总之，当这一套带有浓重文革复辟色彩的政府行为在教育口推进后，人们就看到了忠字舞开始在校园中频繁出现的视频。 一篇题为《可怕，忠字舞在学校死灰复燃》的网文这样写道：近日，重庆某学校一班主任在教学生跳“忠字舞”。忠字舞是什么鬼？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其实，忠字舞是文革时期，民众狂热地对毛泽东表忠心的集体舞。是文革期间红卫兵最爱跳的广场舞。现在可能会有一些老年人还在跳，这些老年人就是当年那群红卫兵。原以为等到这群文革余孽死绝之后，文革就彻底地离我们远去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这种被鄙弃多年的集体舞居然在学校里死灰复燃了。 不知道排练这个舞蹈的班主任是出于什么居心，让学生再去学习这等糟粕。现在还在学校做班主任的老师，可能是70、80、90后，估计这位班主任是没有亲自品尝过文革果实的，对于那个疯狂的年代没有明确的认知。让学生跳忠字舞的老师，恐怕只是在做政治投机。如果真的把新一代的红卫兵培养出来，这些老师、校长不害怕吗？就不怕被批斗？再挨红卫兵的毒打吧！ 有人觉得这只是杞人忧天，现在学校里类似的现象很多，只是跳一个舞蹈而已，其实这就像病毒一样，有人会终身免疫，有人很快会感染，而中小学生抵抗力弱，很容易感染。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学这些历史垃圾的。 今天教忠字舞，明天会不会教开批斗会？后天会不会搞武斗？学生现在还是白纸一张，需要正确的引导，需要接种文革疫苗，要让学生正视那段历史，知道那段黑白颠倒，草菅人命，丑陋至极的历史，从而对那段历史终生免疫。 现在倒好，让学生学忠字舞，这就是在给学生接种病毒，想让历史重演吗？说来也巧，全国唯一的一座红卫兵墓，就在重庆沙坪坝的沙坪公园，我曾经还在那附近住了好多年，那个墓园平时都是锁上的，只有在一些祭祀的节日才会开放。如今忠字舞又在重庆出现，难道是红卫兵墓中死于武斗的红卫兵，阴魂不散，借尸还魂了？ 刚过去的五一节，还有两个微弱信号值得提及，两位网络名人张国立和腾讯总监发了两条抱怨加班辛苦的寻常帖文，却引爆年轻人的痛批，正如网友肖锋发帖所说：“后浪们的怒火，随时暴发，就欠一个目标。功成名就的前浪们最好小心行事。据说这届年轻人开始下单卖毛选了。头几年大家喊“马爸爸”，如今风向彻底变了。B站的后浪把“吸血鬼”、“骗子”、“万恶的资本家”、“财阀”全扣在“马爸爸”头上了。” 网友陈海勇发帖说：有同学问：“现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 答：“正在管你的这批人，在最需要学知识的时候，他们却在打老师。” 同学说：“那就等轮回吧，臭老九！” （全文转自法广）
“长征火箭传失控 恐坠落住宅区…” 相信未来几天大家都会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已经看到 一些有偏差的描述，不禁藉这个机会来科普科普。 先了解下面的基本背景： 背景一：4月29日中国发射搭载太空站核心舱的 “长征五乙”火箭，这火箭是个十几层楼的庞然大物，将在未来几天重返大气层坠毁。 背景二： 绝大部分发射人造卫星的火箭有两节，第一节最大，在飞至大气层边缘时脱落， 这时候第二节火箭点火接手， 把卫星加速到第一宇宙速度后脱落。 背景三：脱落的第一节火箭的落点离发射场不会太远，例如从美国佛罗里达发射的火箭就掉在附近的大西洋里。 第二节火箭因为已几乎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会环绕地球很多圈以后才会坠落。近年的第二节火箭多可以“减速”，以控制火箭坠落的时间地点。 背景四：第二节火箭小，可以完全在坠落过程中烧尽。 现在来说长征五乙。它不是上面说的两截式火箭，而是所谓的“一级半火箭”： 没有第二节火箭，只有第一节火箭外加四个助推火箭。助推火箭们发射不久后就落海，然后全靠第一节火箭把酬载直接推到第一宇宙速度，然后脱落。 现在问题来了，别人家的第二节火箭脱落，可以在大气层销毁；你的第一节火箭这么大，烧不完，会有很大一部分砸到地球。 虽说地表多被海洋覆盖，砸到陆地的机率小，砸到住宅区的机率更微乎其微，但去年此时长征五乙真的差点就砸到非洲小镇。 有人说那是火箭失控，听起来好像发射失败似的。其实发射是成功的，火箭也没有失控，应该是说“无控”火箭，根本不想控制火箭，玩全球俄式轮盘赌，打到谁家谁倒楣。 我相信中国航天认为不值得为不太可能发生的危险而增加成本，增加火箭重量。但上完厕所自己擦屁股乃天经地义，大国实在应该负起责任，为自己为别人，控制火箭落点不是难事。 预计火箭将于5月9日（±1日）重返地球，大概要在进入大气层几个小时前才能比较准确地预估坠落地点，现在言之过早。（文章转载自火星军情局脸书专页）
自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不仅威胁生命，生活也造成深远影响，严峻疫情迫使全人类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迄今未止。世界卫生组织 (WHO)将COVID-19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已届满一年。然而，中华民国台湾却仍然被拒于世界卫生大会 (WHA) 门外。 BBC记者加拉格尔说：“这场流行疫情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全球超过1.4亿人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人死亡，迄今全世界仍在竭力对抗疫情。疾病传播已无远弗届，台湾加入WHO，不仅攸关台湾2,300万人健康权益，更是全世界卫生和防疫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印度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成千上万民众蜂拥参加每隔12年举行一次之大壶节，大批民众到恒河沐浴，导致疫情掉入失控深渊。据5月6日印度卫生部公布，单日新增41.2万例确诊、染疫死亡人数近4千，再创个别国家单日新增的全球纪录，当地累计确诊数字已达2,110万例，死亡人数达23万人。医疗系统皆已瘫痪匮乏，疫情肆虐席卷印度，如同炼狱。 当印度疫情连日创新高之际，东南亚地区疫情也再度恶化，柬埔寨及寮国首都实施封城，防疫措施再度扩大。台湾位处亚太区域枢纽，是极其重要的防疫口，而任何一个缺口都会导致防疫系统瓦解，进而将是人类浩劫。 2019年中国疫情发生时，台湾地理位置与中国邻近，恐为下一个疫情灾区，台湾面对疫情应变能力有目共睹。同年WHA，圣文森卫生部长Luke Browne为台湾发声，直言中国政府对台湾没有管辖权，“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与中国有著分开、独立且截然不同的政府。WHO屈从于中国政治压力，违反其宪章宗旨。 世界卫生组织（WHO）。（FABRICE COFFRINI/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5月及11月两度WHA会议，共有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法国、英国、德国、丹麦、荷兰及瑞典等各国领导人及高阶政府官员，以及全球80馀国超过1,700名国会议员公开呼吁WHO接纳台湾。 综观台湾防疫成效，截至2021年4月中累计仅有1千多例确诊病例及11例死亡数，成为全世界普遍肯定的防疫优等生。 “疫情无国界”，没有国家能独自面对病毒侵袭，国际合作才是成功抗疫的唯一途径，WHO应排除对特定国家的政治屏障，将台湾纳入世卫体系，正视台湾参加WHO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恳切呼吁WHO秉持其宪章宗旨，跨越种族、宗教和政治归属，接纳中华民国台湾加入WHO及参与WHA。 一场失控的疫情，让全世界看见台湾。 “Health for all‧Please include Taiwan “
西安一位的士司机，才三十来岁，在车上突发疾病（大概率是心脏病），把车停在路边（违章停车了）后，死了。交警走过来，对他进行了罚款。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它足够让人震惊，联想到全国各地交警惊人的罚款，很多人把它和交警部门无休止的创收结合起来，向西安交通部门发出诘问：死了都要罚，是不是太过分了？ 根据道路安全法，这个罚款当然是不合理的。如果司机在车上，交警应该现场询问，如果他真的问了，或许就会发现的哥的状况，能救下他也说不定。 我不知道当事交警现在是否处在良心的纠结之中。但是，大概率不会。当时的情况，他会有自己的解释，或许的哥因为发病，身体萎缩，导致他根本没有看到他。当地警方的通报也指出了这一点，交警并没有注意的哥的的存在。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能从一种责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记者采访一个负责人，得到的回应是：“这事啊，已经报告给领导了。”这个回应很有代表性，报告给领导，自己就解脱了，如何回应此事，也就变成领导的责任。那个当事的交警，可能也会这样思考问题：我的操作，都是按照流程的，我罚款，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执行规定。 如果交警没有看到的哥，他就没有违反规定，而是更好地执行规定。可以说，这事在本质上并不是出于恶性（故意折么人），而是出于良好的执行力：凡是在路上不按规定停车的，一律贴罚单。 本雅明曾记录过一件类似的事。1939年，某地（德国或者巴黎的某个区域）的天然气公司，停掉了辖区内犹太人用气，原因是有些犹太人用的气量很大，严重超标，但是却没有缴费。这个操作是完全符合流程的。但是，这些犹太人为什么用那么多气？因为他们开煤气自杀量，自杀后当然就没法缴费——这也是对死人的一种处罚。 这两件事当然有很大差别，但是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现代”的迷思：强调制度化，刚性规定，执行力，制定一个严密的体系，每个人都成为系统的一环。最终，每个人都“忠于职守”，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独自面对良心的拷问，因为单从分解的动作来看，每个人都是正确的。 就像不久前郑州一个中学，学校规定不准带手机进教室，一个14岁的女孩带了手机，被同学们举报给班主任，班主任展开调查，小女孩最终跳楼轻生——在这一事件中，学校的规定（维护教学秩序），同学们的检举（按照规定要求）以及班主任的调查，看上去都没有错。所以，这所学校在回复家长的时候，很是心安理得：没发现班主任哪里做错了啊。 就这个意义上，河北某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对大货车司机喝农药自尽感到委屈，也情有可原：每天检查那么多车辆和人，对这位司机的处罚，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是按照规范在操作。 这两年，中国社交媒体上对“困于……系统”有过不少报道。事实上，在中国讨论这样的事是很困难的。一方面，社会有很多还“很不现代”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一些“系统”的现代和严密，又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比如，人脸识别，安检系统，各种罚款系统。 如果你要呼吁“人性化”，会招致的一个典型反驳是：“如果都……那还怎么……”比如，“如果都带手机进教室，那还怎么学习？” 事实上，14岁小女孩选择跳楼，被老师搜查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如果她感觉到老师是爱她的，被搜查就不会带来这么大的压力。人们都躲在一个“系统内”，获得属于自己的安全感，老师可以做到心安理得，不少付出，但也不多付出一点。关怀每一个具体的学生，不但让自己很累，也对考核没有一丝帮助。 写这篇文章，并不想去指责那个具体的交警、收费站工作人员或者班主任，而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在一个严密而现代的“系统”内，个人如何自处？做一个“工具人”或者“组织人”，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 2019年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件事一直让我难忘。在日本东北旅行时，有一次不小心买错了电车票，机器吐出来一张大人票一张儿童票，我多花了一千多日元。进站的时候，我使用翻译软件向一位工作人员说明了问题，那个小伙子看起来很青涩，但是他做的事很出乎我的预料，他收走我的票，从自己钱包里拿出现金给了我。 这真的让我惊讶。一个更规范的办法，应该是告诉我如何办理退票，找窗口，找某某……这对我来说当然太难了。他直接把钱退给我，等会儿自己要去帮我退票，这明显不是份内的事。 但是，这位哥们儿明明穿着制服呢。这一点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自足的个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产生活观察）
免责声明：文章里的“精英”一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不代表本人对其品德、操行、价值观的认可。你可以将其替换为“成功人士”“有钱人”等。 这届年轻人对这届精英的恨意，到了我们再也不能无视的地步。 最近短短几天，两个大炸弹在舆论斗争的前沿阵地——微博，相继引爆。 响声震天动地，失聪者也能听得见。 一向风评不错的演员张国立，深夜发了一条微博： 收工、记不清这是第几个大夜班了。 明星晒辛苦，虽然有点矫情，但也是常规操作。但是这届年轻人忍不了。 “我特么天天上夜班，一个班一百多块钱，咋这么矫情呢” “下次把日薪透露下，我们跟老师一起开心” 张国立有点委屈，隔了几天继续发博： “还是大夜，发了就还会着骂。但我却恨不起来，因为我一个老人还在开心工作着。” 这次粉丝比较给力，基本控制住了局面。另一个姓张的就没这么幸运了。 五四这天，腾讯公关总监张军直接被骂上了热搜。 “当我们忙着做各种致敬青年的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 加上标点符号，不到30个字，影响力却堪比萨拉热窝的那把手枪。青年们床都没下，便纷纷操起新时代的手雷——手枪，向张军掷去。 炮火之猛烈与持久，令人叹为观止。 “你们腾讯的老年人，就会搞些无病呻吟的策划。天天想着骗点击赚流量，一天不炒作会死，还是一天不抄袭会死？” “黄鼠狼给鸡拜年鸡居然还没起床” 我必须摘引的一条是： “我不睡觉干嘛？去你家把你抓出来挂在路灯上吗？” 发言者是一位女网友，头像写着“女同性恋”四个字。巾帼不让须眉。 张军说的那句话，或许是个调侃或玩笑。但是怒火中烧的这届青年，才没有功夫分辨，大家认定这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中年精英，大过节的存心给年轻人添堵。 其实，张国立和张军说了什么，并不重要。熔岩在地表下横行，总能找到突破口。他俩就是那倒霉的火山口。 他们是替整个精英群体背锅。如果你属于精英群体，就没有理由幸灾乐祸。因为击鼓传雷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刺激的还在后头。 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精英，可以参考以下标准：工资在当地平均工资两倍以上；或一线城市买了房；或在50人以上的企业做到中高层。 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不能客观认识自己的位置，必须提醒一句：是不是精英，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由收入、财富比你低的人说了算。 统计局权威数字：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全年）。 重要的问题是，年轻人这么大的恨意，从哪里来？又会向哪里去？ 仇恨的源头：房价高，工资低，工作累。 年轻人在日常中感受到的内卷和焦虑，发泄为冲向张国立和张军们的滔滔怒流。 理性分析的话，这仇报得不符合“冤有头债有主”的古典原则。张国立挣多少钱，是市场给的。张军挣多少钱，是腾讯给的。 他们都没有从骂他们的年轻人那里偷钱抢钱，骂他们的年轻人也不是受他们虐待的下属。 但是年轻人要喷你，不需要理由。你也没有办法挨个去讲理。 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场时代病，病症表现在年轻人身上，病根和药方却不能到年轻人身上去找，而只能去精英身上找。 每一代年轻人都会有一个愤怒期。他们的能量，可以用来建设，也可以用来破坏；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可以通往天堂，也可以通往地狱。 如何应对年轻人的愤怒，取决于精英群体。年轻人是被动的，精英是主动的。 但是问题的困难之处就在于，精英群体并未表现出要负责任的意识，和能负责任的能力。 这两天还有一个被骂惨的名人，是前时尚集团总裁苏芒，跟张国立张军相比，苏芒挨骂一点都不冤。 她在节目里谈起“内卷”，把这个词当成一个网络流行词，而且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解释： “内卷是一种竞争压力，来自于欲望和惰性的差距”。 本来想飙金句，结果飙砸了。 内卷原本是指整个社会处于无效竞争、低效竞争的状态。苏芒把它说成年轻人不想参与竞争，想过好日子却又不愿意奋斗，当然是离题万里。 苏芒的言外之意是，你看我，我的成功配得上我的勤奋。 别人的痛苦之源，她的优越之源。不挨骂才怪。 我劝明星朋友们，不要轻易谈论这些自己并不真正理解的社会议题。形势已经变了。不是名人说什么大众都说香的时代了。 我并不赞同那些敌视所有精英的年轻人。愤怒可以，但光有愤怒，不能让我们摆脱眼前的困境，反而有可能驱使我们为其他人火中取栗。 但我还是认为，这个问题能否有解，取决于精英群体的作为。 精英们，醒一醒！ 追根溯源，精英之为精英，不在于年入多少万、家有几套房、孩子上哈佛剑桥，而在于能否作为一支自主的力量行动起来，解答这个社会的重大问题。 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小群暴发户，和一大群对这群暴发户愤怒不已的年轻人，是极度危险的。 三角笔记：每一代年轻人都会有一个愤怒期。他们的能量，可以用来建设，也可以用来破坏；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可以通往天堂，也可以通往地狱。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间三角）
现年51岁的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放弃美国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他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他于之前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关于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旨演讲。 我们的大学在科研上的导向，就是指挥师生在西方杂志出版文章。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这是我国大学导向的最大问题。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 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悟空智能科技，文章现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