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員工爆公司發放過期中秋月餅 食後集體腹瀉
2026 年 9 月 22 日
最近网上叫嚣着“中国可以没有星巴克，不可以没有警察”，所谓“星巴克驱赶警察事件”，让我想到了2007年央视主持人芮成钢掀起的“从故宫驱逐星巴克”事件。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背后是同样的病态观念作祟。 01 观念水平决定经济发展水平 大约十几年前，和一群朋友聚餐时聊天，聊到一个“世纪谜题”，就是俄罗斯的经济为什么搞不好。就算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再罪大恶极，以俄罗斯的经济禀赋，二十年也该缓过来了。可是，偏偏就没有。 看看这边，十年浩劫可谓损失惨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吗？可俄罗斯愣是缓不过来。争论得很激烈，一堆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慷慨陈词、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大家想起来了，犄角旮旯里坐着一位老兄是和老毛子做外贸的行家，他应该有发言权，于是请他发言。 这位兄弟悠悠然说：“各位老师说了那么多，我读书少，也不懂这些大道理。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非要我说的话，老毛子的经济搞不起来，主要就是不会做生意。”众人以沉默之姿表达了“愿闻其详”。 于是，他说了一段经商的经历：当年俄罗斯有家铅笔厂，规模很大，积压了大量存货，工资都发不出了。外交机构的朋友搭线。让他去看看，他就去了。看下来货还不错，他有意向购买，就向老毛子厂长提出，“货全包，价格打八折”。没想到，老头子勃然大怒开骂，中国奸商薅俄罗斯羊毛之类的义正辞严。这生意当然谈不下去了，只能作罢。 “中国买菜的都懂攒堆卖要打折，老毛子一个大厂厂长不懂。做个买卖总往歪处想，他们的经济能搞得好吗？”那位朋友如此总结。 他的段子没有说服那些专家学者，但是说服了我。经济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离不开观念，制度也好、行为也罢，无非都是观念的结果。观念的水平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 时至今日，就算强横如普京，也只能“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广东省”，观念的桎梏如此。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观念水平也在大幅倒退。这次“星巴克驱赶警察”事件中，暴露无疑。 02 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作妖 事件爆发伊始，就很不正常。一家咖啡连锁店而已，有几个胆子无缘无故地“驱赶警察”？就算是外资品牌又如何，这几年外资企业走的走、撤的撤，灰头土脸。 何况星巴克又不是什么神秘的高端场所，很多人都去过，也没听说谁被无理驱赶了。怎么就敢“驱赶警察”了呢？ 这鸡毛蒜皮、稀里糊涂的事就稀里糊涂地上了热搜，上了热搜不算，还有官媒出来背书了，急不可耐至于斯也。 这几年官媒在这类舆论热点事件中的表现，着实让人看不懂。不调查、不采访，跳过事实查证环节，直接开启喷子模式，稍微靠谱一点的自媒体都不带这么玩的。可是我们的官媒就是这么勇敢，只能点赞并表示惹不起。 事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暴热起来，直到星巴克的“道歉”才有了一点真相。按照星巴克的说法，此事源于“门店伙伴”(即门店店员)与当事民警协调座位时“言语不妥引发沟通误会”，“事件过程中不存在网传的‘驱赶民警’及‘投诉民警’的情况。” 特意说明了没有“投诉民警”，也挺滑稽的，原来投诉系统只能看不能用。 有人说星巴克的说法是避重就轻，那能有多重呢？涉事的地方警方是否也应该给一个说法？追根溯源，我们的警察为什么会在星巴克出现？ 如果这是警察的工作时间，那么警方在星巴克开展什么工作呢？开会讨论，星巴克显然不是合适的地点。蹲点埋伏，制服是不是太惹眼了？如果就是去查星巴克的，那是什么案子、有什么手续证明？总不会是警察在上班时间泡咖啡馆摸鱼？ 被围攻的星巴克，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芮成钢 如果不是工作时间，就算穿着制服，也不过是普通路人，没有妨碍店家正常经营的特权。霸座请出也无不可，换个位子更属于客气。 不是穿着制服就是履行公务，警察制服不是特权。公职人员没有特权，这既是社会常识，也是我们社会治理、警务管理中长期强调的。星巴克的门店是正规的营业场所，企业有合法合规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受到无理的侵犯。 这些观念都属于常识。如果中国商家真能理直气壮地请走妨碍正常经营的警察，那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是成功的。 如果把事件中的“星巴克”换成什么路边摊、苍蝇馆子，这事还能上热搜吗？即便上了热搜，舆论风向也很难说向着谁。 说白了，这事就是冲着“星巴克”的洋品牌去的，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作妖。 03 芮成钢们的成功，是危险的信号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一事件的炒作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区区一个门店店员和当地警察的口角，却被炒作成了“中国可以没有星巴克，不可以没有警察”的高度对立，明显是精心准备的套路。这是逼着我们在星巴克和警察之间二选一，谁给了这些喷子那么大的权力？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离奇。什么跑到人家店里去吃螺蛳粉的，给星巴克门店送白花的，是什么样的闲汉二流子在作妖？普通人哪有这个闲工夫？这些“行为艺术”背后有没有利益动机，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无理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恶心行为，居然赢得网上的一片叫好。上亿的点击、传播，不可能全是水军的杰作。恶行恣意，反映了更普遍的社会问题。 这种绑架社会舆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却在近些年来愈演愈烈。鸿星尔克事件，其他企业的直播间被攻陷。动辄针对洋品牌的围攻，从线上蔓延到线下，到商家专卖店去堵门、谩骂店员。 这些打着所谓爱国旗号的恶行，是向全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那些兴风作浪的始作俑者，真是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怀吗？ 一个社会，让喷子成功地获得操弄舆论的权力，是很可悲的。当喷子因权力而膨胀破裂后露出的底色，是丑恶的。 2007年，央视主持人芮成钢掀起了从故宫驱逐星巴克的浪潮，大获成功。可是，2015年官媒给锒铛入狱的芮成钢“盖棺定论”——“心太大、急于成名、发财、升官”。这是绝代喷子的结局和底色。 芮成钢也是观念的产物，扭曲的病态观念需要这样一个占据高位的代言人。 他的身败名裂并没有制止那些制造他的病态观念继续传播，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长此以往，我很担心二十年后中国经济成了印度、越南饭桌酒局的谈资。 “他们的经济曾经很成功，怎么就不行了呢？”“因为他们总是想歪歪了，买卖都干不下去”。那就真悲剧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侃财）
南周《被拐六年》全文，供查找不到的朋友阅读。被拐卖的受害人当时只有14岁，是北京的一名初中女生。记者的文字没有半点声泪俱下的控诉，但仅仅是朴实的描写，已经让人触目惊心。 2022年，我们不能对这样的滔天罪恶继续沉默。沉默助长罪恶，沉默即帮凶。对拐卖人口这种古老的犯罪，我们这一代人有义务说出：“够了！” 《被拐六年》 早晨起来妈妈顺手拿起衣服准备给女儿穿，张小丫说：“妈妈我都２0岁了，你还给我穿呀？”妈妈一惊，手停下来，眼泪奔涌而出。 失而复得的女儿已不是她１４岁的小丫丫了。女儿在被拐卖的６年里，已经变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和妈妈记忆中的６年前的１４岁的女儿不一样了。 这６年是她一无所知的６年，是她的母爱无论怎样深厚怎样博大都无法触及的一个黑洞。 女儿的身体已不是６年前像蓓蕾一样的稚嫩了，手和脚还留在少女时代，很细小，但身体已是少妇的了，身上还有明显的生育的痕迹，少女和少妇不协调地组合在女儿身上，很刺眼。 拐卖 1994年12月19日，张小丫早晨起床有点发烧。她刚做阑尾手术刀口还没好利索。但期末考试在即，她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爸爸说别去了，她说不行，并说晚上有晚自习，让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红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牛仔大衣，边下楼边和我们说着话，早晨起来我怕她来不及，衣服都是我给她穿的。这就是她最后的样子，这样子老在我眼前晃，６年没变过。”小丫的妈妈说。 张小丫：“那是早晨６点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马路边的小店铺都没有开门，路上也没什么人。前面停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２０多岁的女孩子，挺时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来问路，她问我到世界公园怎么走，我就告诉了她，可她好像怎么也听不懂，我给她说了好几遍，她说上车再说吧，我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上车后，她让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来，牛奶是热的，在一个保温瓶里，洒了我满身都是。我忽然困起来，车子过没过学校门口我就不知道了。” 张小丫那一天从家走出不过１００多米远就消失了。而她的学校————北京丰台区一中也就离她家３００多米远。这里在丰台火车站的背后，有一个铁路的岔口，小店铺把马路挤得很窄，路边堆着垃圾，操各种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小路的拐弯处就是学校。 小丫的爸爸说，小丫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的店。中午的时候张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姥姥家去吃饭，爸爸去学校找，老师说没来呀。 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风，爸爸和亲人们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来来往往的列车。这时正是民工回乡过年的日子，爸爸的心里早就慌了。第二天学校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小丫是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店门口被人弄上了车。 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证，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张小丫７０岁的爷爷当即脑溢血，不久死去。 张小丫：“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我躺在一间屋子的沙发上，屋里点着灯，一些人在灯下吃饭。我说我要回家，哭起来，一个男人过来开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脱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学生证，连我书包里的红领巾也拿走了，然后把我往一间小黑屋里推。我不进去，拼命挣扎，那个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顿，把我拖进小屋，门从外边锁上了。” “我当时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药力可能还没过去，也吓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门，第二天才看清这是一间没窗、没电灯、没床、没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从门缝透进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们有时一天开一次门送进一点冷饭或凉水，然后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里，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张小丫的妈妈觉得女儿没被冻死是个奇迹，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她反复问女儿：发烧是怎么好的？阑尾的刀口是怎么长好的？发没发炎？晚上没被子盖怎么能睡？嗓子哭哑没有？有没有得感冒？张小丫都说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记得。她的右手受伤，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是被打的还是她拽着门框不走硬拉伤的。 但她记得她反复喊的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张氏夫妇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跑了全国十来个省的五六十个县市。他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自印了三四万元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 ６年，他们都奔波在寻女的路上了。６年中经他们找到线索解救出的张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个。一次在湖南一个也姓张长得也极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会哭不会说话了，张氏夫妇转身走时，有人说，看，多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丢下不管了。 张师傅说：“要是我女儿就是尸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说完，已是满脸的泪水。 张氏夫妇不知道，他们心爱的独生女就被卖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离北京只有十元钱的车票钱。甚至后来有同村人看到了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问小丫：你爸爸说有重谢给多少钱？ 强奸 张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里关了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门开了，一伙人准备了一辆三轮小拖拉机，要把我弄上车，我说我要回家，他们不说话硬要把我往车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个男人又把我打了一顿。我上了车一个劲地要往下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车箱里，用屁股坐着我，就这么坐了一路，我的脸贴在车箱底下，喘不过来气，也哭不出来了。” 张小丫后来才渐渐知道，关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样，是买她的男人田志宾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顿豆夏村。 张小丫：“我关在一间屋里，屋里有一张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间屋里吃饭喝酒，我冷极了，饿极了。晚上一个男人开了锁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说话硬脱我的衣服……” 说到这，张小丫坐在沙发上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都要埋到腿里了。 张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我不记得痛不痛，不记得我是不是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后来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记得特别特别地害怕、特别特别地想妈妈。” “强奸”一词是公安部门拘押田志宾的理由，直到这时张小丫才开始用这个词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说时都怯怯的难以出口。她被强奸时只有１４岁半，而田志宾“已经３０多岁了”。 一个星期后小丫被拉到一个地方和这个男人照相，小丫从照相馆里冲出来，边哭边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宾从里追出来，“当街开始打起我来，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管，他把我拉进去和他照相。照相时我穿的是一件旧西服，里面是我的红校服”。 不久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送来了户口本、结婚证。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上写着：刘小红，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５出生，高碑店市肖官营乡人，身份证号码１３２４０４７４０５１５（原号码如此，编者注），与户主的关系：妻子。承办人：户籍民警张金良。上面盖有河北省公安厅高碑店市公安局的户口专用章。 就这样张小丫变成了刘小红，有了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后来小丫才知道，分土地的时候村里人起了争执，有人不愿给她分，村领导只好给她分了半个人的地。 国家公安部和全国妇联的调查人员到高碑店市了解小丫怎么有了户口和结婚证，得到的结论是：该地户籍管理混乱是遗留问题，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有２０００多人。而肖官营乡３万人的户口底卡１９９７年丢了一半，那个叫“刘小红”的人的户口底卡恰恰就在丢失之列。主管户籍民警张金良在１９９７年前还没调来呢，现在假户口本上的签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谁为小丫办的假户口，无法查证。公安人员传唤了田的老姨夫，他拒绝说出办证的途径。而田志样和田志宾则说小丫是他们“捡的”。 一个被贩卖的１４岁的孩子的身份就这样“合法”化了，小丫于是每天都在被“合法”强奸。 张小丫：“有一天田家放起了鞭炮，来了很多人，我被锁在屋里。我从门缝看到了院子里摆了很多桌子，人们在喝酒划拳。晚上田志宾满身酒气地爬上了炕 ……” 过了很久小丫才知道，那天是办她和田志宾的“喜事”。 生育 张小丫刚过１５岁就怀了孕。 张小丫：“没人告诉我我是怎么了，我光知道自己很难受。没人和我说话，大部分时间我被锁在院子里，喂猪、做饭、搓玉米、剥花生。如果饭在他们回来时还没做好，他们就会打我，主要是田志宾和他妈打。他们一家六七口的饭，我又要烧柴看火，又要看着锅里。” “我熬的玉米碴子粥常常是结成了块，他们只好捞了去喂猪。烙了半年的饼才知道烙饼要放油。”这个出生在城里的１４岁的独生女常被田志宾他妈骂—— ——“光知道吃不能干”。 张小丫：“我肚子都已经挺出来了，怀孕大约有五六个月了，一天田志宾的大妹妹（我叫她小姐姐）才对我说，我肚子里有了孩子。我又惊又怕不知该怎么办好。” “知道了我怀孕，田家的人对我看管松了点，秋忙的时候让我上大田里收玉米棒收花生。冬天和小姐姐一起去集市卖瓜子花生。平静（音）集特别难走，要走河堤。我推着半麻袋瓜子大着肚子不敢骑，上堤的时候怎么都推不上去。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在集上站一上午我的受伤的手老抽筋。” 差一个月１６岁的时候，张小丫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是农历三月初七的生日。 张小丫：“前一天我还在干活，肚子痛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了。早晨肚子痛，中午来了一个外村的接生的女人，一直到晚上天黑孩子才生下来。” 她说，“当时我特别特别想妈妈，真想她就在跟前，好让我一把抓住她，我就喊着妈妈不停地哭着。” 张小丫：“生下了孩子，我躺在铺了张席的炕上，他们给了我一碗棒子面粥。没有人给我一句话。喝了一个星期棒子面粥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怎么弄孩子我一点都不懂，田志宾的妈妈整天到地里干活也不教我，都是小姐姐告诉我怎么喂奶怎么抱的，当时她刚出嫁还没孩子。” 孩子吃了她一年多的奶，有了孩子后她和田志宾搬到另一个院里去住，田每天早晨出门深夜回来，孩子和小丫锁在院子里，剥花生搓玉米的活拿进来，干完了由田带出去。孩子和她吃的菜用的东西也都是田带回来。 这样囚禁的生活有四年多。 张小丫：“院子的墙特别高，有一面是邻居猪圈的墙矮一点，但插了玻璃。屋子的窗子都是开向院子的，根本没法出去。” 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人们发现是个哑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还是母女俩被囚禁时间太长的原因，这孩子能帮妈妈搓玉米、剥花生，会给妈妈擦眼泪，听得懂妈妈的指令。妈妈会做的饭就是烙饼、熬粥，活动的地方就是院子、屋里。田志宾从不回来吃饭，只回来睡觉，也从不抱她。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话。直到她逃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听到孩子叫她一声“妈妈”。 出逃 2000年12月9日，张小丫终于逃回北京的家。这一天离她被拐差１０天就整６年了。 为了这次出逃她蓄谋了好几个月。６年中逃过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记得６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给抓回去的时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难受的就是绝望。 张小丫：“一次我从早晨开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乱中一条河过了两次。到了一个村里遇到了一个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让我住她家，说她儿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儿子，第二天带我一起去。“第二天中午她让我买点豆角，吃了饭就走，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们饭还没吃完，田志宾就开着三辆拖拉机带着２０多个人来了。原来那个女人是顿豆夏村嫁到这里来的，给田家打了电话。２０多个人下车虎狼般地扑上来，围着我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只。除了田志宾，那些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个结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这次跑的代价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不能动，但她从未放弃过跑的机会。并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经验了。 一次小姐姐带她到田志宾母亲的院里，她发现田家放钱的小柜子没有锁，她偷出了１００元钱和她的结婚证、户口本，回家缝在棉大衣里。 张小丫：“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就盖在身上。” 怀揣着这个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几个月。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锁门，而田志宾的小妹妹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就扔在门口！而这时天还没完全亮，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 张小丫：“我抓起自行车就冲出了门。我记得小妹妹说过上学的地方在肖官营乡，顺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骑，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突然，我一头栽下了地，往沟底滚。路基下是人家养螃蟹的池子，拉着电网，挨上就完了。我爬起来顾不得痛抓起自行车再跑。原来我以为肖官营乡不远，没想到骑了那么长时间。 “肖官营乡是村里人赶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铺都没有开门。我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面的，说我要去北京，让他拉我去有车的地方。车主要等拉满了人才走，我说给你三十块钱，快拉我去。车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个有很多长途车的地方就叫停车。 “下了车就慌忙上了一辆。一会面包车又转了回来，说，你不是到北京吗，这不是上北京的车，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长途车站吧。 “我买了十块钱的车票。车子老不开，我怕上来认识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来了。开车后我晕车很厉害，一个劲地吐。在良乡司机停了车要我下去吐，我说你们千万要等我，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跑了。 “我又花了三块钱租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带我去良乡派出所。我撕开了棉衣拿出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小丫这才知道她逃了６年的回家路只有４３块钱这么长。 妈妈接到小丫从良乡打来的电话怎么都不相信电话的那头是自己的女儿：“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张氏夫妇看到女儿时惊呆了：女儿竟然还穿着６年前的红校服！只不过那红色已变成了紫黑色。头发脏乱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体抖做一团。 “派出所的人找来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不住地发抖。我一看这孩子腿上还是穿着６年前的一条毛裤。早都是大洞了。毛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你说她能不冷吗！”小丫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劫后 张小丫：“我回到家，家里什么都没变，比我６年前走的时候更破了点，爸爸为找我把我的游戏机都卖了。” 其实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她。回家检查身体，她患有乙型肝炎、胆囊炎，不但没长高，还从１·５４米降到了１·５２米。夜夜发烧，以打点滴度日。因为治病所吃的药有副作用，回家三个月体重一下子长了快三十斤。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６年前断裂了，没法再续上了。 对门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大学了，来看她，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学校给她发了个初中肄业证，其实她初中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在北京这样的文化程度是没法就业的。”全国妇联权益部的李同志说。一家人愁她的将来。爸爸为她报了个电脑学习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电脑，上面的２６个字母她背不下来。又报了一个少儿剑桥英语，两个小时的内容，她用了一个星期才全部把单词查出来。只好放弃了。 现在她整天去练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 还有官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下来，听说要发回高碑店市检察院，小丫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再回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给她办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找了几个律师，人家都劝他别告官，就是告赢了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而她家里欠着债，连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装做没有看见小丫径直走过去了，并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后议论着小丫的事，这让小丫很伤心：“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骑车去买邮票，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她见了我竟不打招呼。” 她没有朋友，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里。她一个人在家里绣花，不敢出门，怕田家的人又来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６年来受的苦难。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 每当说起６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车的经过，她都会加上一句：要不是发烧难受，我也不会上那辆车的。好像有人在责备她犯了错似的。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小丫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导筒现场）
近日来徐州丰县，八孩事件在网上炒的沸沸扬扬，使我想起了三十年前在徐州附近的一个车站，当地村民抢夺拐卖女研究生的事情。当时我在宝鸡到连云港列车车队工作。 那天我添乘，在车站倒交路（倒车）。车站客运侯主任陪我在软席候车室说话。 铁路上，车站和列车是站车一家。处好了，列车让车站帮着买点东西，干部添乘倒交路在软席休息，处理事故时安排食宿……车站呢往车上送人买个卧铺，特别重点的旅客如当地的党政领导，上级领导，关系户，提前打个招呼，车上把软卧留下，摆上果盘，安排吃饭，大家相互都方便，有面子。 我们正说的高兴突听的门外一片哄闹。侯主任皱了一下眉头站起来嘀咕一声：又来了。转头对我说：抱歉，我先去处理一下。我也跟着出来。 门外站台上黑压压一片农民，手里有拿镢头的，有拿铁锨的，还有一个拎了一把杀猪刀，身上还穿着血淋淋的胶布围裙，应该是从杀猪场直接追过来的。 侯主任黑着脸对检票的小王吼：怎么放进来这么多人？小王一脸委屈说：这些人说是你们村的，直接从检票中冲进来。 侯主任吆喝着拨开人群，来到中间。地上瘫坐着一个年轻女子被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搂抱着。他正想询问情况被一壮汉拍一掌说：看啥呢？三，你还在车站当官呢，毛蛋媳妇被人抢走了。 侯主任一脸茫然抬起头说：季哥，谁抢了？ 就是他们。季哥指着眼前的两个警察，还有一个带鸭舌帽斯斯文文的男人。 侯主任对两个警察说，你们是？ 警察跨前一步说：我们是上海公安局的，这两位是化学研究所的莫教授，吴教授。他们的闺女莫华，研究生，五年前来这里考察，被人拐卖了。我们是来解救的。说着掏出了证件。问，你是站长吗？ 侯主任说我不是站长，今天站长书记都去段上开会了，我负责。 那好，请你协助我们解救拐卖妇女。 哦，我知道了。侯主任长吁了一口气。 过后他告诉我，其实他一进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毛蛋媳妇他叫嫂子呢，是拐卖来的，他回家的时候家里人说起过。但不知道是个研究生。 侯主任让小王去把车站公安所长叫来。多带几个人。他害怕在站台上打起来。伤了人事情就大了，他也有责任。 侯主任安排站上的人，把坐在地上的母女送到客运值班室。一个大头，粗脖，谢顶的中年男子冲过来拉住侯主任说，三，我也要进去看着俺媳妇，咱花钱了。侯主任还在犹豫，众人喊：冲进去，别让人跑了。侯主任叹口气说，进去别闹，警察有枪，闹就打死你。毛蛋愣了一下说，俺不闹，不闹。毛蛋和毛蛋他妈都跟进去了。还有几个壮汉堵在门口。 他又把两个警察和季哥，村长请到软席候车室。说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其他的就让站在站台上有一二百人吧。 起初谁也不说话，还是季哥打破沉默，吼道：人不能带走。 为什么？ 为什么，两个人领有结婚证，国家承认。 警察说：婚姻自主。结婚是她本人愿意的吗？ 那也不关（关：当地方言，行），人家花了八百！你把人带走了，钱找谁要去。 警察斜一眼季哥说：花了八百块钱就是买卖妇女，是犯法。 季哥嘴一撇：我们这里这样的事多了，也没见谁说犯法。 警察说：不能因为你们这里这样的事情多，就说这件事不犯法。 季哥说：那钱是彩礼，现在全国娶媳妇都要彩礼，都犯法？如果说犯法，这个媳妇才犯了大法。 警察说，她犯了什么法？ 二邦说：她把亲生的两个孩子都用手捂死了。 你们有什么证据？ 证据？季哥哼一下说：第一个孩子死的蹊跷，大家都很疑惑。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家里人就有了戒防，那天她正捂死孩子的时候，家人冲进去，从她手里抢过孩子。孩子从她手里抢过来的时候还有气。在村上卫生室没有抢救过来，死了。后来她要寻死，把她捆起来才没死得了。 警察听完一脸愕然说，你们举报的这个情况我们不掌握。我们现在是解救拐卖妇女，下面会有专案组跟进调查。但是人今天我们必须要带走。阻拦就是妨碍公务，是犯罪，谁阻拦我们就抓谁。上海的两个警察虽然人长得细皮嫩肉，但是神情很坚毅。 村长看谈不下去，使了个眼色村里人都跟到了门外。然后又把毛蛋和他妈叫了过来。嘀嘀咕咕，争争吵吵了好一会儿。毛蛋和他妈也进屋来了。 大家重新坐好。村长站起来说：你们是执行公务，也很不容易。我们村上作为一级组织，从道理上讲应该配合，但是你们也应该替我们想一想。我们这里自古就穷，城里人找不着老婆，又到乡下来找，我们村里现在还有二十多个三、四十岁的光棍。大家都在买老婆，不买不行啊，再不买就断子绝孙了。这一次我们村上配合你们，让你们把人带走，但是毛蛋家里花的钱要留下。毛蛋后面买媳妇还要花钱。他今年已经42了。如果你们说不关，我就管不了了。 警察还要说话，侯主任急忙把他们拉出门外说：这可能是今天唯一能够带走人的办法，如果不花钱，今天肯定走不了。你还是和他们家人商量一下。 两个警察很无奈把莫教授请了出来。莫教授听完气得哆嗦说：闺女被他们糟蹋成这样，奄奄一息，还要敲诈，天理何在？ 两个警察一脸愧疚骂了一声：他妈的，真没有天理！ 侯主任急忙说：如果今天走不了，夜长梦多，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众人的劝解下，莫教授考虑再三，答应了。 侯主任把村长、毛蛋和他妈叫过来商量价钱。警察问当时花了多少钱？毛蛋说八百，他妈说不行，三千。 为什么？众人愕然。 因为现在买个媳妇要两千元。还有这些年在家里只吃饭，不干活的饭钱，怎么也得一千。三千块，少一分，我抱着她撞火车死在你们面前。毛蛋他妈恶狠狠的说。 莫教授气得浑身发抖，眼泪流下来说：这些年为找孩子，我们跑遍了全国各地，花尽了家资，现在哪里有这么多钱？ 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一百多块钱，三千块钱是一个大数字。 警察悄声问，现在手上有多少？莫教授说只有1500元钱。 侯主任把情况说给村长。村长摇摇头说，这恐怕不关。侯主任请他再去劝劝，最好把事情在今天协商解决了。我们和警察退在门外等着。他们在里头先吵后骂，最后村长拍了桌子才安静下来，村长气哼哼的出来了说：没办法，我只能说到这一步了，两千块钱，把饭钱免了。现在还在骂我是汉奸呢。关，你们就抓紧凑钱，不关，我就走了。 众人面面相觑。 毛蛋一听钱不够，喊一声和他们拼了，站台上的人就要冲进屋里抢人……我急忙让侯主任把两个警察拉到一边说，这不是个讲理的地方，咱们还是抓紧凑点钱，一会儿我们的车来了，先上我们的车，离开这里。你们回去的路费我在车上给你们想法借。如果人被抢走。再解救怕就难了。 莫教授和两个警察思谋再三只好点头。我们几个人又凑了500块钱。 毛蛋他妈极不情愿的数着钱，嘴里骂骂咧咧的。临走毛蛋把吴教授的俄罗斯披肩一把抢走了。侯主任喊：你抢人家披肩干什么？你又没用。毛蛋脖子一梗：顶饭钱。怎么没用，做个包袱皮总关吧。 村长带着人坐着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冒着黑烟回去了。临走季哥对莫教授讲，如果你们家要告这边拐卖妇女，这边就要告你闺女故意杀人，她杀人我们都在场。 侯主任把莫教授一家和两个警察请到软席候车室。吴教授一直抱着闺女莫华痛哭流涕。莫华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目光呆滞，完全是一个农妇，哪里还有一点大学生的模样。莫教授蹲下拉着莫华的手，只是默默的流泪。 后来侯主任告诉我。毛蛋家之所以放人。一个是警察介入了，二是这个媳妇太刚烈，天天寻死，链子拴着还得人看，家里也吃不消了。特别是这一年身体越来越差不要说生孩子，能不能活到年底都难说。如果真死了也就人财两空了，现在她家里愿意出钱，也就落一头算了。 事情过去了大半年，侯主任从站上送人在车上䃼买卧铺，我一看这不是村长吗。他一见我挺高兴说，咦，又见面了。 吃完饭在餐车聊天。我说，咱这买卖妇女的事怎么这么多？村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唉，你不知道咱们这里自古就贫苦，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这里批了四个字：穷山恶水。出了个开国皇帝，还是个乡里的地痞流氓，根子就歪。又重男轻女，都想生男孩，生个女孩都不待见，弃女婴，溺女婴。好点的姑娘都想嫁外地，乡下哪里还有多少媳妇。毛蛋他妈当年也是买来的。 他妈不跑吗？ 跑？怎么跑？追回来往死里打，打怕了，生了孩子就不跑了。莫华刚烈，最后一次追回来腿都打断了，还拴了链子。 就没有跑成的？ 没有。 为什么？ 村里人乡里乡亲的多是亲戚，一家买了媳妇，全村人都替他家盯着，怎么跑？ 哦。我恍然大悟。 那天说莫华杀死了她两个亲生的孩子，是真的吗？我一脸疑惑的问。 当然是真的。当时抢孩子的时候，莫华的手就捂在孩子的嘴上。几个人用力才抢过来，我赶到卫生室的时候孩子满脸紫青，小脸上手印还在。我是看着孩子死的。 那怎么不报警啊？ 报警，怎么报？报了警，莫华肯定要被抓起来。毛蛋家就没有媳妇了。还必定会牵出拐卖妇女的烂事，人家家里不让报。谁去报啊？ 一个能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心里该有多大的仇恨。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唉，谁说不是啊。村长喝口茶：头二年镇上开了几家洗头房。五块钱一次。村里的光棍汉都往那里跑，现在扫黄关了，这些光棍汉没地去了，天天在村里头偷鸡摸狗，打架生事，能烦死。拐卖媳妇这事上上下下都知道，没有人管，也不敢管。 为什么呀？ 你想啊，人家没媳妇你村上，乡上又帮不上忙，人家自己买个媳妇，你不让买？让人家绝后啊。断子绝孙这事谁干呀？ 那就没点儿办法了吗？ 那有啥办法。俺乡上的计生专干说，全国乡下男的比女的多了几千万，只能打光棍。孔子说食色性也。几千万的光棍你让他上面有饭吃，下面空熬呢？下面的问题不解决，拐卖妇女终是个事，这话犯忌，实话难说啊。我们俩一阵默然。 日子过得挺快，一年后又见了侯主任。聊天就聊到了村长。我问，他最近怎样？ 侯主任愣了一下说：死了， 那壮实的一个人，死了？什么病啊？ 没病。 我眼睁的老大。 候主任长叹一口气说，被人毒死了。 毒死了？谁毒死的。 莫教授。 莫教授？ 就是那个研究生莫华华的爹莫教授。 我惊的嘴合不拢。 侯主任说：莫教授两口子把莫华华接回家。她已经得了严重的精神病，时醒时昏。加上长期被铁链子拴着，饥寒交迫，内疾己沉。治病又不配合，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死前断断续续哭诉了这些年几次逃跑都被村里人追回来，两条腿都打断了。每一次蹂躏她都是家族的人当众扒掉裤子，摁着她让二蛋上的。村里人都把她像贼一样防着，帮着二蛋一家人盯着她，她求村里人没有一个肯替她寄封信，她找过村长，村长不仅不管还背地里对二蛋说，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只要有了孩子，就乖了。 莫教授只有一个孩子。听了姑娘的遭遇，一月之间头发全白了。一天莫教授下班回来。家里头安安静静的。走进书房，见桌子上一封信，用一大瓶装满剧毒的药瓶压着。是老伴写的：我走了，替华华报仇。莫教授大惊，冲向卧室。老伴穿戴整齐躺在床上，身体扭曲，两眼怒视，早已没有了气息。 莫教授只感到一口血冲上来，昏死过去。醒来，用战抖的手轻轻的揉着老伴的双眼，慢慢的把老太太的双眼合上，撕了遗书，藏好剧毒药瓶，报了警。 警察法鉴，服毒自杀。 整个老太太的后事都是化学所办的。莫教授整日端坐在椅子上。不睁眼，不说话。所里考虑到他的悲况，让他在家休养，不用去上班。 后来莫教授说想出去散散心，所里很爽快的答应了。其实莫教授已经把所里分给他的住房。转卖给了一个远房的亲戚。 莫教授拿着这些钱。返回在毛蛋他们村的镇上租了房子。通过多次的侦查确定了村里饮用水井位置和每日用水量。计算出了向水井投毒的剂量。 后来，毛蛋他们村里就莫名其妙接二连三的死人，先是年老体弱的，后来年轻体壮的也开始死亡。村里人就恐慌了开始逃亡。上面也重视起来，派了专案组进村侦查，恰好当时有一个重污染的化工厂建在这个村的上风口上。在采集了大量的空气、土壤和水源之后。分析的结论是化工厂重污染，不排除致人死亡。化工厂停产整改，人们陆陆续续的回来，新的一轮死亡又开始了。由于莫教授使用的剧毒是国内少有的。再加上专案组来时他又停止了投毒。所以一直没有检测出来。第三次村里人又逃亡了。村长为配合专案组破案留在村里，最后也死了。 莫教授确认村长死了，便主动向公安局投案自首。留下了事情发生前后的全部相关资料。 侯主任说完，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该文作者劳夫系西安局原社保中心主任，曾任列车段段长
众所周知，花样滑冰是一项特别烧钱的运动。来到冬奥赛场的选手精确到音乐每个节拍的两套节目加起来只有六分半钟，背后却是昂贵的滑冰服和冰鞋、按小时计费的教练与冰场、价格不菲的国际大牌编舞和其它技术专家、帮助选手达到更高水平的理疗师与舞蹈课程、满世界飞来飞去比赛的机票酒店费用……花钱的地方数不胜数，与此相比，花样滑冰职业比赛的奖金却低得离谱。2021年世界锦标赛的单人滑冠军只能拿到6.4万美金的奖金，双人滑和冰舞则要两人分享9万美金的奖金。举例相比，美网公开赛冠军的奖金是250万美金，差距可以说十分悬殊。 花样滑冰是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参与的极低性价比项目？答案却也并非如此。羽生结弦的父母是日本仙台普通职员，青少年时期的比赛服装都是他母亲亲手缝制，普鲁申科的父亲是个木匠，尤利娅·利平内茨卡娅来自经济窘迫的单亲家庭，家境普通的花样滑冰奥运冠军占绝大部分。 恐怕花样滑冰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造星叙事，普通人付出最大的努力站在冰场中央仿佛能脱胎换骨。花样滑冰1990年代风靡美国，家家户户在电视机前先是看南希·凯莉根和托尼娅·哈丁掐架，后是看利平斯基与关颖珊争冠军。随着关颖珊的退役，北美市场逐渐陷入低迷，进入2000年代，金妍儿、浅田真央和羽生结弦把日韩市场炒得异常火热，三名选手如今都身价上亿，2014年索契冬奥会后，俄罗斯市场也重新启动，一批特别优异的女单和双人滑选手成了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明星。无论哪个年代，这项运动在冬奥会上都是最受欢迎的。 成为奥运冠军是每个顶级运动员的梦想，究竟要烧多少钱才能到抵达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的巅峰？ 南希·凯莉根的滑冰服上有11500颗水钻 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的开销账很难计算，因为几乎每个节点都花钱如流水。大部分职业花样滑冰选手在北美训练，一周至少训练六天，通常教练费用在100-140美金一小时，选手一天占用教练一小时的时间，一个月的开销在3000-4000美金，倘若你要在大赛前加课，则一个月在教练费上花掉一万美金都是家常便饭。 另外，“上冰”本身花销也不少，欧美大部分冰场都是盈利性质的商业冰场，平均一小时上冰在12美金左右，国内大部分冰场上冰价位也都在50-80元一小时。职业选手每天要在冰上训练4到6个小时，加上教练费用，每天最低也要花掉160美金。冰上训练结束还有芭蕾舞课、健身房训练、理疗等等费用等着这些职业选手。一旦出现伤病（伤病是家常便饭），则又要加上手术、康复、按摩等费用。 这些是基本标配花费。接下来是编排节目的编舞费用。每个顶级选手都有自己御用的大牌编舞，收费5千到1万美金一套节目，一赛季两套节目花掉将近两万美金。特别有艺术追求的选手还会雇佣专业音乐人为他们剪辑节目，收费在3000到5000美金。 接下来是装备费用。没有华丽服装的花样滑冰是不可想象的。一套高级花样滑冰比赛服最低价位在2000美金。一个赛季便是至少5000美金的开销。花滑服装全部是定制完成，为了配合赛场灯光，需要镶嵌大量水钻。羽生结弦的御用设计师伊藤聪美做过的最贵的服装价值53万日元（约3万人民币）。自己也参加过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的设计师薇拉·王为关颖珊、内森·陈等花样滑冰名将设计滑冰服，其中最著名的是1994年的美国奥运选手南希·凯莉根身上一条镶了11500颗水钻的华丽滑冰裙。凯莉根虽然在冰上很像贵族小姐，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为了她滑冰找了三份工作，其中一份是在冰场开扫冰车。 冰鞋也是很大的开销，冰鞋全部需要根据选手的脚定制完成，虽然大部分职业选手都有专门的冰鞋赞助商，在获得赞助之前，一双冰鞋至少要500-600美金，冰刀也要500美金，一年可能要换两到三双，甚至在冰鞋不合适的情况下要换八、九双也不是不可能。 一旦进入标准赛季，职业选手要参加一系列国内选拔赛、国际大奖赛、国际B级赛和最后的洲际与世界锦标赛。虽然大奖赛以上赛事的主办方通常报销选手的机票酒店，教练的所有费用要选手来承担。一年七、八场比赛，花费不低于一万美金。 综上所述，五万美金一年，是大量自费训练的欧美职业花样滑冰选手的最低开销。2018年代表美国参加冬奥会的亚当·立邦则把真正的年花费定在7万到12万美元之间。“如果你不是世界排名前六的话，基本就是亏本。” 普鲁申科曾经睡在冰场看台上 家境普通的立邦自称有很长一段时间“身无分文”，住在教练家的地下室里，因为买不起吃的，学会从健身房里偷苹果，母亲最终不得不抵押房产为他支付训练费用。从某种意义上说，28岁才第一次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立邦花了至少一百万美金才实现了自己的奥运梦想。 大部分花样滑冰选手都不是贵族出身。在北美、西欧和日韩，花样滑冰运动员自费训练到相对成功，也就是能通过选拔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才会开始有赞助商代言、比赛奖金等收入。对单人滑选手，达到这个水平至少要训练10年，而双人滑和冰舞更是要到接近30岁才是运动员的巅峰时期。很多欧美运动员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训练结束以后需要靠做滑冰教练或者打其它工养活自己，全职在科技公司上班的，在汽修厂里当装配工的都有。除了很少数来自富裕家庭的选手以外，大部分运动员和他们的家庭为了追寻奥运梦想都付出了所有，没有多少退路。北美最典型的现象是家长开车送孩子训练，送孩子比赛，当十几年的免费长途司机，一年可以开到不下一万英里。陈巍的父母多年开车往返盐湖城家中和加州冰场，单程要开10个小时。 俄罗斯的体制则截然不同。俄罗斯运动员从小在官方体育学校或俱乐部训练，教练是体育学校或俱乐部的全职员工，不但不会收取很高的训练费用，比到一定级别还会有工资补贴。这些体育学校训练条件相对较好，很多欧美日韩运动员必须额外付费的舞蹈课程或者理疗师，俄罗斯的体育俱乐部都会配备。对家境普通的孩子来说，练花样滑冰反而是回报率很高的一门手艺。奥运冠军普鲁申科家里很穷，11岁的时候一个人从外省小地方搬到圣彼得堡跟随大牌教练米申训练，付不起大城市房租的时候晚上他只能睡在冰场看台上，除了跳得高，当时基本什么也不会，短短三年后就获得了青少年世锦赛冠军。 丑小鸭变天鹅，灰姑娘变公主的故事在俄罗斯体制当中依然有实现的可能，但与此相伴的是极残酷的内卷竞争。俄罗斯孩子大多3岁开始滑冰，5、6岁就开始很正式的训练并参加正式比赛。加入教练的小组要被教练看上，天赋、身材比例差一些的孩子10岁不到就马上会被淘汰，不会允许他们按自己的节奏自费训练下去。2018年的奥运冠军阿丽娜·扎吉托娃在12、13岁时候也面临过被教练“退货”，职业生涯彻底结束的情况。没有超人的意志力，很难在这种环境中脱颖而出。 疯狂内卷还导致目前的俄罗斯女单选手13岁如果没有出四周跳，基本被判了“死刑”。一位刚年满14岁的俄罗斯少女滑冰选手索菲亚·萨摩戴尔金娜目前能跳比15岁的奥运适龄选手卡米拉·瓦里耶娃更多的四周跳，但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依然感到绝望。在最近的采访中，萨摩戴尔金娜说因为自己生日恰好在冬奥后一年，“生错了年份”。她不能想象自己17、18岁的时候还能跳出四周跳，因此每天祈祷奥运会延期。 另一些国家，如德国、以色列、意大利的花样滑冰选手则会通过参军得到军队提供的资助。这一模式给这些花样滑冰手提供了较好的后盾，使得这些国家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通常较长，哪怕世界排名不太高也可以一直相对体面地比下去。 一些对这项运动不甚关注的小国运动员则境遇比较糟糕。获得2022年欧锦赛第四名的比利时女子单人滑选手亨德里克斯甚至在出发到北京参加冬奥会前几天还在网络上众筹训练费用。亨德里克斯的开销经常通过举办慈善晚宴，给捐款人亲手煮意大利面筹集。 目前在中国，花样滑冰是少数业余商业俱乐部和国家地方队双轨制的运动项目。一个孩子5岁左右开始在俱乐部冰场学习花样滑冰，一开始一年几万的花销到13岁左右可能会达到10-20万一年，滑到参加青少年大奖赛14岁的年龄，总开销不下百万。这个时候让不让孩子走专业路线，成为一些家长心里非常纠结的点。成为花样滑冰奥运冠军好像是场豪赌，它是否值得，谁也无法衡量，但站在奥运冰场中央，身上的水钻闪闪发光的那一刻，是每个职业花样滑冰选手魂牵梦绕的画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
有两位女网友，一位的网名叫@我能抱起120斤，另一位叫@小梦姐姐小拳拳，自驾去丰县探望铁链女。于2022年2月11日晚上九点左右，在江苏徐州丰县精神病医院内上厕所时被抢走了手机。两位女网友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报案者却被拘留了。没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导致被抢，也犯法了？ 两位女网友失联后，12日上午网友给孙楼派出所打电话，对方说已经拘留了，拘留时间以及理由不详，孙楼派出所让等拘留通知书…… 先不说两位女网友是报案的被抢劫受害人，报案反遭拘留有多荒唐，拘留后没有拘留通知书，拘留时间和理由居然“不详”。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两位失联了的女网友会不会被拐卖了？ 当然，这只是怀疑，我怀疑的理由如下： 第一，丰县是个有悠久劫持妇女传统的地方，当地民众与有关部门曾经紧密合作，给外地诱骗、劫持来的妇女落户、办结婚证，已经形成隐秘产业链。两位女网友夜间独闯丰县，如两只肥羊自费送进狼窝，丰县个别人难免一时技痒，就顺手打了两记闷棍。如果操作顺利，丰县的两个老光棍汉又要办喜事了。 第二，铁链女造成的汹涌舆情把丰县推到风口浪尖，年前年后本来是丰县光棍汉办喜事的好日子，却被网民的愤怒声讨给搅了。最近一段时间，人贩子肯定要采取紧缩措施，造成“货”源紧张，丰县“媳妇”市场供应困难的局面。众所周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警方一旦加强打击毒贩，毒品市场就价格飙升，风险越大，价格越高，利润越丰。以此类推，最近丰县被拐妇女的收购价格肯定升到了历史最高点位了。丰县是高祖故里，大流氓崛起的地方，这旮瘩的光棍汉嗜性有瘾，如吸毒部落的瘾君子。再大的风声也压抑不了他们购买性奴的刚需。所以，越是非常时期，地下拐卖黑市越有暴利可图。两位女网友的姿色与修养肯定是A货，拐卖市场上的抢手货。对劫持女性的专业团伙来说，闷棍之下人人平等，只看货色不问来路。“英雄不问出身，劫持不管身份”是高祖故里的光荣传统哦。 第三，看似最危险的时候，可能最安全。丰县专业团伙有丰富的劫持经验，其中的高手有逆向思维的谋略，知道“灯下黑”思维惯性，敢从百万军中取貂蝉活身，乱云飞渡仍从容。马斯克的本家，另一个老马说过：“资本家为百分之一百利润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冒上绞刑架的危险。”拐卖、劫持妇女早就践踏了人间法律，利润更超过百分之三百，案发后顶多三年以上刑期，还没有上绞架的风险，闷棍凭什么不高高举起？那两位女网友是在拘留中还是在闷棍下？拘留了却在等通知，通知若像等待戈多那样，差不多就在闷棍下、铁链中了。在一个没有碧莲的地方，只能低吟：闷棍下，铁链边，芳草天…… 最后，丰县不是女性敢随便去的地方，丰县的口彩主凶——“封县”、“疯县”，是个去了就封起来，然后发疯的地方；丰县就是“风险”，走进丰县就得担风险；丰县索求被拐妇女的“奉献”，给光棍汉传宗接代，为光棍汉解决性瘾。 所以，提醒女网友，千万别去丰县声援铁链女了，真怕“肉馒头打狗——有去无回”啊！这事得让单身男网友去丰县救援、调查，丰县地下拐卖黑市以为来了大宗客户，说不定还会暗中保护呢。 以上说的纯属怀疑和猜测，怀疑和猜测将止于“拘留通知书”。因为已经两天过去了，网民一直没看到丰县方面的“拘留通知书”，只是一般的督促，对方若是不理睬，也没办法呀。所以，我希望“怀疑两位女网友被拐卖了”能倒逼对方发布“拘留通知书”。咱得知道两位女网友到底在哪里不是？万一失踪了，该向谁讨要呀。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千千壑）
今天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和三个华人坐在一辆汽车上。 他们一个50多岁，皮肤黧黑，东北人，我称他“老黑”。 一个40多岁，山东人，脸上最显著的特征是一个红彤彤的酒糟鼻子，我称他“酒糟鼻”。 一个30多岁，河北人，皮肤较白，我称他“小白”。 他们来到美国，最长的有十几年，最短的有七年。 都是偷渡过来的，都没有没有美国户口，都在美国打短工。 他们什么都干，装修、搬家、货运、仓库……只要能赚钱就行。 东北人老黑的偷渡经历很有传奇色彩。 他先去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到古巴，再从古巴到墨西哥。 在墨西哥，蛇头带着他搭梯子爬上美墨边境的高墙。 然后从高墙上跳下去，进入美国。 当时这一批偷渡到美国的，有十几个人，不但有华人，还有古巴人、墨西哥人。 人家的脚都没有扭伤，就他扭伤了。 双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那些人跑得飞快，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只留下老黑一个人躺在地上鬼哭狼嚎。 天亮后，巡逻车过来了，把老黑拉走。 老黑被关了15天，扭伤的脚也治好了，然后就离开了边境线。 他编造了各种谎话，骗取了警察的信任，这才把他放出来。 他一出来，就像鱼归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黑最喜欢说的是分析朝鲜半岛形势。 因为他家距离鸭绿江很近。 他说，朝鲜一定会占领韩国，朝鲜是正统国家，韩国是歪门邪道。 因为朝鲜的名字继承了朝鲜半岛的称呼，所以，朝鲜一定能够打败韩国，邪不压正嘛。 老黑说，要不是那一年美国侵略朝鲜半岛，朝鲜早就解放了韩国。 “朝鲜把韩国平推到大海里喂王八。”他用了“平推”这个词。 我问：“现在朝鲜和韩国，哪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好？” 他说：“不能用老百姓的生活来判断谁是正义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老百姓一定要服从国家利益，朝鲜老百姓再穷，可朝鲜是正统的江山；韩国老百姓再富，可他不是正统的，一定会自取灭亡。” 酒糟鼻的偷渡经历也很传奇。 他是坐着冷藏车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的。 他和几个人藏在冷藏车的里面，外面放着冰块，冰块里放着鱼虾。 入关的时候，美国海关想不到冷藏车的里面还藏着人。 因为零下十几度的冷藏车里，不可能有鲜活的生命在里面。 冷藏车一开进美国，就赶紧驶入一片树林里。 他们这几个人中，有两个冻死了，其余的勉强活下来。 酒糟鼻对“天下形势”很有研究。 他认为，中国一定会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并最终灭亡美国。 他说，中国这些年房价增长非常快，物价也增长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快，经济增长快了，物价房价自然就增长了。 他还说，美国这些年物价房价几乎没有增长，也就疫情期间，增长了一点点，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经济停滞不前，所以，美国一定会被中国超越。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快，所以物价长得快；美国经济不发展，所以物价不涨。 我问：中国和美国谁更厉害？ 酒糟鼻说：那当然是中国厉害，中国联合俄罗斯、朝鲜、越南，可以很轻松地打败美国及其一切走狗。 我说：我听中国的军事专家说，美国的军事实力是世界第一，而且所有的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美国的军事强。 他说：先下手为强，先给美国偷偷放几颗原子弹，美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灭亡了。 我问：那你呢？ 他说：我会提前回到中国。 我笑了笑，连你一个偷渡的都知道要放原子弹了，美国情报部门会不知道？ 小白是坐着货船，从中国直接来到美国的。 移民中介给了小白一张假船员证，小白拿着假船员证，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的货轮。 货轮一到美国，小白拿着假船员证，骗取了美国海关的信任。 然后，他随便上了一辆出租车，向着美国境内狂奔。 小白喜欢谈论历史。 小白在美国通过网络看抗日剧，他对抗日剧津津乐道。 他说，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投降派，要不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抗战，中国早就被日本人占领了。 小白最喜欢看《亮剑》，他说他是把《亮剑》当成历史来看，它通过《亮剑》得出结论：国民党军队都是投降派，蒋介石也是投降派。 小白还和老黑一起探讨朝鲜战争。 小白说：美国坏透了，要不是美国，苏联和咱们、朝鲜联合起来，早就让红旗插遍全世界。 我们在车上坐了两个小时。 基本上是他们口若悬河，我只是倾听。 我问：你们会英语吗？ 他们说：不会。 我问：中国好，还是美国好？ 他们说：当然中国好，美国太差了。 我问：美国这么差，你们为什么要来到美国？ 他们说：美国钱好赚啊，随便干个工作，一月就有很高的收入。要不是美国工资高，我们跑来美国干什么？ 老黑说：前天，我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谈了女朋友，想买辆二手车。我说，要二手车干什么，要买就买新的，爹在美国赚大钱了，车子你随便挑，爹给你付全款。 小白说，他在东莞打过工，一月三四千元，现在在美国干零活，一月有三四万人民币，“美国的工资比国内高多了，傻瓜才会回去。” 我又问：如果现在有飞机让你们免费乘坐，你们愿意回去吗？ 酒糟鼻说：那我不愿意，像我这种年龄，回去了连工作都找不到。 我问：你们以后怎么打算？ 他们都说：想办法弄个美国户口，有了美国户口，哪怕啥都不干，每月都能领钱，吃喝不愁。 我以我的人格发誓，在美国，像老黑酒糟鼻小白这样的偷渡客很多。 我采访过上百名偷渡客。 他们当年通过蛇头，偷渡到美国，一直打黑工，至今没有获得美国国籍。 他们提起美国就咬牙切齿，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坏的国家。 但是，只要听说谁拿到了美国户口，他们就各种羡慕嫉妒恨。 他们表里不一，人格分裂，他们都具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性格。 这种匪夷所思的性格，在文学史上所有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 他们发自内心爱中国，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回中国；他们对美国怀有刻骨仇恨，但是却想尽一切办法留在美国。 我以前采访过一个78岁的中国老太太，在美国做按摩。 你没有看错，确实是在美国做按摩，78岁了，还打扮得花里胡哨，脸上擦着粉，像驴粪蛋蛋上镀了一层霜。 老太太也是偷渡到美国的，沿着厄瓜多尔……巴拿马……墨西哥，历尽艰辛，历经大半年，九死一生偷渡到美国。 她非常热爱中国，最喜欢唱红歌，认为中国什么都比美国好，美国实在糟透了。你要是说一句中国某一方面不好，她就要跳起来打你的耳光。 但是，她就是不愿意回去，她说：“我这么老了，到中国哪里能找到工作？在这里一月还能赚这么多钱，比中国坐办公室的都赚得多。”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孤灯书生）
徐州的“小花梅”事件能够走到今天，可以直白的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小部分的实现了救人的目标，但处理结果距离大家期盼的公平正义还有很远的距离。该事件业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最重要的网络事件之一，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还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其引发的外延影响远远超过了救人本身。 虽然中共控制下的主流媒体在此过程中一直装聋作哑，但是民间自媒体以及部分前媒体人的不舍努力，完全是“踏血寻梅”，还是向整个世界展示了沉默的中国人的另一面。也许光亮不是很多，但终归不曾熄灭也不会熄灭。 说实话，拯救一个被铁链捆住二十年的苦难女性显然还不足以平息这个事件对公众带来的切身震撼。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偏僻角落里远远不止一个“小花梅”。如果不是某些猪队友把八孩的视频作为扶贫样板上传网络，如果不是网友接力使其成为网络热点，如果不是故事的惨烈远远超过了正常人的想象……那么，这样的悲惨世界，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平行世界，毫无阻碍的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岁月静好，无人知晓，无人关心。 但我们要清楚，并不是每一个小花梅都有这样的机遇成为热点，也不是每一条铁链都会如此赤裸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数十年来，那些我们关注不到的角落里面，这样的悲剧天天都在上演。而且可以肯定，今后也不会绝迹。 我们能靠网友声嘶力竭的呐喊去拯救上一个或者下一个小花梅吗？ 显然不能。如果诉求和反思仅仅停留在救人、追责的层面，那么总有一天，当热点消退，这样的故事又会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出现。 这里我岔开谈谈美国。我在美国生活，感觉美国人很多方面其实都很落伍，连警察抓个违章都还在和百年前一样靠人力追。偌大的城市见不到几个摄像头。但是他们在涉及妇女、儿童保护方面，却是不遗余力，手段先进。 比如我刚到美国时发现手机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收到一种会尖叫的信息——安珀警报。这种警报是警方向特定区域的电子设备强制发送的信息，主要就是应用于涉及儿童的犯罪，比如失踪、绑架、伤害等。一旦警方接到该类警情，第一时间就会发出包含照片、车牌、长相等关键特征的信息，所有该区域的电子设备，不管是手机、收音机、电视、广告牌甚至电子邮箱等都会强制弹出该信息，真的做到了天网恢恢。 这个安珀警报，就是源自“安珀被害事件”。1996年1月9岁的安珀·海格曼在德州阿灵顿被绑架，四天后尸体被发现，凶手一直未归案。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德州很快通过了《安珀·海格曼儿童保护法》，这个法律1996年被总统克林顿签发，成为全国性法律。它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了安珀报警系统，确保警方可以在第一时间将警情告知大众。不仅如此，实际上安珀警报出现前，因为另一宗涉及失踪儿童的案件，美国已经在1983年通过了并出台了《失踪儿童援助法案》，设立“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并开通多种语言全天候救助热线，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营救被拐骗儿童。 正是依靠法律、制度和科技手段的完善，目前全美儿童失踪案件的寻回比例从1990年的62%上升到如今的98%。因为一个个案子，推动一项项法律，最终把民间舆论的关注，转变成为国家机器的强制动力，这才是社会性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是一个国家自我修复的长久之计。 反过头来，我们看看徐州。官方的四份通报，一份打一份的脸，份份敷衍，步步被动，完全是在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下被赶着走。说一句不中听的，小地方的政府扛不住压力，也许最终不得不打自己的脸，但是如果往上走一级呢？或者说，地方政府要是不落实，网民的一腔热血又能怎么样呢？ 小花梅的悲剧，既不是一时，也不是一地，深入社会肌体几十年的顽疾，若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网民的热血，够点燃几根火把？如果不从法律层面、社会治理层面去刮骨疗伤，救了一个小花梅又能如何呢。 很多网友认为迫切需要加重人贩子的量刑才遏制此类悲剧，可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人口贩卖市场经久不衰的成因才是悲剧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又和长久以来很多涉及人口政策、经济发展、社会观念、基层吏治等等问题的顽疾息息相关。要消除这些顽疾，恐怕就需要一系列国家制度层面的法律调整，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刮骨疗伤的社会工程。 所以，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公平正义，确实需要社会的每一份子参与，但是不能总是指望底层的参与。它更需要顶层设计的配合。我们今天踏血寻梅，但不希望总是踏血寻梅。良知和热血可以解决一时，但唯有制度和法律才能解决一世。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这几天，归化女运动员谷爱凌刷屏网络。多才多艺、美丽脱俗并夺得冬奥会金牌，她被大家追捧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她出生的家庭，中美两地的教育背景，也被网民津津乐道。 “天才滑雪少年”“斯坦福学霸”“冬奥会冠军”谷爱凌豪华霸气的开挂，成了神话般的存在。看看她成长的历程： 3岁开始滑雪； 9岁全美少年组冠军； 13岁主动去成年组比赛； 14岁拿50块金牌，马术、攀岩、冲浪，越野，足球、田径样样精通； 16岁美国高考接近满分进入斯坦福，同年加入中国国籍； 18岁跻身时尚圈顶流，登上Vogue、ELLE、时尚芭莎封面； 不到19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以最高难度动作夺冠了。 如此彪悍的人生，仿佛是个传说。 更有意思的是对谷爱凌国籍的提问与坊间的议论，她无意中改写了一种传统叙事方式。当被问：“你现在的国籍是什么？你现在还是美国人吗？” 谷爱凌的回答： “我知道我的心地是善良的，我也知道我所做的决定是符合尽可能多的人的共同利益，我觉得这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对于海外优秀人才归国，我们的传统叙事都是“抛弃了优渥的海外生活，毅然回归报效祖国”。回国报效就意味着个人物质利益的受损，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处在不能兼顾的情况，舍小我奉献给大我，是传统叙事的主题。从五十年代海外科学家冲破艰难险阻回归，到二十一世纪初各类人才“谢绝高薪”回国报效，都是在唠个人宁肯吃亏也要让国家赚便宜的嗑，宣传不惜个人受亏待也要厚待国家的故事。 当然，优秀人才有浓郁的家国情怀是肯定的，但在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得到不差于在海外所得的利益，不正是国家强盛的标志吗？优秀人才在国内的生活的“优渥”程度远高于海外，说明咱国更适宜杰出人才栖息，正如谷爱凌所说：“我也知道我所做的决定是符合尽可能多的人的共同利益，我觉得这会带来更大的好处。”这是更好的叙事方式。 谷爱凌勇夺金牌为国争光，她的归化不但给国家带来荣耀，也为自己的发展开拓了辉煌前景。回归或归化“符合共同利益”“带来更多的好处”，没有“毅然回归”式叙事中的“放弃”和吃亏，皆大欢喜的中国故事应该是主旋律了吧。 看看谷爱凌的其他成绩：仅2021年以来，谷爱凌已经成为至少24个品牌的代言人，除了与体育相关的品牌，还有雅诗兰黛、路易威登、IWC万国表、夸克、科勒、元气森林、美的、瑞幸、汤臣倍健、三棵树、慕思寝具等，覆盖了美妆、饮品、家居、电器和保健品等多个行业，甚至还有中国移动、中国银行。 2021年谷爱凌的代言费先是从100万美元涨到150万美元，再到180万美元，目前已经飙升到税后25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500多万元。按照平均180万美元来计算，谷爱凌手握24个代言，商业收入高达4320万美元（约2.75亿人民币）。 有人可能认为，谷爱凌在美国也能得到这些，这是对美国体育市场不太了解才说出的外行话。美国体育市场确实发展充分，但真的不缺一个“谷爱凌”，她在中国则是国宝谷。要说商业价值，美国篮球有勒布朗·詹姆斯、橄榄球有汤姆·布雷迪、网球有大小威廉姆斯姐妹、体操有拜尔斯等影响力巨大的体育明星，冰雪项目同样高手林立。反观中国，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冠军，在刘翔、姚明、李娜之后还处于真空阶段。 谷爱凌的“回归”，对美中来说是“拿有余以补不足”，对中国和谷爱凌都是边际效应最大化。冬奥会在中国举办，中国取得了冬奥成绩历史性突破，谷爱凌给国家雪中送炭，又给自己锦上添花，她本人容貌、身材、成绩上的诸多魅力，使她成为广告界“中国体坛一姐”是指日可待的。 给国雪中送炭，给自己锦上添花，是谷爱凌家国叙事的欢快语法，是对传统悲情叙事的扭转。 谷爱凌的母亲是中国人，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所以还有家国情怀方面的表达。有一些归化运动员没有一点中国血统，就不存在报效不报效的问题。我们把体育的举国体制当做一个优势，但受材质的限制，一放眼世界，发现好多骨骼清奇的练武好胚子，于是向“举球体制”转型，“苟局吐哺，天下归化”，中国会成为全世界优秀运动员的栖息地，越是世界的就越是中国的。将来，如金嘿嘿所说，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竞技场上只有两种旗子：我们的国旗和奥林匹克会旗或其他会旗。 谷爱凌还说过一段很解毒的话：“体育可以团结所有人，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钩。体育是用来团结人类的，而不是分化我们的。” 说得好！体育是团结人类的，是“归化”而不是分化人类的。西方的发达国家更注重体育的商业性，对运动员国籍不太在乎，有愿脱钩的就有想挂钩的，人脱我挂，不亦乐乎？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千千壑）
1 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得金牌，为奥运中国军团摘得了北京冬奥会上的第3金。 自从2019年宣布入籍代表中国征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这位以“北京姑娘”自居的少女，在短短几年中，就迅速蹿红成为了一名现象级的运动员。这次奥运会上的夺冠毫无疑问将给她未来的星途增加新一波助力——事实上，我今天从高铁一路坐回来的公交车上，已经看到沿街的站牌都换成有关她的广告了。 美丽、阳光、帅气、开朗、聪慧，若说谷爱凌身上还有什么可能翻车的争议点，那大概是现在有人质疑她到底有没有真的放弃美国国籍这个事情…… 但信息未明的情况下，我们就权且放下这件事不谈吧。即便国籍问题有争议，她的成绩摆在那里，这个女孩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谷爱凌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完美。据公开资料报道，谷爱凌的爱好十分广泛，除了滑雪，她的爱好清单上还有钢琴、芭蕾、攀岩、骑马、射箭、越野跑、篮球、足球、作词作曲……而且每一样的成绩都很不俗。此外，谷爱凌还已经被美国顶级名校斯坦福录取，还是时尚杂志的签约模特。 很多人在看到这份成绩单时可能已经被晃花了眼，觉得这女孩简直“能者无所不能”。但在我看来，这个成绩单本身，恐怕就是谷爱凌之所以能成功的秘诀所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我们这个时代精英阶层总能“赢得比赛”的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多头下注，分散风险，一点开花，赢者通吃。 谷爱凌的母亲谷燕北大毕业后留学斯坦福，后来在华尔街搞风险投资，还曾在雷曼兄弟公司任职。多头下注、对冲风险这个风投的基本常识她肯定知道。 网络图片 而事实上，在对女儿的培养上，她用了非常典型的风投理念：据她自己介绍经验说，在谷爱凌小时候，她并没有确定对谷爱凌的培养方向，只是想让她尽量多地尝试各种各样的爱好，钢琴芭蕾、骑马射箭、越野足球，啥都尝试一点。直到谷爱凌在滑雪上展露出了天赋之后，她下决心把孩子往这个方向上加力培养。 这种育儿方式其实就非常像风投，因为这位母亲几乎是用了穷举的方式让女儿尝试了所有她有可能出成绩的项目，而我们知道人生而为人，总是会有一两项天赋超于常人，区别只在于他有没有机会发掘自己的这个天赋，并注入资金和精力及时培养起来。 前两天我写足球，有读者留言说得好：“中国一定有梅西那样的足球天才，只不过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搬砖。”谷爱凌如果生在一个中国普通家庭，没有她那样一位既有投资头脑、又有投资实力的母亲在其身后“多头下注”，她充其量可能也就是在某个学校里做一届学霸女神罢了。 捎带说一句，在体育赛事上拿冠军，虽然很难，但也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比如去年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折桂的新科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她2007年生人，2014年7岁的时候才被教练挑中练跳水，此后仅仅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跳水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农家女孩到奥运冠军的转变。 体育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拳怕少壮”，一个奥运冠军的天赋和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他身上花下去的那些金钱、培养。 而互联网时代，讲究的是赢者通吃，一旦谷妈妈的“多头下注”中有一注“中签”，她的回报就是相当丰厚的。据公开报道，2021年谷爱凌的代言费已从100万美元涨到150万美元，再到180万美元，目前已经飙升到税后25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500多万元。按照平均180万美元来计算，谷爱凌手握24个代言，商业收入高达4320万美元（约2.75亿人民币）。可以说，谷爱凌这个女儿，应该就是她妈妈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一次风投。 网络图片 2 当然，我们也不必把谷妈妈的投资术想象得过于高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其实是谁都懂的道理，区别在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精英阶层们有资本玩得起这种风投，而普通人则玩不起——我联想到前两天丰县铁链拴“妻”生八孩的那个董某，这个人的行为虽然令人发指，但他的做法其实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生那么多孩子，他的回答是：“这么多儿子，将来总会有一两个有点出息的吧？” 网络图片 你看，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个董某在育儿问题上，似乎也想做某种“风投”。他和谷妈妈的区别在于一个想靠多养几个儿子来“分散风险”，另一个则是在一个女儿的身上穷举所有可能性来“分散风险”。两种育儿理念，前者“古典”，后者“洋范儿”；前者成本低，后者成本高；前者像董某这样硬来，有违道德和法律，而后者像谷妈妈这样顺势而为，则收获了一片惊叹和赞誉。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的思路其实是高度相似的——细想一下，其实也蛮讽刺的。所以，如果说董某前几天的千夫所指，敲响的是“古典式”多子育儿风投的丧钟，那么谷爱凌时下的众星捧月，则验证了精英式全能育儿风投的成功——只不过这种风投，注定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玩得起。其实在美国现如今的顶层家庭中，不知有多少孩子都在被父母以这样的理念培养，谷爱凌只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罢了——美国精英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完成他们阶层的代际传承。 特朗普女儿伊万卡一家，其实也是这种“模范培养”的典范。 3 我们再深想一步，精英们靠着这种只有他们玩得起的风投战胜普通人，难道只有在体育赛场和育儿上吗？并不，“分散投资”这是他们成功的一贯秘诀。谷爱凌的妈妈谷燕曾经供职于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而说到雷曼这家风投公司，我就想起十年前“占领华尔街”那档子事儿。2008年，由于雷曼公司的投资失利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让大量美国工薪阶层失业。到了2011年开始有大量美国平民百姓喊着口号举着条幅冲进华尔街。初看起来，这些老百姓闹得非常无厘头——他们其实也说不出这些搞风投的华尔街精英们做的有什么缺德的地方，但就是觉得这帮精英们很缺德，所以就跑到“墙街”的地上去一躺，也不说啥，就是不让你们上班了。 但是在这场说不出理由的抗议中，有一个一闪而过的横幅，却给我印象极深：“为什么总是他们赢？”是的，为什么精英们总在赢？我们说，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世界若说有什么最大的变化，那就是全球的精英阶层都在竞相将自己的力量资本化，并利用华尔街这种枢纽进行全球投送：精英们今天投资美国的工厂，明天购买中国的房产，后天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期货。他们用多头下注的理念把自己变得无处不在，从而变得抗风险能力极强。无论油价怎么涨跌，大国如何争衡，甚至经济是好是坏，其实都伤不到这些精英。因为这些风险，都早已被他们计算在了可对冲的范围内。多头下注的好处就是这个。哪怕金融危机来了，甚至一个国家垮掉了，这些精英们无非把这个项目砍掉就是了，甚至可以从做空中赚钱。可是，这种事情，对于那些普通人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本小利薄，在一个行业、一个国度里，压着他们全部的身家。一场风波之后，精英们可能因为多头下注而毫发无伤甚至还赚了，普通人却输得血本无归。你让这些人怎么能平衡呢？百余年前，马克思曾经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百余年后，我们发现，在完成全球大联合的不是无产者，而是精英们。他们用“多头下注”的方式把自己搞得无处不在，所以他们总是稳赚不赔。这样的“谷爱凌”们，怎么可能不赢呢？ 在现代社会，判别一个人属于精英阶层还是普通人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是看他有多少金钱，月入多少万，更不是看他有多少知识和能力，而是看他的生存方式是怎样的。如果他是一个多头下注，什么样的波澜都能保证稳赢不亏的人，那他就是顶层精英。如果他的身家性命，全部只压在一件事上，那他挣再多的钱，有再强的能力，也跟我们一样，是个普通人。这就像在奥运赛场上一样。同样是奥运冠军。谷爱凌和全红婵是一种冠军吗？不是。区别在哪里？区别在谷爱凌即便输了跳台滑雪，她依然是斯坦福学霸、时尚模特。而全红婵如果输了跳水，她就是个普通的农家女孩。这就是普通人和精英的区别——一个多头下注，永不会输，一个孤注一掷，没有退路。 4 那么，顶层精英们多头下注的对象除了育儿与资产，还可以是别的吗？当然可以。在谷爱凌的采访中，我觉得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在介绍自己的故乡时，谷爱凌特别强调：“我的故乡是北京和洛杉矶”。这个介绍其实细想起来是很怪的——一般人介绍自己老家的时候只会说一个，那个她生她长的地方，以谷爱凌而论，虽然她应该是放弃了美国籍，代表中国队参赛，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举手投足间你能很轻易地看出这就是个美国姑娘——她与北京最大的交集，可能仅限于她妈妈给她报的那个“来中国上十天课，能顶在美国一年”的海淀补习班（还是为考斯坦福报的）。那照此说来，她报故乡的时候，直接说自己“老家是洛杉矶”——或者如果怕中国人听了不舒服，干脆不提就算了。可是谷爱凌依然说了，说自己有两个故乡，还说得那么自然而毫无违和……很显然，这位刚刚成年的姑娘所展现的这种高情商，是她善于风投的母亲的遗传和言传身教。一个残酷而略带讽刺的事实是，就连奥运会这种体育赛事，对顶层精英与普通人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对顶层精英来说，它无非一场展现自我的游戏；但对普通人，尤其是底层民众来说，它却是一针乏味生活中的安慰剂。正如前文说的，普通人与精英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没有资本，只能“单头下注”，生活的重压，把他们牢牢摁在了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所属的阶层和所在的国家中。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需求，想要短暂脱离枯燥的工作，观赏新奇的运动，并为自己的国籍而感到骄傲。但在谷爱凌这个个案当中，满足普通大众这三项需求的却是一个与大众完全相反的人——这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当中最让很多人感到别扭的地方吧。当然，如果形势需要，精英们并不在乎作出一种姿态，让大众认为他与他们是同一种人。就像谷爱凌的高情商表态一样：她的故乡可以在北京。这样说其实也算是一种多头下注，至少可以帮助她在中国聚拢很多人气，实属高情商行为——这也是精明的他们为什么总能赢。 5 但精英们老这样多头下注、搞风险对冲，会不会也隐藏着无可对冲的风险呢？其实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双方在东西线战场上打得血流漂杵，但几个主要参战国的王室，其实说起来都是很近的亲戚：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公主，所以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外孙，是当朝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弟。而英王乔治五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又同时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外孙，两人的母亲是亲姐妹，所以他俩也是表兄弟。而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二世，又有同一个曾（外）祖父——沙皇保罗一世，所以这两个人还是远房表兄弟。于是如果从欧洲王室看去，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三个表哥表弟，拉上一堆舅舅、大爷打一场家族内战。很显然，欧洲王室这种长期的彼此联姻，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顶层精英们的一种“多头下注”，只不过下注的赌本不再是金钱而是血缘——即便某个国家打输了，战败的国王依然可以跑到亲戚家去继续当王爷，“不失封侯之位”。比如德皇威廉退位后就去了亲戚荷兰女王威廉明娜那里。这个算盘看起来打得是很精的。但到最后，还是出了问题。因为一战实在太惨烈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灰飞烟灭。可是这些苦难中的普通人打着打着突然抬头一看，发现那些号称和自己同属一国、同仇敌忾的精英贵族们，原来与敌国之间都连着什么曲里拐弯亲。打赢了他们当然得最大的便宜，打输了他们依然“不失封侯之位”。合着唯一有风险的，就是我们这些被迫上战场、无可选择自己国籍和生活的普通人啊！？原来你们压根跟我们不是一帮的。娘的，不干了！所以一战打到最后，各国的民族主义口号都成了反噬本国顶层精英的双刃剑。闹得最凶的沙俄，在十月革命之后居然把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给枪毙了。其实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捕后，他表哥英王乔治五世本来还是很想救一下的，英国外交部门给新生的苏俄政府开了非常优厚的交换条件，比如承诺尼古拉二世的家族永远不会再试图复辟，提供相当可观的黄金作为赎金，甚至还搭送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原稿——这可是苏俄极为看重的原典。可是苏俄政府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把沙皇一家给毙了。后世很多史学家批评这种做法不明智——残不残忍另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但我在读过相关史料之后，发现苏俄的这个决定，恐怕真的代表了那个国家当时的那种民间情绪。就像十年前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美国老百姓一样，沙俄老百姓真的恨透了那帮“跳来跳去”的精英——当初用民族主义大旗忽悠着我们上战场的是你们，如今打得民穷财尽，想“国破家不亡”，想拍拍屁股直接走人的又是你们。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赢的凭什么总是你们？苏卡不列！就是不许你们走！枪毙了算了。这，就是多头下注的精英阶层与无可选择的底层民众碰撞在一起时，一定会出现的悲剧。在这里，我不想指责谁。人性是自由的。普通人被固定在自己生活中是他们的被逼无奈，精英们多头下注、对冲风险，则是他们的自由与权利。但我觉得，精英们也有一种责任，应该在某些事情上，把有些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比如，明确告诉普通人，我们其实不一样。这对他们有好处——至少能帮他们对冲被误解反噬的风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2月4日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国师张艺谋给全世界，奉献了一场美轮美奂的开幕式。 中国人看了喜欢，说张艺谋最懂中国人的浪漫，开幕式晚会太浪漫了。 外国人看了喜欢，说这才是中国人的文化；就连隔壁的日本人看了，都觉得他们的奥运会开幕式，相形见绌。 正应了一句网络流行语：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第二次作为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博得了满堂彩。 然而，张艺谋的另外一部作品，在春节档期上映的电影《狙击手》，票房却垫底了。 一直忙着开幕式的张艺谋，在开幕式结束之后，也开始着急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不忘借着冬奥会，给自己的新片做下宣传：运动员和狙击手都需要锁定目标、意志坚定，才能一击制胜。 如果你知道《狙击手》的票房有多差，你就能理解张艺谋此刻的心情。 (一) 春节档期第五天，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亿元，但《狙击手》的票房才刚刚突破2亿，只占总票房的4%左右。 在春节档期的几部电影中，《狙击手》垫底。比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好，却不及动画片《熊出没》的一半票房，《熊出没》还拿到了4.91亿元的票房。 《狙击手》票房排名第六，与排名第五的《四海》4.5亿的票房，还差了2个小目标。 由此可见，《狙击手》的票房真是差到了极点，连一部动画片都不如。 张艺谋，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但是，与票房格格不入的，是《狙击手》的豆瓣评分，它却拿到了7.7分，比票房冠军《长津湖》的7.2分高出一截。 由此可知，《狙击手》成了一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狙击手》被院线给黑了。 从大年初一开始，各大院线给《狙击手》的排片率就不足10%，而同类题材的《水门桥》，却达到了惊人的31.6%。 排片率低，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一个电影院一天没有几场是《狙击手》 排片率低就算了，《狙击手》的排片时间还非常差，不是早上，就是晚上；黄金时间段，基本上就没有它的身影。 张艺谋，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为了看《狙击手》，消费者必须起早贪黑。 春节过后这几天，天气都非常冷。 大部分人都会睡个懒觉，再去逛商场看电影。天气不好，也会尽早回家，不会为了一部电影，在商场等到这么晚。 看《狙击手》的消费者，那都是真爱，是主动选择。 那些排片率高，排片时间好的影片，很多都是消费者的被动选择。刚好这个时间有这部片，还过去的，那就看吧。 这样的排片率和排片时间，对《狙击手》极为不公平，直接导致《狙击手》的票房开局就非常差。 大年初一，《狙击手》的票房只有4823万，其它几部电影票房全部破2亿，《熊出没》都破了1亿。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开局不利，导致《狙击手》接下来几天的票房，都不理想。 电影票房也会有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出现两极分化。《水门桥》一骑绝尘，其它影片也万马奔腾，只有《狙击手》原地踏步。 国师张艺谋，曾经票房号召力极强的大导演，这辈子哪受过这个委屈啊。 张导是不是得罪了院线背后的资本啊，要不然他们怎么会不谋而合，纷纷给出低排片率和极差的排片时间段呢？ (二) 院线的打压是《狙击手》票房垫底的主要原因，但这部影片本身在宣发上，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宣传严重不足。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部影片在春节上映，也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张艺谋拍的。 张艺谋忙着冬奥会，没有时间宣传情有可原，但宣发公司确实没把工作做好。 难道是宣传经费不足？ 二是片名不知所云。 单看《狙击手》这个片名，真不知道电影要讲什么。 其实，这部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最冷的枪》，讲的是抗美援朝主战役之后的冷枪冷炮的故事。 故事主角的原型，是志愿军中最优秀的射手张桃芳，他曾在32天里，用436发子弹，击毙了214名敌人。 当时中国根本就还没有狙击手的概念，原来的名字就挺好，但上映前却被张艺谋改成了《狙击手》。 这可能是张艺谋有意为之：不想以片名来哗众取宠，只想用内容来征服观众。 三是没有流量明星。 《狙击手》这部电影，张艺谋启用的全部都是新人，没有一个流量明星，甚至连一个大明星都没有。 张艺谋是为了还原故事的真实场景，当时的志愿兵，很多都是十八九岁的少年。 如果使用流量明星，年纪都会偏大，这也背离了这部电影的初衷。 显然，这也是张艺谋有意为之，以他的号召力，流量明星应该是呼之即来。 但他没有，这是他的电影情怀，要让电影返璞归真。 他不想用流量明星来吸引观众，只想以电影本身，来征服观众。 四是与《水门桥》题材相同。 《狙击手》是讲抗美援朝的故事，《水门桥》同样是讲抗美援朝的故事，一个观众一个春节可能只会看一部电影，两个相同题材的情况下，他们只会做二选一。 确切地说，他们只会选择《水门桥》，因为它实在太完美了。 张艺谋，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对《狙击手》来说，《水门桥》这个对手太强大了。 如果不是张艺谋的铁杆粉丝，或者不是战争片的铁杆粉丝，看了《水门桥》的观众，绝对不会再去看《狙击手》。 也就是说，《狙击手》的尴尬存在，它不但拒绝了春节只看一场电影的观众，也拒绝了春节看两场的观众。 像我这样既看了《水门桥》，又回过头去看《狙击手》的观众，应当是极少数。 借用电影《南征北战》的一句经典台词：不是我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这四个因素相互迭加，再加上院线排片不给力，就直接导致了《狙击手》票房垫底。 当然，张艺谋也不一定是被院线黑了；或许正是因为院线看到了《狙击手》的这四个问题，才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安排。 《狙击手》是张艺谋极富电影情怀的一部作品，显然，观众用脚投票，并不为他的情怀买单。 (三) 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晚会，感动了网友，不少网友为院线的排片鸣不平，并表示一定要买一张电影票，支持一把张艺谋。 2月5日，《狙击手》的排片占比依然只有8.6%，但是排片的时间段比之前更加合理，不再是起早贪黑了。 同时，《狙击手》的2月5日的票房超过了5100万，反超了大年初一的4800万。 这是一个好迹象，说明冬奥会开幕式出圈，给《狙击手》带来了宣传的效果。 一些观众，已经开始为张艺谋的情怀买单了。 但是，从数据来看，这只是一次很微弱的反弹，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 据说，《狙击手》的制作成本，达到了4亿元。 目前刚刚突破2亿的票房，不足以覆盖成本。 一部电影的票房，不是所有都归制作方所有的。 其中电影专项基金要拿走5%，增值税要交3.3%，院线和影院要拿走42%左右，剩下的是发行方和制作方分账。 其实，最后落到制作方手上的，大概不到40%。 这里存在制作方和院线的博弈，院线分账多的，会获得更多排片；院线分账少的，会获得更少的排片。 这次院线齐刷刷地给《狙击手》低排片，也有可能是给院线的分账比例低了。 一般业内人士认为，票房是制作成本的3倍，才有可能盈利。 也就是说，《狙击手》的票房要达到12亿元，才有钱赚。票房突破10亿元，才可能不亏钱。 春节档期已经过去5天，《狙击手》的票房才刚刚突破2亿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这句评论国足的经典台词，这回同样适合张艺谋：“留给张艺谋的时间不多了。” 事实上，《狙击手》想要逆风翻盘，真的很难了。 有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的观影人数，同比去年下跌了42%。 今年票价普遍比去年贵，不少城市出现了100元以上的票价，票价上涨而总体票房，同比去年却是下滑的。 去年疫情冲击，不少院线亏了钱，想趁着春节黄金档，回一波血，纷纷提高票价。 但是，这无异于竭泽而渔。院线为了赚钱，吃相有点难看。 疫情之下，院线不容易，消费者也不容易；消费者没赚到钱，票价还升高了，那他们就会用脚投票，选择不看。 这对春节档的打击很大，对《狙击手》的打击更大。 所以，《狙击手》很大可能会亏钱，张艺谋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四) 《狙击手》是一部好电影，看过的都说好，没有差评。 张艺谋是好导演，这毋庸置疑；张艺谋的电影情怀，也是真情怀。 但是，春节档的竞争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 一部电影再好，导演再牛，不符合市场规律，不遵循发行规律，不研究竞争规律，就一定会一败涂地。 观众不为张艺谋的情怀买单，那就得他自己买单。 市场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情怀，它只讲究规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江湖解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