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得金牌,为奥运中国军团摘得了北京冬奥会上的第3金。 自从2019年宣布入籍代表中国征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这位以“北京姑娘”自居的少女,在短短几年中,就迅速蹿红成为了一名现象级的运动员。这次奥运会上的夺冠毫无疑问将给她未来的星途增加新一波助力——事实上,我今天从高铁一路坐回来的公交车上,已经看到沿街的站牌都换成有关她的广告了。 美丽、阳光、帅气、开朗、聪慧,若说谷爱凌身上还有什么可能翻车的争议点,那大概是现在有人质疑她到底有没有真的放弃美国国籍这个事情…… 但信息未明的情况下,我们就权且放下这件事不谈吧。即便国籍问题有争议,她的成绩摆在那里,这个女孩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谷爱凌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完美。据公开资料报道,谷爱凌的爱好十分广泛,除了滑雪,她的爱好清单上还有钢琴、芭蕾、攀岩、骑马、射箭、越野跑、篮球、足球、作词作曲……而且每一样的成绩都很不俗。此外,谷爱凌还已经被美国顶级名校斯坦福录取,还是时尚杂志的签约模特。 很多人在看到这份成绩单时可能已经被晃花了眼,觉得这女孩简直“能者无所不能”。但在我看来,这个成绩单本身,恐怕就是谷爱凌之所以能成功的秘诀所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我们这个时代精英阶层总能“赢得比赛”的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多头下注,分散风险,一点开花,赢者通吃。 谷爱凌的母亲谷燕北大毕业后留学斯坦福,后来在华尔街搞风险投资,还曾在雷曼兄弟公司任职。多头下注、对冲风险这个风投的基本常识她肯定知道。 网络图片 而事实上,在对女儿的培养上,她用了非常典型的风投理念:据她自己介绍经验说,在谷爱凌小时候,她并没有确定对谷爱凌的培养方向,只是想让她尽量多地尝试各种各样的爱好,钢琴芭蕾、骑马射箭、越野足球,啥都尝试一点。直到谷爱凌在滑雪上展露出了天赋之后,她下决心把孩子往这个方向上加力培养。 这种育儿方式其实就非常像风投,因为这位母亲几乎是用了穷举的方式让女儿尝试了所有她有可能出成绩的项目,而我们知道人生而为人,总是会有一两项天赋超于常人,区别只在于他有没有机会发掘自己的这个天赋,并注入资金和精力及时培养起来。 前两天我写足球,有读者留言说得好:“中国一定有梅西那样的足球天才,只不过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搬砖。”谷爱凌如果生在一个中国普通家庭,没有她那样一位既有投资头脑、又有投资实力的母亲在其身后“多头下注”,她充其量可能也就是在某个学校里做一届学霸女神罢了。 捎带说一句,在体育赛事上拿冠军,虽然很难,但也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比如去年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折桂的新科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她2007年生人,2014年7岁的时候才被教练挑中练跳水,此后仅仅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跳水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农家女孩到奥运冠军的转变。 体育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拳怕少壮”,一个奥运冠军的天赋和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他身上花下去的那些金钱、培养。 而互联网时代,讲究的是赢者通吃,一旦谷妈妈的“多头下注”中有一注“中签”,她的回报就是相当丰厚的。据公开报道,2021年谷爱凌的代言费已从100万美元涨到150万美元,再到180万美元,目前已经飙升到税后25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500多万元。按照平均180万美元来计算,谷爱凌手握24个代言,商业收入高达4320万美元(约2.75亿人民币)。可以说,谷爱凌这个女儿,应该就是她妈妈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一次风投。 网络图片 2 当然,我们也不必把谷妈妈的投资术想象得过于高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其实是谁都懂的道理,区别在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精英阶层们有资本玩得起这种风投,而普通人则玩不起——我联想到前两天丰县铁链拴“妻”生八孩的那个董某,这个人的行为虽然令人发指,但他的做法其实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生那么多孩子,他的回答是:“这么多儿子,将来总会有一两个有点出息的吧?” 网络图片 你看,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个董某在育儿问题上,似乎也想做某种“风投”。他和谷妈妈的区别在于一个想靠多养几个儿子来“分散风险”,另一个则是在一个女儿的身上穷举所有可能性来“分散风险”。两种育儿理念,前者“古典”,后者“洋范儿”;前者成本低,后者成本高;前者像董某这样硬来,有违道德和法律,而后者像谷妈妈这样顺势而为,则收获了一片惊叹和赞誉。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的思路其实是高度相似的——细想一下,其实也蛮讽刺的。所以,如果说董某前几天的千夫所指,敲响的是“古典式”多子育儿风投的丧钟,那么谷爱凌时下的众星捧月,则验证了精英式全能育儿风投的成功——只不过这种风投,注定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玩得起。其实在美国现如今的顶层家庭中,不知有多少孩子都在被父母以这样的理念培养,谷爱凌只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罢了——美国精英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完成他们阶层的代际传承。 特朗普女儿伊万卡一家,其实也是这种“模范培养”的典范。 3 我们再深想一步,精英们靠着这种只有他们玩得起的风投战胜普通人,难道只有在体育赛场和育儿上吗?并不,“分散投资”这是他们成功的一贯秘诀。谷爱凌的妈妈谷燕曾经供职于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而说到雷曼这家风投公司,我就想起十年前“占领华尔街”那档子事儿。2008年,由于雷曼公司的投资失利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让大量美国工薪阶层失业。到了2011年开始有大量美国平民百姓喊着口号举着条幅冲进华尔街。初看起来,这些老百姓闹得非常无厘头——他们其实也说不出这些搞风投的华尔街精英们做的有什么缺德的地方,但就是觉得这帮精英们很缺德,所以就跑到“墙街”的地上去一躺,也不说啥,就是不让你们上班了。 但是在这场说不出理由的抗议中,有一个一闪而过的横幅,却给我印象极深:“为什么总是他们赢?”是的,为什么精英们总在赢?我们说,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世界若说有什么最大的变化,那就是全球的精英阶层都在竞相将自己的力量资本化,并利用华尔街这种枢纽进行全球投送:精英们今天投资美国的工厂,明天购买中国的房产,后天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期货。他们用多头下注的理念把自己变得无处不在,从而变得抗风险能力极强。无论油价怎么涨跌,大国如何争衡,甚至经济是好是坏,其实都伤不到这些精英。因为这些风险,都早已被他们计算在了可对冲的范围内。多头下注的好处就是这个。哪怕金融危机来了,甚至一个国家垮掉了,这些精英们无非把这个项目砍掉就是了,甚至可以从做空中赚钱。可是,这种事情,对于那些普通人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本小利薄,在一个行业、一个国度里,压着他们全部的身家。一场风波之后,精英们可能因为多头下注而毫发无伤甚至还赚了,普通人却输得血本无归。你让这些人怎么能平衡呢?百余年前,马克思曾经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百余年后,我们发现,在完成全球大联合的不是无产者,而是精英们。他们用“多头下注”的方式把自己搞得无处不在,所以他们总是稳赚不赔。这样的“谷爱凌”们,怎么可能不赢呢? 在现代社会,判别一个人属于精英阶层还是普通人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是看他有多少金钱,月入多少万,更不是看他有多少知识和能力,而是看他的生存方式是怎样的。如果他是一个多头下注,什么样的波澜都能保证稳赢不亏的人,那他就是顶层精英。如果他的身家性命,全部只压在一件事上,那他挣再多的钱,有再强的能力,也跟我们一样,是个普通人。这就像在奥运赛场上一样。同样是奥运冠军。谷爱凌和全红婵是一种冠军吗?不是。区别在哪里?区别在谷爱凌即便输了跳台滑雪,她依然是斯坦福学霸、时尚模特。而全红婵如果输了跳水,她就是个普通的农家女孩。这就是普通人和精英的区别——一个多头下注,永不会输,一个孤注一掷,没有退路。 4 那么,顶层精英们多头下注的对象除了育儿与资产,还可以是别的吗?当然可以。在谷爱凌的采访中,我觉得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在介绍自己的故乡时,谷爱凌特别强调:“我的故乡是北京和洛杉矶”。这个介绍其实细想起来是很怪的——一般人介绍自己老家的时候只会说一个,那个她生她长的地方,以谷爱凌而论,虽然她应该是放弃了美国籍,代表中国队参赛,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举手投足间你能很轻易地看出这就是个美国姑娘——她与北京最大的交集,可能仅限于她妈妈给她报的那个“来中国上十天课,能顶在美国一年”的海淀补习班(还是为考斯坦福报的)。那照此说来,她报故乡的时候,直接说自己“老家是洛杉矶”——或者如果怕中国人听了不舒服,干脆不提就算了。可是谷爱凌依然说了,说自己有两个故乡,还说得那么自然而毫无违和……很显然,这位刚刚成年的姑娘所展现的这种高情商,是她善于风投的母亲的遗传和言传身教。一个残酷而略带讽刺的事实是,就连奥运会这种体育赛事,对顶层精英与普通人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对顶层精英来说,它无非一场展现自我的游戏;但对普通人,尤其是底层民众来说,它却是一针乏味生活中的安慰剂。正如前文说的,普通人与精英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没有资本,只能“单头下注”,生活的重压,把他们牢牢摁在了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所属的阶层和所在的国家中。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需求,想要短暂脱离枯燥的工作,观赏新奇的运动,并为自己的国籍而感到骄傲。但在谷爱凌这个个案当中,满足普通大众这三项需求的却是一个与大众完全相反的人——这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当中最让很多人感到别扭的地方吧。当然,如果形势需要,精英们并不在乎作出一种姿态,让大众认为他与他们是同一种人。就像谷爱凌的高情商表态一样:她的故乡可以在北京。这样说其实也算是一种多头下注,至少可以帮助她在中国聚拢很多人气,实属高情商行为——这也是精明的他们为什么总能赢。 5 但精英们老这样多头下注、搞风险对冲,会不会也隐藏着无可对冲的风险呢?其实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双方在东西线战场上打得血流漂杵,但几个主要参战国的王室,其实说起来都是很近的亲戚: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公主,所以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外孙,是当朝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弟。而英王乔治五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又同时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外孙,两人的母亲是亲姐妹,所以他俩也是表兄弟。而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二世,又有同一个曾(外)祖父——沙皇保罗一世,所以这两个人还是远房表兄弟。于是如果从欧洲王室看去,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三个表哥表弟,拉上一堆舅舅、大爷打一场家族内战。很显然,欧洲王室这种长期的彼此联姻,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顶层精英们的一种“多头下注”,只不过下注的赌本不再是金钱而是血缘——即便某个国家打输了,战败的国王依然可以跑到亲戚家去继续当王爷,“不失封侯之位”。比如德皇威廉退位后就去了亲戚荷兰女王威廉明娜那里。这个算盘看起来打得是很精的。但到最后,还是出了问题。因为一战实在太惨烈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灰飞烟灭。可是这些苦难中的普通人打着打着突然抬头一看,发现那些号称和自己同属一国、同仇敌忾的精英贵族们,原来与敌国之间都连着什么曲里拐弯亲。打赢了他们当然得最大的便宜,打输了他们依然“不失封侯之位”。合着唯一有风险的,就是我们这些被迫上战场、无可选择自己国籍和生活的普通人啊!?原来你们压根跟我们不是一帮的。娘的,不干了!所以一战打到最后,各国的民族主义口号都成了反噬本国顶层精英的双刃剑。闹得最凶的沙俄,在十月革命之后居然把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给枪毙了。其实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捕后,他表哥英王乔治五世本来还是很想救一下的,英国外交部门给新生的苏俄政府开了非常优厚的交换条件,比如承诺尼古拉二世的家族永远不会再试图复辟,提供相当可观的黄金作为赎金,甚至还搭送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原稿——这可是苏俄极为看重的原典。可是苏俄政府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把沙皇一家给毙了。后世很多史学家批评这种做法不明智——残不残忍另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但我在读过相关史料之后,发现苏俄的这个决定,恐怕真的代表了那个国家当时的那种民间情绪。就像十年前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美国老百姓一样,沙俄老百姓真的恨透了那帮“跳来跳去”的精英——当初用民族主义大旗忽悠着我们上战场的是你们,如今打得民穷财尽,想“国破家不亡”,想拍拍屁股直接走人的又是你们。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赢的凭什么总是你们?苏卡不列!就是不许你们走!枪毙了算了。这,就是多头下注的精英阶层与无可选择的底层民众碰撞在一起时,一定会出现的悲剧。在这里,我不想指责谁。人性是自由的。普通人被固定在自己生活中是他们的被逼无奈,精英们多头下注、对冲风险,则是他们的自由与权利。但我觉得,精英们也有一种责任,应该在某些事情上,把有些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比如,明确告诉普通人,我们其实不一样。这对他们有好处——至少能帮他们对冲被误解反噬的风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2月4日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国师张艺谋给全世界,奉献了一场美轮美奂的开幕式。 中国人看了喜欢,说张艺谋最懂中国人的浪漫,开幕式晚会太浪漫了。 外国人看了喜欢,说这才是中国人的文化;就连隔壁的日本人看了,都觉得他们的奥运会开幕式,相形见绌。 正应了一句网络流行语: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第二次作为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博得了满堂彩。 然而,张艺谋的另外一部作品,在春节档期上映的电影《狙击手》,票房却垫底了。 一直忙着开幕式的张艺谋,在开幕式结束之后,也开始着急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不忘借着冬奥会,给自己的新片做下宣传:运动员和狙击手都需要锁定目标、意志坚定,才能一击制胜。 如果你知道《狙击手》的票房有多差,你就能理解张艺谋此刻的心情。 (一) 春节档期第五天,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亿元,但《狙击手》的票房才刚刚突破2亿,只占总票房的4%左右。 在春节档期的几部电影中,《狙击手》垫底。比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好,却不及动画片《熊出没》的一半票房,《熊出没》还拿到了4.91亿元的票房。 《狙击手》票房排名第六,与排名第五的《四海》4.5亿的票房,还差了2个小目标。 由此可见,《狙击手》的票房真是差到了极点,连一部动画片都不如。 张艺谋,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但是,与票房格格不入的,是《狙击手》的豆瓣评分,它却拿到了7.7分,比票房冠军《长津湖》的7.2分高出一截。 由此可知,《狙击手》成了一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狙击手》被院线给黑了。 从大年初一开始,各大院线给《狙击手》的排片率就不足10%,而同类题材的《水门桥》,却达到了惊人的31.6%。 排片率低,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一个电影院一天没有几场是《狙击手》 排片率低就算了,《狙击手》的排片时间还非常差,不是早上,就是晚上;黄金时间段,基本上就没有它的身影。 张艺谋,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为了看《狙击手》,消费者必须起早贪黑。 春节过后这几天,天气都非常冷。 大部分人都会睡个懒觉,再去逛商场看电影。天气不好,也会尽早回家,不会为了一部电影,在商场等到这么晚。 看《狙击手》的消费者,那都是真爱,是主动选择。 那些排片率高,排片时间好的影片,很多都是消费者的被动选择。刚好这个时间有这部片,还过去的,那就看吧。 这样的排片率和排片时间,对《狙击手》极为不公平,直接导致《狙击手》的票房开局就非常差。 大年初一,《狙击手》的票房只有4823万,其它几部电影票房全部破2亿,《熊出没》都破了1亿。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开局不利,导致《狙击手》接下来几天的票房,都不理想。 电影票房也会有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出现两极分化。《水门桥》一骑绝尘,其它影片也万马奔腾,只有《狙击手》原地踏步。 国师张艺谋,曾经票房号召力极强的大导演,这辈子哪受过这个委屈啊。 张导是不是得罪了院线背后的资本啊,要不然他们怎么会不谋而合,纷纷给出低排片率和极差的排片时间段呢? (二) 院线的打压是《狙击手》票房垫底的主要原因,但这部影片本身在宣发上,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宣传严重不足。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部影片在春节上映,也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张艺谋拍的。 张艺谋忙着冬奥会,没有时间宣传情有可原,但宣发公司确实没把工作做好。 难道是宣传经费不足? 二是片名不知所云。 单看《狙击手》这个片名,真不知道电影要讲什么。 其实,这部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最冷的枪》,讲的是抗美援朝主战役之后的冷枪冷炮的故事。 故事主角的原型,是志愿军中最优秀的射手张桃芳,他曾在32天里,用436发子弹,击毙了214名敌人。 当时中国根本就还没有狙击手的概念,原来的名字就挺好,但上映前却被张艺谋改成了《狙击手》。 这可能是张艺谋有意为之:不想以片名来哗众取宠,只想用内容来征服观众。 三是没有流量明星。 《狙击手》这部电影,张艺谋启用的全部都是新人,没有一个流量明星,甚至连一个大明星都没有。 张艺谋是为了还原故事的真实场景,当时的志愿兵,很多都是十八九岁的少年。 如果使用流量明星,年纪都会偏大,这也背离了这部电影的初衷。 显然,这也是张艺谋有意为之,以他的号召力,流量明星应该是呼之即来。 但他没有,这是他的电影情怀,要让电影返璞归真。 他不想用流量明星来吸引观众,只想以电影本身,来征服观众。 四是与《水门桥》题材相同。 《狙击手》是讲抗美援朝的故事,《水门桥》同样是讲抗美援朝的故事,一个观众一个春节可能只会看一部电影,两个相同题材的情况下,他们只会做二选一。 确切地说,他们只会选择《水门桥》,因为它实在太完美了。 张艺谋,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对《狙击手》来说,《水门桥》这个对手太强大了。 如果不是张艺谋的铁杆粉丝,或者不是战争片的铁杆粉丝,看了《水门桥》的观众,绝对不会再去看《狙击手》。 也就是说,《狙击手》的尴尬存在,它不但拒绝了春节只看一场电影的观众,也拒绝了春节看两场的观众。 像我这样既看了《水门桥》,又回过头去看《狙击手》的观众,应当是极少数。 借用电影《南征北战》的一句经典台词:不是我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这四个因素相互迭加,再加上院线排片不给力,就直接导致了《狙击手》票房垫底。 当然,张艺谋也不一定是被院线黑了;或许正是因为院线看到了《狙击手》的这四个问题,才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安排。 《狙击手》是张艺谋极富电影情怀的一部作品,显然,观众用脚投票,并不为他的情怀买单。 (三) 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晚会,感动了网友,不少网友为院线的排片鸣不平,并表示一定要买一张电影票,支持一把张艺谋。 2月5日,《狙击手》的排片占比依然只有8.6%,但是排片的时间段比之前更加合理,不再是起早贪黑了。 同时,《狙击手》的2月5日的票房超过了5100万,反超了大年初一的4800万。 这是一个好迹象,说明冬奥会开幕式出圈,给《狙击手》带来了宣传的效果。 一些观众,已经开始为张艺谋的情怀买单了。 但是,从数据来看,这只是一次很微弱的反弹,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 据说,《狙击手》的制作成本,达到了4亿元。 目前刚刚突破2亿的票房,不足以覆盖成本。 一部电影的票房,不是所有都归制作方所有的。 其中电影专项基金要拿走5%,增值税要交3.3%,院线和影院要拿走42%左右,剩下的是发行方和制作方分账。 其实,最后落到制作方手上的,大概不到40%。 这里存在制作方和院线的博弈,院线分账多的,会获得更多排片;院线分账少的,会获得更少的排片。 这次院线齐刷刷地给《狙击手》低排片,也有可能是给院线的分账比例低了。 一般业内人士认为,票房是制作成本的3倍,才有可能盈利。 也就是说,《狙击手》的票房要达到12亿元,才有钱赚。票房突破10亿元,才可能不亏钱。 春节档期已经过去5天,《狙击手》的票房才刚刚突破2亿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这句评论国足的经典台词,这回同样适合张艺谋:“留给张艺谋的时间不多了。” 事实上,《狙击手》想要逆风翻盘,真的很难了。 有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的观影人数,同比去年下跌了42%。 今年票价普遍比去年贵,不少城市出现了100元以上的票价,票价上涨而总体票房,同比去年却是下滑的。 去年疫情冲击,不少院线亏了钱,想趁着春节黄金档,回一波血,纷纷提高票价。 但是,这无异于竭泽而渔。院线为了赚钱,吃相有点难看。 疫情之下,院线不容易,消费者也不容易;消费者没赚到钱,票价还升高了,那他们就会用脚投票,选择不看。 这对春节档的打击很大,对《狙击手》的打击更大。 所以,《狙击手》很大可能会亏钱,张艺谋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四) 《狙击手》是一部好电影,看过的都说好,没有差评。 张艺谋是好导演,这毋庸置疑;张艺谋的电影情怀,也是真情怀。 但是,春节档的竞争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 一部电影再好,导演再牛,不符合市场规律,不遵循发行规律,不研究竞争规律,就一定会一败涂地。 观众不为张艺谋的情怀买单,那就得他自己买单。 市场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情怀,它只讲究规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江湖解局 )
铁链拴女事件,徐州官方的第四份公告终于承认“拐卖”的事实,包括八孩父亲在内,三人已经被抓。 就在大家热议此事之时,微博蓝V“徐州守望家园”却发表一篇题为《“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我们可否按一下暂停键”的文章》,对追问此事的网友和自媒体横加指责,并对当地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大加褒扬。 勇叔现在将文章部分“精彩内容”摘录于下: 事情引起社会关注,出发点是好的,可惜的是,我们不是通过正常正规渠道,而是利用网络、平台,恣意表达我们的想法。 极度渲染的描写,把八孩女子纤毫毕现地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今后究竟该如何面对社会? 对事件中的人事无巨细、没有底线的深入挖掘,是否是另一种伤害? 年关期间,政府动用大量人力、时间对事件展开初步调查、通报。 种种对相关部门的口诛笔伐,可否让事情得到理性解决? 所谓的键盘侠和喷子们要的可能只是热闹,甚至是带血的流量而已。 现在不是一味质疑、谩骂的时候,也不是倒查、追责的时候。 …… 网络图片 “徐州守望家园”这一魔幻操作,让网友们几乎惊掉了下巴,它不仅没有平息民愤,反而给高居不下的舆论热度,再次火上浇油。 我查了一下,“徐州守望家园”全名是“徐州市守望家园生态文明建设基金会”。 这是国企徐工集团等多家大企业,组建的一个基金会,看似民间背景,但懂行的人都知道,这种基金会,一般人是很难注册下来的。 而且,“按下暂停键”这篇文章,不仅发在“徐州守望家园”上,包括“徐州热线那些事儿”,“徐州点滴资讯”等本地自媒体都发了,堪称步调一致。 “按下暂停键”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混账文章,这得是多么不要脸,才能写出这种颠倒黑白,毫无人性的文章! 在此,我郑重对“徐州守望家园”的混账文章,给出以下几点反驳: 网络图片 第一:通过网络反映问题,怎么不正常,不正规了?网络是公民行使监督和言论权利的重要渠道,岂容如此贬低和抹黑? 再说,铁链拴女持续几十年时间里,所谓“正常正规”的官方渠道为何都瞎了眼?官方渠道“此路不通”,却怪民众上网发声,这是什么逻辑? 第二:指责公众对于此事的质疑和追问“没有底线”,称热心的网友是“键盘侠和喷子”,要的是“带血的流量“,这是在血口喷人。 看到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像畜生一样被铁链拴着,沦为生育的机器。但凡有点同情心的人都会感到窒息,感到愤怒,公众表达正常的情感,难道都成了罪过? “徐州守望家园”口中的“键盘侠和喷子”,其实是一群最有良知和道德感的公民,没有他们的仗义执言,一路追问,罪恶能有如今被揭开的一天吗? 第三:文章对当地政府工作不吝赞赏,认为当地相关部门的工作很努力,网友不该“口诛笔伐”。 请问,“徐州守望家园”你难道瞎眼了?年关期间,所谓“动用大量人力、时间调查”炮制出的是什么玩意,那两份官方通报都被骂成筛子了,你们还敢在这里洗? 再说,政府部门拿纳税人薪俸,为民办事,本来就天经地义,有什么可以“欣喜”和“感恩”的,如此谄媚的马屁文章,才是“没有底线”吧。 第四:铁链拴女事件还未真相大白,你们就要急不可耐“按下暂停键”了?现在不倒查、追责,请问要等到什么时候? 虽然,第四份公告承认受害者“小花梅”是被拐卖的,但是她的真实年龄至今仍是一个谜,她的婚姻是否被强迫,她是否被强奸,依然没有给出答案,在“小花梅”之外,当地还有多少类似受害女性,我们也无从得知。 所有这一切疑问都未得到解答之前,关于此事的追问怎么能“暂停”,如果真“按下暂停键”,难道不是对恶的宽容和放纵? 至于对相关部门和官员的倒查、追责,这和事件真相本身的调查根本就不冲突,完全可以同步进行。此时不倒查、追责,等舆论热度过后,结果将会怎样? “徐州守望家园”这篇文章,注定要把自己钉在时代的耻辱柱上。 我想说的是,面对令人发指的罪恶,那些要给铁链拴女事件“按下暂停键”的人,他们是罪恶的帮凶,甚至根本不配做人类! “守望”、“文明”,这是多么美好,多么高尚的词汇啊,可是,“徐州市守望家园生态文明建设基金会”,你们配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回归常识)
厨师的故事 入行八年,房产中介大楚第一次见识到郑州楼市如此萧条:整整一个月,主城区面积七八成大的郑州航空港区域,全平台仅仅卖出了个位数的房子——暴雨过后的下半年,就连他这位3000多个房产经纪人里的销冠,也不得不第一次用信用卡应付日常开支。“房子真的卖不动了。”大楚说,年轻的新同事甚至只能靠朋友送的饺子生活,他也开始自己做饭,接济他们。 凋敝的不止地产业,大楚身边,不少朋友陷入了苦苦支撑的地步。去年11月,大楚在自媒体上讲述了一对夫妻“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故事,在郑州得到了广泛传播。 那是一位来自平顶山的丈夫,是个三流厨师,一个月挣六千五,来自周口的妻子在培训班当老师,月薪四千五。打拼多年后,他们在郑州南四环买了一套89平米的小三居,110万,月供4800元。2019年交房后,又借了6万块装修入住,年底妻子怀孕,两口子的生活被幸福包围着。 疫情来临后,他们想着熬过封城几个月就好了,但解封后,南四环几个楼盘的工人都不被允许出去吃饭,强撑了几个月,丈夫所在的小饭馆倒闭了。只有南三环大一点的饭店还在招人,丈夫去刷盘子、削土豆,妻子挺着大肚子依然去上班。 2020年下半年,孩子出生,厨师所在的饭店再次倒闭,妻子的辅导班也没了,年底开始,两夫妻就只能刷信用卡度日,父母想帮忙,但是几亩地一年的收成不够还一个月的贷款。母亲来了郑州照顾孩子,妻子则去超市做了收银员,但在2021年7月20日的暴雨中,超市也被淹了,货架被冲,老板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终于,两口子没有钱再还房贷,断供几个月后,厨师收到了银行的告知书,再不还贷就要拍卖。在饭店做大盘鸡切掉左手小拇指,厨师没哭,炸丸子锅里油烫了一连排水泡时,厨师没哭,但收到函件时,厨师哭了。 这个故事要素丰富,细节丰富,甚至有些过于丰富了,大楚讲述时的哽咽似乎进一步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最高赞的一条评论来自一个30多岁的男人,“我知道这不是杜撰,我把这个视频转给媳妇,我媳妇哇一声哭起来了!”他在这条评论里说,暴雨来临的7月20日,一个阿姨看着酒被冲走跪地痛哭,自己就在身边。 2021年12月,我在郑州见到了大楚,他30岁,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正装,换作一年前,他还没这么空闲,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坐在咖啡馆。 大楚回忆,厨师是他看盘时认识的朋友,他称对方觉得丢脸不愿露面,内容真实,自己只“加工”了一句话——“这个房子虽然在南四环,可能住在主城区的人甚至看不上这个地方,但确实是我远在平顶山的老父亲和村里人聊天唯一的骄傲。” 但他强调,这句话来自自己的亲身感受,他太清楚“一套郑州的房子意味着什么”,根据他统计,93%的购房者是河南本省人,“回老家,村里面的人第一句话就会问,在郑州买房了么,要是买了,全家人都很有面子。” 厨师的故事在短视频平台迅速引起共鸣,大楚收到了好些来自郑州的私信,各行各业的都有,他们讲述了各自类似的不幸——这两年都因为经济形势还不上贷款,“最多的是房产中介和教培(行业)的”。而这些故事另一个共同点则是,他们都是前几年购置的房产,那是郑州楼市的顶点,一个如今看来高不可攀的顶点,“像击鼓传花传到他们手里了”。 靠信用卡支撑的生活 童婉就是在最高点仓促“上车”的。那是2018年,她大学毕业才两年,并没有积蓄。父母也帮不上忙,弟弟正念大学,他们顾不上她。但“(买房)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你明白吗?”这个现年28岁的单身女孩长相酷似明星赵丽颖,说话总带有一种哭腔,因为激动的语速,谈到房子时,这种哭腔变得更为明显。 十多年前,为了童婉上初中,一家人从平顶山来到郑州。最初,他们租在二环内的城中村,下雨天污水汇聚成河,漂浮着死老鼠,散发腐尸味;后来,搬进上世纪建造的老小区,阴暗湿冷,童婉晚上回去被子都是潮的。买房前一年,童婉还躺在病床上,等着手术费到账,可父母却将钱用来给弟弟交了出国参加足球夏令营的保证金,那时她相信“有自己的房子才有安全感。” 疫情来临不久前,她刚辞去工作,理由听起来很年轻人,“觉得自己干的工作不值这个钱。”她当时给楼市自媒体撰文,月薪一万五,她说,随便一篇楼市软文,买点阅读量,开发商就愿意给五万的广告费。 辞职后,她去一家专门在东北办农产品订货会的公司,不久后疫情来临,这份工作黄了;她又去了一家办选秀活动的自媒体,只能领4000元基本工资。去年初,她又踏入了新行业,销售钢材,好的月份能上万,差的时候只能拿个基本工资。 这两年,她能稳定依赖的仅仅是信用卡。负担自己和父母的房租之外,中间有两个月,她实在没能还上房贷,“应该留了黑记录。”如今,透支的7张信用卡已经欠下30多万,压得她踹不过气来,但还得每个月来回倒腾,继续还5850元月供。她需要征信来保住现在这份频繁出差的工作。 大楚身边不少同行也都在靠信用卡和“坚强意志”还房贷。行业不景气,有同事去跑外卖,还有一个同学也是同行,去了一个海上石油勘探平台搭架子,一出海就是半个多月,为了不交物业费,甚至不敢收房。 这个过程可以达到两三年之久,那个同学通过信用卡套现,用“不足额还款”来避免房子被收走,再还上信用卡的利息,来保住信用卡额度,“估计差不多也拖到了极限”。 一些郑州人则在斗争中败下阵来,已经彻底断供。断供一年多后,去年11月,个体老板王本源收到了银行的申请执行书,被申请偿还余下70多万房贷。房子在郑州郊外,2015年购入时7900元一平米,总价超过110万。但现在“六七千都不好卖”。他唯一的愿望是法院能在春节年后再拍卖,或许市场能回暖,他也有更多时间租房搬家。 买房时,王本源刚和家人来到郑州,准备在这里开启全新的酒生意,所有环节都搞定了,2020年的正月十五就要召开订货会,各地的经销商提前达成了数百万的订单意向。但疫情来临后,订货会没了,协议也没法往下走,餐饮业持续承压,投资全打了水漂,坚持几个月后,他解散了公司,开始进入事业的寒冬。 他还有一小部分财产陷入了“烂尾楼”,一个2018年在郑州购入的湖景房,首付一半120万,也已经断供一年多。交房日已经过去一年,依旧只是个水泥架子。 楼盘维权群里,王本源几乎不说话,没有精力。“生存”,他不断说这个词,只想“怎么活下去”。在郑州见面的12月一个上午,他不停接拨电话,试图帮朋友搭桥并从中赚取介绍费,说话时精神抖擞,眼珠不停转动,但一挂电话,陷入沙发上,状态又回归了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 “一指没”往事 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在庆幸自己“上了车”,仿佛买到的不只是房子,更是通往下一个时代的车票——仅仅从大楚的眼神,你就能感受到郑州楼市曾经的疯狂,回忆当年交易盛况,他像在谈论一场经典战役,而他是那个得胜而归的将军。那是2016年,大房企的涌入彻底点燃了全城热情,新闻报道里,隔一段时间冒出一个“楼王”,开发商每周都换上新价目表,置业顾问拉着客人跑步抢房。作为地产中介,大楚迎来了地位最高的日子,忙到“没空主动打电话”,相反,客人不停询问是否买到合适房子,乃至提着水果来店里探望他。 “你猜二手房违约率多少?70%,像我这样能把房子压到低价的,违约率接近百分之百,就(疯狂)到这个程度。”大楚说,这些临时涨价导致的违约都很“和谐”,人们迅速达成赔偿协议,然后投入下一轮买卖。年内几个重点区均价上涨超过50%。大楚说,首付比例、贷款利率、契税,都降到历史低点。 彼时大规模棚改释放巨量资金,也被视作房价暴涨的催化剂。跟很多郑州人一样,大楚提到了前官员吴天君,更准确地说,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外号“一指没”:2012年,吴天君出任郑州市委书记,随后四年多主政期间,他以大胆敢拆的风格著称。有媒体梳理过,吴的讲话中,类似“大刀阔斧”、“势如破竹”等词汇,出现频率非常高。 那几年,郑州人广为流传一个比喻:从高空俯瞰,整座城市就像刚经历了“大地震”——以此来形容到处拆迁的图景。吴天君卸任之时,郑州四环内城中村已悉数拆除;他“落马”后,有郑州市民放了10万响鞭炮庆祝,对此央视新闻曾以《强拆与民心》为题报道。 2016下半年,郑州楼市调控政策紧急出台,但接下来的两三年,好像继续有一种乐观、蓬勃的心态推动着整座城市前行,房价和成交量持续攀升,根据河南楼市网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到2018年,郑州二手房成交均价突破万元,几乎是2014年的两倍,三环内新房价格普遍“站”上2万,作为对比,郑州平均工资大概六千元,最有名的企业是以代工苹果手机闻名的富士康。 在当时的热潮中,连童婉这样没有什么积蓄的年轻人都在赶着入市,她记得,2018年的秋天自己买房时,为抑制楼市,贷款利率已经上浮30%之多,达到6.35%。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彼时童婉仅刷了一张信用卡,就买到了总价超过一百万的小两居。开发商慷慨提供了“0首付”,三年分期还上首付款,就能拿回购房合同。此举并不合规,可在楼市疯狂的年代,大楚说,将近一半郑州楼盘都这样做,违规的大多是本地开发商,有的来自河南其他地市,以激进的策略扩张到郑州。 然而房地产行业在不久后进入史上最严的监管时代,当疫情、洪水,一连串的黑天鹅事件来袭时,一切更变得难以挽回——暴雨过去半年后,一条关于法拍房激增的讯息传播时,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甚至当地媒体都在报道,“两个月内,河南增加5000套法拍房,以13万套总数位居全国第三,其中郑州3万套。” 但郭涛否认了这组数据真实性,他是郑州一家资产处理公司的法拍房业务负责人,“法院就那么多人,执行力度在那放着。”他拿出一叠订好的A4纸,上面整理了最近一个月上架的法拍房,住宅类大概两三百套,过去几年,每个月都差不多这个数字。 只有20%的房源来自按揭,几乎没有例外,都属于“零首付”、“分期首付”情况。不久前,郭涛经手了一笔交易,开发商曾说首付分期贷款已经还上,过户时才发现其实还没还。“房地产市场那几年发展过快了。”坐在18层的办公室,他望着窗外交错林立的北二环高架桥,感慨郑州的发展速度,“相当于把几十年发展,浓缩到了这几年。” 如今郑州不少楼盘正面临着“烂尾”,郭涛介绍,这两年,不良资产显著增加了,这又加剧了断供现象,郭涛估计法拍房数目未来三到五年会明显增加,“在全国都算比较严重。”不过,他相信,“人口还在增加,郑州房价未来肯定还是会涨。” 下车 失去了所有财产的个体老板王本源对未来依旧有期待,白日奔波后,这个50多岁的男人经常在夜里睡不着觉,感到一种“清醒的痛苦”,本就不多的头发越发稀疏。第二天醒来,继续在外人面前装作没事人一样,他卖掉了三台车,穷得连共享单车都舍不得骑,但碰到朋友,只会说“为了锻炼多走路”。 “做生意的大部分受都受影响。”王本源说,他的一个朋友已经吃了两个月泡面,但大家表面上仍要装作若无其事,生意场上,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窘迫是大忌。 王本源现在为家人活着。他的大儿子帮他背上了几十万债务,本来要结婚了,去年因此分了手;小儿子还在上初中,王本源把情况原原本本说了,告诉他自己暂时遇到了困难,但“肯定走出困境”。 这位年过半百仍在生意场上挣扎的父亲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许过不了一年,他就能“重新站起来”,但不时地,他也感到泄气,“关键现在没法赚钱,真的很难。”去年7月20日,暴雨来临时,王本源正在朋友的美容医院筹备营业,指望能从这里获得新的收入,但大水毁掉了一整层的新装修,原本8月营业,现在遥遥无期。 六年前,当他带着在河南鹤壁积攒的财富来到郑州时,梦想着在这里实现阶级的再次跃升,如今的结果,却是“把所有的财富弄得稀里哗啦。”“就不该来郑州。”他壮硕的身子瘫在沙发中,取下眼镜擦了把脸,叹口气说道。 过去十年,郑州人口增长了50%,大多数新移民来自河南其他城市,他们梦想着在这里过上比老家更好的生活,正是这种梦想在过去支撑起了郑州楼市乃至整座城市的发展。 至少目前,这座特大城市遇到了一些麻烦。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消息,2021年11月26日和12月9日,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郑州市市长先后组织召开了两次问题楼盘化解工作专题会议,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 对普通人而言,烂尾楼已经带来切肤之痛。童婉的房子已经“迟到”两年,这让她额外承担着她和父母的房租压力;王本源的上百万资金同样砸在烂尾的湖景房,而他现在“穷得吃不起饭”。 去年12月的一个周日午后,童婉带我去看她的房子。目的地是南三环和东三环交界,除了高层楼盘,这里几乎看不到别的建筑。地铁尚在修建,马路崭新宽阔,鲜有车辆驶过。小区还是购房时的模样,建筑封顶,外立面没上涂料,只有四五个工人在贴瓷砖,可见的变化,仅仅是荒草长得更为旺盛。 但情况看起来确实在改善:曾经被砸的售楼处,如今已经整饬一新,售楼顾问说,她们也刚刚入场,准备重新卖房。 售楼顾问也带来了好消息,开发商已经正式倒闭,当地区政府牵头引入投资方,成立新的公司,通过定点向公务员销售房子获得一笔款项,重新启动这个项目,如果进展顺利,或许2022年底就能竣工。这位售楼顾问很是羡慕童婉,她自己买的那套改善型住房,出自更有名的本土开发商,已经烂尾多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 回去路上,童婉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盘算着,等房子建好就转手,尽管肯定不如买价高,也能从房贷压力中解决出来。“我现在只想‘下车’。”她说。她现在觉得租房也不错,尽管没有暖气,回到家还是很温暖。 至于大楚提到的那个令人伤心的厨师的故事,也有一个不那么糟的结局。大楚说,他白天在饭店打零工,晚上跑代驾或者去做搬运工,“月供暂时还上了,虽然很辛苦。” (童婉、王本源为化名。河南国银房产律师团队创始人李续杰律师对本文提供了重要帮助,特此鸣谢。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这几天谷爱凌在国内大火,很多国人不吝言辞,几乎想尽了一切可用的美好词汇来赞美她。也有很多国内的母亲受此激励,言必称要以谷爱凌的样板鸡娃。 大家激动的心情最好先收一收。因为你家娃即便有幸投胎到美国,滑雪、骑马、射箭之类的运动,玩一玩没问题,但要是想作为职业,光是教练和装备的费用你就付不起。不要说中国父母,就是美国父母,也未必家家都有这个实力。地主家的大小姐再优秀,和你长工家的孩子其实不在一个赛道上。想想可以,想多了不行。 谷爱凌从教育到训练,其实都是在美国,实事求是的说,她完全是美国的环境培养出来的,代表中国夺金也改变不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事实。你如果羡慕谷母为培养她而精心设计的路线,引以为成功的标板,那么其实就像你把邓文迪的人生作为成功路径的定义一样,既看高了自己,又选错了方向。 中国式父母最擅长的就是为子女计。从一点说来,谷爱凌的母亲,确实很厉害。因为在并不缺奥运冠军的美国,冷门项目的金牌商业价值恐怕要大打折扣,论名论利恐怕都和国内无法比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个代表美国参赛的华裔弃儿,年仅17岁出生在安徽六安的凯·欧文斯(Kai Owens)。同样是天才少女,同样是冠军实力。但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她将代表美国,参加自由式滑雪项目的比赛。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凯·欧文斯直言,能够代表美国参赛让她感到很自豪,因为这是她长大的地方,这里有她的家。超越血统,不忘真正的养育之恩,这可能更像一个中国人历来传颂的知恩图报的反馈。 谷爱凌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风评可谓冰火两重天。一贯刨根问底不讲情面的美国媒体此前就对她的国籍问题进行了报道,多有质疑。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是允许双重国籍的,但中国不允许。美国是一个什么信息都喜欢公开的国家,一栋房子一辆车,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到它的具体信息。个人的国籍也是如此。由于涉及税务申报,美国税务部门每年都会将放弃美国国籍的人的信息公开。也就是说,如果谷爱凌放弃了美籍,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到。但很遗憾,在美国税务部门公布的放弃国籍的名单中,至今没有谷爱凌的名字。而且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18岁之前,无论主观意志如何,是不能放弃国籍的。2021年3月1日,谷爱凌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她获得美国高中毕业生“总统学者计划”提名,但此项奖学金仅仅对于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开放,她最终并未获得此项奖学金。 其实在人才流动极为普遍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优秀的人才愿意代表那个国家完全属于个人自由,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是不是应该遵守某些规则。“在美国是美国人,在中国是中国人”,这种两面通吃的话,应付群众可以,应付法律恐怕不够。 如果你在为了利益做出了选择的同时,还超越了规则和法律,那么再谈热爱和高尚,难免让人浮想联翩。谷爱凌此前在美国接受媒体采访,就对质疑闭口不谈。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再一次的国籍质疑,说了一段极为高调的话:“我也不打算浪费时间在没有受过足够教育的人身上,他们可能也永远不会体验到,我有幸每天感受到的喜悦、感激和爱。” 这倒是出生精英阶层的大小姐的大实话,只是过于赤裸,有些伤人。不喜欢你就是“没有受过足够教育”,那这样的人在中国之外,可能有点多。这一点她表现得很不像一个在美国成长的人。我在美国遇见的大部分美国人,即便在表达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很少有如此刺耳直白的表达。他们甚至很忌讳用贬低别人出身的方式,来凸显自己优越——因为这在当今的美国生态中,属于歧视的范畴。 年纪轻轻,天赋过人,单单在国内就坐拥数十个个商业代言的谷爱凌当然是成功的,不仅拿到了奥运金牌,商业价值也水涨船高,数钱都数到手软。但是这样的荣光,属于她本人,属于为她策划的团队,也属于需要她带来荣誉的人。但和普通人的关联度有多高,这可能就见仁见智。 从普通人的层面,我们关注体育,更多的应该关注公平竞技、逆境拼搏、挑战极限等属于人类共有的体育精神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金牌的归属、国家的竞争甚或颜值的高低。 谷爱凌的成功,可以算是她母亲的成功——本质上是一个中国人历来最为推崇的,左右逢源、两边通吃的故事。她的神话,你无法复制;他的荣光,你也无法分享。而铁链女的命运可能跟你关系更大——因为她的耻辱就是你的耻辱,她的命运也有可能成为你的命运。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写了几篇关于丰县铁链女的文章,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拐卖妇女”是个假罪名,是淡化绑架、劫持人口罪行的遮羞布。 过去,略有修养的土匪在抢劫时都会说两句类似米兰达警告的套话:此树由我栽,此路由我开,若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被劫的苦主都明白,这路的产权跟土匪没有一毛钱关系,土匪这么说,只是活跃气氛,不让客商过于恐慌。抢劫就是抢劫,你不能给他定罪名是“拐卖道路”吧?盗匪也把抢来的货物销赃,不能说他是“拐卖货物”吧?但抢劫妇女销赃给光棍汉拘禁强奸,咋就成“拐卖妇女”了呢?不属于自己的人和物,怎么去“卖”?我想把泰山廉价卖了,谁敢买? 贾府里的丫鬟有家生子,也有买来的。但所有买来的丫鬟都与她的法定所有者签有契约,抢骗来的女孩子,根本没法交易。香菱是个例外,但至少卖她的人是她名义上的抚养者。 农村存在彩礼及买卖婚姻,但女方有自主权,即使卖,也是当事人卖自己,并且有悔约退款权,更重要的是,有离婚权。据说铁链女和董某民是有结婚证的,但她能离婚吗? 在万恶的旧社会,迫于生存压力,有父母把女儿卖给青楼,也有自己卖身进青楼的,但还有赎身的自由。被劫持卖给农村光棍汉,被铁链锁住,能有离婚和赎身的自由吗?被卖到青楼做妓女,比被光棍汉“买”去当性奴,哪个更悲催,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嘛。 再说,青楼里还真不敢买被劫持的妇女,不敢给抢劫犯销赃。若不是从所有权人那里购买,没有合法契约手续,真不敢用来历不明的妇女上工接客。并不是说老鸨子比光棍汉更讲道德,因为若有被劫持的妇女被迫接客,万一遇上好心的客人就难免不泄露消息,风险太大了。被劫持当光棍汉的“媳妇”,就可以用铁链子拴住,万无一失。 所以,光棍汉劫持的性奴,虽然冠以“老婆”“媳妇”的幌子,其实比卖到青楼做妓女本质不是一回事。做妓女是买卖,当“媳妇”是被劫持绑架。对铁链子下的性奴来说,若被明码标价卖到青楼做妓女简直就是天堂,至少有赎身的希望呀。 坊间都说解救被“拐卖妇女”很难,全村人都跟警察做对,乡村干部也袒护本地人,这都是惯出来的毛病!解救被绑架人质时,狙击手对歹徒开枪不难吧?关键是罪名设计有问题,“拐卖妇女”这个假罪名遮盖对劫持、绑架罪的雷霆手段。具体到丰县铁链女案件,就是个恶性绑架、拘禁案,根本不存在“解救被拐卖妇女”案情,只有营救人质、抓捕抢劫犯的桥段——狙击手就位,突击队就位,爆破组准备,抓捕抢劫、劫持犯董某民。若董集村村民干扰办案,一并狙击、抓拿。 有关部门什么时候害怕过乡村的地痞流氓?什么时候担忧过村民起哄?多子多福是多么坚强的民间信仰啊,不照样戴环、结扎,谁敢放个硬屁?那些架秧子起哄的村民,哪个不被收拾得服服帖帖? 取消“拐卖妇女”这个腾笑天下的名目,回归名副其实的“绑架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突击各个土匪窝子,看哪个村民敢阻止!凡是阻止抓捕的就是同案犯,一并大刑伺候。村镇干部敢阻挠的就是黑恶势力。拿出当年给他们结扎的魄力来,解救性奴不费吹灰之力。 过去的王朝都是打天下、抢女人和银子,一旦坐稳天下后,就不允许别人抢女人抢银子了。历代王朝对拐骗、劫持妇女处以重刑,都是砍头重罪。不知为什么,我朝法律死刑罪名几十项,唯独对劫持、拘禁强奸妇女这么宽容,是不是因为这些光棍汉都是贫农,成份好的缘故?该醒醒了,劫持妇女蓄性奴是比贩毒比普通抢劫更严重的罪行,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伤疤,是法治社会的眼中钉,该下狠手显示咱还是个文明社会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千万壑)
北京冬奥开幕式相当冷清低调地结束了,整个过程中,朋友圈转发最多的是一张奥运村中国互联网特区指示牌,上面标示着“脸书”“推特”“油管”这些中国公民无法访问的网站。有网友发帖说:一百年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百年后,华人如狗,不得入网。 的确,这些网站是特区内所有参赛国运动员在自己国家都能自由访问的网站,但特区外的中国人不能。 当然,北京冬奥的喜庆被徐州丰县铁链锁脖八孩母亲骇人故事在互联网掀起的怒潮淹没,事发经过是这样的,徐州丰县一老农董某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他一人养八孩的英雄故事被当地官方作为正能量拿来宣传,他的家成了当地博主晒关爱的打卡点,董某也骄傲地在博主视频中宣讲自己的育儿经验。不巧的是,一位博主坚持要拍八孩的母亲,结果拍到了一幕令人惊悚的画面,在一件猪圈般小土坯房里,八孩母亲被铁链拴着脖子,零度的气温母亲衣衫单薄褴褛,土炕上只有一个冷馒头。这就是被英雄爸爸称作智障妈妈的生活场景。 很快真相慢慢浮出水面,这是一起涉嫌人口拐卖,非法囚禁,强奸轮奸等多重刑事罪的案例。人们更发现该村不只有一个被铁链拴起来的女子,而同样命运的女子在徐州还有很多;这就令人怀疑当地是否存在一个被官方默许的人口买卖和性奴市场。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徐州朋友说:这一条罪恶的产业链由来已久,现在依然没有绝迹!这是许多人包括官方都知道的秘密:除了黑恶势力还有公职人员参与。先是强暴被拐女性,再逼其卖淫牟取,最后才贱卖到穷乡僻壤。(中国)每年100多万人走失,20多万少年儿童失踪,找回来的寥寥无几,妇女和女孩大多被拐卖到像丰县这样的穷山僻壤,要么沦为性奴要么沦为生殖工具!她们被凌辱被折磨当牲口一样圈养,甚至被打傻被逼疯。命运被改变人生被毁灭! 网友@陈酿数据库发帖说:在过年前的这一周,我国一度十分流行并且没人深究的买卖儿童和拐卖妇女的事情,火了起来。岁月静好的国人突然惊讶的发现,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在山西,在河北,在江苏,有那么普遍且成熟的买卖妇女儿童产业链,有配套齐全的户口登记系统和婚姻登记系统。所谓民风纯朴的农村,家家户户齐心协力的吃人。所谓热情好客的乡镇,随时就可以把你卖进深渊。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事其实到今天依然十分普遍。 网友@荒川纯发帖说:陈述一下我知道的现实:丰县是我老家,我们村子就有三个妇女是被拐卖来的。小学好朋友的妈 妈因为逃跑被砍掉一只手,印象中每次去朋友家玩她都是沉默着做事,用残缺的手臂包饺子,被拐来的妇女也大都是来自云贵川,有的人被丈夫喂药,有的被殴打沉默。 王亚中律师在微博发文说:八孩妈妈事件不是普通的违法和失职,而是赤裸裸的犯罪。当地官方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能及时切割止损。因为这是一个史诗级的、世界性的、惨绝人寰的丑闻,虽然这种事儿并不鲜见,但敢把这种事儿对着全世界公开直播的,这绝对是第一例,这也是愚昧到极致恬不知耻到极致导致宿主原地爆炸的鲜活案例。 对于这种灭绝人性又被许多人视为寻常的恶劣事件,村一级可以愚昧、镇一级可以护短、县一级可以粉饰,市一级呢?省一级呢?国家一级呢?难道都跟村一级一个水平?全世界关心妇女权益和做人基本权利的人们都众目睽睽地盯着呢。平头百姓们要不要脸的可以无所谓,有头有脸经常在外面混的头面人物们脸上肯定会挂不住。 八孩妈妈事件为什么是一起赤裸裸的犯罪,这还要从八孩妈妈的来历说起。当地官方刚刚发布的第二份通报里说,八孩妈妈是八孩爸爸的父亲在路边捡回来的智障女,这种表述是对第一份通报里关于八孩妈妈不是被拐卖的妇女的补强说辞。即使按照这种表述,八孩爸爸仍然涉嫌另一种犯罪,即强奸罪。 众所周知,智障女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及性防护能力的,路边发现来路不明的智障女,要第一时间报警送交权力机关收容监护。即便八孩妈妈是一个智障女,八孩爸爸的父亲也无权以“收留”的名义将之带回家中当作自家的生育机器,据说八孩爸爸还有一个弟弟,一个面容姣好的智障女,被一家父子三个男人强行“收留”,生下八个孩子,这故事还不够惊悚么?当地官方不抓紧给八个孩子和这家的男人们验DNA亲子关系确定强奸罪的嫌犯都有谁,居然还罗列一系列对这家的救济和帮扶,包括违规给智障女发结婚证,这都是赤裸裸地协同犯罪。有人说,这是地方特色。抓了八孩爸爸,八个孩子谁来养。我真想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孩子们都是未来的希望,如果未来的希望是靠犯罪分子来抚养、撑起的,那么未来就不可能有希望,只会有更多的犯罪。这些孩子们完全可以通过正规收养程序获得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而不是被一个犯罪分子用邪恶的理念喂大,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像狗—样被铁链拴着而无动于衷视作平常。用脚趾头好好想想,当一个八孩爸爸以身作则,培养出八个新一代的八孩爸爸,将有多少无辜的女性会沦落为新一代的八孩妈妈。 (全文转自法广)
国字头的一般都是好东西,如国魂、国士、国学。但也有些坏的,为了强调其坏的危害程度,前面加个“国”字,如国贼、国耻和国足。 国贼可以清除,国耻可以洗雪,可拿国足怎么办呢? 国家太把足球当个事了,给编制,包费用,管足球的领导一大堆,几乎每个球员都有顶戴花翎的机会。豢养足球几十年,虽然没培养出一支好球队,但却培养了一大批处级以上“优秀”干部和富翁。足球训练基地,更像是富翁和干部栽培基地。国足就是寄生在国家肌体上囊肿,舍不得割,又痒痒,得时时挠。挠了几十年,到了切割的时候了。 国足在虎年的大年初一,不负众望地输给了越南,会不会让国家痛下决心,放弃国足?民谚曰:毒蛇在握,壮士断腕。国足倒没有毒性,但四脚蛇在握,也膈应人不是?必须断腕。 国足到了“小岗村”时刻了——权力部门不管你们了,自己谋生路去吧! 权力曾经踌躇满志,不相信搞不好农业,可费心巴力三十年,农民愣是填不饱肚子。被迫放权,让农民自救。权力若抛弃了足球,没准会带来足球的崛起。 权力是以傲慢、任性及自信为特征的,它不相信能有办不到的事,只要集中力量就能办大事。但一个小小的足球就憋紫了权力的大脸盘子,这么个圆乎乎的小东西愣是玩不转。足球就是让权力一次次跌倒的“滑铁撸”,一只皮球仿佛成了铁球,又硬又滑撸不起来,一不留神还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足球为什么撸起不来?因为权力太喜欢她了,受不起权力的缠绵宠幸及霸王硬上弓。权力急得团团转:哄着上不了,硬着上不去,咋能把它摁住呢? 可以驯化老虎钻火圈,驯化猴子骑车,驯化人跳忠字舞,却驯化不了足球。体育取得的成就基本靠摹仿马戏团的驯化方式。前体育领导发誓说: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三大球真的没能让元帅合上眼就走了。权力驯化足球如同用笼子圈养自由,是个竹篮打水的经典案例。 以前学界时常探讨权力的边界,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划分问题,“群己权界论”。说到动情时,就引用“红磨坊”的故事,阐明私权对王权说“不”的地方就是权力的边界。一首洋歌谣“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如天籁之音,让我们听惯了“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耳朵很茫然:闯王要来也不让进?他就闯谁拦得住!在我们这圪垯,得了权或丢了权就是权力的边界。 晋惠帝是历史上对权力有边界意识的唯一领导。有一次他听到青蛙叫,就发问:是官家的蛙还是私家的蛙?这真是千古一问!应该看作是“群己权界论”的先声。可惜如此超前的好领导一直被抹黑成白痴了。我们的权力观是没有边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蛙。 顺便说一句,晋惠帝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那句被当作笑话的“何不食肉糜”,就体现了对平等主义的追求。多少志士,不就是抱着让普天下人民都喝上肉汤的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吗?虽然革命成功后,只顾自己吃肉,忘了给百姓喝肉糜,那也是狼多肉少造成的嘛。 权力可以强行让人少生育,却无法命令猪多生育;可以强拆猪圈,却无法控制猪肉的价格。伟大领袖曾发出“大养其猪”的最高指示,也没让人民吃上肉,城市的肉票是硬通货,有钱无票也买不到猪肉。权力能推翻“三座大山”,却不能让人民吃上肉糜,“何不食肉糜”划出权力无能的底线。 权力兴奋时,能砍光全国的大树炼钢铁,能让城市看不到一个乞丐,却练不出真钢来,也不能让亩产真的达到十万斤,更无法让人吃饱饭。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把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遗志化为现实的“伟大”实践。 在权力不狂放时,殚精竭虑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直到权力“弃权”了,不管了,让小岗村们自己讨生活、逃活路时,粮食就在权力的缝隙里年年丰收了。 权力放过什么,什么就生机勃勃。重视什么,什么就奄奄一息。当年权力最重视文艺,江旗手亲自抓文艺,跟后来的大抓足球有一拼。结果全国就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北朝鲜的烂电影让举国若狂,国人仿佛在抢精神救济粮。 权力只适合当特权消费者,不能当生产者。喜欢什么,只要价钱合适,自会有生产者供应。就像宋徽宗喜欢天然野生美女,就花钱出宫去约李师师,不会招进宫来管理起来,也不派太尉级干部当青协主席,经营青楼。老佛爷喜欢京剧,就出钱请进宫里唱堂会,而不会给杨小楼戏班子编制,让李莲英管理成国营京剧团。据说想吃糖葫芦也是叫外卖,没在御膳房成立糖葫芦协作办。喜欢足球,也不用专门的局级班子管理足球,决定教练和球员人选、训练方法及阵型战术。 过去官企搞不好,就是因为权力根本不是财富的生产者,只能是消费者。权力要放弃生产,留出空间,需求什么自然会有优质供应者,包括文艺、足球。权力只需要提供法治秩序,收取租赁费就very ok了。 韦小宝身居高位,一心想辞官办丽夏院、丽秋院、丽冬院,也不是为了自己打茶围方便,而是扎扎实实的经营。韦爵爷都明白,为了自己消费方便就自当老鸨子肯定经营不好,自给自足是权力的死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万壑)
主持人:过年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观点》,我是唐琪薇。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是《红色轮盘》(Red Roulette)的作者、旅居英国的沈栋先生。这本关于中国权力高层财富腐败的回忆录,自去年9月在全球发行英文版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沈栋先生的祖父,是民国时期旧上海一位成功的律师。年少时沈栋由上海移居香港,留学美国后随投行回到中国大陆寻求投资机会,并在2001年遇到了他的前妻段伟红。段伟红和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交往甚密,被称为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沈栋夫妇当年在北京的投资项目包括北京航空城、以及集高档写字楼、宝格丽豪华酒店、剧场和艺术博物馆为一体的启皓北京等。段伟红告诉沈栋,在中国获得成功需要两把钥匙:一把是政治影响力,另外一把是抓住机会的执行能力。 记者:您说过段伟红是为您打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盖。在您看来这两把钥匙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呢? 沈栋:中国特色我觉得是。。。这也是老外在中国执行(项目)永远是失败的原因。第一个能力是对权力充分和彻底的认识。。。我在(书)里边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处长、一个民航总局的处长,他一个处长一个办公室里的三个人,管着全国机场的扩张。在那个位置对权力掌握的彻底性,这个认识,我觉得局外人其实是了解非常不充分。我觉得第一个认识,需要对中国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权力,然后他的权力是会怎么运用,你又可以在它的权力运用范围内,怎么可能得到他的帮助。。。我觉得这个认识,是异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中国的执行也是很不一样。在我的情况下是做机场项目对吧,我们是占地3平方公里。我一期建了50万平米,就差不多600万平尺的建筑体的话,这个执行力本身也需要非常强大。但是在这中间要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又完全都是中国特色的困难。我做一个项目,我们数了要盖153个还是157个章。打个比方说吧,我有一个部门可能大概五六个人吧,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公关。我在书里也举了例子,一个人在他办公室门口侍候两三个礼拜很正常。上班早上他没上班你先在那儿等着坐着,等他下了班你陪着,到晚上都要等他送他回家。这个很正常的。这个事情在国外这不可想象的。 记者:段伟红被称为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您觉得段伟红有哪些过人之处,让她可以得到像温家宝夫人张培莉这样的权贵们的青睐呢? 沈栋:我觉得她的表现欲,然后她异于常人的记忆力。表现欲就说她很愿意表现自己,然后把自己脑海中的东西展现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呢,她的记忆力非常强大应该说,她看完一本书就可能能把一页给你背出来。当她跟人交往的时候她这种表现欲,然后她这种展现的能力,大家一听就觉得这异于常人呢。追求张培莉的人,应该说一条长安街都数不过来吧。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鹤立鸡群怎么跳出来。。。 记者:我记得您说过您说我们就像给鳄鱼剔牙的小鱼。我想请教一下在中国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充当“白手套”?这一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规呢? 沈栋: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跟权力掌握者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跟温家的关系,跟可能其他人跟其他红色家族关系也不一样。就算在温家里面,也有人不同的人在和他们合作不同的事情。那我们的角色跟这些人也不一样,情况非常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大家的共通点就是,你得把他们伺候舒服,因为他们可以说随心所欲吧。就跟一个朝廷里面堂上养不同的能臣,每个人他养的或者说跟他合作的人,他用的功能他是给你一个定位的。有需要这些人帮我做这些事情,有时候他需要那些人帮他做那些事情。所以大家的定位其实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纽约时报》2012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道显示,温家宝家族控制着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温家宝的母亲,2007年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持股金额高达1.2亿美元。这些股票,被登记在一家名为鸿泰的控股公司名下。沈栋先生的前妻段伟红正是鸿泰集团的董事长。沈栋在《红色轮盘》中回忆道:在温家宝家族财富被曝光之前,根据双方的口头协议,凡是由张培莉介绍成的生意,张培莉都会拿走30%的回报。 记者:那从您这本书的描述来看,温家宝本人并不知道他妻子和你们之间的一些交易。不少人觉得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您的回应呢? 沈栋:华人世界因为大家对这个红门以内的事情了解太缺少,我这样一个曾经在里边的人,站出来公开说事情的人基本上没有,所以大家都习惯以阴谋论来推论事情,很少有正处的。至于温家宝这件事情,这个确实是我的认知。就是说不是说他不知道我们是他(夫人)的合作者,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他夫人的合作者,因为他见过我们,对不对?然后他夫人也经常提我们,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他夫人做的这个商业板块的规模。 记者:《纽约时报》披露温家宝家族敛财的事件最终不了了之。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沈栋: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它报道温家的问题之前,彭博社报道了习近平亲戚在香港财富的新闻。如果是单独温家的事件的话,我觉得温家承受的压力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前面这个事情,再来在后边这个事情,那么马上共产党就产生一个抱团心理。就是说你这是一个国家的打击行为,打击我们政权的一个行为,所以就抱团把这个事给压了。 记者:从您书中的描述看温家在中国权贵中绝对不属于敛财最多的。读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中国的权贵们他们一个个都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呢? 沈栋:我觉得去到他们这个层级应该基本上都不是一个大问题吧。我记得那是多少年前了,可能06、07年吧,我去深圳见深圳一个区的一个副区长,你想这是十五六年前、十六七年前。当时他这个副区长跟我说,他说在我们这个区,区级干部一亿美金以上;区下边区领导下一级的干部一个亿人民币以上。那都是十几年前,还是一个深圳的一个区。所以富可敌国。。。二十亿美金就拿大数吧,一百亿人民币我觉得在他们这个层级,基本上应该都是我觉得是可以(想见的)。 记者:我看您书中有一个数据,2005年时中共给每个国家领导人家庭一千两百万美元,也就是一亿元人民币左右。您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数据?国家领导人的定义是什么? 沈栋:大家有一个误会。。。我说的是他们基本上一年的花费要一亿人民币,就以当时 记者:就从2005年开始。。。 沈栋:当时一个退休的常委,退下来的常委一年要花国家一个亿。就是他身边一大批养的人对吧,然后他家里一大批要养的人,然后安全警卫什么医疗什么。。。一年当时就一个亿。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了张培莉带着段伟红约见习近平夫妇。当时是张主动约的习夫妇吗? 沈栋:应该也不算是吧。因为其实据我了解,习上位做一把手不是很早就定下来的。临到很近的时候到底习(近平)还是李(克强),还是有说法的,包括七常委里面到底是哪七个也是没有定的。最后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我书里也写了,有的人被拿下改变了这个局面。作为他国家二把手吧,跟温家搞好关系对习也是很重要。 记者:据您的描述习当时表现出来非常矜持,几乎都没有说一句话。这顿饭之后大家对习的印象如何呢?对后来习的执政风格你们有意外吗? 沈栋:我觉得意外很大。其实他上位之前的大概一两年,大家都在摸(索)未来下一届领导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政局会怎么样走?但是基本上所有人的共识是萧规曹随,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因为在福建浙江他也没做出什么特色的政绩,也不是一个起眼的官员。那就看这击鼓传花这个鼓什么时候停呗,所以事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当时其实是挺意外的。 记者:就您的观察来说,您觉得后来他是怎么样会一路走到他现在这个位置呢? 沈栋:首先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兴之主是吧。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从毛一直到现在,每一个一把手其实都是有平衡势力的。毛其实也有很多平衡势力,文化大革命怎么来的?就是他为了要把平衡势力的势力打掉么,对吧。那么习其实是机缘巧合没有了这个平衡势力。一个那时候说那个八老对吧,最后那个我记得薄一波07年死的,那么江(泽民)其实也是年纪非常大了,到(习)上来的时候,中间他也是身体非常有问题。那么胡(锦涛)是天生性格很懦弱的人。所以(习)他正好上位的时候,。。。以前的平衡势力正好是一个断代。第二点呢,其实江和胡这二十三年下来,其实大家已经习惯了以前说九龙治水对吧,集体领导基本上是一个国策。除了陈希同陈良宇这种个别情况之外,大家都习惯平衡习惯妥协。有争斗,但这些争斗不会是要命的。第三点当然是他用这种手段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以至于他走到今天。 记者:您对温和习关系的这个发展脉络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温在帮习挫败当时潜在对手薄熙来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沈栋:我个人看法是有几层的考虑在里边。一个当然我觉得首先他是不认可薄熙来这个人和他的做事方法和作风。第二呢,我觉得其实薄熙来本身他想入常,然后走重庆的这种唱红打黑的模式,本来就是一个剑走偏锋的一个模式。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的政治考量是习是要上大位的人,他(帮了习)其实对自己后续这种影响力也是有好处的。 记者:张培莉应该是段伟红非常重要的一条线。您提到在京城的权贵中有像太太帮还有秘书帮。。。在这儿您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这些帮是怎么形成、如何划分圈子的呢? 沈栋:帮其实是一个统称。我不会说真的是七八个太太围在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只是一个统称,因为她们是坐着这个权力最信任的位置,所以她们既有权力也有权力的光环。所以这是对这个东西的统称,秘书帮同样也是。至于说他们互相的交往,红色血脉因为他们以前的这种关系,他们经常会联手做事情。温家其实是一个异数,他们不是红色血脉出来的,所以他们其实是独立的,不会去跟他们联手做事情。所以我们其实特别小心,不跟这些红色血脉去交集,基本上。打比方说吧,我在书里边也有一些形容,你是红色血脉的话,你出生那个大院就不一样。他们成了一个体系,就算杀人放火他们受的处理也会不一样。任何一个官员你要去动用这个红色血脉,你面临很多很多问题。第一他的爷爷是谁他爸是谁 他的叔叔姑姑。。。那分分钟都是一个正局级副部级的人。它是一张网的其中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出事的时候,这张网会来帮这个节点。那这张网是不得了的能量,你基本上是动不了这个节点。 记者:我们再回到您的书。(有观察人士认为)您这本书回避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比方说非常重要的人物像北京鸿泰三大股东之一金怡您没有提及,然后有一些当权人物是否有贪腐的事实,也作了一些回避。我在想您写作的时候对。。。 沈栋:我没有回避啊,就有很多人说我应该说这个我应该说那个。我跟温家有关系,我不等于我知道温家所有的事情。这是一本要发行的书不是写一本字典对不对。你如果以事实来说,你说这本书哪些部分是明确遗漏、而且明确失真的,那大家可以讨论。如果以诛心论来说的话,这个事情没法讨论。我是写我经历的事情和我当时的想法。第一,我不是来今天要告诉你我沈栋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对这个东西没兴趣,我也不在乎人家说我是好人坏人,我不是来给自己扬名立万的。第二呢,这本书我希望是有可读性。现在对世界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对中国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我希望我这本书在这方面能做点贡献。我希望这本书是广泛传阅的,而不是说只是中国历史专家或者中国问题专家,这一小撮人来看这本书。只有大众对一个事情产生某一个共识的时候,才能推动政治往某一个方向转。 记者:我看到段伟红失踪后您联络了很多人,包括有一些人在高位段伟红曾经提拔过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您。您当时有找过张(培莉)阿姨还有像王(岐山)叔叔吗? 沈栋: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写这本书我没有任何顾忌,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欠你们的。我说这些事情。。。你们也没有站出来帮她做任何事情,这四年了。我相信以温家的余力,她真愿意去做一点事情的话是能起到一定作用啊,不至于这个人消失了四年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欠他们任何一个人。所以。。。 记者:所以您都有去找过他们。。。 沈栋:也有人说我写这本书不是把事做绝了?那么以前那些有关系的人。。。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我从来就不欠人家。我没觉得。。。我该回报的我也回报了,然后有的东西我也确实没写。就说如果我觉得这个对某些人影响不好,然后这些人我又觉得我有欠他人情,或者起码我不想伤害的人吧我也没写。我写出来的我觉得我不欠你们。 记者:所以您其实在写的时候您有自己的一个筛选的标准? 沈栋:那肯定有啊。我说了我这不是一个全集的字典啊。 记者:刚才您在跟我的聊天中您说是好是坏,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您。其实有读者反映说您在书中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英雄的形象,而且很多媒体采访您的时候,也是把您把看作是抗衡权力的抗争者吧。但我看到有读者反映说,您对自己在红色中国扮演的角色缺乏自省,因为其实您和段伟红是这场权力游戏最后的牺牲者,但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不是后来段伟红被失踪或者后来你们跟权力之间失去了那种默契,可能您也不会站出来写这本书。 沈栋:我觉得在中国的每一个能做出一些事情来的人,都是积极参与者吧。红色血脉本来就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只是大家在面上看不到,大家在面上看的所有的人,其实背后都是有红色资本的,或者说大家说的白手套。而且我是说每一个中国出名人士,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其实也不用说叫得出名字的,我就再说深一点吧,从一个开店的小贩,你就开一个小铺的街面开个面馆的,你是个手套啊,只不过你分钱可能分派出所所长,城管队队长而已。对不对?这一路上来,只是你越往上走你分的层面越高而已。中国哪一个做商人的没有做手套的功能?每一个都在做手套的功能。我写这么一本书其实个人成本是非常高的,对吧。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吧。就有人跟我说,他说你这一辈子都会是共产党认定的敌人,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定性,也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挺可怕的定性吧。所以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肯定不会写这本书。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是什么英雄,我只是每一件事情只是干自己认为应该干的事情。 主持人:沈栋先生说,在中国其实每个商人都是白手套。那么,对中国富豪许家印、马云们的命运,沈栋先生会做如何观察? 重庆前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背后有哪些政治权斗?二十大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否连任?更多沈栋先生的观点,请您关注下期节目。我是唐琪薇,感谢收看。祝大家虎年如虎添翼、健康平安,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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