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青银高速发生重大车祸 致2死3重伤
2026 年 8 月 14 日
卫生部长下台，首都河内市长被捕，越南这起核酸试剂腐败大案牵连之广、金额之高，令还没怎么见过大场面的越南人民全国震动。 网络图片 简要回顾一下案情： 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越南急切需要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然而该国此前尚无核酸检测试剂生产能力。这时，一家名为Viet A的公司挺身而出，宣布其与高校合作研发的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通过了世卫组织的认证，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 越南的英文名是Vietnam，这家公司的名称叫Viet A，光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家扛起越南民族企业大旗的公司。随后两年，这家公司也不负众望，推动越南全国核酸检测能力从零到一的跨越，帮助控制了疫情发展。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卖给越南各地疾控部门的核酸试剂盒有点贵，大概贵了20000亿……当然，这是越南盾，换算成人民币大约6亿的样子。考虑到越南全国人口不到1个亿，相当于每个越南人多交了6块钱的税。 这笔钱，大部分都被越南各级官员赚了差价，吃了回扣。从卫生部长、市长到各地疾控中心的官员，数不清的人收了黑钱。仅越南海阳省疾控中心主任一人就受贿800万，更高层的可想而知。 窝案已不足以形容这个案件，昆士兰大学越南裔研究员阮海洪（hai hong nguyen）表示： 这警示我们，在紧急状态下，由于难以及时得到适当的控制，腐败往往会系统地、大范围地发生。 反腐败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拿越南跟中国比就很不合适，国情差得太远，发展阶段也不同，没有参考价值。 考虑到越南跟河南名字比较接近，人口数量也几乎一样，都是9800多万，这倒是可以参考一下。今天斗胆以越南核酸腐败大案为例，给河南三点温馨提醒。 温馨提醒一： 抗疫产品价格虚高或有腐败风险 越南的这起核酸腐败大案有一个点值得庆幸，虽然涉及到大量的资质造假、行贿、贪污，但Viet A公司提供的产品倒还是勉强合格的，至少当下是可以提供合格产品的，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不准，也很难倒查。 但是，涉及抗疫的产品，光是能用还不够，因为都是国家财政和医保基金支出，归根到底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价格必须合理，采购必须透明。 据越南媒体报道，Viet A公司创始人潘国越被捕后承认，其为了预留出行贿资金，哄抬价格幅度达45%，几乎就是翻倍卖。截至案发之时，该公司销售收入达到4万亿越南盾，约12亿人民币。行贿之后，其个人赚取利润超过5000亿越南盾，约1.5亿人民币。 奸商用来行贿的钱不是大风吹来的，肯定要从产品虚高的价格里赚回去，所以大家都知道，抗疫产品如果价格虚高，其中可能存在腐败风险。 河南省今年将投入近6亿元采购核酸检测亭，用于常态化核酸检测。据《经济观察报》调查发现，与河南采购价格4.68万的检测亭外观类似的产品，在其它厂家的报价在1.9至3.2万之间。 我相信，这其中必定有误会，河南省采购的检测亭肯定是配置更高，值得这个价的，只要公布一下详细成本构成就能澄清误会。 我相信河南不存在越南那样的腐败，但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当作反腐案例学习一下也是好的。 温馨提醒二： 相关公司可能系统性行贿各级官员 从越南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抗疫产品的腐败一旦发生，可能会牵连甚广。抗疫产品的采购往往需要国家级、省级部门做出决策，拨出款项，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又需要各地市政府、疾控中心的支持，因此，奸商们在行贿的时候必须从上到下，大大小小都打点到。 越南这个案子，最开始只是抓了公司老板和一个省的疾控中心主任，但随着案情的深挖，随着越南高层反腐决心的加强，逐渐有更多官员和更高层的官员被挖出来。 越南人民发现，这不只是一两位官员和奸商勾结，而是全国性的、系统性的腐败，防疫工作中牵涉到的官员几乎全部参与其中分一杯羹。 Viet A公司创始人潘国越管这些收受贿赂的官员叫“合作伙伴”，管那些行贿资金叫作“奖金”。这种腐败常态化、半公开化、甚至被参与者合理化的局面，是最可怕、最积重难返的。 我国一直保持反腐高压，我当然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现实也不排除某些大老虎和小苍蝇合起伙来，在局部形成腐败的小链条。 河南核酸检测亭的采购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风险，当然，只是风险，并不是现实哈。这笔高达6个亿的公共支出主要由河南省工信厅负责，然后经由河南各个市、区县推广执行下去，各地疾控部门是核酸检测亭的监督单位，也会参与其中。 假如有不法商家看到巨额利益想要腐蚀官员，不得不防啊！ 我相信河南不存在越南那样的腐败，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纪检监察部门顺便留意一下也是好的。 温馨提醒三： 公开招标有助于摸清真实成本 越南这起核酸腐败大案的发现，并不是源于上级的监督和主动查处。实际上，在案发之前，Viet A公司在越南一直是民族英雄般的存在，其创始人还接受了越南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嘉奖。 最终案发，其实是因为一条非常简单却又坚不可摧的经济规律：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由于Viet A公司最早宣布获得世卫组织的认证（后来查实是假的），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越南全国几乎就只有这一家核酸检测试剂供应商，采购价格也是由该公司和越南政府商量着来，所以那些被腐蚀的官员就帮着定了一个虚高的价格。 某品牌猴痘核酸检测试剂盒。（网络图片） 但是核酸检测试剂这种东西，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科技的产品，更没有什么国家保密技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越南国内其它公司也具备了生产能力。就像核酸检测亭一样，能生产的中国公司绝不止一两百家。 到了2021年9月，越南国产的新冠检测试剂盒已有多种选择。根据卫生部指示，各省疾控中心可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自行招标，并“动态”确定试剂盒采购价格。这么一比较，大家就发现不对了： Viet A公司得到订单最多，产量最大，怎么价格还是最贵的呢？不仅贵，还比其它公司贵了一大截……这要是说其中没鬼，鬼都不会信。 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之下，越南政府启动了对Viet A公司的调查，随后拔出萝卜带出泥，直至掀翻了一整片土地，把卫生部长与首都河内市长都给拉下马来。 还是以河南省核酸采样亭的采购作为对比，河南省工信厅今年5月发布的第一批采购公告显示，注册成立仅11天的海乐苗（郑州）智能物联有限公司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中标，采购价4.68万元。 因为是单一来源采购，所以也就没有价格比较的过程。但我相信，河南省工信厅一定有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只能做单一来源采购。我们绝不能只凭一家媒体的调查就说这个产品的市场价可以更低。 我相信河南不存在越南那样的腐败，但我相信其实没有用，等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能够看得清楚。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6月1日儿童节这天，广西桂林市全州县检察院，组织了一波对出版物的检查，他们到书店执法，认为“部分新华字典及儿童读物存在低俗化内容与配图的情况”，并“当场责令下架整改”。 据网民说，冰清玉洁的新华字典也犯了色戒了，其中有“玩弄妇女”的词条，检察院见色起疑，直捣书店老巢，一刀拿下新华字典。网上觉着愕然的是，一个县级检察院有什么法律依据查封新华字典？新华字典不是普通出版物，是有国家意志为其背书的，即便有问题，也轮不到县级检察院“责令下架”，这不仅是以下犯上的问题，搁旧社会就是让朝堂震惊的“大逆不道”罪。这就可以理解上级部门对全州检察院的骚操作很生气，桂林检察院认定全州检察院“此次专项检查存在履职不当行为”，“已责成该院进行整改”。 微博截图 全州检察院可以降调，自己找台阶下，说6.1儿童节的专项执法行动，不仅是保护儿童避免色情感染，更是为了给儿童树立健康正确的“玩具观”——儿童最喜欢玩具，一旦学歪了新华字典里“玩弄妇女”词条，误以为妇女也是玩具，后果不堪设想哦！ 全州检察院从新华字典里找色情线索的举动被网民讥讽为笨拙的做秀，腚上纹栀子花——锈错了地方。若换一个角度看，全州检察院的行为艺术有浓郁的祥瑞气息：我们生活在一个纯洁的时代，淫秽色情读物已经一扫而光，要找点儿带色的词汇，只能在新华字典里查找，一派河清海晏的景象。如果新华字典真被下架了，连“玩弄妇女”词条都查不到，有色情意识的坏人还不得憋死呀！取消了这词条，妇女的安全更得到了保障，从根本上解除了被“玩弄”的风险，词之不存，淫将焉附？以后，耍流氓的坏人只能靠本能了，想受词语的刺激或助兴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全州检察院有点灯下黑了，只想着查找字典里的色情词，忘了他们自己就是常跟色情词打交道的职业。检察官应该时常运用《刑法》，对未成年人普法也是检察机构的职责之一，《刑法》里面的少儿不宜的色情词很多，就不普法了吗？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就有如下文字：“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比新华字典里“玩弄妇女”词条还严重吧？还好，全州检察院手下留情，没责令《刑法》下架，也许是为自己保留饭碗吧。 金庸《鹿鼎记》里有个叫吴之荣的人物，发现庄允诚出资私刻的《明史辑略》有大量敏感词，于是向朝廷举报，不仅害了庄允诚全家，还株连许多无辜者。吴之荣举报有功，官运亨通，若不是遇上韦小宝，说不定还能不断“进步”。庄氏《明史》是民间出版物，找茬没风险。新华字典是正宗的官方出版物，而且字典编委会级别还不低，全州检察院也敢“责令下架”，好像是在向老前辈吴之荣致敬哦。 网上流行一个词——平庸之恶，是指下级无条件、不思索地执行上级不好的命令，只是例行公事奉命作恶。其实，从来只有平庸的善，没有平庸的恶，因为真正的善不需要竞争，所以可以平庸，竞相为善就流于伪善了；而被允许的作恶门槛太低，必须积极作恶才能保持作恶的权力与利益，例行公事平庸的作恶，总会被更积极更激进的作恶所取代。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的时代，激进者被更激进者取代，在作恶被允许的地方，人人都怕自己太平庸，怕自己不够激进而得不到作恶的机会，咋会让平庸的恶滥竽充数呢！ 当然，全州检察院是积极的善，为了保护儿童不受色情词条的感染，积极进取，查封下架，也是蛮拼的。他们并没有奉命行事，而是自我赋权，主动出击，发起下架新华字典的“特别执法行动”。这事无论是功是过，都与上级领导无关，所有的锅都得自己背。
我的文章中写过很多中外历史上光耀百世、留名汗青的人物，但今天我要吹一吹很多人都瞧不上，至今名字都还带有强烈的网络贬义的“凤姐”——罗玉凤。 凤姐最近重回大众视野，是因为她的一则貌似云淡风轻的朋友圈。图中她感慨纽约皇后学院的女性卫生间标识很特别，这个卫生间标识有个注释——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女性，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都知道纽约是美国左派大本营，一向重视男女、同性甚至跨性别的平权，所以这个标志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比较新奇，但出现在纽约并不奇怪，我在洛杉矶也见过。 但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此，因为凤姐接着说了一句让很多人都震惊的话：“这里是皇后学院的理工科教学楼，因为我同时选修了微积分和分子生物学，都在这栋楼”。 意思万分明确，凤姐在纽约上大学了。那么皇后学院这个听起来有点野的地方到底如何？皇后学院是地处纽约市法拉盛繁华地段的公立大学，成立于1937年，属于纽约市立大学系统的一员。和全美众多综合性的名牌大学比起来，皇后学院略下一筹，但是在“学院”（College）这个层面，它并不差。它2018年在福布斯的美国大学排名里面位列51名。这个排名放在全美来说，那是不低了。 也就是说，凤姐考上的是货真价实的美国正规大学。那么在美国要上皇后学院这种大学难不难？ 实事求是的说，对于美国本土成长求学的孩子，如果高中毕业成绩能在中上，那么是不难的。但是对于凤姐这样的移民，是真的难。以我对美国教育粗浅的了解，凤姐要上皇后学院，她必须先在语言学校过语言关，考过GED考试（这是个综合考试），也就是等同于拿到美国高中学历；然后申请进入一般的社区大学（类似于我们的成人再教育）学习，在这类学校积够学分（至少也要两年）；才可以凭借成绩（达到要求的情况下）申请转入更高层次的大学就读，也就是皇后学院这类学校。 说起来好像并不难。但是你要知道，凤姐在国内只是大专毕业，知识水平的起点和基础都十分一般，而且到了美国后混迹底层昏天黑地忙于生计，要在闲暇之余持之以恒的完成为期数年好几个大坎的学习，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凤姐没有选择较为容易的文科，而是选择了我们听起来就头皮发麻的微积分和分子生物学这种纯理科，这个挑战难度，是绝对值得一赞的。没有超人的决心和毅力，真是完不成这个跨越。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凤姐这华丽转身“信仰之跃”，就是给我们这种感觉。其实，凤姐的蜕变并不是今时今日，从她选择来美国开始，她就已经在变化。 我们都知道，凤姐是重庆人，家境寒微，7岁父母就离异，跟着母亲艰难度日。自己也只受过正规的中专教育和成人大专，当过两年的小学老师。她后来到上海当了一名超市收银员，2010年在一个网络策划公司的全盘操作下，在上海搞博人眼球的夸张征婚，以长相平平但感觉奇好这种反差，用惊世骇俗的言语和形象出名的。可能是继扮丑出名的网红“芙蓉姐姐”之后，以反面形象博出位的最成功的例子。很多签约她的媒体也利用她作为“丑角”，掺杂编造的爱情故事来骗流量，风头一时无两。实话实说，当时很多围观的网民，包括我在内，都是把凤姐的言行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多有鄙夷而无在意。 当时凤姐的家人看到她的炒作后，其母亲就表示凤姐从小是个爱读书懂事的孩子，如今判若两人——这个从侧面可以看出，凤姐当年可能确实想出名，但是出名的方式是被人当做木偶操作出来的，未必如她本意。 让人惊讶的就在于，和很多网红在出名后就不断重复自己的成功套路，到处走穴捞钱不一样，凤姐在走红后，在有名但是还没有利的时候，很快就决定跳出窠臼，远赴美国。她自己说过，“梦寐以求的出人头地只不过是范围更大的嫌弃”，在外被人丢鸡蛋，回到家乡甚至连亲戚都避之不及。很多人演戏演多了，自己就会入戏太深当真了；凤姐虽然出名也是靠演戏，但她好在没有当真，而是及时跳出了戏外。在2010年决定赴美，定居纽约之后，有好几年都是靠美甲谋生，可想而知，在国内虽然有名但确实没有为她带来多少收益。纽约时报没有忽略她，2015年还专门为她做了一个专访《纽约美甲行业起底：凤姐有话说》，其中说了很多她决定来美国的原因和关于底层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完全没有了她在国内的那种浮夸。 在这份采访中，凤姐就已经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规划：“在我30岁的这一年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在指甲店混终究不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即使我一直努力学习英文，但工作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我觉得离开指甲店，好好学英文，找一所语言学校学习。再找一所大学拿一个学位，找一份我真正喜欢的工作。” 你看，来美国求生赚钱的人很多，但是凤姐终究还是不同，她有自己的目标和美国梦。她对记者说，“即使我在美甲店遭到老板和顾客的挑剔，我的内心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有一天，我也能做老板。”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关注了她的微博。很快我就发现，凤姐在脱离了把她作为丑角的那些媒体团队的操纵后，其本人并不是没有见识，和她在国内塑造的形象是两码事。她有很多十分犀利的言论，如今看来极为炸场，比如： 微博截图 微博截图 网络图片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凤姐不仅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赴美后，价值观有明显的变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长见识了。但是悲剧的在于，环境显然不允许她有这样的见识，所以她在中美关系下行的敏感时刻，发了一条“某为早就该垮了”之后，微博就此烟消云散。 其实啊，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凤姐当年在微博粉丝数多达千万，是妥妥的顶流大V，连凤凰网都要赚她的流量让她写专栏。所以她如果放下脸皮，继续扮演从前的供人嬉笑的角色，不问时事岁月静好，在如今这个直播带货的时代，其实凭借流量红利要赚个盆满钵满，并不难，完全做得到。在很多国人看来，丢脸怕什么，能赚钱就是王道啊。但她却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选择了放言、敢言的路子，结局也是意料之中的。 我相信，读者诸君中的很多人，过往甚至现在的条件都远远要好于凤姐，但是如果把我们的人生和凤姐比较，我们敢不敢说，自己比凤姐要优秀？凤姐也许只是从零分起步，艰难的跑到了70分，但是我们很多人从60分起步，一辈子都还是在60分，甚至回头。论决心论勇气论知行合一的毅力，能不能比？ 凤姐真正励志的地方在于，她的背景是我们触手可及的，她的起点是我们感同身受的。她的身上兼有两个国家不同质地的梦想色彩，是值得每一个普通人好好审视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被灌满一些虚幻的鸡血，容易产生脱离小人物人设的宏大幻象。在成年后的现实爆锤中，无可避免的滑向梦想破灭无能为力的深渊。很多人把那些根本和自己不再同一个赛道的人当做励志偶像，天真的相信“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完全没有明白属于自己的梦的成色。你瞧得上的那些人也许根本瞧不上你，你瞧不上的凤姐，也许才值得多看几眼。 人非生而知之，谁都有个傻X的时候，有些人傻着傻着就是一辈子，而且还以坚持傻X为荣。有些人则龟速进化，虽然不是很明显，却一直在努力，最终在某个节点，化茧成蝶。凤姐有没有成蝶还不好说，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她的身上有一个小人物不落窠臼、逆天改命的很多特质，在美国，具备这样的特质是可以梦想成真的。所以我很喜欢，虽然我也未必做得到。 有道是“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凤姐的华丽转身，也许在很多以权、钱来衡量成功的人看来不足为道，但其实对于普通人才是真正有益的鞭策。因为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在困乏的人生中，通过主观努力一样能做的。求名求利，人之所欲，但在名利的诱惑下，依然还能不断的超越自我，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进化，这是名利换不来的。我们作为和凤姐一样的小人物，一辈子其实不需要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从恶，不从俗，敢于革那个安分守己的小我的命，永远比昨天那个自己进步一点，这就是足以宽慰一生的伟业。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创办副院长、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创办副院长薛云奎，日前发表一篇分析文章《上海封控成本考》，在网上被热传。 这篇文章中，薛云奎教授以严谨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与“封控”相关的成本分为三类：直接成本、 隐性(间接)成本与或有成本。经过他的测算，这些加起来为 4.07 万亿人民币，接近 2021 年上海市全年的工业总产值(4.32 万亿）。其中隐性成本高达 3.97万亿，平均每天为763亿元。如果加上或有成本，整个封控的损失，远超2021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 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马不停蹄攻城略地，在肆虐世界之后，也没有忘记中国。两年多前被世界卫生组织背书的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的病毒几经变异，竟然防不胜防，无论是戴多少层口罩，穿什么样的防疫服，做无休止的核酸检测，依然无法阻挡病毒的传播，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谁想收回去都不容易。 各地釆取封城隔离检测的老办法，而且封城的手段越来越娴熟，隔离的技术越来越高明，检测的次数越来越多。对于遭受封城之苦的人来说，严厉管制之下的挣扎求生或许终生难忘，没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或许可以处之泰然，认为这种代价是必要的，微博曾有贴文说： “把一个城市封起来，对于14亿人的大国，多大点事儿”，还有什么“我们从不讳言牺牲，因为牺牲赋予这个民族胜利和光荣，” “只有捍卫公共利益，才能让个人权利得到保障，” 有中国社科院专家说“个人让位于集体，这才是和谐社会最生动的体现！” 早在西安封城时，就有人赞美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举国体制，攻击那些发贴抱怨哭诉的人，称他们不能代表西安人！倘是如此，谁能代表西安人？是那些为封城叫好的人？是的，你可以安然享受岁月静好，你可以赞美不惜一切代价防控有力，这是你的权利！只是那些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无家可归者，那些封禁在工棚里的农民工，那些被人挤人的车拉去隔离的老人小孩，他们连抱怨哭喊的机会都没有。 再看看封城两个多月的上海，虽然5月17日宣布16区实现社会面清零，可是依然没有任何管控放松的迹象，上海封、管、防“三区”还有7万1141个，实控市民2322万人。 直到5月29日下午，上海才由常务副市长发布一份《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承认本轮疫情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市场主体遭遇的困境前所未有，当务之急要全力保企业、保就业，努力稳住经济基本盘。通篇方案只字不提封城隔离检测对经济造成的伤害以及几千万人为这种愚蠢的防控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没有总结任何经验教训，更谈不上追责问责。 封城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次，一般官员都始料不及，更不用说岁月静好的芸芸众生。封城之后上海人经历的痛苦通过网络名人或多或少流传出来，他们中有因哮喘发病差点丧命的作家副主席，有90多岁拒绝去方舱隔离的资深老教授，有生病得不到救治而跳楼的小提琴家，有从业20年的券商大佬因脑溢血不能得到救治猝死家中，有辱骂过方方的退休检察官因病困家中只能在网上四处求救，有疫情中疲于奔命选择上吊自尽的官吏…… 还有像郎咸平这样的财经侃爷，把家从台北搬到香港又搬到上海，隔离期间年迈母亲拿不到核酸检测报告进不了医院而惨死；还有会讲中国故事的复旦教授张维为，在吹嘘中国防疫比美国厉害500倍之后，竟然在封城时期的知名学府饿上了肚子；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曲者朱践耳的夫人舒群突发急病，被多家医院拒收，折腾6小时后为时已晚最终不治，又因太平间爆满，遗体只能堆放在地上令家属愤怒；还有被疫情隔离在家中的红心老戏骨李立群困在上海几乎憋疯了，怒砸3千万家具和古董，封城之初他的溢美之辞早已被抱怨和怒火淹没，据说他在台湾大半辈子没有受过如此煎熬。 封城隔离让上海付出的代价远不止这些，上海作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贸易、航运和经济中心，承载的不仅是上海人的日常所需，还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承载着诸多重要的功能，甚至于对全球经济都有不同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引擎，一旦熄火启动就很艰难！ 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对外贸易占中国的20%，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的14%。上海是全球供应链中重要的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2021年占中囯总吞吐量的17%。疫情之年的2021年，上海给中央财政税收贡献了9294亿元，占中央转移支付总资金的1/10。上海云集各方神仙，外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人工智能产业集聚了全国1/3的人才。 上海为了引进国内外各项尖端技术，解决国内劳动力过剩，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吸引外企，7万多家外资企业，八百多家跨国公司，五百多家外资研发中心汇聚上海，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上海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外企上班，也就是五六百万人，一旦外企纷纷撤走，上海只剩下光鲜的外表只剩下一片狼藉。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上海生活居住的外国人来自47个国家，人数超过50万。而持有港澳台身份和外国身份的华人更是超过100万，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疫情前的上海对海外精英人士具有特殊魅力，封城之后惊魂未定的这个群体是选择留下还是逃离？福克斯传媒4月的民调显示：48%表示会尽快离开上海；37%表示等解除封锁再决定是否离开；仅有15%表示会继续留在上海。 选择逃离上海的除了一大批精英之外，还有成千上万为上海挥洒汗水的普通人，这些天，在网上流传最多的视频，是虹桥火车站外人山人海的逃离现场。自上海宣布分阶段复工复市恢复交通后，无数因种种原因滞留上海两个多月的人疯狂奔向这里，急切地想离开这座繁华落尽的城市。 上海本来可以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封城隔离检测，因为欧美国家已经探索出应对奥密克戎的正确方法，并相继开放国门，回归正常生活。连朝鲜这个缺医少药没有人打疫苗没有人做核酸的国家，面对病毒来袭也表现得从容淡定。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本来已经实施了“精准防控”的有力措施，最终不得不半途而废。 上海的精准防控，告诉大家C-19奥密克戎重症率不过1/13万，无症状与轻症状占比达99%，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上海是搞一场清零实验还是彻底驯服形形色色的上海人？让几千万人天天做核酸必然导致交叉感染，把次生灾害放大到无以复加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地步，上海本来有很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却不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要派一些江湖骗子来指手画脚，这是何等荒谬的事情。 吴尊友算是疫情中频频在电视中露脸的权威专家，自疫情以来他的一些言论，前言不搭后语，他不断下结论，又不断推翻前面的结论，更不敢用可靠的数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即使有也大凡采信国外经不起推敲的数据，这样的专家对社会危害极大，因为国人大多崇拜权威迷信专家，加上信息扭曲，不会也不敢有任何质疑，尤其像吴尊友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决策时往往釆信专家建议。 被晾在一边的上海名医张文宏早就指出：上海4月1日封城时感染4.3万人，静态管理二十二天达到46万。R0=10，符合奥秘2统计特征，证明封城等于没有封。换一种说法，封小区，再连续做20次集中核酸，导致楼宇通道集聚交叉感染，造成的实际效果，等于没有封。 张文宏曾预测5月19日感染峰值为60到80万人，按静态管理数据累计死亡人数大概40人，平均年龄75岁，基础疾病为首要不治原因。任何老年基础疾病，若一个月不去医院治疗，大概都会是这个结果。上海不可能把60万人全部拉到蒙古去，回归社会面以后，有1%复阳就是6000人，意味着又会回到3月23日的感染数状态，张文宏质疑：难道还要再封一遍不成？ 5月26日上午10时，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第195场新闻发布会通报，5月25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8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90例，新增1例本土死亡病例，63岁女性，合并有急性消化道大出血、脑外伤后遗症等急慢性基础疾病，死亡原因为基础疾病。截至5月26日9时，上海累计排查所谓的密接者95万5914人。上海本轮疫情自3月13日，以每天新增百例到万例，至今超过60万人感染，与张文宏最初的预测高度吻合。也就是说，上海即使不釆取任何封城隔离检测措施，上海的感染人数也不过如此。 上海长征医院前副院长、呼吸科专家缪晓辉是一个明白人，也是一个有良知又敢言的人，上海疫控期间他一直在呼吁科学防控，不仅没有人听，微博还封了他的号！上海封城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肯定上万亿了！官员们当然不会在乎，可是上海封城不仅仅影响了几千万上海人的生活，甚至波及周边亿万人的生存。 封城还有一种无形的代价，那就是岁月静好的群体对繁荣和美好前景的一致幻灭！上海封城并不是武汉封城的延伸，而是一种不可言喻的集中管控，这种管控给人带来的恐惧和伤害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得到恢复和医治，特别是对所谓的中产而言，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梦幻瞬间被击破了，对上海人乃至中国人来说，这种代价是最严重的。 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用病毒来牟取暴利，比如疯狂的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偏执狂一般的集中隔离和反市场化的配给制，更可怕的是，利用病毒来达到搞垮上海经济搞乱整个社会的目的，但我相信这些拿病毒制造恐惧牟取私利的人或机构终将遭到清算，发国难财必然导致民怨沸腾，一旦东窗事发，这些看起来能量通天的角色不仅赚不到钱，恐怕还要搭上身家性命。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民国地平线）
一转眼，俄乌战争已经过了百日，随着泽连斯基晒出一张开战第二天和开战第一百天的对比照片，我们已经在网络围观了这场21世纪最重要的战争百日有余。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往往并不会出现初期全线进攻、火力全开的态势，更多的是局部的拉锯和争夺。所以在近期我也比较少提，有些读者可能会有疑问，这场战争到底会走向何方，双方还能撑多久？ 在做系统性分析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目前战场的态势图。图中画圈的部分，就是目前双方短兵相接的重点区域。其中重中之重的，就是北顿涅茨克。乌军在这里实践了一次“三十六计”中的“欲擒故纵”，先是在俄军猛烈的炮火下佯装败退，将俄军主力吸引进入城市中后，突然反攻，目前收复了该市四分之三的区域。在这场精彩的诱敌深入的战斗中，目前俄国媒体已经证实俄军第29集团军参谋长、少将罗曼库图索夫（Roman Kutusov）被击毙；俄第35集团军在伊久姆亦遭到重创，几乎丧失战斗力。受一连串战果的鼓舞，泽连斯基于昨日秘访了乌东前线，直接到现场为前线将士鼓气。他此前也透露，乌军在近期的激烈战斗中也牺牲很大，平均每天都有60-100名士兵牺牲。 泽连斯基秘访前线 罗曼库图索夫（Roman Kutusov） 历史上的任何大型战争，包括我们熟悉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就是残酷的消耗战，也就是所谓的以时间换空间。我在早期的分析文章中提过，弱国对抗强国，打长期的本土消耗战是获胜的不二法宝，古今皆然。虽然这个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最难熬最痛苦最焦灼的阶段。这个时候就是拼家底拼韧性的时候了。我们知道乌克兰目前有来自西方源源不断的武器和资金支持——美国的军援已经数到第11批了。那么俄国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呢，或者说，俄国还能撑多久？ 我们先看一下目前俄国遭受的制裁情况。根据专业提供数据支持的公司Datawrapper的制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俄国遭受的国际制裁10540项，其中在开战后产生了7845项。此前全世界遭受国际制裁最多的国家是伊朗，共计3616项，其次是叙利亚2598项。我们熟悉的朝鲜只能排第4位，2052项。也就是说，伊朗、叙利亚、朝鲜这几个倒霉蛋加起来，都不如俄罗斯挨的国际铁拳多。如无意外，这应该是空前绝后了。 这些制裁目前对俄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我们还是用最有说服力的数据说话： 俄国大部分工业极度依赖进口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开战后，俄国的通货膨胀达到了17.8%，消费零售总额下降9.7%，增值税、销售税收入以及进口商品增值税仅仅在4月份就暴跌三分之一，汽车产量同比下降61.5%；国内企业60%面临需求下降，40%缺乏营运资金，35%面临资金链断裂……国内GDP预计全年萎缩10%，所有数据均为近20年之最。 此外，从开战以来，莫斯科交易所上升企业市值蒸发259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全部股票市值的40%以上；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俄罗斯企业股价平均暴跌 98%，市值蒸发 5720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二十多年来，俄罗斯最优秀的企业以及无数中产之家的的金融资产，顷刻间都已经化为乌有。 俄军已经把早就退役的老旧的T62拿出来使用 那么问题就来了，俄国面对如此糟糕的经济数据，为啥还能继续战争烧钱呢？这一点是之前很多人包括我都忽略的——那就是俄国的能源出口依然旺盛。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尽管美欧都对其进行了能源禁运，但是俄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出口却大幅增加，今年其石油出口增长了50%。特别是开战以来，印度大幅进口俄国原油3400万桶，为去年同期3倍！而俄国输往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也同比增长了60%……更不用提还有亚洲和拉美很多贪图俄国打折石油的国家。俄国籍此每月获利超过200亿美元，如此强劲的输血，是俄国目前能够稳住卢布汇率，同时支撑战争花费的最关键原因。 那么，目前的能源收入能支撑俄国的长期战争吗？ 奔赴前线的乌军和路过的老妇人打招呼 答案还是否定的。就短期的战争来说，俄国人卖能源是够打仗的，但是显然，这些救命钱是不可能光用来打仗的。如果要放在整个经济的层面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了——因为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窟窿，是全方位的，想靠每个月200亿的卖血钱来维持俄国这样体量的国家的经济运作，那是很难也很脆弱。随着经济在国际制裁下的一步步萎缩，财政上的窟窿只会越来越大。 乌克兰当然也面临这样的经济难题，战争也严重影响了其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乌克兰的GDP将会萎缩35%，这是很严重的数据。但是乌克兰这种体量的国家，本来就比较弱（2021年的GDP为2002.5亿美元，排名世界104位），基数不大，满目疮痍下往往只要一口气在就不会崩。其实很像二战中的中国。而且目前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源源不断的接受各种真金白银的援助，简单算一下，单单是美国给予的援助总额就已经超过400亿美元，相当于其2021年GDP的20%，所以乌克兰要面临的经济问题就远不如俄国的严重。 俄军的一辆坦克，公然在顶部放置着抢来的民众物品 可以肯定的说，长期的消耗战虽然会让人痛苦，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确实是有利于乌克兰的。打垮俄国人虽然是美好的远景，但在人数和武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拖垮它恐怕是更现实的选择——同时恐怕也是西方愿意见到的。因为出钱不是大事，欧美所担心的，就是不要扩大战争规模。 但是，战争的走向不一定如欧美所愿——一场双方都投入了数十万人的战争，在失去均势后是一定会在某个时刻骤然升级的。可能欧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最近都在突破之前的遮掩，开始公开向乌克兰运送远程火箭、重型火炮这样的重武器。这些东西都在一点点的改变着乌东战场的均势。 来自赫尔松的５岁小姑娘玛丽娜，她在俄军的轰炸中失去了左腿 当然，其实我们都已经从欧洲来自世界局势的剧变中看到，俄国人的损失远远不是战场甚至经济上的那点东西。被世界孤立，被国际秩序剔除，周边国家一窝蜂投入对手阵营……可以说几十年的国际经营，一朝丧尽。鱼没吃到，弄得一身史无前例的荤腥，几代人都洗不去，这是现在可能感受不到，但很快就能体会到的。昨天俄国外长拉夫罗夫想去同宗的小弟塞尔维亚找点安慰，结果沿路的几个小国北马其顿、保加利亚和黑山居然宣布对俄国关闭领空，结果科拉罗夫同志没法前往，只能无奈宣布取消访问——堂堂常任理事国的外长，就落到了无法出访一个近在咫尺的国家的地步，说出来那都是泪。 其实可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去预计，俄国人花再多的力气也肯定赢不了这场战争，因为他早就已经不是在跟一个乌克兰干架了，而是在跟世界最强大最富有的一堆国家干架。也许对丁丁来说，希望多少占一点便宜，好在谈判桌上找回面子，为此用万千士兵的枯骨铺垫也在所不惜，但那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双方的底牌现在都在桌面上，彼此都看得清。 目前看来这场战争很可能以某种“脆断”的方式结束——也就是长期的战争泥潭带来的困局导致俄国国内生变。这种变化很难说具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因为历史总是有一些偶然因素在里面。最乐观的估计是数月，最长的估计是今年年底——这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估计，不管哪一种，结局大同小异恐怕是不会变的。 我昨天看到一幅很有意思的图片——好莱坞“拯救专业户”连姆尼森在自己的脸书上公布了一张和乌克兰小姑娘合影的图片。我觉得啊，连姆大叔最近应该接个活，拯救另一个青年，他姓梅德韦杰夫，刚刚因为老爸的原因被万恶的美帝吊销了美国的签证而遣返，把这样的青年尽快扔回祖国的怀抱，我想连姆大叔应该会有兴趣。 （文章作者二大爷，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头驴的夜航船）
5月30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海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在会上指出，在核心的坚强领导下，在兄弟省区市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全市上下经过连续奋战，取得了大上海保卫战的重大阶段性成果。 李强指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全市上下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始终秉持“坚持就是胜利”的必胜信念，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巨努力，取得了来之不易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广大党员、干部夜以继日地冲锋与拼搏，广大人民群众坚韧不拔地支持与坚持，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等身处抗疫一线的同志们经受住了极限条件下的考验，完成了艰巨繁重的任务。当前，疫情防控正向常态化防控阶段转换，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巩固防控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必须牢牢守住已经清零的阵地，毫不放松抓好降新增和防反弹。必须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常态化防控新机制，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回归正常轨道。 李强依然强调继续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要在抓住重点和关键、完善机制和体系上下功夫，力量配备要常态长效，监测预警要反应灵敏，应急处置要快速响应，疫情防线要全面筑牢，支撑保障要更加有力。市区两级应急指挥体系要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坚持扁平化运作，确保统一调度、信息共享、高效指挥。建强各级应急处置工作专班，明确职责、配强力量、构建机制。要加快构建多点触发、一触即发的监测预警网。持续优化核酸采样点布局和检测能力匹配，全面部署“场所码”“数字哨兵”，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行业要严格落实检测频次要求。应急处置要压实属地负责制和首接负责制，以快制快，推动管控、检测、流调、转运、隔离、收治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复杂场景下的模拟演练。要严格落实社会面防疫措施，强化属地兜底、行业管理，加强常态监测，严格执行老旧小区、城中村、农贸市场、大型企业、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的日常防疫要求，严密扎紧外防输入闭环。加快推进老年人群疫苗接种，广泛开展公共卫生科普宣传，强化市民防疫意识、责任和能力，筑牢群防群控防线。要强化集中隔离点、方舱医院、定点医院等布局建设，建立储备清单和梯次启用机制。打造强有力的社区防控工作队伍，把志愿者力量固化下来，加强防控能力培训。强化数字和科技支撑，加快推进新型快速检测方法、药物及疫苗研发，更好发挥中医药在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作用。要层层压实常态化防控 “四方责任”。 按照李强的说法，常态化防控仍将持续下去，而且还将进一步强化防控手段扩大防控范围增加防控队伍，一旦解封之后发现新疫情，又会立刻故技重演，再来一次常态化封城。李强的长篇讲话除了夸赞高层领导有方就是高调吹嘘动态清零的伟大胜利，只字不提上海封城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民心逆转以及几千万上海人为这场愚蠢的封城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上海开埠以来，从没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封闭与停滞。封城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次，一般官员都始料不及，更不用说岁月静好的芸芸众生。封城之后上海人经历的痛苦通过网络名流或多或少流传出来，而更多的次生灾害被网络监控屏蔽掉了。 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对外贸易占中国的20%，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的14%。上海是全球供应链中重要的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2021年占中囯总吞吐量的17%。疫情之年的2021年，上海给中央财政税收贡献了9294亿元，占中央转移支付总资金的1/10。上海云集各方神仙，外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人工智能产业集聚了全国1/3的人才。 上海为了引进国内外各项尖端技术，解决国内劳动力过剩，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吸引外企，7万多家外资企业，八百多家跨国公司，五百多家外资研发中心汇聚上海，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上海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外企上班，也就是五六百万人，一旦外企纷纷撤走，上海只剩下光鲜的外表只剩下一片狼藉。 李强轻描淡写的复工复产又谈何容易！谁见过瘫痪两个月的病人刚刚下床就能健步如飞？几千万人被封禁在家中不能动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男人排队剃头，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男人忙着剪辫子一样，复工复产谈何容易。订单在哪里？逃离的外企高管和打工一族怎么回来？供应链的两端如何衔接？遑论已经撤资拔腿走了的外资，他们会在同一条河水里被淹死两次？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上海生活居住的外国人来自47个国家，人数超过50万。而持有港澳台身份和外国身份的华人更是超过100万，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疫情前的上海对海外精英人士具有特殊魅力，封城之后惊魂未定的这个群体是选择留下还是逃离？福克斯传媒4月的民调显示：48%表示会尽快离开上海；37%表示等解除封锁再决定是否离开；仅有15%表示会继续留在上海。 选择逃离上海的除了一大批精英之外，还有成千上万为上海挥洒汗水的普通人，这些天，在网上流传最多的视频，是虹桥火车站外人山人海的逃离现场。自上海宣布分阶段复工复市恢复交通后，无数因种种原因滞留上海两个多月的人疯狂奔向这里，急切地想离开这座繁华落尽的城市。 上海本来可以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封城隔离检测，因为欧美国家已经探索出应对奥密克戎的正确方法，并相继开放国门，回归正常生活。连朝鲜这个缺医少药没有人打疫苗没有人做核酸的国家，面对病毒来袭也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釆取无休止的封城隔离检测。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本来已经实施了“精准防控”的有力措施，最终不得不半途而废，让全民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上海的精准防控，告诉大家C-19奥密克戎重症率不过1/13万，无症状与轻症状占比达99%，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上海是搞一场清零实验还是彻底驯服形形色色的上海人？让几千万人天天做核酸必然导致交叉感染，把次生灾害放大到无以复加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地步，上海本来有很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却不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要派一些江湖骗子来指手划脚，这是何等荒谬的事情。 上海名医张文宏早就指出：上海4月1日封城时感染4.3万人，静态管理二十二天达到46万。R0=10，符合奥秘2统计特征，证明封城等于没有封。换一种说法，封小区，再连续做二十次集中核酸，导致楼宇通道集聚交叉感染，造成的实际效果，等于没有封。 张文宏曾预测5月19日感染峰值为60到80万人，按静态管理数据累计死亡人数大概40人，平均年龄七十五岁，基础疾病为首要不治原因。任何老年基础疾病，若一个月不去医院治疗，大概都会是这个结果。再继续血拼清零，5月10日最高可以达到60万人，上海不可能把60万人全部拉到蒙古去，回归社会面以后，有1%复阳就是6000人，意味着又会回到3月23日的感染数状态，张文宏质疑：难道还要再封一遍不成？ 5月26日上午10时，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第195场新闻发布会通报，5月25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8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90例，新增1例本土死亡病例，63岁女性，合并有急性消化道大出血、脑外伤后遗症等急慢性基础疾病，死亡原因为基础疾病。截至5月26日9时，上海累计排查所谓的密接者95万5914人。上海本轮疫情自3月13日，以每天新增百例到万例，至今超过60万人感染，与张文宏最初的预测高度吻合。也就是说，上海即使不釆取任何封城隔离检测措施，上海的感染人数也不过如此。 上海长征医院前副院长、呼吸科专家缪晓辉是一个很清醒的明白人，也是一个有良知又敢言的老军医，在上海疫情期间他一直在呼吁科学防控，不仅没有人听，微博还被封号！上海封城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肯定上万亿了！主政一方的为了保乌纱帽当然不会在乎，可是上海封城不仅仅影响几千万上海人的生活，更是波及周边数亿人的饭碗！ ⻓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江商学院创办副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创办副院⻓薛云奎教授以严谨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上海封城的成本（代价），包括直接成本、 隐性(间接)成本与或有成本。经过他的测算，这些成本加起来为 4.07 万亿人⺠ 币，接近 2021 年上海市全年的工业总产值(4.32 万亿）。其中隐性成本高达 3.97万亿，平均每天为763亿元。如果加上或有成本，整个封控的损失，远超2021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 封城还有一种无形的代价，那就是岁月静好的群体对繁荣和美好前景的一致幻灭，对津津乐道的上海执政者信心的彻底丧失！上海封城并不是武汉封城的延伸，而是一种不可言喻的集中管控的实验，这种管控给人带来的恐惧和伤害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医治，特别是对上海的中产而言，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财富梦幻瞬间被击碎了，以为拥有财富拥有豪宅拥有香车美女就拥有出行自由的社会契约也不复存在，对上海人乃至中国人来说，这种代价是最难以弥补的。 当然按照今天官场的宣传口吻，按照上海网红张维为的叙事风格，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无论经历多大伤害，只要坚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又一次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今天上海的解封是封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那么，让千万人受到伤害让千万人付出代价的封城就是正确的决定不允置疑的选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民国咖啡厅）
我是王丹,我33年前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后来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参加了当年的民主运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这样的一代年轻人,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福气。这个黄金年代包括整个社会气氛，也包括曾经有89一代人，让那个时代熠熠生辉。 背景：八九民运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了近两个月，波及全国。王丹, 学运领袖之一，当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 我的外祖父，他是川大历史系的，那我母亲后来学历史多少受过外祖父影响，就进了北大历史系，所以很早我就受我母亲影响，我就对历史也是有兴趣。 我父母都是北大的毕业生，然后我父亲留校教书，也是一个教授，然后我母亲做历史研究，而这样一个家庭对我影响就很大，我觉得主要的影响当然就是在阅读上，我从小看的最多的书就是世界文学名著，因为从小到大都看狄更斯的所有的小说，它非常深地触及到人性，通常更有人性一点的人就更加不能接受没有人性的制度。 它（北大）就是个传承了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的地方，这是北大极为特殊的地方，也是我们作为燕园人，北大人最为母校所骄傲的地方，所以我一进北大，其实我的使命感还就挺清楚的，就是我要延续北大的火种。我们以为的民主其实是自由，希望能够活得自由，少管我, 我在家，我从小长大我妈都没有管过我，你共产党凭什么管我，你哪位对不对，实际上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一种自由。 背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总书记胡耀邦被视为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物，于1987年被邓小平逼迫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为八九学运爆发的导火索。一些市民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悼念胡耀邦，北京几所大学陆续出现约700多份纪念胡耀邦的大字报，提出新闻自由、民主制度、官员贪腐等问题。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件发生了，我们就要把握好这个机会，看能不能真的就是推动这个国家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那时候都看了方励之老师写的书，让我们写历史，所以这个观念对我影响非常大，现在终于有个机会，也许我们终于可以写历史了，我当然非常亢奋，那么而且能够影响那么多的人，带着他们上街上广场，那甚至能够改写历史，这种荣誉感当然是非常强的，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背景：4月26日时，《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 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4月27日约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游行示威，迫使政府于4月29日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 我们完全是为你好，你怎么可能把我们杀了，想我们也不会往那方面去想嘛，我觉得我们80年这一代人，人性上是非常单纯的。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跟政府是一起的，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接班人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觉得那个是80年代跟以后的中国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80年代的大学生，觉得这个国家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如果一一帮才十九岁二十岁的人想的就是怎么赚钱，怎么坑蒙拐骗，怎么骗别人自己得点好处，变成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当不是一个国家的幸事啊。 背景：自5月11日起， 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动员学生进行绝食抗议[169]，以期改变政府《四二六社论》中的定性[170]。5月13日，柴玲宣读《绝食书》。 我们请愿，交请愿书，然后静坐，然后游行，然后也跟政府进行过几次对话，什么结果都没有，那我们能有的招都用够了，都没有结果，那我们最后一招当然就是绝食，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也并不是我们真的就愿意这么选择 背景：绝食抗议很快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北京居民游行示威，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 我觉得当时大家都在热情高涨的时候，都希望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给政府压力，迫使政府接受我们提出的七条政治主张中的哪怕一两条都行。至于绝食怎么样，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绝食过，也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应该很多的学生就是觉得不管是后果是什么，我们都要去承担，甚至是饿死了，或者是出了身体什么状况，也是我们去承担。 背景：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对谈，与李鹏代表的强硬派不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继续与学生沟通，赵紫阳的温和态度遭至邓小平的警告。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实施戒严，开赴北京执行戒严的军人在郊区被大批群众拦阻。 这时候我们知道大概已经就变成，就是用句共产党的话说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已经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了。那时候我们在广场上的同学完全不知道坦克被堵住了，我们以为大概在黎明的时候，坦克就冲进来了，冲进来那我们不就被轧死了嘛。我印象最深的是就在这种恐慌的情绪下，我们北大的那个营地里就出现了那样感人的场面，就是很多老师来了，老师就说要坐在学生前头坦克要进来他们要替学生挡。然后市民来了，市民坐在老师的前头，说你们是读书人，国家需要你们，我们要坐在前头，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就是女生在最核心男生在外头，老师在外一圈外面有圈市民。这整个过程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后来多少年我都讲，这是整个六四过程中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有可能会面对坦克的碾压，但是每一个人争着去坐在前头，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到了这个时刻展现出来的这种勇气，全世界罕有能比。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奴性强不敢反抗，这都是不知道89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当年中国人那种勇气，我自己学历史的，我可以负责任讲是人类历史上罕有。 背景：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被称为“六四事件” 我想绝大部分人当然都没有想到，真的政府就会用后来那么血腥的方式，89年开枪的时候我在北大校园里，我并不在现场，我没有那种现场的那种震撼，我听到的都是后来同学大概讲的一些情况，当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基本上脑袋就陷入麻木的状态了。当然我们有过反思，如果说学生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对政府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太把它当自己人了，我们也太把自己当他们的人了。如果说1989年对于开枪这件事完全是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的话，那经过三十多年的反思，我现在就非常的能够理解了。我觉得如果再出这样的事，政府还是会这样做。这个政权它本来就不是人民选出来，那你要想一个政权，它不是人民选的，它是自己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所以这个政权自己本质上讲就是没有自信的，那么它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它第一个反应一定就是暴力的，一定就是强制的，或者一定就是用压制的方式。这个跟信心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民主跟专制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背景：1989年6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袁木称，据“初步统计”，“六四”有近300人死亡。但真实数字不详。 当然我觉得历史发展也有偶然的因素。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共的七上将好几个元帅，基本上以赵紫阳作为总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都是反对开枪的，甚至包括杨尚昆这样的人一开始，也是反对开枪的，就是邓小平在李鹏在少数人的唆使下，邓小平作为一个独裁的老人，他拍了板要开枪，立刻所有的人都闭嘴 不讲话了，就开了枪了。我想89年发生的事情，给我们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在中共的这种体制下，体制和制度还是决定因素，就是寄希望于少数的领导人的开明，我觉得89年是告诉我们已经是不可能。 背景：六四事件后，中国当局开始逮捕行动，北京市共抓捕了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位居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于1989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他的母亲也被关押了50多天。 她（母亲）就是因为在那个炮局（关押地），当时抓了很多人，所以一个房间不大关了很多人，就不能够平躺，都得侧躺着，久而久之你想她那个年纪了，躺久了当然就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政府也没有告诉我说抓了我母亲，过了两三年我母亲才跟我讲的。 背景：1991年，王丹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 当时抓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主要的一批人当然是关在秦城监狱，但实际上当时北京和地方上的派出所、 看守所里都关满了。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没有崩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就是我们今天受的这个苦，是我们自己找的，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所以我想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当时坐牢都有一种光荣感。 那个时候我个人就觉得我已经很清楚，就是我们确实已经创造了历史，至少中国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我也很清楚，全世界都在关心，我现在已经在承担一定的这个历史的责任，你说我要垮了，我都觉得可能代表这个运动的形象会受到影响啊等等。 背景：在秦城监狱，唯一让王丹放心不下的是父母的情况 我从进了秦城第一天，我就要求给家里写信，然后每一次提审我都提这个要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我都忘了大概是过了将近1年，终于有一次，他们说经过上面研究同意你写信，但是要经过我们审查，而且也警告我说，你不要写些有的没的，你就把你的生活情况写写，让你家人放心。 背景：1993年2月王丹出狱，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11年。 因为那时候我关在锦州监狱，那我父母每个月要从北京到到锦州去探视，非常辛苦的，那我觉得我不想让他们再那么辛苦，我觉得我们家人为我付出已经很多了，那我也很清楚，就是我要离开监狱到美国会失去很多，比如说更进一步的荣誉，那坦率讲我要继续坐牢，搞不好诺贝尔和平奖可能先到我这儿了，所以那时候晓波（刘晓波）就还在外头嘛，那我要继续坐（牢）坐久了说不定很可能就是我的？但是我觉得那要让我做个选择，在诺贝尔和平奖和我父母的安心这两件事上选，我觉得我就要选父母安心了。所以第一次坐牢我就尽忠，我就做到底我也不离开中国。第二次坐牢我就决定离开尽孝，这样我自己觉得我至少忠孝两全。 背景：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国政府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名，允许王丹保外就医，于4月19日将他递解前往美国底特律。 后来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妈再来看我，我妈就跟我讲就说这下就放心多了。 背景：1998年7月王丹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我觉得最大的不适那就是语言的问题，我到美国已经29岁了，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学过一些英文，但一共大学我就上了2年，然后就开始坐牢，那你到了美国，你买个东西都要用英文啊，更何况我是在哈佛要念书，那个压力就更大。 背景：2008年6月5日王丹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 其实如果没有六四发生，我自我的人生规划也是在历史系毕业之后，出国念个学位，也是到哈佛历史系，所以兜了一大圈，其实还是照我原来人生规划走了。 背景：2009年8月至2017年9月，王丹先后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院校教书，之后回到美国华盛顿 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就是她的坚强这一点，就包括她自己也坐过牢，她自己也经过母子分离啊什么，但她从来没有被这个所击溃或者屈服命运，或者怎么样，她始终用一种坚强的态度来面对，她的坚强程度远远超过我，以致使得我都不可能不坚强，要不然我会觉得对不起她。 背景：王丹多次安排父母来美国相聚，并出游其它国家，但是王丹无法回国探望双亲。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遗憾，那当然某种程度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要从事这个事业，但更大的程度是因为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是它不让我回国，而不是我选择的这样的这种缺憾。我父母是非常明理的，尤其我母亲是非常明理的，因为我们母子之间有这样的默契，就是我们都很知道今天造成这样的缺憾，是因为我要做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为这个国家争取一个民主的前途，这个结果和这个遗憾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也没必要为它去承担责任， 应该是共产党和这个政府去承担责任。 背景：王丹母亲因突发脑出血，于2021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最后一面没有见上她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不仅是我也是我母亲都预料到的。我母亲早就跟我说，如果她病危，即使政府允许我回去，她也不希望我回去，因为她不相信共产党，她觉得你要回来看我，她说那共产党把你抓起来我死不瞑目 。如果有一天我病危你绝对不能回来，这绝对就是我给你的遗嘱，其实我母亲在她去世前2、3年，几乎每周都在跟我讲，让我随时做好准备，所以我母亲是非常伟大。她当然也没料到自己会突然去世，但她就怕我会受不了这样的冲击，所以她几乎每天都讲。 她在世的时候，她说你能对我尽的最大的最后的孝道，就是不要让我有任何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她很早就叮嘱过我一不插管二不抢救，只要医生跟你讲说抢救过来了结果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她说你绝对就要给我放弃任何抢救，我不要生活不能自理地过我的晚年，那我觉得到最后就是我母亲病危的最后的阶段，我姐姐让我做决定，我就做了决定不抢救。我觉得我最后帮她完成了她的心愿，算是我最后给她尽的孝道。 就是觉得非常崩溃整个世界垮了，但是我很快大概一个礼拜，我慢慢就从中间就走出来，我知道很多人以为我会崩溃，甚至有些人想看我崩溃那个画面，但是绝不可能，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我能对我母亲最后的交代，让她最放心的就是我不会为她的死流泪。私下当然有，但是不公开场合 绝对不会，因为我知道那是她绝对不愿看到的。 背景：30多年过去了，当年八九学运的领袖人物来美后各有不同的人生走向和事业选择。 我们89年出来的同学有些确实就完全离开了，你比如说李禄，李禄几年前就跟我讲，他说他就要退出所有的民运活动，因为他觉得现在挣钱这件事对他来说比改变中国还重要还要有趣，还有意义，我完全尊重，人是可以做这个选择，但我个人从来没有选择，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件事还没做完，中国非但没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不好了。那我找不着一个理由放弃，然后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这辈子就是要做反对派，一直到中国反对运动成功为止，成功不了，那可能我生命就到头了，但只要成功不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反对运动，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是一种倔强，或者说是一种自尊。我承认就是在我整个一生的各种选择中，历史感是非常强的，这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或者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就是君子要立德立言立行，就是你做这些事情，你要能够流传下去，或者要能够改变什么，而不要变得只跟自己有关。 我们这一代80年代这一代人受的是54精神的影响，我们是最后一批54精神影响的人，就是这种54精神，就是说要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是非常大的。 背景：对于王丹来美后33年的历程，有评论认为他顶着六四光环获益，对于拓展民主事业缺少建树和影响力 首先说这哪是个光环，这是个荆棘的花环，那是个荆棘组成的花环，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然后因为带了这个光环不能够回中国，不能够侍奉父母，这叫什么光环，对不对这么多年我们是顶着这样的困难压力，这些痛苦还在继续坚持。三十多年说我们对于民主没有什么建树，我觉得这是对民主不了解的原因。民主是个漫长的过程，首先我们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对民主就是一个建设，因为任何一个民主政治就是要有反对派的存在，所以不管我们干得好和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在实际地建设中国的民主，至少有一帮人成组织地作为一个反对派存在，这样中国民主的这个拼图就多了一块就不会缺少。如果中国这个拼图连一个人站出来反对的都没有，那离民主就更遥远，所以怎么能说我们对民主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呢？比如我在台湾教了8年书，不管是对于中国来的陆生还是台湾同学来讲，我还是起了很大的影的。 我当然要多讲64这件事，因为它是中国当代中国历史上缺了的一块，被活活的抹掉了的一块，那我作为一个学历史，如果从我的专业角度，我应该不断地讲，让这块历史不要被抹去，就是所谓的守护这段历史，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对这个国家该尽的一份义务，不能让这段历史丢掉。坦率地讲确实现在年轻人对六四就几乎不知道，或者了解得很少，那我也不觉得这是我们多大的过错，我们不可能跟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机器，能够对抗，然后还能够战胜它，这个我们也不能这么狂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说，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不管这一代人如何淡漠，我能够让多少人知道，我就尽我的力量让多少人知道。 我们当然要继续讲六四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平反，如果它已经是一个结束了的历史事件，也许我们确实可以应该把它放下来继续往前走，它没有结束，那些受难者什么的都还没有被抚恤，甚至还说是暴徒，共产党也完全没有为这个承担任何责任。 背景：香港六四纪念馆由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组织支联会建立，开馆于2012年。2021年9月8日香港警察逮捕支联会四名成员，并于第二天搜查纪念馆，带走十几箱物品。2022年1月王丹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 一个实体的纪念馆还是很重要的，你那种实体看到一个帐篷，看到当初的血衣的那种心灵的撞击，和对历史的那种感知，跟你看网上的一个照片，其实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实体纪念馆。 背景：2022年2月17日一张网传照片引发了一场“反对建六四纪念馆”的舆论风波，照片是某个华人社团在纽约法拉盛举办座谈会的合影，八九学运领袖人物熊焱出现在上面。王丹对熊焱的做法表示“痛心疾首”。 一进去就看见那个屏幕了。那个反对纪念馆的成立的字那么大，他（熊焱）说他后来有看见，但他还是觉得都已经来了，就不要走了，那这点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既然已经看见就应该抬腿就走，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误会的地方是非常清楚的，那他这样做 我觉得就是不对的。既然是一个反对建立64纪念馆的这么一个活动，你就不应该参加。在现场没有任何讨论，到了那儿就是打个招呼，然后就开始拍照，这摆明了就是圈套，以熊焱的人生阅历不可能看不出这是个圈套，那你还愿意坐下来。我觉得各自有不同意见，甚至有相互的争执是非常正常的民主社会的现象，这就是民主，如果完全统一在一起那叫做独裁，所以民运有不同的山头完全是个好现象，是个应该继续维持下去的现象，因为这才是民主。 背景：王丹自2022年3月开始参与筹备华盛顿“六四”展览 我们是跟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合作，做一个六四的特展，从今年6月3号会正式开幕，然后到大概到十二月底会结束。我们展览会展出一些很珍贵的文物，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就当初解放军报的记者江琳提供的一个血衣，周锋锁那边也收集到一个，当初的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深圳大学的校旗，其实那个我觉得特别珍贵呀，上面有很多学生在当时不仅是签名还写了一些感受。现在看都非常的感人，那就是当时的学生的心声，这些以前都没有公布过。比如说林培瑞先生，他要把他的好友方励之老师当初给邓小平写的公开信，那是1989年年初的事情，要求释放魏京生，那是个很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开启了整个89年的序幕。 我们有很多这样宝贵的文物，包括我坐牢的时候，刘晓波写给我的亲笔信，包括一首诗，这个以前也从来没有公布过，我也愿意把这个原件给贡献出来。 其实这个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那么人性本身当然有各种争论。有的说人性善的说人性恶的，但是从过去人类历史这几千年发展看，人类基本上还是向着进步方向走的。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会走向进步，六四会平反，它是个板上钉钉肯定的事情，我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只要还是人类社会六四 就一定会平反。 这一路虽然走过了非常坎坷，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可后悔的地方，你要问了，我就非常明确，说没有没有后悔。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熊焱，我是美国纽约州联邦国会众议员第十选区的民主党参选人，我有27的军龄，33年前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参加过那一次伟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 《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作者：熊焱 “救护车！救护车！伤的年轻人血已流尽。那个晚上的记忆总是自动浮现，枪声与兽行在北京的夜幕中，四百年未曾出现，五千年埋在石头底下的人都冒出来看北京的屠杀看年轻人，看着流血的年轻人。祖国啊，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到今天我的心，即使不是阴天也隐隐作痛。” 大屠杀嘛，政府开枪，动用政府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对我们的人生是影响多大。对一个个体的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何尝不是这样呢。 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爆发于1989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了近两个月，波及全国。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军队对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示威集会进行了武力清场。熊焱，八九学运北京高校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熊焱1986年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西方法律哲学。 当时的北大呀，还是相当的宽松啊开放啊，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有学生运动的传统，所以我们进去以后，86年有一次，88年有一次，然后89年又是很大的一次。所以在那个时代，好像每个学生走上街头，好像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哎呀这个是最感动人的，不是我一个人啊，几十万上百万啊，市民学生群众工人，包括中国的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不是一个人啊，他们都在那里哦。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学生们真诚纯洁善良，想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事，何况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学生们社会各界，希望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跟上来。 当时虽然中国是相对开放的，但是那些老的知识分子，还是不敢说话的，听到北大三角地的广播，天安门广场的广播，那些老知识分子戴眼镜啊，激动地悄悄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好啊，好啊，好啊，时机到啦，好啊，好啊，你们有希望啊，我们有希望啊，好几个人都这样对我说啊，那些老知识分子，这个忘不掉。我流眼泪，好啊，你们了不起啊，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内心的积累嘛。碰上八九民运这一代年轻人无所畏惧走上街头说要民主自由人权宪法改革开放，反官倒反腐败，这是好事啊。 我们那是以火热之心，以纯净之心要为国家做好事为社会做好事。但是我们年轻啊，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复杂性，而且群众的学生的运动是不可控制的，虽然我是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但是到了中期后期，也并不见得我就能够指挥啊，不能啊。 自5月13日起， 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四二六社论》中有关八九学运是“动乱”的定性。 5月14号第二天是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书记）访华，要从天安门广场进去，学生们、临时凑起的学生们，或者学生领袖代表一起开会，我们要不要撤出广场。 在广场上几经争吵好几个小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学生应该让出天安门广场，让戈尔巴乔夫正儿八经地从广场进入，决策做出来。 绝食的同学躺在天安门广场，把这个拿起来又睡倒、把那个拿起来又睡倒了，时间就拖到了天亮了，所以后面的报纸报道啊，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啊，和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群众运动谁能控制呢？群众运动谁能够知道真实的状况呢？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官员与11位学生代表进行了面对面对话，李鹏要求学生终止绝食抗议，学生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不是动乱。熊焱在现场向李鹏提出了问题。 熊焱与李鹏对话：“这样一场运动，不管政府方面及其其它方面是否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历史会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是为什么同学们特别地需要政府方面及有关方面承认呢？我想大家都是表达这样一个愿望，想看一看我们的政府到底还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光荣，说不光荣是假的，同时但也是表示哎呀毕竟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回过头来说是不是还可以把那场运动做得更好呢？比如说对话的时候继续对话和政府的沟通加强。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当然市民参加啊都参加，但是中国的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真的出来，他们有经验，他们有些智慧啊。在89民主运动对话的时候，要是能够更多地倾听来自知识分子的声音啊，某些政府部门官员的声音啊，和其他和我们对话的这个人的声音，如果稍微多听一听，可能可以改变一点方向。虽然我知道历史复杂，不可能按我们想象地去（发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这个努力嘛。第二呢介入了党内高层的纷争，我也不具体了，或者以赵紫阳为首的这一派和邓小平为首的这一派，他们有党内的纠纷，这个我们学生是不知道的，所以学生被夹在中间。最后呢？没有一个真的健康的理性的有强大的力量，出来引导这个学运，学生你能做什么。除了火热的心、纯洁的心想要做点贡献以外，他没有力量啊。当然你能责怪谁？历史可以责怪谁呢？不能责怪谁啊。 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从五大军区调动兵力开赴北京。6月3 日，李鹏会见军队和北京市领导人，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被称为“六四事件” 。 我还真抬过尸体。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抬过尸体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年轻的学生，不会知道止血，看到他流血，把他抬到自行车上进到医院。虽然不是我们杀死他的，但是我们那个负疚感是有的，那样的镜头其实是忘不掉。我们把他抬到自行车上，他失去了平衡。中途还从自行车上掉下来过，掉到地上，那个我现在我回忆不就痛苦吗，又抬上去。到了儿童医院以后，医院里好多尸体躺在平地上啊。 本来我当时6月3号晚上，我正在北京大学，我是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的，但是我和我的几个朋友一定要去啊，过了木樨地还要往广场前进啊，还要匍匐前进啊。我们希望被打死，在那个时刻。我们希望“嘣”把我自己打死。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没有恐惧感了。 六四是个悲剧，是个民族的悲剧、人类的悲剧，要避免那样的悲剧，那是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做的事情，包括人类的、其它国家的、世界的。 6月4日，熊焱跟他的导师张宏生通了电话，原定过两天进行硕士论文答辩。 那是6月4号，我在长安街，我就给我导师打电话。我说张老师张老师啊，我知道我的论文答辩是6月6号啊，但是现在我就在这里啊，天安门广场啊，我估计回不去答辩了。 老师是个老教授对我很好，他说不要答辩了不要答辩了，你的论文是写得最好的。不过他也讲，哎呀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去嘛。老教授很好啊。 大概到了90年好几个月了，我就因为在监狱里头，后来我就给张老师写信，我说我要翻译一本什么样的书，过了好几个礼拜以后没有收到他的书，是通过另一个老师进来的。因为我老提到张老师，他（监审员）说，我说你和你老师关系这么好吗？我说对呀很好啊，他不知是为什么有意无意透露了一点，他说你的导师已经去世了。我当时就哭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去世的。直到我后来出狱以后，1991年1月24出狱，后来我就知道了，是6月13的通缉令在电视上。然后我的导师70多了嘛，他的儿子告诉他说，爸爸，你的学生熊焱出现在电视上被通缉了，大概半小时以后，他就摔倒在地上就去世了。所以后来，哎呀当然我就很难受嘛。 熊焱1989年6月1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被捕，随后在秦城监狱坐牢19个月。 当时不害怕其实有好多考量。第一我们自始至终还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用言辞表达我们的政治观点，而且我在表达的时候还相当理性。第二，年轻啊，看过好多英雄的人物啊。第三我是学法律的，最多判我3、5年嘛，没有什么很坏的后果啊。 苦了家里的人。刚刚提到我刚刚结婚的妻子，他们是不知道我们在里头怎么样，他们的担心是具体的，我母亲也不知道啊，就这孩子哪去了？半年没有消息死了没有啊。因为据说是半年以后他们才知道我们关在哪里，他们的担忧是一天一天的。 大概是90年，我妈妈去坐长沙的火车去北京，旁边坐着一个相当很有气质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正在看一本读者文摘，其中提到毛主席的那个秘书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他说您去哪里啊。我妈妈说我要去北京。他说你去北京做什么。她说我去看儿子。那你儿子在那里做什么？我妈妈不说话，妈妈指着秦城那个字，那个人立刻就明白了，肃然起敬啊对我妈妈。这个是我妈妈给我讲的故事，所以说我妈妈虽然担惊、虽然受怕，但是实际整个社会对我妈妈非常尊敬，当地的人对我妈妈尊敬啊。 熊焱：“这个照片是我1991年1月24走出了北京的秦城监狱。当时的心态就不一般，我说留个纪念，就到了当时北京颐和园旁边的一个照相馆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我们那个时代，就算我们出狱以后，整个社会都关心我们、关怀我们、也暗中帮助我们，是那个社会的气氛。再讲一个有趣的事，这可以说了啊30年过去了，我出来以后没有证件，也没有身份证，都没有。其中有一个同学，可以说了啊，他说我哥哥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可以给你弄个身份证，还真的帮我弄了一个身份证化了一个名，我才有意无意到了深圳，后来就到了美国，意思就是说那个社会相当宽松，令人怀念和留恋，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社会都会向前迈进，让人们有自由，有新生活有健康的生活，向前走嘛。 熊焱1992年6月经香港抵达美国，先后攻读英美文学和神学，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2003年成为随军牧师，2009年获得戈登康维尔神学院神学教牧博士学位。 我是最没有想要来美国的人。 我来美国是太对了，太对了，用基督徒的话说认识了上帝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活、思想、训练、精神、世界观、价值观全改变了。 熊焱：“美国陆军准尉军官学校，我是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任牧师，这是当时一个合照，那些军官啊，那些教官啊，我在这里。” 熊焱的母亲也是基督徒，未能为母亲祷告一次成为熊焱人生的一大遗憾。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亲切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初中吧，我妈妈还给我洗脸呢，哈哈，我妈妈是个非常亲切的人。我妈妈是个民主作风人士。但是遗憾的是，的确她躺在病床上我没给她梳梳头啊，给她洗个脚啊，为她祷告一次啊。 我妈妈2015年，她从三月份开始病危到去世的七月份一直是躺在病床上的，但是现在有手机啊，人们朋友们时不时给我发个母亲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你说我不看？是我妈。你说我看了，看了我久久不能平静，所以那种痛苦是很痛苦的。哎呀，据说我妈妈躺在病床上快要去世的时候，人们总是说这是你的儿子熊焱回来了，我妈妈的眼睛就睁得稍微大一点。 一个女牧师年纪比我大一点，她就问到一个问题。她说你妈妈躺在病床上，她疼不疼啊。那一句话使我立刻泪奔，因为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当一个年老的八十岁的人躺在床上，三五个月不能动，或者说要去世的前奏，她在肉体上的疼痛是个什么状况。 2015年7月，熊焱母亲病逝于湖南，当时熊焱在Fort Bliss美军驻地。 我哥哥来了一个短信，母亲去世，我们等着排队吃饭嘛，立刻一秒钟，我这个心就乱了，还说吃饭吗？立刻就不行了，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给我的上司打电话。哎呀，我妈妈去世了，他们立刻来帮我祷告啊安慰啊。此后，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以后任何时候只要我去排队等什么吃饭什么。哎呀我妈妈去世的那个镜头就来了，这是第一个影响这个挥之不去，好多次好多次，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母亲去世以后那就很痛苦啊。 熊焱曾多次试图回中国探望病危的母亲，但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 中国有一个文化叫做临终关怀嘛，也不留下遗憾嘛。但是后来我的基督教的思想盖过了我这个普通的情感，就是真的我们的永远相见的好地方in Heaven（在天堂），这个也是 从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毕竟I will see you in heaven（我会在天堂与你相见）。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思想和情感。 我1992年来到美国，立刻就拿到了绿卡。当时我们的思想只有一个，学好本事包括学好英文，回到中国，继续民主政治改革开放、继续民主政治、社会活动，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拼命地读书啊，拼命地学习啊等等。10年之内没有想要加入美国籍，都是想着如何要回到中国大陆去。甚至我还加入了美国陆军，这是当时有一个思想。学好本事学好军事，还要回到中国大陆，说不定哪一天还能用得上军事的思想军事的经验。 一件事情改变了我，911。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世界发生了质变，军事发生了变化。国家需要打仗，需要前线的牧师，所以我就说如果不成为美国公民，我就当不了军官，我就去不了战场，几经犹豫我加入了美国籍。加入了美国籍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另一个变化。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了，你说我再回中国搞革命好像也不合适了吧。那么我就要好好为美国服役，要好好来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但是放下了中国的事情没有呢？没有啊，无论是研究、写作，包括研究军事、政治、各种都是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变形做准备。 熊焱：“希望你们幸福啊，能投票的时候投我一票。” 20年前，熊焱以纽约牧师身份奔赴伊拉克战场，2022年以少校军衔退役后回到纽约决定参选国会议员。 我为什么要出来参选？我是个基督教牧师，是不是，我希望进到国会山，能把上帝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能够影响立法者嘛。 第二，中国，不管他经济如何发达、如何发展，物质面貌如何改变，但是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国家的权力过大，把社会的力量压制，所以按我们过去的政治学的观点，一旦国家出了问题，整个社会就崩溃，社会没有一种稳定的健康的真实的力量来接管政权崩溃时候的动乱，哇，14亿人民怎么了得啊。 那么在那种危难到来的时候，如果我是国会议员在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动荡时刻都是美利坚人民、美国政府做出良好的表率、榜样，来维持世界的秩序。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国会议员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讲的中国人民大众啊，他们真需要外援的时候，我不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吗？ 还有一个呢？现实的问题。新冠带来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纽约地铁啊、公共汽车站啊、街道啊，天天发生爆炸的、枪杀的，人们说我们不敢坐火车了，我们不敢坐地铁了。这也不是美国梦。美国梦一定是一个族群和睦团结的梦。华人要强大要健康要提升，还要向不同的族群伸出友爱之手啊。我愿意来做这个工作，和其他人一道。 2022年4月熊焱获得美国国会第十选区众议员参选人资格，他将角逐8月23日的初选。 和我们过去所关注的中国人权民运事业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当然是连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600万华裔在美国的命运都赖于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和平的关系，这个是现实啊，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说美国和中国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摩擦、冲突、甚至武装的冲突。我们这600万华裔何以自处、我们往哪里放？虽然我们不希望美国和中国有这样的不和平的关系，但是谁知道呢？所以这600万华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是要忠于美国、要维护美国的价值，只要美国强大世界就有和平的可能。因此，我们要极力维护美国的健康的发展，不能走下坡路。 2022年1月王丹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2月，熊焱卷入一场 “反对建六四纪念馆”的舆论风波，起因于他受邀参加了一个华人社团于2月16日在纽约法拉盛一家酒店举办的座谈会，该会议邀请函写的是“呼吁社区团结、反对族群分裂”。 我说，反对六四于我来说是不对的，那个人（研讨会发起人）也很开通，好对，那我们就开一个座谈会，不提反对建六四纪念馆，呼吁呼社区团结，新冠时期反对族群分裂座谈会，座谈会就是讨论嘛，研讨会，给我发了邀请信，还给我发了邀请函，2月16我们就去了，到了以后，那个大的餐馆里头赫然写着，呼吁社区团结、反对族群分裂、反对什么？反对在纽约建六四纪念馆。 首先这个大标题的出现是我们不知道的，不是我们做的标语，也不知道他要挂上去啊，邀请函上没有说这句话啊，讲好了的。发现以后怎么办呢？当然也是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想过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撕棋盘，讲笑话，摔个桌子、翻个板凳、高声大喊一声就走了嘛。但是整个事情这么说要动员侨团来支持我，是这么个大前提来的。第三，研讨，但是上去以后没讲话啊。他说哎呀我们错过了餐馆时间，照片就出去了，当然也是我们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在意有这么大的（标语）。后来还在解释诠释，一个照片是不能解释东西的，那里没有我说的一句话呀。当然，你要允许人们骂娘啊。 我们和王丹本身就不是一伙人。不是讲他人不好，他也不错，上次他妈妈去世我还流眼泪了，我在乌克兰他还说你要小心啊，人归人嘛。但是他干的活我们不参加，这个是我们圈子里的人知道，还不用说我现在要参选国会议员，你这明明给我下套。这个和否认六四有关系吗？和否认八九民运青春岁月有关系吗？ 我们和王丹虽然都是从天安门出来的，而且是从北大出来的。但我们走都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美国军队有纪律，要求我们不要和外国政府有任何的经济上的往来，是不是，纪律决定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军队里服役，剩下的业余的时间就是自己独立地搞点民主政治、参与点中国的变革啊、写点文章啊，但是实际我这个人不在他们这个群落里头，所以我属于独立大队。 他们的一切的组织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只是有一次，六四Nancy Pelosi, the Madam Speaker（议长女士南希·佩洛西）邀请我们去的时候，头面人物都要到场啊。 我不参加（王丹的活动）丝毫不是说89年我忘了，我忘了吗？六四的那些惨相我忘了吗？中国未来的民主的变革、人们的福祉我会忘吗？世界的和平我会忘吗？人类的福祉我会忘吗？那是我一脉相承的思想，我可能更努力。 六四的很多重大活动我都参加过，我2009年回到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25万人，我是唯一的一个离开中国17年以后，回到香港的学生领袖，发表了八分钟的演说。 熊焱：“擦干死难者家属们伤心的泪水，抚慰他们惨痛的伤痕。” 25周年的时候国会邀请我们见证、祷告我也参加了的。我不参加你王丹的事情，那我就是背叛了六四了？我现在的使命，我要更对得起我妈，我才来竞选国会议员，我要更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我才来当选国会议员，我要更对得起中国的未来，我才来当选国会议员。 一个联邦国会议员的侯选人，美国的选举，它会高度关注。一方面不允许有任何人对我侵害和伤害，另一个它也保护不失脚啊，不失脚、不能违背美国法律。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合规合矩、中规中矩啊，还有比这个更严格了没有？还有比这个更清楚了没有？ 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披露，来自中国的特务试图破坏熊焱的国会议员竞选。 司法部的文件公布了以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但是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蛛丝马迹呢？有。十一月底的某一天，我和朋友约好开车去印第安纳见朋友，凌晨三点，正好在我开出来的那一秒钟一辆车开进我的parking lot（停车场）。哎，我说咋回事呢？凌晨三点呢，他是不是下夜班呀怎么，就没有多想，总之就是很奇怪嘛，太巧了嘛，一秒之间，然后他看到我开出去，他就退回来就停在我房子的旁边，我就经过他的旁边，我就想看看，那个人低着头，那件事情我就记住了，后来我还写在我的日记里头。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3月9日，熊焱奔赴乌克兰战场，为和平祈祷。 我到了那里后，我就真的感觉到儿童时候我背的唐诗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个时候是春天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句诗还有，立刻变成活生生的场景，深深地进入我的心灵世界。乌克兰人民在战争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他们国破山河在。其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在教堂的旁边弹吉他，我去的时候三月份，乌克兰还是天气比较清冷的，那个吉他的声音，我虽然记不得是什么曲子，清冷、幽怨、低沉。结论是和平好啊，不打仗好啊，国与国之间和睦团结好啊，一旦国破何以自处。 在某种意义上说1989年这场运动过去以后，大浪淘沙。把我这一代人淹没。很多人鼓励我，熊焱啊，你是仅存的硕果。你要对得起死去的亡灵，你要对得起你的母亲，你要对得起中国的未来，你要在美国的政坛上占一席之地。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为人类的未来做贡献，为2000万华人做贡献，将来若有机会还要为中国的未来贡献。 现在我今年57，中国生活了28年，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现在晚上做梦，基本上99%都是中国大陆的储藏的信息和记忆出来。所以中国，你怎么能够忘记呢？ 我有一个极好的家庭，上帝赐我7个孩子，我给他们的取名叫北斗七星。 我不是有两次婚姻吗？我过去20年和我前妻结婚，我每篇文章都有前妻的影子在里头。美国陆军的生活使我们的婚姻生活极其的艰难。因为我们每2年都要流动一次，我在美国流动了17次，当我的孩子们要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不能流动，所以带来很多生活的困难。这是为什么总司令说，我们感谢那些阵亡的将士，我们还感谢那些现在服役的将士，因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是别人不知道的，包括家庭的牺牲。 叶落归根的这个概念我已经没有了，我死了以后，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埋在这个旁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初衷不改，理想更加明天，虽然头发渐稀，理想不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海两个月的残酷封城即将结束。作为一个旁观者，为苦难中的底层感到宽慰的同时，还有别的一些复杂情感——那就是特别害怕那些可能在解封后出现的莫名其妙的表演。不管是丧事喜办还是磕头谢恩，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从武汉开始，西安、吉林、瑞丽……我们都见证了很多特有的哭笑不得的人间世相。惨是真惨，痛是真痛，可是事情过后，还是一片祥和，作为受害者，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像一条条的金鱼，只有那七秒钟的记忆。甚至还上演了很多被网友救助后反咬一口，痛斥外来的帮助是“递刀子”等等如同农夫和蛇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希望你好了伤疤，但别忘了痛。 第一、别忙著去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有些东西本来就是你的，现在还给你，真的没什么值得欢喜的。不要把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变成了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的闹剧。很多事情也许你身不由己，但是大部分时候你至少有沉默的选择。千万不要上一秒还在痛不欲生，下一秒就跪地狂舔，真正的卑微不是身份和阶层，而是作践自己的血泪和痛苦。 第二、学会站在小人物的角度，客观冷静的审视“作业”的意义。曾几何时——在欧美遍地狼烟的时候，相当一部分国人对于自我的作业非常自信，甚或嘲笑别人“不会抄作业”，我曾经基于对美国的观察，写过大量中美防控措施的对比和分析，其中就曾经说过根本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防控目的不同，但恐怕到了今天，还是有人很难理解。 第三、有空反思一下自己的苦难，看看这痛是怎么来的。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是人祸，该如何去避免。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真正的大灾大难往往都不是老天爷造成的。这也是历史上很多悲剧不断循环往复的原因。我们需要牢牢记住海耶克那句话：“那些幻想以牺牲最基本的自由来换取最低的保障的人们，最终会发现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第四、有些之前被迫中断的大事要事，趁视窗期，抓紧做。不要把凛冬里面短暂的回暖，当做春天已经到来的号角。锅里的水已经煮沸好几次了，是个青蛙也就别在沸水里面做池塘畅游的梦了。普通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把握自己命运，更不要幻想潮流随我而动，在特殊时期，识时务知进退很重要。 当然我知道，不管如何，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是现实的存在——只要生活恢复那么一点点常态，依然会有很多人心满意足，重新燃起莫名其妙的热情。那些挂在脖子上的项链和枷锁，那些曾经几乎夺取他们一切，甚至是生命的东西，回过头都是必须的不足挂齿的代价。有人甚至还会为此自豪。 这样的伤疤，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数不胜数，又有多少人记住了？ 我丝毫不会怀疑，用不了多长的时间，魔都还是那个人声鼎沸的十里洋场，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但是我真的希望，过去的两个月中发生的故事——不管是吃过的苦还是流过的泪，我们都好好的记住。那不仅是某个地方的伤疤，也是一个国家的伤疤。 1821年，黑格尔发表《法哲学原理》，其中对中国历史有这样一段评价：“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换句话说，他认为中国历史都是千篇一律、不长记性的低级重复，这样的伤疤，换不来新生。 所以，希望从此以后，我们都能记住过往那些荒诞的画面，狰狞的面孔。记住我们的伤疤，记住我们的痛，记住中国人世世代代苦难的根源。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6月4号是中国民间认定的国殇日，中共认定的敏感日，这天凌晨，朋友圈会以帖发蜡烛图案的形式祭奠1989年6月4号被中共军队屠杀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生。有网友发帖说：这个日子成了某些人的忌日，成了某些人的心病，成了某些人恶梦，他们千方百计封锁了几十年，只字也不敢让人们知道，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历史不能掩盖，历史不容篡改，别以为没有人记得，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不会忘记。 那年，一群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他们有梦想，有志向，有担当，他们无惧邪恶，无惧艰险，无惧牺牲，他们在那一年为了向往自由，追求正义，献出了鲜红的热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献出了无悔的青春，他们虽然倒下了，但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无数的有心人。网友@孤鹜独翔2022发帖说：三十多年了，天国的你想必依旧娉婷翩然， 原谅我的怯懦，明天我不敢为你呐喊，今夜就让我用你留在人间的火种点上红烛，烛泪是对光明最崇高的祭奠。 如果说当年广场上的年轻人最大的诉求是反腐败反官倒，对民主的建制与内涵还缺乏清晰的认识，那么经历三十三年的社会变迁，旁观或亲历过那场运的一代人以及他们的晚辈对政治改革有了更成熟的认知思考与更具体的诉求。本周，上海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在朋友圈传播并获得广泛共鸣，公开信作者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现实的角度发出，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公开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上海及全国各界同胞：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时间里，我们部分居住在上海相邻地段的企业主和投资人不得不暂停工作，研判时局，初步达成一些共识。可叹我们这几个稍有所成的创业者和投资人，虽坐拥沪上及全国数千亿人民币投资规模，雇佣员工数百万，却举步维艰，为了填饱家人肚子，忍辱加入高价团购接龙大军，期间屡受街道、居委、警署及不明身份人士逼迫强制隔离、上门消杀诸般威胁，不菲房产根本无法成为我们家人的庇护所……感谢上海这届政府，让我们彻底清醒过来，乃至觉醒起来，我们不再甘为待宰肥羔羊，“解封”在即，我们将不得不接受经济规律为我们做出的命运抉择：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喜迎二十大！ 外部环境四面楚歌，内部政府信用坍塌，“解封”之日即外资离境之日、内资外逃之日，随即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清算将击破民众对经济复苏的最后一丝幻想。“内循环”？“韭菜”已被割了数茬，“法治”沦为“人治”，经济被政治绑架，数百万“新冠”毕业生将不得不融入失业人潮，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何谈“内循环”！ 经济规律作用于所有企业家与创业者群体，甚至所有民众。而我们因应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忍痛向社会公布我们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集体商议后作出的如下举措，并期待社会能有所共鸣：裁撤冗余部门，精简业务；变卖不良资产，准备进入“冰川期”；未来数年不准备或无能力吸收“新冠”毕业生；鼓励现有员工主动降薪，共克时艰；拓展海外市场，为他日国内经济重建存续生机。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半封建半自由”所谓市场经济中努力成长起来的，有着充分自主意识，热望公平竞争，我们期盼公民社会，人民应拿回公民权利，重建国家秩序。为此，我们期盼二十大能为我们带来如下春风：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给经济发展解除政治束缚；严厉惩处疫情防控期间违法乱纪、罔顾民意的各级政府和基层官员，以挽回政府形象，重建政府信用；平反冤假错案，如“任志强案”、“孙大午案”等，追回蒙冤企业家损失；释放平反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他们是民族脊梁、国之瑰宝；释放平反疫情期间为民发声或捍卫个人权益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严惩僭权滥抓滥捕的执法、司法人员，整肃公检法队伍，去其政治化，挽回民心；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尤其应确立私人住宅为永久产权（家庭最后的庇护所）；还权于民，重新制宪，开放党禁报禁，消除特权阶层，取消户籍、政审等封建制度和其他一切违反人类道德良知的不合理制度。我们内心愤懑，本欲断臂求生，“长痛不如短痛”，但念及同胞生计，不罢工罢市，不大规模裁员；作出如上保全举措，已是万般无奈之策。国家一日不改革，政府信用一日无可重塑，自由市场一日不得指望，我们将永无宁日！ 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如果您认同我们的举措，支持我们的主张，请在各种可以发声的社交媒体表明您的态度，我们翘首以待！我们也期待全国高校学人、社会各界精英和广大工商业人士，共同声援我们的举措和主张，同声共气，守望相助！ （全文转自法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