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已撤销逾17.5万件签证
2026 年 8 月 12 日
今天，看到网友@gu zhou suo li weng上传的一首小诗，献给上世纪曾经参与八九六四民主运动的人们。 诗中写道： 他们是平凡的人 他们是不平凡的人 他们是掘墓者 他们是铺路石 他们是草根 他们是英雄 八九六四纪念日来临，中共如临大敌，所有官方账号被要求从六月三号到五号禁止转发出现包括点蜡烛，含义不明的数字、口号标语、坦克、有年代感的老旧照片、成龙/谭咏麟/曾志伟/梅艳芳等香港演艺人员、含人群聚集/维多利亚港/天安门/颐和园/烛光/物体排成一排的图片等元素的内容。北京四通桥路牌被拆除，显然是害怕代表任何社会运动的象征物。 五月三十号，习近平主持召开第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再度发出既要又要最高指示，强调国家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习近平在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失业率高涨，外资撤离，营商环境恶化，地方债暴雷的多重困境之下，不断发出安全警告，令许多网友困惑，不知他反复强调的安全是关乎习家的统治权还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习近平5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特别强调：“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突出实战实用鲜明导向，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推动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 这段话足以说明中国安全局势非常严峻，是习近平刻意夸大安全危机还是真的面临着“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对于习近平来说，完成集权之后如何巩固权力肯定是头等大事，特别是对他连任的妄议也是属于安全范畴，下一步他将要实施其改变中国甚至改变世界的宏伟计划，过去十年他集中精力清除党内异已打击政敌，为破例连任乃至终身执政扫清了障碍，也就是说，他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一系列对外战狼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社会一改过往几十年对中共政权的认知，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国际社会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条战线，而中国偏偏选择支持侵略者，并且不断恫吓台湾，使得国际社会纷纷表态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这势必加深习政权的危机意识，他害怕党内势力借机发难，挑战自己的个人权威以及全党上下掀起的对个人的崇拜运动。 会议提到，要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创新理论引领，完善力量布局，推进科技赋能。要完善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实时监测、及时预警，打好组合拳。中共长期以来，对所谓外部势力都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对内的全面监控乃至野蛮镇压，使得党内外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被压制，有组织的反抗更不可能，但中共很清楚外部势力的催化作用，当年若不是借助苏联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支持，要想推翻中华民国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所以中共建政之后一直提防外部势力的影响，对国际社会不断加大与论攻势，特别是提防所谓的颜色革命。至于用什么新手法来化解安全危机，无非是对内恫吓对外收买和渗透，这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老套路，外界基本上已经看穿了这些伎俩。 网友@Flann Ni发帖说：国家根本就没什么安全问题，国家永远都在那，那块土地谁也拿不走。有的只是中共的极权统治危机，假国家之名，为一党之利。这个会议说明，现在中共真的很危险，具体说是习近平很危险！这个蠢货不退，中共不安，国家和百姓跟着受罪。真正为中共好的应让这个人快点走，否则“加速师”称号就要实至名归了。 网友@春如狗发帖说：看看，这艘船开起来有多难？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一不小心就得翻。一旦翻了船，长者说得好，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那就全军覆没了。幸运的是，中国找到了习主席这位好船长。他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哪怕是在风平浪静屌事没有的地方，他依旧猛踩油门开出了惊涛骇浪的感觉。原本风平浪静，折腾得风高浪急，然后郑重告诫每个人，看看吧，船要开得稳，船长必须是我习主席。 网友@2023新世界发帖说：习包子的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是习包子安全，剩下的所有一切都是废话！ 网友@zeta340发帖说：天天喊惊涛骇浪，经济还会好吗？谁会去有可能惊涛骇浪的地方投资？想跑路的人和钱是不是又多了个理由？以习总的小学生大博士的智慧，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所以经济什么的习总不在乎，习总要的就是在小池塘里冲大浪的感觉。 网友@tracy发帖说：经济死路一条，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活路都给走死了。比如第一，就应该和美国修好，但是偏偏要反美，美国正愁缺一个假想敌，自己送上门。再比如第二，要给和平的预期，习近平如果宣布有生之年不打台湾，外资好感度立马上升。两岸都可以进入一个一心搞经济的美好时代。先不说惠及民众，提高福利的事，你天天强调大局观，却把经济排除在大局之外，现在的大局已经变成了个人野心，且举国上下无可制衡，那还有什么出路。 网友 @Aven发帖说：庸人自扰！好好的阳光道不走，偏走独木桥。网友@帝制归来发帖说： 只有底层中国人极限地吃苦奋斗，上层赵家人才能极限地享受快乐，是谓“极限思维”。 网友@无聊人士001发帖说：老百姓吃草，他接着喝茅台，吃特供。网友@郑工作发帖说：刚刚还在西安梦回大唐，万国来朝，大撒币，意气风发，这么快就漏气了？ 网友@阿基里斯的黎明发帖说：他现在做皇帝，最重要的是巩固帝位，这是唯一的目标，其他都是瞎扯。至于国家经济，老百姓能不能活，都不在他考虑范围内。他看到了之前国内那些富豪成为寡头，一呼亿应，成为威胁他帝位的潜在政治力量。他发现发展经济是会动摇他帝位的，那他还会发展经济吗？当然是要搞死经济啊。网友@逆风飞翔发帖说：意思就是除了胡乱折腾，已经没法掌控大局了。和老毛晚年一样，中国人民有罪受了。 网友@Xiang Yang 向阳发帖说：习近平和他的奴才们已经愈发不掩饰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悲观情绪。中共现在的宣传重心是降低国内外对未来中国的预期，除了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宣称“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那么习近平用什么来替代他对外宣扬的“伟大复兴”，对内承诺的“小康水平”呢？那就是他著名的“底线思维”。习近平“绝不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做亡党之魁”。但面对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有崩盘危险的中国经济，习近平的底线思维究竟意味着他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美国和西方若不做好打仗的准备将无法对选民交代，因为多数选民对中国的戒备意识已经被唤醒，那就是习近平若攻打台湾将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安全，因此不能不防。那么习近平不打台湾，世界就太平了吗？ （全文转自法广）
一周年碎碎念，一点微小的个体记忆 一年前的今天，上海两个月的封城以上海发布的“6月1日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结束，当然了，封城的开始也是上海发布，3月28日的“新一轮核酸筛查”。解封的推文下，上海发布放出来的评论是“我是六月一日过生日，感谢上海政府的礼物，我超喜欢！”“我爱魔都！”。 2022年的5月31日应该还是个工作日，下午守在电脑面前摸鱼（和上班）。打开手机发现楼道群里说小区的门开了，可以自由出去了，之前几天一直讲的是一个楼道有一两个名额一天可以出小区的门。昔日的卡口确实消失了，扫开一辆单车漫无目的的骑起来，一种巨大的陌生和手足无措感袭来，我获得了曾经在监狱里渴望的自由，但我要这自由做什么？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假释出狱的老大爷最终上吊自杀了一样。不远处的菜市场开始熙熙攘攘，人们涌了出来，买菜买肉，我也去苹果花园买了一只吐司，但为什么要买吐司？现在想想可能还是对食物缺乏的惶恐，那个吐司最后也就吃了三分之一，过了保质期就扔掉了。 如每一个在上海的市民收到的信息一样，鸳鸯锅封城，只要四天就完事。我买了一打方便面，和生菜鸡毛菜，最后一天还在公司（3月末日均确诊三千例的时候我居然还正常线下上班）旁边的精品超市抢购了一盒伊势万绿湖可生食鸡蛋—那个超市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鸡蛋，和一盒牛奶。现在想想这样保守的囤积物资多少有点可笑。鸳鸯锅封城先只封浦东，于是所有的跨江的地铁线都只驶到临近黄浦江的车站，3月30日时还去体验了一番如此的盛况，二号线终点站南京东路，四号线终点站南浦大桥，八号线终点站终点站小南门，晚上七点钟的人民广场站空空荡荡，只有保洁阿姨在徒劳的拖地。从南京东路走向黄浦江边，空无一人的南京东路还是第一次见到，同样空荡荡的江堤上有人跑步，望向对岸，陆家嘴的灯光还是毫无异样地辉煌，从金陵东路走去豫园站，回望外滩的方向，江对岸花旗银行幕墙上的LED上是巨大的I♥上海I♥侬（侬是上海话中的“你”），映照在空旷的路上。 几天后食物自然即将耗尽，楼道群里的人们开始寻觅团购群，我团到的第一批东西居然是意面、玉米片和粗粮饼干。我拿了两包烟跟楼上换了海底捞番茄底料，番茄底料加洋葱番茄和随便什么肉，浇到意面上，也确实像那么回事。接下来是蔬菜包、肉、两块钱一个的鸡蛋、面包和水果，想要靠叮咚美团抢菜是徒劳的，只有自组织的团购才稳定靠谱，只不过要等上几天才能收到。起初还是一天三顿饭，早上麦片中午吃个泡面晚上和室友炒两个菜闷一锅饭；中间一度团到了面粉，从楼下借了擀面杖，和了面擀饺子皮包饺子，从下午一点忙活到八点钟才吃上，也就折腾了那一次就再也不弄了；后来一天两顿，随便炒个鸡蛋做个粥就是一餐，家里没有称，解封了去表哥家吃饭，一称瘦了20斤。 封城中本来准备写些日记，结果只零零碎碎的坚持了几天时间，之前有一篇已经发到了matters上-今天是上海封城的第53天，还有接下来封城初期没有那么愤怒时候写的： 4月13日 Lockdown的第13天 已经渐渐习惯了居家的生活，早上八九点钟起来，洗个澡回回邮件，下午煮点茶喝，傍晚给室友们做个饭，饭后盘点下剩余的物资和明天该做些什么菜。已经没有居家初期对于食物的焦虑，社区的团购带来了充盈的食物，至少对于年轻人而言是这样的：从牛奶到蔬菜，面条大米和菜馒头应有尽有。我自觉已是上海疫情封锁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了，封城的时间最短、有固定的工作可以线上办公、没有被感染上covid…现在的病毒真的还有那么可怕了么？如果还是如两年前一样的话，那外国政府都视人命如草芥了，这两年国内的施打疫苗、处置患者的经验都是不存在的了么？ （一年后的评述：关于感染后被拉去方舱中，方舱里老人的境遇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Hayami写的《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曾在墙内的微信公众号获得一千万的点阅后才被删除。） 4月14日 Lockdown第14天 晚上做饭的时候对面楼又一次吹起了萨克斯，这一次演奏的是《明天会更好》。在被封城的现在能听到演奏这样的一首歌，确实有如沙老师在文中所说的“不亚于在冰箱里忽然发现还有一瓶可乐”。可对于现在的环境里，明天真的会更好么？至少对我而言对当前撕裂混乱社会的厌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远远大于对未来的企盼。明天会更好于1985年首次演唱，两年后台湾戒严令被取消、多年来的党外运动走上了台前；那一年前的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文化和思想都有着极大的自由… (一年后的评述：上海解封前几天，在前法租界的延庆路上，便有市民在街头弹唱起《明天会更好》，在微博等墙内平台被转发了许多次，对于我自己而言还是最喜欢街头的这一版，更富有生机和力量。最近刷ig时才发现1989年香港社会民主歌声献中华时候也曾一度献唱过这首歌，让上海乃至全国发生的事情于四十年前的事情产生了关联） 核酸是无休止的。就像上学时候运动会走队列练习一样，走一次，不行，再走一次、再走一次，每天的新增确诊从三千变成两万三万再缓慢的下降。也是封城后才晓得小区居然有像学校那样的广播体系，来催促你去做核酸，而毋需如很多小区一般要社区的人手持一个大喇叭在窗户底下喊。起初还很正常，按照楼道的号码依次喊去做核酸，接下来是在开始做核酸前播放红歌，社会主义好我爱祖国将士们听党指挥，特别还是在早上六七点钟时播，大抵是为了提醒您别忘了赶紧起床做核酸。还送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抗原，每天打卡上传，后来也懒了，一个核酸片片儿能拍一周直到褪色。 离开上海前的几天，平日在天津工作的好朋友来上海玩，阴沉闷热的天气里我们从徐家汇书院走到徐家汇公园，她问我，你会不会对上海有归属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来了一年多没有户口没有房子，甚至连暂住证都没办，从户籍的角度上来说我和盲流没有本质的区别，还记得公司里的本地同事一本正经的跟我分析半个小时这个拆迁给了多少钱多少套房子，这个晚拆迁了几年就多给了多少。但归属感又不是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的户口对吧，归属感可能像幸福感一样，是点状的而不是条块状，和朋友在解封后的街头喝酒、吃老弄堂的苍蝇馆子、给没带口罩的爷叔送一个口罩、和准备在上海买房子的朋友讨论各区的区位（？）以及在去年的11月街头行走，归属感在每个小小的事件中随机存在。 清空房间是一个大工程。明明记得来的时候只有一个背包和一个箱子，把书送了好多朋友、能挂闲鱼挂闲鱼之后还是好几大箱子。最难抉择的是把什么衣服扔进登山包里背走，这个带不带、带两件还是三件、本来还想带三双鞋，结果登山包完全放不下只能带两个，完全忘记大学时候长程旅行的登山包是怎么收拾的了。最终也只放进了平日很小一部分的衣服，之前还总觉得衣服不够穿的，或许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太多。 最为舍不得离开上海的还是这座城市丰富的公共空间和同温层的朋友们，每周不重复的活动在市区的每一个角落中进行茑屋书店半层书店黑石公寓育音堂日领馆兰心大剧院；今年三月份考语言考试前准备的时候还去了好几家图书馆，普陀区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上图东馆，最后还是觉得上图老派古朴的气质最为对胃口，如果人不多的话徐家汇书院也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在上海的朋友们大抵是从豆瓣、播客听友群和同好群里认识的。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好奇心日报的读者群还存在着，和上海的群友们形成了小小的线下同温层，在严老师索老师的润府度过了一个个美妙的夜晚，想来第一次的抗原还是在可以望到浦东四件套的虹口一代润府里做的；和翻电群友们则是在一次次的群代会中熟络，从永福路上的雍福会到莘庄的圣诞派对、以及11月路上行走后逾三十个人挤在李师家小小的客厅，复盘这震撼人心和公民教育101的一晚。李师走后，故宅被wayne师接手，成为群友们举行活动的公共空间，每周电影放映、碎片谈，当然更多的是不定期的骑行观展吃饭和喝酒。爱每一位同温层的朋友们，也祝大家应润尽润，心想事成。 中环到北翟高架到虹桥枢纽，曾经出差旅行和送表哥离开上海的路线再熟悉不过，对城市交通地理的亲切应该也算是一种归属感。值机托运安检登机，同样熟悉不过，但这一次在上海没有了可以回的家，这天很炎热，徐家汇气象站的温度打破了历史记录，飞机一跃而上进入云层。 再会了上海、さよなら。 于青海格尔木 （全文转自Matters）
5月23日，武汉市某小学一名一年级小学生被老师驾车撞伤，后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6月2日，最新报道，该名小学生的母亲已从自家小区24层坠楼身亡。 母子双亡，悲上加悲，此前，孩子车祸时，一部分网友对该名母亲的“网暴言论”被扒出来追讨。所谓“网暴”，大部分是对该母亲呈现出来的“丧子之痛”不够彻底、不够符合一般标准的质疑，诸如“化着精致妆容，像是特意打扮一番后才赶了过来”“这位妈妈是想成为网红吗”…… 新闻下午才放出，几小时内，对网暴者的谴责与声讨不绝于耳。背后的愤怒和悲伤，人所共有。 大家几乎都坚信，这位可怜的母亲被网暴者掐灭了最后的生存意志。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网络暴力是驱动这位母亲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可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从一个人的角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沉浸悲痛的这几天里，她甚至也许根本没时间和心思去关注网络舆论。导致她做出决绝选择的根源，很大概率依然是丧子之痛。 但当悲上加悲，又使得公众不得不以更愤懑的心态，转过头去讨伐和谴责网暴者，甚至像一些网友呼吁的那样，“必须让他们付出法律代价”。 对受害者苛责，进行道德审判或恶意揣测，在过去的新闻里一点儿也不陌生。两年前的寻亲少年刘学州，就是在忍受不了网友毫无根据与底线的暴言攻击后，留下遗书，结束了年仅18岁的生命。 而这一次，事态看上去更为惨重。一个已经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在忍受丧子之痛的同时，还要忍受来自陌生人的恶语相向。在这短短几天内，这位年轻的母亲恐怕承受了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来自世界最大的恶意。 谁在网暴？ 要理解网暴者——是的，让我们尝试去理解，在一切批评和判断开始之前，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要理解网暴者，其实一点也不难。 总有人好奇网暴者是否在生活中潦倒困顿，便将戾气和怨气发泄到无人知晓的网络世界。这的确是一种猜测，但并不能作为倒推的结论，普遍理解的网暴，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词，而这句话、这个词语背后，也许仅仅是一秒钟的冲动甚至好奇。 可能是想彰显独立思考的糟糕尝试，可能是自以为的“玩笑话”，甚至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质疑。也可能是低成本、大面积的网络普及，带来的一种必然情状：我就这么说了，试试看，有多少人赞同我。 他们也许一开始就并不真正关注事件，也许唯一的出发点是“看热闹”和“搅混水”的心态。当然，也可能如更多人愿意相信的那样，仅仅出自毫无道德底线的恶意与卑劣。 总之，网暴的逻辑就是根本没有逻辑，网暴的本质，恰恰是切断一切连贯的理性，像速食短视频和小报新闻那样，掐头去尾，截取看似最能彰显自己“独特”“吸睛”的要素，对情景与叙事进行断章取义、画蛇添足或狗尾续貂。 从医院里的视频里，这位母亲相比起孩子父亲表现得相对“淡定”，她没有大哭大叫，甚至拦住了要对肇事老师动手的丈夫。 在一般“人”的视角看来，这位母亲是坚强、理性的，她自知教师并非有意撞上儿子，因此拦着丈夫不让他冲动伤人，这一下意识的举动折射出她应该是善良的。 她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首饰、化着妆赶到学校，按照正常人的智商和逻辑，即便没有当过父母，也不难想到最可能的一种情况——这位母亲没来得及从工作场所换身衣服，卸下妆容，在得知噩耗后就匆匆赶来学校。 毕竟，车祸发生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任何一个食过人间烟火、上过班的成年人，都能想得到，大城市的确有很多工作岗位，是需要员工穿制服，女性员工化淡妆的。 而这些，都被网暴者理解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在他们眼中，没有情绪失控的母亲是不合格的。不合格倒是其次，没有表情崩坏、没有嚎啕大哭，甚至在镜头里看起来“光鲜亮丽”，她“是何居心”？ 这四个字一旦出来，所有的悲痛、惶恐、麻木，都会在一瞬间被轻飘飘消解。 上过网的正常人，大概都会对这四个字感到生理不适，它们可能被伪装成各种模样，比如“屁股歪了”“带节奏”，等等。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逻辑基础的价值站位，似乎根据只言片语，几帧画面，就可以对一个人的心理动机、深层次目的做出审判。 这即便不是网暴的根本原因，也构成了大部分网络恶语来势汹涌的重要原因：在一种被深信不疑的正确道德观之下，每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解构，被剖析，揪出其中的“动机”和“目的”。 投向母亲的恶意 每次出现类似的个案，“网暴”的出发点其实本质都八九不离十——按照某些既定模板，去扩展、编造当事人的“居心”与“虚伪”。而这些模板，大多杂糅了更早的知音体和网络时代的“唯流量体”，二者结合，最大程度满足了在闲时和惰时的窥私欲。 之前的刘学州，包括更早的江歌妈妈，都曾被匿名者质疑“是不是想出名”“为了流量”。这是一种新型但杀伤力极强的网暴思路：但凡为了一件事不止不休地追究到底，反复曝光和发声，当事人就一定是在追求流量，是想当网红。 得承认，流量的确重塑了这个时代，但也重塑了部分人的大脑，将它们变得扁平、狭隘。 一句轻飘飘的“炒作”，可以概括近几年大部分在公众视线里声嘶力竭、不吝表达的新闻当事人。 而就在今年几个月前，被网暴后自杀的粉色头发女孩，曾被造谣的“老少恋”“不正经”。这是年轻女孩最常遭受的一种黄谣，其背后的根源，是“女子本弱”的一种刻板印象，是将女性物化为从属品的文化心理惯性。 如果你留心，粉发女孩郑灵华，和这次坠楼身亡的母亲，都有着两点共同——年轻，漂亮。 这份对比和联想很残忍，也可以说是冷漠，但即便你不愿承认，也不可回避。男孩去世当天的新闻视频底下，就有不少人留言对这位母亲评头品足：“挺漂亮的”“身材不错”“保养得很好”。 于是，这次网暴相较于其他类似事件，又更添了一份特殊的视角。社会舆论对年轻、漂亮的女性的恶意，仍然一如既往地，来得轻而易举、雷同而熟练。 从女孩到母亲，世界对她们的期待仍然是那一套，束缚也是那一套，利刃也还是那同一把。 一个年轻母亲，在平日的生活中，凭什么就不能妆容精致、穿黑丝？ 孩子事发在寻常一日的下午，校园已敞开校门，进入正常上课秩序，我们要期待一个从“日常”中忽然被拉近突发事件里的母亲，不修边幅、灰头灰脸地从家中赶过来吗？ 这些基于心中想象戏剧的铆钉，同样是一种毫不费劲的、复制粘贴的思维惰性。把“不正经的女孩”“炒作”“好妈妈”等标签拆分成几个关键符号，再往个体的人身上对号入座，就能丝毫不耗费精力和智力地，去给一个人审判与定罪。 你能说这些“懒惰者”不是“人”吗？也不全对，事实上，他们其实恰恰是把人内心深处最极致的恶意释放了出来。即便不是恶意本身，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类幸灾乐祸的传统艺能放大了。 人性是易感的，人性也是冷漠的。人性是残酷的，也是温暖的。完全相反的特质常常让我们在“人性”当中无所适从，时而感到逼仄窒息，时而荒凉无助。 还能怎么办 那么，面对网暴者，我们究竟还能怎么办呢？ 一直以来，呼声最大的是立法。这一点，其实已在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中能看到推进的苗头，但涉嫌违法的前提，多是存在诽谤、造谣、寻衅滋事等具体情节。 网暴其实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糅杂了我们对道德、善恶等相关社会文明规范的期待与认知，“暴力”的感知，最主要还是取决于承受者的个人心理尺度。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二十余年，如今，天天上网的网民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数据。如果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网络世界的确就是一个鱼龙混杂、险象迭生的江湖。 在这个网络江湖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一”。 人们的网名不一，喜欢的、被大数据推荐的话题不一，对待同一个产品、作品的意见与观点不一。当初，正是这些纷繁丰富的不一，让网络成为令人激动的窗口，将我们引向更广阔的世界。 后来新媒体时代，话筒交给人人，经历了一系列“语言能杀人”的公共事件后，人们才开始担忧，贴上“文明发言”的标语，甚至呼吁“网络发言实名制”。 但其实这是可行性较差，也是多数人最不想采取的一种方法。 “马甲”延展了每个人的可能性，赋予每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也让人得以看见千千万的多样表达。 如果用一种单一的道德正确去约束“网暴者”，既不现实，也不理想。 对于一则新闻，一部影片，一个明星，一句言论，任何人都有质疑的可能性，甚至是带着冷漠的、苛责的质疑。如果把所有“同情”之外的观点都打为网暴，事实上，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网暴。 只不过，这种辨析，对于身处悲痛深处的受害者来说，太过残忍。 因此，我们目前的确找不到一个对网暴者的最佳处理方法，能做到提高理性辨析能力，已经是一种纠正和规避了。 其次，即便你内心存有疑惑甚至是质疑，也一定要明白，你的一个问号并不能“扭转”所谓舆论方向，更没可能改变当事人、受害人的悲惨命运，也不能半点改变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 最后，语言是一种权力，当你想使用这份权力的时候，想想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的裨益与伤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以前我从未把“网络暴民”放在眼里，更不会担心有人网暴我，在我眼里，那些网络上的散兵游勇，现实生活里比我还弱势群体。我顶多也是被他们的一些话恶心到而已，这是心理抗压能力的问题，即便他们说出更激烈的话语或者有可能做出现实中伤害我的事，报警就是了。此外，只有一种情况会让我担忧或者害怕，那就是，“警察”不管，或者“警察”本身就是施暴者之一。 网暴的力量是相对的，更多是造成心理的压力。它与现实的暴力完全不同，所谓的网暴制造者，当然应该批评，违法的也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绳之以法，但锅不该给他们背，更不该全部让他们背，这样简单粗暴的认定是网暴的锅，比网暴还网暴。这些网暴者的言行，是在大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有选择性的发泄，他们素质或许低，但他们一点也不傻，让他们骂点别的，哪怕讲点别的，他们是不敢的，所以，如果他们是问题，解决他们的方法太多了，他们没被解决，说明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失职。 另外，所谓的网暴现象，我认为是不可消除的，有两个以上人类的地方，就有流言蜚语，就有恶意中伤，但是信息的充分生产和自由流动，我觉得会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记得前几年的网络，这种低级脑残的话题，根本上不了台面，更别说像现在这样被广泛讨论，这需要讨论吗？答案很清楚，但现在好像很模糊，常识不再是常识，是十分难得一见的真理了，做个人吧，也早已取代了做个优秀的人，做个有理想的人，做个好人……为什么？是一夜之间同样的人群，素质变低了吗？肯定不是。想想三年疫情期间出的那些事吧，那些非人行为，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之前这些人这些现象会如此大规模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吗？不会的，即便会，数量也很少，也很快会被纠正。他们之所以会大规模的出现在疫情期间，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服务于那种宏大的抗疫工程，那种氛围形成了那样的土壤，那样的土壤，长出了那样的恶苗，就像当时上海外滩广场或者黄浦江边长出的野草，这种不该出现的东西，它就冒出头来了，但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清除它们也很简单，可怕的是，一直没有人管它，该管的人和部门都在忙别的。 我说的管，当然不是成龙说过的“中国人是要管一管的”，我说的是本职工作，是法律框架内规定的行为，所谓的网暴行为，当然是要管的，而且早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了，它正常运行你正常运用就行了，但是现在网上“管一管”的呼声，明显是在恐慌的情绪下呼吁过度的权力过度的介入，这不是好事，这是引狼入室，这是认贼作父。 在我看来，没有比随意删贴、随意封号、培养大量水军、煽动民族情绪等等更可怕的网暴了，这种超越了法定权限、权力随意介入的网络行为才是真正的网暴。六神的文章充满了愤怒，也充满了善意，三表的文章更多的是思考是无奈，孙旭阳的文章一如既往的保持独立，跟主流唱反调，跟小众唱反调，但是充满了爱和温暖。但是，值得吗？他们都在被不停的伤害，他们想用文字给这个社会疗伤，最终只是自己满身伤痕，或许我们最终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以人民的名义，房地产行业再次蓬勃发展。 （全文转自作者微信朋友圈）
武汉被轧死小学生母亲坠楼，成了最近的舆论热点。无论是官媒，还是自媒体，都认为这个母亲之所以跳楼，是因为网友的网暴，应该追究这些人的法律责任。 首先我要表明，对于网暴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是舆论支持和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两个看似趋同，但又完全不同的逻辑轨迹。 如果从网络声讨，上升到到追究法律责任，无论民事还是刑事，都要证明一点，这位母亲的死亡与网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简而言之就是死者是否在生前与网暴者发生过交锋对垒，明确真实表达过对网暴的痛恨，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比如写过遗书之类。 如果无法证明，那种这种由网暴推论到自杀的思维方式，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所谓追究谁的责任就无从谈起。在孩子已经惨死的情况下，母亲有多少心情和时间刷社交媒体，看这些肮脏的评论，值得商榷，推断一个事情，也是需要符合常理的。 至少从目前来看，无论什么媒体，都没有在这个事实层面拿出值得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两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只是凭借臆想高举舆论大旗，这是非常不严谨的由想象映照现实的现象。 直到现在，也没有一篇关于此事的严肃报道出现，当然最终只能是网络狂欢。 我说的网络狂欢，并非绝对的贬义，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社交媒体时代，任何一个大事件，都可能是狂欢，狂欢的动机不同，但最终往往不过一地鸡毛。 说到网络暴力，这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显著特征，不光是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全世界范围的互联网，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暴力，这是隐秘人性的潘多拉魔盒，在话语权通过某种方式各自打开的必然结果。 当然这片土地上的人性，有时候格外地恶，那种恶是一种自然而言的，自鸣得意的，没有任何愧疚的，毕竟看别人倒霉，围观邻居家破人亡，一直以来是一种集体保留节目。 对于一个群体，一种现象空泛的讨伐和指责，其实意义有限，作用不大，明天太阳升起，明天骂声依然不绝。作为一名律师，依据我的经验，只能针对具体的事情，去采取具体的诉讼，诉讼多了自然会形成判例，而判例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一种审判的指导。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骂几句网暴者禽兽，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让真正的网暴者肾上腺素飙升，下一次他们会更变本加厉。更何况武汉坠亡母亲与网暴，是否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于一个空泛的网暴概念的讨伐，不但对于解决具体问题毫无意义，反而会形成一种失焦效应。那就是这个被车碾死的孩子的悲剧，反而无人问津，这起悲剧的处理过程中，肇事者和执法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想这位母亲对于这起事故中方方面面让人无语的处理方式的绝望，才可能是真正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沸腾的舆论谴责浪潮中，是否有人在引导愤怒，让失焦贯穿到事情的始终，回避真正的矛盾争议焦点？ 为了防止被人网暴，我再次申明，我很痛恨网暴，但我认为讨伐网暴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任何应该实质关注的问题，反而让真正应该被惩处的人安之若素，最多一个星期之后，大家依旧歌舞升平。 最后，愿逝者安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王biubiu）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在杭州阿里园区1号门口，一位在职员工如此安慰身旁“提前毕业”的友人。 5月24日下午，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阿里园区和平时有些不一样，一场场离别正在上演。就在前一天，阿里有业务部门被曝开始进行组织岗位和人员优化，整体比例约7% 匆匆离开园区的阿里员工 图源：时代财经摄 下午5点，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一位身材瘦小的男子拎着行李箱走出园区大门，两鬓的白发使他看上去略显沧桑。其身背黑色电脑包，零散的书籍和一包黄瓜味的乐事薯片稍显拥挤地被塞入另一个随行的口袋里。 随后陆续有人拎着大包小包走出园区，他们表情冷淡，脚步匆匆，张望着驶来的网约车，没有人回头，看看这个曾经奋斗过的战场。直到暮色降临，一辆辆豪车从园区的道闸杆驶出，闪耀着光鲜的名牌呼啸离开。 作为技术人才工厂，阿里巴巴承载着大多数员工对远大前程的向往，但是在组织变动和降本增效的刀锋下，部分人的梦想突然中断了。 上述阿里园区于去年正式投入使用，一条南北向的马路，将总部大楼与生态圈企业办公楼分隔开来。与此同时，一座东西向的人行天桥又将两片区域连接起来。据说这象征着整个园区中数据通畅无阻的传输与共享。 阿里巴巴对裁员传闻的回应姗姗来迟，5月25日晚间，阿里巴巴集团官微宣布，2023年六大业务集团总计需新招15000人，其中校招超过3000人。 然而，紧张、不安的气氛已经传导到整个互联网圈。“有不少公司听到风声后，降低了招聘预算，也有关闭招聘岗位的”，一位杭州猎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道。 裁员风声落地，高P是重灾区 当裁员还没闹得满城风雨时，入职阿里一年的亚楠已经嗅到了危险信号，“裁员名单一周前就定下来了”。 这是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风暴式裁员，留给被裁对象的时间最多只有1个月，大多数人会选择当天撤退，拿走N+3的体面赔偿金。“经常一天内吃两顿散伙饭，没必要特别纠结，大多数人都坦然接受了。”一位阿里在职员工向时代财经说道。 据多位阿里员工透露，此次裁员的重点对象为高P群体，低层级的“小虾米”大多受到牵连。 “去年招进来的近百名应届生都不在裁员范围内，但是项目组里有P8-P10的大佬陆续离开了，各个部门对应的裁员比例也不一样，我们组的裁员指标应该有10%。”亚楠向时代财经说道，她隐隐觉得这是其所在的业务部门中层团队大换血的前兆。 外包团队员工习惯了大厂频繁的离别时刻，一位阿里机房维修员工向时代财经透露，机房的运维人员几乎每三个月换一批人。 李潇是西溪园区淘天集团的员工，一星期内，她收到了不下20次来自亲朋好友的问候，她只能以“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厉害”来回应熟人圈的关心。 尽管李潇所在的部门仍然维持着风平浪静，但大多数员工如同惊弓之鸟，担心裁员的齿轮很快转向自己，以至于在密集的会议和任务中，她都处于游离状态，大家私下讨论的中心话题也变成了裁员后的出路是什么。 “就算躲过了这次裁员，也很难保证下次能安然无恙，表现不错的业务都要完成裁员指标，其他收益效果不好的业务员工应该也逃不了了。”李潇向时代财经说道，去年开始，她所在的部门经历了两场较大的震荡，渐渐地，她不得不接受“裁员常态化”的事实。 自2022年以来，降本增效成为阿里业务发展的基调，财报数据显示，2022年阿里人员缩减近2万人。而根据最新数据，2023年一季度人员再次减少4524人。 伴随着组织架构的大调整，员工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大大增加了。 近期被优化的李明已经做了近三个月的心理建设，他所在的业务小组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很难明确划分进某个具体的事业部门，他向时代财经坦言：“处于业务模糊地带的员工是这次架构调整的最大牺牲者。” 大厂员工失业，殃及池鱼 2017年，淘宝员工王萍在移动互联网高歌猛进时分急流勇退。 他经历了电商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他的记忆里，阿里总部园区永远是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每天一睁眼，一串串振奋的数字催着员工不断加班：不断攀升的GMV，增长强劲的新客数量和急速扩张的员工数。 “好像每天都不间断地招聘，无限的创意等待挖掘，人员扩张期间，甚至两个员工挤着使用一个工位。”王萍忘不了处于上升期时，园区的热烈氛围，每当双11大促来临，整个西溪园区被绚丽的射灯装点，破纪录的交易额总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锣鼓和澎湃的欢呼声，让他没想到的是，曾经热闹的画面竟也定格成了历史。 2021年，天猫双11总交易额定格在5403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8.45%，增速放缓。到了第二年，阿里不再对外公布GMV，转而关注经营质量。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阿里巴巴中国市场的消费者突破10亿，逼近用户增长天花板。 西溪园区灯火通明的夜晚撑起了网约车司机杨帆近十年的收入，2013年，网约车战火尚未被点燃，出租车是员工上下班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每到晚上8点以后，络绎不绝的车流涌向西溪园区门口。 据杨帆回忆，互联网兴起之前，没人炒房子，而是炒出租车，当时一辆出租车能炒到100万元，“我们当年就算在两班倒的情况下，一天保守估计也能赚80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2万多。” 而当互联网公司启动降本增效，曾经和加班文化配套的一系列补贴也逐渐消失，2021年7月，包括快手、字节跳动、美团在内的多个大厂宣布取消大小周，紧接着，住房补贴、下午茶、打车补贴等福利也严重缩水。 周边网约车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阿里大范围取消打车补贴后“踩下刹车”。据多位员工透露，阿里取消打车补贴已经有一年多了，每个月只提供800元的限额报销，这让一部分提早下班的员工转向公共交通工具。 大厂预算的下滑直接冲击了杨帆的收入，晚上9点迎来最后一批下班高峰期，再过一个小时，园区附近的订单量就像踩了刹车。“放在两三年前，到凌晨两三点依然有不少单子可以接，现在到了10点就几乎接不到单子了。” 杨帆见证着阿里员工的潮起潮落，他把自己定义为失意员工们的“树洞”。“去年11月有一对在阿里上班的夫妻，买房半年后双双被裁员……最近一段时间，达摩院不太平，自动驾驶业务小组整体被裁员了……”杨帆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见闻。 距离西溪园区步行5分钟左右，是一个大型居民区：福鼎家园，大多数年轻的阿里员工居住在这里。不过，这里只是他们暂时的落脚点。据福鼎家园门口保安透露，2023年，这里的租户流动率达到了巅峰，“去年有很多人在这住，今年的住户明显变少了，而且少了很多。” 随着收入水涨船高，拿下未来科技城的一套房子往往是阿里员工的目标。靠近西溪园区的阳光城未来悦MAX、中南樾府、东原印未来构成了未来科技城“三兄弟”。在阿里瘦身的几年内，周边房价经历了不小的震荡。 贝壳找房显示，阳光城未来悦MAX目前在售房源一共118套，主流挂牌价格介于5.5万元/平方米至6.5万元/平方米，而在巅峰时期，小区整体挂牌均价曾突破7万元/平方米。 重生还是失速，分岔路口的互联网巨头 在降本增效贯穿整个2022年后，阿里动用了最直接的办法——组织瘦身。 今年开年以来，阿里经历了史上最大的组织变革。3月28日，张勇发出公开信：阿里巴巴将启动“1+6+N”的组织变革。此外，阿里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台将被全面做轻做薄，据“晚点”报道，阿里中台在5月中旬被彻底分拆，该队伍高峰时期一度超过1万人。 离职员工吴凡见识过庞大组织引发的弊端，一个问题需要经过无数次的内部相互拉扯、消耗。“个别级别高的管理者，只想守着一亩三分地，做不会出错的业务。” 过去十年，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互联网大厂挑起了大大小小的变革，从网约车、百团大战、移动支付再到下沉市场、社区团购，大厂无孔不入地改造着用户的生活场景，也不断拓宽自身的业务边界。 与此同时，组织的急速膨胀悄然而至。2018-2020年，阿里巴巴每年员工人数以2万人的速度增长；而信奉大力出奇迹的字节跳动，在短短8年内，员工数量突破10万人；2016年-2019年，腾讯以每年新增1万人的速度稳步扩张。 “印象中只要公司一把手提到不计成本地投入，该业务至少有两个团队跟进，浩浩荡荡上百号人参与进来。”吴凡说道。 毫无疑问，两个大动作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人员的收缩。“多个业务板块有上市的计划，免不了要进行人员组织的调整，并非经营遇到了困难。”一位从达摩院离职的中层员工猜测，经历了人员快速膨胀后，轻量化运营将成为阿里日后发展的常态。 在国内互联网公司启动大规模裁员之际，美国各大科技巨头也同步刮起了裁员风暴。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一系列举措，员工人数从7500人砍到只剩下1500人；近期，Meta完成了第二轮万人裁员计划，累计裁员约21000人；去年11月，亚马逊确立了长线裁员目标，并且在三个月内裁掉2.7万人。 互联网管理者似乎尝到了降本增效的甜头，近期，马斯克在伦敦峰会上预测，推特最早6月份就能实现扭亏为盈。在人员缩减四分之一后，Meta 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营收增长3%，其中广告增长回归，营收达到281.01亿美元。 大厂精打细算的日子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待风口的态度变得谨慎了许多，在元宇宙概念遇冷后，大模型时代的到来也没有搅乱战局，部分头部大厂甚至尚未正式出手。除此之外，它们几乎都步调一致地选择让集团CFO走向前台，阿里的张勇、TikTok的周受资，京东的许冉……更早一些，微博的一把手也换成了财务出身的王高飞。 “十年前，互联网的管理者还是实实在在靠业务打仗的人，只能说各互联网大厂都走到了需要精细化运营的转折点。”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时代财经APP）
自家记者在贵州毕节采访被三人围殴的事情发生12小时后，2162万粉丝的极目新闻官方在报道北京动物园熊猫全家福和医美广告。记者被打至今，极目新闻与背后的《楚天都市报》没有任何报道，没有任何维权追责的表态，一声未吭。 记者虽然被打伤，但身体还会康复。而这种任自家记者被欺负的怂包媒体，和把媒体逼到这个份上的环境，可以确诊是真的没救了。 这起暴力伤害记者事件的背景我在前天的文章里写过： 今年4月，贵州毕节一所小学的6名老师，疑似为迎接上级检查被安排前往河滩捡鹅卵石布置校园，不料遭遇上游水电站开闸放水，2名老师被暴涨的河水冲走不幸遇难。 悲剧发生至今，仍有诸多疑点待解。第一，家属声称捡鹅卵石是为了迎接检查，而当地政府认为这是6名老师的个人行为，是哪一边在撒谎？第二，上游水电站开闸放水有没有通知和警示，水电站的设立是否合法，谁应该担责？第三，事件时隔一个月才进入公共视野，其中有何隐情？ 以上几点也是包括极目新闻在内，多家媒体的记者在官方通报后仍继续前往现场采访调查的原因。然而，当地有关利益群体的猖狂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5月30日，极目新闻记者李贤诚在事发地采访时遭遇3名不明身份人员围殴，眼镜、手机被砸毁，人被打伤多处。歹徒行凶后还专门擦拭了留在记者车门上的指纹，显然是“专业人士”。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是什么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亮明身份的记者猖狂行凶？他们要掩盖的是怎样见不得人的真相？ 这些问题，我昨晚看到消息怒不可遏时就想追问，但我忍住了，我想等极目新闻来确认记者被打情况属实，想等极目新闻为记者讨公道时我再发文声援。 可一直等到现在也没等到极目新闻发声。 连胡锡进都发微博谴责殴打记者的暴行了，被打记者自家的报社却连一份情况说明都没发……懦弱至此，心寒已极。 有些不懂媒体伦理的人在那儿胡扯，说媒体不适合报道自家的事情，所以极目新闻才没发声。那我给你看看有担当的媒体是怎么做的！ 2015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在采访深圳公安多名官员吃娃娃鱼事件时被打，南都随后发出报道，既捅出了官员疑似违反“八项规定”和食用保护动物的事情，也义正词严、指名道姓为自家记者维权。 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在广州荔湾广场采访时遭保安围殴，报社连夜发稿为记者维权，并追问相关单位违法违规真相。 2011到2015年，我在南方报业做记者的时候，做监督报道被阻拦、被威胁恐吓是常有的事，“信不信我找人搞死你”这样的死亡威胁也收到过不止一次。说完全不害怕那是假的，但做采访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底气的： 我相信坏人只是坏，并不愚蠢，打记者这种事情只会让他们所做的坏事影响力更大，让他们受到更重的惩罚。我是记者，正常采访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身后的报社肯定不会放过你！ 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敢跟媒体新人分享这点“经验”了…… 一方面，现在的记者已经很少有机会去突破采访做监督报道，另一方面，现在记者采访被打，我还真不确定报社会不会再出面帮助维权。 如果记者打了也是白打，那实质上就是在鼓励对记者的殴打。 我们做记者的，有风险不怕，有困难不怕，但受伤受辱之后自家单位都不帮你发声，那真的会凉了一腔热血，断了最后的一丝念想。 当然，我这么说对极目新闻可能不太公平。自家记者被打却没发声，是不想，不敢，还是不能？我作为媒体老人，也不装什么外宾，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也能猜到。 但能猜到不代表不愤怒！ 大环境如此，便是理所当然的吗？ 大环境如此，就可以无所作为吗？ 大环境如此，就任由一线记者挨打受辱吗？ 我不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刚吃完晚饭，看到这么一个消息。东莞一社区干部薪酬表被曝光，平均月薪2万。 网络图片 那群众肯定要七嘴八舌讨论两句，毕竟又是铁饭碗，还每个月两万，那岂不是成了“金饭碗”？ 舆论出现没多久，当地很快就回应了：这只是中等水平，附近几个社区更高。 一点也不带慌的，看报道里说的，大意就是地方经济水平高，社区干部多拿点也没啥。 这样真的好吗？2022年全国居民平均收入过万的城市，才9个。而根据CHIP调查显示，只要月薪1万就能超过99%的人。可这些社区干部呢？每天无非喝喝茶看看报纸，说到具体贡献也就这样了，却能拿2万一个月…… 珠三角肯定有钱，但土豪到这种程度，我是真没想到。 更吊诡的是无意间我翻到了其他一些博主发布的这张图片，他们没有打码，可以清晰看到这些社区干部除了一个居委林某霞之外，其他全部都姓邓。 一个村还不同姓呢，你们一个社区的干部，居然能搞得如此整齐划一，创城见了都要叫声“前辈”，也太优秀了点吧？ 网络图片 出现这种情况，除非说“整个社区的人之中90%以上都姓邓”，否则多少有点玄学的成分在内了。或许相比嚣张的说“社区干部们月收入2万只是中等水平”，聊聊怎么做到姓氏上统一的更有意义。是否存在家族门阀的垄断，是否存在近亲提拔的错乱？ 这些事，永远都是不问不说，一问东扯西扯。 昨天微信上有个朋友给我发来一条报道，说某地镇长酒驾被逮，按理说直接拘留才对，结果3个月后传出该镇长升职的消息。 同样，不问不知道，媒体一报道，就开始调查介入了。 当地网友曝出消息，在网上质疑这名官员酒驾之后还能立刻无损升职，实在破坏地方纪委监委的权威性，是在糟蹋官方的公信力。于是，网友纷纷点赞支持，昨天当地县回应采访的记者：看到了网上的舆论，正在处理调查了，后续情况会向社会通报。 那么，不妨顺便回答一下另一个问题：没有爆料，是不是这名酒驾的镇长就能正常升职了？而网友一爆料，升职就取消了？这是哪门子规矩，是谁定下的？ 其实说白了，主打的就是个“一问三不知，再问进行中，追责的话严肃处理，热度过了罚酒三杯。”他们已经形成习惯，官员擦边球只要不吱声就行，如果被注意到，被曝光，那谁擦的边球处理谁即可。看上去没问题，实际上狡兔三窟。 我们的法律，既会处理卖家人贩子，也会处理买家普通群众。那么，为什么不是既要处理违纪的官员，也要处理协助他违纪的官员呢？ 原因也很简单，我上面就说了，推卸嘛，一问三不知，我不知道总不算犯错吧？他涉嫌酒驾犯罪，可我不知道啊，所以让他升职了。实际上，“不知情”三个字并不能成为借口，否则任用一个杀人犯，也可以不知情；任用和自己同名同姓，说不定还有点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不知情咯？ 你儿子初中文化，你还把他弄到副局长的位置上，怎么想的？ 啊？他是我儿子，我不知道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关于生育率的热搜，似乎几天就会爆一条。生育率的话题，愈发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恒定热点，和今年突破20%的青年失业率，共同组成当下年轻人表达情绪的赛博交响。 媒体学者痛心疾首，不停明知故问为什么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 接着继续用时代的话语，覆盖个体的困境，在舆论场完成一场意料之中的自我嘲讽。 生育率的暴跌，其实反映的是这一代年轻人成长中，社会预期调节的失败。那些过高的、过低的，都是不曾被清楚呈现的事实。 首先，学历教育以隐含的体力劳动鄙视，无限吹高受教育者的职业预期。 既造成校园学习和实际工作的技能脱节，也带来大批将就不了的蓝领岗位。高考口号里的飞黄腾达并未到来，幸福美满的传统人生理想，就此被虚无主义消解，不婚不育未必自由，但至少砸碎枷锁。 再者，这代年轻人的青春期里，咖啡馆和高铁上动辄上亿的电话不曾停歇，遍地的烈火烹油，溅的人直迷眼睛。 而近来感受到的，过去房产债务扩张和传导带来的切身痛感，显然算是某种上下文呼应。 周期和突变的到来，尽管措手不及但也无能为力，资本和岗位被裁剪，一直稳定增长的预期，落得被暴锤的下场。未来信心的受挫和降低中，生育率只是最直接的反映。 其次，被无限踩低的女性生育成本预期，过去尚且能在隐忍和贤惠的儒家妇德中，得到圆融的贴合。 而女权意识渐强的今天，女性收回曾经默然付出的补贴，生育的收支终于完整纳入家庭的公账。 拉高的成本既摊平不到社会，也带不来足够显著的收益，生育这一事项，已然变成人生市场里的垃圾股。 历史上多生孩子多条路的粗糙生育观，和经济发展培育出的精致生活观，必然无法兼容也不应该兼容。为何要将自己的匮乏和焦虑传导给一个新的生命，成为最真诚的群体心声。 数据是难以得到矫饰的东西，斩钉截铁的符号里，或许才能有最大声的表达和最凝炼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写作冲动，来自于前几天再次看到，某些人口研究者的生育责任绑架论。 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总喜欢用很正的、很大义的、很历史的东西，试图钝化个体当下的切肤的感受？ 为什么一些本能的、未经建构的，对资本式盘剥的反感，会被视为成吃不了苦和不负责任的利己主义？ 如果年轻人的退场，就会带来世界的崩塌，那么这脆弱的架构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来？用人口兜底产能，用数量筛选创新，这种已然成为过去的狡猾，才是应当尽早退场的东西。 只谈社会责任，不谈社会承担，高处的视角不曾照向人的角落，目的和手段被轻易颠倒融化进宏大，那么生育的传单必然只会得到一句“关我屁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唐一水）
上一轮被裁的人还没被市场接收完，新一轮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早已甚嚣尘上。眼尖的人发现，一批已经失业或即将失业的中年人，在没有面试可去、又不想在家闲坐之时，选择把星巴克给占领了。 网络图片 在星巴克，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失业？在里面坐的时间长了，这些失业者大多已经掌握了一套甄别同类的方法论—— 这些人总在工作日的固定时段出现，进门找个不打眼的角落圆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还穿着厂里发的文化衫或衬衫，背着黑色背包，打开了mac book，但始终和电脑保持着貌合神离的互动。 “看课程、看工作、看基金、放空和微信聊天同时进行……那这个人，多半跟我一样，也没工作呢。” 曾经的星巴克，是高端商务的不二之选，是初代轻奢的办公场景。那些落地玻璃内手持电脑的人，可以把整个星巴克当成了自己的临时办公室。在这里悠哉喝一杯咖，是一个大城市奋斗白领的标配。 在星巴克里办公，就是成功的浓缩具象。努力奋斗的全部意义，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坐在星巴克里的高级白领。 如今占据着星巴克的，或许还是那一批人。不同的是，他们以前聊创业项目，现在在聊失业补偿和怎么续社保；以前在这里拼命上班，现在则是在假装上班。 作为公认的职场模糊地带，星巴克是失业的中年人掩饰尴尬的绝佳借口。“如果遇到了熟人，大可以说我在见客户或者加班。”听听隔壁桌的商务男女聊的最新业务，还能顺便为下次面试增加点谈资。 这也是失业者联盟最理所应当的聚集地。一杯美式的钱，就能买断一整天的独处空间。带插座的工位、全天候的冷气，提供了办公和放空都需要的舒适条件。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星巴克，你不必担心偶遇突如其来的关怀。大家彼此之间都有不用开口说话的默契，某种程度上又能隔空相伴。“原来大家都这样。” 星巴克永远不会问一个人，你进来是干什么的——这意味着你干什么都可以，也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对失业的人来说，这里承载的不再是职场精英的骄傲，而是他们寻觅已久的一丝喘息。 和午夜的烧烤摊、酒后的拉面馆一样，星巴克也成为失业的中年人假装上班、隐秘又公开的去处。 01 星巴克里的失业者联盟 在星巴克假装上班，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 起初，你会像从前在这里加班时那样，花30块买下一个大杯美式，模拟曾经的职场生活。 后来，你失业久了，开始关注预算，就研究起了星巴克的团购，琢磨着怎么样便宜地买上一杯。 最后，你发现即便不消费，星巴克的大门也永远向你敞开，“就啥也不点了，还会带个保温杯去续个热水。” 第3个阶段，35岁的长沙人风哥在失业的那3个月里，就曾体验过。 他其实没有什幺喝咖啡的习惯，也舍不得买拿铁的30多块钱。于是每次去参加完面试，都会在便利店先买瓶冰红茶，再在面试单位附近找家星巴克，一直到傍晚再回家。 “坐在星巴克里发呆玩手机，也比回家好。回家要么谁都没在，空落落的；要么父母会用‘那种眼神’望着你。” 失业之后，生活圈似乎自动就与还有工作的人划上了一条界限。那段时间里，风哥的社交生活，也多半是和其他失业的朋友一起，带着自备的饮料，在星巴克里聊聊最近找工作的动态。 “都是不怎幺喝咖啡的人，结果失业之后去星巴克去得比上班的时候还勤。” 深圳的财务分析师小哇，3个月前被公司优化后，几乎工作日都在星巴克待着。 她用星巴克作为自己继续规律生活的坐标：每日中午出门，到星巴克点一杯抹茶星冰乐，就着一台ipad，一直坐到下午5点再回家做饭。 “有人问，怎么失业了还有钱去星巴克啊？”但其实，对没了固定收入的前白领说，星巴克才是“量价比”最高的地方。 在星巴克，豆子是现磨的，杯量也足够撑上一个半天，口味不算出色但胜在稳定不会出错。“毕竟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你已经很难找到一个30多块钱，就能心安理得坐一天的地方了。” 网络图片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方便隐形，“容易融化在人群里”。在星巴克，几乎没有陌生人互相攀谈，狭小的桌椅就是天然的社交隔板。半自助式的营业形式，让你只要离开了吧台，服务员就再也不会管你。 而你也能一眼看出，那些对着电脑心猿意马的人大概率跟你是同类，也就和这群“同事”互不拆穿，心领神会。 小哇的ipad里，装的是在淘宝上买的财务课程。虽说是待业充电，但烦躁持续裹挟着自己，实际上常常几天过去还在同一章。“下午3点前会看一看基金，连续3个月都是绿的。” 失业的情况，她没敢同步家人和朋友，人生低谷最怕别人嘘寒问暖。索性独自来星巴克，以避免负面情绪的突然袭击。 她同时也在积极找工作，600多份简历都是在星巴克的桌面上投出去的。一开始是财务方向，不敢要求以前的薪资，过万就可以；后面越投越不报希望，新手干的岗位也投。 但面试了十几家之后，她至今还没上岗。“很多小公司单休、不交公积金，大公司又没有招聘名额，各方面相对合适一些的，又有很多嫌我未婚未育。” 在没失业前，小哇原本计划着今年在深圳买房，都快凑够首付了。但失业后，她彻底放弃了买房生娃的计划。 在星巴克待着的时候，类似的焦虑并没有少一些。“你会羡慕那些来星巴克真的有事业和工作可谈的人。而我在最好、最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低迷，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02 在星巴克躺平可以，失业不行 对一部分中年失业者来说，失业了还要去星巴克，纯粹是一种习惯的延续，和放不下昨日的体面。 今年3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的上海广告人James，在即将续上终身合同的当口，被公司告知续不起了，只能把他裁掉。 在精品咖啡遍地的上海，James却在失业之后，比以前更爱喝星巴克了。他决不去一些如今更受年轻人喜欢的品牌，即便它们的咖啡价格更便宜。“那些咖啡都是以前陪同事喝才会买一杯，一喝那个口味，就让我想起当社畜的日子。” 今年36岁的James依旧觉得，星巴克是快消咖啡里是最亲切、最老牌的“腔调”。“只有来星巴克喝个咖啡，才觉得自己还像个白领，我和那些谈业务谈生意的人，还是一类人。” James承认，失业对自己的打击来得还没有那么快，不确定感才是焦虑的来源。所以他宁愿选择去熟悉的星巴克，也不愿因此降低标准再去适应新的场所。 失业之后的中年人，最害怕的，就是确定感的消失。对常去的咖啡馆更是如此。即便出了新的品牌，他们也不会贸然去尝试一家新开的。 哪怕别家有更舒适的沙发，更亲切的服务，更精致的口感，他们还是从玻璃窗户外匆匆路过，夹紧了电脑，低头毅然走进了星巴克。“你只会害怕自己的精神会就此涣散。” 在大城市，放松是一种原罪。而星巴克独有的局促感，就是奋斗的绑腿。 “没工作了还想着去星巴克，说明你对人生还有规划。”从大厂毕业、已经失业一年多的许许，如此评价在星巴克的失业生活。 对大厂人来说，公司楼下的星巴克，犹如大厂的共享分部。新项目的头脑风暴，甚至猎头挖人，都发生在星巴克。再怎么被失业者占领，星巴克的一部分，永远保持着热火朝天。 “越需要差旅越不批，越不批越没订单，越没订单越不批差旅，”一个挂着工牌的中年男性，吸着杯子里的冰块向同事抱怨。”最后我跟老板摊牌，那我明白你意思了。”一直说到最后，也不知道他是否从这份工作中解脱了。 阿里巴巴附近的星巴克，独自发呆的人，与远处火热的商务会谈 在许许看来，大部分的大厂人都是一路优秀着过来的，人生一直十分紧凑。哪怕失业，也不允许自己脱轨，那是一种精确的存在感。“一定程度上，星巴克可以把被裁员，转化为某种主动的gap year。” 这或许也解释了，在星巴克，你连一个埋头午睡的人都很难遇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我仍在学习的安全感，失业才不至于那么难熬。” 网络图片 Ending: 当年轻人离开了职场，第一反应总是远走高飞，“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 而人到中年最不喜欢的，正是惊喜与未知。于是，中年失业者们哪儿也不去，选择主动走进归属之地，只求找回那个熟悉的空间与气氛。 这种确定感，曾经是他们的岸。现在仍是跳出失业潮、重新登陆的下意识入口。 熟悉，意味着可以存放最后的体面。内心期待着明天最好太阳照常升起，而不是收到又一批裁员的新闻推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