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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話談

習近平的底線思維極限思維破壞經濟預期

今天,看到網友@gu zhou suo li weng上傳的一首小詩,獻給上世紀曾經參與八九六四民主運動的人們。 詩中寫道: 他們是平凡的人 他們是不平凡的人 他們是掘墓者 他們是鋪路石 他們是草根 他們是英雄 八九六四紀念日來臨,中共如臨大敵,所有官方賬號被要求從六月三號到五號禁止轉發出現包括點蠟燭,含義不明的數字、口號標語、坦克、有年代感的老舊照片、成龍/譚詠麟/曾志偉/梅艷芳等香港演藝人員、含人群聚集/維多利亞港/天安門/頤和園/燭光/物體排成一排的圖片等元素的內容。北京四通橋路牌被拆除,顯然是害怕代表任何社會運動的象徵物。 五月三十號,習近平主持召開第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再度發出既要又要最高指示,強調國家安全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習近平在中國經濟面臨困境,失業率高漲,外資撤離,營商環境惡化,地方債暴雷的多重困境之下,不斷發出安全警告,令許多網友困惑,不知他反覆強調的安全是關乎習家的統治權還是關乎國家領土完整。 網友@蔡慎坤發帖說:習近平5月30日下午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他在會上特彆強調:「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程度、艱巨程度明顯加大。國家安全戰線要樹立戰略自信、堅定必勝信心,充分看到自身優勢和有利條件。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要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突出實戰實用鮮明導向,更加註重協同高效、法治思維、科技賦能、基層基礎,推動各方面建設有機銜接、聯動集成。」 這段話足以說明中國安全局勢非常嚴峻,是習近平刻意誇大安全危機還是真的面臨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對於習近平來說,完成集權之後如何鞏固權力肯定是頭等大事,特別是對他連任的妄議也是屬於安全範疇,下一步他將要實施其改變中國甚至改變世界的宏偉計劃,過去十年他集中精力清除黨內異已打擊政敵,為破例連任乃至終身執政掃清了障礙,也就是說,他在黨內鬥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一系列對外戰狼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國際社會一改過往幾十年對中共政權的認知,特別是俄烏戰爭之後國際社會形成涇渭分明的兩條戰線,而中國偏偏選擇支持侵略者,並且不斷恫嚇台灣,使得國際社會紛紛表態反對任何改變台海現狀的企圖,這勢必加深習政權的危機意識,他害怕黨內勢力藉機發難,挑戰自己的個人權威以及全黨上下掀起的對個人的崇拜運動。 會議提到,要推進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手段方式變革,創新理論引領,完善力量布局,推進科技賦能。要完善應對國家安全風險綜合體,實時監測、及時預警,打好組合拳。中共長期以來,對所謂外部勢力都保持高度警惕,因為對內的全面監控乃至野蠻鎮壓,使得黨內外任何反對的聲音都被壓制,有組織的反抗更不可能,但中共很清楚外部勢力的催化作用,當年若不是藉助蘇聯外部勢力的干預和支持,要想推翻中華民國可以說是天方夜譚,所以中共建政之後一直提防外部勢力的影響,對國際社會不斷加大與論攻勢,特別是提防所謂的顏色革命。至於用什麼新手法來化解安全危機,無非是對內恫嚇對外收買和滲透,這是幾十年一以貫之的老套路,外界基本上已經看穿了這些伎倆。 網友@Flann Ni發帖說:國家根本就沒什麼安全問題,國家永遠都在那,那塊土地誰也拿不走。有的只是中共的極權統治危機,假國家之名,為一黨之利。這個會議說明,現在中共真的很危險,具體說是習近平很危險!這個蠢貨不退,中共不安,國家和百姓跟著受罪。真正為中共好的應讓這個人快點走,否則「加速師」稱號就要實至名歸了。 網友@春如狗發帖說:看看,這艘船開起來有多難?風高浪急,驚濤駭浪,一不小心就得翻。一旦翻了船,長者說得好,大家都在一條船上,那就全軍覆沒了。幸運的是,中國找到了習主席這位好船長。他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哪怕是在風平浪靜屌事沒有的地方,他依舊猛踩油門開出了驚濤駭浪的感覺。原本風平浪靜,折騰得風高浪急,然後鄭重告誡每個人,看看吧,船要開得穩,船長必須是我習主席。 網友@2023新世界發帖說:習包子的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就是習包子安全,剩下的所有一切都是廢話! 網友@zeta340發帖說:天天喊驚濤駭浪,經濟還會好嗎?誰會去有可能驚濤駭浪的地方投資?想跑路的人和錢是不是又多了個理由?以習總的小學生大博士的智慧,不可能想不到這一點。所以經濟什麼的習總不在乎,習總要的就是在小池塘里沖大浪的感覺。 網友@tracy發帖說:經濟死路一條,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活路都給走死了。比如第一,就應該和美國修好,但是偏偏要反美,美國正愁缺一個假想敵,自己送上門。再比如第二,要給和平的預期,習近平如果宣布有生之年不打台灣,外資好感度立馬上升。兩岸都可以進入一個一心搞經濟的美好時代。先不說惠及民眾,提高福利的事,你天天強調大局觀,卻把經濟排除在大局之外,現在的大局已經變成了個人野心,且舉國上下無可制衡,那還有什麼出路。 網友 @Aven發帖說:庸人自擾!好好的陽光道不走,偏走獨木橋。網友@帝制歸來發帖說: 只有底層中國人極限地吃苦奮鬥,上層趙家人才能極限地享受快樂,是謂「極限思維」。 網友@無聊人士001發帖說:老百姓吃草,他接著喝茅台,吃特供。網友@鄭工作發帖說:剛剛還在西安夢回大唐,萬國來朝,大撒幣,意氣風發,這麼快就漏氣了? 網友@阿基里斯的黎明發帖說:他現在做皇帝,最重要的是鞏固帝位,這是唯一的目標,其他都是瞎扯。至於國家經濟,老百姓能不能活,都不在他考慮範圍內。他看到了之前國內那些富豪成為寡頭,一呼億應,成為威脅他帝位的潛在政治力量。他發現發展經濟是會動搖他帝位的,那他還會發展經濟嗎?當然是要搞死經濟啊。網友@逆風飛翔發帖說:意思就是除了胡亂折騰,已經沒法掌控大局了。和老毛晚年一樣,中國人民有罪受了。 網友@Xiang Yang 向陽發帖說:習近平和他的奴才們已經愈發不掩飾他們自己對中國的悲觀情緒。中共現在的宣傳重心是降低國內外對未來中國的預期,除了重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宣稱「中國永遠是發展中國家」。那麼習近平用什麼來替代他對外宣揚的「偉大復興」,對內承諾的「小康水平」呢?那就是他著名的「底線思維」。習近平「絕不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不做亡黨之魁」。但面對急劇惡化的國際環境和有崩盤危險的中國經濟,習近平的底線思維究竟意味著他將做出什麼樣的選擇?美國和西方若不做好打仗的準備將無法對選民交代,因為多數選民對中國的戒備意識已經被喚醒,那就是習近平若攻打台灣將威脅到整個世界的經濟安全,因此不能不防。那麼習近平不打台灣,世界就太平了嗎? (全文轉自法廣)

上海解封的一年後,我離開了上海

一周年碎碎念,一點微小的個體記憶 一年前的今天,上海兩個月的封城以上海發布的「6月1日起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結束,當然了,封城的開始也是上海發布,3月28日的「新一輪核酸篩查」。解封的推文下,上海發布放出來的評論是「我是六月一日過生日,感謝上海政府的禮物,我超喜歡!」「我愛魔都!」。 2022年的5月31日應該還是個工作日,下午守在電腦面前摸魚(和上班)。打開手機發現樓道群里說小區的門開了,可以自由出去了,之前幾天一直講的是一個樓道有一兩個名額一天可以出小區的門。昔日的卡口確實消失了,掃開一輛單車漫無目的的騎起來,一種巨大的陌生和手足無措感襲來,我獲得了曾經在監獄裡渴望的自由,但我要這自由做什麼?就像肖申克的救贖中假釋出獄的老大爺最終上吊自殺了一樣。不遠處的菜市場開始熙熙攘攘,人們涌了出來,買菜買肉,我也去蘋果花園買了一隻吐司,但為什麼要買吐司?現在想想可能還是對食物缺乏的惶恐,那個吐司最後也就吃了三分之一,過了保質期就扔掉了。 如每一個在上海的市民收到的信息一樣,鴛鴦鍋封城,只要四天就完事。我買了一打速食麵,和生菜雞毛菜,最後一天還在公司(3月末日均確診三千例的時候我居然還正常線下上班)旁邊的精品超市搶購了一盒伊勢萬綠湖可生食雞蛋—那個超市能買到的最便宜的雞蛋,和一盒牛奶。現在想想這樣保守的囤積物資多少有點可笑。鴛鴦鍋封城先只封浦東,於是所有的跨江的地鐵線都只駛到臨近黃浦江的車站,3月30日時還去體驗了一番如此的盛況,二號線終點站南京東路,四號線終點站南浦大橋,八號線終點站終點站小南門,晚上七點鐘的人民廣場站空空蕩蕩,只有保潔阿姨在徒勞的拖地。從南京東路走向黃浦江邊,空無一人的南京東路還是第一次見到,同樣空蕩蕩的江堤上有人跑步,望向對岸,陸家嘴的燈光還是毫無異樣地輝煌,從金陵東路走去豫園站,回望外灘的方向,江對岸花旗銀行幕牆上的LED上是巨大的I♥上海I♥儂(儂是上海話中的「你」),映照在空曠的路上。 幾天後食物自然即將耗盡,樓道群里的人們開始尋覓團購群,我團到的第一批東西居然是意麵、玉米片和粗糧餅乾。我拿了兩包煙跟樓上換了海底撈番茄底料,番茄底料加洋蔥番茄和隨便什麼肉,澆到意麵上,也確實像那麼回事。接下來是蔬菜包、肉、兩塊錢一個的雞蛋、麵包和水果,想要靠叮咚美團搶菜是徒勞的,只有自組織的團購才穩定靠譜,只不過要等上幾天才能收到。起初還是一天三頓飯,早上麥片中午吃個泡麵晚上和室友炒兩個菜悶一鍋飯;中間一度團到了麵粉,從樓下借了擀麵杖,和了面擀餃子皮包餃子,從下午一點忙活到八點鐘才吃上,也就折騰了那一次就再也不弄了;後來一天兩頓,隨便炒個雞蛋做個粥就是一餐,家裡沒有稱,解封了去表哥家吃飯,一稱瘦了20斤。 封城中本來準備寫些日記,結果只零零碎碎的堅持了幾天時間,之前有一篇已經發到了matters上-今天是上海封城的第53天,還有接下來封城初期沒有那麼憤怒時候寫的: 4月13日 Lockdown的第13天 已經漸漸習慣了居家的生活,早上八九點鐘起來,洗個澡回回郵件,下午煮點茶喝,傍晚給室友們做個飯,飯後盤點下剩餘的物資和明天該做些什麼菜。已經沒有居家初期對於食物的焦慮,社區的團購帶來了充盈的食物,至少對於年輕人而言是這樣的:從牛奶到蔬菜,麵條大米和菜饅頭應有盡有。我自覺已是上海疫情封鎖中受影響最小的人了,封城的時間最短、有固定的工作可以線上辦公、沒有被感染上covid…現在的病毒真的還有那麼可怕了么?如果還是如兩年前一樣的話,那外國政府都視人命如草芥了,這兩年國內的施打疫苗、處置患者的經驗都是不存在的了么? (一年後的評述:關於感染後被拉去方艙中,方艙里老人的境遇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Hayami寫的《我在方艙,看見老人們的孤島求生》。曾在牆內的微信公眾號獲得一千萬的點閱後才被刪除。) 4月14日 Lockdown第14天 晚上做飯的時候對面樓又一次吹起了薩克斯,這一次演奏的是《明天會更好》。在被封城的現在能聽到演奏這樣的一首歌,確實有如沙老師在文中所說的「不亞於在冰箱里忽然發現還有一瓶可樂」。可對於現在的環境里,明天真的會更好么?至少對我而言對當前撕裂混亂社會的厭惡、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擔憂遠遠大於對未來的企盼。明天會更好於1985年首次演唱,兩年後台灣戒嚴令被取消、多年來的黨外運動走上了台前;那一年前的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文化和思想都有著極大的自由… (一年後的評述:上海解封前幾天,在前法租界的延慶路上,便有市民在街頭彈唱起《明天會更好》,在微博等牆內平台被轉發了許多次,對於我自己而言還是最喜歡街頭的這一版,更富有生機和力量。最近刷ig時才發現1989年香港社會民主歌聲獻中華時候也曾一度獻唱過這首歌,讓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事情於四十年前的事情產生了關聯) 核酸是無休止的。就像上學時候運動會走隊列練習一樣,走一次,不行,再走一次、再走一次,每天的新增確診從三千變成兩萬三萬再緩慢的下降。也是封城後才曉得小區居然有像學校那樣的廣播體系,來催促你去做核酸,而毋需如很多小區一般要社區的人手持一個大喇叭在窗戶底下喊。起初還很正常,按照樓道的號碼依次喊去做核酸,接下來是在開始做核酸前播放紅歌,社會主義好我愛祖國將士們聽黨指揮,特別還是在早上六七點鐘時播,大抵是為了提醒您別忘了趕緊起床做核酸。還送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抗原,每天打卡上傳,後來也懶了,一個核酸片片兒能拍一周直到褪色。 離開上海前的幾天,平日在天津工作的好朋友來上海玩,陰沉悶熱的天氣里我們從徐家匯書院走到徐家匯公園,她問我,你會不會對上海有歸屬感?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來了一年多沒有戶口沒有房子,甚至連暫住證都沒辦,從戶籍的角度上來說我和盲流沒有本質的區別,還記得公司里的本地同事一本正經的跟我分析半個小時這個拆遷給了多少錢多少套房子,這個晚拆遷了幾年就多給了多少。但歸屬感又不是明明白白白紙黑字的戶口對吧,歸屬感可能像幸福感一樣,是點狀的而不是條塊狀,和朋友在解封后的街頭喝酒、吃老弄堂的蒼蠅館子、給沒帶口罩的爺叔送一個口罩、和準備在上海買房子的朋友討論各區的區位(?)以及在去年的11月街頭行走,歸屬感在每個小小的事件中隨機存在。 清空房間是一個大工程。明明記得來的時候只有一個背包和一個箱子,把書送了好多朋友、能掛閑魚掛閑魚之後還是好幾大箱子。最難抉擇的是把什麼衣服扔進登山包里背走,這個帶不帶、帶兩件還是三件、本來還想帶三雙鞋,結果登山包完全放不下只能帶兩個,完全忘記大學時候長程旅行的登山包是怎麼收拾的了。最終也只放進了平日很小一部分的衣服,之前還總覺得衣服不夠穿的,或許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的東西真的不太多。 最為捨不得離開上海的還是這座城市豐富的公共空間和同溫層的朋友們,每周不重複的活動在市區的每一個角落中進行蔦屋書店半層書店黑石公寓育音堂日領館蘭心大劇院;今年三月份考語言考試前準備的時候還去了好幾家圖書館,普陀區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上圖東館,最後還是覺得上圖老派古樸的氣質最為對胃口,如果人不多的話徐家匯書院也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在上海的朋友們大抵是從豆瓣、播客聽友群和同好群里認識的。已經消失了好幾年的好奇心日報的讀者群還存在著,和上海的群友們形成了小小的線下同溫層,在嚴老師索老師的潤府度過了一個個美妙的夜晚,想來第一次的抗原還是在可以望到浦東四件套的虹口一代潤府里做的;和翻電群友們則是在一次次的群代會中熟絡,從永福路上的雍福會到莘庄的聖誕派對、以及11月路上行走後逾三十個人擠在李師家小小的客廳,復盤這震撼人心和公民教育101的一晚。李師走後,故宅被wayne師接手,成為群友們舉行活動的公共空間,每周電影放映、碎片談,當然更多的是不定期的騎行觀展吃飯和喝酒。愛每一位同溫層的朋友們,也祝大家應潤盡潤,心想事成。 中環到北翟高架到虹橋樞紐,曾經出差旅行和送表哥離開上海的路線再熟悉不過,對城市交通地理的親切應該也算是一種歸屬感。值機託運安檢登機,同樣熟悉不過,但這一次在上海沒有了可以回的家,這天很炎熱,徐家匯氣象站的溫度打破了歷史記錄,飛機一躍而上進入雲層。 再會了上海、さよなら。 於青海格爾木 (全文轉自Matters)

孩子被撞身亡10天後,媽媽也走了

5月23日,武漢市某小學一名一年級小學生被老師駕車撞傷,後送醫搶救無效不幸離世。6月2日,最新報道,該名小學生的母親已從自家小區24層墜樓身亡。 母子雙亡,悲上加悲,此前,孩子車禍時,一部分網友對該名母親的「網暴言論」被扒出來追討。所謂「網暴」,大部分是對該母親呈現出來的「喪子之痛」不夠徹底、不夠符合一般標準的質疑,諸如「化著精緻妝容,像是特意打扮一番後才趕了過來」「這位媽媽是想成為網紅嗎」…… 新聞下午才放出,幾小時內,對網暴者的譴責與聲討不絕於耳。背後的憤怒和悲傷,人所共有。 大家幾乎都堅信,這位可憐的母親被網暴者掐滅了最後的生存意志。 事實上,我們並不能武斷地認為,網路暴力是驅動這位母親結束自己生命的決定性因素,甚至可能不是「最後一根稻草」,從一個人的角度,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沉浸悲痛的這幾天里,她甚至也許根本沒時間和心思去關注網路輿論。導致她做出決絕選擇的根源,很大概率依然是喪子之痛。 但當悲上加悲,又使得公眾不得不以更憤懣的心態,轉過頭去討伐和譴責網暴者,甚至像一些網友呼籲的那樣,「必須讓他們付出法律代價」。 對受害者苛責,進行道德審判或惡意揣測,在過去的新聞里一點兒也不陌生。兩年前的尋親少年劉學州,就是在忍受不了網友毫無根據與底線的暴言攻擊後,留下遺書,結束了年僅18歲的生命。 而這一次,事態看上去更為慘重。一個已經失去了孩子的母親,在忍受喪子之痛的同時,還要忍受來自陌生人的惡語相向。在這短短几天內,這位年輕的母親恐怕承受了有生以來感受到的來自世界最大的惡意。 誰在網暴? 要理解網暴者——是的,讓我們嘗試去理解,在一切批評和判斷開始之前,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步驟——要理解網暴者,其實一點也不難。 總有人好奇網暴者是否在生活中潦倒困頓,便將戾氣和怨氣發泄到無人知曉的網路世界。這的確是一種猜測,但並不能作為倒推的結論,普遍理解的網暴,可能只是一句話,一個詞,而這句話、這個詞語背後,也許僅僅是一秒鐘的衝動甚至好奇。 可能是想彰顯獨立思考的糟糕嘗試,可能是自以為的「玩笑話」,甚至可能真的是發自內心的質疑。也可能是低成本、大面積的網路普及,帶來的一種必然情狀:我就這麼說了,試試看,有多少人贊同我。 他們也許一開始就並不真正關注事件,也許唯一的出發點是「看熱鬧」和「攪混水」的心態。當然,也可能如更多人願意相信的那樣,僅僅出自毫無道德底線的惡意與卑劣。 總之,網暴的邏輯就是根本沒有邏輯,網暴的本質,恰恰是切斷一切連貫的理性,像速食短視頻和小報新聞那樣,掐頭去尾,截取看似最能彰顯自己「獨特」「吸睛」的要素,對情景與敘事進行斷章取義、畫蛇添足或狗尾續貂。 從醫院裡的視頻里,這位母親相比起孩子父親表現得相對「淡定」,她沒有大哭大叫,甚至攔住了要對肇事老師動手的丈夫。 在一般「人」的視角看來,這位母親是堅強、理性的,她自知教師並非有意撞上兒子,因此攔著丈夫不讓他衝動傷人,這一下意識的舉動折射出她應該是善良的。 她穿著黑色制服、戴著首飾、化著妝趕到學校,按照正常人的智商和邏輯,即便沒有當過父母,也不難想到最可能的一種情況——這位母親沒來得及從工作場所換身衣服,卸下妝容,在得知噩耗後就匆匆趕來學校。 畢竟,車禍發生在工作日的工作時間,任何一個食過人間煙火、上過班的成年人,都能想得到,大城市的確有很多工作崗位,是需要員工穿制服,女性員工化淡妝的。 而這些,都被網暴者理解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在他們眼中,沒有情緒失控的母親是不合格的。不合格倒是其次,沒有表情崩壞、沒有嚎啕大哭,甚至在鏡頭裡看起來「光鮮亮麗」,她「是何居心」? 這四個字一旦出來,所有的悲痛、惶恐、麻木,都會在一瞬間被輕飄飄消解。 上過網的正常人,大概都會對這四個字感到生理不適,它們可能被偽裝成各種模樣,比如「屁股歪了」「帶節奏」,等等。 沒有任何事實依據,也沒有任何邏輯基礎的價值站位,似乎根據隻言片語,幾幀畫面,就可以對一個人的心理動機、深層次目的做出審判。 這即便不是網暴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了大部分網路惡語來勢洶湧的重要原因:在一種被深信不疑的正確道德觀之下,每個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解構,被剖析,揪出其中的「動機」和「目的」。 投向母親的惡意 每次出現類似的個案,「網暴」的出發點其實本質都八九不離十——按照某些既定模板,去擴展、編造當事人的「居心」與「虛偽」。而這些模板,大多雜糅了更早的知音體和網路時代的「唯流量體」,二者結合,最大程度滿足了在閑時和惰時的窺私慾。 之前的劉學州,包括更早的江歌媽媽,都曾被匿名者質疑「是不是想出名」「為了流量」。這是一種新型但殺傷力極強的網暴思路:但凡為了一件事不止不休地追究到底,反覆曝光和發聲,當事人就一定是在追求流量,是想當網紅。 得承認,流量的確重塑了這個時代,但也重塑了部分人的大腦,將它們變得扁平、狹隘。 一句輕飄飄的「炒作」,可以概括近幾年大部分在公眾視線里聲嘶力竭、不吝表達的新聞當事人。 而就在今年幾個月前,被網暴後自殺的粉色頭髮女孩,曾被造謠的「老少戀」「不正經」。這是年輕女孩最常遭受的一種黃謠,其背後的根源,是「女子本弱」的一種刻板印象,是將女性物化為從屬品的文化心理慣性。 如果你留心,粉發女孩鄭靈華,和這次墜樓身亡的母親,都有著兩點共同——年輕,漂亮。 這份對比和聯想很殘忍,也可以說是冷漠,但即便你不願承認,也不可迴避。男孩去世當天的新聞視頻底下,就有不少人留言對這位母親評頭品足:「挺漂亮的」「身材不錯」「保養得很好」。 於是,這次網暴相較於其他類似事件,又更添了一份特殊的視角。社會輿論對年輕、漂亮的女性的惡意,仍然一如既往地,來得輕而易舉、雷同而熟練。 從女孩到母親,世界對她們的期待仍然是那一套,束縛也是那一套,利刃也還是那同一把。 一個年輕母親,在平日的生活中,憑什麼就不能妝容精緻、穿黑絲? 孩子事發在尋常一日的下午,校園已敞開校門,進入正常上課秩序,我們要期待一個從「日常」中忽然被拉近突發事件里的母親,不修邊幅、灰頭灰臉地從家中趕過來嗎? 這些基於心中想像戲劇的鉚釘,同樣是一種毫不費勁的、複製粘貼的思維惰性。把「不正經的女孩」「炒作」「好媽媽」等標籤拆分成幾個關鍵符號,再往個體的人身上對號入座,就能絲毫不耗費精力和智力地,去給一個人審判與定罪。 你能說這些「懶惰者」不是「人」嗎?也不全對,事實上,他們其實恰恰是把人內心深處最極致的惡意釋放了出來。即便不是惡意本身,而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一類幸災樂禍的傳統藝能放大了。 人性是易感的,人性也是冷漠的。人性是殘酷的,也是溫暖的。完全相反的特質常常讓我們在「人性」當中無所適從,時而感到逼仄窒息,時而荒涼無助。 還能怎麼辦 那麼,面對網暴者,我們究竟還能怎麼辦呢? 一直以來,呼聲最大的是立法。這一點,其實已在近年來的社會事件中能看到推進的苗頭,但涉嫌違法的前提,多是存在誹謗、造謠、尋釁滋事等具體情節。 網暴其實是一個邊界模糊的概念,糅雜了我們對道德、善惡等相關社會文明規範的期待與認知,「暴力」的感知,最主要還是取決於承受者的個人心理尺度。 互聯網在中國發展二十餘年,如今,天天上網的網民基數,已經達到了一個難以想像的數據。如果每一個數據背後都是一個真實的人,那麼網路世界的確就是一個魚龍混雜、險象迭生的江湖。 在這個網路江湖裡,最大的特點就是「不一」。 人們的網名不一,喜歡的、被大數據推薦的話題不一,對待同一個產品、作品的意見與觀點不一。當初,正是這些紛繁豐富的不一,讓網路成為令人激動的窗口,將我們引向更廣闊的世界。 後來新媒體時代,話筒交給人人,經歷了一系列「語言能殺人」的公共事件後,人們才開始擔憂,貼上「文明發言」的標語,甚至呼籲「網路發言實名制」。 但其實這是可行性較差,也是多數人最不想採取的一種方法。 「馬甲」延展了每個人的可能性,賦予每個人自由表達的空間,也讓人得以看見千千萬的多樣表達。 如果用一種單一的道德正確去約束「網暴者」,既不現實,也不理想。 對於一則新聞,一部影片,一個明星,一句言論,任何人都有質疑的可能性,甚至是帶著冷漠的、苛責的質疑。如果把所有「同情」之外的觀點都打為網暴,事實上,也是另一種意義的網暴。 只不過,這種辨析,對於身處悲痛深處的受害者來說,太過殘忍。 因此,我們目前的確找不到一個對網暴者的最佳處理方法,能做到提高理性辨析能力,已經是一種糾正和規避了。 其次,即便你內心存有疑惑甚至是質疑,也一定要明白,你的一個問號並不能「扭轉」所謂輿論方向,更沒可能改變當事人、受害人的悲慘命運,也不能半點改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 最後,語言是一種權力,當你想使用這份權力的時候,想想自己曾經從中得到過的裨益與傷害。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南風窗)

沒有比隨意刪貼等更可怕的網暴了

以前我從未把「網路暴民」放在眼裡,更不會擔心有人網暴我,在我眼裡,那些網路上的散兵游勇,現實生活里比我還弱勢群體。我頂多也是被他們的一些話噁心到而已,這是心理抗壓能力的問題,即便他們說出更激烈的話語或者有可能做出現實中傷害我的事,報警就是了。此外,只有一種情況會讓我擔憂或者害怕,那就是,「警察」不管,或者「警察」本身就是施暴者之一。 網暴的力量是相對的,更多是造成心理的壓力。它與現實的暴力完全不同,所謂的網暴製造者,當然應該批評,違法的也該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繩之以法,但鍋不該給他們背,更不該全部讓他們背,這樣簡單粗暴的認定是網暴的鍋,比網暴還網暴。這些網暴者的言行,是在大的輿論環境和社會環境下,有選擇性的發泄,他們素質或許低,但他們一點也不傻,讓他們罵點別的,哪怕講點別的,他們是不敢的,所以,如果他們是問題,解決他們的方法太多了,他們沒被解決,說明是相關職能部門的失職。 另外,所謂的網暴現象,我認為是不可消除的,有兩個以上人類的地方,就有流言蜚語,就有惡意中傷,但是信息的充分生產和自由流動,我覺得會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記得前幾年的網路,這種低級腦殘的話題,根本上不了檯面,更別說像現在這樣被廣泛討論,這需要討論嗎?答案很清楚,但現在好像很模糊,常識不再是常識,是十分難得一見的真理了,做個人吧,也早已取代了做個優秀的人,做個有理想的人,做個好人……為什麼?是一夜之間同樣的人群,素質變低了嗎?肯定不是。想想三年疫情期間出的那些事吧,那些非人行為,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誕,之前這些人這些現象會如此大規模的出現在我們的生活里嗎?不會的,即便會,數量也很少,也很快會被糾正。他們之所以會大規模的出現在疫情期間,是因為幾乎所有的職能部門,都在服務於那種宏大的抗疫工程,那種氛圍形成了那樣的土壤,那樣的土壤,長出了那樣的惡苗,就像當時上海外灘廣場或者黃浦江邊長出的野草,這種不該出現的東西,它就冒出頭來了,但這並沒有什麼可怕的,清除它們也很簡單,可怕的是,一直沒有人管它,該管的人和部門都在忙別的。 我說的管,當然不是成龍說過的「中國人是要管一管的」,我說的是本職工作,是法律框架內規定的行為,所謂的網暴行為,當然是要管的,而且早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了,它正常運行你正常運用就行了,但是現在網上「管一管」的呼聲,明顯是在恐慌的情緒下呼籲過度的權力過度的介入,這不是好事,這是引狼入室,這是認賊作父。 在我看來,沒有比隨意刪貼、隨意封號、培養大量水軍、煽動民族情緒等等更可怕的網暴了,這種超越了法定許可權、權力隨意介入的網路行為才是真正的網暴。六神的文章充滿了憤怒,也充滿了善意,三表的文章更多的是思考是無奈,孫旭陽的文章一如既往的保持獨立,跟主流唱反調,跟小眾唱反調,但是充滿了愛和溫暖。但是,值得嗎?他們都在被不停的傷害,他們想用文字給這個社會療傷,最終只是自己滿身傷痕,或許我們最終都會被送進精神病院,以人民的名義,房地產行業再次蓬勃發展。 (全文轉自作者微信朋友圈)

武漢墜亡母親真的因網暴而自殺?

武漢被軋死小學生母親墜樓,成了最近的輿論熱點。無論是官媒,還是自媒體,都認為這個母親之所以跳樓,是因為網友的網暴,應該追究這些人的法律責任。 首先我要表明,對於網暴我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但是輿論支持和追究法律責任,這是兩個看似趨同,但又完全不同的邏輯軌跡。 如果從網路聲討,上升到到追究法律責任,無論民事還是刑事,都要證明一點,這位母親的死亡與網暴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簡而言之就是死者是否在生前與網暴者發生過交鋒對壘,明確真實表達過對網暴的痛恨,這種行為給自己帶來無法忍受的精神痛苦,比如寫過遺書之類。 如果無法證明,那種這種由網暴推論到自殺的思維方式,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所謂追究誰的責任就無從談起。在孩子已經慘死的情況下,母親有多少心情和時間刷社交媒體,看這些骯髒的評論,值得商榷,推斷一個事情,也是需要符合常理的。 至少從目前來看,無論什麼媒體,都沒有在這個事實層面拿出值得信服的證據,以證明兩者有直接因果關係,只是憑藉臆想高舉輿論大旗,這是非常不嚴謹的由想像映照現實的現象。 直到現在,也沒有一篇關於此事的嚴肅報道出現,當然最終只能是網路狂歡。 我說的網路狂歡,並非絕對的貶義,只是對一種現象的描述。社交媒體時代,任何一個大事件,都可能是狂歡,狂歡的動機不同,但最終往往不過一地雞毛。 說到網路暴力,這是社交媒體時代的一種顯著特徵,不光是中國的互聯網,其實全世界範圍的互聯網,都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暴力,這是隱秘人性的潘多拉魔盒,在話語權通過某種方式各自打開的必然結果。 當然這片土地上的人性,有時候格外地惡,那種惡是一種自然而言的,自鳴得意的,沒有任何愧疚的,畢竟看別人倒霉,圍觀鄰居家破人亡,一直以來是一種集體保留節目。 對於一個群體,一種現象空泛的討伐和指責,其實意義有限,作用不大,明天太陽升起,明天罵聲依然不絕。作為一名律師,依據我的經驗,只能針對具體的事情,去採取具體的訴訟,訴訟多了自然會形成判例,而判例在某種程度上,會形成一種審判的指導。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罵幾句網暴者禽獸,不但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反而會讓真正的網暴者腎上腺素飆升,下一次他們會更變本加厲。更何況武漢墜亡母親與網暴,是否存在真正的因果關係,是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對於一個空泛的網暴概念的討伐,不但對於解決具體問題毫無意義,反而會形成一種失焦效應。那就是這個被車碾死的孩子的悲劇,反而無人問津,這起悲劇的處理過程中,肇事者和執法者應該承擔什麼責任,我想這位母親對於這起事故中方方面面讓人無語的處理方式的絕望,才可能是真正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這場沸騰的輿論譴責浪潮中,是否有人在引導憤怒,讓失焦貫穿到事情的始終,迴避真正的矛盾爭議焦點? 為了防止被人網暴,我再次申明,我很痛恨網暴,但我認為討伐網暴不是萬能的,它不能解決任何應該實質關注的問題,反而讓真正應該被懲處的人安之若素,最多一個星期之後,大家依舊歌舞昇平。 最後,願逝者安息。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王biubiu)

阿里裁員,滿城風雨

「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在杭州阿里園區1號門口,一位在職員工如此安慰身旁「提前畢業」的友人。 5月24日下午,處於輿論風暴中心的阿里園區和平時有些不一樣,一場場離別正在上演。就在前一天,阿里有業務部門被曝開始進行組織崗位和人員優化,整體比例約7% 匆匆離開園區的阿里員工 圖源:時代財經攝 下午5點,距離下班時間還有一個小時。一位身材瘦小的男子拎著行李箱走出園區大門,兩鬢的白髮使他看上去略顯滄桑。其身背黑色電腦包,零散的書籍和一包黃瓜味的樂事薯片稍顯擁擠地被塞入另一個隨行的口袋裡。 隨後陸續有人拎著大包小包走出園區,他們表情冷淡,腳步匆匆,張望著駛來的網約車,沒有人回頭,看看這個曾經奮鬥過的戰場。直到暮色降臨,一輛輛豪車從園區的道閘桿駛出,閃耀著光鮮的名牌呼嘯離開。 作為技術人才工廠,阿里巴巴承載著大多數員工對遠大前程的嚮往,但是在組織變動和降本增效的刀鋒下,部分人的夢想突然中斷了。 上述阿里園區於去年正式投入使用,一條南北向的馬路,將總部大樓與生態圈企業辦公樓分隔開來。與此同時,一座東西向的人行天橋又將兩片區域連接起來。據說這象徵著整個園區中數據通暢無阻的傳輸與共享。 阿里巴巴對裁員傳聞的回應姍姍來遲,5月25日晚間,阿里巴巴集團官微宣布,2023年六大業務集團總計需新招15000人,其中校招超過3000人。 然而,緊張、不安的氣氛已經傳導到整個互聯網圈。「有不少公司聽到風聲後,降低了招聘預算,也有關閉招聘崗位的」,一位杭州獵頭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道。 裁員風聲落地,高P是重災區 當裁員還沒鬧得滿城風雨時,入職阿里一年的亞楠已經嗅到了危險信號,「裁員名單一周前就定下來了」。 這是一場來得快、去得也快的風暴式裁員,留給被裁對象的時間最多只有1個月,大多數人會選擇當天撤退,拿走N+3的體面賠償金。「經常一天內吃兩頓散夥飯,沒必要特別糾結,大多數人都坦然接受了。」一位阿里在職員工向時代財經說道。 據多位阿里員工透露,此次裁員的重點對象為高P群體,低層級的「小蝦米」大多受到牽連。 「去年招進來的近百名應屆生都不在裁員範圍內,但是項目組裡有P8-P10的大佬陸續離開了,各個部門對應的裁員比例也不一樣,我們組的裁員指標應該有10%。」亞楠向時代財經說道,她隱隱覺得這是其所在的業務部門中層團隊大換血的前兆。 外包團隊員工習慣了大廠頻繁的離別時刻,一位阿里機房維修員工向時代財經透露,機房的運維人員幾乎每三個月換一批人。 李瀟是西溪園區淘天集團的員工,一星期內,她收到了不下20次來自親朋好友的問候,她只能以「沒有外界傳的那麼厲害」來回應熟人圈的關心。 儘管李瀟所在的部門仍然維持著風平浪靜,但大多數員工如同驚弓之鳥,擔心裁員的齒輪很快轉向自己,以至於在密集的會議和任務中,她都處於遊離狀態,大家私下討論的中心話題也變成了裁員後的出路是什麼。 「就算躲過了這次裁員,也很難保證下次能安然無恙,表現不錯的業務都要完成裁員指標,其他收益效果不好的業務員工應該也逃不了了。」李瀟向時代財經說道,去年開始,她所在的部門經歷了兩場較大的震蕩,漸漸地,她不得不接受「裁員常態化」的事實。 自2022年以來,降本增效成為阿里業務發展的基調,財報數據顯示,2022年阿里人員縮減近2萬人。而根據最新數據,2023年一季度人員再次減少4524人。 伴隨著組織架構的大調整,員工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大大增加了。 近期被優化的李明已經做了近三個月的心理建設,他所在的業務小組處於比較尷尬的位置,很難明確劃分進某個具體的事業部門,他向時代財經坦言:「處於業務模糊地帶的員工是這次架構調整的最大犧牲者。」 大廠員工失業,殃及池魚 2017年,淘寶員工王萍在移動互聯網高歌猛進時分急流勇退。 他經歷了電商行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在他的記憶里,阿里總部園區永遠是一派欣欣向榮的面貌,每天一睜眼,一串串振奮的數字催著員工不斷加班:不斷攀升的GMV,增長強勁的新客數量和急速擴張的員工數。 「好像每天都不間斷地招聘,無限的創意等待挖掘,人員擴張期間,甚至兩個員工擠著使用一個工位。」王萍忘不了處於上升期時,園區的熱烈氛圍,每當雙11大促來臨,整個西溪園區被絢麗的射燈裝點,破紀錄的交易額總伴隨著此起彼伏的鑼鼓和澎湃的歡呼聲,讓他沒想到的是,曾經熱鬧的畫面竟也定格成了歷史。 2021年,天貓雙11總交易額定格在5403億元,較2020年同期增長8.45%,增速放緩。到了第二年,阿里不再對外公布GMV,轉而關注經營質量。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阿里巴巴中國市場的消費者突破10億,逼近用戶增長天花板。 西溪園區燈火通明的夜晚撐起了網約車司機楊帆近十年的收入,2013年,網約車戰火尚未被點燃,計程車是員工上下班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每到晚上8點以後,絡繹不絕的車流湧向西溪園區門口。 據楊帆回憶,互聯網興起之前,沒人炒房子,而是炒計程車,當時一輛計程車能炒到100萬元,「我們當年就算在兩班倒的情況下,一天保守估計也能賺800元,一個月下來能掙2萬多。」 而當互聯網公司啟動降本增效,曾經和加班文化配套的一系列補貼也逐漸消失,2021年7月,包括快手、位元組跳動、美團在內的多個大廠宣布取消大小周,緊接著,住房補貼、下午茶、打車補貼等福利也嚴重縮水。 周邊網約車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阿里大範圍取消打車補貼後「踩下剎車」。據多位員工透露,阿里取消打車補貼已經有一年多了,每個月只提供800元的限額報銷,這讓一部分提早下班的員工轉向公共交通工具。 大廠預算的下滑直接衝擊了楊帆的收入,晚上9點迎來最後一批下班高峰期,再過一個小時,園區附近的訂單量就像踩了剎車。「放在兩三年前,到凌晨兩三點依然有不少單子可以接,現在到了10點就幾乎接不到單子了。」 楊帆見證著阿里員工的潮起潮落,他把自己定義為失意員工們的「樹洞」。「去年11月有一對在阿里上班的夫妻,買房半年後雙雙被裁員……最近一段時間,達摩院不太平,自動駕駛業務小組整體被裁員了……」楊帆滔滔不絕地講述著他的見聞。 距離西溪園區步行5分鐘左右,是一個大型居民區:福鼎家園,大多數年輕的阿里員工居住在這裡。不過,這裡只是他們暫時的落腳點。據福鼎家園門口保安透露,2023年,這裡的租戶流動率達到了巔峰,「去年有很多人在這住,今年的住戶明顯變少了,而且少了很多。」 隨著收入水漲船高,拿下未來科技城的一套房子往往是阿里員工的目標。靠近西溪園區的陽光城未來悅MAX、中南樾府、東原印未來構成了未來科技城「三兄弟」。在阿里瘦身的幾年內,周邊房價經歷了不小的震蕩。 貝殼找房顯示,陽光城未來悅MAX目前在售房源一共118套,主流掛牌價格介於5.5萬元/平方米至6.5萬元/平方米,而在巔峰時期,小區整體掛牌均價曾突破7萬元/平方米。 重生還是失速,分岔路口的互聯網巨頭 在降本增效貫穿整個2022年後,阿里動用了最直接的辦法——組織瘦身。 今年開年以來,阿里經歷了史上最大的組織變革。3月28日,張勇發出公開信:阿里巴巴將啟動「1+6+N」的組織變革。此外,阿里曾經引以為傲的中台將被全面做輕做薄,據「晚點」報道,阿里中台在5月中旬被徹底分拆,該隊伍高峰時期一度超過1萬人。 離職員工吳凡見識過龐大組織引發的弊端,一個問題需要經過無數次的內部相互拉扯、消耗。「個別級別高的管理者,只想守著一畝三分地,做不會出錯的業務。」 過去十年,包括阿里巴巴在內的互聯網大廠挑起了大大小小的變革,從網約車、百團大戰、移動支付再到下沉市場、社區團購,大廠無孔不入地改造著用戶的生活場景,也不斷拓寬自身的業務邊界。 與此同時,組織的急速膨脹悄然而至。2018-2020年,阿里巴巴每年員工人數以2萬人的速度增長;而信奉大力出奇蹟的位元組跳動,在短短8年內,員工數量突破10萬人;2016年-2019年,騰訊以每年新增1萬人的速度穩步擴張。 「印象中只要公司一把手提到不計成本地投入,該業務至少有兩個團隊跟進,浩浩蕩蕩上百號人參與進來。」吳凡說道。 毫無疑問,兩個大動作帶來的最終結果是人員的收縮。「多個業務板塊有上市的計劃,免不了要進行人員組織的調整,並非經營遇到了困難。」一位從達摩院離職的中層員工猜測,經歷了人員快速膨脹後,輕量化運營將成為阿里日後發展的常態。 在國內互聯網公司啟動大規模裁員之際,美國各大科技巨頭也同步颳起了裁員風暴。馬斯克收購推特後,大刀闊斧地展開了一系列舉措,員工人數從7500人砍到只剩下1500人;近期,Meta完成了第二輪萬人裁員計劃,累計裁員約21000人;去年11月,亞馬遜確立了長線裁員目標,並且在三個月內裁掉2.7萬人。 互聯網管理者似乎嘗到了降本增效的甜頭,近期,馬斯克在倫敦峰會上預測,推特最早6月份就能實現扭虧為盈。在人員縮減四分之一後,Meta 2023年第一季度實現營收增長3%,其中廣告增長回歸,營收達到281.01億美元。 大廠精打細算的日子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對待風口的態度變得謹慎了許多,在元宇宙概念遇冷後,大模型時代的到來也沒有攪亂戰局,部分頭部大廠甚至尚未正式出手。除此之外,它們幾乎都步調一致地選擇讓集團CFO走向前台,阿里的張勇、TikTok的周受資,京東的許冉……更早一些,微博的一把手也換成了財務出身的王高飛。 「十年前,互聯網的管理者還是實實在在靠業務打仗的人,只能說各互聯網大廠都走到了需要精細化運營的轉折點。」  (文中受訪者皆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時代財經APP)

沒救了……記者採訪被圍毆,自家報社一聲不吭

自家記者在貴州畢節採訪被三人圍毆的事情發生12小時後,2162萬粉絲的極目新聞官方在報道北京動物園熊貓全家福和醫美廣告。記者被打至今,極目新聞與背後的《楚天都市報》沒有任何報道,沒有任何維權追責的表態,一聲未吭。 記者雖然被打傷,但身體還會康復。而這種任自家記者被欺負的慫包媒體,和把媒體逼到這個份上的環境,可以確診是真的沒救了。 這起暴力傷害記者事件的背景我在前天的文章里寫過: 今年4月,貴州畢節一所小學的6名老師,疑似為迎接上級檢查被安排前往河灘撿鵝卵石布置校園,不料遭遇上游水電站開閘放水,2名老師被暴漲的河水沖走不幸遇難。 悲劇發生至今,仍有諸多疑點待解。第一,家屬聲稱撿鵝卵石是為了迎接檢查,而當地政府認為這是6名老師的個人行為,是哪一邊在撒謊?第二,上游水電站開閘放水有沒有通知和警示,水電站的設立是否合法,誰應該擔責?第三,事件時隔一個月才進入公共視野,其中有何隱情? 以上幾點也是包括極目新聞在內,多家媒體的記者在官方通報後仍繼續前往現場採訪調查的原因。然而,當地有關利益群體的猖狂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5月30日,極目新聞記者李賢誠在事發地採訪時遭遇3名不明身份人員圍毆,眼鏡、手機被砸毀,人被打傷多處。歹徒行兇後還專門擦拭了留在記者車門上的指紋,顯然是「專業人士」。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是什麼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對亮明身份的記者猖狂行兇?他們要掩蓋的是怎樣見不得人的真相? 這些問題,我昨晚看到消息怒不可遏時就想追問,但我忍住了,我想等極目新聞來確認記者被打情況屬實,想等極目新聞為記者討公道時我再發文聲援。 可一直等到現在也沒等到極目新聞發聲。 連胡錫進都發微博譴責毆打記者的暴行了,被打記者自家的報社卻連一份情況說明都沒發……懦弱至此,心寒已極。 有些不懂媒體倫理的人在那兒胡扯,說媒體不適合報道自家的事情,所以極目新聞才沒發聲。那我給你看看有擔當的媒體是怎麼做的! 2015年,南方都市報記者在採訪深圳公安多名官員吃娃娃魚事件時被打,南都隨後發出報道,既捅出了官員疑似違反「八項規定」和食用保護動物的事情,也義正詞嚴、指名道姓為自家記者維權。 2009年,南方都市報記者在廣州荔灣廣場採訪時遭保安圍毆,報社連夜發稿為記者維權,並追問相關單位違法違規真相。 2011到2015年,我在南方報業做記者的時候,做監督報道被阻攔、被威脅恐嚇是常有的事,「信不信我找人搞死你」這樣的死亡威脅也收到過不止一次。說完全不害怕那是假的,但做採訪的時候我心裡還是有底氣的: 我相信壞人只是壞,並不愚蠢,打記者這種事情只會讓他們所做的壞事影響力更大,讓他們受到更重的懲罰。我是記者,正常採訪你敢動我一下試試?我身後的報社肯定不會放過你! 然而現在,我再也不敢跟媒體新人分享這點「經驗」了…… 一方面,現在的記者已經很少有機會去突破採訪做監督報道,另一方面,現在記者採訪被打,我還真不確定報社會不會再出面幫助維權。 如果記者打了也是白打,那實質上就是在鼓勵對記者的毆打。 我們做記者的,有風險不怕,有困難不怕,但受傷受辱之後自家單位都不幫你發聲,那真的會涼了一腔熱血,斷了最後的一絲念想。 當然,我這麼說對極目新聞可能不太公平。自家記者被打卻沒發聲,是不想,不敢,還是不能?我作為媒體老人,也不裝什麼外賓,大概是個什麼情況也能猜到。 但能猜到不代表不憤怒! 大環境如此,便是理所當然的嗎? 大環境如此,就可以無所作為嗎? 大環境如此,就任由一線記者挨打受辱嗎? 我不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原文已被刪除)

平均工資2萬的社區幹部,怎麼都姓「鄧」?

剛吃完晚飯,看到這麼一個消息。東莞一社區幹部薪酬表被曝光,平均月薪2萬。 網路圖片 那群眾肯定要七嘴八舌討論兩句,畢竟又是鐵飯碗,還每個月兩萬,那豈不是成了「金飯碗」? 輿論出現沒多久,當地很快就回應了:這只是中等水平,附近幾個社區更高。 一點也不帶慌的,看報道里說的,大意就是地方經濟水平高,社區幹部多拿點也沒啥。 這樣真的好嗎?2022年全國居民平均收入過萬的城市,才9個。而根據CHIP調查顯示,只要月薪1萬就能超過99%的人。可這些社區幹部呢?每天無非喝喝茶看看報紙,說到具體貢獻也就這樣了,卻能拿2萬一個月…… 珠三角肯定有錢,但土豪到這種程度,我是真沒想到。 更弔詭的是無意間我翻到了其他一些博主發布的這張圖片,他們沒有打碼,可以清晰看到這些社區幹部除了一個居委林某霞之外,其他全部都姓鄧。 一個村還不同姓呢,你們一個社區的幹部,居然能搞得如此整齊劃一,創城見了都要叫聲「前輩」,也太優秀了點吧? 網路圖片 出現這種情況,除非說「整個社區的人之中90%以上都姓鄧」,否則多少有點玄學的成分在內了。或許相比囂張的說「社區幹部們月收入2萬隻是中等水平」,聊聊怎麼做到姓氏上統一的更有意義。是否存在家族門閥的壟斷,是否存在近親提拔的錯亂? 這些事,永遠都是不問不說,一問東扯西扯。 昨天微信上有個朋友給我發來一條報道,說某地鎮長酒駕被逮,按理說直接拘留才對,結果3個月後傳出該鎮長升職的消息。 同樣,不問不知道,媒體一報道,就開始調查介入了。 當地網友曝出消息,在網上質疑這名官員酒駕之後還能立刻無損升職,實在破壞地方紀委監委的權威性,是在糟蹋官方的公信力。於是,網友紛紛點贊支持,昨天當地縣回應採訪的記者:看到了網上的輿論,正在處理調查了,後續情況會向社會通報。 那麼,不妨順便回答一下另一個問題:沒有爆料,是不是這名酒駕的鎮長就能正常升職了?而網友一爆料,升職就取消了?這是哪門子規矩,是誰定下的? 其實說白了,主打的就是個「一問三不知,再問進行中,追責的話嚴肅處理,熱度過了罰酒三杯。」他們已經形成習慣,官員擦邊球只要不吱聲就行,如果被注意到,被曝光,那誰擦的邊球處理誰即可。看上去沒問題,實際上狡兔三窟。 我們的法律,既會處理賣家人販子,也會處理買家普通群眾。那麼,為什麼不是既要處理違紀的官員,也要處理協助他違紀的官員呢? 原因也很簡單,我上面就說了,推卸嘛,一問三不知,我不知道總不算犯錯吧?他涉嫌酒駕犯罪,可我不知道啊,所以讓他升職了。實際上,「不知情」三個字並不能成為借口,否則任用一個殺人犯,也可以不知情;任用和自己同名同姓,說不定還有點血緣關係的人,也可以不知情咯? 你兒子初中文化,你還把他弄到副局長的位置上,怎麼想的? 啊?他是我兒子,我不知道啊……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竹不倒)

生育率暴跌,關我屁事

關於生育率的熱搜,似乎幾天就會爆一條。生育率的話題,愈發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一個恆定熱點,和今年突破20%的青年失業率,共同組成當下年輕人表達情緒的賽博交響。 媒體學者痛心疾首,不停明知故問為什麼年輕人生育意願下降。 接著繼續用時代的話語,覆蓋個體的困境,在輿論場完成一場意料之中的自我嘲諷。 生育率的暴跌,其實反映的是這一代年輕人成長中,社會預期調節的失敗。那些過高的、過低的,都是不曾被清楚呈現的事實。 首先,學歷教育以隱含的體力勞動鄙視,無限吹高受教育者的職業預期。 既造成校園學習和實際工作的技能脫節,也帶來大批將就不了的藍領崗位。高考口號里的飛黃騰達並未到來,幸福美滿的傳統人生理想,就此被虛無主義消解,不婚不育未必自由,但至少砸碎枷鎖。 再者,這代年輕人的青春期里,咖啡館和高鐵上動輒上億的電話不曾停歇,遍地的烈火烹油,濺的人直迷眼睛。 而近來感受到的,過去房產債務擴張和傳導帶來的切身痛感,顯然算是某種上下文呼應。 周期和突變的到來,儘管措手不及但也無能為力,資本和崗位被裁剪,一直穩定增長的預期,落得被暴錘的下場。未來信心的受挫和降低中,生育率只是最直接的反映。 其次,被無限踩低的女性生育成本預期,過去尚且能在隱忍和賢惠的儒家婦德中,得到圓融的貼合。 而女權意識漸強的今天,女性收回曾經默然付出的補貼,生育的收支終於完整納入家庭的公賬。 拉高的成本既攤平不到社會,也帶不來足夠顯著的收益,生育這一事項,已然變成人生市場里的垃圾股。 歷史上多生孩子多條路的粗糙生育觀,和經濟發展培育出的精緻生活觀,必然無法兼容也不應該兼容。為何要將自己的匱乏和焦慮傳導給一個新的生命,成為最真誠的群體心聲。 數據是難以得到矯飾的東西,斬釘截鐵的符號里,或許才能有最大聲的表達和最凝鍊的問題。 這篇文章的寫作衝動,來自於前幾天再次看到,某些人口研究者的生育責任綁架論。 我常常在思考,為什麼他們總喜歡用很正的、很大義的、很歷史的東西,試圖鈍化個體當下的切膚的感受? 為什麼一些本能的、未經建構的,對資本式盤剝的反感,會被視為成吃不了苦和不負責任的利己主義? 如果年輕人的退場,就會帶來世界的崩塌,那麼這脆弱的架構為什麼能夠建立起來?用人口兜底產能,用數量篩選創新,這種已然成為過去的狡猾,才是應當儘早退場的東西。 只談社會責任,不談社會承擔,高處的視角不曾照向人的角落,目的和手段被輕易顛倒融化進宏大,那麼生育的傳單必然只會得到一句「關我屁事」。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唐一水)

最近的星巴克,擠滿了失業的中年人

上一輪被裁的人還沒被市場接收完,新一輪大規模裁員的消息早已甚囂塵上。眼尖的人發現,一批已經失業或即將失業的中年人,在沒有面試可去、又不想在家閑坐之時,選擇把星巴克給佔領了。 網路圖片 在星巴克,如何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失業?在裡面坐的時間長了,這些失業者大多已經掌握了一套甄別同類的方法論—— 這些人總在工作日的固定時段出現,進門找個不打眼的角落圓桌,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他們還穿著廠里發的文化衫或襯衫,背著黑色背包,打開了mac book,但始終和電腦保持著貌合神離的互動。 「看課程、看工作、看基金、放空和微信聊天同時進行……那這個人,多半跟我一樣,也沒工作呢。」 曾經的星巴克,是高端商務的不二之選,是初代輕奢的辦公場景。那些落地玻璃內手持電腦的人,可以把整個星巴克當成了自己的臨時辦公室。在這裡悠哉喝一杯咖,是一個大城市奮鬥白領的標配。 在星巴克里辦公,就是成功的濃縮具象。努力奮鬥的全部意義,就是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個坐在星巴克里的高級白領。 如今佔據著星巴克的,或許還是那一批人。不同的是,他們以前聊創業項目,現在在聊失業補償和怎麼續社保;以前在這裡拚命上班,現在則是在假裝上班。 作為公認的職場模糊地帶,星巴克是失業的中年人掩飾尷尬的絕佳借口。「如果遇到了熟人,大可以說我在見客戶或者加班。」聽聽隔壁桌的商務男女聊的最新業務,還能順便為下次面試增加點談資。 這也是失業者聯盟最理所應當的聚集地。一杯美式的錢,就能買斷一整天的獨處空間。帶插座的工位、全天候的冷氣,提供了辦公和放空都需要的舒適條件。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星巴克,你不必擔心偶遇突如其來的關懷。大家彼此之間都有不用開口說話的默契,某種程度上又能隔空相伴。「原來大家都這樣。」 星巴克永遠不會問一個人,你進來是幹什麼的——這意味著你幹什麼都可以,也可以什麼都不用干。對失業的人來說,這裡承載的不再是職場精英的驕傲,而是他們尋覓已久的一絲喘息。 和午夜的燒烤攤、酒後的拉麵館一樣,星巴克也成為失業的中年人假裝上班、隱秘又公開的去處。 01 星巴克里的失業者聯盟 在星巴克假裝上班,一般會經歷三個階段。 起初,你會像從前在這裡加班時那樣,花30塊買下一個大杯美式,模擬曾經的職場生活。 後來,你失業久了,開始關注預算,就研究起了星巴克的團購,琢磨著怎麼樣便宜地買上一杯。 最後,你發現即便不消費,星巴克的大門也永遠向你敞開,「就啥也不點了,還會帶個保溫杯去續個熱水。」 第3個階段,35歲的長沙人風哥在失業的那3個月里,就曾體驗過。 他其實沒有什幺喝咖啡的習慣,也捨不得買拿鐵的30多塊錢。於是每次去參加完面試,都會在便利店先買瓶冰紅茶,再在面試單位附近找家星巴克,一直到傍晚再回家。 「坐在星巴克里發獃玩手機,也比回家好。回家要麼誰都沒在,空落落的;要麼父母會用『那種眼神』望著你。」 失業之後,生活圈似乎自動就與還有工作的人划上了一條界限。那段時間裡,風哥的社交生活,也多半是和其他失業的朋友一起,帶著自備的飲料,在星巴克里聊聊最近找工作的動態。 「都是不怎幺喝咖啡的人,結果失業之後去星巴克去得比上班的時候還勤。」 深圳的財務分析師小哇,3個月前被公司優化後,幾乎工作日都在星巴克待著。 她用星巴克作為自己繼續規律生活的坐標:每日中午出門,到星巴克點一杯抹茶星冰樂,就著一台ipad,一直坐到下午5點再回家做飯。 「有人問,怎麼失業了還有錢去星巴克啊?」但其實,對沒了固定收入的前白領說,星巴克才是「量價比」最高的地方。 在星巴克,豆子是現磨的,杯量也足夠撐上一個半天,口味不算出色但勝在穩定不會出錯。「畢竟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裡,你已經很難找到一個30多塊錢,就能心安理得坐一天的地方了。」 網路圖片 更重要的是,在這裡方便隱形,「容易融化在人群里」。在星巴克,幾乎沒有陌生人互相攀談,狹小的桌椅就是天然的社交隔板。半自助式的營業形式,讓你只要離開了吧台,服務員就再也不會管你。 而你也能一眼看出,那些對著電腦心猿意馬的人大概率跟你是同類,也就和這群「同事」互不拆穿,心領神會。 小哇的ipad里,裝的是在淘寶上買的財務課程。雖說是待業充電,但煩躁持續裹挾著自己,實際上常常幾天過去還在同一章。「下午3點前會看一看基金,連續3個月都是綠的。」 失業的情況,她沒敢同步家人和朋友,人生低谷最怕別人噓寒問暖。索性獨自來星巴克,以避免負面情緒的突然襲擊。 她同時也在積極找工作,600多份簡歷都是在星巴克的桌面上投出去的。一開始是財務方向,不敢要求以前的薪資,過萬就可以;後面越投越不報希望,新手乾的崗位也投。 但面試了十幾家之後,她至今還沒上崗。「很多小公司單休、不交公積金,大公司又沒有招聘名額,各方面相對合適一些的,又有很多嫌我未婚未育。」 在沒失業前,小哇原本計劃著今年在深圳買房,都快湊夠首付了。但失業後,她徹底放棄了買房生娃的計劃。 在星巴克待著的時候,類似的焦慮並沒有少一些。「你會羨慕那些來星巴克真的有事業和工作可談的人。而我在最好、最年輕的時候就這麼低迷,不知道以後怎麼辦。」  02 在星巴克躺平可以,失業不行 對一部分中年失業者來說,失業了還要去星巴克,純粹是一種習慣的延續,和放不下昨日的體面。 今年3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的上海廣告人James,在即將續上終身合同的當口,被公司告知續不起了,只能把他裁掉。 在精品咖啡遍地的上海,James卻在失業之後,比以前更愛喝星巴克了。他決不去一些如今更受年輕人喜歡的品牌,即便它們的咖啡價格更便宜。「那些咖啡都是以前陪同事喝才會買一杯,一喝那個口味,就讓我想起當社畜的日子。」 今年36歲的James依舊覺得,星巴克是快消咖啡里是最親切、最老牌的「腔調」。「只有來星巴克喝個咖啡,才覺得自己還像個白領,我和那些談業務談生意的人,還是一類人。」 James承認,失業對自己的打擊來得還沒有那麼快,不確定感才是焦慮的來源。所以他寧願選擇去熟悉的星巴克,也不願因此降低標準再去適應新的場所。 失業之後的中年人,最害怕的,就是確定感的消失。對常去的咖啡館更是如此。即便出了新的品牌,他們也不會貿然去嘗試一家新開的。 哪怕別家有更舒適的沙發,更親切的服務,更精緻的口感,他們還是從玻璃窗戶外匆匆路過,夾緊了電腦,低頭毅然走進了星巴克。「你只會害怕自己的精神會就此渙散。」 在大城市,放鬆是一種原罪。而星巴克獨有的局促感,就是奮鬥的綁腿。 「沒工作了還想著去星巴克,說明你對人生還有規劃。」從大廠畢業、已經失業一年多的許許,如此評價在星巴克的失業生活。 對大廠人來說,公司樓下的星巴克,猶如大廠的共享分部。新項目的頭腦風暴,甚至獵頭挖人,都發生在星巴克。再怎麼被失業者佔領,星巴克的一部分,永遠保持著熱火朝天。 「越需要差旅越不批,越不批越沒訂單,越沒訂單越不批差旅,」一個掛著工牌的中年男性,吸著杯子里的冰塊向同事抱怨。”最後我跟老闆攤牌,那我明白你意思了。」一直說到最後,也不知道他是否從這份工作中解脫了。 阿里巴巴附近的星巴克,獨自發獃的人,與遠處火熱的商務會談 在許許看來,大部分的大廠人都是一路優秀著過來的,人生一直十分緊湊。哪怕失業,也不允許自己脫軌,那是一種精確的存在感。「一定程度上,星巴克可以把被裁員,轉化為某種主動的gap year。」 這或許也解釋了,在星巴克,你連一個埋頭午睡的人都很難遇到。「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我仍在學習的安全感,失業才不至於那麼難熬。」 網路圖片 Ending: 當年輕人離開了職場,第一反應總是遠走高飛,「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 而人到中年最不喜歡的,正是驚喜與未知。於是,中年失業者們哪兒也不去,選擇主動走進歸屬之地,只求找回那個熟悉的空間與氣氛。 這種確定感,曾經是他們的岸。現在仍是跳出失業潮、重新登陸的下意識入口。 熟悉,意味著可以存放最後的體面。內心期待著明天最好太陽照常升起,而不是收到又一批裁員的新聞推送。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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