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因教堂遇袭空袭叙利亚两国关系骤然紧张
2026 年 10 月 29 日
小日本悍然排海第四天，我一直注意着简中以外的新闻动向， 除了抖音那个哭的梨花带雨如丧考妣的小姑娘视频火到了油管，被老外嘲笑了几阵子， 主流媒体几乎没有什么水花，对比着简中来看，真是风景这边独嗨， 嗨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自称有着强烈民族情怀的90后店主亲手砸了自己的日料店， 虽然我也不知道，有着民族情怀的有痔青年当初是怎么开的日料店。 （不是说不能开啊，我只是好奇他的心理路程。） 还有一群群网民，像蝗虫一样涌入各个渔民直播间，喊着“核鱿鱼”，抵制一切海产品， 在盐骚动开始酝酿时，在核污水的排放让一些盐慌子孙陷入泄愤的狂欢时， 我就隐隐感到，在任何一场纷纷扰扰的闹剧发生之后， 在隐约感受到一种时代性的遥远的痛苦之后， 最先受到倾轧和伤害的，仍然是那些底层的民众， 那些海上辛勤捕捞的渔民，那些直播间里承受着不明恶意和谩骂的具体的人。 但我并不担心这些国产海鲜的销路。 清华大学有个模型预计说，日本核处理水将在240 天后到达我国沿海， 这也是许多媒体安抚民众现在无需担心国产海鲜的理由。 但是，240 天之后呢？ 相信我，240 天后，没人会记得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还记得 240 天前，你在做什么吗？我也不知道。 我是查了一下才知道，240天前，疫情正在集体过峰。 那时候，国人抢的不是盐，是布洛芬，是蒙脱石散。 因为有谣言说，奥密克戎新变种 XBB ，会导致腹泻。 昨天，根据疾控中心的采样分析，XBB 已经占据中国新冠毒株 99% 以上。 但是已经没人在乎了。 舆论场，其实每一天都很嗨的， 都是在污泥堆里洗抹布，再擦窗户，都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真相。 说白了，流量的大生意，只有三种： 第一种，搞笑，娱乐到极致； 第二种，玩家，精细到极致； 第三种，揪斗，阴谋论到极致。 三种都有一个共同点，越能扯越有流量。 扯到极致，越来越多同流合污，哪管洪水滔天。 在不缺傻子的地方，当然选择作骗子比较爽。 唯一的区别是：是否丧良心。 很不幸，才4天，最丧尽天良的一句话，就刷爆了简中舆论场： “切尔诺贝利见证了人类勇气的巅峰和大国的格局， 福岛核电站刷新了人类卑劣的底线和小国的蝇狗! ” 都是核泄露事故，是咋得出结论说切尔诺贝利比福岛更幸运的？ 就因为一个姓苏一个姓日？ 这不就是坟头蹦迪，不就是纵做鬼、也幸福吗？ 这些盐慌子孙丧事喜报成习惯了，都有脸替地下的死难鬼说他们“幸运”了？ 对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而言， 它是每一寸肌肤的溃烂， 它是每一秒钟的撕心裂肺， 它是每一对爱人的生死离别。 但最让人动容的是在这场浩劫之下， 备受磨难的是他们，一往无前的也依然是他们。 切尔诺贝利所有受难的人，都是前苏联的牺牲品，而不是他们代表前苏联拯救了世界。 他们不止是英雄也是受害者，不要把他们的苦难等同于前苏联的功勋，这是对切尔诺贝利受难者最大的侮辱。 说什么救援及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切尔诺贝利有九级地震吗，有十五米高的海啸吗？ 因为玩忽职守酿成这么大事故，信息被封锁，事故被瞒报，民众一无所知，在高辐射下照常开展节日庆典……不但不受惩罚，还救灾有功了？ 一场来自前苏联的人祸，却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吃下恶果， 生活在那里的民众，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能愤怒什么？能讨伐什么？ 而所谓的前苏联“大国的格局”难道是指， 事故发生后，为了“避免在民众中制造恐慌”，当地图书馆迅速让所有关于核辐射、广岛、核爆、X射线的书全都消失吗？ 是指，他们鼓励那些第一次搬离老家避难的居民们，在不远处的辐射云下露营，在河边游泳晒太阳，让军队从早已无人的小镇中清理出一栋房子拍摄婚礼，被拍成影像传至全国各地，甚至给外国人观看吗？ 是指，辐射剂量检测仪卖了一个月就不见了，报纸上不能写辐射量有多少，下降了多少，更不能写出来的是村子里只剩下了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走了吗？ 舆论场，其实每一天都是很嗨的，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看到了真相。 那些为了带盐的大v，是永远不会告诉你更多具体的事情的， 不会让你去接触最开始，经过和细节。 他们只是把煤油，炸药，易燃物装到你接触到的信息里， 你顺从地开始谩骂，诅咒，一种极为扭曲的姿态， 又异常自我感动和欣赏成为这种集体的，复制的，动态一致的生物。 他们能给的，只是仇恨，那种安全地，撕心裂肺的仇恨。 而在恨的过程中，我们总会忘记是什么让我们如此不满，而什么又让我们如此无力。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有病要读书plus）
1 楼市热热闹闹，做“夜壶”支撑了经济数据十几年。临了尘埃落定，回头一算账才发现，这场游戏的参与者，似乎没有一个是赢家。 开发商：碧桂园欠债1.43万亿，恒大欠债2.4万亿，万科欠债1.35万亿……大大小小的开发商，都是巨额债务缠身，”暴雷”此起彼落。 地方政府：高盛估算的数据是，中国银行系统拥有94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占总资产的20%（据高盛2023年7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 测试 “不可能的三位一体 “》）。 住户部门：截至2022年年末贷款总额749323.11亿，居民债务杠杆率为61.9%。2009年”四万亿”之后，杠杆率从20%多上升到60%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居民杠杆率超过65％将影响金融稳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0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大家都欠了巨额债务，而且违约频发。这钱，到底都到哪儿去了？ 2 要解答这个问题，先看下面这个例子。 上周，房哥一个好基友在广东惠州（没错，就是前几年很多温州土豪去炒房的地方）租房，这是一个沿海的度假区板块，好基友租了套精装全新舒适二居室，租金每月才一千出头。 就是这么一套房子，房东在几年前价格高峰时买入，单价（含装）1.5万元/㎡，如今市场价不到8000元/㎡，几乎跌去了一半。 降价惨烈，还没人接盘。当然，这不是房哥今天要说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是，好基友在晚八时拍了下所住楼栋的“开灯率”，情况是这样的： 交付好几年的全装修房子，在人流高峰的暑期旅游旺季，亮灯率百分比低于10%。 然后，沿街社区商铺，几乎是全黑的： 更令人感叹的是，好基友租的房子所在楼栋，共31层，每层18套，一栋楼合计多达500多套（小户型和公寓）。 然后他这栋楼的序号是：第80幢！没错，是第80幢。 这样大规模的小区，在周边还挺多，开灯率也在相似的低水平。 对此，好基友不禁感叹：房子，真的是多！人，真的是少！ 3 房哥好基友看到的超低“开灯率”和大规模空置，虽然有些极端，但却是中国普通二三四线城市“房子过剩的浓缩代表”。 那么问题来了，房子的大面积空置过剩与欠债还不了之间，有关系吗？ 其实，我们今天楼市系统性风险的问题症结，恰恰就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微观层面，借的钱能不能还，归根到底，取决于用这钱调配的等价资源，能否带来高于其价值的产出。 举个栗子 比如银行借你100万，你用100万换来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资源，来生产商品。 如果你生产的东西，能被市场以105万元（借款+利息）接受并售出，那么你就能还债或维持债务链条的持续运转。反之，债务违约就有可能出现。 这个简单的道理，放到宏观层面，同样也是成立的。 在房地产的这条“银行—购房者—开发商—-地方政府”链条中，所有的借款，都指向生产两个终端产品： 开发商生产房子； 地方政府生产叫“基建”的公共产品。 这十多年，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累计借了百万亿元级别的money未还，大家对此的惯性认知是这样的： 所谓的房地产支柱作用和“夜壶作用”、政府投资基建的增长引擎作用，就是这样来的。 然而本质上，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利用”印钞机“进行信贷扩张，大举借钱，且利用这些借款，调用基建产业链条和房地产产业链条上的所有要素资源（包括土地、钢筋水泥、各种建材、劳动力等等等），终端只产出两样东西：房子和基础设施。 4 那么，这十多年举国借债生产出来的这两样东西，能抵得过相对应投入的money吗？ 在住房短缺或结构性短缺年代，市场对房子的价值认同度很高，老百姓的债务水平也比较低，这个时候的房子抢着买，开发商的债务自然不成问题； 另一方面，此时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入），对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需求也是嗷嗷待哺，基建的边际效用很高，外部正效应很大。比如一条金温铁路，给温州制造业和运输业带来多少好处啊？ 这个时候，基建投入的高回报，便是属地经济、税收、地价的扎扎实实增长，回报远高于投入，地方政府的日子过得游刃有余。 而到了最近五六年，房子和基建这两样终端产出，情况已经发生重大性变化。 一方面，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借钱越借越多，说明房子和基建的终端产出基数越来越大，产出速度也在加快。“快周转、高杠杆”就是这个阶段最好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已经接近尾声，住宅存量饱和或过剩，绝大多数普通的二三四线城市住房需求没有后劲。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大开发大建设大造房子，已经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这时候的债务，对于开发商而言，相当于动用天量借款，去集合、调配上下产业链生产要素资源，然后在很多地方很多区域换来一大堆没人住的房子。 这时候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也是动用天量借款（政府自己借款、开发商买地借款），调配所有资源继续加大力度，实施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计划。 落实到具体层面，要为这些新开发的房子，生产提供相应的基建配套（比如道路、电力、市政排污、公共建筑、城市界面形象等等）。 房子没人住了， 开发商的债务链条就滚到头了； 房子没人住了， 相应投入生产的大市政配套，也失去了相应价值。 十几年的刺激再刺激，加码再加码，都加在房地产和基建头上。超大规模的终端基建产出，边际效用也越来越低，外部正效应大打折扣，也就很难换来税收增长和经济效率的系统性提高。 于是，许多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条，也很难再维持下去。 5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A 借钱，意味着调配等价的资源，而关键，就在于调配资源生产了什么？ B 如果生产的产品有价值、有需求，那么借钱会让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社会的财富就会增长，债务不会成为问题。 C 反之，如果生产的东西没人用、浪费、低效率，那么借钱意味着让资源部分或全部变成废物。财富灭失了，自然债务也偿还不了。而向银行借的钱，就成了真正的“货币注水”（没有对应的财富增长）。 最后一点，或许就是当下大家都借钱、没人是赢家的根源所在。 所以你说，再动用刺激政策，维持房地产等原有的路径依赖，把经济指标数据搞得好看一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这样干，实际上就是再次动用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实打实的家底财富），把它们变成一堆基本没有用处的钢筋水泥丛林。 所以，继续走房地产刺激的政策老路，就是”奔赴深渊”…… 这就是好基友“超低开灯率”带给房哥的启示。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温州房哥）
近日，国际主流媒体开始公开唱衰中国经济，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直指习近平的失败模式使中国经济熄火，习近平的高度集权导致懂经济的技术官僚被体制排挤，结果经济决策错误叠加已无法挽救。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也相继发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而耐人寻味的是，一向被视为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登了一篇雄文，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作者是香港著名爱国商人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雄，文章毫不客气地对习近平以政治挂帅倒行逆施致使中国经济崩溃国民返贫的现状予以抨击。虽然全文没有出现习近平三个字，但读者会心知肚明并产生共鸣。网友@流氓战机发帖称，此文不亚于胡耀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条条罪状，一针见血！又到历史关口。 文章开篇就直达主题，作者写道：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爆雷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投资、出口、消费三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乃至死火。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明显呈现通缩特征。第二季度外资投资额只有区区49亿美元，同比下跌87%！中国恒大、碧桂园两大房地产巨头“债可敌国”，象征整个行业崩溃累及相关产业陷入危机……以致美国总统拜登惊呼，中国经济下滑对世界犹如“定时炸弹”。中国坊间流传段子：“经济新三大引擎是国家统计局、中宣部、新华社”“挽救经济的工具箱里只剩喇叭（意即’靠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为何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一句话：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接下来作者阐述了四点观察：第一，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经济上升期是在认识上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但近年经济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民退”的恶果：在认知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与十三大报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在私企、外企设立党委、党支部，令国务院颁布的《公司法》《物权法》规定的企业自主权形同虚设，私企因此担心随时会发生“第二次公私合营”。此外，在舆论上“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论”此起彼伏，令投资者人心惶惶。在政策上，地方政府视私企为韭菜，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发展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将对私企的罚款没收作为政府创收手段之一。河北省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被罗织罪名入狱，大午集团巨额资产被贱价拍走，巧取豪夺令人心寒！所谓“行业整顿”充满随意性，一纸公文消灭一个行业，毁掉一批上市公司并非神话，而是现实！种种不公正待遇令私营企业家发出“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的哀鸣，投资信心尽失，因而“润（RUN）”意顿生。如今，官方又透过打击移民公司，勒令交出移民档案企图刹止“润潮”。中国私人企业和国际外资企业都是私有制的产物，目睹私企悲惨遭遇，外企自然兔死狐悲，感觉中国投资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从而避之则吉。 第三，近年经济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有人违反中央第二份历史决议关于“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规定，鼓吹“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后邓小平时代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无疾而终，干部队伍中吹牛拍马之辈当红得道。正直敢言能干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乱划敏感词汇，乱订封号标准的言论、网络监控，导致社会上万马齐喑，纠错机制缺位，以致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乃至违反地缘政治规律的充满随意性拍板畅通无阻，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惨重损失。 例如冠病疫情三年，泛政治化成风，将科学问题的公共卫生政策探讨，无限上纲为制度之争，提出不切实际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口号，任意封城封路封关，停工停业停产，企业的生产、流通、营运惨遭腰斩，居民的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乃至居住权、财产权被恣意践踏，造成次生灾害远大于病毒本身，令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重创，是中国继大跃进、文革浩劫之后的第三次大折腾，经济损失惨重、公民权利受到破坏、政府公信力跌落且后患无穷！又如最近的河北省水灾，违反“水往低处流”自然法则，让海拔较高的涿州为“保护”海拔较低的雄安新区，无端成了泄洪区。涿州市民被拍脑袋工程祸害，人命财产损失惨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第四，经济上升期重要动力之一，是中国在外交上将中美友好关系放到重中之重地位。但近年中国经济下挫，却与战狼外交有直接关连：君不见前几年国内一片“厉害了，我的国”自嗨，明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动辄宣称中国在某某领域“为人类指明方向”。国际交往欠缺风度，撒野成性，四面树敌。尤其是去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一不定性俄方行径为侵略，二对俄侵略罪行坚持不作谴责，三依然宣称“中俄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会在各方面予以策应”； 连年推行战狼外交的结果，令中美关系跌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最低点，中欧、中英、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关系全部跌至几十年来谷底。与俄罗斯抱团取暖、单方面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部署武统台湾，在一系列事态演变面前，美国及盟友意识到，基于国家安全和对国际秩序的维护，有必要“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并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投资、交易予以脱钩，避免养虎为患。外交上亲俄反美令中国逐渐失去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实际上终结了改革开放，重回闭关锁国，其必然趋势则是中国经济大幅萎缩、失业压力山大、广大民众重新返贫。 企图回归改革开放前那原教旨社会主义，甚至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盛行的毛泽东文革时代，以此求得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只会让僵化的斯大林体制下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激越大。由此令私企痛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令外商惊悟危邦不入，则中国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将“火烧连营七百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大坍方，反令政权地动山摇的原因。 须知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力，才是最大的绝对的腐败，且是官场、军队、司法、外援撒币、医疗药业、教育、工程等等腐败的总根子！药方并不难开：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这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 作者在文章结尾总结道：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问题是，从井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路风尘一路歌”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性思维下，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日本无论选择在什么时候把福岛核污水排海，都一样不可接受。日本政府可以借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地位，来向世界其他国家说明排放的可防可控，但日本上下想必已经确认一个事实：那个“风月同天”的国家无法说服。 不只是日本人感到解释的困境，一部分持有启蒙立场或者纯技术科普的人士也发现，他们在日本核废水排海一事上的中立澄清，不仅要面对暴躁的受众，而且要承受直率的表达压力。外交部门的抗议表态，海关的跟进动作，更加重了议题的交流难度。 外交官与人民毫无障碍地同频共振，在“不予接受”的强硬立场上，日方的解释、IEAE的数据及该组织中国专家的意见、其他国家的反应，统统不在中方和中国人的考虑中。一些恶作剧般的仇视表达还显示，反日已经成为某些年轻人全部的政治意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它在表面上还只是2012年反日游行的网络版，随着海关总署暂停进口日本海鲜产品，这场反日风波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转化成果。直接反映就是，全国涌现了类似2011年的大众囤盐现象；而长远影响则是国产海鲜及日料餐饮业蒙难。 怎么来理解民众囤盐举动？一言蔽之，这是日积月累的反日立场内化于具体生活的应激反应。但抢盐现象于12年后重现中国社区与网络商超，在社会效果上是尴尬的，尤其是中盐集团被迫发出供应充足的声明，暴露出反日立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 抢盐现象一定会被国际媒体捕捉到，由此产生的国际印象必然不是正面，它将成为解读中国人国民性的新证据。除此而外，更显著的尴尬或许在于，群情激愤的反日宣告像回旋镖一样打到国民自己身上，拉开了部分国人伤害另一部分同胞的序幕。 日料餐饮店敏锐地嗅到了不安，以最快速度审查原材料的来源，以备跃跃欲试的工商临检。日料店更以未雨绸缪之态，将日式制作工艺与食品原料区别开来，甚至以国内餐饮流派遮掩日料店身份。外界看到的是日料餐饮业的惊惶，但惊惶背后的损失无人在意。 更多的次生灾害出现在国产海鲜直播间，国内业者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网暴攻击，对这些源自道德高地的群起攻之，业者解释无用，深感无力。网络反日立场已经有能力细化为灵活的攻击行动，这是业界直播成为盈利模式之后合并的风险。 猝不及防，身份政治就以这种中国式的粗鄙样貌展露在国人面前。国际政治角力被爱国者引流到国产海鲜直播间，有人悲观地预言会冲垮千亿级别的行业产值。像日料店一样，国产海鲜业者被当成反日浪潮的“局外人”，这样一来，他们的损失似乎就能被合理化。 与12年前那波抢盐潮不同，这一次抢盐现象无法成为一类孤立现象，因为人们接受到的认知模块是：核废水排海即等于核污染太平洋。哪怕是在这种笼统的认知引导下，尽管未被挑明，但逻辑上无法否认（事实也如此），国产海鲜遭受道德风暴已是无可避免。 考虑到食盐的廉价特性，抢购仅有短暂的心理压迫感，哪怕可勉强解读为反日立场的生活化应用场景，但总可以当作笑料梗消化掉。而国产海鲜业的规模，比日本进口海鲜规模大得多，其经济损失及民生急难是囤多少吨盐巴也无法比拟的。 2011年与2023年两场抢盐囤盐现象，确实互为参照，但后者并非前者的简单复刻，而是比前者蓄积了更为深刻的政经背景，见证了愈发激越的民间情绪。有人沉醉于慨而慷般同仇敌忾，可如果衡量这场民意表达的不是忠诚，而是牺牲呢？你又会作何感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很多人假装不知道，全世界的海洋其实是相通的，如果日本的海水有毒，早晚会影响到中国海域。 实际上，如果你恨日本、美国，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日本的排放，先毒的是日本人，然后是美国，再然后洋流才会到欧洲。你不应该偷着乐吗？ 但是，那些人却并不感到开心，而是比日本、美国人还生气。在抢盐之余，开始抵制日本海鲜、日本料理，甚至日本的一切。 有人担心这样下去会伤害到中国渔业，其实，这大可不必。或许用不了几天，就开始有人宣传，中国的日料可以放心吃，因为那些海鲜根本不是日本产的，而是从其他地方进口，或者干脆就是国产的。 我知道，在成都吃到的日本料理，其实和日本没有多大关系。店员都是中国人，原料也大部分是国产的。 但是，日料店和川菜馆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人气最旺的川菜馆，往往是“苍蝇馆子”，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服务，但是任何一家日料店，都必须有良好的服务。从本质上讲，任何一家日料店，都是一种“学习”，人们学习的是某种标准。 尽管只是模仿，你也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是日本”。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别的地方感受到，比如足球。看一下日本足球，中国女足在世界上被淘汰后，头号球星王霜说，别想那么远，就学日本吧，看看她们是怎么踢球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你会如何看待日本的排放？ 我不懂核科学，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现实的段子”。3·11地震后，某媒体派记者去日本采访，距离所谓的福岛核心区已经相当近了。他买了一个测量仪，时刻监控辐射浓度。等到回到办公室，大家都对那个仪器感到好奇，打开一看，数字比在福岛时还要大。 大概从那时开始，办公室的孕妈妈们开始穿一种防护服。特别说一下，那个防护服还是有效的，能够让数字降低。 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种科学精神：数字仍然在安全区间内，不管是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是中国的标准，报社的办公室都是安全的。 而且我也相信，同样的数字，在日本、中国和任何地方，都应该有着同样的意义。这是现代世界的基础。 说这个不是什么洗地，而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生活的环境，其实和日本差距挺大。不信去查一下空气指数就知道了。如果要愤怒要改进，我们每天会有大量的事要做。但是，我看很多人没这个意愿，他们甚至赞成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我比很多人都爱国。2019年在日本青森，我在一个小店点了一份牛肉饭，端上来一看，有一颗红辣椒，于是我就开始思念成都——这是不是很爱国？即使是在异国他乡，我仍然不忘记“家乡”的味道。 这样说其实是一种欺骗，因为有很多朋友知道，我是在河南长大。那么我再讲一个爱国故事：我在东京街头吃过一碗捞面，那无限接近我小时候在老家吃的“妈妈的味道”。这让我怀疑，东京和河南开封也许有某种关联。 上面两段都是胡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别把吃什么和爱国联系起来。今天看网上都在说拒绝海鲜，我愿意祝福他们全家永远健康长寿。 至于我自己，并不抵制海鲜，也不会抵制日料，我想抵制的是贫穷和愚蠢——比如抢盐，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仍然愚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我回来了，朋友们。 2023年5月18日，获准重返公众号后台。那时，距离上一次登录，已是1年加15天，380天。 从5月18日到今天，8月22日，又过去了94天，我又在空白文档前坐了满满3个月，才说出这句话：“我回来了，朋友们。” 恐怕，有的朋友会疑惑：这么一句话，简简单单，7个字而已，有那么难说么？380加上94，要花上474天？你是不是太做作了？ 这绝非本愿，但只能说：是的。有客观原因，但主要原因在我自己个人这一边。 我总觉得羞耻。 这么长时间时间过去了，我不确定，还有多少老朋友能看到呦呦鹿鸣。许多经历已经忘记，只能尽量做一次回忆。 一、时空折叠 “相信我，对你有帮助。”大约是今年正月某一天，一位识见博广的朋友察觉到我状态不对，发来消息，推荐去吃一种药——“逍遥丸”。我恰好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便拐弯进了街角的药店，直接买了。 回家翻阅，只见“功能主治”上，写着“月经不调”。 偏偏就是这么巧，当时我正翻阅萧乾先生的回忆录，也有这么一段，那是1938年，抗战期间：“困居昆明的那几个月，是我入世以来最苦闷的一段日子。”“失眠、忧郁、苦闷，百无聊赖地在翠湖边上转悠。有一天走过威远街一家西药店，看到一瓶专治闷郁症的药，我赶忙买了回来。吃了几粒之后才从处方上发现：**那原是专治妇女月经症的**！” 偏偏我手上这个，又恰好也是昆明出产的。时空折叠了。对于写作时使用感叹号，我一般是不推荐不主张的，但萧乾先生句尾的这个感叹号，让85年后的我不由一笑。 这笑本身，是一种药。 萧乾先生之所以“闷郁”，是因为被老板辞退丢了工作，看不到事业前途，“像断了线的风筝”。 在当时，有这种感觉的人非少数。比如，同是记者，比他大一岁的另一位年轻人范希天，闷郁更甚。队伍散了，他孤身一人，“有一阵子意气消沉，在街上晃了很久，没有人可以帮忙。我身上只有一把雨伞，还有捆成一包的衣物。我就跳入水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可能是有人把我钓起来吧。”就此，他改名“范长江”，寓意从长江中活了回来。后来，他以《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新闻奖传世至今，他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日期（11月8日）被确定为每年“中国记者节”日期。没有人准确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类似故事隐入尘烟，范长江这段改名缘由也是一段隐秘，直到范长江先生去世30年后，才由一位海外作家朋友的回忆录偶然披露。 获救的范希天是幸运的，萧乾更加幸运——刚刚买了这专治妇女月经症的药，就接到了老东家《大公报》的工作邀约。曾在上海办公室坚决裁员要他“自谋生路”的胡老板，如今言辞热切：之前的遣散，实属实计，以后再遇困难，绝不轻易散摊子了，如今要在香港办分部，请火速来港，共图大计…… 接到这封来信，“闷郁”即刻一扫而光。萧乾走在马路上，感觉恍如隔世：“如今，有了职业，就恢复了自信，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马路上遇到熟人，又可以报一下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了。” 驱散了“闷郁”，萧乾先生的才华得以释放。先是主动请缨在滇缅战场担任战地记者，1944年，青年萧乾成为“全国唯一在欧洲战场取得现场话语权的中国人”。（今天的欧洲又陷入大战之中，放进历史，更显得萧先生当时努力的可贵）50年后，1994年，晚年萧乾与妻子联手完成了又一次突破：出版首个《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他成为七十年来第一个攻克这一“不可译之天书”的中国人。（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是站在20世纪英美文化顶端的作品，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说“书中设置了大量的谜团和迷魂阵，数量之巨，要弄清我的真意足够教授们用数百年去争论的”。） 同样是男同胞，手里同样拿着治疗月经不调的药丸，也许我也可以就此打开幸运之门？ 可惜，我知道，我的“闷郁”和萧乾先生的“闷郁”，并不相同。 当时萧乾先生渴望的是老板的召唤，而我，不会，也不可能期待另一位老板。萧乾先生是在焦虑个人未来的前途和事业，一身才华伯乐难寻，而我，是个人能量难以应付所历所见所思的过往，也失去对快乐的感知。萧乾先生眼中的世界，仍然是他过去所认知、所相信的世界，所疑惑的是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与个人期许是否合拍，而我眼中的、心中的世界，却从一个模样变成了另一个模样。 我们都面临了恐惧。当日军炮弹在头上飞来飞去，萧乾先生和朋友在甲板上紧紧抱在一起，他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给自己鼓气，“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时的萧乾先生，肯定感觉到了恐惧。而我的恐惧，是另一种恐惧。我的周围没有炮火硝烟，只有无声静寂。 那时的人们清楚地知道敌人的方向坐标，在碉堡，在战壕，在滇缅战线，在祖国沦陷区，在东京，在汪伪办公楼……但今天的我不清楚，很可能，它主要是在我自己心里。 如果可以交换，我会说：我愿意。我愿意现在就到那个年代的滇缅去，像萧乾一样。我还愿意，走得更远一点，和那些孩子一起冲上松山，滚下怒江、冲进野人山。即便被炸成泥土，即便喂了虫鱼，即便连名字也被历史消弭，终究是带着热忱离去，远好过深陷无间。 所以我到底感觉到了什么？我想准确完整描述它，但完成这种私人情感的公共表述并不容易。 鹿 旷野里，漫天白雪乌风。 黑暗森林蛇虫虎豹轻嘶低吼， 弯腰，双手撑住这条小路， 路面长着野草青藤， 空气里是腐烂的永恒。 远处传来，巨鼓的咚咚响声。 越来越近，越来越密， 心脏揪紧了，血管跟着鼓声轰鸣， 骨头震麻了全身， 回头，不见了来时的门。 森林里，隐约一座老城。 它是平的却像一个摩天巨人。 一切都要碎了，一切都还在。 还是弓着腰，撑在地上， 手背上的草叶已经腐烂了几层。 20230822 写到这里，已经两千字了，却才写了一小部分，大主题还没有打开。此刻，勾连想起了太多事，它们忽然醒觉，奔涌而来。因此，请原谅我必须先停一下，调整下情绪。 我们先把以上这些文字当做序章。如果有缘，朋友们将看到我明天接下去写第二部分。敬请期待。这次回来第一位的原因是：我想到了一个小小的个人计划，回赠给曾经支持鼓励过我的读者朋友们。 鹿鸣，始终是祥瑞。嗯，好消息是，今天，又一次重新出发了。如果我的人生也可以比做一场抗战，那么，说出“我回来了”的今天，此时此刻，就相当于真实抗战历史中的1938年4月（萧乾买药也在这一年）： 在淞沪会战华夏英杰血肉当壕堑、南京失陷妇孺遭屠之后，国人一腔郁积之气终于在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这里稍稍吐出了一口——即便川军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3000人在藤县英勇牺牲——那一刻，我们失去许多同胞精华，我们知道路还很长，但仍然相信：我们可以赢。 “近乡情更怯”。我也想念你，朋友。 20230822呦呦鹿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呦呦鹿鸣）
昨天，一系列截图和举报材料在微信各群传播，掀起了大家对于特权、行贿话题的热议。 事件起因是某个名为“尚东尚筑”小区的业主群中，一位业主公开“炫富”，声称自己的老公在南方电网工作，年入50万+，是社会上流人士……. 高调秀优越感的方式引起了众人的转发围观，并迅速在各大微信群爆火。事件随后继续发酵，该女子声称在婚姻中遭遇了不公对待，并攥写了一份举报材料，控诉丈夫有行贿行为。 很显然，事件的起因就是一位已婚妇女因家庭纠纷而举报丈夫。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也很快予以回应，并声称网络信息与事实不符。 在我看来，“行贿30万进入南方电网”以及女子对丈夫婚内行为的各种控诉，都无法以一家之言辨别真伪，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50万的收入在电力系统并不罕见。 给大家科普一下，在一线城市，50万税后收入，大概率是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一个科级干部的水平，而即使是基层员工，也有30-40万的年收入。 电力系统中，不同环节待遇也有差别。发电-输电-售电，所谓管住中间放开两端，工资主要高在电网，电网属于天然垄断，截图中的那位就是电网系统的。 再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自从中央关注到电力系统垄断高薪之后，电网的待遇十几年都没有涨过。也就是说，在00年代，电网的基层员工也有30-40万的收入。 那时，退役的奥运冠军会首选去电网工作，待遇又高，事又少。不过，电网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进的，在中央大力反腐之前，关系户情况极其严重，各级部门领导都把孩子往里面塞。 眼下，国企曾经严重的关系户、过高待遇的现象，确实得到了遏制。人员的招聘要求公开透明和硬性的学历指标，许多过去不向社会开放的岗位也要求必须社招。 然而，过去过高的待遇和关系户问题，也创造了一定程度的不公，这是大家对此类新闻容易产生关注的原因。 要知，00年代的广州，平均房价就几千一平米，到如今翻了十倍都不止。不算单位分房，那时的电网员工，一年的工资就可以在广州的优质地段买下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朋友告诉我，当时国企高层甚至会在周末，带着员工集体坐大巴去各大楼盘“扫房”，催促那些没意识到的员工赶紧买房。 于是，这些从小生在特权家庭里的小孩，在不需要努力的情况下，被安排到了电网的肥差，又在房价最低点的时候靠着高工资买了房，并赶上中国经济腾飞的红利，迅速实现财富自由。 爽文小说也就不过如此吧！而这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是那位女士“炫富”的底气，也是无数人愤慨的原因。 有次我外出较晚，半夜一点多走在广州的大街上，一辆送外卖的电动车快速掠过我身旁，我下意识看了一眼那个骑手，他看上去和我父亲差不多大，满脸都是岁月沧桑留下的斑驳。 我在想，是他不够努力吗？是他不够有道德吗？为什么有些人在他这个年纪，从电网退休，在广州有几套房子，满世界旅游，而他却要在炎热夏天的半夜里，为生存而奔波？ 是的，改开之后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靠自己努力而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人民生活，是伟大的决议。而在今天，人们更加迫切的需求，是经济权利的平等和公正。 反腐、公平、共同富裕，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也是我们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麟阁经略）
日本宣布福岛核电站将在8月24日开始排放经过处理的核废水。近几年，福岛排放核废水一事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最近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一项研究说福岛排放核废水，放射性物质240天会到中国沿海。面对这各种“危险”，民众有必要恐慌吗？即将进入太平洋的核废水，是否真的会对我们产生威胁，太平洋的海鲜是否真会受到核污染？ 1. 核废水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排放？ 讨论福岛核废水排放是否科学，是否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威胁前，我们需要先退一步，问一个基本问题：福岛为什么要排放核废水？很多关于核废水的谣言都是在这一基本问题上就开始恐吓性宣传，说得好像日本没事干就想搞核污染一样。可这符合逻辑吗？福岛在日本境内，日本还是消费海产品非常多的国家，尤其喜欢本国的水产，他们会故意在自己境内搞污染吗？ 其实如今的福岛核废水排放是整个福岛核电站清理计划的一部分。2011年3月，由于地震引发的海啸，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事故，6个核反应堆中1-3号发生熔芯，4号受损。在这之后，日本就进入了控制、清理福岛核电站的过程。要下线一个核电站涉及清理大量的核燃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对于福岛这种发生了严重核泄漏事故的核电站，因为要清理破损的核反应堆、周围被污染的土壤等，就更为复杂。目前预计整个福岛核电站需要30-40年才能完成下线。 而在清理福岛核电站的过程中，从事故一开始给核反应堆降温，到之后让核反应堆维持冷却状态，都要不断向反应堆注入冷却水。这些冷却水在该过程中会被污染，成为具有极高放射性的核污水。冷却水也无法100%循环，即核电站清理人员会不断输入新的冷却水，而旧的污水会不断累积。福岛核电站在核事故过程中遭受的破坏还意味着存在雨水、地下水渗入核反应堆，形成冷却水之外的污水。 这些具有放射性的核污水在福岛核电站彻底下线之前会不断积累。当然，积累的速度会有变化。例如雨水、地下水渗透存在于早期，后来通过隔断地下水等措施已经解决，而核事故发生后的初期，冷却水的用量更大，循环利用比例更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让现在福岛污水累积速率已经大幅下降。 可无论如何，这些受污染的水总要找个处理办法。福岛核电站的经营管理方——东京电力公司，东电，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就开始在福岛核电站区域内划出一块地方，持续修建储水罐，用于暂时存放不断积累的污水。 不过这种存储只是暂时的，因为福岛当地的空间有限，能修建的储水罐也有限。到2020年底时储水罐已经修到了上限，总容积是137万立方米，可当时已经用掉的容积达到了123万立方，加上每年继续新增5-6万方废水，就需要部署更长期的解决方案。 而如今的排放入海也是建立在这一大背景之下。 2. 核污水，核废水，ALPS处理水，谁更准确？ 因核泄漏污染的雨水、地下水，以及冷却核反应堆形成的污染水，这些普遍具有较高放射性的污水收集在一起，就成了福岛需要想办法处理掉的核废水。 核废水的总量与存储空间的矛盾在福岛核事故不久后就暴发过。2011年4月与5月，冷却刚发生事故的核反应堆迅速产生了大量污水，而当时福岛核电站也建成的存储空间有限，于是东电选择将所有污水里放射性相对低一些的直接排海，4月排放11.5万吨，5月排放30万吨。这在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一方面是因为东电彼时未事先沟通污水累积情况，直接宣布排海。另一方面是尽管选择了放射性低的污水排放，但被排放的污水放射性仍然超过国际放射性物质的排放标准。 2011年的排放也是如今很多媒体、自媒体报道强调核污水，而非核废水的来源。那些污水里存在铯137，碘131等放射性物质，它们也被很多报道沿用到了当下的核废水排放讨论中。 只是这些强调必须叫核污水的报道对当下的排放实情存在误导，至于存在铯137、碘131等各种危险放射性物质的说法更属于不实信息。 与核反应堆直接接触后，无论来源是冷却水、雨水还是地下水，确实都形成了被污染过的水，称为核污水是合理的，也是东电2011年时排放入海的类型。可如今福岛不是将此类核污水直接排放，而是将核污水处理，做到符合国际排放标准后，再排放。这类符合排放标准，但仍具有一定放射性的处理水，应该属于核废水，而不是核污水。 要理解当下的核废水与最初产生的核污水的区别，必须提到ALPS系统。由于清理核事故必然产生大量核污水，如何安全处置这些污水早就成了东电以及日本政府考虑的事宜。2013年时，东芝专门就此开发了一个多种放射性物质移除系统，ALPS。 ALPS可以理解为一个过滤系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储下来的核污水进入ALPS处理，通过吸附、过滤的方式，移除62种放射性元素（使其含量大幅降低），形成ALPS处理水。 从2013年ALPS上线后，福岛核电站一直在用ALPS处理累积下来的核污水，处理后的ALPS处理水则继续存在前文提到的储水罐里，如今要排放的其实就是ALPS处理水。 一些报道里刻意渲染的铯137、碘131也都是会被ALPS移除的放射性元素。因此强调这些放射性物质会被排放，只能说属于不实信息。 3. 核废水的排放标准 相对于用什么系统清除核污水里的放射性元素，公众更关心的是最后要排放的核废水到底还有多少放射性。像一些新闻报道会说ALPS系统处理并不成功，有很多污水经过处理后仍然有很高的放射性。 对这些说法，我们就需要了解福岛核废水排放的标准。福岛核废水排放不是在ALPS系统里打个卡就排放的，而是有明确的放射性物质排放标准，ALPS的目的是让排放的废水达到这个标准。 ALPS能移除62种放射性元素，不过有两个移除不了，那就是碳14和氢的同位素氚。核废水中碳14的含量本身就不高，大概是日本排放标准的十分之一。真正ALPS处理不了又在总辐射量上比较显著的是氚。 对此，最后确立的排放标准是氚之外，利用ALPS处理把剩下的放射性元素总放射量，低于放射性废物的环境排放标准（总数值为1，也是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认可的标准）。2020年底时，福岛储存的核废水中有29%达到该标准。 那么剩下没达标的呢？像一些媒体报道非常乐于强调70%的核废水不达标。可这些不达标的不会被排放，而是会再度经过ALPS处理，直到达标后才会进入排放的序列。 那些未代表的废水包括早期处理的，以及有段时间遇到过滤系统故障的，那些放射性元素含量高很多（分别为10-100与100以上）。但它们都会再次经过ALPS，即再次移除放射性物质。根据东电监测报告，之前放射性元素量含量2400以上的的水，再度处理后只有0.35。也就是说这种反复用ALPS处理来达标是可行的。 我们前面提到ALPS唯一处理不了的是氚，因此福岛待排放实际是经过ALPS处理，除氚以外都达到放射性排放标准的核废水。 那么这里剩下的就是怎么处理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内，经常把福岛核废水排放称为氚水处理问题。 氚是氢的同位素，氚水的理化特征核普通水一样，使得氚水很难被分离出来，而且福岛要处理的氚水总量还特别大，130多万吨。以当下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做物理分离的。为此，福岛的排放计划里加入了稀释步骤，在排放时用海水做100倍以上的稀释，让最终氚含量不超过日本国家标准的四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福岛核废水排放首先只有经过ALPS处理后60多种放射性元素（只排除氚）的总放射性程度降到国际放射性物质排放标准后，才进入被排放的序列；其次，排放时还要经过100倍以上的稀释，不仅让放射性物质含量更低，还保证ALPS无法移除的碳14在日本监管标准的千分之一，氚在四十分之一以下。 实际排放时，经稀释后，废水中的氚放射量在1500贝克勒尔每升（Bq/L），而WHO的饮用水标准里氚的含量上限是1万Bq/L。这也是为什么国外政府、媒体会提到排放的废水放射性达到饮用水标准。当然，那只是指氚排放量，由于采用了大量海水稀释，这并非真的饮用水，只是说在放射性上，它已经和饮用水相当。 4. 核废水排放有监管吗？ 很多人可能对核废水排放的标准也有疑虑：这些标准靠谱吗？是不是日方一意孤行制定的标准？甚至整个排放过程有监管吗？所谓的达标数据靠谱吗？ 福岛核废水排放还真不是某天日本一拍脑门想出来的。2013年ALPS系统上线后，日本就开始商讨如何处理ALPS处理水——ALPS没法移除的氚超标问题。于是，日本在2013年-2016年建立了氚水工作组，专门分析如何处理福岛的氚水。 该工作组首先核实确认了从废水里分离氚不现实。接下来比较分析了五种潜在的氚水处理办法，包括排海、蒸汽排放、地层注入、氢气排放与地下掩埋。如今国内媒体自媒体非常热衷说排海成本最低，其它方案如地层注入更好。这些说法没有根据。所谓的地层注入与地下掩埋，目前都没有相应的标准，还有能否找到合适地层的不确定性。氢气排放则存在处理扩大化的技术困难。综合技术与管理上的可行性，只有排海与蒸汽排放具有现实性。 还有媒体援引绿色和平组织说法，认为可以用氚水制作混凝土直接用于福岛核电站建筑。这也是没有任何先例，技术上存在不确定性。在氚水工作组的基础上，日本2016年组建了ALPS废水处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两个可行方案（液体排放入海和蒸汽排放入大气）之间，选择了排放入海这个执行与监测都更方便，也有更多先例的方案。需注意蒸汽排放氚水的先例是在过去核电站事故时出现的（核电站运转时也有蒸汽排放，总量较少），而且很难预测蒸汽融入大气的情况以及建立有效的监测。 以上工作组和委员会都是技术专家构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排放方案，基础是技术专业人员的研讨论证，不是东电或日本政府的单方决定。 ALPS废水处理委员会的报告在2020年2月公布。在该报告公开后，日本政府举行了大量会议，包括与地方政府、农林渔业从业人员商讨。结合委员会的科学报告与各方意见，日本政府在2021年4月13日发布了福岛废水的基本处理方案，正式提出了废水经过处理，达到各项标准后，排放入海的策略。 基本处理方案同时明确：独立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NRA) 审核通过详细方案后，才允许东电执行废水排放。当时预计这个过程会需要两年。如今正好过去两年多，来到了即将开始排放的档口。 虽然上述排放方案构建是日本国内进行，但核废水排放不是只有日本国内在监管。宣布基本处理方案时，日本政府也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提出技术支持请求。IAEA接到日本政府请求后当即同意通过一系列审核、检查的方式，提供技术支持。 2021年7月，IAEA与日本政府就如何执行审核、检查正式签署协议。IAEA也专门为福岛废水排放问题建立的工作组。2022年4月，IAEA工作组发表第一份审核报告。2022年6月、12月，2023年4月、5月，工作组分别发表了第2-5份审核报告。像2023年5月发布的第5份审核报告中，IAEA工作组确认NRA具有独立性，并且NRA会监督东电的排放计划、过程。IAEA确认所有有威胁的放射性物质都在NRA批准的检测方案内，没有遗漏对人体、环境会有显著影响的放射性物质。 而在2023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表了对日本福岛排放ALPS处理后的核废水计划的安全审查综合报告，涉及排水计划的所有关键安全要素，包括三个主要部分：防护和安全评估；监管活动和过程；以及独立取样、数据确证和分析。该报告认定福岛的处理水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对人与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IAEA的综合报告提到IAEA的福岛核电站工作组由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内部的顶级专家组成，同时由全球（包括废水排放周边区域内）的国际公认的外部专家提供建议。我们也看到中国在IAEA的常驻代表也在工作组名单里，此人是中核集团的首席专家，前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副主席，在核能安全方面有超过30年工作经验。 IAEA的报告中同时写道：IAEA在其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日本采取的排放先进液体处理系统处理水的方案和活动符合相关的国际安全标准。此外，IAEA注意到，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目前的计划和评估，将处理水有控制地逐步排海对人和环境产生的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需要注意的是，IAEA的独立监督不是在发完上述报告后就结束了，在排水之前、之中和之后都会参与监督。也就是说，福岛的废水排放计划不是日本或东电的一面之词，在日本本土有独立的NRA监管，在国际上还有IAEA的审核监督。 5. 核废水排放会让海鲜不安全吗？ IAEA的国际监管确认福岛核废水排放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不会对人与环境造成显著影响。那么这个“不会有影响”是建立在什么数据之上呢？ 首先，不同于一些报道渲染，福岛核电站不是把130万吨废水一次都排掉，东电的排放计划里每天废水排放量不超过500吨，全年不超过20万吨。整个排放目前估计是30年，会伴随整个核电站的清理下线过程。 其次，排放的计划里一年排放的废水，氚的放射性总量在22 TBq。氚也是核电站正常运作时会产生、排出的，排放方式包括液态与气态两种。参考世界上多地核电站每年排放的氚，福岛计划的22 Tbq根本不算什么。 中国大陆两座核电站福清与三门，2020年分别向台湾海峡与东海排放了52与20 TBq的液态氚。2020年的太平洋容得下中国两座核电站排放的72 tbq以及韩国向日本海排放的211 TBq，相信2023年的太平洋应该不至于缩小到害怕福岛每年增加的22 TBq。 这样的排放量对周围环境能造成多大影响呢？ 日本根据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设计的方法，测算现在福岛计划排放处理后的核废水，对日本本国每个人的影响不超过自然背景辐射的十万分之一（距离排放点最近的日本是受影响最大的地方）。作为对比，吃一根香蕉获得的辐射量约为每年自然背景的两万分之一，是福岛核废水排放对日本当地居民影响的五倍。这种影响，IAEA认为可以忽略，是科学合理的。 我们再来看很多人担心的海洋被污染，海鲜不安全问题。需要注意排放的核废水会先用海水稀释100倍，在低于WHO饮用水的氚含量标准后入海。对海洋的影响实际也是在可忽略不计的范围。根据模拟，废水排放时只有福岛排放点周围2公里以内海域的氚含量会超过海水背景1 Bq/L，而且会在1-10 Bq/L的范围内，远低于WHO饮用水标准。即便一些国家采用更严格的标准，如挪威，饮用水标准也是100 Bq/L。 综合这些信息，福岛“核废水”在排放时含“核”量已经很低，且对环境整体影响也不会在全球现有核电站的基础上有明显增加。甚至就是福岛周围海域，也不会因核废水排放带来显著的放射性污染，影响海鲜安全性更属于无稽之谈。 不过，很多人还是会被一些可以渲染核废水威胁的报道搞晕，觉得这些影响评估都是建立在氚的影响上。像一些人会强调这是核污水，不是核废水，里面有很多其它放射性物质。 其实前文也说过了，别的放射性物质经过ALPS已经移除到很少，不会有显著影响。我们最后还是来看一下IAEA组织的全球多个实验室对比检测ALPS处理水中放射性物质含量的结果。参与该对比检测的既有IAEA的实验室，也有瑞士的实验室，还有对废水排放同样极为关注的韩国实验室。 该结果在2023年5月30日公布，也在IAEA网站上公开，确认了东电的检测可靠，显示除氚超标外，ALPS处理过的废水，其余放射性元素含量都极低：除氚外（第一行的3H），其它放射性元素的量都很低，也远远低于排放标准（Regulatory limit）。 所以不仅福岛排放的核废水里的氚不足以对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其它放射性物质也早已被处理得远低于排放标准，无法“作威作福”。反倒是那些终日宣传核污水不是核废水的，多少只是攫取煽动民族情绪的流量红利，未必是真惦记百姓安危。 其实根据洋流规律，福岛附近的海水会先流经加拿大、美国，再环太平洋回到中国。而加拿大美国早已明确表态支持日本的核废水排海计划，即便是与日本关系长期敏感的韩国，在独立审核资料后也于2023年7月7日承认福岛排放计划符合国际标准，并尊重IAEA的评估结论。 难道这些国家都不懂放射性物质的危害？或是都对国民健康毫不在意吗？ 作为日本的海洋邻国，中国有权利要求日本在核废水排放上做到公开透明，回应各界的关注与疑虑。中国媒体、自媒体也应该关注福岛废水排放，但应该是关注对人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给公众带来真实可靠的信息，而不是通过夸张甚至是虚假的内容来贩卖焦虑，博取流量。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
你看到这条短信了吗？有人收到后笑说：“太惊悚了，本来还想多睡会，一看都吓醒了。” 一日之间，“西安卫健委和计划生育协会七夕催生”冲上了微博热门话题。有人不满地说：“你哪怕点到为止呢？哪怕就说句七夕快乐，家庭幸福呢？非要这么图穷匕见吗？” 有人感叹，就算催生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少讲国家大义，多谈个人利益。千万千万别跟‘赓续中华血脉，共担复兴重任’扯上关系。这话正常人一看脑袋都大了，直接就跟你闹脾气，越这样，越不生。要从小处着手，多说好话，少说空话。” 当然，也有人大赞：“好事！终于看到官媒在行动了。”因为他认为“繁衍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不婚不育”都“近乎自私”。一贯国家主义立场的“子午侠士”显然也觉这催生没啥不对：“那么多人骂，至于吗？这是提倡，或者叫倡导，又不是强迫，有人咋反应那么大？”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感？因为这用的虽然是新技术手段，但在骨子里，这和一个大家庭里那种长辈令人厌烦的催婚做法并无本质区别：逢年过节提醒一下，“都老大不小了，打算什么时候谈恋爱/结婚/生子啊？” 这透露出老人的焦虑感，与其说是关心你，不如说是关心家族血脉的存续，唯恐你不懂事，不肯承担起这一重任。在此，恋爱、婚姻、生育是神圣的三位一体，而“爱情”完全是为最后一步服务的——实际上，没有爱情也无所谓，最后能生娃就行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育观？它认定，生育（reproduction）就是社会组织的再生产（reproduction），任何个体与其说是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倒不如说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单位。 基于此，你是从祖先到子孙后代这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有责任把那个神圣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样，家族才得以永生。研究中国史的岸本美绪指出，在这样的血脉传承中，每一代的人格都被祖先所涵摄，“要想违背从祖先到子孙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长也不被容许”。 为什么父母能理直气壮地指责不婚不育的子女“不负责任”和“自私”，原因说到底就在这里。根据这种特殊的信念（甚至可说是“信仰”），你并不是你自己，无权自作主张生或不生，因为繁衍后代乃是赐予你生命的祖先的绝对命令。 如果说现在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种血脉延续的观念，不知不觉中从“家”转向了“国”，从“家族”转向了“民族”，所以才有“我为祖国生二胎”的说法，其潜台词是：生孩子是你作为国族一员或社会成员的“职责”。 经济学家马光远2022年曾在网易未来大会上宣称，在中国经济好的地方，大家都爱生孩子，经济不太好的地方，不爱生孩子，“有担当、有责任、有经济实力的人一定要多生孩子，这是改变中国经济预期的一个关键。” 这番话的对错且不论，有一点似可明确：他理解的“有责任”，是把生孩子看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多生孩子就是助推经济发展，说得倒像是一个地方经济之所以不好，得归罪于那些不肯生孩子的单身男女。 然而，这种传统的生育观潜藏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每个人说到底，都是在“为他者生娃”——无论这个他者是父母、祖先、家族还是国家、民族、社会，但这么一来，很多人就会自然觉得“这不是我的事”。 我听说过无数这样的事：父母为了抱孙儿，对儿女做了无条件退让，“只要生出来，你们什么都不用管”；而儿女也果真觉得“本来就不是我想生的，那生了我可不管”。其结果，在这些家庭里，老人包揽了孩子的所有事务，而其亲生父母竟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当然，在多数情况下，鼓励生育的，往往都不是养育职责的承担者。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下，有个不时可见的现象：一个家庭成员的付出越是能让其他人受益，往往越是被看作理所当然。其结果，通常都是最无可推卸的那个人承担起重负。 既然生育对一个社会体系的存续至关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那么合理的推论是：它应该构建起一个对女性、母亲和孩子友好的社会，并且这一点必须落实为制度，而不是把这仅仅看作是个人责无旁贷的职责，要你独自承担。 “血脉延续”的绝对律令，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说辞往轻里说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不夸张地说，“不婚不育”的选择是当下年轻人少有的，甚至可能是唯一可以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事情了。 不仅如此，他们重新诠释了“负责任”的界定，反过来主张，在社会生存仍然如此不容易的条件下，贸然将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才是巨大的不负责任。 这种观念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很难找到对应物，倒是接近叔本华的理念。这位以悲观主义著称的德国哲学家认为，人生充满各种危险、邪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骗局”。既然如此，他哀叹道，让未出生的孩子免负生存重担，是一种美德，因为这种生存的痛苦将不可避免地吞噬所有他们能够暂时获得的满足。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更为现代的理念，因为哪怕很悲观，但它不是朝向过去，对祖先负责，而是朝向未来，对未出生的个体负责，并且它隐含着这样一种未予言明的进步观：后代有权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 仅仅指责现在的年轻一代“不负责任”是无济于事的，这只能证明老一辈已经无法理解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理念：结婚生子本身不是目的，能幸福生活才是目的，并且这种想法完全正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望变好。 这并不是少数年轻人的出格想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国内农村地区的生育率已低于城市。《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指出： 农民日益重视当下的、个体化的生活体验，且致力于追求多重目标之下权衡与选择的自由。生育行为逐渐从传宗接代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并日益服从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此时，老一辈喋喋不休地重申催婚催生的紧箍咒，很难见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倾听过年轻人的想法，甚至没有认真去了解过“为什么那么多人的生育意愿那么低”，当然更谈不上如何为他们解决问题了。 诸如减轻家庭压力之类的种种建议，早已有人谈了够多，在此我只想补充一点：权力文化会戕害创造、生育的欲望，而那些能让我想要创造一个生命的念头，往往却正是被我们这个社会认为“无用”的那些东西激发的。 哈佛大学英语系的美学教授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曾说过，古希腊人就已意识到，与美接触，有一种重要效应，那就是，“当面对美的人或事物时，会产生一种想要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欲望”： 与美接触，还会涌起创作诗歌、法律著述、哲学作品的欲望。维特根斯坦等现代哲学家亦表达了同一观点。再次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是实现公正的先决条件：美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而公正往往是人为的；它常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唤醒我们关注自身创造力的所有事物，就是剔除不对等和伤害的第一步。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创作者也像是在赋予作品生命，而美好能激发创造，还有不止一个读者和我说过这样的话：“看了你写自己孩子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了自己也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 是啊，这原本应当是自发涌现的内在欲望，与其催婚催生，不如想想，如何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父母可以问心无愧地对孩子说：“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爸爸妈妈不负责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