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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不做核酸”的邢征离开官场,写几句吧,祝一切顺利

邢征曾任鄂尔多斯市的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他为我所知,就是在去年11月那段最焦灼的日子。 三年疫情防控,事态最终发展到令人心痛欲碎的境地。有产妇在医院外流产,有4岁孩子穿着成人的大白服去独自隔离,有农田里麦粒成熟饱满却不能下地收割,有违反交通法规连夜转运导致大巴翻入峡谷死伤数十人…… 网络截图 很多情景稍微回想一下,都会心碎。 然而天寒地冻间,鄂尔多斯政法委一则关于疫情防控的通告突然全网刷屏,为心寒意冷的人们送去了一丝殊为不易的温暖。 网络截图   网络截图 我被这则与众不同的官方通告深深震撼,当即就查找鄂尔多斯政法委主官是谁。原来就是邢征,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网络截图 2022年8月的一则媒体报道说,44岁的邢征是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中最年轻的市(盟)委副书记。 查了一下他的履历,邢征从政之前,先是在北京世界贸易中心、北京奥组委等较多国际交往的组织工作。后来加入国开行,经历了业务部门和行政、党委部门,并有海外工作经历。2020年10月由国开行转入地方从政,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 邢征还是妥妥的学霸,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还拥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法学硕士和理学硕士学位。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的前程十分远大。 教育经历和工作实践造就广阔的视野。媒体报道,邢征亲自表演说唱为鄂尔多斯文旅代言。并且为了拉动地方商业,邢征打造了“多多评·码上生活”智能便民服务平台,目的是数字政务方便本地市民生活,并将前来康巴什区游客的电子消费从既有电商通道拉回到本地。 “多多评·码上生活”至今运行良好,熟悉政府信息化投资的人就知道,这些年来各地政府不少信息化项目是验收完就搁置,能够真正运行好的很少。 媒体报道了邢征会关注项目的建设收益,“截至目前,该平台已实现收入6300万元,预计本年度可实现累计收入1亿元。”可见邢征还有商业意识,尊重经济学逻辑,不是一个既要又要还要全都要的官僚。 所以那时起,我对邢征就很有好感。毕竟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人,讲经济学常识,讲法治,是个对人民群众有人情味的官员。 第二次感受到邢征的与众不同,就是那条再次刷屏全网的“明日寒潮,不做核酸,谁要结果,此图上传。” 网络截图 “谁要结果,此图上传”实际上是带着情绪的。发这则通告的时候,全国各地是什么状态,大家都心里清楚。 从鄂尔多斯政法委的通告,到康巴什的天冷停做核酸,我们嗅到了同类的气息。 后来一篇文章里(广州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广州),我讲过形势斗转之前的感受,“愤怒和悲痛在逐渐累积,冥冥之中,似乎一种对撞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这很不好,这非常糟糕。” 11月间,我发过两条短信表达这种感受。 第一条是我说大家要放弃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要期待英雄,要靠你自己。 网络截图 第二条是当动态青柠走向极端,人民群众开始此起彼伏的自觉合法维护自身权利。面对这种情况,还有人妄图颠倒是非,说民众是受颜蛇格命扇动,道德下限之低令人发指。我说“当病毒十万加,一切争论都将烟消云散”。 网络截图 有时候明明是“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却会无比艰难。 两天后就是广州作为先锋城市在1小时34分之内的形势斗转。 网络截图 “不做核酸”所透露出来的感受难道全国人民没有吗?当然都有。但是为什么去年的寒冷冬季里,只有鄂尔多斯康巴什敢于逆行? 局面就是这么个局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国王的新装就是这么个新装,但是所有人都假装没有看见房间里的大象,都假装国王的新装很漂亮。 只有一个小孩说国王没穿衣服。 小时候读安徒生这篇童话,我脑子里一直以为这个童话的结局是所有人都被这个小孩的真话唤醒了,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国王没有穿衣服,人群由嘀嘀咕咕的怀疑变成一致大胆的嘲笑,而国王羞愧难当的落荒而逃。 但长大后就知道,安徒生的童话终究是童话。人们都知道,真实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在记录下来的历史里,甚至这个小孩都不曾有过。 还是在去年,当西安的孕妇被挡在院外流产,人们开始期待有份量的陕西作家能够像方方一样仗义执言,最终当然没有。有方方的遭遇在前,后面更不可能再有。 吴思写过一篇《出售英雄》,讲的是道光年间的两个英雄帮群众出头,最终为乡亲争取到了一定的公平的故事。 但是,事件最后的结局是:群众的诉求得到了满足,安居乐业;而两个英雄被枭首,英雄的妻子从此发了疯,整天在乡野里乱跑。 所以,英雄是很难当的,英雄不怕恶人。英雄其实是怕那些呼唤英雄的人。需要英雄的时候人们呼唤英雄,当困难过去人们就会抛弃英雄。 因为英雄的抗争,大众得到了自己索求的利益;因为害怕失去已经到手的利益,大众又会背叛英雄。 当一切尘埃落定,英雄会成为里外不是人的孤单落魄英雄。 我们历来缺乏勇气,也缺乏英雄。对于这种局面,似乎不能责备任何一个人,又似乎每一个人都应对此承担责任。 所以,看到邢征作为主政一方的区县级主官,在一片疯狂之中勇敢逆行,尽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补救和保护,我觉得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 那一刻,他至少是不再在乎自己的“远大前程”。 网络上的文章都称邢征为“网红”书记。如果是因为邢征早年的说唱,“网红”这个头衔也还好。但如果是因为去年11月的寒风里为人们带来的暖意,那这个网红实在没有意义,也一定不是他的初衷。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冒着自毁前程的风险。 这种人在我们的历史上一直孤独,但也一直还有,彭德怀、田步宵、陈少敏…… 结局便是如此,今年5月,邢征转任内蒙古自治区科协,远离了他的“远大前程”。然后是11月30日,媒体报道说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邢征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接受……辞去……还是很潇洒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在官场里,邢征注定是孤独的行者,旁观者眼里,多少有些悲凉。但是对于邢征自己,我祝愿这是一件极好的事。人生作为一趟仅此一次、有去无回的单程旅途,没有什么官阶能够高过“成为你自己”。 邢征在寒风中尽一己之力孤勇逆行的背影,最终是离他的同事们越来越远了。然而,多少人在官场汲汲一生,即使再高官厚禄也难掩人生的平庸和苍白。 写下这几行字,算是注目他的背影,为他祝福,祝一切顺利! 这几天,恰好也有消息在传某位历史学者的著作下架。我想起这位学者说过“集体的虚伪是最大的腐败”。 我们的世界里有太多这样的情形:所有人都知道,但装作不知道,所有人都看见,但假装没看见。然而,每个人又都在等待着那个说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 后来阅历渐长之后我才明白,安徒生写下《国王的新装》其实并不是嘲笑国王,而是嘲笑我们自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阿罗汉有约

#小叔50岁就被社会淘汰#空降热搜第一,微博编辑怎能如此制造焦虑

昨儿的微博“热搜榜”,冲上热搜榜首的一个话题令人大跌眼镜,甚至莫名其妙。 这个话题便是#我小叔才50岁就已经被社会淘汰了#。 乍看话题,以为是某些人物报道自媒体的新作。作为一名跨过40岁门槛、开始“奔五”的老男人,看到这话题热度,一种紧迫感扑面而来。 而进入话题之后,却发现只是一名网友对小叔现状的文字画像。归纳起来,就是该网友的小叔社交活动少了、封闭在了自己的小世界里。得出的判断,则是觉得他“才50岁就完全被社会淘汰了,与社会脱节了”。 网友的观察当然没问题,问题出在这个热搜话题上。按照我对热搜的理解,应该是大家对某一话题都感兴趣且热衷于讨论,才能够登上热搜榜。热搜有时代表的是公众关注的事件的热度,比如五月天涉嫌假唱这事儿;有时则代表着某种思潮或社会现象。 可关键是,这不过是一位网友的主观感受、片面观察。就这么段非常主观的描述,却登顶热搜榜一,令人甚是费解。而更费解的是,甚至这个话题下,既没有主持人,置顶的文章,甚至都没有带原本应有两个“#”标注的话题词。 熟悉微博运营机制的人大多明白,这种“空降热搜”,是微博小编出于某种目的强行手动添加的一个话题。 热搜小编为何要把这么一条网友个人发帖强赋话题推上热搜第一,让人心生疑窦:这种涉及年龄标签、贩卖焦虑的话题,空降到一个自诩为““公共舆论基础设施”的社交平台热搜上,真的合适吗? “50岁就已经被社会淘汰”,多么可怕的现实。但这真的是现实吗?没有调查,没有实证,只是个人观感,甚至都没有好好跟小叔对话,就臆测“被社会淘汰”。对于个体表达来说,这种表述没有太多可指责。但微博作为重要的舆论场,让这只言片语变成社会话题,为一个年龄段的群体打上了标签,增加了“被社会淘汰”的焦虑,还登上热搜第一,未免太过草率,甚至任性! 仅仅为了满足用户的情绪价值,就给某一年龄群体草率地树立刻板印象,贴上可能引发年龄歧视的标签,无论是算法也好,人工也罢,如果话题只是为了“眼球效应”、煽动情绪乃至贩卖焦虑,那么不仅会滋养糟糕的舆论生态,还可能对相应的群体带来伤害。 大概是情绪价值具有流量体质,年中火爆全网的一个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引来无数质疑和纷争。网友的质疑不无道理:如果人物写实脱离事实原貌,放大苦难实际上就是在消费苦难,即便它是有“八九成真实”。而“我小叔才50岁就已经被社会淘汰了”与“二舅”相比,更加主观、更加片面,看似描述50岁小叔的现状,实际上却是一场对50岁男性群体缺席的舆论审判。 可怕的是,被审判的群体,对此话题却并没有辩驳的空间。从留言来看,多数都是年轻人的调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声道  

家人们最好的纪念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时今日,这句话倒过来讲,可能更有现实意义:“达则独善其身,穷则兼济天下”。 今天,12月3日,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报,全文如下:  2023年7月18日,我局接到杨某某信访举报件,反映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其父因脑出血住院期间通过虚构、串换诊疗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我局高度重视,在做好数据筛查分析基础上,于8月8日与芜湖市医保局组成20余人的省市联合检查组进驻该院,对举报人父亲住院期间医院收费和医保报销情况进行全面核查。通过病历核查、现场询问及数据比对等方式,核查出举报涉及的15个问题中有10个问题基本属实。 经查,该院存在过度诊疗、过度检查、超量开药、重复收费、套用收费、超标准收费等问题,涉及违规医疗总费用21.82万元,其中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8.70万元。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保护患者合法权益,根据该院与芜湖市医保部门签订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协议,芜湖市医保局先行按协议进行了处理:一是全额追回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并按30%顶格扣罚违约金56074.41元;二是约谈医院有关负责人,责令其立即整改;三是分别移交公安、卫健部门进一步核查处理。目前,以上各项处理措施均已完成。同时,芜湖市医保局已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在对举报问题开展核查的同时,省市联合检查组举一反三,对该院2022年4月1日—2023年5月31日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延伸检查,目前正在进一步核实,后续将按程序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9月25日,芜湖市医保局依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举报线索处理实施细则(试行)》,将核查和处理情况以监管告知书形式书面反馈给举报人。按照《安徽省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给予举报人5364.04元举报奖励。我们欢迎社会各界对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对于查实的问题,我们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2023年12月2日 事实部分之前已经清楚了:一位脑出血患者在ICU治疗117天,医保结算了75.9万元,患者自费21.9万元,现查明,医院违规(过度诊疗、过度检查、超量开药、重复收费、套用收费、超标准收费)收了21.82万元,其中医保部分18.7万元。这份通报主要谈处理:奖励杨某某5364.04元。 老话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是,如果鱼肉反击,而且成功了呢? 这是一个经典的、以小敌大的逆袭故事。主人公杨某某是一个普通的患者家属,父亲脑出血进ICU抢救,一家人束手无策。但他又并不普通。他的自述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法学博士,同时也接受过一点经济学训练”。法学博士+经济学训练+科研工作,一般人达到其中一项,已是难得,但主人公兼得三项。一路走来,故事里的主人公杨某某,经历了三大关,对于普通维权者而言,这三关颇有借鉴意义。 第一关:守住小习惯。 最先发现问题的是主人公的妈妈和姑妈。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良好的小习惯。每天晚上,主人公的妈妈都要到重症监护室门外等护士来取给丈夫用的干净毛巾,每一次,她都会问一句“我家爱人今天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在做透析?” 主人公的姑妈负责每天往医院账上缴费,每次交完费用,就让ICU的护士打一个单子,看看上面的费用结余。累积了数十张单子之后,作为老会计的姑妈,做了一个Excel表,根据国家医保目录和芜湖市医保支付的有关政策,推算出每天需要自费的大致比例:排除手术,在不需要透析时,每天自费1000元,在需要血液透析/连续性血液净化的情况下,每天需自费2000元。姑妈这个推算的意义在于,当后来医院打电话说钱不够时,就发现了不合理之处。另一边,主人公在7月5日看到有血透收费条目,但妈妈当天询问是否做血透时又得到“没有”的回答,两者一对比,第二个不合理之处暴露。此后是更多的疑点。 第二关:取证与分析。 这是一个特别的关口。7月12日、7月13日,转院当日和次日,主人公到芜湖二院复印并封存了全部病历资料,在与原件核对一致后,由院方加盖公章。 这一操作,基于两点:第一,主人公清楚自己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已经明确的权利,第二,完整主张这一权利,尤其是加盖公章,这样,后面对费用的核查就有了依据。对于有法学背景的人而言,这是基本操作,但对于许多普通人而言,往往会徘徊在“法的门前”,乃至终身不得其门而入。 接下来,是分析。他先将纸质发票、明细单和“住院一日清”上的信息一一录入Excel中,在Excel里,对每项治疗项目按照日期排序,做成了一个面板数据,先试着截取一段时间的治疗项目,利用统计软件来分析每个项目的变化趋势,重点关注上升快、波动大的时段和项目。 通过趋势图,他可以迅速发现波动异常的治疗项目及关联项目,都不用做回归分析。定位到波动异常的治疗项目(血透、抗生素等)后,再仔细对比医嘱、护理记录、费用清单三项资料记载的数量,便发现了其中不合理之处,比如涉嫌虚构血透监测时间、虚构患者接受运动疗法。然后,根据这些病历资料核查单价高、收费大的项目和药品。 主人公注意到,发票记录显示病人共接受1083次肠内营养灌注,平均每天灌注次数达到10.21次,不合理之处在哪呢?根据《肠内营养临床药学共识(第二版)》,肠内营养灌注次数为每日4-6次。按每天最高灌注次数6次算,则芜湖二院该项收费超出23460元。如果按照每天灌注4次算,则芜湖二院该项收费超出31280元。 这是一个关键性突破。此外,还在吃透《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年)》的基础上,发现了清单上“特殊使用级抗生素多黏菌素E甲磺酸钠(1998元/支)”有串换药品的嫌疑。 在这个阶段,主人公比上一代人(姑妈)更进一步的教育优势体现了出来——在Excel的基础上使用了统计软件,同时,还显示了自己对信息解读一般技巧的熟练掌握。 对于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而言,这种核查是困难的。但,如果掌握信息解读的一般技巧,也可以在某些地方(肠内营养灌注次数、抗生素)越过医学专业门槛。  第三关:不放弃。 知识是基础,但很多时候,精神层面的品性决定成败。整个分析工作,主人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预估医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0万元左右。从2022年8月起,他与医院方交涉三次,医院对此表示否认。 2023年7月,他向国家医保局举报,2023年8月10日,安徽省、市两级医保局约见了主人公,基本认可举报内容。 请注意,这里已经跨越了一年时间。2023年9月25日,芜湖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事务中心送达《芜湖市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线索处理结果告知书》,明确“医保部门追回186914.7元医保基金”,同时要求芜湖二院退还31287.29元患者自付费用。 在行政举报的同时,主人公还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直到进入11月,医院也从未主动联系患者家属表示认错悔过,也没有退回这3万多元自付费用,芜湖市医疗保障局也未进一步跟踪此事。主人公不断督促医疗保障局办理,都没有下文。 于是,11月2日,主人公通过12345写信投诉此事,要求赔礼道歉、严肃处理。接到这个投诉后,芜湖市卫健委介入,在11月3日将违规医保退回,在11月7日将3万余元自付费用退回给主人公。 在最后阶段,主人公的法学功底再次体现了作用。他注意到芜湖市医保局处理是按照《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对医院进行协议处理,但,这个办法是部门规章,而在部门规章之上,还有国家法律,比如《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行政法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都规定了应对涉事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因此,他提出了主张: 第一,即便不涉及骗保,按照法律、法规高于部门规章、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也要对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第二,协议处理与行政处罚并非“二选一”的关系,在作出协议处理后,再作出行政处罚并不矛盾。 由此,才能对违法违规套取医保基金、侵害老百姓“救命钱”的行为予以真正打击。 走到了这一步,主人公的反击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与众人有关。在今天安徽省医疗保障局的通报中,明确有了“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的词语,同时表示,将对事发医院2022年4月1日—2023年5月31日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延伸检查。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时今日,这句话倒过来讲可能更有意义:“达则独善其身,穷则兼济天下”。 “达”者,即掌握主要社会资源(权力)的人,比如医院,面对ICU的病人家属,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法律政策自我约束,约束自己的权力,不去侵犯他人权利,也就是“独善其身”。 而“穷”者,即处于弱势乃至绝境地位的一方,则应特别加强对自身权利的积极维护。请注意,权利具有公共性,一个人努力争取、维护了个人权利,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因此得到了巩固,都“免费享受”了这一好处,这就是“兼济天下”了。 所以,当我们的主人公在最后写出《我是怎样查出医院多收我爸10万医疗费的》,既是将一个拖延一年多的事件推入公共广场接受众人审视,进而引入舆论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文章里提出协议处理之外应继续进行行政处罚,这种督促,以及技术经验分享,结合在一起,是一次的“穷者兼济天下”的努力,甚至可以说,属于超纲表现。 一年前,主人公的父亲去世,终年54岁,但是,他的亲人们,用多年养成的良好“小习惯”、通过教育和自主学习获得的取证与分析能力、不放弃的精神,在一年后追回被违规收取的费用,同时,震慑了违规群体,给医保体系予以警醒,更在悄然之间增进了大众利益。 这番努力很不容易,尤其,取证、分析、争取、回溯的过程,必然持续咀嚼病人的痛苦和亲人离去的悲伤,并与冷漠与拒绝对抗,但是,当时间来到最后,回首过去,这也成为家人们最好的纪念。谢谢你,陌生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呦呦鹿鸣

亮亮丽君夫妇值得同情吗?

在郑州买到烂尾楼的亮亮、丽君夫妇,在接连遭受挫败、宣称要回老家之后,峰回路转,没几天忽然又说要留下来,准备在郑州创业了。 消息一出,公众的反应似乎并不是为他们感到高兴,而是普遍的失望,因为太多人都怀疑,这么戏剧性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时来运转,甚至都谈不上是自觉自愿,而只不过是被“招安”了。 这很有可能——实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想想看,这对小夫妻三年来的种种经历,早已成了普通年轻打工人在大城市(尤其是郑州)安家梦想破灭的代言人,如果郑州没为此做点什么,那才太奇怪了。 不难想见,让他们表态“留下来创业”,当然是一波“正能量”——这才符合“郑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郑州更有为”的调性。如果这是年轻人自觉也想要的,那当然不坏,问题只是做得太迟、太少,更未必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对他们“留下来创业”的选择,有的人认为那也算是这对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不然还能怎么办?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据说都没有公司敢要他们,回河南灵宝老家难道就能更好? 当然,这一表态肯定是对他们原先形象和人品的祛魅,难免丧失一些支持者,但他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没错,那或许是招安,但如果你不接受,那回老家难说还有麻烦等着你。 话是这么说,即便意识到这些,很多人仍然感到失望。那种失望是基于难以言明的期望落空:本来你同情的基础,是因为代入他们的处境,以为他们是自己一样为生活挣扎的普通人,到头来却发现他们成了合作者。 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他们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在给人的观感如此,这无疑是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消耗——尽管你也可以说,本来这形象放着也难以变现,留在郑州创业,总好过回乡去带货卖农产品。然而,不论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你是无法像以前那样共情他们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转变,看起来与其说像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倒不如说更像是他们网上形象的终结——这种终结伴随着相应舆论话题的退潮,倒像是一次自我形象上的自杀,而这,恐怕正是郑州官方想要看到的:他们已经被“无害化处理”了。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他们别无选择,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如此:很多人挖出他们之前的一些言论,判定他们原本就是粉红,认为他们迄今为止的遭遇,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是自身认知的必然后果,甚至他们买到烂尾楼也是活该。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值得同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动机可疑,“即便他们要钱的理由合理合法,但方式方法的确很不妥”,有的人进而怀疑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他人的同情心,博流量赚眼球,别有用心。当然,还有人觉得他们既然那么惨,为什么还能用那么好的手机。 这是在国内的舆论场上不时可以看到的一幕:一方面,公众同情在这类事件中特别重要,往往充当着引爆剂的作用;但另一面,这种同情却又是极为脆弱的,人们对同情设定了苛刻的条件,有时左中右不同立场的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拒绝给予当事人同情。 这就是“完美受害人”的悖论:要让人能代入他们的处境,即便不必然是在道德上无可挑剔,至少也要符合旁观者的道德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起人们的同情心。 然而,到了社会价值立场逐渐多元化的时代,要得到不同人在这一意义上的同情,事实上是越来越难了。其结果,人们往往只能同情那些和自己价值基底一致的人,而倾向于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异己者的遭遇都是活该——毕竟这既不用调整自我,还能让自己感觉好多了。 虽然此前亮亮、丽君这对小夫妻确实得到了大量公众同情,但这一事件的重点却不在此。我的意思是,关键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眼里有光”到“眼中有泪”才获得被同情的资格,而是他们作为遵守购房契约的普通人,就理应能得到那些基本权利——例如,在要回自己应得的2万元时不至于挨打。 更进一步说,一个人是否得到帮助,也不应该与其身份、道德、政治立场等“资格”挂钩。虽然我也知道这在情感上可能很难做到,有时甚至容易产生一种受背叛的感觉,但援助者最好想清楚这一点。 我刚进大学不久,曾和一位同学谈起过这个问题。那时我原本以为自己出身乡下,对生活的艰辛已经算得有所体会,但和他谈过后才知道,他老家乡下的贫困生活,是我难以想象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海边,他感叹说:“有时候,真的是人穷志短。”我有几分吃惊,因为在我印象中,他从未被生活所压垮,便说:“‘人穷气短’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说‘志短’呢?”他说:“不,就是‘志短’。你还不知道真正的贫穷意味着什么。” 他望着大海,对我说:“贫穷是腐蚀性的。我从小在乡下看到了太多黑暗的事,你会发现,一个人在穷困之际会不顾道德,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甚至道德对他们都是奢侈。穷人未必就是好人。但如果哪天我有余力,我还是想去帮助那些穷人,没有人天生就活该过那样的生活。”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番话。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苍天有眼 一碗蛋炒饭打翻老毛的传子美梦

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长期的官方资料中,一直被神化,特别是其主动请缨上战场。随著网路的发达,毛岸英逐渐也被走下神坛,恢复人的面目。 据网路资料介绍,毛泽东长子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进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毛泽东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一次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党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做党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没有人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 将近五年时间,人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毛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泽东的旨意?据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回忆,并不是毛泽东的主动,而是奉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指示,毛岸英服从组织安排。但也有资料说,当时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也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更不是毛岸英主动请缨。 毛岸英当时也没有做在朝鲜较长时间的打算。据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著一支小手枪,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待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尘莫及。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据网路资料,志愿军入朝鲜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38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到!”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最典型的事件是,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第一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38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人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30至50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著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人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毛岸英好睡懒觉,当事人的历史回忆,就有多处反映。“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人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人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 毛岸英牺牲是在11月25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当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彭德怀头痛的);说著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著他到作战室热饭。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饮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5岁离父,8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毛泽东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中国民众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发展到那样的程度。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国社会的作用,是祸是福,从他的经历和性格来看,真不好说。 毛岸英从苏联初回中国时,毛泽东还没有建政,还躲在延安。在那种环境下,狂傲的毛岸英穿著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摆出太子架子,狂跳交谊舞,和未成年女子谈情说爱,为人处事不拘小节,在延安名气不小。很年轻时,毛岸英就深知父亲要培养他当未来的领导人,在延安时,毛岸英就参与政治,在毛泽东面前谈论对高层领导人的看法,毛泽东很倾听他的意见,他说谁不好,毛泽东就疏远谁。 因此,当时很多人都为免遭难,不是躲著他就是哄著他。 1949年10月,毛泽东建政以后,对于提拔儿子更加著急的毛主席在1951年3月,与周世钊的谈话中透露说:“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练过,这是很不够的”,“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它环境来得更严更快。”也许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无论被动还是主动,在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同意儿子进入设在朝鲜的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11月25日,毛岸英入朝后仅仅34天,就在刚过完28岁生日的一个月后,被美国侦察机炸死了。 有目击者回忆毛岸英之死的原因,说,“抗美援朝”期间,生活艰苦。金日成派人给总司令彭德怀送了一小筐鸡蛋,这在当时的朝鲜极难得极难得的。除了给总司令吃以外,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些鸡蛋的算盘。11月25日上午,彭已吃过饭,在外边下棋。毛太子睡足了觉,才来上班,并擅自拿鸡蛋做蛋炒饭。拿鸡蛋吃已经超狂妄了,而且在不应该做饭的时候让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目标,毛岸英不但差点害死彭老总,而且自己被美国战机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临死没有吃上一口蛋炒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最能躺平的人也不想躺了

乃悟最近在社交平台看很多人说自己已经提前回家过年了,中国年还仨月呢,也太捉急了吧。 就比如广西小伙小张吧,原本在一家新能源企业上班,结果公司裁员7成,他也被优化了。小张觉得也没什么公司会在年底招聘,索性就回了广西老家。 现在他每天睡到11点,晒晒太阳,抽两根烟,看看乡村的景色,十分惬意。他说自己不会去大城市了,反正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在家附近找个工作凑活一下就行。 乃悟今天去了趟北京马驹桥,一下公交就看到,对面的空地上躺着一个哥们儿。北京很冷,被褥很破,但他四肢舒展,努力扩大自己和阳光的接触面积。 在这个北京知名零工市场,早上6点大家就开始排队等工作,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工友杨师傅告诉我,公交站对面的空地上,多的时候同时躺着十几个人。 人,是从10月下旬开始少的,工友们七嘴八舌说,至少少了一半人,大多数都回老家过年了: 年景好的时候腊月29还舍不得走呢。 关于零工市场,经济观察报采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张教授说,根据他在北京、郑州、杭州与深圳四地零工市场的调研,各地都出现了岗位减少,日结工资降低的情况。 杨师傅告诉乃悟,疫情前这里进厂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6000以上,然而现在只有3,4000,好多还不包吃住。过去他一个月能有6000的收入,现在要2,3天才能接到一单活。活儿少的时候,零工最低甚至能开出7,80一天。 这和张教授的调研结果一致,他发现最低的日结体力活干满9个小时的工资是80。 有工友师傅给乃悟算了一笔账。在马驹桥附近,每天吃饭+房租加上烟钱,最少50块。10天就是500,一个月就是1500,没有工作的话大家都扛不住。 杨师傅也想过跑外卖,但他用不来导航,对不熟悉的地址经常迟到,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 自从活少人多的情况出现后,杨师傅和工友们发现工厂也变了,以前来排队立刻就进厂,现在50岁以上不要,干活没力气的不要。 还好,勇闯马驹桥的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30岁以下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一。 有的工友虽然进了厂,但没有底薪,如果工厂接不到订单,就只能放假,这样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提前回老家,要么就再苦一苦自己。杨师傅说他过去的房租要600一个月,为了节省开支,他换了一套不带暖气的房子,只要400一个月。 深圳的三和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在三和坚守的小哥告诉我,进入十月后,三和市场徘徊的人少了得有大几百。 过去,三和大神们都是上一天班,睡三天网吧,干不干日结,纯粹看心情。现在,火了很多年的三和大神精神,也在这个冬天慢慢消解。日结一发布,大家都是抢着干,找不到的就只能挨饿。他现在就期望着周末的深圳马拉松: 当一天保安,能拿一笔钱。 在经济观察报的访谈里,记者问张教授在与各地零工们的沟通中,他们表达了哪些诉求。张教授说在河南,60岁以上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出头,不够花;医保缴费涨太快,压力大。 记者又问他四地调研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张教授说在郑州有个公益人士开了个爱心厨房给零工工友放饭,一年多自己贴了200万进去。放饭时,光排队打饭的就有400多人。一顿饱饭,最长需要排队两个小时。 记者又问他零工市场上的大龄农民工,未来就业出路在哪里。张教授说日结工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就业选择。只是,零工市场正在面临就业岗位萎缩的情况: 他们未来还能去哪工作挣钱?我实在想不出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西藏阿里公务人员集体献血需提供证据,消除特权嫌疑。

上海一女子在西藏出车祸大出血,其亲戚通过上海卫健委联系阿里地区,发动全体公务员为其献血?近日,这一消息在互联网引起极大关注,网民们纷纷质疑背后是否存在特权问题。尽管当事人不断否认有亲戚是公职人员,但许多网友并不买账。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近日一自称小余的女子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说自己蜜月自驾游到西藏阿里地区时发生严重车祸,肝脏破裂,失血严重,有生命危险。她丈夫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包括派出所民警、消防官兵、部队官兵为其献血,最终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她又通过医疗包机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进一步救治,在伤情稳定后又从四川回上海继续治疗。 视频很快引起极大关注。很多网民质疑“小姑姑”是何方神圣,竟然能让上海市卫健委调动援藏医疗专家,还能发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是不是有利用特权的嫌疑? 引起极大舆情后,当事各方都接受媒体采访作出了回应,否认存在特权干预。不过,这些回应未能消除大众的疑问。 首先是“小姑姑”到底是何许人。余女士丈夫陶先生后来对媒体说,他小姑姑不是上海公职人员,是在妻子车祸后当地相关部门建议向上海卫健委求助,平时关系密切的小姑姑才“想办法”联系到上海卫健委。而上海卫健委则表示,当时他们是接到了“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当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可见,这个小姑姑确实能够联系到上海卫健委,还能让“有关部门”给卫健委发函。在一般人看来,一个普通市民,恐怕最多也就能打个卫健委的热线电话,因此“小姑姑”难免让人生出疑问。上海卫健委有必要作出更多说明,到底是接到了哪个部门的函件,该部门也有必要进行解释。 其次,余女士后来被用医疗包机从阿里送往四川成都华西医院救治,医疗包机的费用不菲。她父亲说,他们是普通家庭,包机费用120多万,钱都是从亲友、领导处借的。但这一说法也令人生疑。花百十万包机从西藏撤回内地更好的医院,虽然是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但短期内要筹集这样一笔巨款,也不容易。据余老先生说,他是“在单位开车的”。这样的单位,这样好的领导,引起很多网友实名羡慕。 当然,网友们最关心的,还是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为她献血。陶先生后来说,当时妻子刚刚做完手术,伤势依然很重,这么说是为了鼓励妻子打起求生意志,实际上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朋友圈和群里发消息,希望有好心人去献血,自己也联系了当地派出所、消防等部门,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阿里方面政府工作人员则表示,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而是看到相关消息后自愿去献血。阿里医院工作人员也称,血库库存告急后,是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后来有不少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 上海游客在西藏出车祸,上海、阿里两地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一边协调援藏专家救治,一边自愿献血救人,终于将重伤游客救回,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然而,因为一则短视频,却在网上引起了一场质疑特权的轩然大波。究其原因,是因为公众见过了太多以权势谋私利的不公平现象,也见过了太多网上炫富炫权而不经意间暴露了腐败问题的事件。而余女士发布的短视频,可能也给人一种炫耀“小姑姑”能力(也就是炫耀自己家的能力)的感觉。 所以,怪不得公众会怀疑这里面有特权,如果想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感人的事件,涉及的各方,尤其是牵扯到的官方机构,应该拿出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血槽姐”的家人似乎露出马脚了

关于阿里“血槽姐”的事,又有新后续了。 最新后续就是,《新京报》又采访了血槽姐的父亲,然后她的父亲就和《新京报》谈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然后《新京报》就把他们和这位父亲的对话完整地报道了出来。 然而看完这篇报道后,我发现了一些疑似“马脚”一样的东西。 怎么说呢?‍‍‍ 可以看到,在这篇报道的前面,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而相对应的,就是在《环球时报》的报道中,余先生也说了一句话,是这样的: “血槽姐”的父亲对记者表示,虽然公众一直在议论的他们家里的那位小姑的身份,但据他所知,他们家和女婿家中几乎没有公职人员。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几乎没有”是几个意思? 而且在《新京报》最新报道的后面,这位父亲又再次强调,他并不知道这位小姑的具体身份是什么,只知道这位小姑准备退休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既然不确认小姑的身份,那你怎么能向媒体明示或者暗示这位小姑不是公职人员呢? 你不知道小姑是什么身份,你就直说不知道就好,怎么能随便带节奏呢?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小姑的身份,是事件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点吗?一个那么关键的核心点,怎么能拿来随便引导、随便带节奏呢? 对于这种面对采访前后不一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血槽姐的父亲身上,还出现在了她丈夫身上。 比如在之前的采访中,血槽姐的丈夫陶先生就表示,他们的家人、朋友、包括小姑都想办法去联系上海卫健委了: 但是在《新京报》最新的报道中呢,这位陶先生又表示,谁能接触到上海卫健委,他自己又不知道了: 前面不是还说包括“小姑在内”的人都去想办法联系上海卫健委吗,怎么后面又说至于谁能接触到上海卫健委自己都不知道了? 我就纳了闷了,这位陶先生,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呢? 这位陶先生前面说对妻子撒谎是为了安慰妻子、让妻子有求生欲才撒的谎,他自认为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所以希望网友理性看待此事。而如今,他又对媒体说出了这些前后不一的话,难道说这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吗? 我就纳了闷了,为什么这家人,说话都那么奇怪呢? 而且大家仔细再看一下《新京报》在这个最新报道里的一个细节: 《新京报》在最新的报道中,用了一个词——支支吾吾。 支支吾吾这个词,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说话时言语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含混躲闪。 这其实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 按理说,这种负面的形容词,在正规的官媒报道中是很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般不会出现这种观点性的形容词的。 但是它还是出现了,这说明了什么?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新京报》想报道出对血槽姐父亲不利的报道。 第二种可能,就是《新京报》在采访血槽姐父亲的时候,对于他的那种支支吾吾的语气实在是受不了了,而且这种受不了,已经达到了必须要把这种语气写到报道里让读者知晓、向读者说明的程度,才能体现出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所以,你觉得到底是哪种可能性更高一点呢?‍ 实际上,关于“阿里血槽姐”这件事,我认为其实并不复杂。 因为这件事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最关键的点,还是在这位“小姑”身上——大家都怀疑这位小姑有特权。‍‍‍‍‍‍‍‍‍‍‍‍‍ 所以对于这件事,如果血槽姐家人想平息大众的议论,想给小姑一个交代的话,那其实他们只要把小姑的职业公之于众就行了。‍‍‍‍ 毕竟职业这种东西,它既不是什么很大的隐私,也不是什么很敏感的机密,所以想平息舆论,你们直接把小姑的职业公布出来不就完了吗? 大家又没有问小姑职业的收入,也没有问小姑职业的工作地点,所以你们就直接把小姑的职业是什么,或者行业是什么公布出来,这不就行了吗? 是你们自己把你们的小姑架在火上烤的,如今主动出来替小姑澄清,不应该吗? 弄了半天,就是不说小姑职业是什么,一个这么关键的问题,弄了那么久得到的不是一个“支支吾吾”的回复,就是一个“她不是公职人员”的回复,然后就让大众一直猜测,你们觉得这样对小姑好吗?‍‍‍‍ 小姑对你们家帮助那么大,你们还让大众这样猜测你们的小姑,你们觉得这样对小姑好吗? 而且在前面的采访中,陶先生也说了,她的家人朋友包括小姑都联系了上海的卫健委,还说这都是通过正常渠道联系的。既然是正常渠道,又怕什么呢? 如果说这是一条正常的救助通道的话,那么我认为,陶先生就应该把小姑请出来,向大众科普一下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可以如何操作,这样既可以避免大众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让大众少走弯路,也可以把小姑的形象映衬得更加高大,帮小姑做一件如此“双赢”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坚信,如果陶先生愿意把小姑请出来,给大众科普一下她的操作流程的话,那我相信广大群众一定会对小姑感恩有加的! 毕竟如此利民的事情一旦被科普,那得拯救多少生命和家庭啊! 所以我相信,只要陶先生愿意把小姑请出来向广大群众科普这个流程的话,那广大群众肯定会推荐她成为下届感动中国人物十大人物候选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麦杰逊)

那窃贼偷盗,是否还回去就行?

湖南涟源市有巡查组要去,结果领导亲自下场整理环境,在4个公租房小区里,排查出了766户公职人员。于是就出现了惊人的奇景,近日这4个小区大面积“搬家”人员络绎不绝。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我倒不觉得“有趣”,反而感到过于荒诞。当地官方对此事回应,“绝不能与民争利”,然后让公职人员搬家。理是这么个理,一点也没错,可对于那些已经与民争利的人,搬家就完事了吗?这就好比一个小偷,偷了你的财物。现在小偷被公之于天下,结果有人企图让小偷把曾经偷盗的财物还回去,事情就算了……有这个道理吗? 此外,这些人是如何占拥到的廉价“公租房”?新闻里一笔带过,只说“有人用领导批的条子换到了房子。”但事情哪能这么简单?说得难听点,找领导批个条子就能用公租房,那还不全都去找领导批条子了? 批条子的条件是什么?公租房,是政府为底层群众、低收入群众准备的房子,价格很低,一般每平方米每个月只要10块钱左右,但满足条件才能去租用。所以谁能租到公租房,仅仅只需要某个领导批个条子就行,这是不是权力过大了点。换句话说,这会不会导致“批”与“不批”之间夹带私货?监督监管岂不是形同虚设? 因此清退占用公租房的公职人员太潦草,不追究谁批的条子,更是离谱荒唐。这点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我就不信当官的反而能不懂。 网络图片 另外,这种“不计较”的操作,影响非常恶劣,尤其这般公然的、堂而皇之的报道出来,却又不计较。 你陈诉了一个“错误”,你告诉大家“这么做是错的,是和普通人民在争夺利益”,结果转过头,对于那些做错事的人,一点惩罚都不给。 那我只能理解这是在鼓励他们继续犯错,那这样的“肃清”,只会起到一种反效果。这是在促导一种以后“人们不为公职人员占用公租房而震惊,反而为还有人为这种事震惊而震惊”的场景,即公开的秘密。 有人说,惩罚了呀,不是让他们搬家了吗?这很尴尬,若停止犯罪便是惩罚,那你让从未犯罪的人情何以堪,又让被犯罪的人去哪里要个公道? 指出766户公职人员拿着领导批的条子,公然占用中下阶层群众的公租房,却又不对他们进行处罚,无异于指出某个贪官的罪行,然后不公诉却让他回家养老一样离谱,这是非常恶劣的表率。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占用公租房的公职人员,就是缩小版的“贪污罪”,让他们补齐商品房的差价,或者开除公职一点也不过分,最好还要从源头找到方便他们占用公租房的罪魁祸首。 这是在无数人眼中不置可否的“小事”,正是这样的小事,一点一点,一次一次的累积起来,改名为沉疴积弊。从人们最初的“无所谓”,到后来的“不再震惊”,当你意识到是“大事”的时候,想矫正便很难了。或许,这也是民生无小事的另一种解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夏言聊天室:从辛灏年的愤怒看台湾大选

台湾三个政党争夺2024年总统席位的宣战正式打响,由于此次大选关系到台海局势的走向,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而《谁是新中国》的作者、民国派的代表人物辛灏年先生近日的强烈措辞也触动许多心系中国未来的人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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