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话谈

66岁的丁红玲识字不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第二次报案时需要签字，派出所民警把她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特意写得很大，让她一笔一画照着抄。丁红玲实在写不下去，儿子李骏就代替她签了几个名。 在跟律师陈述案情时，她弄不清一些基本信息。案发地点的小区名字是枫雅名苑，她念错了好几次，她也不知道自己当保安的公司，全称是“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直到报警前，她甚至都不知道性侵她的保安队长全名叫于某延，“只晓得他的外号是于矮子，平时还会叫他于队长。” 来长沙之前，丁红玲几乎从未长时间远离自己的村子。她只掌握农村方言，普通话不会说，也基本听不懂。 乳房在她的语言中被称为“ jì jì ”，乳房被抓伤了，就是“jì jì 被抓伤了”。她也不会使用“阴道”这样准确的器官名词，只会说“下身尿尿的地方”。 无法顺利沟通，成为报案过程的最大障碍。警方录口供时，家人不能在场翻译，女儿李蓉只能事先提醒民警，请讲慢一点。 差一点连报警这一步，丁红玲都没能走到。2月25日凌晨，侵犯发生后，丁红玲坐在宿舍的地板上哭，她的第一反应是，“死了算了”，但紧接着她又想到家人，想到如果自己死了，儿女过来看，谁能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电影《老妇人》剧照，69岁的孝贞被29岁男护工性侵 最后她没有自杀。 即使在同事的帮助下，丁红玲第一次走入派出所，她也没能把“强奸”二字说出口，甚至报警后近一个月，她都没有告知儿女更早的两次侵害。 从始至终，丁红玲都被强烈的耻感包裹住，她总重复，“很丑，孙子都有了，孙子都好高了，真的很丢脸很丑。” 李蓉做物业管理的学校，每年开学，都有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她经常提醒母亲，带小孩出去时，不管男孩女孩，都不要让陌生人抱他们。 但关于老年人被性侵的公共讨论很少，李蓉几乎接触不到，因此也没提醒过母亲，要保护好自己。母女俩过往的交流中，甚至从未出现过“性”。 报警、证据、维权……伤害真正袭来之前，那些先进的概念、文明的语言、法律的条款，也从未出现在丁红玲的世界里。 阻碍她发出声音的，不仅是某个精于算计的加害者，还有女性的耻感枷锁，时代对女性受教育权的剥夺，以及社会语境对老年性侵议题的忽视。 黑暗水泵房 长沙枫雅名苑小区的业主们，时常会从地下车库的电梯直达所在楼层。他们不会想到，地面之下，四栋二单元和三单元之间的水泵房区域，会成为犯罪现场。 那里有两个水泵房，离电梯较远的一间，正上方有一盏忽明忽灭的白炽灯，来人需要拼命跺脚，它才能亮起。 近处的水泵房正上方无灯，几乎是一片全黑的区域，只有借着周围微弱的光，锈迹斑斑的铁门才能显现出来，红色油漆写成的八个大字横亘在门中央——“机房重地 严禁入内”。 普通保安队员平时进不去这里，只有保安队长于某延有专用的钥匙。一名保安曾跟着工程师进过一次水泵房，记得里面的电流声、水流声混杂在一起，非常刺耳。4月中旬，这间水泵房的大门上了锁，里面传来轰隆的设备声响，外面则是不间断的车喇叭声，噪音很大。 即使里面有人喊叫，外面的人也不会听到。一个绝佳的作案环境。 就在这扇灰色铁门后，丁红玲被于某延暴力性侵。 案发水泵房的大门 危机到来前，丁红玲正在楼上贴消防标识，这原本不是她的工作，她是在东门岗亭看大门的。但入职没几天，于队长让她跟着自己，给小区各处的消防栓贴消防标识，包括楼道和地下车库。 李蓉去看望母亲，看到房间有几个大袋子，装着消防封条和设备检查记录表，贴出去之前，丁红玲需要在表格上打对钩和签名。她不会写字，女儿就帮她签，有一次，于某延不敲门就进来，对李蓉说，“怎么好麻烦你亲自写。” 丁红玲每次先上到顶层18楼，再往下一层一层地贴，她贴得很仔细，一栋楼要花费近两个小时，小区一共有四栋楼。 有一次于队长训斥她，“速度太慢了，下次这样就要开除你，让你工作不保。”当天于队长只给丁红玲15分钟吃饭时间，并命令她，吃完饭立刻去接班车道岗。他说方言，且语速很快。丁红玲没太听懂，以为让她继续贴标识，就照做了。 车道岗的保安因为迟迟没人来接班，错过了吃饭时间，“就骂了于某延的娘”。于队长回头就痛斥了丁红玲，“样子像是要吃人”。 一个很凶的上级，是丁红玲对他的最初印象。李蓉也有同感，她帮父母搬进宿舍时，这位陌生的保安队长忽然一脚踹开了门，大喊，“吵什么吵，动静怎么这么大？” 在小区工作了两年的一位保安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贴消防标识原本应该是巡逻的男保安的工作，不应该由岗亭保安来负责。但在丁红玲之前，于队长也曾带着一个60岁左右的女保安去贴消防标识，那是2022年的夏天。 初来乍到的丁红玲不了解这些信息，她只知道上级安排了，就要努力去完成。 1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于队长突然通知她，立刻下到地下车库，丁红玲以为是工作需要，就服从了安排。于队长把她带到水泵房，用钥匙打开了大门，命令说，里面也要贴。 乌漆嘛黑的，丁红玲不想进。 于队长强行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推了进去。黑暗中，他一下扑倒了丁红玲，丁红玲闻到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他力气很大，在丁红玲的手腕上留下了红印，长指甲也把她的胸部抓伤了，同时还威胁道，“大喊就把你掐死，说出去也会掐死你。” 丁红玲本能地大喊“救命”，但没有人出现。 这次侵犯发生后，丁红玲到监控室找到于某延，口头警告他：“你不要再骚扰我，不然我就去告你。” 她记得于某延毫不在乎，说了一句，“这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 性侵重演 警告失效了。仅一周后，她再次被侵犯。 1月20日的白天，是老伴儿李建国值班的时间，丁红玲是晚班，上午就在宿舍休息。有了上次噩梦般的经历，丁红玲心里发毛，叮嘱老伴走前把门锁好，还将一把女儿送来切水果的菜刀悄悄放到了床头。 睡梦之中，门锁突然转动，于某延先用钥匙开了门，随后扑到了丁红玲的床上。丁红玲下意识想拿刀“剁死他”，但手被于某延钳制住，无法反抗。和第一次一样，性侵同样伴随“说出去就掐死你”的威胁。等到丁红玲挣扎起来抓到菜刀时，于某延已经跑了，她没有追上。 当时丁红玲没注意到，从入职那天起，于某延给夫妻俩安排的值班时间一直是错开的，一个是白班，另一个就一定是晚班。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风平浪静，相安无事，这让丁红玲产生了一种错觉——于队长已经适可而止了。她完全想不到，还有第三次。 2月23日下午，休完假的丁红玲和李建国从老家回到长沙女儿家。傍晚，李建国就接到姐夫去世的电话，“屁股还没坐热”，一家五口打算一起回去奔丧。 老两口先回宿舍取了衣服鞋子，跟项目经理张力请了假。李建国又给于某延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才接，背景音里传来打牌的声音。 电话里，于某延表示，两个人只能请一个，理由是最近人手不够。最后，李建国一个人坐上了回村的车。 2月24日元宵节，丁红玲在女儿家休息，她原本是第二天的白班，但这天下午16:12、17:55，于某延连续拨了两个电话，要求她必须今晚回小区。丁红玲耐不住催促，听从了安排。吃完晚饭后，女婿把丁红玲送回了保安宿舍，当时外面已经天黑。 睡觉前，丁红玲做了一系列的防范工作——把门反锁，用一把黄棕色的木质椅子抵住门，还将一把剪刀放到了枕头边。23:24，于某延又给丁红玲拨了一个电话，响铃6秒后，没被接听。 丁红玲用椅子抵住宿舍的门（受访者供图） 25日凌晨两三点左右，于某延又一次拿钥匙开门，闯入丁红玲宿舍，还打开了灯。丁红玲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摸剪刀，就被于某延控制住了双手。这次侵犯中，丁红玲的胸口和下体都被抓伤。 事后，保安方宇宙回想当晚的事情，怀疑于某延蓄谋已久。 一个疑点是钥匙。24日晚上接近十点，于某延忽然进监控室，命令他不要待在那儿，方宇宙不愿意，给项目经理张力打电话，得到答复，不要理他。于某延离开时，拿走了一大串钥匙，上面有小区大门的钥匙、保安宿舍的钥匙。 后来一个业主找到保安马铭，说想把家具拉进小区，但消防通道大门锁着，车进不来。马铭到监控室取钥匙，没找到，方宇宙打电话问于某延钥匙去处。于某延说，他把钥匙放到了东门岗亭。方宇宙觉得奇怪，按照惯例，钥匙一般都要放回监控室。 另一个疑点是作案时间。方宇宙当晚在小区内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才回去睡觉。这是值班保安的工作要求，于某延非常清楚。而侵犯就刚好发生在巡逻结束后的两三点左右。 保安王彬的宿舍就在丁红玲宿舍的对面，间隔不过两米左右，中间夹着于某延的宿舍。方宇宙后来问王彬，“是否知道25日凌晨丁红玲宿舍发生的事情？” 王彬说他不知道，只记得跟于某延打牌打到凌晨一点左右，于某延输了四百块钱。因为第二天要上白班，王彬回去之后就洗漱睡了。 “双面”保安队长 1月6日，丁红玲和老伴儿李建国入职于某延手下，丁红玲成为保安队唯一的女保安。 没过多久，丁红玲就感觉到这位53岁的于队长“不是很正经”。有一回在食堂吃饭，大伙儿都在排队打饭菜，丁红玲亲眼看到于队长上手摸了一位女保洁的屁股。 后来，于队长还经常给丁红玲私发一些黄色照片，在保安群聊里也发，“一些很丑的照片，看都看不得。”因为小孙子经常摆弄丁红玲的手机，她担心孩子看到，就把这些照片都删了。 于队长的形象，出现在今年除夕一张保安队的合照中，他身高一米五左右，穿着黑色羽绒服、一条西裤、黑色皮鞋，羽绒服里面是一件画满龙图案的衬衫，手里拿着一根烟，指甲泛黄、很长。丁红玲的儿子李骏第一次见到他时，特地观察到，他两个肩膀落满了泛着油脂的头皮屑。 保安宿舍的生活环境并不好，丁红玲的宿舍内有简易的上下铺金属床，几张糊上的报纸遮挡了窗户的一半，来代替窗帘。这里阴暗潮湿，墙皮脱落，洗袜子得在水桶里，洗净的衣服就晾在窗外。虽然有员工食堂，但伙食很差，公共空间也没有空调和热水器，只有一台小冰箱。 保安宿舍公共空间的环境 但就在这“一亩三分地”的小空间内，于某延是最高掌权者。 他平时手下有6到8个保安队员，队员们的排班、批假、工作内容分配都由他决定，他还自由拥有宿舍所有房间的钥匙。他的工资每月2700元，跟公司签订的是劳动合同，有正规社保，而普通保安是2300元，签的则是随时可以解约的劳务合同，没有五险一金。 一个保安提到，于某延爱吹嘘：“他讲起自己有钱啊。他说他的权比别人的大些，他喊抓就抓，不抓就不抓。” 父母入职没几天，李蓉就听父亲提起，于某延经常堵在宿舍，跟队员们“要钱要烟要好处”。下面的人送什么他都收——鸡蛋、毛巾、牙膏，十几块钱一包的白沙烟……不送东西他就会给你“穿小鞋”，比如坐在岗亭里值班，他就把空调遥控器收起来不让用，洗衣服也不让用热水。 保安方宇宙的女儿在长沙读书，放学需要接送，他偶尔需要请假。如果给于某延转5元、10元的红包，或者买两包烟，批假就会容易一些，不送东西批假就很艰难，也有保安给于某延发过100元的红包。 一位已经离职的保安周莉莉曾跟方宇宙聊起过，于某延非常贪，有人送肉、送鱼，还有几十斤的米，一袋子一袋子送，“你拿东西给他吃，他笑眯了滴，你不拿点东西给他吃撒，他就那样子（为难别人）咯。” 她还说到一个细节，上夜班的保安，每月有90元补助，于某延按天发。但丁红玲和李建国一直没收到过加班费，周莉莉猜测，“他（于某延）都放在自己手里了。” 方宇宙看不惯于某延的行事作风，经常跟他吵架、对着干。保安马铭跟方宇宙同住一个宿舍，如果于某延欺负对方，他们就合起伙来反抗。李建国也跟于某延吵过，于某延还私下提醒丁红玲，“你老伴嘴巴特别多，让他嘴巴少一点。” 在保安宿舍内“只手遮天”，出了自己的领地，于某延就仿佛换了一副面孔。 巡逻时，他见到业主会微笑着打招呼——这里的居住者大多为教育系统职工和附近长郡中学的老师。一位80多岁的老人提到，于某延平时语气很温和，没见过他发脾气或表现出暴躁。 另一位业主，是首批入住小区的人，在他眼中，驻扎小区10年的保安队长于某延，是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业主需要帮忙都愿意求助于他，谁家出了事、受了伤，于某延还会去探望。 在小区开棋牌室的一位中年女性，对于某延的印象也是“老实本分，为人处世不让人讨厌，跟我们很合得来”。她提到于某延偶尔来打牌，牌技一般。之前，于某延的妻子也经常来看望他，夫妻二人看起来感情很和睦。 但在小区内，业主和保安都听过“于某延背后有关系”的传闻。 通常被拿来举例的事情是，大约半年前，于某延和妻子曾跟员工食堂的另一对夫妻打架，进了派出所。员工食堂的夫妻被开除，于某延的妻子也搬离了宿舍，但事发后不久，于某延又回来继续担任保安队长。 “不是你的错” 第三次被侵犯后的凌晨，丁红玲“魂都丢了”，没有再入睡。她的开口求助，只是一次偶然。 2月25日，她去上白班。上午10:46，于某延给她发了一个红包，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傍晚6点左右，保安马铭拿着举报于某延恶行的联名信去东门岗亭，让丁红玲代表他们两口子签字。 丁红玲不识字，但她听懂了大概意思，这是用来“搞于某延的”。她忽然鼓起勇气，“有个事情怕丑不敢给别人说，老马，你为人正直给你说一下。”她接着说，前一天夜里，自己宿舍进了贼，是于矮子撬开了房门。丁红玲把椅子抵着门的照片和于某延发的红包给马铭看，马铭理解了，“你别怕，我会给你伸张正义的。” 马铭立刻给保安方宇宙打电话，“举报信不用写了，发生了件大事”，在监控室附近的篮球场，方宇宙从马铭口中得知，于某延强奸了丁红玲。随后，方宇宙和马铭带着丁红玲，在小区门口打了辆出租车，晚上7点多到达离小区最近的派出所。 方宇宙记得，在派出所内，丁红玲一直浑身颤抖。问话的是一个年轻男警官，在他面前，丁红玲只说了零散的信息，于队长扯掉了她的裤子，把她按在床上，还把她全身上下都抓伤了。但到了最关键的信息，丁红玲就说不下去了，方宇宙在一旁很着急。 据丁红玲回忆，警方没有验伤，提出要拍个照，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她提到于某延被警方叫到派出所，刚开始辩解、不承认，后来下跪了两次，第一次他对丁红玲说，“你对我有意见不要这样说我”，第二次他说，“丁姐，求你别说了”。 在后来律师的问询中，丁红玲说，于某延当时要赔偿1500元，她不同意，一位男警察告诉她，“也没发生其他的事，收了1500块就可以了。”于是，警察拿着她的手机操作，收取了于某延1500元。最后警方要求签字时，丁红玲第一次学会了“画”自己的名字，但签的是什么，她完全没有概念。 当晚，于某延的妻子也到了派出所，骂丁红玲不要脸，说她年纪这么大还勾引别人老公，上手要打她，扬言要把她打死，丁红玲吓坏了。后来四个民警一起，才把于某延的妻子拖了出去。出于安全考虑，警方让丁红玲从派出所后门离开。调解结束后，于某延也被释放了。 方宇宙带着丁红玲去报警前，告知了项目经理张力，张力又向育天公司副总经理谢伟汇报，但公司知晓后并没有通知丁红玲的家属。 直到晚上10点10分左右，丁红玲报警结束，给农村奔丧的儿子李骏打了电话，先是叫了儿子的小名，然后情绪激动地说，“于某延这个畜生进了我的房间……” “妈，你先别着急……”李骏安抚了母亲。挂了电话后，他把妹妹李蓉从灵堂里叫出来，转述了母亲的话，两个人都想到了最坏的情况。 丁红玲走出派出所后门，找不到回去的路，给女儿拍了一张周围的环境照。刚来长沙时，女儿特地提醒过她，字不认识没关系，一定要学会拍照，如果迷路了，就拍照发给她。 外面下着冻雨，丁红玲躲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全身湿透了，方宇宙和马铭找到了她，把她带回小区大门，女婿又开车把丁红玲带回了家。 枫雅名苑小区东门 农村的路上结了厚厚一层冰，开车回去很危险，李骏和李蓉放弃了当晚赶回长沙。两人守灵一晚没睡，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葬场，然后“把姑父送上了山”，接着马不停蹄地驱车往长沙赶。 三个儿女打算避开父亲处理此事。 他们一致认为，首要的是跟母亲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前，这个家庭的谈话中从未出现过“性”，更不用提性侵，大家都难以启齿。难题最后落到小女儿李蓉的身上，同为女性，再加上她跟母亲一直关系亲近，或许更容易让母亲开口。 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父亲李建国也在，大家不约而同地保持着沉默。李蓉的脑海却翻天覆地——该怎么措辞？用什么样的提问方式？怎么说才能让母亲理解？母亲有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26日下午1点前，一行人到达长沙，丁红玲在东门岗亭值班。李骏先把父亲带回宿舍，李蓉在岗亭问母亲，有没有受伤？母亲否认了。李蓉又把母亲带到了车上，再次询问，他有没有打你？母亲也没说实话——当时她的胸口和下身都有伤口。 李骏向熟悉司法流程的朋友打听得知，按照法律程序，无论是猥亵还是性侵，都不在民事调解的范围之内。兄妹俩后来去派出所了解情况，得知结案的口供不能再查看，只能重新立案。 两天的时间里，李蓉一直在想办法让母亲开口。 “我是你女儿，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 “妈妈没关系，你勇敢一点，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丑的好丢人。”母亲重复着。 女儿安抚她：“你别害怕，没关系，你是受害者，不是你的错。” 李蓉又讲了很多道理：“我们整个家族女孩子占了绝大部分，万一你的身边孙女也好，女儿也好，媳妇也好，受到这种伤害，你说会怎么样？” 她还试着从社会意义上劝说母亲，“小区里还有那么多小孩子，就这样把他放出来了，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如果不让这种人为他的言行举止付出代价的话，那危害的是社会，如果社会上的小女孩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还有一点，是法律层面，“妈妈，你本身是个受害者，如果你不讲实话让他去坐牢，他可能会说你诬告，你就会去坐牢。” 以上都说完了之后，李蓉用自己思考很久的、母亲或许能理解的方式，最后向母亲确认，“他有没有对你做过跟爸爸一样的事情？” 丁红玲点了点头。 “你有没有受伤？”李蓉再次追问。 “上厕所时下身会刺痛。”丁红玲回答。 2月27日上午，李蓉和李骏带母亲去派出所重新报案。下午两点多，在枫雅名苑附近的公交站，警方带走了于某延。4月3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于某延，被决定逮捕。截至发稿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被忽视的求助 丁红玲被性侵三次的重要事实，是在报警近一个月后，才浮现出来。 3月19日，丁红玲接受代理律师朱丹的案情询问。她穿着黄黑色卫衣，外面套了一件浅粉色棉马甲，坐在办公室的黑色皮椅上，李蓉举起手机对准母亲，记录下案情陈述的全过程。 镜头里，丁红玲表情严肃，脸上有很深的皱纹，身体僵直，时不时搓着大拇指和食指。这场询问中，她的身体瑟瑟发抖，默默流了很多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