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孩子认真学新闻

今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专门给美国各地的“学生记者”颁发了一个奖项。

评委会表示:“秉承新闻自由的精神,这些学生努力在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冒着被逮捕的危险,记录一件重大的全国新闻事件。”

这个奖肯定是临时起意,算是一个“特别奖”。没有具体的获奖人,评委会想表达的是一种态度:谢谢那些年轻人。

四月底学生各地学生抗议的时候,普利策奖正在哥大新闻学院评奖。

他们或许看到的就是哥大的学生记者,因为普利策奖办公室就在哥大新闻系。我在学校的“办公地点”是一家JOE咖啡,就在办公室隔壁。

说“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有点言过其实。其实大家并不害怕,甚至渴望被“逮捕”。

混进队伍被“逮捕”的记者和教授,其实都很开心。这没有太大风险,但是在美国,这仍然被视为一种荣耀。一位历史系教授进了警局,鞋带出了问题,出来后他几天都不系鞋带——用来提醒自己的处境。

我认识一位女生,一直在营地那里值守采访,包括占领汉密尔顿大楼的时候。但是逮捕行动那天她临时有事出了一次学校,结果进校困难,她为错过新闻现场而愤怒。

“学生记者”背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印有大大的“学生记者”字样,非常简陋,却也是有效的区分。在学校内部,这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力量,在巴勒斯坦同情者、犹太学生和校方之外。

哥大有了不起的校园媒体《哥伦比亚观察家》,几十年前就独立运营,报道学校的一切。

从有营地开始,新闻学院的师生们就在那里24小时换班值守,吃住都在营地。他们拍摄、记录、采访,为这次营地的抗议留下最全面的记录。

除了学生记者,还有一些人在拍摄。有潜伏的大媒体记者(后面在写作中暴露出来),也有一些做纪录片的。

有一次,一位黑人小伙拿着摄像机对我拍摄,我突然有点恍惚:在声援巴勒斯坦的营地中,一位黑人在拍摄中国人……这些“无关”的家伙,都在干嘛?

这就是21世纪20年代的抗议运动。它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同时都是记录者。它是全景展现,而且可能是过度展现。人们“看到的”“知道的”“想象的”,远比实际发生的更多。

学生记者的工作,反而面临一种新的困难:最难的不是阻力,而是新的信息环境,如何克服偏见,做到更“真实的”记录。

在这个意义上,“学生记者”也许是最称职的。他们天真、朴素,对新闻抱有期望和热情,认真操练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目标,甚至只是“写作业”,并不以发表或者获得流量为目的。

有一段时间,我对美国媒体同行感到失望。他们介入得相当晚,在哥大第一次“清场”之前,几乎没有看到记者到场拍摄学生抗议行动,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稀松平常,没有新闻性。

第一次看到大批记者,是众议长约翰逊到学校那天。很多记者拦着同学在那里采访,那是“主流社会”第一次向学生认真发问。

此后,哥大就成了新闻业的战场,有时候记者比警察都要多。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到安心,因为“社会”在正常运行。

即便在美国,新闻业也相当寂寞。纽约时报在X上有5000万粉丝,但是大部分推文的阅读量都不如那些“网红”。但是重要的事情来临,你仍然会期待“新闻业”的产出。

有一天中午传出“下午2点必须离场”的最后通谍,大批记者来到学校。这真的让人好奇,那么多摄像设备是如何混进学校的?

哥大进入“封闭管理后”,进学校变得困难。新闻学院发布声明,将对希望进学校采访的媒体机构提供帮助。除了帮他们“混入校园”外,校园记者的合作也是一种方式。

年轻人总是受到嘲笑和误解。1968年,校领导认为年轻人的诉求“就像是否喜欢吃草莓一样”,无关紧要。这一次很多人也和约翰逊一样,认为“不要浪费父母的钱”。

但是至少在“学生记者”身上,还是会看到一点希望,这其实也是抗议行动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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