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从2024年3月20日起，随州市政府强令全域所有居民死后必须购买公墓，就连住在大山里面的农民也得买公墓，否则予以扣留骨灰并收取寄存费，公开强买强卖，大搞“死人房地产”。全随州市的所有村干部必须24小时盯紧村民们，一旦发现哪家死了人就立即赶过去全程跟随监督，确保每个死人都进收费公墓。 今年五一期间，随州广水市长岭镇大批居民连续三天走上街头，并堵塞了316国道，要求停止强买强卖公墓，当局出动了大批民警特警协警赴现场维持秩序，并曾试图带走一名年轻男子，但被群众制止。 就连武汉大城市都没有强制买公墓，可以把骨灰深埋不留坟头，也可以抛入长江，也可以带回老家土葬。事实上去年国家殡葬条例已经删去了“强制执行火葬”条款，只说要提倡火葬，既没有说要强制火葬，更只字未提“必须购买公墓”，纯属随州地方政府自作主张的违反国家法律、敲诈勒索农民。 随州属低山丘陵地区，北有桐柏山脉，南有大洪山脉，全境90%以上面积为地广人稀的山区，平原仅占7.6%，到处都有荒山坡可以埋，根本就不占耕地，而且土坟最多不过百年就会风化消失，根本就没必要埋公墓。与其强制火葬买公墓、激化官民矛盾，还不如禁止水泥包坟，鼓励深埋不留坟头，这样既不劳民伤财和伤害群众感情，又不占用土地。 现在房子卖不动了，以往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为了督促农民尽快火葬买公墓，随州地方政府还推出一系列所谓“减免政策”，但老百姓都知道，这只是先诱骗你上套，后期肯定要一步步加价杀猪，这是额外加重农民负担。农村土葬虽然也花钱，但这笔钱毕竟是在村民之间内部流转、人情往来互相帮忙，最终互相抵消后其实并没有花多少钱，然而官方故意装傻说“强制火葬买公墓是为了给农民减负”“强制做慈善”，然后真金白银的把这笔民间人情往来的钱强行截下来据为己有，强行与民争利。 而且公墓只有20年使用期，只是暂存，等于是让老百姓永久交费，等到第三代、第四代人不再续费后，就会被刨出来扔掉，根本就谈不上“入土为安”。说白了就是：就算你活着不买房，死了也要逼你买公墓。 随州是一个五线山区小城市，经济以农业为主，广大农民生活并不富裕。作为地方行政领导，不想着怎么招商引资发展经济、造福百姓，反而净想着怎么搜刮老百姓，他们自以为聪明的“发现了商机”，居然把人口老龄化看做盘剥农民的绝妙机会，于是整出“死人房地产”的缺德主意。 另据上观新闻报道—— 2024年1月15日，当地媒体曾发布《随州发布最新政策问答，事关这项改革》（以下简称《问答》），针对随州市殡葬改革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答》中提及，该市丧葬旧俗影响深远，私自土葬、散埋乱葬、骨灰装棺再葬现象十分普遍，土葬用地趋于紧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祭祀山火时有发生，丧事活动讲排场、比阔气的现象给群众造成极大负担。 “全市原有火葬区火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全域火葬政策的目标是“殡葬设施建设覆盖率100%、遗体火化率100%、骨灰进公墓安葬率100%”。 前述《通告》和《问答》发布后曾引起网友热议。有支持者表示：“丧者进公墓，少了棺木费、抬棺费，总体开支在减少”“传统丧葬风气不好，一般花费要六七万，生前多尽孝，死后薄葬就行”。 也有大量对强制进公墓持异议者，认为“只要不是占基本农田，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此外，担心“后续管理要一直花钱，等哪天后人不再续费了怎么办”。 记者注意到，《问答》中还提及，《通告》开始执行之后，特殊情况下夫妻双方也不能合墓土葬，“夫妻双方一方去世已土葬，并为另一方预留了墓位，另一方在2024年3月20日零时之后去世的，不能与之前土葬的一方合葬，遗体必须火化，骨灰必须进公墓安葬。否则，会引起攀比，造成全域火葬政策难以保证公平执行。” 此条也引发网友热议，“往后走了还不许合墓？非把别人生生拆开？特殊情况要特殊处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1966 年开始的文革导致大学停止了正常高考招生制度。从 1970 年改为推荐上大学，名字为“工农兵大学生”。从工人、农民、军人中推荐上大学。我先生于 1972 年入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他的同班同学杨生来自农村，他聪明、好学、自律，即使暑假也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上学前他已经入党并担任了团支书，后来担任了班里的党支部书记。 大学四年毕业，他随即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取得了硕士学位。像他这样根红苗正的高材生正是所谓国家急需的人才。 北京外院是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双重领导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均由外交部等对外单位优先录用。像杨生这样具有双学位的毕业生更是抢手，他随即被分配到外交部，后被派驻外大使馆工作。他工作努力连续获得升迁，几年后升任三等秘书，并被派到驻美大使馆工作。他正值壮年，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但有一件事让他头疼，他 12 岁的女儿没能考上重点中学，那就意味着上重点大学的机会降低，而随后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 中国驻外的外交官是不允许带孩子出国就职的，这成了他最大的烦恼。他太太想让他回国内工作几年，辅导孩子功课，争取升入重点高中。但，做驻外大使是他的梦想和追求，他不想放弃继续升迁的机会，继续追求他的梦。 为了解决孩子升学问题，他和太太找遍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找到了一个远房亲戚是美国公民，便委托亲戚担保女儿去了美国读书。家中的难题解决了，夫妻俩高兴万分。但，这件事却摧毁了他的家庭，以至于杨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久的一天，外交部突然来了两位官员要杨生立即回国交代问题，他知道女儿来美读书一事败露了。几天之后北美的“世界日报”披露，外交部驻美国大使馆一位官员回国后自杀身亡的消息。经我先生在外交部的同学证实就是杨生，他是在外交部卫生间上吊自杀的。 那天，我正在制衣厂加班，赶制一批加急订单，晚上回到家已是半夜。我马上到儿子房间，看着他熟睡的可爱样子眼泪不经意的流了下来。儿子比杨生的女儿大一岁。刚刚来加拿大时上法语补习班，每天校车接送，随后就近入学，在一所双语学校念书，那年他正读中学二年级，每天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学校每年举行的夏令营是他的最爱。我心里默念：“儿子你要永远幸福”。 外交部大楼是威严的，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本应该是正常人，他们也应该有一颗火热跳动的心和温暖的人性。但，外交部定的外交规定把人伦人性全泯灭了。 几个月后，与杨生同班的袁先生放弃驻外使馆三秘工作，从外交部辞职回到老家上海，任职上海市政府外事办翻译。 自此他一直陪伴在夫人和 12 岁的女儿身边，所以女儿的英文特棒，初中，高中英文比赛屡屡得奖。袁先生不喜欢官场职业，便早早退休和我一起做生意，并发了一笔小财，他便把女儿送到加拿大读书。女儿大学毕业后，刚好赶上加拿大放开留学生工作签证，女儿顺利留下工作，后结婚生了一男一女的混血儿女。一家人在一起欢欢乐乐过日子。袁先生活得明白，属于智者！ 为人父母要对孩子负责，孩子需要父母陪伴长大。看着孩子们长大、恋爱、结婚、生子是父母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是谁害死了杨生？让太太失去丈夫，12 岁女儿失去爸爸，三个家庭破碎，她们被剥夺了父母及子女的人权？而杨生“以死明志”的决绝行为改变了什么？ 时间过去近 30 年了。我们看到这种根本无人性的规定还在继续，而且在全中国上演。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无法随父母就近入学，被迫做留守儿童，导致社会恶性事件频发。害死杨生谁之过？被迫做留守儿童谁之过？一个国家没有人权、自由、平等、人伦、人性，谈什么大国崛起，那不就是一个笑话吗 ! 2024 年 4 月 20 日 本文由转自《中国之春》
很快就是梅大高速遇难者“头七”了，这些天来，舆论对这一惨剧的议论不断变换聚焦点，在核心事实稀少的情况下，单凭各种情绪拉扯，竟维持了此事的热度。概括起来，它被讨论的方式，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同个时代的人拥有完全不同的生存体验。 事故发生当初，舆论的主要基调是震惊，哪怕是那些最冷血、最冷静的人，也会在第一时间被遇难人数之多所惊骇——况且，官方对遇难人数采取了滚动通报的方式，没有比快速增加的死亡更震撼人心的。一些次生的议论随之而起。 惨剧初期的议论，建基在一些被快速收集的背景资料上，梅大高速的业主方、建设单位与运营方被机构呈现；它的每公里造价、涉及公司的涉诉情况被舆论的放大镜盯住。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能与事故挂钩的信息，但想象中的不堪也能维持议题。 这里多说一句，在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中，议程设置被当作大众媒体发挥引导作用的核心机制。但在现今的传播格局下，支撑议程设置的信息基础虽不能说不复存在，但早已受到街谈巷议的粉碎性瓦解，维护议程实际上取代了设置议程的重要性。 对事故的人祸的想象，让舆论呈现出一种弥散性的问责氛围。人们固执地认为，天灾不足以构成这次惨祸的根源，也无法匹配人们的心意难平。但在这个阶段，这种对人祸的揣测尽管广泛且强烈，却表现出克制的一面，表现出对官方调查承诺的期待。 一个转折性的舆论之变，在于机构媒体紧随社交媒体之后，确认了至少一个家庭和一个冷柜货车司机的救人事迹，并开始了详细又重复的报道。他们幸免于难，然后以平常人的救人动作，阻止了悲剧的蔓延。他们被称赞为惨剧现场上方的平凡英雄。 幸存者挽救其他车辆的故事，确有新闻价值，从他们所在村的表彰行为看，确实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在线上，在舆论场上，有关“平凡英雄”的赞歌，既有喝彩的，也有喝倒彩的。准确说，这种赞歌受到很多嫌弃，而嫌弃是对事不对人的。 嫌弃英雄赞歌的人，并非不认可挺身而出警告后车的人，其实也很敬佩这些人在危急时刻的利他举动。与其说嫌弃，不如说人们觉得时机不正好，那边死伤者人数在攀升，惨剧原因不明，“他人亦已歌”不是一个恰当的反应，尤其是密集程度很高。 “平凡英雄”的报导者及其在传播中制造的信息优势，一下子被道德评判瓦解掉——在这种道德评判中，人们认为这些机构媒体没有尽到新闻职业的本分，没有在调查惨剧成因上“攻坚克难”。也许评判者也明白这是一种苛责，但他们还是反感赞歌的规模。 这是本次舆论中显著的一对矛盾，亦即：在核心信息难以获取，另辟蹊径张扬“平凡英雄”事迹的传播意图，受到了希望人祸想象被证实而不得的人们的抵制。相较于下一个要出现的舆论内在矛盾，这对矛盾有着宏观背景，一时也不知从何讲起。 最新出现的舆论矛盾，袒露在评论区，产生于一些人希望公布伤亡者名单与另一些反对这么做的人之间。而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与三联周刊等媒体的报道有关，也与自发性的悼亡讣告有关。后两者带来的不是别的问题，而是惨剧透明度的问题。 三联周刊的报道是一个很惯常的操作，除了严谨复述了事发当时的情景，还采访了少数遇难者所在的福建村庄，并理出了许多遇难者都是归乡大打工者这一线索。这个报道衍生出的评论区争论，就是该不该公布伤亡者姓名，反对者众。 除了这个报道，天津传媒学院为纪念遇难学生许子诺发表讣告，成为整个舆论至今最为重要的事件。它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以教育机构的名义正式悼念梅大高速惨剧的遇难者，而且是真名实姓，态度上没有任何躲闪，没有任何忌惮。 在某种意义上，天津传媒学院的悼念举动是一种回答，是它所代表的师生对评论区争执的一种“回应”，意味着对真挚的悼念者而言，“要不要公布遇难者姓名”根本不是问题。当然，这一种来自真实世界的姿态，已无法在舆论场取得共识。 这就是本次事件在舆论上不断反应、焦点持续变化的简单概括。此外，也有一些命定论的真假喟叹，被认为是转移焦点的假旗行动，则不展开议论。同时，也有幸存者将矛头指向电车政策的反思，响应者不多，好似事故伊始对大基建前景的担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今年春天，社交网站上一则网约车发臭的信息引发了网友讨论。人们好奇，为什么在城市里打到“臭车”的概率越来越高了？ 一些网约车令人不悦的气味，来自于住车族充满临时感的生活。这些司机绝大多数都是专职开网约车的男性，为了省下房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干脆不租房，吃、喝、睡都在车里进行。车不仅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挣钱工具，也是他们完成一切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他们中的很多人意识到问题，采取各种方式缓和这种味道，也有人否认自己和车存在气味。 臭车是一种处境，充满无奈肩负家庭生存的压力，也正在成为一些网约车司机无法意识到的处境。 01、臭味投诉 徐磊宣称，开网约车10个月以来，他只遇到一次有乘客反映车内有味道。 2023年10月一天清晨，他在上海奉贤区接到一位年轻的女乘客。“你是不是吃大蒜了？”乘客上车就问徐磊。“没有啊。”徐磊如实回答，跟乘客说自己还没吃早饭，可能是上一位乘客在车里吃饭留下的味道。 徐磊是个住在网约车里的司机。乘客说车里有味儿的时候，徐磊隐约想起来，自己已经10天没洗车、7天没有洗澡。前一天晚上，他在车里睡了一夜，闷了一晚，车内难免残留一些身上的汗味，这可能就是乘客闻到臭味的缘故。 乘客没多说什么，让徐磊降下车窗玻璃，而后，徐磊开着车出发了。他通过后视镜观察了一眼乘客，发现对方默默露出了嫌弃的眼神。当天得空，徐磊去澡堂洗了个18块的澡，又花40块钱把车内外都做了清洁。 住在车里的徐磊，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会在城市的哪个角落睡去。去年秋天，33岁的他成为了上海的一名网约车司机。凌晨送完最后一单，他会把车开到附近的充电桩充电，并在车里睡下。 充电桩相当于电车的加油站，对和徐磊情况相似的网约车司机来说，有的充电桩允许充电车在旁免费停一夜，是最佳的过夜之地。如果送完最后一单方圆几公里找不到这样的充电桩，徐磊只能充完电后，在路边找个免费停车的地方睡觉。 充电桩附近提供免费的热水，睡觉前，徐磊得以泡上脚。用来泡脚的塑料盆平时就收在这辆电车的后备箱，徐磊取出来，接了一盆热水端进车内后排座位。双脚放进盆里泡十来分钟，徐磊那跑了17、18个小时车的疲惫身体，逐渐放松了下来。等水渐渐凉了，徐磊把脚擦干，就着微凉的洗脚水，把袜子放进去洗了洗。 长期睡在车里，车内空间有限，徐磊和很多境况相似的司机一样，在狭小的空间里收拾出一个足够容身的床铺。他开的是一辆小型suv电动汽车，后备箱稍大。徐磊宣称它能塞进6个行李箱。平时除了摆放乘客的大件行李外，主要功能是堆放他平日用的生活用品，包括洗漱用品、床单被褥，和三套换洗衣物。开网约车近一年，他就这三身衣服，换着穿。 每晚收拾过夜的“床铺”，他也会打开后备箱，从这里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再走到车前段，把前排座椅往前推，这样就在车内空出了一个足以容身的“平面”——因为后排座椅无法完全放倒，这个“平面”实际上有约一半是一个30度斜坡。 图 | 徐磊在车内的床铺 上海秋冬的夜晚，空气凉飕飕的，徐磊在车内这张带斜坡的床上铺了一张床单，放上被子，躺下后再从车内拉上后备箱盖子，合衣睡下。自打当了网约车司机，睡在车里之后，33岁的徐磊就基本没有过换睡衣入睡的机会。他身高1.81米，体重200多斤，睡进车里只能屈着脚，一夜，身体蜷缩在车门一侧睡觉。 为了省电和规避睡眠中发生意外，他往往不会把车打上火，整晚车玻璃都紧紧闭着，只靠车身的各种小缝隙实现微弱的空气流通。 第二天早晨，6点多徐磊就会醒来，迅速收起被子、还原车辆座椅，加入早高峰开始接单拉活儿。在车里睡了一夜，车内难免残留一些“人体”的味道。 为了避免因车内异味被乘客投诉，徐磊做了多手准备。接乘客时，他都会把车窗打开。之后，他每隔三五天就会去澡堂洗一次澡。每个月他会花70多块钱住两次民宿，主要就是为了在民宿洗干净自己随身携带的被子和衣服。 令人不悦的气味很难完全消散，不过徐磊相信，大部分乘客不会就此投诉他。“我都是拉特惠单，单价比较便宜，一般乘客也不会对车内环境有要求。”徐磊说，开网约车10个月，虽有乘客反映车有臭味，但还没有正式接过有关异味的投诉单。 和徐磊同在一个司机群里的孙立，经常和徐磊一起在浦东机场等活。孙立透露，不久前徐磊私下说过，接过几次投诉，是因为“车里有味道”。他进去过徐磊的车，也闻到过里面有股臭味，有时徐磊为了遮挡车里的臭味，会在车里喷香水，一瓶十来块钱的那种。 “香水味和臭味混合在一起，那味道就更难闻了。”说完，孙立哈哈笑了几声。他的笑里，多少带了些感同身受。 今年45岁的孙立是安徽巢湖人，在上海开网约车一年多。徐磊住在车里，孙立不是。他花600元月租在闵行区下属的一个村里租了间小房子。由于每天送完最后一单的地点，网约车司机无法掌控，而且往往会离孙立的租住处很远。不愿开大老远空车回去，一旦截单时离家超过35公里，孙立就会睡在车里。 上海太大了，所以他每个月往往都有15天左右是这个情况。孙立认为，自己车里空气良好，没有味道，也没有接到关于异味的投诉。 孙立的被子等生活用品和后备箱里的备胎放在一个地方，需要掀开盖板才能看到。他租的这辆车较小，只能斜着在放平的座位上躺下，一夜夜就这么挨到天亮。他车内配有一个十来块钱一瓶的香薰，以净化车内空气，袜子两天洗一次，需要洗澡和洗衣服的话，就回出租屋去解决。但一个月在车里睡15天的情况，洗澡和洗衣服就很难顾得上了。 图 | 孙立标记自己躺下的方位 在一线大城市深夜的街头，存在许多留宿车中的网约车司机。留宿车中，有人是为了节省房租，也有很多司机是为了奔忙节省时间。 42岁的朱贤是安徽宿州人，在北京开网约车8个月。整个4月，他有十多天没回位于马驹桥的出租房睡觉。因为专门的车载香薰会让他眩晕不适，为了驱逐车内的异味，他买了花露水洒在车里，必要时还可以用来提神：“一天开十几个小时的车，容易疲惫。花露水抹在太阳穴上，可以提神醒脑。” 朱贤个子瘦高，春季的北京在凉热间反复，他开车时穿着一件薄毛衣，袖子捋到胳膊肘处，快顶到方向盘的大肚子和他瘦高的身形相比略微突兀。 堵车时他的脚一直踩在刹车上，踩久了整条腿都在颤抖，再加上长时间久坐不动，他的大腿和后背一直发汗，“尤其是后背，一整天都是湿的。”正直春季，温度达不到开空调的地步，如果开空调很容易感冒。 经常睡在车里，他不像徐磊那样在车里把生活用品准备齐全，只随车带着一床被子，放在后排座位靠背后面的一个储藏箱里，乘客几乎无法发觉。他在车里睡觉从不脱衣服和鞋子，只把驾驶座放平，人躺好了，盖上被子即可。因为担心手机被人偷走，他睡觉时也会关闭车窗。 图 | 朱贤的被子 朱贤再热，也不会半裸着上身睡觉，觉得这样能保证车里不会沾染“人体”的味道。“脱衣服和鞋子睡觉，睡久了车里肯定会有味道，北京消费那么高，不可能天天洗车，所以我会避免。” 但还是有乘客反映过他车里有味道。今年3月的一天，北京室外气温达27度，他接到一个从十八里店到大红门的单子。乘客是一个年轻男人，路上男人和他说：“车里有味道，玻璃摇开一下。”朱贤告诉他，车里开着空调，开窗户外面的热气就进来了。直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他都没开窗户。 去年冬天北京最低气温零下十七八度，有一天朱贤拉着一对年轻情侣，他们也觉得车里有味道，问朱贤能不能摇开窗户。朱贤以外面太冷拒绝开窗。第二天，他在平台收到这对情侣“车内有异味”的投诉。朱贤觉得这些人很没道理，“车里明明没有味道，有的乘客就是会恶意投诉。” 他反复强调，那是乘客对他的恶意投诉。 02、臭味的来源，发味儿的生活 为了省钱，徐磊到上海后没租过房。去年6月他从天津武清的农村到了上海打拼，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他便租了这台SUV跑网约车，每天待在这台SUV车里的时间能有22到23个小时。白天SUV负责拉活儿，晚上就成了他移动的居所，在大上海的夜晚为他提供了一片遮蔽之所。 每天早晨从车内醒来，徐磊会到充电桩刷牙、洗脸，如果附近没有充电桩，他就要拿着牙刷、牙膏和毛巾，去公共厕所解决洗漱问题。上海很多公共厕所夜里会锁门，早晨7点才开门，所以，极少数时候，一些住在车里的网约车司机，正式洗漱前也会拉上一单。 时间就是金钱，对网约车司机来说更是如此。早饭，徐磊一般买了包子、饼和豆浆到车里利用等单子的时间吃。单子来了，就放下吃的开车去接。通常他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饭时间不过3分钟。有时候，夜里他实在饿，也会花几块钱买桶方便面，在充电桩泡完端进车里吃。 方便面的香料气味在热气蒸腾下飘到车内各处，沾染到座椅上留下淡淡气味。乘客所说车内的气味，便是来自于这种住车族生活。它充满临时感，很多住车的网约车司机却要这样过上半年、一年、数年的时间。 气味是一方面。长时间住在车里的生活，也在徐磊的身上留下了痕迹。 由于久坐不动，开网约车这10个月，徐磊的体重从160多斤飙升到200多斤。他还患上痛风，脚部肿胀，不时疼痛。痛风无法根治，他车内常备布洛芬缓释胶囊，疼痛难忍的时候就吃一颗。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徐磊像以往一样在奉贤区从车内醒来，开始拉早高峰的活。还没拉几单，他突然感觉左脚如撕裂了一般疼痛。左脚不是踩刹车和油门的脚，但一旦因为痛风疼起来，全身都会丧失行动能力。他忍着疼痛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宾馆，花了一百多块钱住进去，把枕头垫在脚下躺了一天。 图 | 徐磊明显肿胀的右脚 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他才能睡到一张床上。 长时间被用作居住，气味在汽车里留下痕迹。 徐磊只有两双鞋，平时穿一双运动鞋开车，另一双是洗脚时穿的拖鞋。夜里，有时为了缓解脚部的疼痛，他会脱掉鞋子把双脚抬高放在方向盘上。踩了一天刹车和油门的脚已经汗气十足，放在方向盘上总会散发一些“味道”。 睡觉的时候徐磊会把车窗紧闭。因为疲劳了一天，他很快就能进入睡眠。呼噜声在车内响起，新陈代谢在身体里如常进行，呼吸作用不断把他肺腔和肠胃里的气体带进车厢。 气味还可能来自徐磊和他同事们意识不到的地方。不健康的生活导致肠胃和呼吸道疾病，也可能是一些网约车司机散发味道的原因之一。 中年男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也是气味的来源之一。中年男性常见的慢性疾病是呼吸暂停综合征和支气管炎。呼吸暂停综合征常见于肥胖的男性，表现症状为打呼噜，睡眠过程会反复发生上气道塌陷、阻塞，支气管炎会引发咳嗽、喉咙痛、胸部不适、呼吸急促。而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会增加他们口臭的发生几率。 徐磊的车座椅材质用的是织物类，相比于皮质座椅，织物类座椅容易脏，不易清洁，散热性也较差。徐磊吃东西时掉落在上面的食物残渣很难清扫，而且这种座椅更易吸收汗渍和气味。徐磊长时间生活在车里，产生的汗味、饭味、药味、头油味、脚臭味等一切味道都会被座椅吸收，它们混合在一起变成一种难以描述的气味，充盈车厢，经常洗车才能清除大部分气味。 他一直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已经适应，自然闻不出什么味道。第一次进入车内的乘客，能立马嗅到车里的五味杂陈。他在某视频平台发布过自己睡在车里的场景，后备箱里的被子等生活用品一览无余，有网友评论说：“怪不得打网约车总是那么臭！原因在这里。” 近两年，不少人反映打到臭车的概率越来越大。这些网约车司机几乎都是男性。他们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从老家来到大城市专职开网约车，几乎都有睡在车的情况，少则每月睡几天，多则长达半个月以上。 一位上海网友发帖称“上海10个网约车司机，9个睡在车里”。有一次他打车的时候和司机师傅聊了聊，师傅说：“干我们这行的，上海所有区都跑遍了，就算租房，都不一定有时间回去住。我是真把车当家了，没办法啊。” 对一些网约车司机来说，住在车里，还便于跑早高锋。专职网跑约车的司机都很看重早高峰，跑早高峰会获得平台一些奖励。孙立形容这就像是考试，不跑早高峰，这一天可能就没法及格，赚不到钱。“回去耽误时间，而且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要爬起来，不值当。”孙立说。 不少专职网约车司机称，他们每天至少要开十四五个小时的车，否则根本赚不到钱。这种情况下即便司机不睡在车里，长时间处在这个狭小空间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味道。 03、生活下坠之后 住在车里的网约车司机，很多人是在收纳现实的失意，给未来谋前程。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糟糕的身体状况，使得生活显现出某些破败之感，散发的臭味，是一种落寞而肩负压力的生活留下的烙印。 开网约车前，徐磊在老家天津武清做电瓶车生意。一度，他想把电瓶车卖到越南。去年上半年他去越南考察，发现尽管当地政府禁摩，大多数人还是喜欢骑摩托车，对电瓶车没什么兴趣。国内市场饱和，国外市场拓展失败，去年他一度负债200多万，生活滑入泥潭。 他和老婆都是二婚，两人各自带着一个孩子组成新家庭，婚后他们又生下一个儿子。为了还债他卖掉武清农村的房子，离开老婆和三个孩子，前往上海寻找挣钱的机会。 武清离北京不到100公里，他没选择去北京，是觉得上海挣钱的机会可能更多。刚到上海他在一家公司卖过注塑机，因为工资太低，没干几天就走了。在上海人生地不熟，他好几天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成天刷短视频。到了第十天，他在某平台刷到一个网约车司机月入过万的视频，于是决定去开网约车。 原本他想过租房，去郊区看过月租几百块钱的房子，没法做饭和洗澡。稍微好点的房子月租就要一千元以上，在闵行区他看过一间1380元的房子，停车费每月200元。他觉得不值当，决定先睡在车里再说，不成想这一睡就是10个月。 跑到哪儿睡到哪儿，徐磊自嘲在上海哪个地方都睡过。最远的一次，他在崇明岛的路上过夜。那片没有路灯，夜深了漆黑一片。不是不知道在这种地方停留可能会遭遇危险，但那天他工作太久太疲惫了，顾不上这些。 他还在陆家嘴一家五星级大酒店的门口睡过，把车停在那里，他发一个短视频说：“今天我睡在大酒店了。” 睡在车里很大程度提高了他的行动效率。他是网约车司机中最拼的那一类人，每天两眼一睁就开始接单，一天跑十六七个小时。平台会强制司机每四个小时休息二十分钟，为了逃避这个规则，他卡在这个时间点接一个长途单，躲过系统制定的休息时间。 “每天跑车的前8个小时，只够覆盖掉成本，后面的8个小时才能真正赚钱。”他一个月流水能达到2万多，净剩大概有一万四五。这个收入在网约车司机中属于上游。 因为跑车太忙，他很少能有时间跟老婆和三个孩子打电话。两个大孩子都是12岁，一男一女，还在村里读书，教育上暂时还无须投入太多费用。徐磊说，过去有钱的时候他为两个孩子在天津欢乐谷办了张年卡，每星期带他们去玩一趟，玩完后再去万达吃顿饭，看场电影。“现在是负债前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徐磊说。 小儿子刚刚一岁半。前几天他和家里通了一次视频电话，儿子在奶奶的指导下第一次叫出了“爸爸”，当时徐磊感觉鼻头一阵酸楚，眼泪险些流出。目前他还欠债几十万，他觉得至少得再跑一年网约车。 徐磊在跑车的几个月里认识不少同行，“有一半曾是小老板，因为公司或小店倒闭才开网约车。”开网约车很苦，赚钱没有捷径可走，每天必须坐在车里苦熬十几个小时。这也导致经常有人离开这行，徐磊去年加入一个有50人的司机群，过完年只回来了10个人。 朱贤到北京开网约车前，在福建漳州投资汉堡、奶茶、福鼎小吃等小吃店。2020年，因为疫情原因小吃店经常无法正常营业，一直在亏损，到了2022年，他不得不卖掉房子填补亏空。之后他带老婆和两个儿子离开漳州，回到安徽宿州的老家。 朱贤的哥哥一直在北京开网约车，哥哥建议他来北京考察一下，看有没有什幺小吃生意可做。去年夏天北京门头沟发洪水期间，朱贤来到北京，在北京考察了一些烤鸭店和奶茶店，断了这个念想。“大环境不好到哪都不好，我对这个地方也不熟悉，自己还欠着债，想了想还是没敢投资。”朱贤说。 几天后朱贤到门头沟的一家工厂里找活干，人事看他长得还算年轻，一看身份证说：“你都快50岁了啊。”实际上他出生于1982年，才40岁出头。人事果断没要他。因为哥哥在这里开网约车，对这方面比较熟悉，朱贤决定先开网约车过渡一段时间。 一开始他租的是一辆油车，因为油费太高，跑网约车的头4个月不仅没赚到钱，还亏了1000元。换成电车后，车租一个月4700元，充电费用一个月两千左右，比油费便宜很多。他平均一天跑15个小时，利润最多的一个月赚到10000元。 他平时和哥哥住在马驹桥租的自建房里，房子很小，仅比汽车宽一点，好在房租只要400元。这让他能省掉一笔北漂的大头开支。他和哥哥白天都在外面跑车，夜里都经常不回去睡，平时，睡在车里和睡在那间房里区别并不是很大。 去年冬天，北京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十七八度，比过往很多个冬天都要冷。那阵子不回出租房睡的时候，朱贤把车窗紧闭，裹紧被子和衣而睡。他车里没有其他生活用品，只有一床被子。为了解决洗漱问题，早上他会去连锁酒店领一次性牙刷和牙膏，酒店一般都出入自由，前台的人无法判断他是不是住客，也不会多问。 前阵子朱贤感觉不舒服，想去北京的医院查查，觉得太贵，又没有北京的医保。后来他坐上绿皮火车回安徽老家的医院去查，查出脂肪肝和尿酸偏高，好在问题都不算大。 4月23号早上，朱贤从车内醒来发觉落枕了，脖子无法动弹，一动就疼。他没有休息，还是开着车拉单子去，休息一天不仅赚不到钱，还要白掏一百多块钱的车租。那一整天，他开车的时候身体坐得笔直，脖子丝毫不敢扭动。“想想自己老婆和孩子没饭吃，只有这样缓解疼痛。”朱贤说。 4月21号晚上，王正华从双桥接了个年轻人往东坝去。上车后年轻人闻到一股脚臭味混杂着烟味，有好几次，他不得不把鼻子靠近窗口的位置。 一路上，年轻人打探着他的生活，两人聊得很起劲。 王正华44岁，老家是辽宁营口人，2018年就在北京开网约车。车是自己的，车牌是租的，费用一年一万多。他说现在开网约车越来越难挣到钱，2018年他每天跑400公里，流水能达到1100元，现在跑同样的公里数流水只能达到600多元。他一天跑14个小时，去掉油费、保养费和生活费，能剩下七八千，好的时候能剩万把块。 这些钱他全都寄给上大学的女儿，和老家的爸妈和媳妇。她女儿在北京一所艺术学院读书，每月光生活费就要4000元。 王正华说自己目前身体状况还好。他相信只要有压力就没空生病：“没压力的时候病就来了。”他从不睡车里，认为睡车里的司机都是为了赚钱不要命的，人迟早会废。他在通州的一个村里租了间房，房租600元，每天自己做饭带到车上吃，能省不少钱。最大的日常消费是吸烟，一个月要抽三条玉溪，平均一天一包。 车停在双桥红绿灯口，王正华掏出一包玉溪，自然而然地递给乘客一根。乘客接下烟，这似乎意味着他允许司机在车内抽烟。王正华果然把烟点燃，胳膊伸在外头，眼睛盯着前方的红灯。 车流中，满眼是红色的汽车尾灯，趴在高架上依次前行。在大城市的灯红里，多的是这些肩负生活的网约车司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
一个江西的中年男人，离异带着女儿，贷款做餐饮赔了钱，说自己坚持不下去了。为贷款平台工作的催收员和他加了微信，给他点外卖，劝他“先把自己日子过好”，后来他真的还了钱。 逾期还款的人各有各的苦闷，催收员坐在格子间里，每天打几十个电话，听几段人生碎片。他们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经济上的窘困。 我们听了五位催收员的讲述，有人刚加入这个行业，有人已经做了六年。他们的一个共同感觉是，负债者越来越多，钱却越来越难催了，为了完成业绩，甚至得想办法帮欠钱的人找工作。 中年负债者 “跟你聊一聊吧。”电话那端30多岁的中年男人突然愿意说了。为了这通电话，催收员苏毅少说打了半个月。之前对方都不耐烦，说一句“在工作”，就挂了。这次聊了半小时，苏毅听出了他的请求。 “我把实际情况跟你讲，能不能延长（还款）？”他本是修手机的，后来开始打零工，稳定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能有七八千。孩子刚上初一，租房一项就有3900，占了收入的一半。他们在广东生活，不稳定的时候，就贷款付房租，一万块的贷款已逾期将近两年，他想再拖一拖。 这两个月，苏毅每天打出50个电话，接通的大都是这种客户。他做了五年催收，之前为小额贷款公司收帐，这两年，面向普通人贷款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成了他的甲方。填写的贷款理由往往是“房屋装修”、“日常生活”、“出行旅游”，实际上电话打过去，苏毅发现，都是贷款去创业的；或者疫情后公司倒闭，贷款给员工发工资的；或者一两个月工资没发，借钱去还房贷、车贷的。 负债人的话真假难辨。他们不敢说“不还钱”，这等同于恶意拖欠，有被起诉的风险，因此他们总有理由“暂时还不了”。苏毅做过总结，那些含糊其词说自己没钱的，或者就说一句“我有钱了就还”的，大都是撒谎。真有苦衷的，从语气上他觉得能听出来。这个广东男人，他一开始也以为是借口，租个便宜的房子不行吗？后来他才知道，没办法搬家，孩子要在房子底下的户籍地入学读书。 在催收员眼里，每个负债人都有“账龄”，即逾期的时长。逾期三个月内叫前端，1年以上2年以内叫中端，2年以上叫后端。苏毅负责的是中端，90%都是30岁以上的，他总结，做的都是“普工”，普通工种。他们在跑外卖、送快递的路上，在工厂里边焊接边接起电话。 网络图片 湖北、湖南、安徽、新疆等地都有分布，据苏毅观察，两广地区更为集中。一个在广东的外卖员，不知为何贷款了八千块钱，打电话过去，他说送餐途中摔得手骨折，不敢和家里人说，外卖站点也不赔付，医药费掏了一万多块钱，没办法还钱了。 以贷养贷，从多个平台借款，拆东墙补西墙，是很多贷款者首选的办法。等到所有平台都逾期了，开始琢磨先把手里的几百块钱优先还给哪个平台。苏毅很明白这种玩法，自己也曾为了还4000块的车贷，去平台上借钱，“一个月资金没跟上，就会去消费金融平台上借款还房贷车贷”。 他的催收对象中，一个30多岁的退伍军人疫情后得了长新冠，一直在打点滴，工作也顾不上，只有底薪。他在多个平台一笔一笔借了小数目的钱，积少成多。苏毅和他打感情牌，让他先还了京东金融一笔1500的贷款——这是苏毅服务的平台之一，他的薪资和催上来的账款挂钩，一个月催上来6万才有绩效。和他的催收对象一样，他也已经连领了两个月的底薪，两三千块。 近三年来，催收公司的回款率不断下降。在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中，2023年，银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总额为9981.35亿元。许多催收员都感觉到，负债群体越来越多，钱却越来越难催。每月成百上千个客户，往好了说20%到40%能打通电话，愿意还钱的没几个，还有三五个是反催收的。尤其是中年负债者，深陷生活的泥沼，还不上钱往往是因为房贷、车贷，家庭和工作。 为了提高效率，苏毅会让智能客服先打一遍，筛选那些能接通的电话，再人工打过去。在智能客服的聊天记录中他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农民工，疫情时遇上工程队发不出工资，借了八九千块钱，后来回了农村种麦子。他把智能客服当成真人来倾诉，一直重复说，“等收了麦子就还，收了麦子就还进去。 ” 还有一单10万的，之前都是智能客服打过去催，他想冲冲业绩，亲自打过去。接起电话的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确诊了乳腺癌，现在仍在接受治疗。苏毅悻悻挂了电话。 催收人周华负责的业务，主要针对拖欠银行信用卡这一部分群体，大部分也在30岁以上。据他观察，70后主要是做工程、做生意回不了款。一位49岁的包工头，疫情时承接的工程项目做完了，甲方给不了资金，他把甲方告上法庭。官司打赢了，甲方半破产状态，钱依然没有，他只能自己贴钱填补这个窟窿，贷款给工人发了工资。“但这笔钱一辈子打工都还不起。”周华说。 80后90后则是家庭压力居多，尤其是房贷。周华遇到过一位35岁的男人，父亲得了脑梗医疗开销不低，底下两个儿子，他和妻子借了名下所有信用卡，后来全都逾期了。 还有离婚引起的三角债。一位河南郑州的女子，丈夫是拆迁户，赌博赌光了拆迁款，贷款继续赌。她离婚后，一笔3万的贷款属于夫妻共债，她也要还。但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千，还钱属于遥遥无期。另一位39岁的女子离异后，找了个男朋友，男朋友对孩子挺好，说开饭店，让她贷款，她同意了。后来饭店赔了，两人分手，这笔债就落到了她头上。 给他点一份外卖 在细长的，规整填写着贷款账号、贷款金额、逾期时间等十多个信息的催收表格里，这些偶然接收到的人生碎片被收纳到短短几行字的催收记录中。苏毅会标记一个“活跃用户”，意思是还愿意配合接电话。在想还但还不起钱的客户身上，他不会浪费太多时间，毕竟，他的业绩仍旧依赖那些还得起钱的人。 苏毅所在的催收小组有20多人，大家坐在格子间，怕信息泄露，桌上不能有纸和笔，只放置一台电脑，和一个监控摄像头。只有组长的位置上摆着一台座机，电话一响，苏毅就知道要“炸钱”了。 这是真正让催收员激动的时刻——逾期后，贷款平台会给负债人发送一条有“400”开头号码的催收短信，负债人想还款了，就会拨打这个号码。一天里有那么两三次，组长的座机一响，就代表大概率有主动还款的人了。组员这时候会一窝蜂涌上去，看看这次“炸”在了谁的头上。 这个月业绩第一的哥们，月初来了个“400进线”，负债人还了1万7，月中又来了个“400进线”，还了3万5，之后又来了个6万多。小组群里，“你这一单干翻我一个月催收”刷屏了。 苏毅也接到过“400进线”，但他够倒霉的。一个被前夫忽悠贷款的女人根本不想还钱，打进来想问能否让前夫还钱，这种情况，苏毅只能表示没有办法。另一个负债人说自己过两天发工资，打进来问能否减免利息，苏毅费了好大功夫帮他做了减免，他还上了，5000块，仅是催收员绩效起始线的十二分之一。 苏毅的办公环境。讲述者供图 多名催收员表示，如今行业内流行靠运气还款。做了六年的周华深有体会，有次他走了狗屎运，一个负债人的“催记”显示，前几轮都打不通电话，正好他打过去，电话通了，那人的工资到账，立马还了。 在周华的印象里，以前负债是一件丢人的事，负债人很怕家人发现，催收一威胁要打给家里人，马上乖乖还钱，回款率就高了。如今负债人“坦荡了不少”，甚至会辱骂反击催收员。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逾期一万多，上来就是“做催收的不得好死”，骂了十多句，周华不能顶嘴，话说不好，可能会被视为暴力催收。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催收非法债务罪，暴力催收正式纳入规范化管理。为了合规，催收的甲方即贷款平台，增设了“系统”：放置摄像头，全程监听电话，提供话术模版。隔着那条电话线，催收人和负债人处在天枰的两端拉扯。 周华接触过这种客户，声称钱给家里老人治病，周华打给家里父母，问候身体好些了吗？得到一句“别来诅咒我”，根本没病。还有客户给不还钱提供了一个幽默的理由——他贷款做生意失败，打趣说，“我也是投资，你们也是投资。现在我投资失败了，也代表你们投资失败了。” 在武汉做了5个月催收的郭旭今年26岁，负责打逾期三个月内的“前端”，面对的是一群没有经历过催收的负债者小白。培训时，他和同事被强调要突出逾期后的心理压力。同一小组的一个组员，嗓门大，脾气暴，他的话术是“不还钱就联系你老公、你父母，看你在老家脸上能不能挂得住”，后来他的录音被公司内的纪检组听到，只能离职。 郭旭的方法是找到痛点，痛点无外乎征信、诉讼、家人。他发现，现在的负债者越来越在乎工作单位。一个声称自己“没钱没工作”的人，后台显示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郭旭打过去，委婉说了一番，负债人当天就还了款。 “怀柔政策”也有用。一个江西的中年男人，离异带着女儿，贷款做餐饮赔了钱，说自己坚持不下去了。郭旭劝他“先把自己日子过好”，和他加了微信。微信上，他给郭旭发自己每天去哪里打工，什么时间都有，有时是凌晨。郭旭这才知道，他打好几份零工贴补家用，看他吃馒头配咸菜，就给他点外卖。今年2月2日，过年前一个礼拜，他真的还上了一部分钱。 共情，也是苏毅所在的催收公司强调的方法——要替负债人想办法去挣钱。他们会先让负债人去找亲戚朋友周转，再了解他的工作，甚至会推荐一些工资高的岗位，他遇到过很多负债者问，“你们这儿招人吗？” 网络图片 催收员的难题 催收希望的是还款越快越好，但攻防战的另一端，负债者始终在想办法拖得越久越好。欠钱的人有一个说法，“只有先不还，才能还得清”，意思是老老实实挣钱，最后一次性结清欠款，这是他们反催收的原因之一。 34岁的梁建生就是这样。他做金融保险业务，绩效浮动直接影响收入，行业景气时高消费，因为结婚买房装修，贷了70万，后来婚没结成，工作又调整，薪资从一万降到4000多，网贷积累了30万。 逾期的时候，正赶上工作调动，业务不熟悉，只有800一个月。那时催收行业还没有规范化，他经历过家人单位被骚扰，上门外访、去派出所，最激烈的时候，“拿着刀和他们谈判”。后来，他摸索出一套协商方法，先跟催收谈减免，同意就继续，不同意就等更好的方案。互相问候祖宗也是常有的战术，问候完了，再谈减免。 如今他拖了三年，也意识到政策开始松动。最近，催得最激烈的那家银行同意给他“本金分期”，即减免全部利息，只用分期归还本金，这是催收公司几乎最大的让步。他很得意，在负债群时常指导其他负债者如何和催收公司协商。 一位催收业内高管透露，以前银行更支持清收，即一次性回收贷款，但从今年开始，银行开始给逾期用户做分期。这是因为现在“负债人群越来越多”，不这么做，烂账会越来越多。但在催收员眼里，像梁建生这样的人仍然是一笔“烂账”，不抱希望能催回来。 更极致的是“呆账、坏帐”，指那些拖了5年、10年的负债人，电话打过去，直接说“等到本金打八折再谈”，还有把贷款套现挣钱的。针对这些人，平台会做成“资产包”，打折卖给更有办法的催收公司，苏毅说。 网络图片 负债人找“反催收”的目的通常是延期还款，或是停止催收电话。22岁的小雨从美团、抖音、微信等消费金融平台上借钱创业开工作室，结果负债了几万块。她趁着逾期前一天，征信还良好，进了一家催收公司卧底，想知道怎么应对催收。逾期前，她对催收的想象就是凶恶，卧底期间她才发现，原来催收也会怕，最怕的就是投诉，因为会被扣钱。 这两年，接到反催收的电话越来越多了，这是催收员周华的感觉。每月500个客户里，约有三五个是反催收的，电话一接通，上来就要投诉，要解决方案，话术鲜明。 周华的徒弟，做了四年催收的蛋蛋也在做反催收。她在短视频平台有将近5000粉丝，以催收员“知己知彼”的标签，为自己的粉丝做军师，提供应对方案，收取一定服务费，218元两个月。 在蛋蛋的朋友圈，许多负债者都被不规范的反催收团队骗过。有人由着他们制造假病历，交给催收员审核，以为可以停催，后来发现这是违法的。有人听信对方的说法，以为每月还几百块就能停催，后来发现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并没有减少。蛋蛋将她了解的情况晒出来，也为了证明自己的业务比他们优秀。 蛋蛋介绍，找她做咨询的都是80后和90后，最怕的是被催收员介入他们的生活，行话叫“爆通讯录”。4月份，一位粉丝给她发语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逾期的信用卡催收要上门外访，但他父亲重病，只有母亲在家照顾，粉丝隐瞒了自己的欠款，不想让家里担心，但谎言要被戳穿了，才来找她支招。 反催收业务和催收往往关系暧昧。苏毅的催收公司在3楼，4楼就是一个反催收公司。在吸烟区，苏毅偶尔能听到反催收的话术，对方显然对业内知识点很了解，而且他们通常瞄准银行信用卡业务，因为银行比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监管更严格。 去年，苏毅公司的银行业务部门，一个刚做催收的小白，就被做反催收的引导了——对方说自己信用卡有额度，让他教一下怎么用信用卡还款。业绩压力下，这位同事真的教了对方如何以贷养贷。把柄被对方握住，公司被投诉罚钱，这位同事也被开了。 为了催回钱，消费金融平台会给催收公司做排名，采取末位淘汰制。苏毅服务的一家公司，给合作的10多家催收公司每天打分，按还款率分配客户份额。两三天还款率不行，排名就会下降。他的小组群每天都会发排名，焦虑由催收公司传递到小组长，再由小组长传递到每一个组员身上。为了冲业绩，到月底时，催收公司会选择“代偿”，即自己掏钱给负债人打折。 这个月，苏毅所在的公司排名倒数第二。打电话时，一个负债人说了一句，“等我中了彩票再还钱！”苏毅明知是气话，又忍不住和负债人一起期待“暴富”——今年，他也开始买彩票了，因为工资太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百度公关副总裁璩静，这个以前很少听闻的名字，这两天突然横空出世，大大震撼了网友一把。 起因很简单，她在抖音开设了个人号，五天发了四条短视频，以女霸总的身份大谈职场话题。 引起最大争议的一条标题是这样的：“百度副总裁璩静谈管人 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 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 网络图片 在这个知名企业家都纷纷以谦卑形象示人的时代，她还热衷于打造如此富有攻击性的人设，结果可以想象。 她凉的速度比她火的速度更快。现在抖音号上内容已经全删了个干净，不光打造个人IP的计划失败，把百度也拖进了负面泥潭。 身为公关一号位，以一己之力给自己的企业创造了巨大的负面新闻，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讽刺。 01 这是一场让人看不懂的狼性表演。 如果璩静是自媒体创业，利用大厂的身份标签，来做职场赛道的自媒体账号，这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多少还能理解。 网络图片 可她是以“百度副总裁 公关一号位”的身份出道，按理说，不得不考虑和企业的适配度。那么，用这样一番极为狼性的表达，想要凸显百度的什么形象呢？ 只要对舆论风向有基本感知，就该知道所谓的狼性文化，无论是在大厂内部还是外部，都是越来越招人讨厌的。 这是对内卷的反抗，是无关对错的一种时代潮水流向。做公众沟通的，逆潮流者必死。 当然，老板们内心多半会认同，没有一个做企业的不希望员工狼性、鸡血。多年前，李彦宏就曾经在企业内呼吁，“鼓励狼性、淘汰小资”。 所以，璩静这番狼性表达堂而皇之的发出来，大致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公关一号位对舆论风向缺乏感知，要么是她更在乎向老板传达自己狼性的风格。 而这两者本质其实可以重叠——这番不在乎公众感受的表达，其实是做给老板看的。 也只有按照“卖力邀功”的逻辑，才能解释的通。 否则，打造这样的狼性自媒体账号，能给企业带来什幺正向的帮助呢？ 02 璩静不只是自己折腾，网上还流传一个截图，她要求部门所有员工，都去短视频平台开设自媒体账号。 网络图片 这其实是很让人迷惑的行为。 没错，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都在努力当网红，以雷军、周鸿祎为代表的企业家，一举一动都能上热搜，给企业省下难以计数的公关费。 老板当网红，当然谁都乐见其成，吸粉了对公司发展是好事，招黑了代价也是自己承担。权责一体，所以老板自己怎么折腾都没关系。 可是让员工去搞短视频自媒体，且不说要做成网红的概率微乎其微，就算真做成了网红，对公司到底是利是弊，恐怕也很难说。 因为这就意味着，个人和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个人的问题，会变成企业的问题。看待企业的标准，会变成评判个人的标准。 璩静的翻车，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做自媒体买号“热启动”，本来也属于无可厚非的行业惯例，可是璩静去做，就免不了搭上百度的诚信声誉。 网络图片 百度副总裁买粉做号，说出来能好听吗？ 03 身为公关，最该做的事其实很明确，那就是改善公众关系。可百度这些年的公众口碑如何，这位公关一号位应该很清楚。 在互联网大厂里面横向对比，百度公关的表现，恐怕也很难说是优秀。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身为百度公关一号位，本来应该在官方主战场做得更好一些，可现在竟然不走寻常路，忙着跑去后方开发第二战场，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业务能力了。尤其是自己闹出这么大风波，却迟迟没有站出来有所回应，这样的危机应对能力，也不知道居高临下的自信是怎么来的。 甚至还有自媒体说，因为写了璩静的事，百家号被封掉了。如果一个平台竟然是这么保护自己人、面对外界批评，那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 某些企业高管，很容易将企业赋予自己的权力光环，当成自己的能力。璩静可能是一个新的例证。用力过猛的一场表演，暴露的全是个人和企业的缺陷。 如果这样之后，她还能安坐公关一号位，那对于百度，真的也只能说一声佩服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声道
最近网上有个旅游团“很出名”，因为他们组织的是带团去参观“海参崴胜利日阅兵”。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人会去，但它能出现便代表存在市场。而海参崴这个富饶的出海口我们更清楚，是被苏俄以不平等条约抢走的，当时的北洋舰队虽然孱弱，依旧冒着巨大的风险救回来了最后一批国人。剩下的原住民认为自己只是不具威胁的普通人，不会遭到伤害，但最终他们高估了那次侵略者的残忍程度，一一遭到屠杀。 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提到过海参崴战役中遭苏俄杀害的国人数量，只不过稍微检索一下也能看到无数被历史书上那个数字震撼过的人留下的声音——至少超过20万的屠杀（大部分数据显示30万）。 网络图片 俄罗斯人把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名字俄语意为“征服东方”。也就是说，在苏俄眼里，远远还没有抵达“终点”。 谁能想得到？连100年的时间还没到，新的人们不仅忘记了被残害的同胞，他们甚至还要去庆祝，去观摩海参崴阅兵。我惊呆了，甚至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这难道不过于荒诞与悲哀了点吗？要知道，2009年还有筑路工人在当地挖到2010具尸骸的新闻，大人、小孩都是脑海中枪，躺在他们身边陪葬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瓷器。 然而受到指责后，一心扑进俄罗斯怀抱里的那些人却丧心病狂的反诘指责的人是在破坏“友谊”，是境外势力，是汉奸。 可笑到了极致，究竟谁是“奸”？ 这不是无知，这是一种价值观所制造出来的新底线。那些人有选择性的憎恨，比如日本，于是连穿和服都要遭到他们的限制自由与围殴。他们也同样有选择性的热爱，比如俄罗斯，于是哪怕敌人纪念被我们军人击退的珍宝岛侵略战役时，他们能心安理得的高喊“乌拉”，甚至刷满了屏幕的“致敬”。 那他们是基于什么来做出的选择呢？ 有人说是国家利益。那太扯了，很明显他们基于的只是个人的“没有底线”。 昨天，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跑到国内社交媒体上开通了帐号，也又一次得到了无脑的“欢呼”，那些人觉得这是“友谊的体现”。 网络图片 杜金是什么人？以前被称为普京的精神导师，欧美称他为纳粹学者。另外杜金还撰写过《地缘政治的基础》一书，并在其中提到了要肢解我们的理论。建议那些欢呼的人去翻一翻，杜金的理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威胁，无论什么时候。要永久性的避免这种威胁，就是让中国不受控制，最好的办法是肢解，尤其对于北边的城市。 网络图片 不要好奇为什么这种赤裸裸要弄垮我们的“境外势力”能在国内开通帐号并吸引大量赞美与拥趸，上面我已经说过了，这就是底线问题。他们会说： “杜金要肢解中国怎么了？他做了什么吗？不要看到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 “俄罗斯掠夺了海参崴怎么了？他们现在还是敌人吗？不要看他以前如何，要看他现在怎样。” 你永远无法战胜这些自欺欺人的蛆虫，就像你无法战胜杜金一样，脸皮足够厚加上底线基本没有，就任谁也无法赢过他们。杜金自己也说过，他判断失误了，他没想到有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崛起的那么快，所以肢解行不通。他现在的新理论是什么？联合中国，抵抗欧美。 这种鬼话，实在有趣。你弱小的时候，我要侵略你。你强大了，我就借你的力量瓦解自己的敌人。如此无耻与恶毒，竟然有人会支持他们，不明觉厉。难道不是支持这种家伙的人，才是真正被策反的“境外势力”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
如此“双语人才”，十万块钱奖的也太少了。 建议奖励十万杯香飘飘。 说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最近这几天，奶茶品牌香飘飘火了一把。 事情起源于微博某大V贴的一张网传图片，说日本一家华人超市里销售的香飘飘奶茶上，公开印着嘲讽日本核排污的标语：“请日本政治家把核污水喝掉！” 网络图片 一家中国企业到日本超市里对着日本政客直接“怼脸输出”，这瞬间就引得内网很多网友十分兴奋，不仅香飘飘奶茶股价应声而涨，很多人还喊出了“买空香飘飘”“今后奶茶只喝香飘飘”的口号。 随后香飘飘官方发了个声明，声称此时纯属好员工的个人行为，但公司同时赞赏员工是好样的，承诺将给员工十万元的现金奖励。还有媒体报道称，香飘飘公司的领导在接机赴日归国的员工时，还打出了牌子：欢迎香飘飘勇士归来！ 网络图片 有朋友问我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说单就这个标语就能看出，香飘飘这位员工营销策划、调动情绪、同时又精明的寻找表达缝隙的能力非常强，香飘飘公司奖他十万元实在是有点抠门了，这个文案怎么不得值一个小目标才对么！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着这句话的中文表达：“请日本政治家把核污水喝掉！”直接用命令的口气对着做出核排污决定的日本无良政客“怼脸开大”，在经常购买香飘飘这种速溶奶茶的消费群体的认知层级出发，跑到对方国家去批判对方国家领导人，这是多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啊。 但有趣的是，如果你再看下面的日语翻译的话，就能品出中日双语之间那种微妙的区别。 “请日本政治家把核污水喝掉！”这句话正规的日语表达是什么？ 应该是“日本の政治家，原発の处理水饮んでください”,或者可以说的更硬气一点，直接用命令式的“日本の政治家，原発の处理水饮め！”（日本政治家，把核处理水喝了！） 可是你看这个标语下方的日文，人家不是这么表达的，人家说的是“日本の政治家に原発の污水饮ませろ！”——让日本政治家把核污水喝掉！ “请日本政治家把核污水喝掉！” “让日本政治家把核污水喝掉！” 在中文中这两句话只有一字之差，但你仔细品品，能否体察出其中的区别呢？ 是的，两者的言说对象是不同的，前者是在命令“日本政治家”这个群体，但后者，它更像是一种动员号召，其言说对象不是日本政治家本人，而可以是在日中国人，更可以是日本国民。 与香飘飘奶茶的主要受众想象的不同。在日本，或者很多欧美国家，用这种号召的语气向国民言说，表达对某政客的不满和嘲讽并不是一件多么需要勇气的事情，你别说你只是虚虚的泛指“日本政治家”了，你就是直接对某个政客直接贴脸开大，比如“让岸田文雄把核污水喝了！”或者“让安倍晋三自己吃福岛鱼！”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你甚至不用把这种标语放在华人超市的货架里，直接跑到首相官邸去拉横幅应该也没人管你。 甚至弄不好，还可能有路过的日本人会向你鼓掌。因为核排污这事儿在日本也是个比较受争议的话题，日本国内也有很多环保主义者天天吐槽：“菅义伟（前首相，曾经视察福岛，面对递过来的核废水没喝）怎么不喝处理水”这种事儿。 而日本普通老百姓也是不把他们自己与其政府进行强绑定的，甚至日常拿其政府、首相开涮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我就听过日本人开玩笑骂人蠢，说“你怎么这么笨？笨的跟日本首相似的！” 而且听说现在的这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尤其不受待见，支持率都降到30%以下了，上次补选大败亏输，也不知道还能干多久就真下台了。 所以，你在日本号召一下“让日本政治家把核污水喝了！”日本老百姓真能感觉到自己受多大冒犯么？ 我觉得难。日本政客他们自己也骂么，骂的比这难听多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此事真的惊动了岸田文雄，他又对号入座了，就觉得香飘飘奶茶是在怼自己，他也八成没什么辙。 因为日本政府很无能啊，没办法替首相出这口恶气。真要调动政府资源去为一句日本人自己也能喊的标语去制裁香飘飘，那反而是给香飘飘打广告了。 想起那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喝高了比大胆. 美国人说:“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 里根下台, 你敢吗？” 苏联人说: “这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就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但你知道这个笑话最好笑的地方在哪儿么？ 在于，里根亲自讲过它。 网络图片 当然，除了这个标语之外，香飘飘奶茶这位员工还搞了一些其他类似的标语（这个“个人行为”搞得动作挺大的，这员工能力好强）。 比如“可以没有日本，但不能没有海洋”，这话的下方日文翻译再翻译回来，是“就算日本没了，也不能没有大海”，两句话意思还是有点微妙的差别，但没上一句那么大。 我不知道，这句话日本老百姓看了会不会觉得爱国情绪受到冒犯。 如果也没有，那也只能说，看来日本人的爱国教育是真的差劲儿啊，远没有达到“如果俄罗斯都没了，还要这个世界干什么”那等觉悟。 在一个社会里很“贴脸开大”的举动，到了另一个社会其实稀松平常，香飘飘奶茶的这位员工巧妙的抓住了这个缝隙，替公司搞了这么一次营销，我觉得他确实很聪明。 真的，十万块钱的奖励确实太少了，还不到日本人平均年薪的一半，建议改奖励该员工十万杯香飘飘，以现在这个热度，应该能让他赚上不少。 网络图片 只是在感叹这位员工智勇双全之余，我还是有点多余的担心。 第一，香飘飘这把靠着一句“墙外开花墙里香”的标语火了，员工也得了十万块钱的奖励。香飘飘这次是偶然的“员工个人行为，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后会不会还有类似的企业、员工满世界搞这样的“个人行为”呢？他们是否还能像香飘飘员工这次搞得这么聪明呢？如果不幸玩砸了，到时候该算谁的呢？ 第二，此事火了之后，有不少人激动地大喊“奶茶只喝香飘飘！”还有老年大v跟风表示“想尝一尝香飘飘的味道”。 我觉得吧，虽然身体是自己的，但还是要谨慎，你看看香飘飘包装上的配料表，最排前面的既不是茶更不是奶，而是“植脂末”。 香飘飘加了啥写啥的态度值得点赞。但你花一分钟百度一下就知道，那玩意儿，真的少喝为妙。 网络图片 当然，我们真诚的祝愿并且相信，像香飘飘这样的公司，员工“自发行为”写个标语都能如此用心聪明，扬我国威了。公司做产品的时候，一定也会本着对国人健康认真负责的态度，用心且聪明的把产品做好。 如此，就真的国货崛起有望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中的维吉尔
梅大高速灾难的抢救工作结束了吗？ 所有车辆和遇难者都被挖掘出来了吗？ 五一长假结束了，距离5月1日灾难的发生已经过去了5天。然而关于以上两个问题，笔者竟然找不到答案。 有多少遇难者、多少人受伤？ 官方关于这些问题的最近更新是5月2日14时的：48死、30伤。 总共掉下去几辆车？ 仍然还是个谜！ 至于遇难者名单、受伤人员名单，那更是没有了。笔者所见的传统媒体报道也仅仅只是通过采访一些当事人还原部分事发经过。 而网络上疑似当事人和家属的声音非常稀少：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最近有位被女人捞走了钱、想不开而自杀的游戏玩家“胖猫”，有很多的人给胖猫点外卖进行祭奠，上了很多次热搜。 笔者不禁想，谁来祭奠梅大高速的遇难者呢？ 会有人送鲜花到相邻的高速入口处吗？ 在很多遇难者的家乡龙岩，会有相应的祭奠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马与人说
许多老人都被拉去立金集团位于山东淄博的总部参观过，他们听不懂那些复杂的融资理念，看着那些展厅里的飞机、航母模型也心里打鼓，“这哪是自己能投资的？” 可还是有很多人把钱投了进去，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收入微薄，立金集团承诺的7％-9％的利息吸引力太大了。还有人成为了立金集团的“理财师”，拉更多乡邻加入。 直到2024年3月，立金集团突然宣布，因为业务调整停止兑付本金和利息。4月中旬，山东多地警方发布通告，立金集团相关企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立案侦查。 北青深一度调查发现，在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非法集资提示中，立金曾多次“榜上有名”。但对于以农村老年人为主的投资群体，这些存在于网络上的预警极易被忽略或搪塞过去。在立金的“全盛”时期，仅山东省内就有超过100家分公司。大大小小的立金集团办事处设立在乡镇简陋的门面房内，依托于农村的熟人社会进行扩张。 多个渠道显示，立金集团的涉案金额可能高达40亿元。一名业务员与立金高管的对话录音中，该高管称：“都算出来了，70岁以上的老人8个亿，80岁老人8000万”。 立金集团乡镇负责人通报投资情况 小村庄里的爆雷 “4月爆发的这个事情，你还往外转什么钱！”，4月13日，山东滕州市西周楼村一家小卖部里，愤怒的村民们围住了柜台，查看店主李银的银行流水和店内监控。 他们都在李银这里“存了钱”，前段时间发现本息拿不回来了，都是来店里讨说法的。一位自称“2018年就在你这存钱”的村民质问她钱的去向，李银捂着脸坐在沙发上，辩解着：“你可以让人来查我的账，该查我，也跑不了。” 李银50多岁，嫁到村里后开小卖部30多年，和乡邻们很熟络，她卖了十几年的保险，信誉一直都很好。所以当李银开始在村里推荐一款“高利息的金融产品”时，不少人选择了相信。 晓琴家和李银家是前后院邻居，两辈人都是一起长大的。2022年七八月间，晓琴家刚收了庄稼有些收入，李银上门了好几趟，说有一个“私人银行”，劝他们往里存钱，宣称是“政府担保、国家企业”。晓琴的妈妈觉得他们是邻居，“不存有点不好意思”，但晓琴不相信李银的推销，极力拦下了这门“生意”。 从那年夏天开始，李银经常带着晓琴爸爸出去参加“活动”，说是做体检、吃饭、去附近郊游。到了10月，晓琴爸爸把家里的10万元钱投到了李银那里，“那是给我奶奶留的养老钱，十几年来一直没动过。” 西周楼村另外两位投了30万左右的村民也有类似经历，这几年逢年过节打工回来，“她只要是感觉到你可能把钱带回来了，就天天往你家跑”。李银有时还会邀请村里没存钱的老人，去她店里听宣传。 按李银的要求，晓琴爸爸把投的10万元转入了一个私人账户，在他们签下的认购协议里，都是“融资工具”、“流动资金”这类看不大懂的字眼，但明白地写着投资的收益率是7.8％，每三个月付息一次，到期还本。晓琴甚至不确定，父母到底投资的是哪家企业的项目，直到最近她翻找李银的朋友圈，才看到那些关于立金集团的分享信息。 今年2月，村里有“产品”到期的村民没拿回本金和利息，李银的说法是帮大家“续存了一年”。这引来不少人的不满，晓琴爸爸也去要过钱，李银劝他“你什么时候用，随时取，再多存一段时间，多吃一点利息。” 到了4月份，村里有人看到镇上立金集团的门面房贴出了“业务调整”的通告，网上也出现更多关于立金暴雷的传言。李银这时又换了说法，“国家把平台停了，没有利息了，本金也取不出来。” 在西周楼村，去李银的小卖部要说法的人越来越多，没工作的老人们轮流在店门前全天蹲守，防止店主跑路。晓琴曾于4月15日到滕州市信访局登记情况，在当时她看到的三张来访登记表里，共有来自西周楼村及附近几个村镇的36人登记，金额共517.2万。 出事的不止是西周楼村所在的区域，山东淄博、滨州、聊城、济南、枣庄的多名受访者告诉北青深一度，他们投资到立金集团的钱“取不出来了”。报案人数还在增长，仅在山东淄博市周边，当地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证实，就有“上千人来报案”。 深一度从一名立金业务员处获得的谈判录音显示，3月29日，立金集团董事李峰向业务员表示，立金集团现在约8万名客户、40多亿元存款。一位维权者的代理律师也透露，“经走访该公司得知，涉及资金高达40多亿元”。 4月13日凌晨，像许多投资者一样，晓琴爸爸账户里收到了100元还款。根据立金董事李峰与业务员交谈的一则录音，这100元是“不管兑现多少，我们现在就开始还了”的意思。当日立金集团就还款计划作出回应，称“对于80岁（含80）以上的客户，30个月全部还完”，而其余客户则分6年兑付，第一次正式还款日期为2024年5月25号，兑付额度为每个月到期额度的1％。 在4月20、21日两天，仅淄博一地，就有至少十个区县的公安机关发布通告，依法对山东立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据企查查信息，山东立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37家分支机构，涉及山东淄博、滨州、日照和菏泽市。刘伯政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同时也是山东立金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立金所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 受访者培训时做的笔记 成为“理财师” 立金出事后，宗储元想扔掉自己手里的荣誉证书，那是他曾成为立金“理财师”的证明。52岁的宗储元小学文化，父亲卧病在床后，他留在村里全天看护。2018年底，村里30万的拆迁款分下来，他家的日子才宽裕了些。 宗储元很明显地感觉到，就是这个时候，姨父王自立开始三天两头往村里跑，推销立金的存款项目。在他所在的济南市回河街道的小张村，村里人大多沾亲带故，“我们手里有钱了，他都知道”，宗储元说，他认识的不少人都将钱投进过立金。 最初，王自立向宗储元介绍，自己有一个“挺安全”的项目，有担保公司，他用了十来年了，比银行利息高，能到9％，12个月为一期。这样的介绍不止一次，“（他）几乎是每次见面都要念叨，见人就说”，宗储元在谈话间知道，王自立已经是立金集团回河街道的业务经理了。 和小张村的个人推销模式不太一样，立金在淄博市张店高新区卫固镇的“野蛮生长”，依靠的是每周一次的宣传会。68岁的韩志广回忆，从2015年开始连续几年，立金每周五都来镇上开宣传会，地点就在张店区的一个门面房。第一次去听的人会送一提六包的抽纸，所以大家“口口相传”，每周都有新人去听，韩志广也是这样被带过去的，“老人（去听的）多”。 在亲戚或讲师的大力宣传下，宗储元和韩志广很快被“鼓动”着去立金线下实体公司参观。两人都提到，立金组织的线下参观和学习，不仅有车来回接送，还管饭。有时是去总部或分部，有时就在某个饭店里。 2015年10月，韩志广几次前往淄博市中心的立金总部，第一次参观后，韩志广就把20万元存款投入立金。2017年底，在姨父数次“参观一下项目”的要求下，宗储元也参加了线下活动，随后也投了20万。 “参观”后来变成了“学习”，韩志广和宗储元经过培训都成了立金的“理财师”，领到了一本大红封的“结业证书”，这是他们可以为集团拉人“开单”的标志。宗储元被分到的理财师编号是“sdjN02112”，他不清楚这一串数字的含义，“其实就是跑单子的业务员”，但在立金集团内部，他们更愿意用“理财师”称呼彼此。 在培训会发的本子上，宗储元记下了不少讲课的细节。比如如何介绍项目，如何让客户相信产品是“绝对安全的”，话术是“强调立金是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交易服务平台，股东一般都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直接的监督者是地方国资委和金融办”。如果有人质疑，就说：“平台的合法性肯定是能得到保障的”…… 除了话术，宗储元还记下了一些“像传销”一样让他“害怕”的内容：“总部的背景是有200亿资产的央企”“借款企业是央企、国企、上市公司，国家AA+评级以上企业或其子公司”“成为兼职讲师的好处，（能让）公司和领导认可，提升自身专业知识，获得客户的认可，提升自身的收入”…… 课上说的越热络，宗储元心里越打怵，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每个学员都被要求上台演讲，他也只好上去，“我不会演讲，逼着念，照着屏幕念了几句，立马下台”。这次会后，宗储元不再参与线下的培训会。 立金给宗储元和韩志广这样的业务员的佣金是1％。宗储元的第一单来自他的亲戚，说自己在做一个有不错利息的项目，对方便爽快地也跟着投了10万块钱。完成后，姨父将1000元现金送到了宗储元手上。 相比之下，韩志广收到的“好处费”要少些，在他的镇子上，业务员完成推荐单子，立金要从1000元佣金里抽走200多元的“米油费”，转换成一袋米或两桶油赠送给存单的客户。 几年来，宗储元只完成过那一单，韩志广则完成了十几单。两人都表示，即使做了业务员，自己却没怎么跑业务，是亲戚朋友知道他们投了钱在立金，主动“问过来的”。 据宗储元和韩志广的说法，他们是普通的业务员，再往上是王自立这样的乡镇级业务负责人，开的单子更多，而且能接触到立金领导层。据网上流传截图，在一个有百余人的“立金集团淄博乡镇负责人群”的群聊里，其中就包括李峰在内的领导层人员。 王自立自己有个100多人的客户群，名为“回河相亲相爱一家人”，他每天会在群内发布几条立金的宣传消息，有时是哪个区又投标了几十上百万元，有时是立金集团的早安分享。“除了靠谱，立金集团什么都给不了你”，他曾在群里发消息这样说。 据宗储元对姨父的了解，“他手里有上千万（的单子）”，他计算过，有亲戚在王自立那投了几十万元，还有他知道的几个大户投了四五百万，一个熟人甚至贷款了六十多万元投到王自立那里。 立金出事后，王自立否认了自己“业务经理”的身份，而之所以手里会有这多么合同，他称也是因为“有好事，肯定想给亲戚好处，没想到遇到这种事”，他多次强调“我也只是立金的客户”。 投资者拿到的理财师证书 “这是我能投资的项目？” 出事前，宗储元不止一次怀疑过立金集团的性质，“我一直觉得不靠谱，太像传销了”。韩志广也有同样的感受，“不想干，怕出事”，别人的钱经过他存在立金，万一出了问题，岂不是要“连坐”到他头上。 据宗储元展示的群聊记录，立金集团在客户群中多次强调，“100％金交所备案”“100％实物质押”“100％政府控股”“100％法律保障”，而产品的安全保证又来自：国家银保监会监管资金；省金融交易中心备案发行；1比1.5倍实物担保；国家经警系统内电子放心签章；款项直接进入监管户不经人手…… 韩志广亲身感受过立金宣传的“实物质押和担保”。2015年，他第一次参观立金总部时，讲解员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一个六层的橱子，每一层都摆满了房产证。在讲解员的示意下，韩志广连抽了几次，都是淄博市的房产证。 他还参观过一个位于淄博张店区的电机厂。厂里停放了几百辆汽车，立金的人跟他们说，眼前所看到的车都在他们手里，“车抵押在立金，立金再把钱借给这些公司。”每年参观时，厂里的汽车数量只多不少，韩志广感觉，最多时能有1000多辆。记者致电韩志广所说的公司，对方回应“从来没有和立金有过合作，也没提供过参观厂子的服务”。 立金总部位于鲁泰大道1号医创中心A座，据宗储元回忆，整个大楼不到十层，“外面看像是工厂车间，但楼内豪华”。在这栋楼里，他只参观了第一层的几个展厅，“约有一千多个平方”，许多飞机、航空母舰的大模型摆在里面。讲解员在一旁介绍说，项目款就是给国家做贡献的，“钱能打到做航空母舰的机构。” 参观时，宗储元就隐隐有担心，“我怕它挂羊头卖狗肉”。作为农民，他只会在家种地，看到如此“高科技”的东西，宗储元觉得，这公司展厅没个十亿八亿都搞不出来，这不像是自己能投资的项目。 几年来，尽管不时会冒出这样的念头，但自己的钱还在立金存着，他也只能不断地安抚自己，立金每次返回本金和利息都很准时，而且利息也高过银行的理财产品。2023年8月，宗储元又将30万元从银行里取出来，投入立金。直到今年3月底，他听到立金停止付利息的消息，才意识到出事了。 2024年3月28日，山东立金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知，称由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取消各自辖区内金交所的业务项目”，今后将不再有金交所，集团产品必须更新调整，调整期本金、利息停止兑付。 金交所是指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业务范围涵盖债务融资工具产品发行与交易、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债权资产交易等。在立金集团宣传中，也有金交所参与到他们项目中，提供登记备案服务。 多位受访者提供了他们签署的“认购协议”，深一度检索发现，合同所涉及的相关企业没有金交所，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根据公开的企业信息，也不存在政府控股。 同时，合同各方都没有出现立金集团的身影，但作为担任服务方的“山东鑫凯华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深一度穿透股权查询，该企业实际控制人疑为刘伯政，也就是立金集团相关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早在2020年8月，淄博市周村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就指出，通过联合排查发现，刘伯政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山东立金所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机构山东立金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鑫凯华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不具备开展集资、吸储、保险、理财经营资格。 此外，“认购协议”中投资者购买所谓产品的“综合性金融平台”包括了多家企业，经深一度查询，这些公司的行业类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为“其他未包括金融业”或“资本投资服务”，均不具有金融资产及产品的交易、结算等业务。且根据公开信息，合同中作为担保方的多家企业，多存在被法院限制高消费或强制执行的问题。 相关部门此前对立金集团的通报 早就存在的预警 韩志广记得，2019年时，立金发生过一次大变动，从“立金所”改称“立金集团”。在那年的一次业务员会上，立金的讲解员宣布，“以后介绍立金的时候，要称‘立金集团’”。当有人提出疑问时，对方解释：“因为三年以后，P2P就不合法了，所以我们也要跟着改名”。 2012年，山东立金所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立金所）注册成立。据企业宣传，该公司是山东省首家P2P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这也是刘伯政名下立金系成立的首家企业。到2019年，立金所至少在山东省9个地级市开设了超过100家的分公司，仅枣庄一地就有9家分公司。 深一度查询企业变动信息发现，从“立金所”到“立金集团”变身，在2018年就已开始布局。2018年8月，刘伯政入股“济南晨发电子有限公司”，并成为公司法人与最大持股人。2019年1月，济南晨发电子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立金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现在所提到的立金集团。2019年3月2日，微信公众号“立金所”发布文章，称“立金所”微信公众平台全新改版升级上线为“立金集团”微信公众平台。 在这一年，还有一则许多立金投资者都没有注意到的新闻，山东省定于4月至6月在全省开展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整治活动。排查整治活动瞄准“四类人群”，包括老年人、农民、残疾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群体，城乡结合部、中小城市、农村等风险渗透蔓延等重点地区。 2019年11月，淄博市张店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公告，山东立金所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5月在公司网站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退出公告，声明“公司立金所平台项目资金于2019年2月28日已全部还清，存量为零，不再从事有关互联网金融行业相关业务”，同时，该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不具备开展集资、吸储、保险、理财经营资格。 在“立金所”变身“立金集团”的过程中，宗储元每月仍能准时收到利息，并且在合同到期后顺利拿回本金。因此到2020年，即使立金集团的利息降到了8.4％，他仍旧把钱投入其中。 也是在2020年，宗储元先后在网上看到了淄博市周村区和张店区发布的非法集资风险提示，在相关排查中发现立金所、立金集团等关联企业不具备开展集资、吸储、保险、理财经营资格。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姨父，过了几天，王自立回复宗储元，他上淄博查了一下，这事“一天就摆平了”。在深一度接触到的多位投资者中，宗储元是唯一看到过类似提示信息的人。在以农村老年人为主的受害者群体中，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能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 2021年3月24日，山东立金所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注销。同年5月底发布的《淄博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纳入国家整治范围的16家P2P网贷机构退出情况的公告》中表示，立金所已完成网贷业务清零并退出P2P网贷行业。 发布上述风险提示的周村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深一度，2020年、2022年、2023年，在政府网站和官方公众号上，金融监管局多次发布过包含立金在内的公告。“我们只能提示它不具备吸储的资格，因为立案需要证据，但没有一个老百姓说他在里面投了钱”，工作人员称，直到2024年2月19日，金融监管局才接到第一个投诉电话，称他在立金投钱并遭受损失。 而当时之所以会进行风险提示，也是因为金融监管局在例行检查中，并不知道立金确有非法集资的行为，“我们行政机关无法定性，非法集资定性需要交由公安”，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立金的风险提示一直持续到2023年，除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提示外，网上还流传着一份山东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23年8月印发的一份“非法集资风险通知”，提到在风险排查中发现，立金相关企业在“伪金交所”挂牌的债权受益类定融产品，涉嫌非法集资。并且指出，该公司实控人有涉嫌从事非法集资活动前科，集资参与群体基本为老年人。 暴雷后，数千名立金客户自发建立了几十个维权群。一位群主告诉深一度，目前入群的受害者年龄以50岁以上的最多，还有许多70、80岁的，“手机都不会使”，他们基本来自山东乡镇，“农村的最多。” 很多老人更多依靠子女帮着维权。一个20多岁的女孩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在立金存了五六年，中间带着爷爷一起存。出事后父母慌了神，还是她出面在各个社交平台发文寻找更多受害者，组织一起商量对策。她家投入了近200万，父亲和爷爷都是农民，“一辈子的身家就悬在这件事上了。” “立金提出六年还清，我们也认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相信他们”，这名维权者向记者表示，她和群内一些人的诉求仅仅是“有一个保证”。 像许多乡镇级业务员一样，王自立也不觉得自己拉人“投资”有错。他说现在要等“上级通知”，他不相信立金的几个老总了，但还相信其他也投了钱的领导人员，因为“诉求是一致的”，他也要把自己的钱拿回来。 宗储元还是有些怪姨父，当初带他入局时，王自立没少进行“游说”。为了让他放心，王自立给他写过保证书，“如果存款拿不回来，会对此负责，赔付损失”。但现在碍于亲戚身份，宗储元只能自己扛下30万的损失。 出事后，韩志广也不止一次地崩溃：以前只要有些钱，就紧巴巴地凑上1万元存进立金去，现在家里1000元也拿不出来。在立金里投入的60万，是他和妻子的全部存款。 据公开消息，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已介入此案。多地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山东省委、省区委和各市政府非常重视，市里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警方的调查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