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一份政府的新报告,由于更多女性参与管理工作,澳洲的男女收入差距正在不断下降,目前已降至21.7%,这是近10年来的最低点,意味著男性的总收入仅比女性高出五分之一多一点。 平均而言,澳洲男性每挣1澳元,女性就能挣78澳分。但职场性别平等局(WGEA)指出了该结果“令人鼓舞”的一面。 过去一年,澳洲的性别薪酬差距缩小了1.1%,这是职场性别平等局自2014年开始收集雇主数据以来的第二大年度下降。男女平均年薪差距目前为26,393澳元,比2022年减少了1,322澳元。 该计算包括了所有员工(包括兼职工和临时工),但总裁及同等职位、非男非女、以及个人资料中收入为“0”的员工除外。 职场性别平等局表示,更多的女性担任管理职位和其它高薪职位,从而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担任管理职位的女性目前占42%,高于去年的41%。 职场性别平等局局长沃尔德里吉(Mary Wooldridge)说,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进展缓慢,但澳洲职场的变革势头良好。 沃尔德里吉说:“去年,围绕性别平等的讨论和辩论增多、紧张的劳动力市场、迫在眉睫的立法改革,帮助推动了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行动。” “我们看到女性在管理层和高收入阶层的比例增加,我们还看到女性在经理级别的晋升和任命比例,高于女性经理的总体比例。 “随著这一趋势的持续,我们可以预期性别收入差距将继续缩小。”沃尔德里吉指出。
各州和领地正在抹去了新冠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游客回归、矿业的振兴以及公共服务获得额外的财政支出。但由于收入的不断下降,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未享受到这种经济复苏带来的好处。 据悉尼晨锋报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最小的行政区,澳洲首都特区(ACT),在2022-23年度是全国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延续了十年来超越其他州和领地的趋势。首都的经济增长了4.3%,超过南澳(3.8%)、新州(3.7%)、西澳(3.5%)和维州(2.6%)。 首都堪培拉 在过去的十年中,堪培拉经济增长了超过40%,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维州,该州经济增长了30.7%。ACT受益于对公共服务和国防部门的额外支出,以及餐饮业的大幅增长,游客和当地居民都享受了疫情完全结束后的好处。在经济上推动了ACT的发展。 新州 在新州,住宿和餐饮业扩大了28.5%,因外国游客涌入该州。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州内就业市场上,企业管理和服务行业也实现了强劲增长。由于2021-22年的洪水减缓了该州矿区的产量,新州的矿业生产(主要是煤矿部门)增长了近8%。 维州 维州的经济在2021-22年以全国领先的6.3%增长,从疫情封锁中恢复过来后,当地居民在餐厅、俱乐部和酒吧中的活动进一步提振。该州的艺术和娱乐部门增长了11%,而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活动则增长了4.5%。 但统计局显示,维多利亚人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受到的打击高于其它州和领地,人均收入下降了超过400澳元,降至52,209澳元。相比之下,新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700澳元,达到59,350澳元。 南澳和塔州 南澳和塔州的可支配人均收入都下降了约200澳元。 最高的收入仍然在ACT,每人增加了超过3,000澳元,达到93,197澳元,其次是西澳,人均增加了1,400澳元,达到62,539澳元。 西澳 西澳经济继续受益于其矿业部门,随著与可再生能源繁荣有关的矿物需求,如锂,呈强劲增长。但在2022-23年,由于对其广泛种植的农产品和橄榄等含油产品的强烈需求,该州的农业部门超越了矿业,增长了7.3%。西澳的农业生产在过去三年中增长了80%。 昆州 昆州的牛肉和谷物农民也度过了一个出色的年份,产量增加了8.9%,达到历史新高。这是继2021-22年增长20.8%和2020-21年增长21.9%之后的又一次飙升。由于农业部门的强劲表现和外国游客的回归,交通和仓储生产增长了17.3%。
近日,如意集团公告,子公司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简称“温州庄吉”)的债权人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尚有挽救价值为由,向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对温州庄吉进行破产重整。 温州庄吉曾是中国知名服装企业,其旗下的“JUDGER庄吉”品牌由郑元忠于1993年创办,核心目标群为35-55岁都市精英男士,主打高端轻正装的新商务男装,一套定价在3,000到4,000元左右,最高的可达一万元。 2011年,温州庄吉曾被列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温州市企业50强榜单,公司年产值达30亿元,并拥有400家门店的销售渠道,曾被评为“中国服装十大影响力品牌”。庄吉主打高级西服,台湾著名歌星周华健那句“庄重一身,吉祥一生”代言广告,曾经家喻户晓,一时风靡全国。 凭借庄吉,郑元忠获得了十大风云浙商、中国十大工商英才、省劳模等荣誉称号,成了商界的风云人物,身家一度超13亿元,跻身胡润中国富豪榜。 在温州庄吉的服装主业做大做强后,郑元忠决定跨界杀入造船业,2006年成立了庄吉船业,并投入巨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庄吉船业成立后的第二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造船业遭受重创,直接导致庄吉集团陷入资金链困境。 2014年3月10日,如意集团旗下公司出资1.28亿元,买下了“庄吉”商标及生产设备、服装库存,成为庄吉公司的控股股东。 “卖身”后,温州庄吉一度“咸鱼翻身”。2015年至2018年期间,温州庄吉累计实现营收达10.38亿元,超额完成了收购时的业绩承诺。 然而,好景不长。2020年以来,中国消费观念迅速转变,消费降级成为主流趋势,高端服饰行业遭受剧烈冲击。与此同时,庄吉的品牌老化,商务男装消费力迅速下行。一系列负面冲击之下,温州庄吉迅速崩塌。 如今,庄吉背后的如意集团,也正面临巨大危机。2018年以来,如意集团业绩持续下降,2023年前三季度营收3.09亿元,同比下降46%,净亏损6,297万元,截至三季度末,总负债达18.7亿元。 对于温州庄吉的破产重整,如意集团在公告中表示,法院裁定温州庄吉进入重整程序,温州庄吉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公司将积极参与配合重整工作,保证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澳洲群体对个人幸福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代际分歧,年轻人和低收入者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感到越来越悲观。 据 Australian Unity and Deakin University Wellbeing Index 公布的最新报告,澳大利亚人对经济状况满意度已经跌至22年来的最低水平——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 该调查数据来自对2,000名澳大利亚人的检测,调查认为通胀、利率上升和住房可负担性等问题式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心理学学院的首席研究员凯特.莱塞特表示,拘束显示,人们对他们的幸福感存在著“明显的分歧”。 “55岁以下的人处于正常范围以下,而年长的人则处于正常范围之上,” 莱塞特博士说。年收入不足十万的澳洲家庭,满意指数均偏低。 Australian Unity财富和资本市场首席执行官艾丝特.科尔表示,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上升、利率上升、通胀持续、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引起的“压力锅”效应。 科尔说:“这似乎影响到先前能够应对财经困难时期的人们。” 莱塞特博士表示,对比过去,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幸福感的增长只是略微更大,并且在家庭收入约为15万澳元时趋于平稳。 “但现在,如果年收入在15万到25万之间,幸福感会有很大的增长。” 她说。 调查显示,55岁以下的人的个人幸福感约为100分中的74分,而年龄较大的群体则为75至79分。就收入而言,低于10万澳元的家庭的幸福指数约为73分,而高收入家庭则为75至79分。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数据显示,生活成本的增加对25至29岁的澳大利亚人影响最大。 据九号台的报道,根据最新的住房数据,澳洲人现在需要达到年薪30万,才能轻松买得起房子。这对一个年轻家庭来说,确实是很难的。
世茂深港国际中心楼高668公尺号称“中国第一高楼”,隶属世茂集团旗下的世茂新里程实业公司资产。但去年世茂爆发财务危机,中国第一高楼停工沦烂尾,两度拍卖都乏人问津。 据中国财经网媒“市界”报导,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12宗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16日在京东拍卖流标。 这并非世茂深港国际中心首次拍卖,上回在今年7月5日,以起拍价人民币130亿4,400万元,相当于估值163亿500万元的8折,并附带6亿5,200万元的保证金开始拍卖。 第2次拍卖从104亿3,500万元开始喊价,比首次拍卖价再降26亿元,而且两次的拍卖分别吸引3万人和1万人关注,但是都没有人出手愿意承接,中国第一高楼继续烂尾。 报导表示,就算世茂深港国际中心是标榜价值超百亿的资产,但当前许多房企自顾不暇,几乎没有人买得起,即便有实力者大都心存观望。 回顾2017年,世茂以240亿元购得这块沦烂尾的中国第一高楼土地,并规划首期开工于3年内完成进度的50%,预计5年内完工。 当时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许世坛雄心勃勃表示:“这个计画做好之后,预计可供货值超过700亿元,一年收租就可以达到30亿元以上。” 如今世茂深陷债务危机,第一高楼施工进度迟滞,今年5月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深港国际中心项目已被列为重点风险建案;前后已有261户业主向有关部门投诉,还有22家供应商及施工单位起诉查封深港国际中心的资产。 如今,深港国际中心尚未建成的项目,工地空无一人,杂草丛生,现场一片凌乱。 至于深港国际中心该怎么收尾,陷入自救难的世茂已经顾不了,因为自2021年12月起,世茂名下的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广州亚运城项目股权、上海世茂佘山洲际酒店、北京分钟寺土地等,都被上架求售。 今年4月,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也卖掉自己名下在伦敦金融城的大楼。
房贷可以说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债务,有句话叫作无债一身轻,好像只有当我们还完债务后才觉得身心轻松,这跟在信用卡的世界中长大的澳洲人对待债务的态度很不一样。但正因为华人的这个传统,很多华人即使收入不高,财务状况都相当健康,管理好债务并善于投资,是一个理财好习惯,值得承传下去。但一味的节衣缩食,没有任何物质生活的乐趣,也许并不可取。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尽早还清房贷的那些聪明有效的办法。 嘉宾:万通信贷董事Bill Ling 咨询电话:1300 688 726 点击播放: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继数月前下调评级之后,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将撤销对碧桂园服务(Country Garden Services)的所有评级。11月13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表示,出于“商业原因”,将于12月12日前后撤销对碧桂园服务的评级。 碧桂园服务是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控股(Country Garden Holdings)的姊妹公司。 惠誉在8月份将碧桂园服务的评级从BBB-下调至BB+,理由是其盈利能力和融资渠道“可能因其姊妹公司流动性压力增大而受损”。与此同时,惠誉将该公司列为“负面观察”对象,称这反映了流动性和营运资本受到侵蚀的风险。 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此前报道,截至6月底,碧桂园控股未偿付国际债券和贷款额超过150亿美元,上个月未能如期支付一笔境外债券的利息。 碧桂园服务继公布今年上半年销售额增长后于8月表示,其财务状况良好。碧桂园曾说,它预计无法履行所有海外债务义务,希望寻求整体解决方案来解决困难。 但碧桂园在10月份未能在限期内支付海外息票,市场认为其总额约11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出现违约。该开发商计划在明年2月或3月之前开始与离岸债券持有人进行正式谈判。 自8月份碧桂园债务问题爆发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令市场不安,迫使北京当局推出更多房地产行业支持措施。两名直接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陷入困境的碧桂园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制定一项重组其离岸债务的暂定计划。北京当局迫切希望碧桂园的收购计划能成为其他陷入财务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范本。 11月10日,碧桂园的微信公众号发文称,碧桂园召开月度集团管理会议,围绕近期宏观市场、保交付工作进展等进行了分析总结,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惠妍出席会议。 杨惠妍目前是碧桂园最大的股东,持股约 52%,她是碧桂园集团创办人杨国强的二女儿。 碧桂园提到,2023年前10月,碧桂园已累计交付约46万套房屋,交付项目涉及31个省份、237个城市。 据路透社11月8日独家报道,直接了解此事的多位消息人士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已指示广东省政府帮助安排平安保险集团(以下简称 平安保险)对碧桂园的救援。 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当局极力想要避免碧桂园面临的财政与流动性困境,不会扩散形成金融危机。如果由平安保险注资接管碧桂园,这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爆发危机以来,政府最大的救市行动。
澳洲国民银行(NAB)最新的住宅物业季度调查显示,中国买家平均每天花费800万澳元购买澳洲豪宅。人们担心中国买家推高房价,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外国人在澳购房。 根据NAB的季度调查,外国买家在澳洲住房市场的份额连续第四个季度上升。目前占10%,创五年来新高。其中中国买家所占比例最大,他们平均每天花费高达800万澳元购买澳洲地产。 墨尔本的房地产买家代理机构Morrell and Koren公司的负责人David Morrell表示,中国买家成群结队地抢购墨尔本最高档地区的豪宅,把当地人挤出了市场。 “我们看到房价跳涨了200万至300万澳元。”Morrell对澳新社说“相对于其他人口,我们的市场上有过多的房产卖给了中国买家。” Morrell说,所有澳洲人都应该为此感到担忧,而不仅仅是富人。他认为,联邦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监管外国投资,及悉尼和墨尔本房地产市场,以允许当地买家参与竞争。 悉尼2GB电台主持人Ben Fordham 7月份表示,澳洲应该效彷加拿大,禁止外国人购买投资性房产。 墨尔本图拉克地区房产中介Alex Bragilevsky近日告诉《澳洲金融评论报》,在过去六个月里,他在图拉克地区促成了1.35亿澳元的房地产交易,而“所有买家都是中国人”。他说中国富豪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墨尔本,当场购买豪宅。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买家投资澳洲地产是件坏事。墨尔本图拉克地区的地产中介RT Edgar主管Jeremy Fox澳新社,中国买家购买房产的动机是为下一代著想。“归根结底,它(来自中国买家的投资)流向了市场的其它部份,保护了房地产市场免受低迷的影响。”
据The Courier Mail报道,一份新报告揭示布里斯本的租房可负担性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昆州住房危机正进一步加深,导致租金飙涨,低收入的昆州人更是面临著绝望。 一名JobSeeker(求职者政府补贴)的单身人士必须花费超过他们的整个收入来支付一居室住房的租金(占其收入的108%),而去年为89%。 国家庇护机构首席执行官Emma Greenhalgh表示:“布里斯本的可负担性已经很糟糕了,现在情况正在从糟糕变得更糟。” “政府必须迅速应对这一日益恶化的可负担性危机,包括建设更多的社会和可负担房屋,以及更好地监管租房市场。” Greenhalgh女士表示,昆州的租金中位数也为553澳元,但普遍家庭收入只是9.6万澳元。 这些数字已经达到租金压力阈值指数的历史最高值,超过所有其他地区和首府城市。 Greenhalgh女士表示:“看到越来越多的昆州租房者不得不陷入租金压力以保持头顶有房子,这真是令人深感不安。” 昆州市区十大最不可负担地区 昆州郊区十大最不可负担地区 阳光海岸上的Eumundi是昆州地区最无法负担的郊区,其每周1,050元的租金几乎占据了平均家庭收入的60%,而Helensvale的840元租金则占据了一个家庭收入的近一半。 这两个地区都被归类为指数中的极“不可负担”,与黄金海岸的大部份地区一样。 在2022年,包括托文巴、邦德伯格、洛克汉普顿和汤斯维尔在内的区域枢纽被认为租房压力不大,但如今,这些区域周围的地区已经上升到可负担与不可负担之间。 SGS经济和规划的首席Ellen Witte表示,政府需要考虑,如何使用税收补贴并加强租房者的权利。 报道称,一位昆士兰母亲詹姆斯已经成为昆士兰的可负担性和可用性危机的受害者。在布里斯本被多次拒绝租房后,这位女士带著她的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搬到了昆士兰内陆城市罗马。 詹姆斯以为向西移动,住房选择会有所改善,但却发现 “这里甚至更难”。 “目前罗马只有约五个出租屋,其中一些已经被租出去了。” 她说: 目前她不得不支付近500元一周,住在难以抵挡热度的房车中。 西北社区团体的Paul Slater发起了一场GoFundMe募款活动,以帮助詹姆斯女士和她的孩子返回布里斯本。Slater先生说:“住房应该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
据《太阳先驱报》报导,自2018年以来,维州的公共住宅存量增加了394套,同时有19,686个家庭加入了候补名单。 维州政府在2020年雄心勃勃地启动了53亿计划,承诺在2024年将建造12,000套新住宅。当时的州长安德鲁斯夸口说:“这将改变生活—为成千上万的维州人提供安全和稳定的家”。 “这是对一个更强大、更公平的维州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投资,一个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家的维州”。前州长安德鲁斯说。 但当下的数据显示,政府未能兑现承诺,新数据显示可用公共住宅房间总数正在减少。 14日晚间,维州政府发言人承认自2020年以来仅建造了4,914套住房,其中3,000套是大型住房建设的一部份,1,914套是其他社会住房计划的一部份。 但截至今年9月,53亿预算已支出60%。 州长承认自2018年起仅净增加1,771套作为“公共住宅,也就是维州住房登记册上的人”来分配。根据家庭、公平和住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公共住宅存量的增加幅度甚至更少—394套。 州长承认在公共住宅大建设中“存在一些挑战”,并将其归咎于连续加息和供应链中断,但拒绝保证能够兑现前任州长的承诺。 “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与当地产业合作,”州长说。“重要的是,已经有上万间房屋建成,还有上万间在建设中。” 新数据还显示,与五年前相比,2023年获得帮助的家庭减少了1,424个。公共住宅存量较少的地方政府地区包括Frankston、Banyule、Maroondah 和 Moonee Valley。 反对党住房事务发言人Richard Riordan表示,由于等待名单不断增加,可用住房的减少不可接受。 Riordan说:“Jacinta Allan浪费了数十亿的纳税人资金,并未能为维州最弱势群体提供栖身之所,让他们失望了。这些数字是对州长声称她将在未来十年建造80万套新房的嘲讽,她是这样的不能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