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批评了董明珠的不得体言论，评论区就炸出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比如这一位，认为董明珠是在宣传防范间谍的意识，所以是好。 还有一位，原话被平台删了，大概意思是：各单位其实都在明里暗里不招收海归，董明珠是把这种事情直接揭发出来，四舍五入算是歧视留学归来人员现象的吹哨人了。 当然也有脑子不太好的，像下面这位大姐，一方面支持董明珠，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后路也断了。 还有的人说，格力早就不是国企了，董明珠作为董事长，她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是自己的企业。 大家都还没有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意味着什么。 董明珠本人，也是一个嘴比脑子快的人，她在会上说海归可能是间谍的时候，可能心里恨的还是王自如（香港理工毕业），其实她做的事情非常糟糕，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这就是系统污蔑一个群体，把他们指为专政对象。 大多数人没有留学经历，有些人的处境也不算好，看着有钱人心头是有气的。 董明珠利用他们心中的愤懑之气，拉拢他们来孤立、迫害人数少得多的留学归来人员。 对，迫害。 每个留学归来人员都有间谍嫌疑，这是很严重的指控，这就是迫害，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种挑动就像是小屁孩玩火儿，如果真的发动起来，是没办法刹住的。 有人说“反正我家没人留学，我乐于看到有钱人被斗争。” 这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建议不要活了。 开始是留学生有间谍嫌疑，后来就是留学生都是间谍了，接下来国内大学就会分成间谍校和革命校，最后所有好一点的大学就都是间谍校，然后发现经济学、遗产学、社会学全都是间谍专业……快进到最后，戴眼镜、穿牛仔裤的，全都是间谍。 希特勒为什么从犹太人开始呢？因为犹太人是少数，到最后，所有头发不够金、眼睛不够蓝，不想上前线的，就都是敌人了。 二战时候的日本也有类似的迫害运动，就是“非国民运动”，你看左派书籍、有反对战争思想倾向、听西方音乐，被街道、村里发现了，就会说你“非国民”。 “非国民”就是间谍指控，昭和时代的日本人如果被打成非国民，配给不到米、买不到菜，被周围所有的人嫌弃唾骂，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八路军跟鬼子打仗的时候发现鬼子很少投降，等好容易俘虏了鬼子，才明白怎么回事，一来是日军有反动宣传，说落在中国人手里会生不如死；二来是他们有真实的恐惧，如果自己投降了，家里就会变成“非国民”。 有人说，老熊，是不是过了，董明珠就是一个企业家，她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第三帝国时期的保时捷、克虏伯是不是企业家？二战前的三菱是不是企业？ 能成事的企业家，一般都有点狠劲。 他们不是无辜白莲花，在关键性的历史时刻，甚至都不是迷信强人，而是煽风点火，这非常不对，非常不好。 我喜欢程蝶衣的那句台词： 你当今儿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 。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 低下头，道个歉，说清楚你对王自如的怨念很大，一时间情绪失控了，不是针对所有留学生群体，大家一听，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 以及董明珠应该觉得孟羽童是更伤她的前下属嘛……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在格力全面禁用石家庄人…… 我是建议留学生组织、或者有留学经历的朋友，提一个公益诉讼，起诉一下董明珠女士，让她为这个言论道歉。 我因为从来没有留过学，所以就没法参与了，不过董明珠哪天如果说格力就不招石家庄人、不招河北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跟她干到底。 每个人捍卫自己的地头和领域。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对社会上的歧视和不公，说一句公道话。 MAKE HEBEI GREAT AGAIN.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就叫熊太行也行
本文也许是在对牛弹琴，也许是想与虎谋皮。但无论效果如何，我们大致能够看清，一个没有敬畏、没有底线的社会，如果再没有“法治”的保驾护航，将会很快沦为活地狱。 4月25日，北京律师李国蓓通过社交媒体披露，她在长沙第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谢阳时，谢阳被要求接受极端羞辱性的检查，甚至被“全身脱光、掰开p眼”。 而此前，湖南益阳“414案件”中，当事人罗树中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令人发指的虐待：肋骨被打断，被逼吃粪便、喝尿液，身体遭受严重摧残。 这些事件，犹如一块块巨石，重重砸在法治中国的公信力之上，让人们不禁要问：法治的尊严何在？司法的底线何在？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完全超出人类的想象力和行为底线，不仅是对当事人人权的粗暴践踏，更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亵渎。 法治的本质是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非成为某些权力滥用的遮羞布。当执法者以暴力凌虐代替法律程序，当看守场所成为羞辱与折磨的舞台，法治的权威如何能够立得住？公众的信任又如何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摧残？ 法治的尊严，体现在对程序正义的坚守，也体现在对人性底线的守护。无论是羞辱性检查，还是暴力虐待，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个问题：权力的滥用、监督的缺失、执法者人性的彻底沦丧。 执法者将法律赋予的权力异化为对他人尊严的随意践踏，甚至将看守场所变成“法外之地”。这不仅违背了法治精神，更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试问，当司法程序沦为羞辱与暴力的工具，法治中国如何能够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拥护？ 令人欣慰的是，公众对这些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展现了对法治的热切期待。社交媒体上的广泛传播，舆论场中的强烈反响，无不表明：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未减退，对法治尊严的捍卫从未动摇。这些声音，既是监督的力量，也是改革的动力。司法机关应当正视这些呼声，以刮骨疗毒的勇气直面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整改。 要重塑法治的尊严，首要的是严惩违法行为。无论是羞辱性检查还是暴力虐待，相关责任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违法者不被惩处，法治的权威便无从谈起。其次，要完善监督机制。看守所等场所不应成为监督的盲区，必须引入更加透明的外部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外，还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法治教育，让每一位执法者都明白，手中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法律的底线不可逾越。 法治中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一件司法案件，每一次执法行为，都是法治公信力的试金石。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正是从这些具体的细节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也可能在“掰开p眼”之类的丑闻中一点点被消耗殆尽。 司法高层应当深刻反思：如果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守护，法治的根基又如何稳固？ 今天，人民的p眼被可以被肆意扒开；明天，可能就会轮到你们的p眼、b眼！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的庄严承诺，也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让我们以对法治的信仰、对人民的敬畏，守护好每一点尊严，捍卫好每一寸正义。起码，请给“法治中国”留住p眼！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七点一秒
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关税战以来，扩大国内消费作为应对之策的声音很高。其中的逻辑很简单，美国人不买中国人买，以庞大的国内市场接盘“出口转内销”。 这一破局思路的确有宏观数据支持。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及权威媒体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为5246.5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88万亿元。同年，中国社零销总额为48.79万亿元，同比增长3.5%。对美出口总额仅占社零销总额的8%。理论上讲，保持社零销总额4%左右的年增长率，哪怕对美出口归零也能靠内需补上缺口。 宏观数据的加减法看上去解题不难。可是，现实果真如此吗？ 01 经济问题，不能离开微观谈宏观，消费领域尤其如此。没有微观的供需匹配，就没有消费增长。可是，微观领域的消费行为，不是宏观数据的加加减减。 我需要的是面包，你供给的是袜子，我当然不会买。我一天就吃三个面包，你再增加多少面包，我也不会买。前者是供需不匹配，后者受限于边际效应，这些都会影响具体的消费决策。这些消费决策上的“坎”，宏观数据无法显示，却会直接影响“出口转内销”的市场前景。 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消费类商品的确是绝对主力。但是，这些商品的供给是匹配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能否“出口转内销”，取决于国内市场的供需状况。 以对美出口额中占比16.5%的六大家电商品（空调、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为例。近年来，国内家电市场因房地产低迷等因素影响，消费增长大幅放缓。直到去年靠第四季度的高增长，逆转了颓势，实现全年同比增长5.9%。 但是，这并不是市场趋势的逆转，而是大规模国补政策补贴的“大力出奇迹”。国补出台前的1—7月中国家电零售市场规模为4722亿元，同比下降4.3%。8月份后，政策发力推高了数据。12月达到高潮，同比增长23.4%。 不过，补贴政策刺激很难持久。家电总体上属于边际效应很明显的消费类别，补贴刺激消费的作用是暂时的，尤其是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大家电”，价格再便宜，家里也放不下多余的。目前补贴效应的退潮已初露端倪。2025年1—2月，冰箱、电视机的内销同比增长仅5%左右，洗衣机同比增长9%，“大家电”的补贴拉动已经放缓。 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增长已然趋缓，政策退出后，增长还能持续吗？内需趋于饱和的市场态势不会因为政策刺激而改变。“一个萝卜一个坑”尚有富裕的国内市场，消纳“出口转内销”的增量空间，即便有也很有限。 出口美国的六大家电品类中，比“四大件”更难乐观的是“两小件”。吸尘器和微波炉更是属于补贴都拉不动的品类。微波炉因所谓的“健康顾虑”等因素，销售连年走低。吸尘器本来就比较小众，今年来更是因为扫地机器人等新产品挤占了市场份额，沦为边缘。这两大品类的国内供给主要是为外销匹配的，“出口转内销”的市场空间十分逼仄。 这种内需和外需之间脱节的情况，在对美出口的消费商品中并非个例。比如占对美出口5%左右的玩具，在如今国内低生育率的市场状况下很难指望内销有多大的增长。再如，占比11%的日用杂件中的很多小玩意儿，诸如很“网红”的竞选纪念品、圣诞节装饰品，几乎都是为美国市场定制的商品，难言内需。 另外，占比不高但增长迅速的新能源车及相关产业链产品，情况比较特殊。新能源车本质上是替代型消费，多卖一辆新能源车，就少卖一辆油车。所以，这类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内需增长，要付出“一减一小于0”的额外成本。 总之，在对美出口商品“出口转内销”的市场预判上，宏观数据简单的加减法不足为凭。单一市场的消费市场趋势预判都很难准确把握，何况是差异巨大的内外之别？ 对中国消费内需增长潜力高度乐观是一回事，对美出口商品的内需匹配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况且，还要考虑对美出口受阻对国内消费力的负面影响。 02 市场需求内外有别，源于经济红利的消费能力是内外相连的。 过去4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外需”和“内需”无法割裂。对比历年对外贸易总额和社零销总额之间的数据，两者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外贸好则国内消费力旺盛，反之则是国内消费疲软。 最显著的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受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度大减14%，社零销总额增速也从上一年度的21.6%跌至-0.5%。 当然，全球经济危机对国内消费力的冲击，肯定比中美贸易的局部冲击要严重得多。但是，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占外贸总额的11.7%，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15%，中美贸易顺差更是总贸易顺差的30%，影响也不容小觑。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社零消费总额从上一年度的同比增长8.9%下降到8%。不到1个点的降幅当然在可承受范围，但这对应的是中美贸易额下降14%，而且这一下降仅仅维持了一年。如果这次关税战导致更大比例、更长时间的中美贸易滑坡，对国内消费力的影响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外需带内需的正相关性并不难理解。我国的“消费版图”和“外贸依存版图”高度重叠。粤、苏、浙、鲁四大经济强省，既是外贸主力，也是消费主力。外贸受凉，消费就会感冒。 这种联动效应也并不是沿海经济强省的“专利”，四川和河南两大内陆经济大省、人口大省也会受到波及。川、豫两省的外贸依存度和贸易总额相对较低，但是出口的对美依赖度高达20%以上，高于所有东南沿海省份。而且，这两个省份的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美出口额虽然不高，从业的劳动人口并不低。就业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无需赘述了吧。 因此，中美贸易一旦遭遇重创，对内需消费力的直接冲击并非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 总之，关税战阴影之下，对内需市场的消费力增长不能盲目乐观。用社零总额强劲增长的历史数据，套中美贸易的大变局，是毫无前瞻性的“算死账”。数千亿美元的对美出口受阻对国内消费力的冲击，即便以最乐观的估计，也很难得出国内消费保持正增长的结论。 没有消费力的增长，内需市场如何接盘数千亿美元的“出口转内销”呢？ 03 总而言之，大规模的“出口转内销”不能简单地用宏观数据加加减减来算账。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实际可能付出的经济代价远比贸易量的表面数据要高得多。 比如，对相关行业的产能冲击。部分对美出口的大宗消费品，本身就有产能过剩之虞。像家电产品，2024年国内空调总产能在2.8亿台左右，内外总销量1.8亿台上下，近亿台产能过剩。电视机、洗衣机的情况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要是大量出口产能“刀刃向内”，国内家电产业将会“卷”无可卷，不得不采取“降本增效”。由此产生的“经济账”要算，却又很难算得清。 再如，投资者信心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影响。关税战不仅撼动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还会波及地缘政治、地区安全局势。由此衍生的种种不确定性无疑会在资本市场放大，对金融系统的承压能力更是严峻考验。 还有关税战对中国出口环境的“外溢效应”。虽然是中美两国“神仙打架”，但是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难免担心中国出口商品另辟市场“殃及池鱼”，从而采取一些过激的贸易保护政策。 所有的经济代价，最终都会向消费传导，消费者永远是经济的终极埋单者。因此，对我们而言，关税战不是一道宏观数据加减法的考题，而是一张从微观到宏观的庞大考卷，而且是一场难度很高的闭卷考试。如何在中美贸易大幅下滑的不利条件下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力，是这张考卷上的一道题，而不是答案。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本胖
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一直以来都是珠三角、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凭借完善的产业链、强大的加工能力和开放的营商环境，东莞制造业工厂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口，他们在此奋斗数十载。 但好景难以常存。近两年，出口外贸生意发生巨变，国内经济增速大幅放缓，那些曾经不分昼夜运转的工厂，正在悄然倒下。2025年4月2日，一家位于东莞厚街镇的造纸厂——东莞市森和纸业有限公司（下称“森和纸业”）爆发工人讨Xin事件。已经4个月未收到工资的工人和中层管理者们意识到了不对劲：老板陈兆和许多时日未出现，而近日连电话也不接。工厂岌岌可危。 3月27日，森和纸业的部分中层员工曾接到消息，称公司经营不善，将要申请破产清算。清明节前后，事态急转直下。森和纸业及其注册于肇庆的两家子公司，分别为广宁县森益纸业有限公司（下称“森益纸业”）、广宁县和盛木业有限公司（下称“和盛木业”），三家工厂共有五百余名工人发起维Quan，以求领取到数月未发放的工资和变相解雇的经济补偿金。 这是涉及五百多个家庭生计的一场别无选择的对峙，也是如今国际经济博弈大局之下，东莞这类典型制造业城市所面临的困境写照。 工厂濒临倒闭，两地工人奋起自救 “我们现在就是要工资！我们现在就是要工资！”4月7日下午，在广宁县石涧工业园区，森益纸业的一间会议室里，年过五旬的工人代表张涛大声讲出了自己的诉求。当天上午，近300名工人赶到工厂，堵住工厂大门，拦截载货出厂的货车，以保住工厂资产。有特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为了敦促政府介入，他们还步行前往广宁县政府，当日下午，县委、县政府的特派人员到达工厂。此前，3月26日，森益纸业造纸厂的工人们收到了书面通知，厂方要求他们“停工待产”一周。眼看一周时间到了，工人们没有等来复工的消息，又收到另一张书面通知，让他们“停工待产”至5月6日。4月清明节期间，工人们发现，工厂频频有货车载货离开，除了原材料、废纸等货品外，还运走了厂里的机器。张涛觉得事情不对劲，尤其工厂还欠着工人们5个月的工资未发放，他认为“他们应该是在转移资产”。 张涛告诉水瓶纪元，从去年9月开始，森益纸业就已出现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去年9月份的工资，直到除夕前一天，他才收到一半，年后3月份又发了剩下的一半，但仍有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的工资一直被厂方拖欠。“清明节前，大家收到了10月份的工资，才接受停工一周的事情，没想到，我们被忽悠了”，张涛讲到。 工人们不愿意被蒙在鼓里，于是在清明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发起行动。他们的集体声讨引起了肇庆市广宁县政府、宾亨镇政府多部门的关注，包括县委、县政府、劳动监察局、社保局等部门，联合派遣了工作小组到工厂，以协商、解决问题。 协商初期，由于各方参与的闭门会议中没有职工代表参会，工人们群情激愤地闯入会议室表达立场，认为协商过程严重缺乏透明度。厂方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工人们的神经，张涛提到，当天有疑似厂方派来的采购商，企图低价收购工厂货品。他强调，工人们必须保全这些资产，大家的工资才有保障。最终，政府工作小组承诺，会在当周给出工人工资的偿还方案。 据悉，森益纸业估算约有5000吨成品纸、900吨废纸，按照正常市场价变现，这些货值足以支付工人们的工资。森益纸业的中层员工王霄告诉水瓶纪元，公司拖欠的职工工资总额约为1000万元，其中他本人尚有7万多元工资未收到。 “我甚至打电话给（广东）省府的巡视组了，希望特事特办，快点解决大家工资发放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每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半个多月了，我们耗不起了，没法找工作，每天‘只出不进’”，张涛说到，“我们迫切地想做个了断”。 4月8日上午，劳动监察局找到张涛等职工代表，获取了工人相关信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当晚7点到8点左右，法院前往森益纸业，连同属于森和纸业的另一子公司，相距仅几百米的和盛木业，一并贴上了封条。 经过张涛等工厂员工的一系列积极行动，4月10日下午3点半，广宁县县委及宾亨镇政府召集了厂长、副总经理、职工代表等人开会，给出了一份《工人工资清偿专项方案》。方案明确了工资清偿实施流程，张涛等职工代表将监督资产核查、处置过程，最终回款也会划到县人社部门设立的专项帐户中，再发放给工人个人帐户。方案同时注明，“工人工资将于2025年4月30日之前支付完毕”。 水瓶纪元获悉，4月11日，该工资清偿方案已经进入实施程序。当晚8点，一家经销商购买了森益纸业的900吨废纸，达成买卖合同。与森益纸业的工人境遇有所不同，总公司森和纸业的工人们行动更加迅速，他们在四天内领到了工资，但未能获得足额款项。4月3日下午，水瓶纪元前往位于东莞厚街镇的森和纸业工厂，目睹几十名身穿蓝色工服的工人正守候在工厂门口的马路两侧，或站或坐。工厂大门时而开启，载着纸品的货车不断开出，大门内侧也有工人坐着，时刻监督着运货工作。 现场工人称，4月2日，厚街镇宝塘村村委曾派人到工厂，与公司财务、业务经理等数名中层员工，以及公司法人兼董事长陈兆和委派的律师进行了三方协商，最终决定由中层员工自行联系采购商购买库存货品，每日所得回款用以发放职工工资。多名工人证实，4月2日晚，他们收到了12月份的工资，但仍剩下1月至3月的工资未发放。工人们因此早晚蹲候在工厂门前，等待工资结清。 4月3日晚上10点多，工厂门口仍有数位工人守候，工人赵凡正坐在电瓶车上跟工友们交流。他提到，几日来工人们为了保住工厂库存货品，商议在工厂轮流值班进行监督，他自己也参与了轮班。因为担心工厂被法院查封无法出货，他们通宵装货，等到白天卖出。 然而，由于希望快速出货、快速打款，中层员工们决定以低价出售库存货品，导致所得货款无法偿还所有的职工工资。“货值只剩2月的工资够发，3月的就很难说了”，赵凡说道，“我也不管他们卖多少钱，到账多少都可以，能拿一点是一点”。工人组织者和研究者祥子对此次事件中工人们的做法表示赞同。他认为，现阶段工厂仍未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一旦进入法律流程，赔偿等待时间会更加难以估算，如果工厂已经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工人就应该积极进行自救，推动工厂财产保全。“大家都要找饭吃，很难长期以一个集体的方式去走法律途径。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维Quan，先让工厂能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要主张自己的权益，让资方、政府给出赔偿的确切承诺，签订赔偿的协议，明确赔偿的名目、数额、日程等，否则后续流程是无法保证的。”水瓶纪元经交谈了解到，森和纸业有不少工人来自湖南，在工厂长期做工，他们的工龄少则三五年，多则超过二十年。一位老龄工人出示的劳动合同显示，其工作起始年份为2004年，且已经是无固定期限合同。 “（我们的）青春都在这里度过了，（因此）之前都很信任老板。他说遇到困难了没法发工资，让我们理解一下，我们就相信了，继续给他干活。现在我们后悔了，但这已经没有后悔药可以治了”，赵凡说道。 4月7日，水瓶纪元获悉，森和纸业的工人们领到了2月份的工资，而3月份工资只发了原工资数额的47%，剩下的53%无法发出。 工人讨Xin之难：社保存缺口，补偿金不明晰 森和纸业及其子公司的两地工厂，涉及被拖欠薪资的员工超过500人，他们月薪从三四千到一万元不等，找回四五个月的工资，关乎着每个人的家庭生计。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告诉水瓶纪元，根据“普通破产债权”之规定， 除了别除权和建工优先权等特定优先权之外，职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处于第一受偿顺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八条，员工的职工债权无需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供应商等普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一旦工厂进入破产清算阶段，职工除了工资和社保的基础权益外，还可依据工龄获得相对应的经济补偿金。但有多名工人向水瓶纪元表示，森和纸业及其子公司仅为部分工人购买了社保，除此之外，工厂自行购买了团体商业保险。 张涛也证实了这一点，子公司森益纸业共有职工约290人，但并非每个人都购买了社保，“入职的时候（工厂）不会问员工买不买社保，默认不买，只有（员工）申请了，工厂才会给你买。”森和纸业一位工龄超过七年的工人称，入职之后，工厂曾发给他一张社保卡，却从未实际缴纳过社保，如今他只有老家自己购买的“新农合”保险。 工人们希望工厂就补缴社保和经济补偿金问题做出承诺，但就目前工资发放尚未足额的情况来看，维Quan前路仍然漫长。 “工人可以去社保局查询社保记录，打印过去的社保缴纳清单，搞清楚这个工厂缴纳社保的真实情况，是否存在欺瞒行为等”，祥子评论道，“如果这家公司没有为职工缴纳社保，那工人就需要打官司认定劳动关系，令其补齐职工社保”。 他指出，工厂另行购买团体商业保险，更多是出于减轻企业运作风险的考量，不能成为不为职工购买社保的理由，因为后者乃属法律规定的责任。“公司如果没有给职工缴纳社保，一年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而商业保险很便宜，表面上看是福利，其实工人是损失的”，祥子补充，“例如一旦有工伤发生，政府的工伤保障会定级，一次可能赔偿十几万元，但没有缴纳社保的工人没办法享受这项保障。” 2008年就曾到东莞打工，张涛对于职工权益等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得更多，工人们信任他。由张涛写下的一份包含六项诉求的诉求书，要求政府保障工人多方面的权益，尤其是工资、社保、赔偿金等几大内容。 关于诉求书第五点，“因厂方原因，多次忽悠、隐瞒的方式造成多次放假”，祥子认为，这有可能导致后续经济补偿金基数大打折扣，因为该基数是由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月薪来计算，如厂方有意为之，最终工人可以领取的经济赔偿金将大大减少。他强调说，工人应该设法保全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员工名册和工卡等能够证明工龄的证据，通过积极地谈判，尽可能提高经济补偿金基数。“如果一个工人在工厂工作了10年，月薪5000元，那这笔补偿金就有5万元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即使只能争取到50%，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祥子说道。4月7日，经森和纸业的财务人员计算，厂方拖欠职工各项款项共计2000万元。工厂员工目前已经向劳动局申请了仲裁，并提交了相关证据。 但子公司森益纸业的工人们还没走到这一步。张涛称，当前的《工人工资清偿专项方案》已经反馈了工资支付的诉求，有关社保暂停的工人，工厂也会补缴社保至4月底，5月工人们将正式解除劳动合同。“等我们拿到了工资，解除了劳动合同，我们肯定会去劳动仲裁，申请我们合法应得的赔偿金。”但张涛担心，到认定月薪基数时，又会是一次艰难的拉锯战。 “拆东墙补西墙”，二十年造纸生意落败 4月18日，水瓶纪元查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仍未见到东莞市森和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立案信息。森和纸业注册于2003年，已经营二十余载，其余两家子工厂涵盖了造纸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和盛木业负责生产原材料，森益纸业负责造纸，森和纸业则负责加工，生产成品纸。森和纸业公司法人兼董事长陈兆和于2011年收购了森益纸业，初期生产的纸都由森和纸业加工，基本属于自产自销。2019年，森益纸业提升产能后，还会将纸出售给其他公司，例如精品纸包装的龙头企业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主要客户之一。 多位中层管理员工表示，去年年底，工厂资金链断裂情况已现端倪，董事长陈兆和在经营上多次做出不利决策，又通过员工、亲友等进行高利息的个人融资，最终导致森和纸业走向末路。2018年，王霄入职森益纸业，负责生产线管理工作。工作的前几年里，森和、森益两家工厂运作良好。2019年，陈兆和花费了一两千万用于更新森益纸业设备，尽管当年出现了亏损，但工厂月产能一度从几千吨增加到一万吨，而森和纸业更是9条生产线同时运转，有违《劳动法》规定地让两班工人轮班，24小时不停歇，一个月生产出一万多张成品纸。李达是陈兆和的远房亲戚，2020年，李达入职了森益纸业，主要负责废纸采购等工作。入职头两年，他短暂担任过管理层。他透露，期间公司一年流水就超过10亿元，一年营业收入达3000多万元。 然而，到了2023年，陈兆和又希望增加产能、扩大规模，投入了六七千万元进行机器改制。改制持续了11个月，一直到2024年，期间耽误了大半年的生产。王霄解释道：“原本（森益）有两条生产线，改制的时候剩下一条线在生产，无论生产多少都是亏损的。因为生产设备能耗高，两台设备一起开工可以分摊（电费等）成本。造纸的利润本来就低，成本增加一两百元都会没有利润。” 李达认为，就是这次改制，让公司陷入无可挽回的地步。“全世界都知道扩大产能，可以降低成本。但一天生产100万吨，卖不出去有什么用呢？”李达谈到，由于外贸和内需市场的日益紧缩，成品纸价格一路下跌，已经从以往的3700元/吨降至2200元/吨，而废纸的价格却在上涨，导致成品纸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王霄称，近一年里公司业绩最少下滑了30%。 正是在这次改制中，工人们成为首当其冲受影响的角色。据张涛所言，诉求书第五点正是基于改制造成的工人停薪待产。2023年12月，森益纸业就有一批工人放假了，直到2024年6月，张涛才得以回到生产线。这大半年里，他没有工作，曾经几次找到领导沟通，才争取到了一点生活保障金，“当时手机到账1350元，而肇庆市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1850元，我想着企业困难，有发就好了”。后来，公司又主张2024年2月是春节，期间不发放补贴，他只收到了三个月的“生活费”。 但在这之前，陈兆和已开始涉险寻求高息个人融资。早在2016年，李达就借款近千万元给陈兆和，当时陈兆和允诺的利率是10%，也即李达每月可收到近10万元的利息。除李达外，陈兆和的一众亲友们也提供了借贷，这其中，王霄的姐姐借款给陈兆和300万元。 2022年前后，陈兆和又开始鼓动亲友们抵押房产，以从银行贷出更多的钱。银行贷款利率为5%，而陈兆和依旧支付给对方10%的借贷利息，这一利息差吸引了与森和纸业深度捆绑的亲友们投入全副身家。李达也敌不过陈兆和的软磨硬泡，用两套房产抵押出600万元给他。据李达所知，公司里多位中层管理员工都为陈兆和做了抵押贷款，总额达数千万元。 层层因素叠加，陈兆和“拆东墙补西墙”的高杠杆借贷模式最终暴雷。李达透露，如今森益纸业欠银行6000多万元，欠供应商5000多万元，加上拖欠的职工工资，债务已高达1亿多元。 从政策上看，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最常见的融资方式之一。东莞市的银行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各种贷款产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等，但银行贷款通常需要抵押或质押，且审批流程较为复杂。东莞市曾设立莞企转贷专项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帮助面临短期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进行转贷。 陈兆和或在穷尽了合法的融资手段后，将目光转向了个人融资。对于以他人名义进行房产抵押贷款的行为，张律师指出，若未经授权抵押，属无权处分，抵押合同无效，但善意第三人（如银行）可能取得抵押权。“房主可起诉要求法院确认抵押无效，并追究民事赔偿；刑事层面，若老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签名或欺骗房主，可能构成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 清明节期间，一边是森和纸业的工人们在讨Xin，另一边，已是中层管理员工的李达则开始打包行李，准备随时搬出住了10多年的房子。他的两套房产以及另外三套亲戚的房产都被陈兆和打包抵押，贷款出千万余元，除非几家人凑齐这笔钱，否则这些房产都将被银行查封，而他们没有这么多钱去赎回房产。 3月27日，李达的儿子李翔接到父母惊慌失措的电话，匆匆请假从外地回到东莞。清明节三天里，他在家收拾自己房间里的物品，翻出初中、高中写的笔记和日记，一并打包装箱，只剩下睡觉用的床铺。“感觉这一切都很荒诞，可能明天一觉醒来，我们就要被赶走了”，他无奈地说道。 在东莞厚街镇，邻里们发现，陈兆和带有两层花园的数百平米的大别墅，目前已经被法院贴上了封条。别墅门口还有个水池，里面曾养着陈兆和托人从顺德带回来的99条锦鲤。李翔发现，别墅被查封之后，水池里的锦鲤就被路过的人捞走了。 东莞造纸业背后，外贸和内需困局 陈兆和坚持扩大工厂产能的决策，刚好与近年来造纸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背道而驰，这一错误预判使森和纸业最终错失转舵机会。同时，浸润行业数年的李达认为，造纸业市场颓靡，与外贸订单下滑、国内消费紧缩密切相关。“造纸业跟消费是直接挂钩的，外贸订单跑了，内需也不行，我们的生意就死翘翘了。”森和纸业生产月饼盒、茶叶盒、手机壳、鞋盒等消费品包装纸，“以前（国内）出口很多鞋子，现在鞋子都不在这里生产了；大家也不爱吃月饼了，没人买月饼……”他发现，东莞还有很多造纸厂家生意都不景气。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提出的“对等关税”政策震动了全球市场。4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对等关税”暂停实施90天。4月11日，据CNBC报道，美国对中国所有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进一步加码，目前最新累计税率已达到145%。 此前，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估算，至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时，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为19.3%。拜登上任后，保留了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关税，还对个别品类增加了额外关税，使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达到20.8%。 今年1～2月，中国对外出口同比仅增长2.3%，远低于市场预期。巴克莱（Barclays）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反映出早些时候出口商为避免关税而提前发货，以及特朗普更快、更广泛地加征关税的影响。此外，中国政府3月将2025年的CPI涨幅目标，较长期以来3%，下调至2%左右，为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中国通胀总体处于低迷状态，即市场价格难以回升，处于较低状态；进一步看，这反映出内需不足、企业竞争激烈、消费意愿低迷等结构性问题。 外贸关税问题，叠加上国内内需不足，直接作用于制造业，导致产能无法被消耗，“世界工厂”东莞也不例外。实际上，造纸业是东莞制造业的重要产业之一。2024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新闻发布会指出，据统计，东莞造纸产量约占全国的10%、全省的60%，且东莞是全国印刷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 全国造纸业的状况不容乐观。据中国造纸协会资料，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纸制品生产企业5406家，生产量6514万吨，较2023年下降11.39%；消费量5885万吨，较2023年下降13.75%。2024年出口纸及纸板、纸浆、废纸、纸制品合计1746.25万吨，创汇330.62亿美元。出口纸及纸板平均价格为1175.04美元/吨，较2023年平均价格下降13.93%。回看近两年工人罢Gong、讨Xin等事件，也能窥见制造业的变化。祥子基于中国劳工通讯网2023年的数据，做了相关研究。根据工人集体行动地图（CLB n.d.），2023年共记录了1789起罢Gong，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其中，制造业的劳资冲突在2023年显著增加，达到24.39%，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45%，比疫情时期高出约3倍。 尽管CLB的数据并不全面，有限数据仍表明，追回拖欠工资一直是工人们的主要诉求，2023年，该缘由占罢Gong事件的 87.14%，较三年疫情期间增加了3.7%，较疫情前增加了6.8%。此外，疫情后企业倒闭和裁员的案件大幅增加，从疫情期间的7.60%上升到2023年的12.88%。特别是在制造业罢Gong中，因企业倒闭和裁员而发生的案件占总数的42.5%，几乎分别为疫情前水平的两倍，以及疫情期间的3倍。祥子认为，从2018年第一轮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制造业工厂被迫外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随着外贸订单的减少，国内越来越多工厂走向倒闭。在这种处境下，企业盈利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及管理者对职工的剥削问题愈发凸显，不愿为职工缴纳社保就是其中表现之一。中国制造业长期依赖低价劳工的模式，正在朝不少东南亚国家转移。外贸环境的不利，促使政府扩大内需。然而，国内产能过剩，让企业内卷加剧、经营不善，被迫失业的人正越来越多，人们口袋中的钱进一步减少，无法提振消费。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张涛、王霄、赵凡、张律师、李达、李翔为化名） 撰文_LinChen编辑_落橙 赵小鲁平台编辑_cc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水平纪元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中的众声喧哗 一、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在一审判决出来前后，我便有所耳闻，在网上也刷到过一些与该案相关的信息。当时就有媒体联系我，希望能就该案的判决做些评论，对此我是不置可否的。缘由在于：第一，对刑事领域个案的评论，由于构罪与否需要以涉案事实与证据作为必要基础，而我对该案的事实与证据情况并不清楚，随意评论个案从职业伦理来说并不严谨。第二，作为强奸案件，该案牵涉特定当事人的诸多隐私，原本就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对其进行评论可能会暴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第三，我以为订婚不能阻却强制性行为成立强奸罪是无庸置疑的，人们充其量对婚内强制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会存有争议，所以该案缺乏普遍化的一般意义；既然不具有普遍化的意义，围绕该案进行评论在公共领域也就缺乏积极的价值。然而，后续事态的发展表明，在关于第三点的判断上，我错得相当离谱。原来，当婚内强奸在法治国家成为立法上的通例，甚至连近邻韩国都承认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而在我们的社会，竟会有如此之多的人认为，只要订婚就等于出让女性的性的自主权，女方有随时随地配合未婚夫进行性交的义务，即便是强制的性行为也可因订婚的存在而阻却强奸罪的成立。持此类观念的人群之中，甚至也包括一些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我之前的评论确是带了一些个人情绪。面对或赤裸或隐晦地将女性物化的各类无底线言论，我难以做到心平气和。同时，我也并不觉得，面对这种言论时心平气和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态度。尤其是，看到一些人将污水泼向案件中的被害人，通过将关注焦点引向彩礼，用污言秽语对被害人施以荡妇羞辱，我真的是惊诧于某些人内心的阴暗。原谅我的少见多怪。我确实未曾想到，基本盘中的性观念与价值观竟然是这样的；号称学过法律的一些同行，原来也持的是按现代文明看来根本就是法盲的观点。 二、 在大学的刑法专业教学中，每次讲到性侵犯罪时，我都不免感叹，相比于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的性犯罪立法，我国性侵犯罪的规定要保守得多，基本还停留于对传统观念的捍卫，充其量只是做出一些微调。及至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才承认成年男性可以成为强制猥亵罪的对象，算是在性观念方面有了些许的突破。但迄今为止，我国刑法都不承认男性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对象，对于婚内强制性行为的处理明显偏重于对家庭秩序的维护，同时将强奸行为限定于狭义的自然性交。就婚内强奸的问题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刑事立法上修改强奸罪的条款，承认正常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对妻子施加强制甚至是未获同意的性行为，确定无疑地可以构成强奸罪。相比之下，我国刑事实务中对婚内强奸的处罚范围要窄得多，除了在离婚诉讼与分居期间发生的强制性行为会按强奸罪来论处，正常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对妻子的强制性行为被认为是可以阻却强奸罪的成立的。承认婚姻的存在能够阻却强奸罪的成立，其实并不符合将强奸罪的法益界定为性的自主权的基本立场。只要承认性的自主权是属于个体的，就不可能认为结婚等于让渡个体的性的自主权。这也是现代法律为什么普遍不处罚通奸的缘由。我的感叹在于，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性侵犯罪，号称要保护女性的性的自主权，但其实只是套了一顶性自主权的帽子，内核保护的仍然是性贞洁。因为只有从性贞洁的逻辑出发，才会顺利成章地得出，只有女性才能成为强奸罪的被害人，而丈夫享有豁免权，原则上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号称要保护女性作为个体的性的自主权，实际上却主要在保护性贞洁，其中充斥与弥漫的男性凝视未免让人失望。包括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法律技术主义的论证，究其内在不过就是想要维续男性的性支配地位；只是毕竟作为法界中人，不好意思直白地将自己认同传统性文化的心理和盘托出。 未曾料到的是，就性侵犯罪来说，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明显偏于保守的我国刑法界主流立场，在很多人眼里竟被认为过于激进。法律定的明明已经是最低的标准，而很多人连最低的标准都无法对齐。对此，正常人的合理反应，原本应当是尽量拉短自己与最低标准的差距。然而，当粗鄙在网络世界中形成遥相呼应的局面，人们对于自己无法对齐最低标准的问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围绕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产生的巨大争议，质疑法院有罪判决的众多意见中，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只要存在订婚并收受彩礼，即便强制的性行为也能阻却强奸罪的成立，因此法院的判决存在疑问。不难发现，按此种意见，彩礼实质上被视为女性的卖身钱与男性的嫖宿费，是作为换取与女性发生性行为的交易费用而存在。 这样的观念由于将女性当作可予转让的财物，自然难以见容于现代的法律体系。但凡知道要点体面，不以粗鄙与反文明为荣，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认可与接纳前述的观念。也因此，即便在性观念与价值取向的问题上偏于保守，按我国刑法界的主流立场，订婚由于在法律上没什么实质意义，双方之间并未就此进入婚姻，仍只是男女朋友关系；故而，如果男方违背女方的意志，强制性地与女方发生性行为，自然可以成立强奸罪。 一种在现代法治逻辑看来不应存在争议的处理路径，却在网络上引发滔天的怒火，也造成舆论场的撕裂。大清灭亡一百多年了，还在争论订婚后的强制性行为能否构成强奸，着实是魔幻得很。面对网络世界汹涌的民意，办案机关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披露案件中涉及个人隐私的诸多细节，本以为能就此平息舆论，不料反而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 可以说，舆论场的撕裂无从弥合。说到底，这不仅是观念的冲突，更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对立：究竟是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承认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权的独立主体，还是延续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将女性客体化而视为附属于男性的物品。 三、 在古代社会，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财物，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宣告的便是男性的主权。也因此，法律制度上会保护父权与夫权，肯定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并发展相应的文化来进行加持。出嫁之前，父亲对女儿享有支配权；出嫁之后，丈夫对妻子获得支配权。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权中，自然就包含性方面的支配权。与之相应，古代社会法律保护女性的性贞洁，是认定强奸罪真正的被害人是男性。所谓的贞洁，对女性自身而言没什么意义，只有对作为权利主体的男性才有价值。依据这种逻辑，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被强奸，对于男性来说意味着自己的财物被玷污。当前社会中司空见惯的观念，即认为女性只要被强奸就是被玷污，就是身子不干净被弄脏了，便是男权社会为强化女性的物化地位而输出的文化支持。认清这其中的缘由，便会意识到“被强奸被玷污”是男权主义强加的观念。然而，即便在古代社会，只是存在订婚而尚未进入婚姻，也不会承认未婚夫对已订婚的女子取得性的支配权。相反，未婚夫对未婚妻实施强制的性行为，往往会受到正式制度的惩罚。这当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自身，而是为了保护作父亲的男性的主权。理由很简单，女子未出嫁之前从属于其父亲，只有正式地与某位男子缔结婚姻，才代表着权利主体更替的完成。此后，该女子才会被认为是这位男子的所属物，后者可以对前者在性方面予取予夺。就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而言，如果放在古代社会，订婚的双方之间发生婚前的性行为，不要说是基于强制，便是自愿也是不被允许的。围绕该案，当为数众多的人们认为，涉案的男子有权对收取彩礼的女方实施强制的性行为时，究其心理，分明是既想霸占古代社会的红利，也就是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附属物，又想获取现代社会的红利，也就是婚前发生性行为是可被接受的。既要将女性置于类似财物的位置，不愿承认女性是独立主体，又要在这个“财物”转让之前，就能肆意地行使作为主人的支配权，两头的红利都要可尽吃。这白日梦，确实做得挺美。要怎样的无知与贪婪，才会这么一厢情愿一门心思地既要又要，还显得那么理所当然。我之前批评某些人还生活在大清朝，后脑拖着丑陋的辫子而不自知。认真想来，批评持前述观念的人是生活在大清朝，很可能是侮辱了清朝人。因为清朝人都不会在对作为“财物”的女性完成所有权转移（借助结婚的形式）之前，就敢于宣示对未婚妻的性支配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想当然地宣扬订婚收受彩礼后女方就有配合性交义务的人们，根本是在背离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不自知。可惜，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要说是在现代社会，就是穿越回古代社会，也不可能让你实现这样的黄粱美梦。 无论某些人多么地不情愿，在两性关系的问题上，时代终究是已经变了。文明固然脆弱，有时可能会被野蛮所征服，但她就像一粒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会焕发强大的生命力。从刑法的专业角度来说，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谈不上是疑难案件，其间并不涉及多深刻的法理；但是，在一个很多人连法律设定的最低标准都无法对齐的社会里，两审法院做出的有罪判决有其积极的意义。每一次正义的审判，都是对文明的用心呵护。野蛮的力量阻挡得了一时，却绝不可能扼杀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 2025年4月20日 作者简介：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水木网络法学
何同学翻车：伪精英主义的实质是极端利己 撰文丨郁风 很多人又在“自我成长理论”的影响下，逐步丧失对底层劳动者和对他人的尊重和共情。一边骂资本压榨底层、压榨自己，一边自己不尊重底层劳动者。 几百万粉丝大V“老师好我叫何同学”翻车了。 此次翻车原因是其发布的一条微博，表示自己现在面对网约车司机的要好评请求，除非对方服务真的很好，否则自己会直接说抱歉不想打，然后下车。 在结尾处，何同学还“升华主题”为“作为一个有讨好倾向的人，这是我锻炼真诚和勇气的方式”。 01 孰料网友并不买账，纷纷指责这是一种精英的傲慢，是对底层服务劳动者缺乏共情的体现，锻炼真诚和勇气并不需要在网约车司机头上锻炼。 更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何同学自己作为一个自媒体创作者，在每期视频中都不忘“求好评”——即求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从广义上说，何同学是内容服务提供者，网约车司机是出行服务提供者。同为服务从业者，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一边让粉丝给自己好评，一边教粉丝拒绝给他人好评，何同学确实有点双标。 而就在不久前，何同学和苹果CEO库克合拍的视频更诠释了何为“前恭后倨”。 ▲何同学与库克（图/视频截图） 在库克面前，何同学一脸谄媚讨好，称“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雾西湖”，并顿了一顿，对库克说：“但实际上，雾西湖不如你来西湖”。 一番奉承之言，把库克逗得心花怒放，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情侣间的土味情话。 02 向上拒绝才是真诚和勇气，而向下拒绝则更多地透露着一种傲慢。当然，有必要给何同学说两句的是，给不给好评是任何乘客、任何消费者的自由，他如果觉得司机的服务不够好，绝对有权利拒绝。 但是，作为公众人物，网络大V，他选择把这件事发出来并加上自己的“感想”，无形中会引导自己的粉丝判断，冒犯的是整个网约车司机乃至基层服务业群体。 作为一个自媒体大V，何同学当然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发言会引发的舆论反响，但他还是将其作为例子以一种“精英说教”的姿态来宣扬时下流行的“反讨好学”，那就要做好被舆论反噬的准备。 ▲何同学在视频中“求好评”（图/视频截图） 何同学所提到的“反讨好型人格”，是近几年互联网涌现的一种新型“毒鸡汤”。在抖音、小红书等很多的“心理博主”口中，强调“克服讨好型人格”“做真正的自己”，实质内核是一切以自我中心，极端维护个人权益，将自私自利与个人中心美化为“自我成长”。 如上观新闻所说，这样的“毒鸡汤”内容大行其道，本质其实是人思维的“算法化”——一切以“于我有利”为核心。系统算法困住的，何止是外卖骑手、快递员或网约车司机，同样困住了自以为玩转流量的“何同学”们以及众多普通网友。 03 在当下，像何同学一样持精英思维的人并不在少数，动辄“爹味说教”，欺软怕硬。 今年年初，巴奴火锅创始人杜中兵就公开宣称“火锅不是给底层人民吃的”“月薪5000你就不要吃巴奴了”。其后杜中兵解释称，原意是让月薪只有5000的人先把钱花在自己的“成长”上，是“希望大家越来越好”。 但眼见舆论一面倒的抨击，杜中兵被迫放下身段，道歉称自己的“爹味说教”脱离了年轻一代的需求，表示自己已经“离年轻人太远”。 ▲杜中兵道歉视频（图/视频截图） 年仅20几岁的何同学，似乎在成为自媒体大V赚得盆满钵满后，也和普通年轻人渐行渐远。或许，一条广告报价几十万、荷包鼓鼓的他，已经底气十足，很难理解普通人一天赚几百块的艰辛。 何同学的名声下降并不是猝然的，而是一条缓慢下降的曲线。当他还是学生时，他可以通过一条“5G速度有多快”的视频一夜之间涨粉百万，可以凭借新奇好玩的电子制作吸睛无数，可以通过与库克对话让旁人羡煞不已。 可当他毕业后，人们发现他似乎仍旧停留在“学生”的角色，做出来的仍然是那些新奇好玩却缺乏实用价值的小物件，和库克的对话除了官样奉承外无任何实质内容，并且还屡屡陷入“代码错误”“抄袭”等争议。于是，“5G最大受益人”“赛博丁真”的头衔应运而生。 这次的翻车，也可以说是那些本就对何同学不满人群的一次集体宣泄。 从何同学、杜中兵等一些所谓的“精英主义者”身上，我们可以醒目看到“自我成长理论”的标签。但同时在舆论场大行其道的还有“反资本理论”。后者动辄痛斥资本对底层劳动者压榨，痛斥算法对人进行异化。 然而，很多人又在“自我成长理论”的影响下，逐步丧失对底层劳动者和对他人的尊重和共情。一边骂资本压榨底层、压榨自己，一边自己不尊重底层劳动者。说白了，这些宏大理论和新名词，不过是极端利己主义换个包装而已。 04 服务者和消费者到底该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是无条件“体谅服务者的不容易”，还是两者相互尊重，保障服务质量，也保障消费者评价的权利？毕竟，上午的消费者，也很可能是下午的服务者。 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最近我是给好评居多，还是给差评投诉居多？ 好像两者数量差不多。 给酒店好评，是因为给好评店长能热情地给打折或送早餐或免费给客房升级，在几十块的差价面前，我可以忍受酒店设施的一些不完美。 给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差评，一次是碰到了换牌车，来接我的车和系统显示的车牌完全不符，司机让我上车，我果断拒绝，司机对我破口大骂后离去。我果断投诉，起初客服表示将对该司机扣分，我表示拒绝接受，这是违法违规行为，且对我的行程、心情造成极大影响。最后客服表示将该司机封号。 图/图虫创意 另一次是出租车司机故意绕道，最后多收我10块钱，我和他理论时他还对我骂骂咧咧。我下车即记下车牌打12345投诉，经过数日等待后，出租车公司打来电话道歉并退回了多收的10块钱。当地交警也打电话过问了处理结果。 近期唯一一次主动给外卖骑手好评是他打了个电话，我却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我打开门问他是不是说话不方便，他示意自己是个聋哑人，并连连鞠躬做出不好意思的神情。事后，我给他写了好评并打赏鼓励他加油，他一口气回复了好几个“谢谢”。 最近一次投诉外卖是发现收到餐后全部撒漏，向客服投诉后半小时才收到骑手的电话，骑手说是自己弄撒的愿意赔偿。我问他，等了一个小时一口饭都吃不上怎么赔偿，且我现在再重新点外卖又要等半小时。 他沉默了，小声说，你给了我差评吗？ 我说，没有。 他随即挂断了电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订婚仪式与彩礼 前置声明：本文不讨论真假和对错，只讨论事件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当然，本文也不讨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请大家根据自身价值观自行判断。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被告强奸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此，这一轰动全国的案件在法律层面已是尘埃落定，但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还在持续发酵与扩散。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关注，是因为当前社会存在一种被政府和官方媒体刻意回避的群体心态： 大量青年男性对当前社会的“主流婚恋模式”非常不满意，认为男人要谈恋爱和结婚难度太大、付出太多、吃亏太狠，但作为个体又难以挣脱，所以倾向于在互联网上表达强烈的反对声音，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越来越多男性选择了放弃与躺平。 这种群体心态的爆发与共鸣曾在“胖猫”事件中达到最高峰，现在这个“订婚强奸案”又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这一心态。两个案子情节大不相同，但背后的社会心态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这两个事件主要都是男性用户在推动传播和讨论，与铁链女等社会事件主要由女性推动讨论形成鲜明对照。 需要强调的是，男性群体这种愤懑心态的激发和强化与案件本身真相如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们只是需要有一个全社会都在讨论的案件来发泄压抑已久的情绪，表达对“主流婚恋模式”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是公安反复发布胖猫事件的调查细节，还是审判长出面回应订婚强奸案的判决依据，都完全无助于平息他们的愤懑。 请注意，这里我用的是“愤懑”而不是“愤怒”这个词，因为这种群体心态的诞生是受到长期社会趋势的影响，是源自于亿万青年男性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而不是被某个社会热点事件凭空点燃。 而且，因为相当一部分男性真实的内心期望是“回归传统男尊女卑婚姻关系”，这与当前社会的道德与法律体系并不兼容，所以也很难正面去大声呼喊自己的主张，这就形成了长期的压抑。所以才叫“愤懑”而不是“愤怒”。 之所以青年男性普遍存在这种强烈的愤懑情绪，最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社会在婚恋观念与婚恋现实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同步。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女性地位相比三十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就业率、家庭地位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改善。 当然，女性的社会地位整体上相比男性来说还有差距。这种性别差距在婚恋匹配中又叠加了一个阶层的差距，于是出现了一个复杂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婚恋吸引力粗略分为ABC三等，很显然，无论男女，都是C阶层的数量最多，但B阶层的声量最大。 B阶层（综合婚恋吸引力）的女性通常把A阶层的男性作为首选婚恋目标，社会上也是A男B女的婚恋组合更受欢迎。由于A阶层的男性通常掌握更多财富与权力，因此B阶层的女性在婚恋中难免会感觉到地位不平等，希望进一步提升女性地位。 恰好B阶层的女性作为中间阶层，在民间舆论场的声量最大，形成了“主流舆论”。也给B阶层和C阶层的男性形成了一种“现在已经是小仙女主导的女权社会”的整体印象。 B阶层和C阶层的男性普遍认为，他们为了争取同阶层的婚恋机会，不得不辛苦打工赚钱攒老婆本，在恋爱过程中要委屈自己去提供情绪价值，投入不小的成本去请吃饭送礼物，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就算努力“追到了”，还要承担彩礼、婚房婚车等高额支出，甚至掏空整个家庭几代人的积蓄。 他们认为，既然男性承担了约会支出、彩礼、婚房等婚恋主要成本，那也应该获得与此相匹配的“男尊女卑”的婚后家庭地位。 但现代受过教育的女性普遍认为，男女平等是理所应当的，不附带条件的，至于男性在婚恋前期付出的金钱、时间和情绪成本，是对女性未来生育和事业损失的补偿。 如果我们抛开道德评价，纯从利益角度来看待的话，以上男女双方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里面存在两个严重的漏洞： 彩礼，尤其是支付给女方父母的高额彩礼，其实是一个男尊女卑封建社会的残余产物，并不能作为女性“婚姻生育损失”的有效补偿。所以这一边男性感觉付出了很多，另一边女性还是觉得生育很吃亏。 婚房，尤其是大城市动辄百万元以上的婚房，其价格的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与金融机构的利润，BC阶层的年轻男性在辛苦攒钱买房娶老婆的过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在为A阶层的男性做贡献。认识到这一点的男性，心里就很难平衡。 归根结底，当前主流的婚恋模式让BC阶层的男性很不满意，尤其是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人数更多的C阶层男性，他们的痛感会更加强烈。与此同时，BC阶层的女性面临生育带来的健康和事业损失，却没能得到足够的补偿与保障，还要被讥讽是“小仙女”，也是非常委屈。 因此，当胖猫事件、订婚强奸案等典型案件占领热搜后，青年男女都在借机表达对当前社会主流婚恋模式的不满，并且自身观念会在一次次对垒中越来越极化。 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后，我注意到两边都有普遍的极化观点： 一方认为，即便付了彩礼买了婚房，订婚之后还有可能被告强奸，说明男性为婚恋付出完全不值得。 另一方认为，女性仅仅是订了个婚就被舆论认为失去了性自主权，沦为泄欲的工具，那真要结了婚还不得任由家暴强奸？ …… 这样的社会观念转变，会深刻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再装作看不见了。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如果一件事情中相对的双方都对现状非常不满意，那通常就存在一个非常满意的第三方。 当大家都在负重前行的时候，一定是有人在默默地替我们岁月静好。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It is time for you to leave the United States.（你该离开美国了） 这是中国留学生Andy打开邮件后看到的第一句话，警告后紧跟着威胁。 “Do not attempt to re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find you.” （不要尝试停留在美国，联邦政府会找到你的） 用词直接，甚至残酷。这不是房东下的逐客令，这样的措辞来自美国国土安全局。 Andy 并不是这批53万被要求立刻出境的难民。她立即联系了学校，有惊无险，国际处办公室解释这是隶属于国土安全局（DHS）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的行政错误。 但李洋没有那么幸运，几乎同时，她收到学校通知她的 SEVIS 被取消的邮件。 SEVIS 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管理，全称是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SEVIS 记录被取消意味着学生的在美数据记录被删除，也就是说，那封邮件在通知，李洋在美合法身份失效。 和 Andy、李洋一样，在美留学签证受影响的人正在持续增多，3月下旬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即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在 SEVIS 上陆续终止了许多留学生的 F1（全日制学术类课程）签证，根据 NAFSA 的官方报告，截至 2025 年 4 月 14 日，撤销 SEVIS 记录接近 1300 例。其中有许多是中国留学生。 四月初，特朗普政府正式撤销了拜登时期通过“CBP One”应用（一款移民申请合法入境的应用程序）给予移民的人道主义假释，这批移民原本被允许合法留美两年，并可工作生活。然而，新政府突然宣布终止这些许可，并要求他们立即离境，否则将面临起诉和强制驱逐。 政府甚至将原本帮助移民申请庇护的应用“CBP One”更名为“CBP Home”，其主要功能也从协助入境变为敦促“自愿离开”。 CBPHome 里的的Home （家）指的是移民的¨家¨，主要是墨西哥，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 国土安全局，DH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也就是Andy邮件的发件方，命名里homeland中的home 指的是美国。 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国内安全、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于2002年通过了《国土安全法》(Homeland Security Act)，从而正式设立了国土安全部。相比state，nation等用词，homeland一词直指忧心忡忡的家国意识，只是谁有资格当家人，是和政局一样变化莫测的答案。 这是一场以家之名的驱逐：请你离开我的家，请你回到你的家。 文｜孙漫漫 编辑｜oi 1 突发：十五天之内必须回家 SEVIS被取消，就意味着 F-1 留学身份立即失效，着要在规定时间内（通常为15天内）离境。 并没有准确的中国留学生影响人数统计，但从小红书，微信等群聊的情况来看，受影响的中国学生可能将近千人，这个数字仍然在增长。 而 SEVIS 被取消，F-1 学签被中止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解释，这场对个体生活会造成巨大冲击的事件仍没有任何官方部门回应。 葛阳信息系统里给出的理由是：因刑事记录审查或签证被吊销。 但有刑事记录不代表有刑事犯罪。 李洋和舍友起了口头冲突，争执过程中邻居报警，警察带走李洋录了指纹，虽然之后并没有进一部分的司法纠纷，并且被判为无罪，但她仍然面临着 F-1 学签被取消的严峻困境。 超速罚款，情侣吵架，都有可能因为去警察局录了指纹而沾惹川普移民法下的“坏移民”之嫌。 政治言论可能是也是被吊销签证的原因。 2025年3月，塔夫茨大学土耳其籍博士生鲁梅伊莎·厄兹蒂尔克因在校报发表支持巴勒斯坦的文章，被美国移民官员拘捕，其学生签证被吊销。同月，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研究生马哈茂德·哈利勒因参与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抗议活动，被美国政府指控支持“恐怖组织”，面临驱逐出境。纽约时报报道，ICE通过AI监控200多个社交平台来遣返。 但不管是交通违规，还是互联网发言，所有被中止签证的原因都只是推测。 在以前，ICE 撤销留学生签证通常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拿着学生签但是没上够足够的课，二是被法院定了很严重的罪名。但这次，ICE 的行为像是随机的秋后算账，不论多久远的（比如10年前的酒驾）、多小的罪名（甚至没被起诉或案件已经被撤销）、或是多不经意的一句言论，都可能收到签证取消通知。移民局吊销签证的通知像达摩斯之剑，悬在焦虑的留学生们的头上，谁会被取消似乎更和运气相关。 让人恐慌是白宫的策略。在 SEVIS 被中止的学生群里，有华人律师推测特朗普此举是希望在美国司法部门介入之前制造恐慌，让移民在一片混乱中离开美国。 为什么被吊销签证？不确定，谁会被吊销签证？不确定，吊销签证后该做什么？还是不确定。学校只能建议学生们尽快找律师，暂时不要离开美国，为之后的维权周旋出机会。 […]
给外卖骑手上社保，看似是企业自主用工政策，但当它背后牵扯的是千万外卖骑手，并且关乎就业稳定，所以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撰文丨艾川 骑手的社保问题，正在愈来愈成为媒体与社会日常关心的话题。 显然，事件的原点还在于几个外卖平台相继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 2月开始，京东宣布给自己旗下的骑手全额缴纳“五险一金”，原本定位为“灵活就业人员”的骑手成为了全职合同工，签约了1万人。 这个新闻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京东也获得了社会一片叫好：原本缺乏保障的外卖员，成为了“五险一金”全覆盖的“顶级打工人”。 就在昨天，京东又发布公告，宣布在本季度再招收不低于5万名全职外卖员。也就是说，在6月底前，京东将会给6万名外卖骑手配齐“五险一金”。 ▲泉州街头上的外卖骑手（图/CFP） 而另一家外卖平台美团也落地了社保方案：4月3日，在南通和泉州推出了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方案，当骑手满足参保条件并缴纳保费后，平台将直接补贴50%现金，可以选择在就业地交，也可以在老家交；可以按月交，也可以按季度、半年交，都能领取补贴。预计在全国推广后，将覆盖百万骑手。 两套不同的方案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有人认为，就应该给所有骑手都配齐“五险一金”，竭尽可能加强保障深度。也有声音指出，社保方案不能一蹴而就，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应该考虑覆盖广度，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保障。 两种方案都是对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的良性探索，但背后体现的是改革思路的差异——是只保障少数人，还是照顾千万人？ 01 详细分析两份方案，却可以赫然发现这是对骑手社保缴纳问题上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集中资源全面保障少量骑手的全面社保利益；而另外一种是把资源摊薄，聚焦核心险种尽可能扩大保障面。 从京东的进展看，到2025年6月底能给6万全职骑手上“五险一金”。对于这6万人而言，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从而得到了国家政策与制度的全面保障。 不过，京东全职骑手目前采取邀约制，具体的进入准则并未明确披露，依据何种跑单时长数据才能获得邀约也暂未有具体解释。 对于寻求稳定就业的人而言，这6万人起码是幸运的。但是，京东外卖旗下有130万骑手，剩下124万人的保障同样也应得到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