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箫 很久没和大家聊词了，最近澳洲圣诞节放假，写几篇短文稍放松一下吧。若一篇写5000字以上，担心会给读者增加压力，毕竟都在放假嘛。想到词的句法尚未说完，觉得应该善始善终，还是要往下续。且既然谈了句法，若不谈字法、章法，有点过意不去，所以以后也抽空说一说字法、章法。今天聊词的翻转句法。 之前讲过词的设想句和层深句，各位可以点进本频道（“清箫看世界”）首页回顾。什么是设想句呢？例如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如刘过〈唐多令〉：“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想要如何，却害怕如何，或不得如何，理想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层深句呢？我将其概括为：“已经这样，却还那样”。例如陆游〈卜算子〉：“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周邦彦〈瑞鹤仙〉：“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王沂孙〈醉蓬莱〉：“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层深句通常含有“已”、“更”、“又”、“那堪”等字，往往有递进。设想句和层深句的共同效果是加重情感，意不单薄。 词还有一种翻转句，亦称翻案句，即推翻一层，另写一层。 学诗的朋友们很可能见过翻案之法，此法可使诗增添新意，令读者眼前一亮。袁枚《随园诗话》云：“诗贵翻案”，并列举数例。比如，杨花是飘零之物，而昔人作诗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又如，龙门是高境，鲤鱼跃龙门多么令人羡慕，但有人却说：“好去长江千万里，莫教辛苦上龙门。”谢榛《四溟诗话》也有一翻案之例：“《家语》曰：‘水至清则无鱼。’杜子美曰：‘水清反多鱼。’翻案《家语》而有味。” （图：Adobe Stock） 词的翻案有哪些例子呢？如下： 东坡〈水龙吟〉：“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吴文英〈高阳台〉：“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 程垓〈水龙吟〉：“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 下面赏析翻转句的效果。 （图：Adobe Stock） 不恨此花飞尽 我们先读苏轼〈水龙吟〉全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是一阕次韵之词，作于苏轼被贬谪居黄州期间。那时他的好友章质夫写了一首咏杨花的〈水龙吟〉，苏轼随后和了一首。和韵就是依照原作的韵再写一首回赠；次韵则是和韵的一种，要按照原作用韵的次序写。比如原作第一句押韵的地方用“坠”，你和的时候也要用“坠”；第二句原作用“思”，你也要用“思”。按理说，次韵之作受制于原作的韵，所以不容易写得比原作好，但苏轼这首〈水龙吟〉却在章质夫原作之上，足见东坡水平有多高。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此感叹：“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其后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对苏轼该词评价甚高。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我们细品这首词。 苏轼该词藉咏杨花而抒发离愁。起句即不凡之语——“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下笔何其自然，情感何其浓郁！无论写景还是咏物，均当以自然言情者为妙，明说无人惜，实暗藏一多情之人，怜惜杨花纷纷飘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将杨花拟人化，她好似抛却了家，依傍在路边，貌似无情，实为有思，如杜甫诗云“落絮游丝亦有情”。柳枝似愁情萦绕的柔肠，柳叶似“欲开还闭”的困倦娇眼，杨花又好似入梦的女子，随风飘向万里之外，寻找她日思夜想的丈夫，却又被莺啼声惊醒，想像何其妙哉！“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化用唐人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图：Adobe Stock） 再看下片，换头处用翻转句法承上启下：“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此花”即杨花，不应怨杨花飘尽，只应恨落红再难返回枝上。该二句照应首句“似花还似非花”，杨花本来就不是花啊！何必去感叹杨花飘零？真正的花是西园落红呀！此词主题明明是咏杨花，东坡为何写落红？二者有何关联？个中原因，惟赖诸君反复品读，方能领会。此处用的是曲笔，以落红反衬杨花，更表现杨花境地之凄——人们都去怜惜落红，谁来怜惜柳絮呢？正与开头“无人惜”呼应。 继之，“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杨花去哪了？已化作一池浮萍，她的春色三分，两分归于尘土，一分付诸流水。妙哉妙哉！试想，杨花怎能变成浮萍？分明是词人的慰藉呀！不忍承认杨花无迹可寻，只好指著浮萍说：她们在那！他不仅“知道”杨花飘到何处，还能“计算”春色的比例，与唐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异曲同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更堪称千古绝唱。 （图：Adobe Stock） 咏物词非常难写，稍有不妥，便易拘束不畅，或晦涩不明。而东坡此作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恰到好处，明知他写的是杨花，又恍惚间以为不是杨花。沈谦《填词杂说》评曰：“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刘熙载《艺概》评曰：“‘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再读全词，诚是“似花还似非花”。 伤春不在高楼上 再看下一翻转句例：“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此句出自吴文英〈高阳台〉。我们先读全词： 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阑浅画成图。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东风紧送斜阳下，弄旧寒、晚酒醒馀。自消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 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臞？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 （图：Adobe Stock） 这首词作于宴席分韵的场合。宴席分韵词多表达喜乐之情，为何该词如此悲伤？吴文英的词本就多为恋情怀旧之作，且他生活在南宋末期，故有对国运衰颓的感慨。试看此词中，“斜阳”、“飞红”、“吹尽香绵”寄托其哀世之情，昔日繁华的大宋如今似夕阳、落花、柳絮，正随春消逝。 当时吴文英故地重游，来到西湖名胜丰乐楼。楼外西湖风光虽好，词人却难以喜悦。他虽见修竹垂柳，山水如画，却有风送斜阳触目伤心。杜甫诗云：“花近高楼伤客心”，此刻，吴文英也于高楼上黯然神伤。“自消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顿”字用得好，仿佛转眼间人就老了。 （图：Adobe Stock） 下片由楼外转向室内，换头三句承上启下。上片围绕高楼，本以为登楼已足够伤感，词人却说“伤春不在高楼上”，推开一意，而另辟新意：“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登楼凭阑固使人愁，然时间短暂，况宴席上有人同饮，尚不致孤独难熬，莫过于漫漫长夜，在灯前独倚孤枕，点著熏炉，听窗外春雨潇潇。雨声是听觉上带来的伤感，又有春寒侵袭，最易伤春，如后主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图：Adobe Stock） 今天先讲到这里。最后稍总结：翻转句用在过片可以承上启下，撇开一层，另辟新境，似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令读者意想不到。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在过片，作词不能死板地照猫画虎，以后真情流露时，又碰巧想到新意，且不突兀，再考虑活用。还得熟悉所选词牌的词谱，句的长短也要考虑。
文/清箫 本期继续讲《古文辞类纂》的论辨文。我们先看西汉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被称为太史公，其实司马谈也是太史公。司马谈想效法孔子作《春秋》，也写一部那样的史书，可惜没能实现，临终时将此重任托付给司马迁。假如没有司马谈的谆谆嘱咐，或司马迁未能忍辱完成父亲的遗愿，那么今天的我们恐怕看不到《史记》这部宝贵的著作。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事业不单是一个人的功劳，就像太史公父死子继，真的很不容易。薄薄的纸上承载的文字本没有重量，我却时常觉得很重，这重量来自作者的心，以及与之相关的每一人的心。《史记》承载的不只有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精神，还有司马谈的责任心。 （图：Adobe Stock） 司马谈非常博学，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师从唐都学天文，跟杨何学《易经》，又跟黄子学道。他担忧后人不懂诸子百家思想要义，因此撰写〈论六家要指〉。此文论述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的思想，可谓是西汉的一篇学术论文。 我们先看此文的结构，可分为三部份：（1）六家思想殊途同归；（2）概述六家理论；（3）详论述各家理论。条理很清晰。 第一部份言简意赅，引用《周易》中的话概述六家思想皆是为了治世：“《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第二部份简洁阐述六家思想的关键长处与短处：“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图：Adobe Stock） 六家之中，司马谈最推崇道家，称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之道，且能满足万物，随时代、事物变化而变化，宗旨简单而容易掌握，做事少而功效大。相比之下，儒家思想虽广博而缺少纲要，烦劳而效果小，君主要做天下仪表，君主倡导什么，臣子就做什么，臣子要跟在君主后面，这不是最智慧的治国之道。司马谈认为，“大道之要”是“去健羡”、“绌聪明”，即不要刚强，去掉贪欲，不耍小聪明。后几句说得更好：“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若身心骚动不安，则绝不可能如天地般长存。这既是智慧的治国之道，也是养生、修身之道。不过，儒家制定君臣父子的礼节，并区别夫妻长幼，是司马谈赞同的。 （图：Adobe Stock） 之后他详细讲述各家思想，大家若有兴趣可以翻阅，我在此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讲韩愈〈师说〉。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在唐代，诗有杜甫，文有韩愈，他可谓是唐文的代表人物。此外，韩愈还是个逆时代而行的文人，他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提倡复兴先秦两汉的古文。他也看不惯当时耻于从师的风气，这篇〈师说〉就是对此陋习的抨击。 各位不妨回顾上期内容，什么是“说”？“说”是古文中一种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的文。明人吴讷《文章辨体》谓：“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这篇〈师说〉解释了什么是师并阐述了虚心从师的道理。 或许有人会说，谁还不懂这么简单的理？然而，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师说〉抨击的现象至今仍有。不少人长大了，享有名誉了，便不懂得谦逊了，因为放不下面子，有时还不如小孩。古文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就像〈师说〉，我常感受不到时空的差异，他反对的何尝不是现在的风气？ 下面我们从〈师说〉的开头读起。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此文开门见山，首句就点明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后一句概述何为师，师分为三类，也可以说是三个层次——“传道、受业、解惑”。“受”通“授”，“受业”即“授业”。后文所写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两句。 先从解惑说起：“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没有人生来无惑，倘若有疑惑而不向师请教，那么疑惑一生都不会解决。 其后说传道：“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此段中心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不管他人贵贱长少，只要闻道在己之前，都可以拜师学习。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该文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正反对比，此段是第一处对比，即“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形。圣人尚且愿意虚心向老师请教，常人却以从师为耻，因此圣人更圣，愚人更愚。 （图：Adobe Stock）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此段是第二处正反对比，即对孩子和对自己的区别。有人乐意为孩子请老师，而自己遇到问题时却不愿向老师请教，韩愈称，这种行为真是糊涂。教童子的老师只是教他们读书和断句，还不算是传道、解惑的老师。不懂如何断句，知道去问老师；有大疑惑，却不去问，解决小问题而不解决大问题，这就是韩愈所谓“小学而大遗”。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此段是第三处正反对比——巫医、乐师、百工愿意相互学习，而士大夫却耻于从师学习。士大夫看不起巫医、乐师、百工，但在从师方面反而不如他们。 教断句的老师、巫医、乐师、百工都是授业者，但并非传道之师，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古文辞类纂》评语云：“授句读及巫医、乐师、百工，未尝非授业，但非传道、解惑耳。此两段明是以授业之师，陪传道解惑之师，而用笔变化，使之不觉。” 再看下一段：“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此段以孔子为例，连圣人都不只从一师，且“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引经据典，使论说更加有力。文章写到这里，对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的论证已接近完善，且承接上文圣人尚且从师的论点。《古文辞类纂》评语云：“此段承‘圣人犹且从师’意申说，以终首句‘必有师’之意。” 最后一段表明作者写此文的原因：“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回顾〈师说〉全文，韩愈一直紧扣中心论点，言有物且言有序，善用对比抑扬，颇具说服力。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讲李翱〈复性书〉，此文分上中下三篇，《古文辞类纂》只录其末。 李翱是韩愈的高足弟子，亦善古文，据《新唐书》记载：“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李翱论学融合佛、道、儒三家思想，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复性书下〉就是富含哲理的佳作。以下逐段解析。 “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于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也。” 此段讲自己与一般人不同。普通人做事时，仿佛和万物一同运作；休息时，好像万物也都静止了。而李翱与众不同，他说自己“昼无所作，夕无所休”，意思并非白天什么都不做，晚上不休息，而是白天做事时不执著于事，晚上顺其自然地就休息了。“作非吾作也，作有物”，并非自己刻意要做什么，而是规律起的作用；“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息也是规律的作用。李翱还说，到底是作还是休呢？其实作和休不能相互分离，一旦分离，就不存在了。而他自己所拥有的却不会消失、与他分离。 此话说得很神秘，李翱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人注定会死，人有什么可以永存？我们不妨继续往下读。 “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 此段谈人与动物的区别。李翱说，不致力于道的那些人糊涂且不勤于思考，而人之所以与禽兽虫鱼不同，正是因为人具备道德之性。我延伸解释一下：人性来自天，本是善良的，本性里就具备道德，但因受后天各种因素影响而容易偏离善良，所以要修回到本性上，致力于修道修德，如《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图：Adobe Stock） 李翱接著写道：“受一气而成其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得之甚难也。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也。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 “气”指宇宙中的混沌之气，人类与万物都是由此气化成的，《黄帝内经》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周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絪缊就是宇宙的元气，它化为阴阳二气，阴和阳在交互作用下产生世间万物。有的化成物，有的化成人，得到人身是很不容易的。李翱说：“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意思是：人身难得，且寿命不长，如果还不专心于大道，还放纵自己的行为，那和禽兽虫鱼几乎没有区别。李翱又说：“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如果糊涂还不勤于思考，那么始终都是糊涂的。 下面是最后一段，也是此文最精华的部份： “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则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于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耶？其又能远于朝日之时耶？然则人之生也，虽享百年，若雷电之惊相激也，若风之飘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无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终日志于道德，犹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为者，独何人耶？” 此段譬喻很贴切。回想9岁、19岁时如同刚升起的太阳，等活到100岁时，再回顾9岁的那段时光，和此时回顾9岁，相差会很大吗？没有什么比早晨的太阳更遥远。人生短暂，好似雷电旋风，所以李翱“终日志于道德”，致力于修好自己。可即使如此努力，仍害怕无法实现目标，更不用说那些肆意妄为的人了。此段表达对于修身的急切心理。 《古文辞类纂》如是评价此文：“文特劲健而飘洒。”文字刚健有力而生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著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不独李翱，几千年来已有数不清的人探讨。我们可找出一共同点：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吃喝玩乐，那些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多数都不是肤浅的认知，其中有佛、道两家的修炼，也有儒家的修身治平。生命意义并非在财物与形体上寻求，而是需要向内心寻求，人生本质上就是修炼之路。透过修炼得到的，或许才是永恒的。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赏析苏洵〈权书·六国〉，即〈六国论〉。 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尤善政论，文章雄俊，曾巩〈苏明允哀词〉称赞苏洵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权书·六国〉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直贯穿著一种忧患精神，屈原忧楚国社稷，杜甫忧国破民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苏洵也不例外。北宋兵弱，向辽与西夏屈辱求和，用金钱换取苟安。苏洵对此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以〈六国论〉借古讽今，告诫北宋朝廷切莫重蹈六国覆辙。 此文一开篇就阐明六国灭亡的原因，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灭亡并非因为军队不强，而是因为割地换取短暂太平的策略。 其后从反面论证赂秦是亡国的原因：“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不赂秦国的国家因赂秦国的国家而亡，当失去外援后，最终也不能独全。 接著透过对比论赂秦之弊：“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诸侯割给秦国的土地，是因战败而失去的土地的百倍。“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照应上文“非兵不利，战不善”，前后呼应。 （图：Adobe Stock） 论辨文不单需要说理，也需要动之以情，苏洵接著提示读者回想六国祖辈的土地来之不易，这是从情感上论证珍惜国土的重要性。“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我们看他的用词，“霜露”、“荆棘”、“尺寸”、“草芥”都很形象，使人瞬间感到得之不易与失之可惜。“五城”、“十城”、“一夕”虽非实指，但给读者带来的感受非常直观。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抱薪救火”譬喻很恰当。 以上讲述的是赂秦的国家，以下讲述不赂秦的国家：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 燕国与赵国孤危无助，照应前文“不赂者以赂者丧”。 （图：Adobe Stock） 之后作假设：“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假设与事实的反差更令人唏嘘，悲愤之情溢于纸上。 “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警告治国者不要因敌国的威势而屈服。 结尾更发人深省：“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秦国和六国各只是诸侯国，六国虽比秦国弱，却还有不赂秦而战胜秦的势力。若一个大国统一了天下，疆域远比六国辽阔，却仍重蹈六国的覆辙，那比六国还差劲啊！此段暗指北宋占据辽阔疆土，大宋皇帝贵为天子，竟向契丹与西夏输送岁币，言在此而意在彼。全文明是论史事，实是论时政。 （图：Adobe Stock） 〈六国论〉对今人仍有很大启示。最近看新闻，八炯的纪录片揭露了中共如何拉拢利诱台湾网红对台统战的黑幕，且中共不只针对台湾人，而是所有华人地区。中共渗透海外的证据多年来一直都有，利诱和恐吓软硬兼施。如果为眼前利益而亲共，和赂秦、赂辽、赂西夏是一样的。“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不只是苏洵的告诫，也是当今每一位捍卫自由者的告诫。 关于《古文辞类纂》的论辨文，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讲序跋文。
文/清箫 本期继续讲《古文辞类纂》的论辨文。我们先看西汉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被称为太史公，其实司马谈也是太史公。司马谈想效法孔子作《春秋》，也写一部那样的史书，可惜没能实现，临终时将此重任托付给司马迁。假如没有司马谈的谆谆嘱咐，或司马迁未能忍辱完成父亲的遗愿，那么今天的我们恐怕看不到《史记》这部宝贵的著作。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事业不单是一个人的功劳，就像太史公父死子继，真的很不容易。薄薄的纸上承载的文字本没有重量，我却时常觉得很重，这重量来自作者的心，以及与之相关的每一人的心。《史记》承载的不只有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精神，还有司马谈的责任心。 （图：Adobe Stock） 司马谈非常博学，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师从唐都学天文，跟杨何学《易经》，又跟黄子学道。他担忧后人不懂诸子百家思想要义，因此撰写〈论六家要指〉。此文论述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的思想，可谓是西汉的一篇学术论文。 我们先看此文的结构，可分为三部份：（1）六家思想殊途同归；（2）概述六家理论；（3）详论述各家理论。条理很清晰。 第一部份言简意赅，引用《周易》中的话概述六家思想皆是为了治世：“《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第二部份简洁阐述六家思想的关键长处与短处：“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图：Adobe Stock） 六家之中，司马谈最推崇道家，称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之道，且能满足万物，随时代、事物变化而变化，宗旨简单而容易掌握，做事少而功效大。相比之下，儒家思想虽广博而缺少纲要，烦劳而效果小，君主要做天下仪表，君主倡导什么，臣子就做什么，臣子要跟在君主后面，这不是最智慧的治国之道。司马谈认为，“大道之要”是“去健羡”、“绌聪明”，即不要刚强，去掉贪欲，不耍小聪明。后几句说得更好：“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若身心骚动不安，则绝不可能如天地般长存。这既是智慧的治国之道，也是养生、修身之道。不过，儒家制定君臣父子的礼节，并区别夫妻长幼，是司马谈赞同的。 （图：Adobe Stock） 之后他详细讲述各家思想，大家若有兴趣可以翻阅，我在此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讲韩愈〈师说〉。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在唐代，诗有杜甫，文有韩愈，他可谓是唐文的代表人物。此外，韩愈还是个逆时代而行的文人，他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提倡复兴先秦两汉的古文。他也看不惯当时耻于从师的风气，这篇〈师说〉就是对此陋习的抨击。 各位不妨回顾上期内容，什么是“说”？“说”是古文中一种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的文。明人吴讷《文章辨体》谓：“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这篇〈师说〉解释了什么是师并阐述了虚心从师的道理。 或许有人会说，谁还不懂这么简单的理？然而，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师说〉抨击的现象至今仍有。不少人长大了，享有名誉了，便不懂得谦逊了，因为放不下面子，有时还不如小孩。古文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就像〈师说〉，我常感受不到时空的差异，他反对的何尝不是现在的风气？ 下面我们从〈师说〉的开头读起。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此文开门见山，首句就点明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后一句概述何为师，师分为三类，也可以说是三个层次——“传道、受业、解惑”。“受”通“授”，“受业”即“授业”。后文所写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两句。 先从解惑说起：“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没有人生来无惑，倘若有疑惑而不向师请教，那么疑惑一生都不会解决。 其后说传道：“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此段中心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不管他人贵贱长少，只要闻道在己之前，都可以拜师学习。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该文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正反对比，此段是第一处对比，即“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形。圣人尚且愿意虚心向老师请教，常人却以从师为耻，因此圣人更圣，愚人更愚。 （图：Adobe Stock）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此段是第二处正反对比，即对孩子和对自己的区别。有人乐意为孩子请老师，而自己遇到问题时却不愿向老师请教，韩愈称，这种行为真是糊涂。教童子的老师只是教他们读书和断句，还不算是传道、解惑的老师。不懂如何断句，知道去问老师；有大疑惑，却不去问，解决小问题而不解决大问题，这就是韩愈所谓“小学而大遗”。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此段是第三处正反对比——巫医、乐师、百工愿意相互学习，而士大夫却耻于从师学习。士大夫看不起巫医、乐师、百工，但在从师方面反而不如他们。 教断句的老师、巫医、乐师、百工都是授业者，但并非传道之师，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古文辞类纂》评语云：“授句读及巫医、乐师、百工，未尝非授业，但非传道、解惑耳。此两段明是以授业之师，陪传道解惑之师，而用笔变化，使之不觉。” 再看下一段：“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此段以孔子为例，连圣人都不只从一师，且“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引经据典，使论说更加有力。文章写到这里，对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的论证已接近完善，且承接上文圣人尚且从师的论点。《古文辞类纂》评语云：“此段承‘圣人犹且从师’意申说，以终首句‘必有师’之意。” 最后一段表明作者写此文的原因：“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回顾〈师说〉全文，韩愈一直紧扣中心论点，言有物且言有序，善用对比抑扬，颇具说服力。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讲李翱〈复性书〉，此文分上中下三篇，《古文辞类纂》只录其末。 李翱是韩愈的高足弟子，亦善古文，据《新唐书》记载：“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李翱论学融合佛、道、儒三家思想，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复性书下〉就是富含哲理的佳作。以下逐段解析。 “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于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也。” 此段讲自己与一般人不同。普通人做事时，仿佛和万物一同运作；休息时，好像万物也都静止了。而李翱与众不同，他说自己“昼无所作，夕无所休”，意思并非白天什么都不做，晚上不休息，而是白天做事时不执著于事，晚上顺其自然地就休息了。“作非吾作也，作有物”，并非自己刻意要做什么，而是规律起的作用；“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息也是规律的作用。李翱还说，到底是作还是休呢？其实作和休不能相互分离，一旦分离，就不存在了。而他自己所拥有的却不会消失、与他分离。 此话说得很神秘，李翱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人注定会死，人有什么可以永存？我们不妨继续往下读。 “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 此段谈人与动物的区别。李翱说，不致力于道的那些人糊涂且不勤于思考，而人之所以与禽兽虫鱼不同，正是因为人具备道德之性。我延伸解释一下：人性来自天，本是善良的，本性里就具备道德，但因受后天各种因素影响而容易偏离善良，所以要修回到本性上，致力于修道修德，如《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图：Adobe Stock） 李翱接著写道：“受一气而成其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得之甚难也。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也。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 “气”指宇宙中的混沌之气，人类与万物都是由此气化成的，《黄帝内经》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周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絪缊就是宇宙的元气，它化为阴阳二气，阴和阳在交互作用下产生世间万物。有的化成物，有的化成人，得到人身是很不容易的。李翱说：“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意思是：人身难得，且寿命不长，如果还不专心于大道，还放纵自己的行为，那和禽兽虫鱼几乎没有区别。李翱又说：“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如果糊涂还不勤于思考，那么始终都是糊涂的。 下面是最后一段，也是此文最精华的部份： “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则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于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耶？其又能远于朝日之时耶？然则人之生也，虽享百年，若雷电之惊相激也，若风之飘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无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终日志于道德，犹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为者，独何人耶？” 此段譬喻很贴切。回想9岁、19岁时如同刚升起的太阳，等活到100岁时，再回顾9岁的那段时光，和此时回顾9岁，相差会很大吗？没有什么比早晨的太阳更遥远。人生短暂，好似雷电旋风，所以李翱“终日志于道德”，致力于修好自己。可即使如此努力，仍害怕无法实现目标，更不用说那些肆意妄为的人了。此段表达对于修身的急切心理。 《古文辞类纂》如是评价此文：“文特劲健而飘洒。”文字刚健有力而生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著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不独李翱，几千年来已有数不清的人探讨。我们可找出一共同点：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吃喝玩乐，那些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多数都不是肤浅的认知，其中有佛、道两家的修炼，也有儒家的修身治平。生命意义并非在财物与形体上寻求，而是需要向内心寻求，人生本质上就是修炼之路。透过修炼得到的，或许才是永恒的。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赏析苏洵〈权书·六国〉，即〈六国论〉。 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尤善政论，文章雄俊，曾巩〈苏明允哀词〉称赞苏洵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权书·六国〉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直贯穿著一种忧患精神，屈原忧楚国社稷，杜甫忧国破民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苏洵也不例外。北宋兵弱，向辽与西夏屈辱求和，用金钱换取苟安。苏洵对此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以〈六国论〉借古讽今，告诫北宋朝廷切莫重蹈六国覆辙。 此文一开篇就阐明六国灭亡的原因，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灭亡并非因为军队不强，而是因为割地换取短暂太平的策略。 其后从反面论证赂秦是亡国的原因：“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不赂秦国的国家因赂秦国的国家而亡，当失去外援后，最终也不能独全。 接著透过对比论赂秦之弊：“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诸侯割给秦国的土地，是因战败而失去的土地的百倍。“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照应上文“非兵不利，战不善”，前后呼应。 （图：Adobe Stock） 论辨文不单需要说理，也需要动之以情，苏洵接著提示读者回想六国祖辈的土地来之不易，这是从情感上论证珍惜国土的重要性。“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我们看他的用词，“霜露”、“荆棘”、“尺寸”、“草芥”都很形象，使人瞬间感到得之不易与失之可惜。“五城”、“十城”、“一夕”虽非实指，但给读者带来的感受非常直观。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抱薪救火”譬喻很恰当。 以上讲述的是赂秦的国家，以下讲述不赂秦的国家：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 燕国与赵国孤危无助，照应前文“不赂者以赂者丧”。 （图：Adobe Stock） 之后作假设：“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假设与事实的反差更令人唏嘘，悲愤之情溢于纸上。 “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警告治国者不要因敌国的威势而屈服。 结尾更发人深省：“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秦国和六国各只是诸侯国，六国虽比秦国弱，却还有不赂秦而战胜秦的势力。若一个大国统一了天下，疆域远比六国辽阔，却仍重蹈六国的覆辙，那比六国还差劲啊！此段暗指北宋占据辽阔疆土，大宋皇帝贵为天子，竟向契丹与西夏输送岁币，言在此而意在彼。全文明是论史事，实是论时政。 （图：Adobe Stock） 〈六国论〉对今人仍有很大启示。最近看新闻，八炯的纪录片揭露了中共如何拉拢利诱台湾网红对台统战的黑幕，且中共不只针对台湾人，而是所有华人地区。中共渗透海外的证据多年来一直都有，利诱和恐吓软硬兼施。如果为眼前利益而亲共，和赂秦、赂辽、赂西夏是一样的。“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不只是苏洵的告诫，也是当今每一位捍卫自由者的告诫。 关于《古文辞类纂》的论辨文，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讲序跋文。
文/清箫 今天继续讲《古文辞类纂》。上期讲了姚鼐在此书序目中所谓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是序目里最关键的部份。下面我会结合该序目以及不同文体的范文，带大家一起欣赏古文，提升鉴赏与写作水平。古文有些写法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取决于学者怎样运用。希望能帮到大家。 《古文辞类纂》序目最关键的一段是：“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一是简介古文分类，二是概述构成一篇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书的13个文体类别：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13类文体或许乍看难以理解，我们不妨进一步归纳，其实可以归为三大类： 1、说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 2、记事（传状、碑志、杂记） 3、抒情（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这样是不是更加简单清晰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之文以理为主；传状、碑志、杂记以事为主；箴铭、颂赞、辞赋、哀祭主写情。透过姚鼐所列文体的顺序，可知他认为学文应当先学议论文，后学叙事文，最后学对辞藻精美要求较高的抒情文。我们试分析他如此安排的原因：无论是否能成为文学家，都要条理清晰，明辨是非，所以议论文是基础。记事文比议论文稍难一点，比如给一个人作传，或写墓志铭，至少要对此人的生平全面了解，并在诸多大小事中取舍，挑出最重要的事，且次序严谨，还要真实，所以很考验功底。至于颂赞、辞赋、哀祭等重在抒情的文体，写作难度更大，但即使写得不好也没关系，至少前面已经学会写最重要的议论文和记事文。 （图：Adobe Stock） 再来看《古文辞类纂》所选文章的朝代比例。其中，先秦文占11%；两汉文占20%；六朝文占1%；唐宋文占59%；明文占5%；清文占4%。唐宋文比例最大，在唐宋文中，大多数都是八大家的作品，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而六朝文比例最小。上期介绍过“桐城三祖”的文学观，结合上期内容，各位想必不会对上述比例感到意外。 接下来我打算从《古文辞类纂》中选出一些好文赏析，不单从写作角度赏析，还会提炼出文中的道德、精神与对今人的启示。限于篇幅，我实在不能全面列举，毕竟全书共有700多篇文章。 论辨 我们先来看论辨类的范文。这一类文体的起源、特点和要求是什么呢？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姚鼐称，论辨文起源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论可以追溯到更早，如《尚书》中的〈盘庚〉、〈无逸〉，但那只是论的雏形。其后，论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论语》。《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刘勰认为，述经叙理的著作称为论。论也就是伦，不违背伦理，即是不违背圣人之意。孔子的弟子把孔子说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论语》，后世以“论”为名的著作就是从这开始的。 《文心雕龙》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我们来看刘勰说的这段是什么意思。论这一文体需要综合各家观点，然后深入研究一个道理，要辨别是非，找出论证的难点，思考应当全面，下笔也要讲得全面通透，不能写得支离破碎，要严密到使反对方找不出破绽。写论文就像砍柴，贵在恰好把理劈开，而不能越过理。有些人虽然文辞巧妙，但道理是错的，那就是徒有其表，说理会很勉强，所以写论文的人应先确保自己的观点不是歪理。 论可以评历史，如贾谊〈过秦论〉；论也可以评时政，如韩愈〈争臣论〉、欧阳修〈朋党论〉；还可以论学术，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论辨文分许多小类，不仅有论这一类，还有说、解、原、辨、议。 （图：Adobe Stock） 说和解相似，都是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之文，如韩愈〈师说〉、王安石〈复雠解〉等。 “原”是论说某事理本原之意的文，如韩愈〈原毁〉、王安石〈原过〉等。 再看什么是辨。辨是从反面驳他人的说法或做法，《古文辞类纂》选录了韩愈的〈讳辨〉、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辨是怎样反驳的呢？以〈桐叶封弟辨〉为例，柳宗元此文不赞同“桐叶封弟”这一做法，推论出此事不是周公建议的，传说并不可信。相传，周成王曾拿一片梧桐叶，对弟弟叔虞开玩笑说要封他为侯，那时叔虞只是个小孩子，周公严肃提醒道：“天子无戏言。”因为要言而有信，所以周成王将唐地封给了叔虞。当然，君主应该比普通人更守信用，但柳宗元认为，玩笑话不能轻易付诸行动，假如周成王对宦官开玩笑，是否也要实行呢？如果君主做错了，就要一直改，直到做对为止。之后柳宗元进一步推论，认为建议封弟这件糊涂事不像是周公做的。这就是一种辨。 议也是驳的一种，如韩愈〈改葬服议〉、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 论辨类的范文，我打算讲贾谊〈过秦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韩愈〈师说〉、李翱〈复性书下〉、苏洵〈权书·六国〉。 （图：Adobe Stock） 先看贾谊〈过秦论〉。我们赏析任何一篇作品前，最好对作者有一些了解。贾谊是西汉洛阳人，既擅长辞赋，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二十岁时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后破格迁至太中大夫，可谓是年少有为。可惜好景不长，贾谊二十三岁那年因遭权贵诋毁，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他英年早逝，三十三岁就离世了。他写这篇〈过秦论〉，旨在为汉文帝治国提供一面镜子，以免汉朝重蹈秦朝骤亡的覆辙。〈过秦论〉既是政论，亦是史论，对后世散文写作影响巨大。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今天我们只看上篇。其主旨是“过秦”二字，即指出秦朝的过失，但文章开头是从秦国强盛之路写起。我们看历史，不该只看到一面，秦国能统一天下，必然有其道理，正的一面我们也应看到。 无论古今，政论和史论都不宜抛开叙事，如果只议论，文章会相当单调。〈过秦论上〉好在化议论为叙事，很大篇幅都是陈述史事，评论反而较少，说教味不强。多数议论文都先在第一段点出主旨，此文不然，作者按时间顺序简练概述秦从兴到亡的过程，千回百转，直至结尾才点破，如带读者一同探讨。 〈过秦论上〉开篇写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此段动词用得好，“席卷”、“包举”、“囊括”、“并吞”，接连四词表现秦国的雄心，仿佛得天下如探囊取物，气势磅礴。上期多次提及气在古文中的重要性，这里连用四个雄壮之词，也是起到增强气势的作用。简单数句，便点明秦国走向强盛的内因与外因，即内有商鞅变法，外有诸侯互斗。“拱手”亦用得妙，以连横策略挑拨各诸侯，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大片土地。 （图：Adobe Stock） 此下写秦孝公以后的功业，以及六国的恐惧与对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亦写六国有哪些人才：“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秦国是主角，六国是陪衬，但须写六国之人与事，否则文章显得单薄。讲六国人才济济，且祭出合纵策略对抗秦国，更能衬托出秦国的强大。这种衬托效果在下文更加明显。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九国之师看似强大，却无法打败秦国，“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与“无亡矢遗镞之费”形成鲜明对比，衬托秦国势不可挡。此处写九国人数与土地优势还有一个作用，即与下文陈涉的渺小形成对比，暂且不谈。 各位请注意“叩关”的“叩”字，为何用“叩”字呢？“叩”在此意为“敲”、“击”，指各国来攻打函谷关。《汉书》中引用的〈过秦论〉写的不是“叩关”，而是“仰关”。而《史记》写的是“叩关”。《古文辞类纂》有一句评注：“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叩”字更恰当，与下文“秦人开关延敌”的“开关”对应。 此时，九国的军队败了，盟约也散了，争相讨好秦国。“强国请服，弱国入朝”短短八字对形势作一概括，之后写道：“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至此作一顿挫。 随后叙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功业，字句有排山倒海之势：“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现在我著重讲一讲此处使用的顿笔之法。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文章写到这里，需要一句收束，也就是短暂的停顿、呼吸，表示上文的内容告一段落，而下文即将出现转折。顿笔恰好能为下文的转折或高潮蓄力，往往当下文要写关键事件和文字时，需要用顿笔之法。我们演奏音乐需要呼吸，游泳需要换气，换完气才更有力，写作也是同理。文章是灵动的生命，要有抑扬顿挫，时而澎湃，时而舒缓，有些放缓之处也是呼吸之处。前几期曾谈到古文的音乐性，大家看这些好的作品是不是很巧妙呀？吴闿生评论说：“两代无事，恰好顿挫。震川所谓如人吐气一般。”“凡有要紧文字在下，必要先行停顿一般，然后气乃振厉也。”秦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期间没有战事，文意上这是一顿挫之处，节奏上也是，即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所说的“如人吐气”。 能不能删掉“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这三句？虽然没讲重要的事，但假如删去，文章会变得太紧，缺少一处呼吸。姚鼐〈与石甫侄孙〉说：“大抵文章之妙，在驰骤中有顿挫，顿挫处有驰骤。若但有驰骤，即成剽滑，非真驰骤也。”文气驰骤固然好，但也需适度收敛，安排一些停顿和转折，以免文章轻浮平滑。 秦始皇（图：公有领域） 回到〈过秦论〉，我们看下一段，气势多么磅礴，文字何其精彩：“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奋六世之馀烈”承上启下，“六世”指上文提到的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由一“奋”字领起，后文所写的吞并周朝、统一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都是“奋”的具体表现。此段动词遒劲，如“奋”、“振”、“御”、“吞”、“履”、“却”。 叙秦之功后，贾谊讲述秦激起民愤之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可能有人会觉得秦始皇很坏。我在此做一些解释。 贾谊说秦朝“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焚书坑儒”以及秦朝对文化的“严重破坏”。然而，后世对秦史的评论有歪曲与夸张之处，我们最好更全面、严谨地看待历史。 郑樵《通志》有两篇文为秦朝辩诬，他写道：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实际上，秦始皇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并没有弃用儒生和儒家经典，说“废儒”是不恰当的，说“废先王之道”就更夸张了。先王之道都在经中，经未废，先王之道何废？后世古书不全，不能都归咎于秦朝焚书，很多是因为“学者自亡”，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 秦朝焚书并不像有些人夸大的那样严重。《论衡》说：“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朱子语类》称：“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秦始皇想要销毁的是书籍中的糟粕，而留下精华，《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史记》（图：公有领域） 刘大櫆写过一篇〈焚书辨〉，称造成经籍亡佚的人并非李斯和秦始皇，而是项羽和萧何。 刘大櫆说：“书之亡，在楚汉之兴，沛公与项羽相继入关之时也。”“书之焚，不在于李斯，而在于项籍；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帝，而由于萧何。”“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澌灭无馀。”“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又说：“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图书，汉以故知天下之扼塞，及户口之多少、强弱所在。然萧何于秦博士所藏之书，所以传先王之道不绝于线者，独不闻其爱而惜之，收而宝之。彼固以圣人之经，无关于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筹策也。故熟视之若无睹耳。” 典籍亡佚的原因很复杂，秦始皇虽焚书，但至少在朝廷中保留许多。相比之下，战乱期间的破坏或视而不见造成的影响应该更为严重。 此外，“坑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的是“坑术士”，坑的是术士，而非儒。那时有些术士、方士行骗，秦始皇打击的是这些人。 不过，身处西方民主国家的我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不应支持坑杀与焚书。 （图：Adobe Stock） 至于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金人，这是个历史之谜，贾谊称“以弱天下之民”只是主观推测，当然这个动机是可能的。试想，当时必然期望长期和平，谁想再回到战国乱世？所以收缴兵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称其为专制。钱穆《国史大纲》对此有一段评论：“收兵器，铸金人十二……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我们继续看〈过秦论〉。秦始皇威震四海到什么程度呢？他死后，依然“馀威震于殊俗”。和秦朝之强盛相比，陈涉多么渺小啊，“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然而他揭竿而起后，天下人云集响应，其他豪杰纷纷起义，不久后就推翻了秦朝。从“秦王既没，馀威震于殊俗”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篇幅很短，仿佛从兴盛到灭亡是转眼间的事。这是贾谊刻意营造的效果。 前面都是叙事，此时该到思考与议论的环节了。贾谊说：“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从几个方面比较了六国与起义军的差别，地位、武器、兵力、智谋、策略都不可同日而语。陈涉等起义军之弱和昔日六国之强形成鲜明对比，秦的国力、雍州、殽函没有变化，为何胜败结果差别如此之大？贾谊一步步引导读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前面的叙事和对比都是为了论证秦亡的原因在其自身。至于如何“仁义不施”，他后面还写了秦二世的问题。中篇和下篇我就不讲了。 《古文辞类纂》评注云：“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然首篇为特雄骏闳肆。”〈过秦论〉三篇里，上篇文笔最精彩，雄骏闳肆。贾谊散文写得好有一重要原因——善于辞赋，他将作赋的手法用在散文中，铺张使文气更盛、更雄骏。 （图：Adobe Stock） 此文对今日依然有很大启示，尤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历史上，不仅秦朝，每个朝代兴起时都有过气吞万里之势，而落幕时都显得脆弱不堪，仿佛天要谁亡，谁不得不亡。70年前，中共夺取大陆江山，至今看似难以动摇，但说不准某天会轰然倒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 关于〈过秦论〉，我暂聊到这里。下期讲其他古文。
文/清箫 今天继续讲《古文辞类纂》。上期讲了姚鼐在此书序目中所谓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是序目里最关键的部份。下面我会结合该序目以及不同文体的范文，带大家一起欣赏古文，提升鉴赏与写作水平。古文有些写法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取决于学者怎样运用。希望能帮到大家。 《古文辞类纂》序目最关键的一段是：“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一是简介古文分类，二是概述构成一篇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书的13个文体类别：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13类文体或许乍看难以理解，我们不妨进一步归纳，其实可以归为三大类： 1、说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 2、记事（传状、碑志、杂记） 3、抒情（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这样是不是更加简单清晰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之文以理为主；传状、碑志、杂记以事为主；箴铭、颂赞、辞赋、哀祭主写情。透过姚鼐所列文体的顺序，可知他认为学文应当先学议论文，后学叙事文，最后学对辞藻精美要求较高的抒情文。我们试分析他如此安排的原因：无论是否能成为文学家，都要条理清晰，明辨是非，所以议论文是基础。记事文比议论文稍难一点，比如给一个人作传，或写墓志铭，至少要对此人的生平全面了解，并在诸多大小事中取舍，挑出最重要的事，且次序严谨，还要真实，所以很考验功底。至于颂赞、辞赋、哀祭等重在抒情的文体，写作难度更大，但即使写得不好也没关系，至少前面已经学会写最重要的议论文和记事文。 （图：Adobe Stock） 再来看《古文辞类纂》所选文章的朝代比例。其中，先秦文占11%；两汉文占20%；六朝文占1%；唐宋文占59%；明文占5%；清文占4%。唐宋文比例最大，在唐宋文中，大多数都是八大家的作品，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而六朝文比例最小。上期介绍过“桐城三祖”的文学观，结合上期内容，各位想必不会对上述比例感到意外。 接下来我打算从《古文辞类纂》中选出一些好文赏析，不单从写作角度赏析，还会提炼出文中的道德、精神与对今人的启示。限于篇幅，我实在不能全面列举，毕竟全书共有700多篇文章。 论辨 我们先来看论辨类的范文。这一类文体的起源、特点和要求是什么呢？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姚鼐称，论辨文起源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论可以追溯到更早，如《尚书》中的〈盘庚〉、〈无逸〉，但那只是论的雏形。其后，论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论语》。《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刘勰认为，述经叙理的著作称为论。论也就是伦，不违背伦理，即是不违背圣人之意。孔子的弟子把孔子说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论语》，后世以“论”为名的著作就是从这开始的。 《文心雕龙》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我们来看刘勰说的这段是什么意思。论这一文体需要综合各家观点，然后深入研究一个道理，要辨别是非，找出论证的难点，思考应当全面，下笔也要讲得全面通透，不能写得支离破碎，要严密到使反对方找不出破绽。写论文就像砍柴，贵在恰好把理劈开，而不能越过理。有些人虽然文辞巧妙，但道理是错的，那就是徒有其表，说理会很勉强，所以写论文的人应先确保自己的观点不是歪理。 论可以评历史，如贾谊〈过秦论〉；论也可以评时政，如韩愈〈争臣论〉、欧阳修〈朋党论〉；还可以论学术，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论辨文分许多小类，不仅有论这一类，还有说、解、原、辨、议。 （图：Adobe Stock） 说和解相似，都是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之文，如韩愈〈师说〉、王安石〈复雠解〉等。 “原”是论说某事理本原之意的文，如韩愈〈原毁〉、王安石〈原过〉等。 再看什么是辨。辨是从反面驳他人的说法或做法，《古文辞类纂》选录了韩愈的〈讳辨〉、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辨是怎样反驳的呢？以〈桐叶封弟辨〉为例，柳宗元此文不赞同“桐叶封弟”这一做法，推论出此事不是周公建议的，传说并不可信。相传，周成王曾拿一片梧桐叶，对弟弟叔虞开玩笑说要封他为侯，那时叔虞只是个小孩子，周公严肃提醒道：“天子无戏言。”因为要言而有信，所以周成王将唐地封给了叔虞。当然，君主应该比普通人更守信用，但柳宗元认为，玩笑话不能轻易付诸行动，假如周成王对宦官开玩笑，是否也要实行呢？如果君主做错了，就要一直改，直到做对为止。之后柳宗元进一步推论，认为建议封弟这件糊涂事不像是周公做的。这就是一种辨。 议也是驳的一种，如韩愈〈改葬服议〉、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 论辨类的范文，我打算讲贾谊〈过秦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韩愈〈师说〉、李翱〈复性书下〉、苏洵〈权书·六国〉。 （图：Adobe Stock） 先看贾谊〈过秦论〉。我们赏析任何一篇作品前，最好对作者有一些了解。贾谊是西汉洛阳人，既擅长辞赋，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二十岁时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后破格迁至太中大夫，可谓是年少有为。可惜好景不长，贾谊二十三岁那年因遭权贵诋毁，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他英年早逝，三十三岁就离世了。他写这篇〈过秦论〉，旨在为汉文帝治国提供一面镜子，以免汉朝重蹈秦朝骤亡的覆辙。〈过秦论〉既是政论，亦是史论，对后世散文写作影响巨大。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今天我们只看上篇。其主旨是“过秦”二字，即指出秦朝的过失，但文章开头是从秦国强盛之路写起。我们看历史，不该只看到一面，秦国能统一天下，必然有其道理，正的一面我们也应看到。 无论古今，政论和史论都不宜抛开叙事，如果只议论，文章会相当单调。〈过秦论上〉好在化议论为叙事，很大篇幅都是陈述史事，评论反而较少，说教味不强。多数议论文都先在第一段点出主旨，此文不然，作者按时间顺序简练概述秦从兴到亡的过程，千回百转，直至结尾才点破，如带读者一同探讨。 〈过秦论上〉开篇写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此段动词用得好，“席卷”、“包举”、“囊括”、“并吞”，接连四词表现秦国的雄心，仿佛得天下如探囊取物，气势磅礴。上期多次提及气在古文中的重要性，这里连用四个雄壮之词，也是起到增强气势的作用。简单数句，便点明秦国走向强盛的内因与外因，即内有商鞅变法，外有诸侯互斗。“拱手”亦用得妙，以连横策略挑拨各诸侯，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大片土地。 （图：Adobe Stock） 此下写秦孝公以后的功业，以及六国的恐惧与对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亦写六国有哪些人才：“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秦国是主角，六国是陪衬，但须写六国之人与事，否则文章显得单薄。讲六国人才济济，且祭出合纵策略对抗秦国，更能衬托出秦国的强大。这种衬托效果在下文更加明显。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九国之师看似强大，却无法打败秦国，“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与“无亡矢遗镞之费”形成鲜明对比，衬托秦国势不可挡。此处写九国人数与土地优势还有一个作用，即与下文陈涉的渺小形成对比，暂且不谈。 各位请注意“叩关”的“叩”字，为何用“叩”字呢？“叩”在此意为“敲”、“击”，指各国来攻打函谷关。《汉书》中引用的〈过秦论〉写的不是“叩关”，而是“仰关”。而《史记》写的是“叩关”。《古文辞类纂》有一句评注：“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叩”字更恰当，与下文“秦人开关延敌”的“开关”对应。 此时，九国的军队败了，盟约也散了，争相讨好秦国。“强国请服，弱国入朝”短短八字对形势作一概括，之后写道：“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至此作一顿挫。 随后叙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功业，字句有排山倒海之势：“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现在我著重讲一讲此处使用的顿笔之法。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文章写到这里，需要一句收束，也就是短暂的停顿、呼吸，表示上文的内容告一段落，而下文即将出现转折。顿笔恰好能为下文的转折或高潮蓄力，往往当下文要写关键事件和文字时，需要用顿笔之法。我们演奏音乐需要呼吸，游泳需要换气，换完气才更有力，写作也是同理。文章是灵动的生命，要有抑扬顿挫，时而澎湃，时而舒缓，有些放缓之处也是呼吸之处。前几期曾谈到古文的音乐性，大家看这些好的作品是不是很巧妙呀？吴闿生评论说：“两代无事，恰好顿挫。震川所谓如人吐气一般。”“凡有要紧文字在下，必要先行停顿一般，然后气乃振厉也。”秦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期间没有战事，文意上这是一顿挫之处，节奏上也是，即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所说的“如人吐气”。 能不能删掉“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这三句？虽然没讲重要的事，但假如删去，文章会变得太紧，缺少一处呼吸。姚鼐〈与石甫侄孙〉说：“大抵文章之妙，在驰骤中有顿挫，顿挫处有驰骤。若但有驰骤，即成剽滑，非真驰骤也。”文气驰骤固然好，但也需适度收敛，安排一些停顿和转折，以免文章轻浮平滑。 秦始皇（图：公有领域） 回到〈过秦论〉，我们看下一段，气势多么磅礴，文字何其精彩：“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奋六世之馀烈”承上启下，“六世”指上文提到的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由一“奋”字领起，后文所写的吞并周朝、统一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都是“奋”的具体表现。此段动词遒劲，如“奋”、“振”、“御”、“吞”、“履”、“却”。 叙秦之功后，贾谊讲述秦激起民愤之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可能有人会觉得秦始皇很坏。我在此做一些解释。 贾谊说秦朝“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焚书坑儒”以及秦朝对文化的“严重破坏”。然而，后世对秦史的评论有歪曲与夸张之处，我们最好更全面、严谨地看待历史。 郑樵《通志》有两篇文为秦朝辩诬，他写道：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实际上，秦始皇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并没有弃用儒生和儒家经典，说“废儒”是不恰当的，说“废先王之道”就更夸张了。先王之道都在经中，经未废，先王之道何废？后世古书不全，不能都归咎于秦朝焚书，很多是因为“学者自亡”，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 秦朝焚书并不像有些人夸大的那样严重。《论衡》说：“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朱子语类》称：“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秦始皇想要销毁的是书籍中的糟粕，而留下精华，《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史记》（图：公有领域） 刘大櫆写过一篇〈焚书辨〉，称造成经籍亡佚的人并非李斯和秦始皇，而是项羽和萧何。 刘大櫆说：“书之亡，在楚汉之兴，沛公与项羽相继入关之时也。”“书之焚，不在于李斯，而在于项籍；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帝，而由于萧何。”“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澌灭无馀。”“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又说：“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图书，汉以故知天下之扼塞，及户口之多少、强弱所在。然萧何于秦博士所藏之书，所以传先王之道不绝于线者，独不闻其爱而惜之，收而宝之。彼固以圣人之经，无关于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筹策也。故熟视之若无睹耳。” 典籍亡佚的原因很复杂，秦始皇虽焚书，但至少在朝廷中保留许多。相比之下，战乱期间的破坏或视而不见造成的影响应该更为严重。 此外，“坑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的是“坑术士”，坑的是术士，而非儒。那时有些术士、方士行骗，秦始皇打击的是这些人。 不过，身处西方民主国家的我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不应支持坑杀与焚书。 （图：Adobe Stock） 至于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金人，这是个历史之谜，贾谊称“以弱天下之民”只是主观推测，当然这个动机是可能的。试想，当时必然期望长期和平，谁想再回到战国乱世？所以收缴兵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称其为专制。钱穆《国史大纲》对此有一段评论：“收兵器，铸金人十二……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我们继续看〈过秦论〉。秦始皇威震四海到什么程度呢？他死后，依然“馀威震于殊俗”。和秦朝之强盛相比，陈涉多么渺小啊，“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然而他揭竿而起后，天下人云集响应，其他豪杰纷纷起义，不久后就推翻了秦朝。从“秦王既没，馀威震于殊俗”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篇幅很短，仿佛从兴盛到灭亡是转眼间的事。这是贾谊刻意营造的效果。 前面都是叙事，此时该到思考与议论的环节了。贾谊说：“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从几个方面比较了六国与起义军的差别，地位、武器、兵力、智谋、策略都不可同日而语。陈涉等起义军之弱和昔日六国之强形成鲜明对比，秦的国力、雍州、殽函没有变化，为何胜败结果差别如此之大？贾谊一步步引导读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前面的叙事和对比都是为了论证秦亡的原因在其自身。至于如何“仁义不施”，他后面还写了秦二世的问题。中篇和下篇我就不讲了。 《古文辞类纂》评注云：“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然首篇为特雄骏闳肆。”〈过秦论〉三篇里，上篇文笔最精彩，雄骏闳肆。贾谊散文写得好有一重要原因——善于辞赋，他将作赋的手法用在散文中，铺张使文气更盛、更雄骏。 （图：Adobe Stock） 此文对今日依然有很大启示，尤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历史上，不仅秦朝，每个朝代兴起时都有过气吞万里之势，而落幕时都显得脆弱不堪，仿佛天要谁亡，谁不得不亡。70年前，中共夺取大陆江山，至今看似难以动摇，但说不准某天会轰然倒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 关于〈过秦论〉，我暂聊到这里。下期讲其他古文。
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
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
文/清箫 今天开始讲桐城派和《古文辞类纂》。在学习古文方面，桐城派已构建一个完备的教学体系，各位沿著他们的路走，同时结合自身需求，相信也能学得不错。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以文体为经，以时间为纬，横向为读者展现简明严谨的古文分类，纵向依时代顺序选录各文体的佳作，上溯先秦，中取唐宋，下迄明清，汇集两千年间七百馀篇文章。此书亦包含姚鼐的评语，阐释各文体，并指导写作方法。 上期讲《昭明文选》将文分为37类，而《古文辞类纂》借鉴前人之得失，将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在古文文体分类方面更臻完美。深入学古文之前，先要分辨文体，清末民初文史学家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说：“欲学文章，必先辨门类。”不同文体的性质、功能、作法不同，好比写议论文不能写得像记事文。此前介绍的《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都重视文章的分类；《古文辞类纂》的编选者姚鼐也深刻明白辨体的重要性，所以此书对古文的分类很严谨，各位可以看到，他在大分类中还分上下两编。 姚鼐（图：公有领域） 在深入《古文辞类纂》前，我先解释几个大家可能困惑的问题：（1）诗算是文吗？（2）什么样的文属于古文？（3）什么是桐城派？ 此前各位已看到，《昭明文选》选录的作品有散文，也有诗，有韵之文占很大比重。而《古文辞类纂》不录诗，以散文为主，有韵之文占比不大。从《昭明文选》的时代（南梁）到《古文辞类纂》的时代（清朝乾隆年间），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诗还在文的范畴内，那时主要有“文”和“笔”的分别，《文心雕龙》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的叫作“文”，比如赋、诗、铭、箴，偏重于抒情；无韵的叫作“笔”，比如散文，偏重于应用。中国古代的散文源于《尚书》，韵文源自《诗经》，自先秦时代，应用文和学术著作主要都由散文写成，如《春秋》、《左传》、《论语》、《墨子》等经史百家多数是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不同于现代散文，而是和韵文、骈文相对的，奇句单行，不必押韵且不重排偶。 六朝是骈文兴盛的时代，追求整齐的艺术美。但凡事物极必反，文学也是如此，骈文写到极端处容易华而不实。后来，自唐代韩愈始，散文复兴，对抗骈文。韩愈称散文为“古文”，大家熟知的“古文运动”就是由韩愈、柳宗元掀起的。清代文学家袁枚说：“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自韩、柳诸公出，惧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别今文而言之也。”韩愈想要复兴的古文即上承先秦两汉散文形式与文风的那种文；与古文有别的今文指的是骈文，亦称时文。韩愈另有一大贡献，即将散文在纯文学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本来韵文、骈体比散体更贴近纯文学，散体比韵文、骈体更适合于应用文，而韩愈扩大了散文的使用，可谓打开了新的大门。 （图：Adobe Stock） 到宋代，散文成为正宗，古文大盛，诗和文的分别自此越来越明显。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认为像作文那样作诗便会失去诗的本色，可见诗和文的分界已清晰化。此时，文的涵义已不同于《文心雕龙》所谓的文，昔日的笔已被归入文中，而诗则从文中分离而出。 虽然诗和文分开了，但赋、箴、铭等韵文文体依然留在文的范畴中。本来韵文和古文是有别的，但因自唐宋以后，文人常以古文写法作这些韵文，所以将其归类为古文。在清代，古文包含箴铭、颂赞、辞赋，《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选录的作品就有韵文文体。 此外，我也想澄清一点，古文不等于八股文，望读者不要误会。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接下来介绍桐城派。 桐城三祖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代表人物是“桐城三祖”。《古文辞类纂》的编选者姚鼐就是“桐城三祖”之一，三祖依序为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派的散文理论始于方苞，姚鼐则是光大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我们先讲方苞。方苞，字灵皋，晚号望溪。其才学得康熙帝赏识，曾入直南书房。不久后，方苞入蒙养斋，负责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康熙六十一年，方苞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清史稿》记载：“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书法（图：公有领域） 桐城派对古文写作的要求很严。方苞强调“义法”，主张作文要“雅洁”，认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下面逐一解释。 方苞所谓“义法”一词，出自《史记》，原文为：“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义法”一词应拆开解读，“义”即“王道备，人事浃”，《春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引导人行仁义的王道，对人事阐述周全；“法”即“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著史要有法度，精简文字。当用于文学时，“义”指《易经》所谓“言有物”，不写空泛或无益的话；“法”指“言有序”，写作应有条理规范，包含字法、句法、章法。方苞主张的“言有物”也指文以载道，合乎圣贤之道。他主张义决定法，“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 （图：Adobe Stock） 方苞提倡的“雅洁”，字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有具体所指的。什么样的例子属于不雅洁？语录的口语、魏晋六朝的华丽骈语、汉赋中为求华丽而堆砌辞藻的写法、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的佻巧语，这些都不适合在写作古文时使用。 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他进一步发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 刘大櫆《论文偶记》曰：“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之前我讲过曹丕《典论·论文》，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而刘大櫆认为作文应以神为主，气是辅助，作者的精神、感情主导文章的气。 神、气都是抽象的，所以需要以具体的音节表现出来。《论文偶记》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中国古典文学有很强的音乐性，这一点学诗词就能感受到，其实古文也讲究声音之美，只是不像近体诗和词那样有固定的平仄要求。写散文是很自由的，但也需注意节奏和音调，文章的节奏可透过句的长短改变，音调高低可透过字的平仄变化，缓急、抑扬、顿挫便从这些细节表现，进而将情感传递给读者。 （图：Adobe Stock） 关于句子长短带动节奏缓急，我曾在第四期举了苏轼〈后赤壁赋〉的例子，“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大家可以回顾，兹不赘述。而关于平仄变化，试看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文中的例子：“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大家不妨按这样的节奏念出声：“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岂足｜以言｜得士？”平仄交替非常明显。顺便解释，“足”字我们现在念第二声，但它曾经是入声字，是仄声。 以上介绍了方苞的“义法”以及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在他们的基础上，姚鼐形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并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 姚鼐，字姬传，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后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四库馆纂修官。《清史稿》称：“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姚鼐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桐城派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归功于姚鼐。 刘大櫆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姚鼐也讲文之精、粗处，但有些许不同。他于《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神、理、气、味是文章最重要之处，偏重于内在；格、律、声、色次之，偏重于技巧。学古文时，起初感受到的都是文章的粗处（格、律、声、色），而若想真正学好古文，一定要掌握其精处（神、理、气、味）。如果只学到格、律、声、色，那就永远只是模仿古人。高手的层次是什么样的？不留痕迹。姚鼐举例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效法古文最好的是韩愈，打个比方，他好似将古文融化了，舍弃了原先表面的部份，然后变古人之法为己所用，使人寻不到痕迹，可谓“得鱼忘筌”。 下面详解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图：Adobe Stock） 神 我们常在文学作品和评论中看到“神”字，可以指作者的精神，或作品的神韵、高妙境界。杜甫诗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主人文章写得有神，宾客也都是英豪，作品的神与作者现实中的为人可以相互印证。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说：“古人精神兴会之到，往往意在笔先。”我们看周公作的〈无逸〉，文中七段都以“呜呼”开头，作者在下笔之前，想必心中已有过无数次感慨与深思，成文只是水到渠成之事，这便是意在笔先。必先有神，然后才可以有文。 理 姚鼐在“神”后补充了一个“理”字。理是贯穿全文的主旨，源自神。姚鼐〈答鲁宾之书〉云：“夫内充而后发者，其言理得而情当，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厌，犹之其寡矣。……邃以通者，义理也。”胸有成竹，自然能表达出理；若理得当，文章其馀部份自然得当。姚鼐所谓“理”与方苞所谓“义法”之“义”相近。 气 中国古人无论作诗还是作文，都特别重视气。有没有什么不抽象的物体能形容文章的气是什么呢？韩愈〈答李翊书〉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他把气比作水，将言比作水上的浮物，如果水势大，则大小物体都能浮起来，古文的气就像这种水势。刘大櫆说：“古人行文至不可阻处，便是他气盛。非独一篇为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语，如山崩，如峡流，觉拦当不住，其妙只是个直的。”先秦与西汉文章大多有此种气，如李斯〈谏逐客书〉、司马迁《史记》等。 这种气不是勉强学来的，所以古人重视养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有时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去过哪里，和谁交友，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气，当下笔时却未必知道气从哪来。姚鼐〈与陈硕士书〉有句建议：“欲得笔势痛快，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读书和养气缺一不可。姚鼐〈答翁学士书〉又说：“无气，则积字焉而已。”作文若没有气，就只是把字堆积起来而已。可见气多么重要。 《史记》（图：公有领域） 味 气之后便是味。文章的味可指馀味，即陆机〈文赋〉所谓“阙大羹之遗味”的“遗味”，似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说：“深文隐蔚，馀味曲包。”文字深厚，有言外之意，即“隐以复意为工”，含蓄曲折，馀味无穷。〈物色第四十六〉所谓“物色尽而情有馀”，也近似这种味。作家若想使文章有味，需积理，多阅事，体悟的道理多了，深度也会渐渐增加。我们学古文时，也应留意感受其味，尝试放慢阅读的速度，如姚鼐所言：“缓读以求其神味。” 格、律 什么是格呢？格有“法则”的意思。《礼记》有句话：“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汉代经学家郑玄注曰：“格，旧法也。”律也有“法”的意思，可参考《尔雅·释诂》。格和律的不同在于，格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律是告诉人们不该怎样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谓“格者导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 古文的格、律是什么呢？格可以指文章的体裁，不同文体有不同的格，如写奏议和写铭诔是不一样的。格也可以指文章的结构，在写作前要先谋篇布局，搭建框架。姚鼐〈与陈硕士书〉说：“命意、立格、行气、遣词，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写作时，命意之后需立格，格依据意而立，提纲挈领，取舍得当，言之有序，然后再思考文章的细节。《文心雕龙》〈附会第四十三〉说：“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也是立格。此外也应知晓文章的律，什么不该写，例如方苞所言：“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图：Adobe Stock） 声、色 姚鼐〈与石甫侄孙〉云：“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在神、理、气、味、格、律下了很多功夫，最终全要表现于字句声色上。文字的声和色，对作者而言，是最末端的；但对读者而言，却是最直观的，因为它们直接触及读者的耳目。如果作者灵感泉涌，感情浓厚，心中构想千万句话，却无法精确有力地透过字句声色传递给读者，岂不是徒劳？所以《古文辞类纂》序目说：“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前文讲刘大櫆时已提及声的重要性，现在我再多举几个例子。诗有一字之师，其实古文也有，稍改一字，声不同，气、味亦不同。范仲淹有一篇〈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写道：“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他最初写的并非“先生之风”，而是“先生之德”。据《容斋随笔》记载，范仲淹将此文给李泰伯看，李泰伯大为赞赏，随后委婉建议把“德”字改为“风”字。字的内涵承接上句是原因之一，还有一方面是音韵，“德”是入声字，发音短促，不如“风”字稳重浏亮。赞美德行与高风亮节，用平声字更合适。 字声、字义是文章的外在，情、气是文章的内在，应做到内外契合，声调和情意一致。我们看《古文辞类纂》选录的〈送董邵南序〉，第一句就是经典范例：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此文是韩愈为朋友董邵南作的一篇赠序。董邵南怀才不遇，准备前往河北投靠藩镇，这在韩愈看来，相当于挚友即将投奔叛贼。韩愈既反对董邵南的选择，也同情他的遭遇，感情复杂。文中看似表达预贺，名为送行，实际上是规劝朋友留步，写得深婉曲折。首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明说古时人称河北多慷慨悲歌的豪杰之士，想必会珍惜怀才不遇之士，实则暗示现在河北或许不同于昔日，为朋友感到担忧，希望他三思。 了解韩愈当时复杂含蓄的情感后，我们再读“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感受其声调，何其沉郁曲折！ 汉字声调与情感紧密相关。如上声舒徐和软，腔调低而曲折，适合表达沉郁回转之情；去声激厉劲远，腔调由高至低，适合表达凄凉之情；而阳平声适合表达得意之情。各位看此句，选字何其用心！全句没有一个阳平声字，连用阴平声字，且阴平声字紧挨上声字，文气低回沉重，仿佛在徘徊。并使用去声字“慨”调节，使情感激越，不至于单调乏味。据传，姚鼐每诵读此句时，都要数次换气。大家也不妨试一试，此句真的不适合快读。 （图：Adobe Stock） 古人学文，主张读出声，很有道理，如果走马观花般默读，便少了听觉上的体会。如姚鼐言：“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衹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有种方法叫作“因声求气”，指的就是透过诵读感受文章的音韵，进而感悟文章的气和情。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文章的色。色可指文采，具体表现很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称：“色也者，所以助文之光采，而与声相辅而行者也。其要有三：一曰炼字，二曰造句，三曰隶事。”色和声相辅，字法、句法、用典都在色的范畴内。 修辞手法也属于色，如比喻、排比、用典等，能使文章不显枯燥。以李斯〈谏逐客书〉为例，他向秦王嬴政阐述逐客令的危害，以异国珠玉、美女、音乐喻客卿，发人深省，论证有力，辞采斐然，是古文中色佳的范文之一。辞藻是否华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内容是否恰当、丰富，以及能否与神、理、气、味融合。〈谏逐客书〉有一妙处便在于增加层次，使文气深厚而不靡弱，有大江东流之势。 他写道：“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此时论据已足，但李斯作一转折，假设宝物必须是秦国生产的才能用，将有何后果，随后举例滔滔不绝：“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 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至此，李斯又添一层，再作假设，使气更加雄厚：“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文采美，意不单，气不孤。 （图：Adobe Stock） 姚鼐论文采，以方苞“雅洁”为基础，重视文辞之雅，且辞雅与气紧密相关。姚鼐〈复吴仲伦书〉云：“理当而格俊，气清而辞雅。”其〈复鲁絜非书〉谓：“吐辞雅驯不芜”。 关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暂时先讲到这里。大家以后再读古文，感受或许和以前大有不同吧。 下期续。
文/清箫 今天开始讲桐城派和《古文辞类纂》。在学习古文方面，桐城派已构建一个完备的教学体系，各位沿著他们的路走，同时结合自身需求，相信也能学得不错。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以文体为经，以时间为纬，横向为读者展现简明严谨的古文分类，纵向依时代顺序选录各文体的佳作，上溯先秦，中取唐宋，下迄明清，汇集两千年间七百馀篇文章。此书亦包含姚鼐的评语，阐释各文体，并指导写作方法。 上期讲《昭明文选》将文分为37类，而《古文辞类纂》借鉴前人之得失，将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在古文文体分类方面更臻完美。深入学古文之前，先要分辨文体，清末民初文史学家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说：“欲学文章，必先辨门类。”不同文体的性质、功能、作法不同，好比写议论文不能写得像记事文。此前介绍的《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都重视文章的分类；《古文辞类纂》的编选者姚鼐也深刻明白辨体的重要性，所以此书对古文的分类很严谨，各位可以看到，他在大分类中还分上下两编。 姚鼐（图：公有领域） 在深入《古文辞类纂》前，我先解释几个大家可能困惑的问题：（1）诗算是文吗？（2）什么样的文属于古文？（3）什么是桐城派？ 此前各位已看到，《昭明文选》选录的作品有散文，也有诗，有韵之文占很大比重。而《古文辞类纂》不录诗，以散文为主，有韵之文占比不大。从《昭明文选》的时代（南梁）到《古文辞类纂》的时代（清朝乾隆年间），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诗还在文的范畴内，那时主要有“文”和“笔”的分别，《文心雕龙》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的叫作“文”，比如赋、诗、铭、箴，偏重于抒情；无韵的叫作“笔”，比如散文，偏重于应用。中国古代的散文源于《尚书》，韵文源自《诗经》，自先秦时代，应用文和学术著作主要都由散文写成，如《春秋》、《左传》、《论语》、《墨子》等经史百家多数是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不同于现代散文，而是和韵文、骈文相对的，奇句单行，不必押韵且不重排偶。 六朝是骈文兴盛的时代，追求整齐的艺术美。但凡事物极必反，文学也是如此，骈文写到极端处容易华而不实。后来，自唐代韩愈始，散文复兴，对抗骈文。韩愈称散文为“古文”，大家熟知的“古文运动”就是由韩愈、柳宗元掀起的。清代文学家袁枚说：“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自韩、柳诸公出，惧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别今文而言之也。”韩愈想要复兴的古文即上承先秦两汉散文形式与文风的那种文；与古文有别的今文指的是骈文，亦称时文。韩愈另有一大贡献，即将散文在纯文学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本来韵文、骈体比散体更贴近纯文学，散体比韵文、骈体更适合于应用文，而韩愈扩大了散文的使用，可谓打开了新的大门。 （图：Adobe Stock） 到宋代，散文成为正宗，古文大盛，诗和文的分别自此越来越明显。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认为像作文那样作诗便会失去诗的本色，可见诗和文的分界已清晰化。此时，文的涵义已不同于《文心雕龙》所谓的文，昔日的笔已被归入文中，而诗则从文中分离而出。 虽然诗和文分开了，但赋、箴、铭等韵文文体依然留在文的范畴中。本来韵文和古文是有别的，但因自唐宋以后，文人常以古文写法作这些韵文，所以将其归类为古文。在清代，古文包含箴铭、颂赞、辞赋，《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选录的作品就有韵文文体。 此外，我也想澄清一点，古文不等于八股文，望读者不要误会。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接下来介绍桐城派。 桐城三祖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代表人物是“桐城三祖”。《古文辞类纂》的编选者姚鼐就是“桐城三祖”之一，三祖依序为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派的散文理论始于方苞，姚鼐则是光大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我们先讲方苞。方苞，字灵皋，晚号望溪。其才学得康熙帝赏识，曾入直南书房。不久后，方苞入蒙养斋，负责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康熙六十一年，方苞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清史稿》记载：“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书法（图：公有领域） 桐城派对古文写作的要求很严。方苞强调“义法”，主张作文要“雅洁”，认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下面逐一解释。 方苞所谓“义法”一词，出自《史记》，原文为：“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义法”一词应拆开解读，“义”即“王道备，人事浃”，《春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引导人行仁义的王道，对人事阐述周全；“法”即“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著史要有法度，精简文字。当用于文学时，“义”指《易经》所谓“言有物”，不写空泛或无益的话；“法”指“言有序”，写作应有条理规范，包含字法、句法、章法。方苞主张的“言有物”也指文以载道，合乎圣贤之道。他主张义决定法，“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 （图：Adobe Stock） 方苞提倡的“雅洁”，字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有具体所指的。什么样的例子属于不雅洁？语录的口语、魏晋六朝的华丽骈语、汉赋中为求华丽而堆砌辞藻的写法、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的佻巧语，这些都不适合在写作古文时使用。 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他进一步发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 刘大櫆《论文偶记》曰：“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之前我讲过曹丕《典论·论文》，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而刘大櫆认为作文应以神为主，气是辅助，作者的精神、感情主导文章的气。 神、气都是抽象的，所以需要以具体的音节表现出来。《论文偶记》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中国古典文学有很强的音乐性，这一点学诗词就能感受到，其实古文也讲究声音之美，只是不像近体诗和词那样有固定的平仄要求。写散文是很自由的，但也需注意节奏和音调，文章的节奏可透过句的长短改变，音调高低可透过字的平仄变化，缓急、抑扬、顿挫便从这些细节表现，进而将情感传递给读者。 （图：Adobe Stock） 关于句子长短带动节奏缓急，我曾在第四期举了苏轼〈后赤壁赋〉的例子，“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大家可以回顾，兹不赘述。而关于平仄变化，试看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文中的例子：“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大家不妨按这样的节奏念出声：“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岂足｜以言｜得士？”平仄交替非常明显。顺便解释，“足”字我们现在念第二声，但它曾经是入声字，是仄声。 以上介绍了方苞的“义法”以及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在他们的基础上，姚鼐形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并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 姚鼐，字姬传，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后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四库馆纂修官。《清史稿》称：“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姚鼐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桐城派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归功于姚鼐。 刘大櫆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姚鼐也讲文之精、粗处，但有些许不同。他于《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神、理、气、味是文章最重要之处，偏重于内在；格、律、声、色次之，偏重于技巧。学古文时，起初感受到的都是文章的粗处（格、律、声、色），而若想真正学好古文，一定要掌握其精处（神、理、气、味）。如果只学到格、律、声、色，那就永远只是模仿古人。高手的层次是什么样的？不留痕迹。姚鼐举例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效法古文最好的是韩愈，打个比方，他好似将古文融化了，舍弃了原先表面的部份，然后变古人之法为己所用，使人寻不到痕迹，可谓“得鱼忘筌”。 下面详解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图：Adobe Stock） 神 我们常在文学作品和评论中看到“神”字，可以指作者的精神，或作品的神韵、高妙境界。杜甫诗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主人文章写得有神，宾客也都是英豪，作品的神与作者现实中的为人可以相互印证。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说：“古人精神兴会之到，往往意在笔先。”我们看周公作的〈无逸〉，文中七段都以“呜呼”开头，作者在下笔之前，想必心中已有过无数次感慨与深思，成文只是水到渠成之事，这便是意在笔先。必先有神，然后才可以有文。 理 姚鼐在“神”后补充了一个“理”字。理是贯穿全文的主旨，源自神。姚鼐〈答鲁宾之书〉云：“夫内充而后发者，其言理得而情当，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厌，犹之其寡矣。……邃以通者，义理也。”胸有成竹，自然能表达出理；若理得当，文章其馀部份自然得当。姚鼐所谓“理”与方苞所谓“义法”之“义”相近。 气 中国古人无论作诗还是作文，都特别重视气。有没有什么不抽象的物体能形容文章的气是什么呢？韩愈〈答李翊书〉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他把气比作水，将言比作水上的浮物，如果水势大，则大小物体都能浮起来，古文的气就像这种水势。刘大櫆说：“古人行文至不可阻处，便是他气盛。非独一篇为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语，如山崩，如峡流，觉拦当不住，其妙只是个直的。”先秦与西汉文章大多有此种气，如李斯〈谏逐客书〉、司马迁《史记》等。 这种气不是勉强学来的，所以古人重视养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有时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去过哪里，和谁交友，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气，当下笔时却未必知道气从哪来。姚鼐〈与陈硕士书〉有句建议：“欲得笔势痛快，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读书和养气缺一不可。姚鼐〈答翁学士书〉又说：“无气，则积字焉而已。”作文若没有气，就只是把字堆积起来而已。可见气多么重要。 《史记》（图：公有领域） 味 气之后便是味。文章的味可指馀味，即陆机〈文赋〉所谓“阙大羹之遗味”的“遗味”，似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说：“深文隐蔚，馀味曲包。”文字深厚，有言外之意，即“隐以复意为工”，含蓄曲折，馀味无穷。〈物色第四十六〉所谓“物色尽而情有馀”，也近似这种味。作家若想使文章有味，需积理，多阅事，体悟的道理多了，深度也会渐渐增加。我们学古文时，也应留意感受其味，尝试放慢阅读的速度，如姚鼐所言：“缓读以求其神味。” 格、律 什么是格呢？格有“法则”的意思。《礼记》有句话：“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汉代经学家郑玄注曰：“格，旧法也。”律也有“法”的意思，可参考《尔雅·释诂》。格和律的不同在于，格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律是告诉人们不该怎样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谓“格者导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 古文的格、律是什么呢？格可以指文章的体裁，不同文体有不同的格，如写奏议和写铭诔是不一样的。格也可以指文章的结构，在写作前要先谋篇布局，搭建框架。姚鼐〈与陈硕士书〉说：“命意、立格、行气、遣词，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写作时，命意之后需立格，格依据意而立，提纲挈领，取舍得当，言之有序，然后再思考文章的细节。《文心雕龙》〈附会第四十三〉说：“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也是立格。此外也应知晓文章的律，什么不该写，例如方苞所言：“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图：Adobe Stock） 声、色 姚鼐〈与石甫侄孙〉云：“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在神、理、气、味、格、律下了很多功夫，最终全要表现于字句声色上。文字的声和色，对作者而言，是最末端的；但对读者而言，却是最直观的，因为它们直接触及读者的耳目。如果作者灵感泉涌，感情浓厚，心中构想千万句话，却无法精确有力地透过字句声色传递给读者，岂不是徒劳？所以《古文辞类纂》序目说：“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前文讲刘大櫆时已提及声的重要性，现在我再多举几个例子。诗有一字之师，其实古文也有，稍改一字，声不同，气、味亦不同。范仲淹有一篇〈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写道：“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他最初写的并非“先生之风”，而是“先生之德”。据《容斋随笔》记载，范仲淹将此文给李泰伯看，李泰伯大为赞赏，随后委婉建议把“德”字改为“风”字。字的内涵承接上句是原因之一，还有一方面是音韵，“德”是入声字，发音短促，不如“风”字稳重浏亮。赞美德行与高风亮节，用平声字更合适。 字声、字义是文章的外在，情、气是文章的内在，应做到内外契合，声调和情意一致。我们看《古文辞类纂》选录的〈送董邵南序〉，第一句就是经典范例：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此文是韩愈为朋友董邵南作的一篇赠序。董邵南怀才不遇，准备前往河北投靠藩镇，这在韩愈看来，相当于挚友即将投奔叛贼。韩愈既反对董邵南的选择，也同情他的遭遇，感情复杂。文中看似表达预贺，名为送行，实际上是规劝朋友留步，写得深婉曲折。首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明说古时人称河北多慷慨悲歌的豪杰之士，想必会珍惜怀才不遇之士，实则暗示现在河北或许不同于昔日，为朋友感到担忧，希望他三思。 了解韩愈当时复杂含蓄的情感后，我们再读“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感受其声调，何其沉郁曲折！ 汉字声调与情感紧密相关。如上声舒徐和软，腔调低而曲折，适合表达沉郁回转之情；去声激厉劲远，腔调由高至低，适合表达凄凉之情；而阳平声适合表达得意之情。各位看此句，选字何其用心！全句没有一个阳平声字，连用阴平声字，且阴平声字紧挨上声字，文气低回沉重，仿佛在徘徊。并使用去声字“慨”调节，使情感激越，不至于单调乏味。据传，姚鼐每诵读此句时，都要数次换气。大家也不妨试一试，此句真的不适合快读。 （图：Adobe Stock） 古人学文，主张读出声，很有道理，如果走马观花般默读，便少了听觉上的体会。如姚鼐言：“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衹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有种方法叫作“因声求气”，指的就是透过诵读感受文章的音韵，进而感悟文章的气和情。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文章的色。色可指文采，具体表现很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称：“色也者，所以助文之光采，而与声相辅而行者也。其要有三：一曰炼字，二曰造句，三曰隶事。”色和声相辅，字法、句法、用典都在色的范畴内。 修辞手法也属于色，如比喻、排比、用典等，能使文章不显枯燥。以李斯〈谏逐客书〉为例，他向秦王嬴政阐述逐客令的危害，以异国珠玉、美女、音乐喻客卿，发人深省，论证有力，辞采斐然，是古文中色佳的范文之一。辞藻是否华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内容是否恰当、丰富，以及能否与神、理、气、味融合。〈谏逐客书〉有一妙处便在于增加层次，使文气深厚而不靡弱，有大江东流之势。 他写道：“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此时论据已足，但李斯作一转折，假设宝物必须是秦国生产的才能用，将有何后果，随后举例滔滔不绝：“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 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至此，李斯又添一层，再作假设，使气更加雄厚：“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文采美，意不单，气不孤。 （图：Adobe Stock） 姚鼐论文采，以方苞“雅洁”为基础，重视文辞之雅，且辞雅与气紧密相关。姚鼐〈复吴仲伦书〉云：“理当而格俊，气清而辞雅。”其〈复鲁絜非书〉谓：“吐辞雅驯不芜”。 关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暂时先讲到这里。大家以后再读古文，感受或许和以前大有不同吧。 下期续。
上期介绍了《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本期继续推介书籍，先从《昭明文选》讲起。 （南朝）萧统《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亦称《文选》，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实在太重要，重要到一定要读的地步。该书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涵盖先秦至梁代七百多篇各体裁的文学作品。 该书由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招集文士共同编选，萧统谥号“昭明”，所以此书被称为《昭明文选》。萧统在选录时有意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一般不录经、史、子，只有一部份序、赞、论、述因被视为文学作品而入选，明确的分界是该书的一大亮点。此外，该书有明确且严格的选录标准——“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昭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唐朝和宋朝的学子几乎人手一本。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有老杜的大力推荐，我们更不该轻视此书。 萧统（图：公有领域） 萧统的文学理论主要见于〈文选序〉中，学《文选》者须先精读其序。下面我带大家一起阅读并解析〈文选序〉。 中国传统文化也可称为一种神传文化，若追溯文之起源，当从传说中人神同在的时代讲起。〈文选序〉曰：“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文明之初，人类冬穴夏巢，茹毛饮血，民风纯朴，那时尚无文字与文章。传说中半神半人的伏羲治理天下后，画八卦，造文字，取代结绳记事，从此诞生了文籍。读过《易经》的朋友们想必不会对〈文选序〉这段话感到陌生，《易经·系辞下》写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文选序〉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上古之世所谓“文”，未必指后世所谓“文章”，《说文解字》对“文”的解释是：“错画也。象交文。”线条的交错和花纹称为“文”，世间万物各有各的交错。《易经·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宇宙自然有阴有阳，阴阳交错中各有运行之道，这是天文；上天造人，有男有女，男刚女柔，亦是天文；人间男女依照圣人定下的伦理道德与礼仪规范结为夫妻，组建家庭，构成国家，使礼乐规范、制度、典籍彰显于天下，传之于后世，便是“文明以止”，称之人文。天人相通，人文源于天文，所以人应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要使社会维持在较高的道德水准，并延续礼乐，所以应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读圣贤留下的典籍与规范，进而教化天下。文的意义可谓相当深远。之后，萧统以比喻说明文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简陋的椎轮是帝王乘坐的大辂的原始形态，大辂显然不如椎轮朴实；积水能冻成厚冰，却不及厚冰寒冷，物有此理，文亦有此理。萧统以历史视角发觉文学的变化，这段比喻承上启下，其后揭橥文学演变的脉络：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诗经》有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赋本是古诗之体，现在发展为独立文体，作赋的作家当中，荀子、宋玉在前，贾谊、司马相如在后继承。自此之后，赋源流繁富，描写城市与苑囿，有张衡〈西京赋〉、司马相如〈上林赋〉；劝皇帝不要沉迷于打猎游乐，有扬雄的〈长杨赋〉和〈羽猎赋〉。另有风云草木，鱼虫禽兽，题材不胜枚举。 扬雄（图：公有领域）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屈原心怀忠贞，品行高洁，楚王却听不进逆耳之言，屈原为社稷深思远虑，却遭到放逐。其耿介之心受到伤害，抑郁之情无处倾诉，面临江水，他心怀投江之志。〈怀沙〉是屈原投江前的绝笔。骚人之文从此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文选序〉将骚体溯本于屈原，单独列出，而未将其与荀子、宋玉并列。钱穆评道：“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矣。” 〈文选序〉接著写道：“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此处引用〈诗经序〉观点，诗是心志的表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经》中的〈关雎〉和〈麟趾〉彰显正始之道，大不同于“桑间”和“濮上”的亡国之音，可见《诗经》的教化意义。而自汉朝中叶以下，诗的发展路径渐渐不同，有四言的〈在邹诗〉，也有五言的〈与苏武诗〉。〈在邹诗〉的作者是西汉诗人韦孟，曾担任楚元王傅，亦辅佐其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韦孟于刘戊作乱前写〈讽谏诗〉劝诫，刘戊不听。之后韦孟辞官并搬迁至邹（地名），作〈在邹诗〉。〈与苏武诗〉相传由投降匈奴的李陵所写，其中有一句是“携手上河梁”。汉诗上承《诗经》风雅，四言诗与五言诗分流，还有少则三字、多则九字之体，不同体分镳并驱，〈文选序〉概括得很好。不过，五言诗并非源自〈与苏武诗〉，此诗由李陵所作的说法并不可信。可参考《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图：Adobe Stock） 〈文选序〉接著讲到颂这一文体：“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颂体源自《诗经》，“穆若”指《诗经·大雅·烝民》中的诗句“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季子即季札，“至矣”指季札到访鲁国欣赏周乐时抒发的赞叹，当聆听《颂》后，他赞美道：“至矣哉！” 〈文选序〉阐述文体，特列赋、诗、颂在前，此三者皆上承《诗经》。综览《昭明文选》全书，可知萧统以经为尊，以赋为贵。全书共六十卷，赋在最先，占十九卷；诗在第十九卷到第三十一卷，赋与诗的比例超过50%。后面35种文体加起来还不到全书的一半。 赋和诗后面的35类作品依序为：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不同体特性不同，用途不同，写法不同，要求亦不同。〈文选序〉曰：“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箴这一文体旨在补缺和规劝，戒旨在辅佐君主并纠错，论要求析理精微，铭要求叙事清润。因需要赞美寿终之人，所以诞生了诔；因需要为画像题辞，于是赞这一文体兴起。各种文体缤纷繁富，作者可以选择不同体表达不同的情致。 （图：Adobe Stock） 编选者面对浩瀚如海的文章，该如何取舍呢？〈文选序〉称：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周公、孔子的书籍如日月悬空，可谓道德准则，不宜随意剪裁；老子、庄子、管仲、孟子的著作旨在表达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偏近哲学，且不以文辞为目的，所以《昭明文选》不录。此外，贤人、忠臣、谋士、辩士的言辞和事迹已有记载，不同于纯文学作品，所以也不收录。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不同于纯文学。此处，萧统在文学与经史百家中间画了一条明确界线。 然而，史书中有一些论、赞被萧统选入，因为这些文章“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构思深，文采美，所以可视其为纯文学。《昭明文选》第四十九和五十卷收录了班固〈公孙弘传赞〉、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逸民传论〉、〈后汉书光武纪赞〉等。史书中大多数文字都是客观记事，而史论和史述赞是抒发见解与评论的部份，尤为文学家所重视。 后汉书（图：公有领域） 读《昭明文选》时，建议结合《文心雕龙》，因《文心雕龙》对不同文体的讲解有助于鉴赏《昭明文选》中的作品。 例如铭、箴是什么，写成怎样算好，《文心雕龙》〈铭箴第十一〉讲得很清楚：“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簴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铭实表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敬言乎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铭和箴都是用于警戒的，可以规正品行，黄帝、大禹等先贤圣人刻铭文提醒自己；臣子可以用箴针砭时弊，讽谏君主，防患未然。写这两类文体，应做到“义典”、“文约”，思想要正，文辞要简约，不能写得太艳。“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在文中引用事例前务必核实。箴完全是用于指出过失的，所以尤其注重确切；铭不仅可以警戒，也可以褒扬，所以应当弘润。《文心雕龙》还举了几个例子，如王朗〈杂箴〉写水火井灶，文辞繁杂，偏离了宗旨，是不够好的范例；西晋张载〈剑阁铭〉写得极好，如骏马飞速奔腾，“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由此可知〈剑阁铭〉为何被《昭明文选》收录。此外，萧统选取的其馀铭、箴也是佳作。 （图：Adobe Stock） 美中不足的是，《昭明文选》分类碎杂，37类文体易使读者头疼。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写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 相形之下，《古文辞类纂》删繁就简，更臻完美，将古文分为13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该书以文体为经，以时间为纬，横向为读者展现简明严谨的古文分类，纵向依时代先后顺序选录各文体的佳作，上溯先秦，下迄明清，汇集两千年间七百馀篇文章，亦包含姚鼐的评语。吴闿生说：“《古文辞类纂》一书，实千古文学之津梁，永世不刊之典籍也。” 姚鼐（图：公有领域） 下期我将详讲《古文辞类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