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前文已概述清初學術，以下擇數賢之著述，詳論其價值。 顧炎武 亭林先生顧炎武，係反清志士，亦儒林翹楚也。錢穆〈顧亭林學述〉曰：「清初學風，乃自性理轉向經史。顧、黃兩家，為其代表。」浙西派宗顧炎武，浙東派宗黃宗羲。章學誠《文史通義》謂：「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謂：「國初之學創於亭林」。 亭林於學術之功，首在下啟百年新風與門徑。清代樸學之盛肇自亭林，其重實證、摒空談之學風，及明流變、善歸納、躬考察之方法，皆為乾嘉學者所汲取。 顧氏親歷亡國，痛定思痛，主經世致用，重國計民生。《清史稿·顧炎武傳》云： 「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歛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之餘，合圖經而成者。」 又曰：「《日知錄》三十卷，尤為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其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權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 包世臣《藝舟雙楫》謂：「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日知錄》本為讀書札記，然於治國亦甚有裨益，可謂清初學界之「資治通鑑」也。潘耒〈日知錄序〉曰： 「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 亭林論治道，常詳舉史實，見解鞭辟入裡。如《日知錄》論州縣賦稅：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 亭林深惡官多民擾，倡精簡機構，《日知錄·醫師》亦曰：「官多則亂，將多則敗。」《日知錄·省官》云：「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真可謂探本之言也。清心省事，蕭規曹隨，治大國豈不若烹小鮮乎？ 論政事者，當能見其大，探其根，溯其制度之弊病，而不囿於一時一事。 如〈鄉亭之職〉謂：「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亭林尤重鄉以下之治，推崇三代之制，曰：「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併之始，而管仲、蒍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善哉斯言！ 亭林亦崇唐制，謂府不宜多。《日知錄·府》云：「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亭林反集權在上，是若釜底抽薪也。《日知錄·守令》云：「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又〈郡縣論〉曰：「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亭林文集》） 至於輿論監督，亭林亦有明見，《日知錄·清議》云：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古之清議，出自鄉校。國家雖腐，風俗敗壞，倘清議猶存，尚能殘喘；苟清議無存，真岌岌矣。此理迄今猶不過時，觀中共國之亂象，可知矣。 《日知錄》尤重世風。潘耒〈序〉謂：「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 此書不啻言歷史、政治、社會，抑涉經學、理學、藝文、佛教、天象、術數、地理、外國。然博聞非該書之要旨也。潘耒〈序〉曰：「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要之，旨在救世云爾，不啻救一時一世，當於千百年後猶有益焉。 訖於乾嘉，學者雖欽亭林，而重心變矣，四庫館臣謂不當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竊謂固當兼顧考據經世，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國若累卵，喪亂之餘，烏能不辨輕重？洎乎清末，時人果復關注亭林之經世。於考據、文辭用力，悉筌也，非魚也。製筌而不用諸魚，無異於買櫝還珠。 雖然，敝筌何以得魚耶？故經世之著不可不工於研究。茲舉亭林之研究法，如下： 一曰實地考察。亭林「游歷所至，以騾馬載書自隨，凡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此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相濟也。鐘鼎碑碣，皆可以與經史互校，亭林〈金石文字記序〉曰：「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此乃以金石考證之法。《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云：「荒山頹址，遇有古碑遺蹟，必披蓁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每有歐趙洪王所不及者。」治史者不可輕覷金石，考金石者當有此恆心。 二曰論必舉證，且證不孤。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曰：「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茲引亭林《日知錄》一例，以觀其何以論證：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為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毌丘儉詩〉：『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為信，始見於此。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為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後之乾嘉學者，其訓詁亦採此博證之法。吾儕亦當習之。 （下期續）
文/清簫 或謂：清代乃中國「文藝復興」之時代。此說未必允當，然有清一代，學術成就信然大放異彩。《清史稿·藝文志》曰：「經籍既盛，學術斯昌，文治之隆，漢、唐以來所未逮也。」又〈文苑傳〉云：「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竊謂「超漢越宋」猶待商榷，而清學確能獨樹一宗。 洎乎晚季，歐艦叩關，西風東漸，若巨濤駭浪，人人無可遁避；舊學新知，猝然交融取捨，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傳統與西學之關係，非相牴也；近人之歐化，實本於儒家思想。舊學之根柢，開放之胸懷，二者缺一不可，觀王韜、薛福成、康有為諸賢，可知矣。是以清末諸儒之著，亦有可觀者也。 清軍入關以後二百六十餘年間，儒林可觀之書浩繁無垠，吾人何由研治？必先知其綱要脈絡。王國維謂清代學術凡三變，見於〈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 順康之世乃清學之第一期，猶梁任公所謂「啟蒙期」也。明季遺老抱冠帶沉淪之隱，省王學末流之弊，志在經世致用，重在國計民生。《易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宋明心學向內窮極，遂須向外尋求新途。國何以亡，是亦遺老所探究者也。 乾嘉之世乃第二期，猶梁任公所謂「全盛期」也。天下承平日久，學者經世之志遂淡，專精於經史小學，旁及音韻、天算、地理、金石、校勘等。其治學方法為「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清初，漢學、宋學尚未水火不容；漢宋之爭，至乾嘉而愈烈。戴震、段玉裁、王念孫之輩不喜宋學，其志不在經世致用，為考據而考據爾。錢穆《國史大綱》謂彼時學術文化，漸與政治事業脫節。故乾嘉之學精而非大。 道咸以下乃第三期，猶梁任公所謂「蛻分期」與「衰落期」也。是時國勢衰頹，魏源、龔自珍之輩主求微言大義，以變乾嘉訓詁考據之風。雖復經世致用之志，然與清初迥異矣。晚清公羊今文學派，以舊瓶盛新酒，如康有為藉經學以倡變法。雖為救國，然亦有牽強之論。此時期之史學甚可稱道，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開著述世界史地之先河。 以下詳論三期之學術，提煉清儒之得失。 清初 明末學術凋敝，心學風靡一時。陽明乃百年難遇之聖哲，然王學之流弊亦甚，學者或僅談性，求頓悟；或以謬論標新立異。此非陽明之過。舉凡學說，盛久必衰，或偏離遠矣，或因時取棄。《清史稿·儒林傳》謂：「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清興，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清儒矯前明空疏之病，其藥方可以一「實」字蔽之。 經史之考據訓詁乃清代學術之主流，此風肇始於國初顧炎武、閻若璩、胡渭諸儒。清初學者，以地域分，北有孫奇逢、李顒、顏元，南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浙西宗顧炎武，浙東宗黃宗羲。若以術業分，則如下： 經學與哲學： 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經學成就斐然。炎武大倡「捨經學無理學」，「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若璩「喚起『求真』觀念」，善考證，辨《古文尚書》之偽；胡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又《清史稿》云：「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 閻若璩已近漢學，而非清代漢學之揭旗人。揭漢學旗幟者，惠棟也。其著述極富，多前人所未及道者，撰《九經古義》、《周易述》、《周易本義辨證》等，於《易經》尤精。然惠棟非第一時期之學者，其父士奇係清初至乾嘉過渡之關鍵人，抑吳派經學先驅也。蓋清前期漢學興起之過程，乃惠士奇開之，而惠棟揚之。 另有一派較保守溫和，以孫奇逢為主。奇逢宗陽明，後以程朱之學調和，不立門戶。著《理學傳心纂要》，錄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 、羅洪先、顧憲成。梁任公云，啟蒙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而漸復於漢唐。 顏元尤尚實踐，以空談為恥，主躬行，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此派以為學問不當求諸書冊，惟應求諸日常行事。 李顒與孫奇逢、黃宗羲鼎足稱三大儒。康熙十八年，清廷薦舉，顒稱疾篤，絕食拒仕。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召顒見，顒遣子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聖祖特賜御書「操志高潔」。顒曰：「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為天德，達之為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清史稿·李顒傳》）明清之際學者多持經世致用、實踐躬行之觀，此本儒家之宗旨也。 史學： 黃宗羲、萬斯同乃清初史學巨擘。宗羲《明夷待訪錄》，於中國近代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助力。斯同以布衣參史局，《明史》前期之功，首推斯同。顧炎武《日知錄》析治亂興衰之因，亦可歸類於史學。又王夫之《讀通鑑論》，探秦至五代盛衰之教訓。學術思想史方面，宗羲撰《明儒學案》，晚年輯《宋元學案》，惜乎未竟而卒。後全祖望博採群書，為之補輯。地理方面，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訛謬之處，皆為糾正。 小學： 章太炎《國學概論》謂：「清代小學一門，大放異彩。」國初之成果，有顧炎武《音學五書》、方以智《通雅》、黃生《字詁》、吳穎芳《說文解字理董》等。《音學五書》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顧氏以聲音為文字、文學之本原，此音韻學之關鍵也。又黃氏《字詁》「因音求義」，乃訓詁之要徑。 文學： 《清史稿·文苑傳》云：「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魏禧、侯方域、汪琬開文章風氣之先。方苞乃桐城派之宗主，善古文，嚴於義法，主文學經世。 評點學盛於明清，金聖歎以評點蓋世，著《左傳釋》、《天下才子必讀書》。又黃宗羲撰《明文授讀》，儲欣撰《唐宋八大家類選》，悉為清初古文評點學佳著。 清初詩話富學術價值。吳喬詩論，可謂袁枚性靈說之先聲也，其《圍爐詩話》與賀裳《載酒園詩話》、馮班《鈍吟雜錄》並為談詩三絕。葉燮《原詩》，見解獨到，發前人未及之論。漁洋山人王士禎，康熙間詩壇之領袖也，倡神韻說，撰《帶經堂詩話》。 清初詞學亦開新氣象，復得詞之美感特質。徐珂《清代詞學概論》曰：「清初之詞，最著者為朱竹垞、陳其年。」「論詞者，自明之末造以迄清之中葉，輒推臥子第一，容若次之，竹垞、其年、樊榭猶不得為上乘也。」陳子龍（臥子）係明末抗清英雄，其詞婉麗而有氣節。納蘭容若雖為旗人，而詞不遜漢人，王國維謂之「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人間詞話》）。朱彝尊（竹垞）開浙西派，其詞貴在情深，「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餖飣」（《清代詞學概論》）。陳維崧（其年）開陽羨派，「詞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清史稿》），惜乎貌豪放而欠沉鬱。 自然科學： 晚明已引入西方科學，易代之際亦不乏研究。方以智，明末清初之通才，《清史稿》云：「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所著《物理小識》可謂百科全書也，多真知灼見。其〈自序〉曰： 「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方氏揭櫫通幾、質測兩大研究方法。質測者，考察事物之特性而究其變化之理也。 《物理小識》又謂地球為圓：「地體實圜，在天之中。……地形如胡桃肉。」 且載金星、水星繞太陽而行： 「西國近以望遠鏡測太白，則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計太白附日而行，遠時僅得象限之半，與月異理。……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異太白，度亦與之同理。」 方氏治學嚴謹，不盲從，以光肥影瘦之論，破太陽大於地球百十六餘倍之疑。《物理小識》云：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愚者曰：前言日輪之大倍於離地之空，此算日離地三倍，足以破之矣。……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於理尚膜，詎可據乎？細考則以圭角長直線夾地於中，而取日影之盡處，故日大如此耳。不知日光常肥，地影自瘦，不可以圭角直線取也。何也？物為形礙，其影易盡。聲與光常溢於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不準也。屋漏小罅，日影如盤。嘗以紙徵之，刺一小孔，使日穿照一石，適如其分也。手漸移而高，光漸大於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四、五各為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光合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復得矣。光常肥而影瘦也。」 小結 以上所舉，不乏反清志士、布衣學者、山林遺逸，未遑述及官方學術。茲且論個人領域，要之，所貴者在實用、實踐、考證，能著眼於大處，亦於細處求真。此時期學者喜言成敗經世，至乾嘉而愈近學究；於宋學猶能因襲，惜乎後世正統派棄之若敝屣矣。
文/清簫 前兩期已講解況周頤的四首詞。本期先講最為王國維所欣賞的兩闋詞。 王氏《人間詞話·附錄》云：「蕙風〈洞仙歌〉秋日遊某氏園及〈蘇武慢〉寒夜聞角二闋，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過之。」 先來讀況氏〈蘇武慢〉： 蘇武慢 寒夜聞角 愁入雲遙，寒禁霜重，紅燭淚深人倦。情高轉抑，思往難回，淒咽不成清變。風際斷時，迢遞天涯，但聞更點。枉教人回首，少年絲竹，玉容歌管。 憑作出、百緒淒涼，淒涼惟有，花冷月閒庭院。珠簾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除卻塞鴻，遮莫城烏，替人驚慣。料南枝明日，應減紅香一半。 該詞作於1889年，亦得王鵬運讚賞。況周頤《蕙風詞話》對該詞有一段自評： 「余少作〈蘇武慢·寒夜聞角〉云：『憑作出、百緒淒涼，淒涼唯有，花冷月閒庭院。珠簾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半塘翁最為擊節。比閱《方壺詞〈點絳脣〉》云：『曉角霜天，畫簾卻是春天氣。』意與余詞略同。余詞特婉至耳。」 「半塘翁」即王鵬運，「方壺」即汪莘。況周頤這闋〈蘇武慢〉與汪莘「曉角霜天，畫簾卻是春天氣」意略同，而風格更婉。 葉恭綽《廣篋中詞》也有評語：「『珠簾繡幕』三句，乃夔翁所最得意之筆。」 下面詳細賞析這首詞好在哪裡。 況周頤家鄉在廣西臨桂，1885年到四川遊歷，1888年北上入京。1889年，擔任內閣中書。作此詞時，他正在遠離故鄉的北京，寒夜聽聞淒涼角聲，更加重思鄉之情。開頭便直接點出「愁」字，並化無形為有形，那愁情深入雲霄，望不到盡頭。詞人之愁穿過層雲，也許最終落在南方的故鄉。「紅燭淚深」也寫得很妙，燭淚深意味著夜已深。「愁入雲遙，寒禁霜重，紅燭淚深人倦」，從天上到地上，再從室外到室內，緊扣題目中的「寒夜」。 題目又說「聞角」，那角聲由高昂轉向低沉，彷彿吹角人和自己一樣，思緒難以收回，再也吹不出高昂的聲音。不知那吹角人是否也在思念故鄉？之後角聲又變得淒咽，似乎泣不成聲。「清變」的「變」指變聲，即變宮、變徵。變徵是高而悲壯的調，比如歷史上為荊軻送行時，在易水邊，荊軻唱的歌就是變徵之聲，《史記》曰：「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最後，角聲徹底在風中停止，如天涯般遙遠的地方又傳來打更聲，更顯得寂靜淒涼。況周頤回憶起，年少時有歡樂的音樂與美人相伴，透過今昔對比，反襯今夜之孤寂。「枉」字用得好，縱回憶也無益，不能改變現實分毫。 換頭的要求是承上啟下，詞人繼續寫角聲，儘管角聲表達出「百緒淒涼」，然而相比之下，真正淒涼的只有「花冷月閒庭院」。我曾提及，填詞之句法有層深句和翻轉句，若一直只寫一層，便嫌單薄，可以更進一層或撇去一層。角聲已足以使人愁苦，但冷清的庭院更令人傷心，為何？因為看到庭院，就會想起家中的妻子在孤零零地等待丈夫。 「珠簾繡幕」指閨中少婦的住所。「珠簾」往往給人一種聯想，即男女離別相思。李白〈怨情〉詩曰：「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女子捲起珠簾，是為了望向離人遠去的方向和可能歸來的方向，期盼離人早日還鄉。在這闋詞中，「珠簾繡幕」指況周頤的愛妻嗎？他不明說，而是以兩個問句留白：「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他不僅寫自己聞角的感受，也想像閨中女子聞角的感受，軍隊號角聲很容易使她們加倍思念征人，如果聽到，大概也會腸斷。身在故鄉的愛妻雖聽不到角聲，但或許此刻也在牽掛自己。此種寫法近似東坡〈少年遊〉，設想妻子思己，實為作者思歸。 讀到這裡，如果你是作者，接下來會怎樣寫？填詞注重轉，不轉則無味。劉熙載《藝概》謂：「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此騷人三昧，倚聲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況周頤此詞，從角聲轉到庭院，從庭院轉到閨中少婦，不單寫自己聞角、設想他人聞角，還設想邊塞的鴻雁與城裡的烏鴉聞角。「塞鴻」、「城烏」也在聽聞角聲後驚怕，已經習以為常。「除卻塞鴻，遮莫城烏，替人驚慣」化自溫庭筠〈更漏子〉：「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鴻雁、烏鴉受驚，妻子或許也因思念而難寐。 結拍又從鳥轉到花：「料南枝明日，應減紅香一半。」亦為設想。淒涼的角聲驚起枝上的烏鴉，明日再看南枝，恐怕紅花將減少一半。紅花消瘦，暗喻妻子因愁思而憔悴。雖字面無人，而深寓關愛。 全詞不離「寒夜聞角」四字，很大篇幅圍繞角聲，但讀起來不乏味。這是因為寫聲、寫景富於變化，今昔對比，虛實相濟；且含蓄婉轉，不盡之意寓於言外。 況氏《蕙風詞話》有一經驗，亦值得學填詞者借鑑： 「吾蒼茫獨立於寂寞無人之區，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靄中來，吾於是乎有詞。洎吾詞成，則於頃者之一念若相屬若不相屬也。而此一念，方緜邈引演於吾詞之外，而吾詞不能殫陳，斯為不盡之妙。非有意為是不盡，如書家所云無垂不縮，無往不復也。」 況氏將書法「無垂不縮，無往不復」的原則融入詞學，簡言之，填詞要留白，用縮筆，知停頓，為讀者留下想像空間。應有迷離之妙，而不同於晦澀。至於分寸如何掌握，好比在垂與縮之間尋找恰到好處的點，很難用理論概括，填詞、書法都需要多悟、多練。 不過我們可以總結一些寫法，如一首詞不宜全用直筆，應有側面、反面；又如上片歇拍與下片結拍應記得收，似盡而不盡。有時直抒情不如以景結，如李重元「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辛棄疾「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姜夔「西山外，晚來還捲，一簾秋霽」等，均是以景結的佳句。 下面講況周頤〈洞仙歌〉。全詞為： 洞仙歌 秋日獨遊某氏園 一曏閒緣借，便意行散緩，消愁聊且。有花迎徑曲，鳥呼林罅，秋光取次披圖畫。恣遠眺，登臨臺與榭，堪瀟灑。奈脈斷征鴻，幽恨翻縈惹。 忍把、鬢絲影裏，袖淚寒邊，露草煙蕪，付與杜牧狂吟，誤作少年游冶。殘蟬肯共傷心話。問幾見，斜陽疏柳掛？誰慰藉？到重陽，插菊攜萸事真假。酒更貰，更有約東籬下。怕蹉跎霜訊，夢沈人悄西風乍。 此詞作於1916年，中華民國已建立。1916年至1917年發生府院之爭，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相爭，黎元洪邀請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停。張勳仍忠於清室，其部下兵將不剪辮子，被稱為「辮子軍」。張勳北上後，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擁護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復位。但此次復辟只是曇花一現，段祺瑞出兵討伐張勳，段軍於1917年7月12日進京，張勳逃遁，溥儀再次退位。這就是著名的「張勳復辟」事件。況周頤寫這闋〈洞仙歌〉時，復辟尚處於密謀期，他既期待復辟成功，又對成功的機率感到擔憂。「斜陽疏柳掛」、「怕蹉跎霜訊，夢沈人悄西風乍」均體現他的這種心情。 第一期曾提到，清亡後，況周頤甘願為遺老，懷戀前朝。他搬遷至上海，生活艱苦，卻堅持不出仕。民初有不少學問淵博的知識分子順應時代，入職民國政府或在學校任教；況周頤曾在清朝做官、講學，其才華不局限於詞學，完全有能力在新時代謀得一官半職或重新教書，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心中有深深的亡國之痛，其晚年的情感近於南宋、明朝遺民的心態，不同的是，他效忠的並非漢人政權。在這首詞中，他登高遠眺，心情是非常複雜的——有鄉愁；有孤寂；有亡國之哀；有飄零落拓之感慨；隱約預感復辟不成，卻依然抱有一線希望。 他說：「奈脈斷征鴻，幽恨翻縈惹。」鴻雁這一意象常用於寄託對親人、故鄉的思念，因為雁可以傳書信。當鴻雁遠去，消失在看不見的天際，人會有無法寄出思念之意的失落感。晏幾道〈蝶戀花〉云：「浮雁沉魚，終了無憑據。」李清照〈念奴嬌〉云：「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縱然能寄，愁能消否？況周頤一生輾轉多地，清亡後，更覺無處為家。他1911年跑到上海時很倉促，那年辛亥革命爆發，他的前上司端方為革命軍所殺，況周頤想必也意識到自己不得不移居到更安全的地方。而今重陽節又至，「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怎不想念家鄉故國？ 他又道：「忍把、鬢絲影裏，袖淚寒邊，露草煙蕪，付與杜牧狂吟，誤作少年游冶。」況周頤和杜牧很像，均放蕩不羈，王鵬運稱況周頤為「目空一切況舍人」。況、杜二人亦都是一生飄零、仕途失意的曠世奇才，其官職皆不足以滿足雄心壯志。杜牧晚年作〈題禪院〉，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年輕時放浪，以酒為伴；暮年兩鬢斑白，以茶代酒，不復少年狂放。倘若年輕時能施展抱負，何必「落魄江南載酒行」？而今年老體衰，不僅暢飲美酒成了幻想，壯志也更難酬了。況周頤晚年的無奈與杜牧相似，不過還多了一層易代滄桑之感。詞中有「露草煙蕪」之景，使人聯想到改朝換代，昔日宮殿雜草叢生，如朱敬則〈陳後主論〉云：「龍盤虎踞之地，露草霑衣。」 「殘蟬肯共傷心話。問幾見，斜陽疏柳掛？」可見詞人當時之孤獨，以及料想到復辟成事之難。殘蟬即秋蟬，秋季是蟬的暮年。王沂孫〈齊天樂〉以詠蟬隱寓亡國遺民對故國的追憶與南宋復國無望，其中寫道：「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病蟬已閱盡世事變遷，還能承受多少次夕陽西下？況周頤此詞與王沂孫有相近的情感。 以上就是況周頤兩首深得王國維欣賞的詞。限於篇幅，下面簡單講幾首況氏1911年以後作的詞。 他有不少詞反映時事，如這闋〈減字浣溪沙〉： 減字浣溪沙 舜水祠堂璨雪霞。廣平鐵石賦梅花。葛薇身世一枯槎。 紅樹仙源仍世外，綵旛春色換鄰家。過牆蜂蝶近紛拏。 況周頤於民國四年五月填了九首詠櫻花的〈減字浣溪沙〉，以上是第六首。 「紅樹仙源」指日本。清末民初，無論是革命黨，還是清朝遺民，都將日本視為避居之地。辛亥革命後，擁護清室的中國人如蜂蝶般遷至日本，例如升允，可謂是大清最後的忠臣之一。「葛薇」出自伯夷、叔齊的典故，《史記》稱：「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 況周頤觀賞過梅蘭芳的京劇《嫦娥奔月》，並寫下觀後感〈滿路花〉： 滿路花 蟲邊安枕簟，雁外夢山河。不成雙淚落、為聞歌。浮生何益，盡意付消磨。見說寰中秀，曼睩修蛾。舊家風度無過。 鳳城絲管，回首惜銅駝。看花餘老眼、重摩挲。香塵人海，唱徹定風波。點鬢霜如雨，未比愁多。問天還問嫦娥。 此詞從戲內寫到戲外，想到現實中經歷亡國的自己，不禁問上天與嫦娥。 壯志未酬，大清覆滅，況周頤難以接受時代的巨變，渴望夢見舊時山河；並感慨自己此生有何用，心中有萬千愁緒，於是聊且以聽歌消磨時間。道出看戲的背景與原因後，讚美表演之精彩：「見說寰中秀，曼睩修蛾。舊家風度無過。」 隨後他又回到現實，「鳳城絲管，回首惜銅駝」，懷念故國並感嘆易代。「鳳城」指京城；「銅駝」象徵繁華，有亡國之意。晉朝洛陽有銅駝街，冠蓋雲集。《晉書》記載，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況周頤又想到自己眼花鬢白，想問這一切都是為甚麼。全詞至此戛然而止，無盡言語，俱融入兩個「問」字。 類似的問題，王國維也問過：「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果何為哉！」（《人間詞話·附錄》） 1926年，詞學大師況周頤離開了這個似乎不屬於他的時代。至於如何評其政治立場，見仁見智。不過，其著作確實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價值。
文/清簫 本期繼續講解晚清詞學家況周頤的詞。關於況氏的生平，諸位可參看上期內容。 此前已講況周頤所作〈唐多令〉和〈摸魚兒〉，二詞均與中日甲午戰爭有關。以下講解作於甲午戰爭末期的一闋詞——〈水龍吟〉。 水龍吟 雪中過了花朝，憑誰問訊春來未。斜陽斂盡，層陰慘結，暮笳聲裏。九十韶光，無端輕付，玉龍遊戲。向危闌獨立，綈袍冰透，休道是，傷春淚。 聞說東皇瘦損，算春人、也應憔悴。凍雲休捲，晚來怕見，欃槍東指。嘶騎還驕，棲雅難穩，白茫茫地。正酒香羔熟，玉關消息，說將軍醉。 此詞作於1895年二月十八日，不久前清軍接連戰敗。1894年九月，中國海軍與日本海軍於大東溝激戰，清軍五艦沉沒，日軍四艦受創。同月，日軍渡鴨綠江。十月丁卯，日軍襲擊旅順船塢，後來旅順失守。次年正月，日軍進攻威海，清軍又敗。據《清史稿·李鴻章傳》，短短半年，「初敗於牙山，繼敗於平壤，日本乘勝內侵，連陷九連、鳳凰諸城，大連、旅順相繼失。復據威海衞、劉公島，奪我兵艦，海軍覆喪殆盡。」慈禧太后的「后黨」及李鴻章等主和派大臣一直未有戰到底的決心，加之慘敗且損失慘重，於是清廷授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 了解當時的背景後，諸位再讀這首詞，應該不難理解況周頤的心情。我們先看開頭：「雪中過了花朝，憑誰問訊春來未」。寫作之時，剛過了花朝節，花朝在二月十五日，這天是百花生日。然而春天好像還沒到來，大雪紛飛，與期待的景象形成對比。春訊暗喻打勝仗的喜訊，清軍連敗，正如杳無春訊。看到的是「斜陽斂盡，層陰慘結」的景色，聽到的是淒涼的笳聲，視覺和聽覺皆籠罩於昏暗慘淡中。 「九十韶光，無端輕付，玉龍遊戲」寫得很妙。「九十韶光」即春光，因春季一共九十天，故稱。此三句是要表達：可惜春光在寒雪中流逝，美好的時光在戰爭中消耗。「玉龍」雙關，既形容下雪，亦可比喻劍和戰爭。諸位不妨回顧唐宋詩中的「玉龍」，都有哪些詩句？呂洞賓〈劍畫此詩於襄陽雪中〉寫道：「峴山一夜玉龍寒，鳳林千樹梨花老。」這裡「玉龍」是描寫雪景。張元也有一首寫雪的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雪花紛紛飄落，就像天兵天將打敗白龍後，白龍身上無數鱗片從天上掉落。「玉龍」還能給讀者一種提劍殺敵報國的聯想，李賀〈雁門太守行〉曰：「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此詩中的「玉龍」指寶劍。現在我們回到「玉龍遊戲」這句，表面上是寫大雪飛舞嬉戲，實則蘊含豐富的言外之意：多少將士在戰場上捐軀，一旦慘敗，意味著他們的付出徒勞無功。「遊戲」二字用得好，清政府之輕率與腐敗不言而喻。 我們接著往下讀：「向危闌獨立，綈袍冰透，休道是，傷春淚。」況周頤獨自憑欄，濕透衣服的何止飛雪，還有自己悲傷的淚。而這淚，豈是為傷春小事而流！每一滴皆飽含對國事的傷感。 換頭處寫道：「聞說東皇瘦損，算春人、也應憔悴」。東皇即春神，此處暗指光緒帝；春人暗指百姓。此句言君民上下俱因甲午戰爭而痛苦。 「欃槍」即彗星。在中國古代，彗星預兆戰亂，不祥，如《大宋宣和遺事》云：「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此處「欃槍東指」指日本侵略帶來的兵禍。詞人怕見戰爭，然而現實不可否認：「嘶騎還驕，棲雅難穩，白茫茫地」，日軍驕橫入侵，連棲鴉也不得安寧。雅即鴉，《說文解字》云：「雅，楚烏也。……秦謂之鴉。」 詞的結拍，尤須認真構思，以言有盡而意無窮者為佳。此詞結拍甚妙，輕輕一轉，堪比千鈞，諷刺之意若餘音繞樑：「正酒香羔熟，玉關消息，說將軍醉。」敵軍所到之處「嘶騎還驕，棲雅難穩」，而清軍某些將軍卻還在享樂，「酒香羔熟」。 在國危時享樂的，權力最高者乃慈禧太后。《清史稿·樂志》記載：「光緒二十年，皇太后六旬萬壽，喜起舞樂二十章。」據《清史稿·德宗本紀》，光緒二十年冬十月，中日戰爭正如火如荼，局勢堪憂，「壬子，日人陷金州，副都統連順棄城遁。徐邦道及日人戰，敗績。」「壬戌，日人陷岫巖州。」「丁卯，日人襲旅順船塢。」同在十月，慈禧卻鋪張高調地舉行六十大壽慶典，「各國使臣呈遞國書，賀皇太后六旬萬壽」。與慈禧相比，「酒香羔熟」的將領都是小巫見大巫。嗚呼哀哉！ 回顧〈水龍吟〉全詞，章法佈局亦佳。上片圍繞「雪」和「春」；下片明言時事；過拍承上啟下，過渡自然。從「休道是，傷春淚」轉至「東皇瘦損」，「春」之筋脈不斷，並巧妙帶起下片之意。 況周頤還填過一闋〈水龍吟〉，作於1895年四月，此時他的心情比兩個月前更沉痛。全詞如下（含序）： 水龍吟 己丑秋夜，賦角聲〈蘇武慢〉一闋，為半唐所擊賞。乙未四月，移寓校場五條胡同，地偏宵警嗚嗚達曙，淒徹心脾。漫拈此解，頗不逮前作，而詞愈悲，亦天時人事為之也。 聲聲只在街南，夜深不管人憔悴。淒涼和併，更長漏短，彀人無寐。燈灺花殘，香消篆冷，悄然驚起。出簾櫳試望，半珪殘月，更堪在，煙林外。 愁入陣雲天末，費商音、無端淒戾。鬢絲搔短，壯懷空付，龍沙萬里。莫謾傷心，家山更在，杜鵑聲裏。有啼烏見我，空階獨立，下青衫淚。 序中說，況周頤曾在1889年秋夜作〈蘇武慢〉一闋，得到王鵬運的讚賞。1895年四月，況周頤移居宣武門外校場五條胡同，警報聲徹夜達旦，心中倍感淒涼，遂寫下這首〈水龍吟〉。他認為，該詞雖比不上前作〈蘇武慢〉，但更為悲痛，這是由「天時人事」造成的。 「天時人事」指大清甲午戰敗，1895年三月，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會面，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清史稿·德宗本紀》記載：「和約成，定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割遼南地、臺灣、澎湖各島，償軍費二萬萬，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從事工藝製造，暫行駐兵威海。」可想而知，這一結果對憂國憂民的況周頤造成多大的打擊。 《馬關條約》簽訂前後，清廷提心吊膽，怕日本攻至北京，因而全天警戒。深夜的警報聲使況周頤難眠，伴隨更聲與漏聲，更令人夜不能寐。「不管」二字，使宵警聲染上感情色彩，彷彿不顧人憔悴。 前五句寫聽覺，隨後寫視覺：「燈灺花殘，香消篆冷」，春花凋殘，燈燭已成灰，篆香也已焚盡。篆香即狀似篆文的盤香，點燃它可用於計測時間。燈熄篆冷，意味著夜已深。 詞人走出簾櫳，舉頭仰望半圓的殘月，此景已足以使人傷感，更不用說殘月掛在朦朧煙林之外。各位試想，為何看見「半珪殘月」和被煙霧籠罩的樹林會使詞人悲傷？月之殘缺，令他想到國土殘缺；樹林被蒙上煙霧，就像戰爭的煙塵遮蓋錦繡山河，中國的未來也如煙林般撲朔迷離。以月亮盈虧象徵國家興衰、山河破碎，宋詞中已有先例，王沂孫〈眉嫵〉云：「千古盈虧休問，嘆慢磨玉斧，難補金鏡。」彼時南宋已亡，王沂孫借詠月含蓄表達復國無望的哀痛。 現在我們回來看〈水龍吟〉的下片。詞人的目光先從室內轉到室外，現在從月、林轉向雲：「愁入陣雲天末」。「陣」字值得注意，層雲堆積，在況周頤眼中就像兵陣，他的心已對戰爭敏感，看見雲，也不禁再次聯想到時事。 我們從他的〈唐多令〉可以感受到他胸懷壯志，希望精忠報國。然而現實殘酷，他的職位無關緊要，無法大展身手，所以說：「鬢絲搔短，壯懷空付，龍沙萬里。」「龍沙」指白龍堆、沙漠兩地，也可泛指塞外。《後漢書·班梁列傳》云：「坦步葱雪，咫尺龍沙。」這是評價班超的話，視白龍堆、沙漠為咫尺。況周頤志在如班超建立軍功，可惜報國無門。 既然壯志難酬，功業無成，不如回鄉。於是寫道：「莫謾傷心，家山更在，杜鵑聲裏。」杜鵑鳥的啼聲很像「不如歸去」，如今國破，朝廷官場令人失望，幸好家山仍在，杜鵑彷彿在催促他離開傷心之地。 他勸自己「莫謾傷心」，然而傷心淚豈是容易止住的？料將有啼烏看到，徹夜未眠的他孤獨地站在空蕩蕩的石階上，淚水沾溼青衫。「下青衫淚」的「青衫」，不僅指青色的衣服、學子穿的衣服，還指低階的官服，可借指官員失意。白居易〈琵琶行〉曰：「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被貶為九江郡司馬，聽聞琵琶女演奏與自述，為她的身世感嘆，亦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不禁淚濕青衫。況周頤認為自己也是失意人，他的詞中常出現「青衫」。 兩闋〈水龍吟〉，本期就講到這裡。截至目前，已講解況周頤四首和甲午戰爭有關的詞，從中不難發現其關懷社稷的思想，這些詞可被視為歷史大事件的縮影。 清代是詞中興的朝代，期間有兩度復興，一次在明清易代之際；另一次始於嘉慶、道光年間，受常州派推動，其後在晚清亂世中重新找回託喻的深意及對世變的深切關懷。常州派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說：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 周濟將作詞與時代盛衰、國家興亡緊密結合，提倡關注潛伏的社稷危機，視他人受饑溺水如同自己受苦，期待詞人針砭時弊，且為後人留下參考價值。「詩有史，詞亦有史」，此句非常重要，所謂「詞史」，即詞可以反映大的時代。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因為他的詩是對唐代天寶之亂的折射；同樣，一些詞人的作品也可稱為「詞史」。 晚清湧現出許多這類反映時代的詞，蔣春霖、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他們的詞飽含經歷國破世變的沉痛。其中，況周頤的詞從1894年至1923年幾乎不斷地「記錄」時事，以比興寄託手法，無意間著成清末至民初的一部「詞史」。 況周頤重視詞中有寄託，諸位從以上我選的作品中也能發現，他的寄託自然真摯，值得我們學習。況氏《蕙風詞話》有一段論及寄託，亦值得學詞者參考： 「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即性靈，即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亙一寄託於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於無變化中求變化，而其所謂寄託，乃益非真。……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千古，何庸為是非真之寄託耶？」 真正的寄託出自性靈，填詞之前不必確定要寄託甚麼，不可強為，而應「流露於不自知」。只要出於真性靈，即使沒有寄託，也可以寫出卓絕好詞。 完成一首詞很難，但發端並不複雜，情感往往在不經意間產生。如況氏〈水龍吟〉，就所見雪景，或就所聞之聲，湧起莫名之情，而將此情賦予景物聲色，如王國維所謂「物皆著我之色彩」。那情感，若能說得清、道得明，何必用詞來表達？所以張惠言《詞選·序》說： 「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適宜以詞抒發的，不是一般的賢人君子之情，而是賢人君子心中極其幽深、隱約、哀怨、想說卻難以言說的情感。而且最好以「低徊要眇」的方式表達，婉轉精微，富含言外之意。詞之特質，正是如此。 下期續。
庚子年冬，予偕挚友游于雪梨安德森公园。霁空与海一色，涟漪随风而漾。远眺无山，楼分天水；近看鸥雀，或嬉戏于水，或停伫于岸。 举目东望，白云似有约在先，齐聚一堂；倏尔似酒罢筵散，各赴一方。 缘岸行数百步，行人多三两相伴，解封之喜形于颜色，天伦之乐溢于言叶。 黄发垂髫，七成无忧寡虑，六成享于当下。见有老者，静坐读书；亦有情侣，细语相诉。 孩童天真无邪，欲捉飞鸟，亲于自然。澳国之冬，寒中有暖，阳光与笑靥同辉，微风与海景相融。 然身处碧海之畔，谁触景而思？或思功名之事，或忧前路修远，或忆过往之瑕。尝有人日日静立于此、心浸世外之境乎？ 或唯有草木，根入尘垢，心寄方外，年年如是。 百年后，海犹当年海，人非故时人。 孰为案牍所困，孰因欲壑而苦，孰为箪食而喜，孰因致远而乐。 世人皆盼有海之胸怀，然所欲如海，所爱亦如海乎？ 得万钟而无愁，此乃小我； 为宏愿而求索，此乃大我； 为社稷而辛劳，此乃舍我。海无他我之分，故海爱人如爱己； 心若减贪抑欲，则更近万顷之海。 今夕何夕，安得谢公之屐？ 纵有良辰美景，青山碧水，岂可日夜醉游？ 吾逢汗漫终有日，助万千人游太清。 云有聚散，人有悲欢，花有开落，天有阴晴。物换星移，仅在须臾之间。永恒之美，在内而不在外。
文/清箫 又到元宵佳节，窗外夕阳西下，馀晖好似熔化的黄金。夜幕悄然降临，皎洁的圆月微探出头，好似纯白的璧玉被彩云环绕著。 风景如此真切，看风景的人却恍惚了——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呢？ 正值初春，万物复苏，柳色在浓烟的薰染下更深了几分。杨柳绿了，梅花却谢了，是谁如此应景地吹起〈梅花落〉的曲调？良辰美景中，究竟春意几许？ 佳节天气甚好，风和日暖，可谁能保证不会转瞬降雨？门外有朋友驾宝马香车来盛情邀她赴宴，她却以天气多变为由婉言谢绝。 奇怪，人人都出门赏灯玩乐，她为何在家emo？随著窗外欢声笑语渐弱，她的记忆不觉间飞向那遥不可及的北方。 南渡以前，她的元宵夜也充满了欢笑。彼时汴京太平繁华，灯火如昼，有许多闲暇时间出门游乐。她和闺蜜们穿戴整洁，打扮时髦，一起逛街。帽子镶著翡翠，头上还饰有金雪柳，可谓盛装出游。 而如今的她搬迁到了杭州，面容憔悴，懒得梳头，更怕在夜间出门看灯。她心想，今年元宵夜不如做个透明人，悄悄守在帘儿底下，听外面的人们欢声笑语。 或许诸位已经想到，她就是李清照，以上情景出自她的词〈永遇乐〉：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图：Adobe Stock） 李清照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前后在临安（杭州）写下该词。二十年前，北宋灭亡，中原沦陷于金兵之手；六年前，南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岳飞被害。 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贵耳集》）每当重温北宋太平繁华的记忆，都不禁伤感怀恋。面对元夕良辰，她不出门与友同乐，不是因为社恐，而是怕热闹的街道再勾起回忆，又陷入国破家亡之痛。 这阕词虽无一字明写国难，却字字皆泪，乐景更衬哀情。 在追忆汴京盛况时使用轻松的平常语，如“簇带”，即插戴，是宋朝的俗语；“济楚”（整齐漂亮）也是宋朝方言，回忆越是轻松欢快，越能加强今昔对比，衬托今日之哀。 回忆中“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写得平易；眼前的“落日镕金，暮云合璧”、“染柳烟浓，吹梅笛怨”写得工致，有雅有俗，交融后增强了感染力。张端义《贵耳集》评曰：“‘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练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刘辰翁每读此词都伤感不已：“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 上片三问也值得注意。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虽是暮色，但不失为丽景，李清照却叹问“人在何处”，添上一层哀色。细想，落日如金熔化是和这种迷惘感相呼应的。这里“人”指她自己。在饱经沧桑后往往容易产生幻觉，李易安当时就是这样的心理，因时常怀念美好的过去，回过神后又发现不过梦一场，所以叹“人在何处”，这是纠缠于回忆和现实之间的痛苦与惘然。此处已为下片“中州盛日”埋伏笔。 当时初春已至，“染柳烟浓”已显春色，她却问“春意知几许”，觉得春意仍太浅。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是良辰美景，却又一次陡然转折，反问“次第岂无风雨”。表面上是对风雨的隐忧，实际上是靖康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转折看似突然，却是长年颠沛流离后的真实心态。 第一问，是空间的恍惚；第二问，是时间的恍惚；第三问，是敏感。 （图：Adobe Stock） 无心情参加盛宴，自然引向下片回忆曾经无忧的日子。昔日如靓丽的少女，如今憔悴鬓白，期间不仅有岁月无情，更有国破夫亡，分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啊！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是点睛之笔，把既向往繁华又怕见繁华的矛盾心理写得淋漓尽致。她和笑语之间，一帘而已，却仿佛隔著一个时空，颇有咫尺天涯之感。 唐圭璋有评：“从听人笑语，反映一己之孤独悲哀，默默无言；吞声饮泣，实甚于放声痛哭。后来白石词云：‘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梦窗词云：‘笑声转、新年莺语。’皆以旁人之笑语反衬己之悲哀，其表现手法，正与此同。” 不过，张炎对该词评价不高。他说：“‘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张炎所说的击缶韶外，意思是该词中的寻常语大煞风景。 笔者以为张炎此言差矣。词忌俗，但要避免的是“姊耍”、“这厢”、“那厢”、“哥奴”之类的字，重点在于度的把握。“簇带”、“济楚”、“怕见”、“帘儿底下”谈不上到击缶的程度。词用口语历来有争议，如柳永一些词常被讥弹，但李清照词是成功之例，这阕〈永遇乐〉即俗中见雅。张端义的评价更为准确。 该词最要之处是表达亡国之痛、故都之思。另外也含蓄讽刺南宋政权之苟安。 李清照诗是有忧国情怀的，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期盼能有像王导、刘琨这样的英雄，一个在南方稳定大局，一个在北方沦陷区内坚守。然而在她看来并没有理想的人，且王彦“八字军”只是孤军奋战，于是以此短短14字痛批南宋主和派。又如“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亦如利剑直指朝廷。这阕〈永遇乐〉则是李清照词中忧国之作。 其中“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怎不像是微缩版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也是对北宋繁华无限追忆的南宋臣民之一，撰《东京梦华录》写尽汴京繁盛。大抵只有失去后，才会不遗馀力地描绘，而亡国前未必如此。联想到张岱的一段感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摹写不遗馀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 昔日上元有多热闹？《东京梦华录》回忆：“正月十五日元宵……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馀里”；十六日，“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科头圆子、拍头焦 。” 那时，汴京有无数像李清照当年那样结伴欢笑的年轻人。南渡后，又到元宵佳节，笑语已非当年人。
文/清箫 况周颐是晚清词学四大家之一，致力倚声五十年，造诣颇高。他的《蕙风词话》，与王国维《人间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并称为“晚清三大词话”，可谓中国古典词学集大成之作。况周颐不仅善于论词，于创作亦有不凡建树。王国维曾如是评价况氏之词：“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沈痛过之。”（《人间词话·附录》）叔原指晏几道，清真指周邦彦，梅溪即史达祖。今天我们一起赏读他的部分词作。 首先介绍他的生平与时代背景。 况周颐所处的时代，正逢中国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革。他生于1859年，不久后，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因受英法联军与太平天国等战事刺激，清朝自1861年施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工业与科技，创办新式学堂，引进大量西方著作。况周颐成长的大环境，是风雨飘摇、中西文明碰撞与交流的变局，且这种动荡的环境几乎伴随他的一生。 他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赋，据《翁文恭日记》，“况童子周仪，年十岁，诗赋可观，成语属对极妙。”1872年，况周颐拜王拯为师，学填词。1879年，乡试中举。1888年，结识王鹏运（亦系晚清四大家之一）。1889年，任内阁中书，与端木采、王鹏运切磋词学。 （图：Adobe Stock） 1894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惨败，签订《马关条约》，震动全国。中国涌起改革声浪，康有为与梁启超著书立说、创学会、办报纸，宣传维新思想。1898年，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戊戌变法历时一百零三天，终告失败，但仍有重要意义。 1895年，况周颐来到南京，入张之洞幕府。之后在安定书院、南京师范学堂等学校授课。1906年，况周颐进入端方幕府。后被调至大通管理榷运。 1911年亦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其后大清灭亡。是年，况周颐来到上海，之后定居，直至1926年逝世。 在上海，他过得很艰辛，先开设一家书肆，出售自己的藏书。但难以维持生计，于是靠鬻文度日，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得一些收入。满腹经纶的一代词宗，最终在窘迫中度过晚年。 （图：公有领域） 清亡后，况周颐甘为前朝遗老，怀恋清室。但总览其一生，他并非食古不化。他曾在张之洞、端方幕府中做事，被端方特聘为座上客，且与康有为交好，并不排斥外来文明。清末民初不少士人已经接受、支持西化，其中维护清室与君主制的，不必太苛责。 大致了解况周颐的生平和时代后，接下来赏析他的词，诸位会更加明白他词中的情感。 先来读况周颐的一首自寿词： 唐多令 甲午生日感赋 已误百年期，韶华能几时？揽青铜、谩惜须眉。试看江潭杨柳色，都不忍，更依依。 东望阵云迷，边城鼓角悲。我生初、弧矢何为？豪竹哀丝聊复尔，尘海阔，几男儿？ （图：Adobe Stock） 生日作词，他不写快乐的事，也不只写他自己，为何？因为这一年是1894年，他的生日在九月一日，此时清朝与日本正进行著战争。况周颐心忧国家社稷，前线清军战败，他没有心情欢庆生日。 该词以问句起：“已误百年期，韶华能几时？”在此我顺带讲一讲填词的章法。词之章法，有三处最关键——起、结、换头。起法有以写景起、以抒情起、以叙事起。以抒情起者，问语能更好地表达沉痛之情，如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辛弃疾“更能消、几番风雨”等，仿佛心中千思万愁，难以言说，惟有以此一问喷薄而出。现在回到这首〈唐多令〉，1894年况周颐只有三十多岁，为何说“已误百年期，韶华能几时？”人生不过百年，他觉得自己已经虚度了三十几年，最好的年华都快要过去了。 他为何认为自己虚度光阴？词中写道：“揽青铜、谩惜须眉”，须眉不仅指胡须和眉毛，也比喻成年男子。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有所作为，可是在当时的危局下，他能力挽狂澜吗？无奈照镜，徒然惜须眉。再看江边杨柳，也因词人而著上情感，“依依”既是柳枝柔弱随风飘摆的样子，亦有留恋不舍的意思。杨柳留恋春色，不忍看到春去秋来，正如词人对韶华依依不舍。 下片写东边的战事——“东望阵云迷，边城鼓角悲”。据《清史稿》，五月，清军与日本兵船在牙山口外作战，广乙船沉，高升商船亦沉。高升号上有一千馀名清军及船员，八百馀人葬身大海。八月，日军在平壤取得胜利，清军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跑。况周颐悲愤交加，故曰：“我生初、弧矢何为？”希望自己及其他志士都能精忠报国，感叹自己不能奔赴战场。“弧矢”指桑弧蓬矢，《礼记》云：“国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古代男子出生时，以桑木制作的弓和蓬草制成的箭，射向天地四方，以表志向远大。陆云〈答车茂安书〉亦写道：“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经营四方，古人所叹。” （图：公有领域） 虽有大志，然而现实中，耳边只有“豪竹哀丝”。杜甫有一首诗〈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曰：“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哀丝豪竹指音乐悲壮动人。不单况周颐，还有许多男儿沉浸于哀丝豪竹中，无所作为或无能为力。他不禁问：举国上下，有几个真男儿？读者想必已联想到南宋词人陈亮的〈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虽相隔700年，却有相近的丹心。 甲午战争前夕及期间，清朝主战派与主和派矛盾尖锐，况周颐因此忧心忡忡，写下〈摸鱼儿·咏虫〉。下面讲这首词。 摸鱼儿 咏虫 古墙阴、夕阳西下，乱虫萧飒如雨。西风身世前因在，尽意哀吟何苦。谁念汝，向月满花香、底用凄凉语。清商细谱。奈金井空寒，红楼自远，不入玉筝柱。 闲庭院，清绝却无尘土。料量长共秋住。也知玉砌雕阑好，无奈心期先误。愁谩诉。只落叶空阶、未是消魂处。寒催堠鼓。料马邑龙堆，黄沙白草，听汝更酸楚。 “古墙阴”指大清王朝，它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曾经历康乾盛世，如今“夕阳西下”，日渐衰落。 秋虫的鸣声是乱的，国家局势乱，朝廷争论的声音乱，自己的心也乱。萧飒本形容风雨声，此处表现虫声如雨；萧飒亦有凄凉的意思，这虫声亦是哀苦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何必争鸣不休，不如一致抗敌；而自己微不足道，又何必哀鸣。有人只看到“月满花香”，看不到国家堪忧的未来，谁在乎你的声音？ 古代五音中，商音的调凄清悲切，称为“清商”。此外，清商也指秋季。那秋虫孤独地谱写清商调的音乐，可惜终究是“不入玉筝柱”的，与华贵之音格格不入。金井与红楼均象征富贵奢华，“金井空寒，红楼自远”，大清昔日的华丽建筑犹在，但繁华盛世已不复存在。富贵遥，盛世远，既言身世，亦言国运。 （图：Adobe Stock） 那秋虫孤独而清高，“清绝却无尘土”，“料量长共秋住”，不愿随波逐流。虽知雕栏玉砌好，却无缘得到。“玉砌雕阑”还给人一种联想，即后主词“雕阑玉砌应犹在”，含有对故国的思念。用在这里，隐寓对国势衰颓的感慨。 只在“落叶空阶”处听虫鸣，还不是最销魂的；若在“马邑龙堆，黄沙白草”之地听，才是更令人心痛的。言外之意是，若在清军战败后听秋虫哀鸣，其哀痛无疑更深一层。“马邑”背后有一个典故，《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兵），单于不至，以故无所得。”汉武帝时，汉军在马邑旁设伏，欲引诱匈奴单于，未能成功。而甲午战争的结局，恐怕不止“无所得”。 下期继续讲况周颐其他词作。
韩信用兵如神，为大汉立下汗马功劳，可谓无韩信则汉不能得天下。他被诬谋反，三族遭夷，引无数人同情叹息。韩信之才华功绩光照千古，无人否认，而有争议之处，在于是否谋乱。有人以为谋乱证据确凿，依据是《史记·淮阴侯列传》。然而，阅读任何史料，都不应尽信之；且《史记》微言大义，司马迁将对韩信谋乱的怀疑与否定隐于文中，需细读方知其深意。以下解读原文。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武涉、蒯通劝韩信叛汉之言尤详，均遭韩信拒绝。当时假如选择叛变，是最佳时机，那时尚不忍见利背义，为何到天下一统、最不适宜叛变的时候谋反？ 〈淮阴侯列传〉云：“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勠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当时韩信已被刘邦封为齐王，其地位与才力足以左右楚汉胜败存亡，倘若脱汉而三分天下，亦可实现。且武涉言及项王若亡，则刘邦必将矛头指向韩信，此亦在预料之中。而韩信答复道，汉王“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就算死也不叛变，态度坚决如是。 （图：Adobe Stock） 蒯通之言更具说服力，他的辩才很好，而且是韩信身边的谋士。〈淮阴侯列传〉以很大篇幅记述蒯、韩之间的对话：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闲。’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鬬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闲，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闲，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二人深入交谈前，先命左右之人回避。蒯通之言，虽是挑拨，却也近乎推心置腹。而韩信依然不动摇，说道：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蒯通进一步劝说道：“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趋利和避害两大角度，都说得理据充足。韩信此时的回复是：“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图：Adobe Stock） 几天后，蒯通又敦促韩信快做决定，说：“‘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 此时，韩信的回应是：“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最终拒绝蒯通，坚持不叛。 为韩信作传，蒯通劝叛之言不必如此详写，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表现韩信的忠心与知恩图报，言外之意是质疑韩信后来谋反的真实性。对此，方苞〈书淮阴侯列传后〉评论道： “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乡利倍义，乃谋畔于天下既集之后乎？” 史书详略鲜明之处，往往是读者需深思之处。方苞认为，司马迁有意在此处含蓄表达自己的沉痛，暗示韩信蒙冤。时机最佳之时，面对如此大的诱惑而不反，更不可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反。 韩信后来被指控谋反，共有两次，第一次的结果是被赦免，第二次的结果是被杀。两次都有疑点，疑似均为诬告。 第一次被告前，项羽已败，刘邦收夺韩信的军队，改封韩信为楚王。〈淮阴侯列传〉云： “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项王亡将锺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 项羽兵败，外患既除，刘邦有精力针对功高震主的韩信。韩信生于楚地，被封为楚王相当于衣锦还乡，若从此安度馀生，可谓无憾矣。刘邦这样安排，有防范的用意。且韩信已失兵权，在楚地有何条件与理由谋反？林西仲评论：“大抵淮阴欲反，当在王齐时，至楚则已难矣。”如果韩信要反，不可能不知自己具备的条件多么不足。 “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告发者的依据是甚么？〈淮阴侯列传〉虽然说“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但没有明确表明因果关系。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写道：“徙楚，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罪名是“擅发兵”，或许与韩信“行县邑，陈兵出入”有关。然而，即使陈兵进出县邑，也不能据此断定谋反。 （图：Adobe Stock） 锺离眜曾是项王的部下，与韩信交好，后来投奔韩信，刘邦对他恨之入骨。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告谋反后，为讨好刘邦，拿锺离眜的人头献媚。此事可信否？《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汉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锺离眜，斩之以闻。”而告韩信谋反的时间在汉六年，之后韩信与锺离眜商量将他的首级献给刘邦，于是锺离眜怒骂韩信，愤而自尽，显然相矛盾。若锺离眜已于汉五年被斩，怎可能活著与韩信交谈？韩信逼死锺离眜一事，真实性颇为可疑。 第一次所谓“谋反”，最后以赦免告终。〈淮阴侯列传〉云：“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如果刘邦掌握韩信谋反的确凿证据，不会赦免他，应只是有人诬告，刘邦大抵也明白韩信未反，但借此机会警告，顺便有借口进一步削弱韩信。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不能到自己的封地，无实权，无兵符，无印玺，心中也清楚刘邦猜忌自己，经常以生病为由不朝。落至此等境地，拿甚么反？《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第二次“谋反”，亦颇可疑：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 疑点如下： 1、韩信拉著陈豨的手，令左右旁人回避后说的话，谁听到了？此一疑点，方苞已指出：“其与陈豨辟人挈手之语，孰闻之乎？” 2、韩信不具备袭击吕后和太子的能力。假传诏书，调动衙门里的奴仆，组成一支军队，韩信不知道这极不现实吗？假使能调动徒奴，一共能有多少人？韩信会那么傻？方苞曰：“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诈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林西仲曰：“夫帝之自将讨豨也，岂不计及雒阳为根本重地，而使吕后、太子拥重兵以居守乎？……既无兵权，即尽赦诸官徒奴，为数几何？” 3、仅凭一人之辞，证据不足，先斩后奏。韩信有一个门客犯了罪，韩信要杀该门客，其弟向吕后告韩信谋反，此人之言可信度能高吗？方苞曰：“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没有审理过程，没有对证，且不待刘邦回来后再判生死。假如韩信谋叛，那么，和他一起策划的家臣、暗中派遣到陈豨处的送信人下场如何？却未见有逮捕并处置逆党各人的记载。林西仲有一段分析：“乃从令之部署不问也，定谋之家臣不问也，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问也。岂法可加于无辜之三族，独宽于共事之腹心？无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变，乃吕后阴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又致其词无疑矣。” 可知，韩信第二次所谓“谋反”，也是一起冤案。 （图：Adobe Stock） 《史记·淮阴侯列传》写到韩信之死，尚未结束，后面还讲了一件事。在史书中你会经常看到，按理说应该收束的地方，其后又补充事件或细节。〈淮阴侯列传〉写道：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刘邦返回京城后，得知韩信被杀，心情是“且喜且怜之”，此五字值得细品。林西仲评论：“且喜且怜之，亦知其无罪受戮，为可悯也。” 刘邦又得知蒯通曾教唆韩信谋反，要烹他，他喊冤，一番话竟使得刘邦赦了他。司马迁有意透过对比，含蓄地为韩信鸣不平——有罪的蒯通能得原谅，屡立奇功而无罪的韩信却不能。方苞评曰：“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 （图：Adobe Stock） 最后就是赞，即“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司马迁亲自到淮阴看过。当地人告诉他，韩信还是平民时就与众不同，其母亲去世后，他没钱埋葬，但仍把棺材埋在高敞地，使四周空地上以后能有千家万户居住。司马迁亲眼见到韩母的坟，确实如此。 之后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看似责怪，实则另有深意，是为韩信鸣冤。他说，韩信如果能学道家，“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更好了，堪比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然而他在天下已定后谋反，导致灭族，岂不是应该的？司马迁在这里用的是“反言”笔法，这是中国古书中常见的笔法之一。司马迁并非真认为韩信谋乱，方苞对此解释：“后论似果以信为叛逆者，盖其诬于传具之矣，故反言以见义，谓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时矣。若果谋此，虽族诛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 看过方苞的解读后，各位不妨现在再读一遍《史记》这段文字：“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再度品味，有何滋味？司马迁这段“太史公曰”，直击读者内心深处，用“反言”营造的引人同情与讽刺的效果，胜过其他表达方式。在此引用李笠的评语：“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复辨论，反不若此言之宛转痛快。” 或问，司马迁为何写得如此隐晦？为何不直接删掉他怀疑的部分，以直白的文字为韩信平反？首先，即使在刘邦死后，做臣子的也很难为韩信平反，风险太大；其次，史家向来有一原则，即《穀梁传》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己认为可信的和可疑的，都要传给后人，尽量客观。大抵司马迁看到的部分史料已非事实，他又不能目睹真相，所以韩信“谋反”的事，也写下来。 《史记》中与〈淮阴侯列传赞〉形成对比的，是〈萧相国世家赞〉。评价萧何，亦是一段微词：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汉初诸功臣，刘邦只能容像闳夭、散宜生那样的，而容不得周公、召公、太公之辈。韩信诛灭，萧何显赫，有奇节岂不如无奇节？讽刺之意味，昭然若揭。
文/清箫 上期主要聊神韵节目《牛郎织女》的观后感，欢迎回顾。本期接上期，继续谈欣赏神韵晚会的心得。 《李白》观后感 神韵舞蹈、交响乐和三维动画天幕给予观众看电影般的体验，似乎瞬间穿越千百年。所以，观赏神韵演出是以轻松的方式重温历史的好机会。其中，节目《李白》向观众展现了诗仙更全面的形象。 大家都知道李白斗酒诗百篇的一面，但您或许不知，他还有侠义的一面。该节目透过生动的故事表现了李白的侠肝义胆。我在观看时回忆起，正史中对他的这一性格有所概述，《新唐书》记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这是讲李白好打抱不平，不吝惜钱财，乐于助人。 （图源：神韵网站） 该节目亦重现了李白受唐玄宗赏识，奉诏填词，挥笔写下〈清平调〉的那段历史。李白生于巴蜀，从小就精通诗书，才华横溢，长大后却隐居于岷山；推荐他参加有道科的考试，他也不去。后居住在徂来山，每天饮酒。这样一位超凡脱俗的隐士，如何得以与皇帝相见呢？真才子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天宝初年，那时李白与吴筠交好，吴筠被召入京，所以李白跟著他到达长安。贺知章看到李白的诗文，大加赞赏，说：“子，谪仙人也！”（《新唐书·李白列传》）之后向唐玄宗推荐李白。君臣知遇由此开始。神韵舞蹈虽没有台词，但也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李白诗文之令人惊叹。 唐玄宗亦颇欣赏李白谪仙般的才华，于是在金銮殿召见了他，后赐予李白官职，命他做翰林供奉。玄宗对李白很眷顾，《新唐书》云：“帝赐食，亲为调羹。”亲手为他调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李白与唐玄宗、杨贵妃共同留下的一段佳话——赏名花，对美人，谪仙醉酒赋诗，浑然天成。 那日，玄宗与杨贵妃到沈香亭赏景，牡丹繁花似锦，媲美贵妃容颜。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手捧檀板，与众梨园弟子来到御前。正要献唱，玄宗说，良辰美景，妃子在侧，最好不用旧歌词唱。那么，谁能堪此填新词的重任？玄宗心中已有人选，召李白入宫填词。然而当时李白已醉。待稍醒后，提笔作〈清平调〉，赞杨贵妃之美。诗婉丽、精美而贴切，真乃神来之笔。玄宗很高兴，从此更加优待李白。神韵节目呈现的情节与此大同小异，动画天幕上的诗是〈清平调〉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曾有朋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其实是有根据的，《旧唐书》、《新唐书》、《杨太真外传》均有记载。 《旧唐书》云：“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馀章，帝颇嘉之。” 《新唐书》云：“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 《杨太真外传》云：“先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沈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篇。承旨，犹苦宿酲，因援笔赋之。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栏干。’龟年捧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 （图源：神韵网站） 李白如此才思敏捷，这大概就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赋，不能不服。作诗是相当难的，尤其是作得又快又好，不单诗如此，任何文学皆然。大家都知道“洛阳纸贵”这一成语，才高如左思，写成洛阳纸贵的〈三都赋〉花了十年时间。写作不亚于制造机器，非常精细，求快就容易烂。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应皇帝要求而作，心理压力还会影响发挥。换成一般人，很可能如秦舞阳见嬴政，“色变振恐”，又岂能挥洒自如？李白能做到，不单是因为饱读诗书，还与性格、天赋、灵感有很大关系。 常有人问，饱读诗书的诗人有很多，为何李白的诗脱颖而出？想写出谪仙的诗，得先有谪仙的心和气质。严羽《沧浪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别趣指诗人的个性、情致以及诗中的意境、联想、韵味。李白独特的别材别趣，岂是寻章摘句能及？既道家，又儒家；既出尘，亦侠义；不喜折腰，飘逸潇洒。醒时，“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梦里，“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奇妙之景，语句之美，真令人叹为观止！李白胸次，包含广袤无边的世界，仙境人间，壮丽河山，读其诗，不过窥见其精神世界之一隅。作诗最关键的地方，需向书外寻求。 《正觉》观后感 神韵舞蹈《正觉》讲述古代一位将军看到战场尸横遍野，百姓家破人亡，顿生悔意，于是放下屠刀，走入佛门。后在寺中通过种种考验，最终圆满飞升。 故事一开始的画面，令我联想到李华〈吊古战场文〉：“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气氛渲染很充足。戏中，残酷的战争刚结束不久，似乎全军覆没，一位将军手持大刀，独自站在残骸中。 有布衣来到战场，抱著亲人的尸体痛哭。将军的同袍或许也已马革裹尸。呜呼！“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将军的心被这凄凉的景象刺醒，生出对生命的怜悯。曹松有诗曰：“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封侯能换回逝去的千万生命吗？清醒后的将军捶胸顿足，欲举刀自刭，以偿还自己造下的罪业。 是时，一位高僧阻止了他。自刭何益？将军也是被卷入战争的受害者，自己的生命也很宝贵。佛家慈悲，对犯过错的人也会珍惜。从此，将军洗心革面，入寺修行。 这是将军改变后的第一层境界：懂得不分亲疏贵贱地怜悯世人，厌恶为追名逐利而互相残杀，发愿回归和平与善良，希望使心灵提升至更高的境界。 至于能否提升境界，则尚待以后一关又一关的考验。寺中，将军和其馀众僧都要打坐，忍耐日复一日的寂寞。打坐这一要求，可以说难，也可以说简单，只看定力如何。现场没有僧人监督，只凭自觉。谁来当他们的“考官”呢？ 将军与几个小和尚身后的神像想检查他们的定力，于是化成妙龄佳人，手提一篮新鞋走到他们身边。嫮容与新履构成双重诱惑，有和尚动摇了，既能换掉破鞋，又能靠近佳人，不亦乐乎？打坐什么的，已抛诸脑后。常人及不坚定的修炼人难免有跟风心理，一旦同伴松懈，自己也容易松懈，一人动摇可能影响一圈人。而坚定者只专注于自己的标准，不因他人而变。这段表演有喜剧效果，节奏紧凑，看著很轻松，可是内涵很深。 小和尚换上新鞋，开心得如获新生。然而对将军而言，走入修炼才是获得新生！面对干扰，将军身心坚如磐石。显然，他的修炼环境不尽理想，但他并不依赖环境。 神看到将军过了这关，便加大考验的难度，幻化成其妻子的模样。见他仍不动摇，神又安排功名关，朝廷派人命令他还俗做官，并以生死威胁。而他此时既不慕功名，亦不惧生死，一心只想坚定修炼。 这是将军的第二层境界：无论同门及外界如何，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 （图源：神韵网站） 最后，神佛都对将军的心性非常满意，于是佛赐予他神圣的功，或许同时也使他的肉身转变为美好的佛体。当时将军仍在专心打坐，这一切恩赐是不经意间得到的，这一幕相当震撼，仿佛石破天惊。多么值得庆贺的瞬间！将军喜出望外，那喜悦，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感动！他跑出屋外，天女散花，迎接他的是神圣的圆满。此时他不是将军，也不是僧人，而是大彻大悟的觉者，翛然乘云而去。那些意志不坚的和尚，纵然槌胸蹋地，然而悔之晚矣。 将军的第三层境界，即是正觉。要有异常强大的恒心与毅力才能达到。 虽然这是一个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却也能给非宗教中人带来启发，道理是相似的。我联想到，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多少人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却守不住简单的一念；而“蓦然回首”的惊喜与美好，是留给毅然无悔之人的。 多数人在花天酒地时，有人在默默做学术；多数人在随波逐流、按部就班时，有人在为民主人权四处奔走。有人偏爱轻裘肥马；有人偏爱世外桃源。亲戚可能会劝你放弃，曾与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中途改变，就像节目中那位将军遇到的，身边的一切都是考验。怕孤独、怕被视为异类，确实艰难，然而随风倒才是可悲，也终不会受人钦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一以贯之，即一旦坚守崇高的理念，则岿然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上。管宁与其友华歆在菜园看见金子，华歆捡起金子后再扔掉，而管宁视之如同瓦石，毫无犹豫。有达官贵人在门外经过，华歆放下书跑出去看，而管宁依然认真读书。嵇康不喜拘羁，好友山涛举荐他出山做官，他以〈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类似的例子太多。 神韵总能引发许多思考，观后感我就谈这些。我的语言难以形容现场的震撼，那精彩的音乐、舞蹈与画面，一定要在现场欣赏。
文/清箫 每年观赏神韵晚会，都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璇霄丹台，琼楼绛阙，遥不可及的帝乡瑶圃瞬即移至眼前；那里山清水秀，祥云缭绕，百花缤纷，我沉醉于旎旎春风之中，早已忘却身在观众席上。 舞台上，仙娥翩翩起舞，华裾长袖，动若流风回雪，止如轻燕停飞。游龙惊鹄，闲缓机迅，翱行竦倾，变化莫测。珠翠流光，霓裳的皪，加之背景斑斓，观者纵有千目，亦不暇接。男儿阳刚豪迈，中原少年，有胸怀天下之概，洋洋乎若海纳百川；雪域壮士，有回荡苍穹之气，巍巍乎如高原之巅。 （图源：Epoch Times） 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团与舞蹈演员完美配合，每一个动作、表情皆精准动人地传达故事中的喜怒哀乐，而音乐又使情感荡涤剧场内每一处角落，可使“芙蓉泣露香兰笑”。演至喜悦时，仿佛空气中每一分子都在欢歌；看到悲伤的情节，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仿佛身体内每一细胞都在哭泣。二胡独奏，如诉说久远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洋溢著慈悲与美好，仿佛万物俱静，皆认真聆听这故事。也许在当晚的月宫中，“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神韵舞蹈之美是自内心真诚流露的，即神态、动作与心灵合一，必先有平日的修为、纯善纯美的心以及对传统文化至深的理解，方能呈现如此精湛的演出。若傅毅〈舞赋〉所云：“姿绝伦之妙态，怀悫素之絜清。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中国古典舞的高超境界今日在神韵节目中复现，能亲临现场欣赏，真乃人生一大幸事。 （图源：神韵） 神韵节目有许多故事源自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或小说，寓教于乐，趣味盎然。今年的节目有《智收猪八戒》、《牛郎织女》、《书院故事》、《李白》、《正觉》、《餐馆故事》等。我谈一谈部分节目的观后感。 《牛郎织女》观后感 牛郎与织女之传说乃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相信华人皆已熟知。但您或许不知，牛郎织女故事经过一段漫长历史后，方形成今天常见的版本。文艺作品对民间传说进行改编，是极正常的现象，重点是看各家如何改。我认为神韵呈现的故事是最好的版本。印象最深的是以下情节： 牛郎性格开朗，居于陇亩之中，而有超尘君子之质，彬彬有礼，怡然自得。 天界神圣而自由，王母娘娘准许七仙女下凡。仙女于人间沐浴时，老牛忽叼去织女霓裳。牛郎大惊，极不满老牛所为，赶忙取回霓裳，交还织女，态度敬重而愧疚。及织女著衣之时，牛郎转身，背朝织女，合乎《论语》所云“非礼勿视”。他们因意外而相识，之后相知、相爱、喜结连理，舞姿传情，自然大方而守礼，庶乎《诗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 王母得知后，命天兵天将下凡隔开牛郎织女，欲带织女返回天界。霎时，桑田化为沧海，一道天河横亘于牛郎面前。相形之下，凡人之躯小如沙粒，他却奋不顾身，力图游过无边银汉，而被惊涛骇浪淹没，沉向幽深的河底。是时，天上蓦然射下一道金光，将牛郎救起，原来，王母为其坚贞所感动，遂许他与织女踏鹊桥相会。 大家也许已注意到，神韵演的和我们常见的版本略不同。常见的故事情节是，老牛开口讲话，预见将有仙女下凡沐浴，建议牛郎偷仙女之衣，从而与其成婚。牛郎遂采纳此计。织女因丢失仙衣，无法回天，无奈答应成婚，久之相爱。此段甚不合理，偷衣不啻卑劣之举，凡间女子尚鄙之，织女为高洁智慧之仙，何以嫁与其人？而神韵所演牛郎德高有礼，织女爱慕之，更为合理，且更具教育意义。 （图源：神韵） 早期关于牛郎织女的文学作品与传说并无太多细节，与牛郎形象接近的董永亦无偷衣之举。以下简单介绍牛郎织女故事的发展史。 先秦时，《诗经·小雅·大东》已出现“牵牛”与“织女”，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此时尚未见牵牛星与织女星被赋予爱情故事。 西汉时，《淮南子》云：“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已有织女过鹊桥的传说。正史中可见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史记·天官书》记载：“织女，天女孙也。”据《文选》李善注本，汉武帝下令在昆明池左右造牵牛与织女石像，〈西都赋〉曰：“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至东汉，《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明确藉牵牛星与织女星表达男女相思之情，诗曰：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纎纎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此诗未必仅言爱情，亦可能寄托君国大事。以男女、美人香草寓君臣是中国古诗词的传统。方廷珪评曰：“篇中以牵牛喻君，以织女喻臣。”张琦评曰：“忠臣见疏于君之辞。” 东汉末年与三国时代，诗赋中引牵牛织女典故，与爱情有紧密关联。蔡邕〈青衣赋〉曰：“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曹丕〈燕歌行〉曰：“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洛神赋〉曰：“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 洎乎两晋南北朝，有关牛郎织女及七夕的故事更加丰富。晋代《搜神记》讲述织女下凡助孝子董永偿债之事，虽董永不等于牛郎，然后世牛郎织女故事疑基于此。《搜神记》记载：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在古代传说中，常见凡间精诚至善之人感天动地，而得神助，董永便是其一。其孝心感动天帝，因而获得织女帮助。有两点值得注意：织女虽嫁与董永，却在完成使命后主动返回天上，非留恋凡间而不思归。此外，人神并非不能成婚。试想，在王母拆散牛郎织女的传说中，拆散原因果真是人神不能通婚？或许，神更看重下凡之仙是否动凡心，是否忘记初衷与天上的家。 织女嫁牛郎较完整的故事，见于南朝梁殷芸《小说》：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焉，责令归河东，但使其一年一度相会。” 天帝允许牛郎织女结为夫妻。后之所以分隔二人，是因为织女废织纴。 同时代的《续齐谐记》有一故事，从侧面讲述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 综上，牛郎织女故事正式形成的时间应在南朝。再往后发展，逐渐变成现在流行的版本，细节更丰富，情节更曲折。它已不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形成不可忽视的文化。 提炼其文化之精华，并一言以蔽之，实在不易。今年神韵节目简介引用秦观〈鹊桥仙〉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曾回顾众多与牛郎织女相关的古诗词，认为独此二句最经典。若问牛郎织女为后人留下什么，大抵可以秦观此句概括。两情如何久长？以德为基础的真情、深情能够久长。人生如一场漫长的考验，考才华、考财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考验德。对于牛郎，或许通天的鹊桥已为他安排，当天河横亘在他面前，那便是他的考验。神庄严，亦慈悲，愿意为人搭桥，只看值不值得。 （图源：Epoch Times） 牛郎织女文化的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部分相通。中国古人一向看重真情与深情。如孔子厌恶虚情假意的思念，《论语·子罕》云：“‘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又如《礼记·乐记》云：“情深而文明”，这是发自内心的效果，“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而心性绝非毫无标准，〈乐记〉亦曰：“德者，性之端也。”德是人性之根本。诸德之中，以夫妻之德为要；诸情之中，以夫妻之情为始。《周易·序卦》云：“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关雎〉为《诗经》之首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抒思慕之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序〉曰：“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例子不胜枚举，足知传统文化兼重美德与真情。 以上是个人感想，各位若有兴趣，可以去看神韵演出。下期谈其他节目的观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