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挝，法律不允许妇女为外国人代孕。 本台老挝语组2月28日的报道通过一位来自老挝的代孕妈妈为中国父母代孕的经历，一窥此一蓬勃发展的非法跨境行业。 2024年，马里（安全为由，非真实姓名）听闻，有对富裕、无法怀孕的中国夫妇寻找老挝的代孕妈妈。做代孕妈妈可收费6000至7000美元，外加日常零花钱，这在每月最低工资为82美元的国家，可不算少。 “我的朋友曾经做过代孕妈妈，所以她问我愿不愿意。我想赚钱，”马里接受本台老挝语组采访时说。“我想用这笔钱建自己的房子。” 在一家与中国云南省接壤、位于老挝磨丁市的一家诊所，一组中国医生认定马里适合代孕后，为她植入受精胚胎，并将她送到一间“豪华酒店”里，待长达9个月。 报道指出，2021年老挝的代孕和堕胎管理法规定，利他代孕（altruistic surrogacy），也就是对于无法自然受孕的已婚夫妇来说是合法的，但代孕者必须是已婚的母系亲属，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并且不能有多种健康问题。 “法律不允许老挝妇女为他人代孕，”一位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而匿名的老挝公安官员说，“他们不得为外国人包括中国人代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是非法的。” 2021年7月，政府取缔了商业代孕，但由于基础设施已经到位，这样的立法似乎未能阻止该行业的发展。由于地理位置靠近中国，且高度贫困、腐败问题严重，老挝已成为东南亚最新一个吸引商业代孕的国家。
2025年中国两会将于下周召开，对于外界普遍认为的经济问题，两会会有什么政策？机构普遍预测中国政府会继续将2025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专家们看法如何？ 中国将在3月4日和5日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和全国人大十四届三次会议，即“两会”。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处于转折、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尽管中国两会始终被认为是“橡皮图章”，但外界仍普遍期待能从两会中看出一些中国未来政策的走向。 政策基调：GDP增长目标仍将设为5%左右 两会将出台怎样的经济目标和刺激手段，是普遍关注的焦点。高盛集团2月24日发布了对2025年中国两会的预测，其中对GPD目标的预期是5%。 前香港记者、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认为，中国想要保持5%的GDP增长只是出于政治需要。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的经济跟财经方面政策都是政治挂帅的，中共高层和习近平本人由于需要保持政权稳定，所以5% 的GDP是（政治）需要的，虽然达成5%的GDP增长难度是很高的。” 这个政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2025是中国的十四五收官之年，而根据中国政府之前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了实现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则需要2024年至2035年间的年均实际GDP增速达到4.7%左右。 旅美经济学家秦伟平则认为，GDP的数字与实际完成并不构成直接联系，“GDP 增速放到5%或者百分之5.5%，或者4.5%，我觉得都不意外，到年底的时候还是会通过篡改数字说完成了这个目标。” 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则认为，如果从经济现实来看，中国的GDP应该是负值。他对本台表示：“普遍认为中国GDP是在衰退，就是GDP应该是负的，所以他定5%也好，15%也好，是没有人信的，基本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经济增长在5%的话，你的失业率就不会那么高。我们知道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去年一度超过40%，那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5%。”他开玩笑地表示：“中国的GDP增长就是靠打嘴炮来完成的。”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指标是CPI或将由2024年的3%下降至2%。 秦伟平认为，过去两年，中国的实际CPI只有0.2%，意味着中国连续两年处于通缩状态。“虽然表现出来是CPI下跌，但我们也认为不是完全真实的情况。就我们所了解到的国内物价情况，价格在下跌，但是社会上的商品是很丰富的，然而因为大家没有钱去消费，商家不得不降价去卖，因为卖不掉他的经济压力、财务压力更大。” 除此之外，从一月各地两会透露出来的数据，中国各地政府对于2025年的财政收入目标普遍偏低。31个省市区中，有21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有19个省市区的预算收入目标均低于其GDP目标。 秦伟平认为这是地方政府“诚实”而“聪明”的做法：“因为他们知道整个经济是在下滑的，财政收入下滑是可以预期的事情，也算是如实反映对今年经济的预判。如果在财政收入方面不诚实，地方政府会有更大的麻烦。” 另一方面，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地方还有另外一块重要收入来源——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自身收入有限下，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多位专家表示，中央转移支付是否会加码发力，可能是2025年积极财政的重要看点。
我于今年1月15日在手机上安装了国产大语言模型DeepSeek的应用，到今天（2月21日）卸载，总共使用37天。 卸载的诱因是这样的。2月19日，山东泰山足球队（原名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发布通知：“因球队出现人员身体严重不适情况，经医疗团队评估，球员无法组成一支上场队伍，参加与蔚山HD足球俱乐部的亚冠精英联赛第8轮比赛。”按照亚足联规定，主动不参加比赛，相当于彻底退赛；已经完成的赛事和由此获得的成绩，也统统作废。此外，泰山队还将遭受罚款、禁赛等一系列更严重的惩罚。 泰山队为什么要退赛？我就不说具体原因了，反正，“身体严重不适”云云，一看就是编出来的理由，就和很多倒闭的店铺在门上贴张“旺铺招租”的公告一样，属于心照不宣的撒谎。 于是，我就打开手机上的DeepSeek应用，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举几个例子（最好是历史事件），具有这样的模式：自己本身有一种严重的缺点，却非要主动攻击对方的相同缺点，结果被对方反击，自己反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因为我打开了“深度思考”功能，所以DeepSeek先是慢吞吞地输出它的思考过程，其间一切顺利。思考完毕，它开始给出正式回答，但只输出了两段，哗，所有答案全没了，代之以那句冷冰冰的老话：“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我在之前评论《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一书的文章《首先，你得能跑》中，已经提到DeepSeek有这种过度审查的毛病，很多我觉得并不怎么犯忌讳的问题（比如“请用一种比较阴阳怪气的语调，从五个不同方面驳斥中医拥护者的常见观点”），都莫明其妙地“无法回答”了。现在DeepSeek又来这套，我心想，我可去你大爷的吧，于是果断卸载。 不止一位读者告诉我，要绕过这种审查也很简单，比如可以本地部署。但问题在于，DeepSeek的成功刺激了人工智能界，导致市面上很快出现了一些新的免费大语言模型，使用起来很方便，功能也不差，甚至可能更强。我找个不搞这种无聊审查的竞品不就完了，何必自己费时间折腾？ 于是我换用了另一个免费的大语言模型（名字就不透露了），问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人家就能老老实实给出答案，举了法国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的例子。1793年6月，在之前执政的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罗伯斯庇尔上台，随后立即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专政，把数万人送上了断头台。但好景不长，一年两个月之后的1794年7月28日，随着雅各宾派倒台，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个例子让我不太满意。我想要的例子其实是一种更细致的类型：虽然你和对方都有相同的缺点，但对方缺点比较轻，可以承受，你的缺点比较重，你承受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先去撩拨对方，结果自找苦吃。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在于“别人身上的相同缺点程度较轻”。 把这个关键信息告诉大语言模型之后，果然再给出的几个例子，就相对比较符合我的意图了。比如美国爱达荷州前共和党参议员劳伦斯·克雷格（Lawrence E. Craig，常用昵称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作为保守派人士，曾经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两院停止再讨论允许同性婚姻的法案；当时还有提案，要求扩大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范围，以涵盖针对不同性取向的犯罪，他也表示反对。谁曾想，他自己在2007年6月11日突然被捕，原因是被指控招揽一名男性执法人员进行皮肉交易，随后便签署了认罪书。尽管克雷格坚称，自己的性取向不是同性，签署认罪书只是希望尽快了结此事，而且后来坚持到2009年期满之后才从参议员位子上离职，但这桩丑闻确实足够讽刺了。 网络图片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一提到这个人，我就总忍不住想到英国记者、作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 1928–2003）在1988年写成的名作《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台湾原译版题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这本书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对历史上的十几位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开展了全面批判；该书在引入大陆时，因此不得不删掉一章。 这本书的第一章，写的就是卢梭，而且在开头就引用了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赞誉：“卢梭透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现他身为人类导师的价值。”约翰逊指出，尽管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卢梭的名字往往会与他的政治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联系在一起，但这本书在他生前的名气并不大，远远比不上他的两本小说《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 《爱弥儿》表面上是小说体，实际上是探讨教育哲学甚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响。卢梭在书中化身为一位理想的教师，而爱弥儿则是他理想的学生，于是师徒二人演绎了一场最为理想化的“自然教育”（指顺从人类天性的教育，与今天所谓的走进大自然、了解动植物的自然教育不同）。卢梭一面极力赞扬这种自然教育，一面极力贬低不合他三观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斥责他们“盗走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从宗教获得的慰藉”，“取消了可以约束富贵者和权势者的情欲的唯一力量”。总之，世界上没有人比卢梭更懂人的天性、更懂教育小孩子了。 然而讽刺的是，在《爱弥儿》于1757年写成（后于1762年出版）时，卢梭已经与他的情人勒瓦瑟（Levasseur）先后生了5个孩子。这5个孩子无一成为卢梭的爱弥儿，而是都在生下来不久后，连名字都没起，就被他送到了弃婴收容所，可能很快都夭折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卢梭一而再再而三遗弃亲生孩子的事，早就为人所知，但知识界一般也就是腹诽而已。直到《爱弥儿》出版，公开向当时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他所批判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都属于这一阵营）叫板，他才终于激起众怒。1764年，也就是《爱弥儿》出版两年后，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的头号思想敌人伏尔泰，匿名出版小册子《公民的情感》，直斥卢梭一边遗弃他的5个孩子，一边又大言不惭地谈儿童教育。卢梭的反应则是百般狡辩，甚至声称，《爱弥儿》正是他对遗弃孩子这件事所做的思考结果。 [英]保罗·约翰逊著，杨正润等译《知识分子》（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1月） 大语言模型给出的其他例子，我就不举了。如果我愿意花时间，还可以让它给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因为我只是随便查查，所以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算是大语言模型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应用——为类书编纂提供素材。所谓“类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百科全书，其特点是把文献资料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汇编起来。比如北宋的《太平广记》，就是一种按类编辑的小说集，把小说内容划分为神仙、道术、方士、异人、鬼、妖怪、草木、畜兽等几十类，每一类都汇总了很多故事，足可以把人看到腻味。 广东作家胡文辉此前就曾汇总过“花剌子模信使”模式的资料。所谓“花剌子模信使”，源自作家王小波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的国王只喜欢听好消息，不喜欢听坏消息，给他传喜报的人会被提拔，给他传噩耗的人会被喂老虎。 胡文辉在考证后发现，虽然严肃的史书对于花剌子模并无相关记载，但中国古史里却不乏类似的事情，最早的一则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当时越国征伐吴国，吴军吃了败仗，派七名报信者上告吴王夫差。夫差的反应是：“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意思是夫差害怕打败仗的消息传出去，被中原其他国家的诸侯知道，就亲自在王宫里把七个报信者砍了头。此后，战国、秦、西汉、隋、唐、北宋、金、清也都有类似的事例。国外的例子当然也有，否则英语中就不会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射杀信使）这么个习语了。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射杀信使”属于典型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行为。胡文辉把这种模式的历史事例汇集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编成了“新太平广记”的一卷——《认知失调一·射杀信使》。 我今天想查的这种“撩人终害己”模式的事例，也相当于让大语言模型从它所掌握的材料出发，把类似的资料汇总起来，为“新太平广记”提供另一卷内容的大纲。要是真能借助大语言模型的帮助，把这种当代类书编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肯定很有趣了——只不过，DeepSeek这种自我阉割的模型算是指望不上了。 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络新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刘夙的科技世界
人的命运哪是只能靠自己就能改变的？”这是一个深刻而刺痛的问题。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总在向我们灌输“努力就会成功”的信条。然而，当我们冷静审视现实，那些隐藏在规则下的不公正、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却让无数普通人即便全力以赴，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一个政策、一条法律、一场运动，不仅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轨迹，甚至可以让努力成为徒劳。规则不改，再怎么努力，你我仍皆是草芥。 被忽略的规则：努力为何常常无力？ “努力就能成功”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但它忽视了社会中那些深埋的规则和不平等。我们总会看到一些个例，某个寒门子弟通过努力考上名校，最终改变命运。但这些故事背后，是无数次失败者被湮没的沉默。 个人努力的意义固然重要，但影响命运的核心变量，往往是社会规则。比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让寒门学子难以企及优秀的教育平台；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让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始终难以离开故土；户籍制度的限制，让无数“漂泊者”在城市中工作，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这些社会规则，就像一堵无形的墙，限制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空间。 更残酷的是，很多时候，规则甚至会掐灭个人努力的希望。比如，在一些行业中，学历成为了重要的门槛。一个农民的孩子，即使再努力，也可能因为缺乏优质教育资源而被拦在门外。规则的不公，让奋斗变成了一场看似公平却早已失衡的游戏。 网络图片 草芥命运：被规则束缚的个体 在当下社会，无数人仍然在为规则的不公买单。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个人就在一个巨大的规则网络中，被“标签化”、被定义。 1、教育的不平等 ：有人出生在重点学区，有人则只能在教学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求学。即使是同样的高考分数，来自贫困县的学生和来自一线城市的学生，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录取机会。 2、医疗资源的分配 ：当一线城市的居民可以轻松预约顶尖医院的专家号时，偏远地区的患者可能要走数百公里才能看一次病。 3、劳动者的权益 ：外卖员、快递员等底层劳动者，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却常常面临缺乏保障的工作环境。当平台规则发生变化时，他们的收入可能瞬间被削减，甚至失去工作。 这些规则，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再努力的人，如果生长在规则的裂缝中，也难以摆脱命运的束缚。 网络图片 时代的浪潮：被改变命运的普通人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政策的制定往往决定了普通人的命运。以下几个热点事件，清晰地展现了政策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推行国企改制，千万工人被迫下岗。原本稳定的“铁饭碗”被打碎，无数家庭因此陷入贫困。 当时的政策初衷是推动市场化改革，但实施过程中，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许多下岗工人难以重新就业。 比如，东北某钢铁厂的王师傅，在下岗后尝试过摆摊、做小生意，但由于缺乏技能培训和资金支持，最终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下岗潮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而这些普通人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过去20年里，房地产政策的变化让一部分人财富暴涨，却让另一部分人被高房价挡在门外。以北上广深为例，早期买房的人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努力工作数十年，也难以凑齐首付。 比如95后的小张，毕业5年后月薪2万，但在深圳买房至少需要300万首付。他的父母是普通工人，无法提供经济支持。 对于像小张这样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来说，高房价意味着他们永远无法在城市中扎根。房地产政策的变化，让普通人被财富分配的规则牢牢束缚。 网络图片 每个人的希望与行动 改变规则，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无数普通人站出来，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规则的不公。每一次质疑和行动，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小步。 只有通过努力改变规则，才能让每一个普通人摆脱草芥命运，成为掌控自己人生的主人翁。 未来的社会，或许仍充满挑战，但只要我们相信改变的力量，终有一天，规则会更加公平，每个人的努力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诸葛咬金
随着京东的参与，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许多人将焦点放在骑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从更深层的社会视角来看，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与其说是骑手需要社保，不如说是社保更需要骑手。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保基金的现实压力，更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与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骑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吗？ 表面上看，为数百万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是出于关怀、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骑手们对社保的需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迫切。原因很简单：社保缴费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过于高昂。 目前，大多数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优秀者能够月入过万，但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时间付出也远超常人。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个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为社保费用。 对于这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以单量为收入核心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即便骑手有缴纳社保的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把这部分钱用来应对日常开销或其他紧急需求。 更何况，即便平台为骑手增加补贴，比如每单额外多支付1元，骑手也更可能选择直接拿到这笔现金，而不是用于缴纳社保。 原因在于，对于这些以“短期谋生”为目标的群体来说，眼前的生存压力远比未来的养老或医疗保障更加紧迫。 换句话说，骑手的首要诉求并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赚取更多收入、实现基本的生活质量。 网络图片 社保为什么需要骑手？ 与骑手对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保基金对骑手的“高需求”。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外卖骑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游离于传统社保体系之外，导致社保基金的缴费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社保基金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甚至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扩大缴费基数、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无疑是填补这一缺口的潜在“金矿”。 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如果能将他们纳入社保体系，每年可为社保基金带来数百亿元的增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人社部门和外卖平台频频推动骑手参保。 与其说是为了改善骑手的生活质量，不如说是为了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 网络图片 比起交社保，骑手更在意什么？ 比起社保，外卖骑手更在意的是平台算法的限制和束缚。 外卖行业的工作强度之高，早已为人熟知。骑手们每天在高压的时间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罚款或差评。 平台对骑手的管理更多依赖冷冰冰的算法，而非人性化的关怀。对于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份遥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劳动环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外卖骑手并不将这份工作视为长期职业，而是为了应对短期的生存压力。 正因如此，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劳动时间、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社保体系，增加一笔额外的支出。 网络图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下的行业规范 实际上，推动外卖行业“正规化”的背后逻辑并不简单。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度“丛林化”的灵活就业模式正在被迫转型。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外卖行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骑手。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卖行业的“正规化”不仅是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是对整个行业的重新调整。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规范化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无论是为骑手统一缴纳社保，还是改善劳动条件，都会增加平台的运营负担。 而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外卖价格上涨。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该如何平衡？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诸葛咬金
网络图片 一些职场人正经历重回月薪3000元的现实。如同一种当代贬谪，收入的跌落，迫使他们重新适应紧缩的生活方式，调整职业和人生的预期。 月薪三千 2024年12月，在一家设计院的办公室里，建筑设计师李冉收到了工资，3381.12元。11月、10月，也是这个数字。9月，5563.54元。 一开始，同事们谁也没见过这么低的工资。大家在办公室疑惑地自问，哪里来的三百多元，哦不对，少看了一位，是三千多块钱。是退货吗？是奖金吗？这一天恰好是发薪日。同一办公室的人逐渐发现自己账头也多了三千多，往常的工资却迟迟不见。 作为在这家设计院工作13年的建筑设计师，李冉正常情况下的月薪是3万多。从2023年10月开始，就像海平面随着波浪一层层降下去，她的季度奖金、年终奖金逐渐被取消了，直到2024年末，她的月薪降至三千。 这两年因为房地产业衰落，设计行业的项目量骤降，李冉所在的公司开始无活可做。个人薪资本来按规定彼此保密，但在那个荒谬的时刻，所有人都明白了，无论什么职级、职称或是岗位年限，“月薪三千”的现实已平等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2011年，李冉从名校毕业后，加入一线城市的这家设计院。入职第4年，她就从项目助理晋升为项目负责人，独立带项目组，年收入超过40万元，“感觉能在这个单位干到退休”。那时她副业做社媒平台的Pr，一个月保底收入有一万元，有时高达四万。 后来，李冉不仅本职工作降薪，副业里可做的单量也骤降，从24年初的每月6000元收入，降到年中的3000元，直到11月归零。过去几十年的存款，还有2025年刚发的七千多块年终奖支撑着她的日常生活，每个月存不下来钱。 李冉的同事们开始陆续离开。二百多人的办公区，如今只剩下一百人出头。工位中间搬了两次，每次都是为了让大家集中坐一坐，反而将空出来的工位连成一片，令低落氛围形成包围态势。平日里，一部分同事出差，一部分同事藏在部门办公室或咖啡厅的角落里，还有一部分，顶着降薪得过且过，趁没活时相约去喝奶茶逛商场，下午三四点赶去接孩子放学。空荡荡的公司有一种直逼人心的散漫。 领导在大会上照例鼓励大家，宣布将来要把这段时间少发的工资补回来。群情激愤中，一人开口打断：“领导别画饼了，我可吃不下了。” “要嫌噎你就滚呗。”领导的东北话脱口而出。李冉和同事接受了现状，常常自嘲：要么忍，要么滚。 40岁的小宅也经历了就业市场的惨淡。她在人力资源行业从事了15年，做到高级经理，2022年10月离职后，她全职投简历找新工作。结果半年来，度过一个金三银四，还是只有两三次面试机会，数量是往常找工作时的四分之一。 失业前，小宅在一线城市生活，有房有车，没背贷款，月薪3万。她用50多万装修出一间独居的90平法式复古小屋，每个月也无需刻意存款。那时，她满以为将来也可以维持此刻的高薪。 两个月后，2022年眼看过去，新工作遥遥无期，她才申请失业金。 每月2016元，成为她未来两年的稳定收入。2023年，全年的支出被她控制在2万左右，只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这种生活让她重回到2008年。那时她刚毕业，房价是现在的六分之一，第一份工作月薪1800元，两年后的第二份工作才达到3000的水平。但那时她不太考虑节省，因为还年轻，“对未来有希望”。 新生活的细节透露出捉襟见肘的现实。装修时，小宅设计房中的每一砖每一瓦：卫生区域三区分离，衣帽间13门衣柜塞满了衣服包包，开放厨房摆出了一套表面光彩的西式厨具。 降薪后，她开始刷廉价的购物软件，发现一款挂钩，哆啦A梦圆手款式，价格低至一毛钱。到货后发现，随机发的颜色，无色透明，有一种极廉价的塑料感。她把挂钩贴在卫生间墙上，丑得可笑，格格不入。 小宅每晚焦虑地睡不着觉。她想过创业，去逛夜市都偷偷存着考察摆摊情况的心。在一个摊位前，她瞥见老板口罩上熟悉的眼睛，想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意识到他是过去某一家公司的同事的老公。 摊后眼熟的背影确实是自己曾经的同事。两口子守在一个卖袜子的摊位后面，所挣得无非是一些碎银。不清楚他们是失业了还是谋求副业，但她意识到，被口罩遮掩的面孔，属于一个个生活日渐困难的普通人。 在朋友建议下，春夏交接的季节，小宅在北京踏上社工的考场。2019年前还没人瞧得上的月薪五六千的社工，到2023年，一个区招1500人，报名人数高达2万。小宅有15年的高级职场经验，面对异常激烈的竞争，笔试准备不足，面试缺乏经验，接连5次社工考试，奔去城市的各个区，3次进面，无一成功。她难以想象，那些被招上的人会有多优秀？现在还能体面生存的人，必须有多优秀？ 社工考试和失业金的生活持续了两年，父母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真实生活。小宅不敢讲，有一种羞耻感，好像没有为父母争光。父母以为她在正常工作，她默许。 2024年，小宅上岸街道办事处，过上月薪三千的生活，才终于向家里坦白。 她不服输地投出一些简历，聊以缓解街道办的清闲。在简历中，她看见40岁的自己做HR十五年来，在私企受过的所有委屈。过去最长的一份工作也才做了3年。常常是做半年后失业，办离职、投简历、面试，再做3个月失业。 她算了一下，就算每份工作做3年，到60岁退休还有20年，她需要换7份工作。 这份简历如果穿越时空，投到30岁的自己手上，她会怎么想呢？小宅知道，看到一个高级经理40岁还在找工作，30岁的自己大概会有兔死狐悲之感。更何况，老板们早就发过话了，“年龄超过了35岁，就没必要推他们的简历了。” 1月的一个早晨，李冉在上班前醒来，刷到一条感恩父母的视频。她想念起家乡的父母，再看微信里的工作消息，抵触工作的情绪无法缓解，哭了一个小时。 随后她按时出门，开车去公司上班。通勤的早高峰，车流总是稳定有序的。一个开着立标奔驰的大叔，并道时和她的车刮蹭。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都情绪激烈。 她怒呛，你这人怎么开车的？大叔说，你一个奥迪凭什么两百块就和我私了？两个人僵在原地，等保险到场定损，把两分钟的冲突延长到二十分钟。与此同时，公司的会议开始，她又要请假、道歉。 李冉那天的暴躁是反常的，也许大叔也是。在那个早晨，她觉得生活看不到希望。多劳不能多得，整个行业都没有未来，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奔头、没有希望。”领着三千的月薪，她讨厌自己。但不干这个，她又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事情。 贬谪的生活 大城市的富裕生活，各有各的精彩，贫穷却有大致相同的归属。 收入骤降后，每一笔开销都成了建筑师李冉不想负担的浪费。在设计院月入三万时，李冉在北京租了一个月租过万的两居室大房子，搬进床和衣柜、双开门大冰箱、贴墙纸、养一猫一狗，时常允许父母从河北住进来照顾自己，把月租房经营得像家一样。 降薪后，李冉另找了一间6000月租的一居室，把家具电器统统或送或扔，单独和猫狗同居。生日时她看上了一条三万多的手链，转念一想，不如去买一条十几块的高仿，戴几天过过瘾，也许买的欲望就消失了。 搬家中和大件家具断舍离，李冉开始有种怀疑，自己将来未必会在漂泊的异乡继续待下去。过去这种怀疑被高薪、稳定工作和当地户口给遮蔽了。现在，她考虑自己腾空住宅，这样要回老家就可以轻装出发。 李冉抵触回老家。刚毕业，她在老家的设计公司实习过。那些公司出的效果图，让她觉得“很Low”，但又无法指出哪里不对，因为当地人有自己的制图习惯，不会按照严格的标准去规范。李冉自觉适应了大企业的标准，回去后很难适应当地环境。 生活费骤降后，比价超市、菜市场，小宅在拼多多囤爱吃的火锅蘸料，为节省的三块钱而心动。不舍得上千的名牌，发现国产化妆品用五分之一的价格起到同样效果。自己动手更换净水器的滤芯，每次能省50到100块。 阳台上堆起越来越多的塑料瓶，是她过去没有发现的财富。购物软件送来的大塑料袋，节省下来，装满捏扁的水瓶，1个1毛。 有天，她发现阳台快堆满了，拉着男友，两个人提了五个鼓胀的袋子，犹如提篮上岸的渔夫，下楼到菜市场出售，卖出15元钱。她后悔之前怎么随手丢了这些钱。 30岁，原本做银行项目经理的啾啾，回到山东老家，转为国企的基层员工，月薪从三四万骤降至三四千。2024年7月，她清楚地记得，那个入账的数字是3095元。 老家寡淡的消费氛围，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很节省。因为工作远离城区，啾啾很少点外卖、咖啡、甜品。每天上班穿工服，她半年没有买新衣、配饰。除了在单位食堂吃饭，她做饭也可以从父母家拿些自家种的青菜。单位发的500元超市卡，用以购置青菜鸡蛋，足足花了整半年。 收入下降改变的不只是经济，新的处境和身份，也带来新的困惑。 啾啾过去做着项目经理的工作，压力何其沉重。常常，银行里会有“奋战100天”“开门红”及各种各样的业绩节点。为了冲业绩，她每天都要加班到10点甚至更晚。每天写总结，应付领导约谈，还要经常下市场和客户交流，最后交流到酒桌上，中午喝完晚上喝，休息一夜，第二天继续应酬，喝完自己去医院打点滴输液。 那样的日子过下来，啾啾发现自己内分泌失调，脸烂了，痘痘流出脓液，必须整日戴着口罩。 但刚回到老家时，她感到月薪三千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压力。她的公司新被收购，各种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需重新完善。部门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人。她还不能全权负责，而是拿领导的每个决策向上级层层审批。最小一分钱的报销，最多都要有6个领导的签字，真正付钱的时候，还要6个人再签一遍。 工作的热情被迅速消耗。临近年底，她每天在公司忙到9点。回到家，她在电话里对妈妈哭诉，自己为什么要回来，现在工资是过去的一个零头。 工作之外的生活，也时刻提醒着她处境的改变。周末和发小们见面，一个个都留在本地成家，嘴上谈的都是婆婆丈夫孩子。只有自己去大城市转了一圈，单身几十年，带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回忆：她想到自己过去在银行，6年从基层升到经理。营销部门聚在一起，想做某一件事，就发散思维，每个人出一点主意，即刻出门去各自负责的区域做起实验。大大小小的节日，她都要列个单子送礼。光一个商场，就要考虑总经理、财务部、活动企划部等客户，一天就送出去如今一个月的收入。 那种生活尽管有压力，但光鲜亮丽，充满机会与诱惑，让她怀念。 回到老家领着月薪三千，啾啾有种人往低处走的怅然。她感到这种生活不属于她，而是属于周围的人。年会上，子公司的其他同事，坦率透露自己每个月到手只有两千多，丝毫不以为意。单位的一个姐姐，月薪的3、4千，要用来照顾两个儿子、两家四位老人，谈不上任何消费，钱挣来为让大家生存。 下班后，本地朋友们回归家庭时，只剩下她这个大城市回来的单身女性，一个人开车兜风、看电影，花钱的机会都没有。 未竟的心愿 生活已然下沉，身在其中的人们，尝试着自我调适、接受现状，寻找贬谪古人般的豁达。 在啾啾回老家求职的那场面试里，领导问，“你的工资会比之前要少，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她早有预感，这个问题会被问到，它好像和自己求职的工作内容无关，又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她早已为通过面试而准备了回答：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衡量标准，她既然回来了，就要尊重当地标准，适应当地的生活。回忆起来，过往的丰富多彩，也不过是“在外边打工，各有各的辛苦”。在银行，出门见客户，要精心准备一套行头，化妆、戴首饰，手上提着礼物。回到老家，洗一次车才不到20块，让她喜出望外。 李冉尝试去感受，紧缩的新生活也有好处。她37岁，未婚单身，靠存款付房租，工作早十晚七，账头只敢留一万块零花。在一人独居的整租里，父母不能再上门唠叨自己，自己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有时还可以在闺蜜家过夜，就像是刚毕业来北漂的学生那样，忽然拥有一种淳朴的自由。她经营起自己的账号，谋求副业的突破。在她的自白中，“985本硕、企业设计师、京户持有者”，在危机中也急需自救。她觉得“命运的转折”藏在凌晨的自媒体文案、深夜的方案大纲，以及坚持182天的健身打卡里。 对于小宅而言，在有房无债的情况下，其实3千元是一笔足够生存的数字。小宅和男友有整整一年时间，共同失业，两人凑出4千块失业金，每天在家吃吃喝喝。小宅增重了十多斤，男友从130斤长到快160斤。小宅清楚，这种乐观是由于她在降薪前就摆脱了房贷车贷，否则就不得不卖房了。 她现在有一种平和的心情。低薪足够维持生活，父母有存款，身体还好，即使生病也可以互相陪床。街道办事处也并不差，可以朝九晚五，准时下班，午休两小时还能回家吃饭睡觉，是一种40岁提前退休的安逸生活。 小宅所在的科室，七八个人一间屋，彼此之间没有隔断，只有用电脑屏幕区分一下私人领域。小宅最多的时间用来刷手机：看社交媒体，看腻了大数据重复推来的话题；刷购物软件，看视频一次奖励一分，每天打卡赚到上限的两毛。从屏幕上抬起头，同事们也尽在没活的空闲里刷着手机，无聊感充盈满室，避无可避。 她尝试从工作中重新找回自我的价值。日常工作，小宅需要给老人们发慰问品，帮老人修改报纸的邮寄地址。有时指挥老人点某个程序，老人道歉说，自己实在不会操作，她为之忧心，甚至想下班拐上门，当面帮一下老人。这种利他情绪贯彻她的事业始终，是她成就感的来源之一。过去她做部门经理，最喜欢看到手下年轻人迅速成长；做猎头，制造双方都满意的匹配，时常收到职位候选人电话来口头道谢。如今，服务老人带给她的成就感，是一种为自己积德的舒心。 人总要给自己找点盼头。小宅说，“事业已经没有了”，不敢再辞职去做不稳定的本职工作。在40岁提前退休，人生还剩下留学这一未竟的志向。 她想去日本或英国爱丁堡读一个心理学。她想象中的日本，富于亚洲人的文化氛围，城市间充满秩序感，居民比国内的收入高，生活成本却低一些。她还向往哥特式建筑风格、透出阴郁气质的爱丁堡。 失业中，她点进爱丁堡大学的官网，发现爱大心理学位列世界第27位，招生要求雅思总分在7.0以上，但她的英语并不算好。 曾经，手上有五十多万富余时，她跟父母提过去日本留学，被一口否决。钱最终花在了她此刻的50平米小家，日后帮助她安稳地忍受低薪生活。 她开始借助这个家尝试经营社媒，举起摄像头，拍摄露台外五点半日出的天空、立夏雨后开放的月季花墙，还有阳光穿过飘窗投在墙上的电影级光影。 在月薪三千的平静生活中，留学梦想变得越来越渺茫。父母一定不情愿她远离，更何况，经济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唯一的希望，是她忽然生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卖掉车、房，苦学语言，再攒几年钱，加上留学期间打工的收入，一定能出去。 钱不是决定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她还设想了一种可能，假设自己“众叛亲离，工作也干不下去，房子也被人收走，你不出去就要饿死了”，梦想也会变相地实现。 但重回月薪三千的生活，主题是维稳而非突围。她觉得突围所必需的，正是目前自己所缺乏的，也是芸芸众生都提不起的那股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2月17日，北院发布《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 在此之前的2月14日，外管局也发布了2024年国际收支数据，外商投资净流入比峰值时期的2021年减少了99％！ 这个数据的峰值出现在2021年，净流入为3440亿美元；2024年为45亿美元，其中有两个季度是净流出，首尾两个季度是净流入。 4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降至33年以来，也就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个商务部的数据大体也能佐证：2024年度实际使用外资大约1149.3亿美元，同比下降27.1%，是2023年降幅8%的3倍多，也是自1990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数据跌破了2010年的水平…… 网络图片 虽然最高党报早在2月10日就在头版刊发打预防针，但如山的压力还是扑面而来。 这篇文章提出了几个论点，非常值得细心揣摩： 传统商业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了，跟不上变化的外企当然只能输给中国企业，从而败退。 短期看，2024年剧降99%，是因为前几年涨得太凶了，导致波动。 长期看，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占七成左右，服务业轻资产属性明显，导致外资企业数量增加而投资额下降。 腾笼换鸟，一些没有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了，更多技术含量高的外资进来了。跟第一条相似，外资企业必须拿出看家本领才能站稳脚跟。 以上原因归纳起来，就像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数据比较低是正常的一样，外资进来少，也是正常的，不用怀疑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像犟嘴的关老爷： 话虽如此，但《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要求“有效提振外商投资信心”，可见外资信心是不足的嘛。 这是怎么说的呢？究竟听谁的？ 倒是一些国际媒体的话，跟行动方案能接得住： 戴口罩之后，对未来的担忧加剧。 抓汉奸惊到了外商。 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经济减速，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消失。 这些话是不太中听，不知能不能为大家所接受。 我细读了行动方案，其中有“适时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领域开放试点”之语，可见前段时间说的上海要允许洋人上洋网，不是完全没可能的《大学副校长建议开放外网，官媒报道，这是什么风？》 印象最深的是另两条： 支持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充分运用新闻发布、吹风会、接受采访、专家解读等方式，对外积极宣传阐释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政策新举措新亮点。 可能有人会说，在外资信心不振时，竟然还引导人家去扶贫，这是慕容复在土堆上复国大燕吧。 这个我不能同意。随着川皇成为僭主，美帝立国之基已毁，美帝衰败就在眼前。 毕竟，现在川皇的问题，不是开放程度不够，而是法治保障不够。朝令夕改，随意发推批示，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资金逃跑是必然的。 能流到哪去？ 当然是政策和法治环境最好的我国。 就像前几年的新加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国际金融中心。 有网友评论说，一张全是判断题的卷子得0分，也只有川皇这样的大才方有可能。 这样一看，我们及时出台稳外资方案，其实不是遇到压力，而是顺势而为！ 现在的问题，就是怕他们有朝一日突然明白过来，开始抄作业，也搞《稳外资行动方案》。 否则的话，全是我的。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出身居多；个别平民家庭出身的，则通过读书、从军等方式，升华出家族新命运、家风新基因。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通过家庭记忆传承，孩子汲取父辈记忆和智慧、经验、教训的力量，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积累的二传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而记忆的中断，便是文明传承的断裂。 讲述关于我们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延续文明和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货殖新传
网络图片 纯中药治肺癌的新闻刷屏了 很多读者来问我这新闻是怎么回事，到底靠谱不靠谱。我……………… 行吧，来活儿了，该辟谣的还是得辟谣，不然真的有患者被水货医院和无良媒体骗去纯中药治疗，我作为科普博主良心也过意不去。 所谓纯中药“抗癌汤”治好晚期肺癌，肿瘤完全消失，还入选国家成果库的故事，完全不可靠。 肺癌晚期，肿瘤完全消失，国家成果库，纯中药……每一个关键词看起来都非常厉害，都在创造奇迹。 但是，稍微查证一下就会发现，这条新闻还可以用另外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宣传通稿、夸大其词、违背常识 第一，所谓“新闻”其实是宣传通稿 看新闻，最好不要看二手三手报道，要去看源头。所谓纯中药治疗晚期肺癌纳入国家成果库的“新闻”首发于厦门网，记者陈恩泽，通讯员江昌铭、黄语晴。 经过查证，陈恩泽是《厦门晚报》记者，而两位通讯员的身份就有意思了。江昌铭是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副主任，黄语晴是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干事、公众号编辑。 基本常识注：厦门市中医院也称为北中医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非媒体行业的读者可能不了解通讯员这个机制，这是中国体制内媒体的一种历史遗留产物： 一种情况，政府部门或者某个单位负责宣传的人给记者提供了新闻线索，协调了采访，会署名通讯员，作为对方工作的认可。另一种情况下，记者发布的是由某单位提供的宣传通稿，记者自己没采访也没写作，这时也要把对方列为通讯员，有时还会发稿费。 一篇稿件通讯员署名两个人的，只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的宣传通稿。 很显然，这篇“新闻稿件”是由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编辑黄语晴执笔，再经该院宣传部副主任江昌铭审批后发给媒体的一条宣传通稿。厦门晚报这位记者大概率并没有对内容进行采访核实，纯属转发。 宣传通稿和新闻报道在真实性方面的区别，相信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说得客气点叫宣传通稿，说得直白点，就是医院发的软文广告。 第二，抗癌故事严重夸大其词 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标题或视频时，最受震撼的是“晚期肺癌肿瘤完全消失”了，在常人理解来看，这就是完全康复了，堪称医学奇迹。 那实际情况呢？肿瘤真是“完全消失”了吗？患者真的完全康复了吗？很遗憾，并没有，中医大夫终究不是刘谦，没法带我们见证奇迹。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报道，这位74岁的患者初诊时发现肺部肿瘤，伴淋巴结和肾上腺转移（基本常识注：初诊结论存疑），经过厦门市中医院近一年纯中药治疗后，肺部肿瘤在影像上几乎消失，而“转移肾上腺和淋巴结的肿瘤稳定了下来”。 所谓“稳定了下来”，就是说转移的肿瘤还在，没有变小，更没有消失。 如果真如厦门市中医院所编的故事，这个“抗癌汤”如此神奇，能够让晚期肺癌的肿瘤消失，那它居然还是个“靶向药”呢，只对肺部肿瘤有效，对其他部位肿瘤就完全没有效果？这种夸大其词的写法，算修辞还是诈骗？ 夸大其词第二处：把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果库简称为国家成果库。 这么缩写有什么问题呢？我打个比方你就能明白其中区别了。我老家之前有户人家孩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二本大学，家长逢人就吹自家孩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都是北京的大学没错，可这能缩写吗？？？ 报道里所说的国家成果库，听起来像是什么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库，实际上只是由中国科协委托民间团体中华中医药学会建设的“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果库”。进入这个库的论文门槛之低，水平之低，我发个案例给大家感受一下。 网络图片 北京西苑医院某位儿科医生的论文《推拿治疗小儿夜啼病》也是这个“国家成果库”收录的成果之一。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的水准如何，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直白地说，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就是给那些发不出正经论文的中医大夫“灌水”用的，而“灌水”的目的则是评职称。 这次爆出纯中药治晚期肺癌成果的厦门市中医院，就是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按照该医院规定，相关医生在这个临床案例库发表一个临床案例，可以冲抵两篇CN学术期刊论文。虽然也不是什么重大科研成果，但对于本身啥成果都没有的低水平医生来说，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 也因此，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每收录一条病例，都会给作者发这样一份《收录证明》，就是给作者用来冲抵论文用的。因为不是学术期刊，几乎可以来者不拒。大概率，交钱就给上。 没有实证我不能乱说，只能强烈呼吁纪检监察部门调查一下这里面的利益链条。 第三，相关报道违背基本的常识 IV期肺腺癌（无靶点）的治疗，在全球医学界都还是有待攻克的难题，如果有真实可靠且稳定的治疗晚期肺腺癌让肿瘤完全消失的方法，无论是传统药物还是现代药物，都是震惊全球的成果，都是价值百亿美元的成果。 这样级别的成果，不去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论文还可以理解，怕洋人偷学去了，那怎么不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论文造福中国患者呢？怎么不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为福建争光呢？ “纯中药治愈晚期肺癌”和“推拿治疗小儿夜啼”发在同一成果库里，是不是太委屈了点？ 这么不计名利，这么谦虚的专家，你敢信吗？ 一点建设性意见： 病急不能乱投医，病重更不能乱投医，多少骗子都在等着癌症家属上套呢。 生病了，看现代医学，对自己的小命负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网络图片 随着《哪咤2》的热映，哪咤这一形象已经成了民族主义的新象征。谈到这一点时，有朋友忽然问：“印度的战狼会不会因此骂中国是‘偷国’？” 还真是。虽然我没看到是不是有印度人这么骂，但可想而知，如果一个源出中国的神灵、人物，被韩国、日本塑造成他们自己的文化英雄，那大概率逃不过我们这边的骂声。 反过来，哪咤这个从印度输入的神灵，现在却明白无误被看作是“我们”的，甚至连他的异域出身都不能提。我因为提了一嘴其形象的起源，就有人追着来骂——他倒也不是不知道，但他厉声质问：“你这时候提哪咤源于印度，是什么意思？居心何在？” 网络图片 这种心态当然也可以理解：当一件事物已经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时，那就应该彻底属于中国，提及它的异域起源，哪怕你自认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但对有些人来说，就是质疑民族文化象征，民族自尊心难免被刺痛。 当然，要是较真说，那这部已成为“文化自信”标志的电影，也大量借鉴了欧美日的动画拍摄手法（这一点导演饺子毫不掩饰），其制作水平也极大地得益于国内动画公司承接海外外包业务的长期积累。更不必说，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源于西方。 也就是说，不仅哪咤这一神灵形象本身，连背后的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都意味着“舶来品”已变为“我们”的了。 这样的景象，当然也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鲁迅说过，中国有必要以开放的态度采取“拿来主义”，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历史学家罗志田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19世纪的“西潮”到了20世纪就被当作“我们自己的传统”了： 新文化运动时西向知识分子攻击传统时常常提到的鸦片和人力车便是西人带来的，舶来品竟然成了中国传统的负面象征，便最能体现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西向知识分子把舶来品当作自己的传统来批判，其实也是受西人的影响。 虽然中国民间近年来讽刺韩国是“偷国”，将“我们”的文化传统据为己有，但像这样的“文化调适”（culture appropriation，有时也译作“文化盗用”）实际上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极为普遍的情形。 网络图片 有些外来事物，因为引入太久或完全融入了本国文化传统，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异域出身——哪咤无疑就是这样。当然，别提还有无数与佛教相关的形象、概念、词汇，那都已经与中国文化血肉不可分离了。 有时，事物本身虽然是外来的，但衍生出来的文化却完全是本土的，例如茉莉花原产印度，极有可能是唐宋时期的阿拉伯商人传入的，连其名字“茉莉”都是音译的外来词，但河北民歌《茉莉花》经常作为中国民族音乐代表传唱，这一歌曲本身确实是本土文化创造无疑。 在西南山地民族中，人们经常忘记玉米是明末之后才从美洲传入的植物，而把它说成是当地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有时竟然出现在创世神话当中，一些鄂西人相信玉米是祖祖辈辈都吃的粮食，甚至将之用作山地人与平原人区分的象征符号。 一百年多年前，俄国学者史禄国（S.M. Shirokogoroff）发现，在清亡之后，东北的一些满族人实际上已被汉化，但又宣泄着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 他们从这一情绪化的立场考虑一切事实，他们的所有观点都涂上了这种恼怒的自恋色彩。而现在，他们的观念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混乱和替换。一些纯粹是汉族式的制度，他们现在认为是他们本民族的，而一些满族的制度和风俗，他们却归于汉族。例如，辛亥革命一爆发，爱辉地区的满族人就立即剪掉了他们的长辫子。他们义正词严地说，这是“汉人的习惯”。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确信儒家思想这类中国精神纯粹是满族先民的思想。 这种“文化盗用”在意的不是去考证、计较文化元素的真实起源，而是选取一部分文化材料，用以表征自己当下的身份认同。纳西族的“洞经古乐”原本其实是道教音乐，但如今在外界看来已成为纳西族的文化象征，一如人类学者海力波所言，“纳西族精英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改造和重新解释虽然是在官方话语的引导下进行的，但改造成果却被用来对纳西族‘族性’加以本土表述。” 网络图片 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文化的跨边界流动是常态，因为文化传播没有理由遵从政治边界的限制。西敏司（Sidney Mintz）简明了阐明了这一原则：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这些吸纳的过程同时也是“据为己有”的过程——按照一个文化自身的方式，把对这个文化而言新奇和不寻常的事物变成它内在的一部分。 哪怕明知是源于异文化的事物，也不妨碍人们这么认为。《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一书就揶揄，德国人将施莱格尔译莎士比亚著作视为一种创作和新的思想深度，“对有些德国人来说，他们认为这表明了德语的优越性。他们声称莎士比亚的天才在德国被重新发现，他本应该是德国人，其实他就是德国人。” 同样地，马来人、西班牙人、美国人留下的遗产，对菲律宾人来说，就是他们独特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实际上，随着现代化的传播，原本曾完全是欧洲的事物早已不再仅仅属于西方，“越来越多的例子证明，非欧美地区比北美和欧洲的生活的某些方面更加‘西方’。”（《印迹1：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 这种普世性，当然会被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然而最为奇怪的是，当中国文化被其他国家吸收时，很多国人又并不为之欣喜，而是觉得“我们的东西被偷走了”。 那种对“偷国”的谴责，表面上看，是对“他们将我们文化传统据为己有”的反应，但更深一层来看，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天下观”退缩为“国家观”。“天下观”意味着，中国文化本身是普世性的，所以日韩越用汉字、学习中华礼仪，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觉得它们偷，相反，那正证明王道无远弗届，“远悦近来”，那当然是好事。 网络图片 吊诡的是，这种捍卫文化遗产的冲动，本身却也是源于西方的政治观念，因为那是现代民族国家确定无疑的产物。 如果按“偷国”的逻辑，那么对希腊人来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是“偷国”，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借用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现代希腊国家试图独占这一文化遗产，反而激起了争议： 文化遗产是向所有人群开放的宝库，而不是一个独占物，不能否认任何人接触它们的权利。凭借作为创造这些文化先辈的后裔身份，要求独占这一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成就属于全人类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即使把它提升到正统以及安全的原则，也难以接受这种独占要求。这样的宣言即使得到有效的、连续的保护，也只能最后导致民族文化和身份更加糟糕，并迫使国家一直在文化事务上采取敌意姿态。（《希腊的现代进程——1821年至今》 之所以有必要强调这一点，还因为一个原因：如果文化遗产是某一国家或群体独有的，那它是否有权将之毁坏？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引发激烈争议，但它作为统治者也在宣示所有权——所有权的意思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所拥有的财产。 我能理解一些国人捍卫文化传统的热情（有时想想，这总比以前毫不珍惜好），当然，如果能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跨文化交流就更好了，但问题是，现实中人们未必保持逻辑一致，倒是会出现一种缝合怪：“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并且我都是对的。” 这，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无声无光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以胡锡进、司马南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坚定地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中国舆论场上也出现了“挺俄”还是“挺乌”的尖锐对立。 由于俄国是近代以来侵占和分裂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且近年来屡次发生在中文网络上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称海参崴）建城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恶劣事件，挺俄派一度在道德层面受到质疑。 但挺俄派一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自居，他们主要有两个理由： 1.虽然中俄之间存在一些历史问题，但当下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面打压，这才是当下的主要矛盾。俄乌战争极大牵制了美国和欧洲的军事力量，为中国争取到宝贵的发展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俄罗斯。 2.俄罗斯因为战争原因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例如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电动汽车最大的海外市场。战争的持续，俄罗斯和欧美的对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今天的文章不评论上面这两条有没有道理，咱们单说一个“真心”： 胡锡进，以及打着上面两个旗号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这些人，真心到底是爱俄罗斯还是爱中国？ 近日，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拉拢俄罗斯的表态和行动，正好可以检验出国内挺俄派的真心来。 网络图片 俄国有希望和美国重修于好，甚至有可能加入一贯被认为打压中国的G7集团，胡锡进们欢呼“俄罗斯熬出来了！” 是的，如果特朗普目前的一系列表态真的能落实，如果俄罗斯真的能保住这三年侵占的乌克兰领土，真的重回G7集团，那俄罗斯真的是熬出来了。 俄罗斯熬出来了，和美国关系好了，那中国呢？ 按照他们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能牵制美国”的道理，俄罗斯马上熬出头了，美国就腾出手来专心对付中国了吧？中国就该倒霉了吧？那胡锡进们在欢呼什么呢？ 看来某些人对中国同胞只是虚情假意，对普京总统才是一片真心啊。 再说俄乌战争的问题，俄罗斯因为发动俄乌战争和西方国家持续冲突，对中国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胡锡进的最新观点是：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增加了西方与中国的摩擦，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外交纠纷。 网络图片 图片这就非常奇怪了！既然俄乌战争会给中国带来这么多摩擦和纠纷，俄罗斯当初发动战争的时候，怎么你胡锡进站在舆论最前线表达支持呢？莫非挺俄的胡锡进们希望中国与西方摩擦越多越好，希望中国的外交纠纷越多越好？ 作为一名热爱祖国的中国人，这种卖中亲俄的行径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网络图片 网上一直有传言说胡锡进是墙头草随风倒，这是不准确的。胡锡进只在讨论国内事务时墙头草，在讨论国际局势的时候，他的立场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站在俄罗斯那一边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