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菲 2025年復活節周日，陽光明媚，微風輕拂。我與幾位家人和朋友坐在富士貴(Footscray)中心Albert街Kmart旁的Nan』s Bakehouse，一邊品著咖啡，一邊閑話家常。店面不大，顧客稀少，我們坐在一個僻靜的角落。透過玻璃窗望出去，街道上少了往日的車水馬龍與熙熙攘攘，顯得格外冷清。空氣中瀰漫著一絲沉靜，毫無節日應有的歡快氣息。 因為這反常的冷清，我們的話題很快轉向了4月17日——那起震驚社區的槍擊事件。 我說：「大前晚看電視時，忽然聽到一陣震耳欲聾的螺旋槳聲。我立刻衝出房間，只見一架警用直升機正懸停在夜空中。當時我就意識到，富士貴中心肯定出事了。直到前晚看新聞，才知道原來就在這家店前面的步行區，兩名警察開槍擊斃了一名持刀男子。」 霏接著說：「那天晚上我九點下班，從墨爾本回來，路過這裡大約是九點半。遠遠就看到整條街已經被警察拉起封鎖線。我昨天在新聞里也看到了相關報道。」 苗插話道：「我室友正好在事情發生時經過Paisley街和Albert街的交叉口。她說當時街上還有不少行人。她先是聽到了幾聲槍響，然後就看到一個人應聲倒在了人行道上，兩名持槍警察慢慢走近那名倒地者。」 大衛皺眉問：「兩個警察對付一個拿刀的人，為什麼不用電擊槍或者胡椒噴霧？非得開槍？」 卓說：「警察這份工作不容易。還記得去年四月悉尼Bondi Junction Westfield購物中心的那起持刀殺人案嗎？六人遇害，十二人受傷。幸好趕到現場的女警果斷擊斃兇手，否則傷亡可能更慘重。街上人多，死者又揮舞著刀，警察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刻開槍是本能反應，根本來不及細想。」 霏點頭道：「富士貴這兩年治安每況愈下。街頭經常能見到流浪漢、醉酒者和吸毒者，晚上下班走回家時我常常感到不安。就連白天，我也會刻意避開從Paisley街通往Irving街的Nicholson街那一段。那段路近年來成了『非洲街』，街上幾乎見不到其他族裔，讓人感覺那裡的街道氛圍與整個富士貴格格不入。」 我輕嘆了一口氣，說：「我也深有同感。富士貴這些年的變化，真的讓我感到心痛。每當看到店鋪門窗的塗鴉、被砸碎的玻璃櫥窗、路邊散落著空酒瓶和注射針筒，心裡總會湧上一陣不安。」 大衛問：「造成現在這種社區治安狀況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這麼複雜、又如此敏感的問題，哪是一時三刻能說得清的？ 離開咖啡館後，我獨自沿著市中心走了一圈。Barkly街上，兩家店鋪的鋼化玻璃櫥窗被砸碎，裂紋如蜘蛛網般蔓延開來。沿街商鋪門窗的塗鴉彷彿在無聲地訴說著黑夜中遭受的凌辱。 兩晚前槍擊事件的發生地附近，幾位非洲裔男子坐在街邊的長椅上，另有幾人站在他們面前圍成一圈，氣氛凝重低沉，彷彿連空氣都凝固了。 復活節過後，各大媒體紛紛報道這起警察開槍致死事件。據《The Age》4月23日和26日的報道，死者名為Abdnasir Abdulaha Salad（ 「薩拉德」，又名 Ahmed），35歲，來自索馬利亞，是一位在澳大利亞生活多年的難民。據稱他患有精神疾病，長期露宿街頭，當地的慈善機構和很多本地無家可歸者都認識他。 根據報紙刊登的照片，我記得也曾在富士貴中心與他插肩而過。他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蓄著一頭濃密的小捲髮，濃眉下是一雙略帶憂鬱與疲憊的大眼睛，上唇覆著一簇修剪整齊的小鬍子。無論是面容還是體型，他都頗具特色，令人過目難忘。 案發當晚約9點，警方接獲報案稱在Paisley街角有人揮舞刀具。兩名警察迅速趕到現場，命令該男子放下武器，但薩拉德卻持刀沖向他們。警察隨即開了六槍，薩拉德當場中彈身亡。 當晚正值復活節長周末前夜，街上人流密集。事發時，有目擊者在現場高聲質問：「為什麼要開槍？！」警員回應：「他手裡拿著刀！」 媒體報道證實，現場的兩名警員當時均未配備電擊槍（Taser）。儘管維州政府早在2021年宣布將投入2.14億澳元，在四年內為所有一線警員配備Taser，但由於培訓進度滯後與經費限制，該計劃推行緩慢，涉事警員尚未完成培訓和配備。 4月22日，約250人參與了抗議遊行。遊行者高舉「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與「Mental Health Needs Care, Not Bullets」（精神病患需要關懷，而非子彈）等橫幅，高喊「No Justice, No Peace」（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的口號。隊伍途經警察局，穿越市中心，最終抵達槍擊案現場。雖然大部分示威者保持和平，但約有30人一度向警方投擲酒瓶，現場出現緊張局面。 據《The Age》5月16日的報道，關於薩拉德死亡事件的首次聽證會於5月15日在維多利亞驗屍法庭舉行。協助驗屍官的律師在庭上表示，當晚8點，薩拉德在Kmart商店內撕開一包刀具，罔顧店員的制止，劫走其中最大的一把刀。 法庭獲悉，警方在開槍前曾命令薩拉德「趴在地上」，但他仍走向警員。警員再次高喊：「放下刀，放下刀」。據稱，薩拉德突然沖向喊話的警員，警方隨即開火。 聽證會上還提到，這並非薩拉德第一次與警方發生持刀對峙。去年1月，他在Altona North的一家工廠旁，手持刀具沖向一名警察。該警員曾對其噴射胡椒噴霧，但未能將其制服。儘管薩拉德沒有放下刀，卻停止了衝鋒，轉而走向附近的停車場。警方隨即持槍尾隨，並用警棍擊打其頭部將其制服。薩拉德因此被控多項罪名，包括襲警和持有管制武器。他對相關指控認罪，並被判入獄32天。 由於薩拉德是非洲裔移民，示威者指控警方的開槍具有種族歧視動機。維州警方堅決否認這一指控，發言人表示：「這是一起可能危及大量市民安全的事件。」 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的背景，我查閱了非洲裔移民來澳的歷史。直到1990年代初，澳大利亞的非洲裔人口相對較少。早期的非洲裔移民主要來自埃及、西非國家及非阿拉伯裔族群，如迦納等國，其中部分移民是通過英聯邦援助計劃來到澳大利亞的。 1990年代後，非洲裔人口在澳大利亞迅速增長。根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約有32.6萬人在非洲出生，佔澳大利亞總人口的1.3%；其中約9萬人居住在維多利亞州。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南非、辛巴威、肯亞和奈及利亞的移民占非洲出生人口的七成以上，構成了澳洲非洲裔社區的主體。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多通過技術移民或留學途徑定居澳大利亞。 相比之下，來自索馬利亞、蘇丹、衣索比亞和剛果的家庭多因戰亂與饑荒，通過人道主義項目移居澳大利亞。以索馬利亞為例，約80%的移民是通過難民和人道主義渠道來到澳大利亞的。截至2021年，全國約有1.8萬名自認祖籍為索馬利亞的居民，其中超過一半定居在維多利亞州。死者薩拉德正是於2013年以難民身份來到澳大利亞的索馬利亞裔移民。 自1973年正式廢除「白澳政策」以來，澳大利亞政府積極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立法與財政投入上不斷體現包容與接納的精神。然而，每一波移民的到來，仍伴隨著新的挑戰。儘管各級政府以及廣大民眾在消除種族歧視方面付出了持續努力和誠意，族群間的誤解與隔閡依然存在，持續影響著不同社區之間的交流與理解。 自1970年代起，富士貴接納了來自亞洲、歐洲、非洲各地的移民和難民。近十年來，富士貴市中心的非洲商店數量日益增多，沿Nicholson街和Paisley街逐漸形成了一個「小非洲商圈」（Little Africa Precinct）。維多利亞州政府將該區域列為重點發展區域，並大力投入公共資源，進行基礎設施升級、文化推廣和經濟振興。根據2024年8月23日的新聞發布，州政府與馬里比農市政府（Maribyrnong City Council，富士貴為其行政中心）聯合再投資45萬澳元，用於「小非洲商圈更新計劃」，旨在「打造更安全、更充滿活力的文化空間，彰顯富士貴的多元文化特色」。 說來慚愧，儘管我每周都會在富士貴市中心走動，卻從未真正踏足過「小非洲」商圈。5月3日星期六，也就是槍擊事件發生兩周後，我決定親自走訪一趟。那天，我從Albert街出發，沿著Paisley街一路走到Leeds街，然後折返Nicholson街——那裡每一根路燈柱上都掛著寫有『小非洲』字樣的旗幟。沿途所見，各類非洲商鋪林立：15家時裝與禮品店、15家餐飲店、7家髮型屋、3家果蔬雜貨店，另有麵包店、肉店、酒店、藥房和稅務所各一間。 最讓我意外的是一處名為「富士貴中庭商業中心」（Footscray Hub – Business Centre）的通道，連接著Nicholson街與Albert街。沿著這條狹窄的商業街，兩側密密麻麻地排列著四十多家風格各異的店鋪：從各式假髮，到飾有刺繡與亮色鑲邊的厄利垂亞（Eritrea）傳統長裙，再到阿拉丁的神燈，應有盡有。我彷彿置身於摩洛哥老城區的集市，異域風情撲面而來。 然而，儘管商鋪琳琅滿目、五彩斑斕，整條街卻意外地冷清——行人寥寥，顧客更是少之又少。 我拍了幾張照片，一位中年婦女走近，嚴厲地質問：「你在這裡拍什麼？」 我解釋道：「這些店鋪和色彩鮮艷的服飾讓我想起了摩洛哥的集市。」 她似乎放下了戒心，語氣也變得親切起來：「你是從中國來的嗎？我去年剛去過廣州。」 我告訴她：「我就是從廣州來的。你去廣州是旅遊嗎？」 她笑著說：「不是旅遊，是去進貨。我在這裡經營一家非洲髮型屋。我們每年都去廣州採購假髮。」 她還告訴我自己來自蘇丹。 我好奇地問：「這些商鋪都是蘇丹人開的？」 她連忙搖頭：「當然不是。」一邊說，一邊伸出手指數道：「這裡有來自非洲各國的店鋪：衣索比亞、西非、索馬利亞、辛巴威、奈及利亞、剛果、厄利垂亞……太多了，我都數不過來了。」 我注意到，這裡的店鋪門窗也有刺目的塗鴉，兩家店鋪的玻璃被打碎，一扇窗的正中央赫然留下兩個彈孔，令人不寒而慄。 離開那條街後，我來到了熱鬧非凡的富士貴市場。市場內人來人往，喧囂熱鬧的人間煙火氣，與不遠處「小非洲」的冷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購物的人以亞洲人為主，包括越南人、中國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也不乏一些歐洲面孔，卻幾乎看不到非洲裔的身影。 這讓我不禁思考：是他們出於本能，抗拒與外族人群的交融？還是有其他更深層的原因，使他們與這片多元熱鬧的土地始終保持著距離？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問自己：為什麼我從未真正踏足過「小非洲」？是不是在內心深處，也潛藏著某種偏見？坦白說，對他們的不了解，加上他們的膚色與高大體型，確實讓我產生下意識的畏懼。但換個角度想，他們對外界的戒備，何嘗不是源於過往的創傷太深？他們曾在難民營中顛沛流離，飽受飢餓與戰火，親眼目睹家園被摧毀、尊嚴被踐踏。這樣的傷痕，不會因一次遷徙或跨越國界而自動痊癒。 如果我也曾經歷那種幾近難以承受的苦難——家園的失落、親人的離散、信任的崩塌，我是否還會有勇氣，走近他人？ 記得數年前乘坐計程車時，司機曾講起自己的故事。蘇丹內戰爆發時，他才十二歲，獨自在首都求學。內戰的第一槍打響在他的家鄉。學校緊急疏散，他急忙趕回老家，卻發現家人早已逃難無蹤。他只得跟隨鄰居一路逃亡，輾轉進入肯亞的一個難民營。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他孤身一人從一個營地流落到另一個營地，嘗盡人間冷暖。他後來到達了辛巴威並找到一份臨時工作。也正是從那裡，他獲得機會，踏上前往澳大利亞的移民之路。 他說，剛來澳洲時，他一無所有，而且與家人失聯已有近二十年。但他始終懷抱一個信念：他有能力在這裡生存下來，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並最終找回失散的親人。他感恩澳大利亞向他敞開大門，給予他重新開始的機會。 如今，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性格開朗，在富士貴擁有一套小公寓，還有一輛配有真皮座椅的計程車——這一切讓他倍感自豪。 他還告訴我，在澳大利亞穩定下來後，他開始努力尋找失聯多年的家人——最終，他真的找到了他們。 原來，他們逃亡後輾轉於多個難民營，幾經流離，最終返回了故鄉。只是，當他終於重新與家人取得聯繫時，母親卻已經不在人世。 他的故事深深打動了我。我相信，這樣的經歷並非個例。在無數非洲移民的身上，我們都能感受到：即便命運多舛、歷經創傷，他們依然擁有一顆赤子之心。 在富士貴市中心，有幾個定點每周定期為無家可歸者和經濟拮据者提供免費食物。5月5日（星期一）傍晚，我路過Nicholson 行人區，看到食物發放點前排起長龍，約有兩百人。令我意外的是，人群中竟看不到一張非洲裔的面孔。那一刻，我彷彿觸碰到了他們內心深處那份堅韌的自尊，以及不願示弱的敏感驕傲。 政府斥資建設和更新「小非洲」商區，沿街插上印有「小非洲」字樣的旗幟，初衷固然是善意的，卻也可能無形中營造出一個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文化孤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真正的融合，應建立在跨種族的理解與信任之上。唯有協助非洲移民走出創傷、融入社會，同時引導主流社會放下偏見、尊重他們的尊嚴與價值，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共融。 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在《禮運大同篇》中描繪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圖景。進入全球化時代，澳大利亞已走在民族交融的前列。作為多元文化的前沿陣地，富士貴既享受著多元帶來的活力與豐富，也不可避免地經歷著融合期的陣痛與考驗。 世界大同的根本，在於愛、信任與包容。千百年來，仁人志士為此而奮鬥，道阻且長。可以預見，民族融合終將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也許千年以後，地球上只剩下一種族群：地球族。到那時，多元文化不再是彼此的差異，而將鐫刻在每個人的DNA之中。
作者：鄧菲 每年1月26日澳大利亞國慶日，澳大利亞政府都會頒發澳大利亞勳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以表彰那些對國家或社會做出卓越貢獻的個人。今年，共有1,085人獲此殊榮，他們的名字刊登在當天的《The Age》報紙上。我仔細查閱了獲獎者名單，發現華裔獲獎者僅有三位。 首先是獲得澳大利亞勳章伴勛（AC，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艾倫·程（Professor Allen Cheng）。他是莫納什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兼主任，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成為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專家之一。他的父母於20世紀50年代分別從香港和馬來西亞移居澳大利亞求學。 其次是獲得澳大利亞勳章會員（AM，Memb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的菲利普·鐵·忠（Professor Philip Tiet Chung）。他參與創立了法律資料庫AustLII，使公眾能夠免費查閱法律法規和法院判決。（註：除其姓氏外，未能找到關於忠教授華裔背景的資料。） 第三位是獲得澳大利亞勳章獎章（OAM，Meda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黃寶光（Pho Quang Hang）先生。他是新南威爾士州澳大利亞華人及後裔互助會（ACDMA） 主席，因長期致力於支持和提升華人社區的地位與影響力而獲獎。 除了澳大利亞勳章，每年的澳大利亞節還會評選 「澳大利亞年度人物」（Australian of the Year）。我查閱了 1980 年至 2025 年 的獲獎名單，發現在這 45 年裡，僅有 一位華裔獲獎——1996 年的余森美醫生（Dr. John Yu）。他於1934年生於中國南京，童年時期隨家人移居澳大利亞，因在兒科醫療與醫院管理方面的傑出貢獻而獲此殊榮。 當看到這些數據，我不禁思考：—— 為什麼獲得澳大利亞最高榮譽的華裔比例如此之低？ 為探討這一問題，我查閱了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的歷史，並將華人移民潮大致歸納為四個階段：淘金潮（1850 年代）、東南亞難民潮（1970 年代）、六四事件前後的留學潮（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以及 技術與投資移民潮（20 世紀中期至今）。 淘金熱：華裔移民的第一次浪潮 自 1757 年起，清朝實施 「一口通商」 政策，西方商人僅能在 廣州進行貿易，使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被譽為 「天子南庫」。 1842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與英國簽訂 《南京條約》，除支付巨額賠款外，還開放 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 五個港口通商。這改變了中國的貿易格局。上海憑藉接近絲綢和茶葉產地的地理優勢，以及作為南北海運中轉站的便利條件，迅速超越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港口。 貿易重心的轉移、沉重的賦稅以及經濟衰退，使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失業率急劇上升，民生困苦。 19 世紀中期，美國舊金山和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巴拉瑞特（Ballarat 「新金山」 ） 相繼發現黃金。走投無路的珠江三角洲眾多居民紛紛遠渡重洋。富裕者自費購票前往，貧困家庭則將子女賣給中介商人，成為契約勞工（俗稱「賣豬仔」），前往美國和澳大利亞礦區工作。 在淘金熱的 高峰期（1853–1863 年），約有 4 萬多華人淘金者抵達澳大利亞，占當時礦工人口的 20% 至 25%。 由於華人礦工人數眾多、工資低廉、工作勤奮，且他們不加入白人礦工工會，引發了白人礦工的不滿，導致歧視和暴力襲擊。為限制華工流入，各殖民地政府相繼出台歧視性法律。例如，維多利亞州於 1855 年通過《華人移民法》，對入境華人徵收人頭稅，以限制他們進入淘金場。 淘金熱結束後，尚未還清債務的契約勞工轉向其他礦業或農場工作。自由勞工則有的返回中國，有的留在澳大利亞，轉型從事農業、商業或服務業。墨爾本小柏克街（Little Bourke Street）的唐人街，正是由這些離開金礦的華人礦工逐漸聚居並發展而成。 1901 年，澳大利亞政府頒布《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正式實施 「白澳政策」，禁止非歐裔人口移民澳大利亞。此政策使華人人口在 19 世紀末至 1950 年代 維持在約 50,000 人 左右。 難民安置：第二次華裔移民潮 20 世紀 50 年代後，澳大利亞對亞洲移民的政策逐步放寬。1951 年推出的「科倫坡計劃」（Colombo Plan）成為關鍵轉折點之一。作為英聯邦合作項目，該計劃旨在幫助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發展，並提供獎學金資助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香港的學生赴澳大利亞等國留學。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間，約有1萬名亞洲學生通過該計劃來到澳大利亞。 科倫坡計劃成為1973年 「白澳政策」 正式廢除的先聲。隨著政策改變，澳大利亞迎來了第二次華人移民潮，主要包括逃離越南、柬埔寨和東帝汶戰亂的難民。 1975 年 4 月 30 […]
作者：鄧菲 聖誕假期是澳洲人一年中最快樂、最熱鬧的時光。這個假期包括兩天公共假期：25號是耶穌的生日，26號是拆解禮物日。從26號到新年之間的公眾假期僅相隔五天，政府部門大多從聖誕節一直休息到新年。許多公司和個人也將聖誕假期與新年假期連在一起，再加上相連的周末，便形成了長達十天的假期。而聖誕節正是這十天假期的開端，接下來還有一周多的休息時間。因此，無論年齡大小，是否信仰基督教，大家都會感到無比歡樂。 隨著時間的推移，宗教信仰在澳洲的影響力日益淡化。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43.9%的人選擇了基督教各派，而38.9%的人則表示沒有宗教信仰。與2006年相比，當時有63.9%的人選擇了基督教派，18.7%的人表示無宗教信仰。而每周都去教堂的虔誠信徒，到2021年大約只佔人口的4%。 這種變化讓我不禁回想起我自己的成長經歷。我出生在新中國，那個時代沒有宗教自由。小時候，我被教育要「做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並「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如今，與我一同成長的人，幾乎沒有誰真心希望自己是「無產階級」。至於是否還有人將「共產主義」視為信仰，那更是難以知曉。 在澳大利亞，聖誕節已不再是一個宗教的節日，而是一個所有人與家人團聚的慶典。如今，「丟幾隻蝦進燒烤爐」已經成為聖誕節的經典元素，與袋鼠和沙灘一起，構成了澳洲文化的標誌。 今年的聖誕節，我從墨爾本飛往黃金海岸，跨越了1335公里，參加了一個家庭聚會。此次旅行的起因是我兒子與Elle訂婚，而Elle的母親熱情邀請我們：「既然我們已經是一家人了，就一起慶祝聖誕節和訂婚吧。」雖然一開始我有些猶豫，但為了不掃他們的興，最終還是愉快地決定隨行。 與黃金海岸重逢 聖誕前夜，墨爾本的冷風瑟瑟，但飛越雲霄後，黃金海岸溫暖的海風迎面撲來，令人頓感舒適。二十多年前，我曾帶著全家、姐姐一家以及父母一同來到黃金海岸，度過了難忘的一周。當時，我們住在Burleigh Head海灘旁的一套公寓里。那時的海灘格外安靜，每當清晨和黃昏，我們的大家庭是唯一的遊客。直到父母已步入耄耋之年，他們依然時常提起那段我們在晨曦與夕陽下在海邊翩翩起舞的美好回憶。這次千里迢迢而來，難免期待在那片沙灘上再度漫步，也算是對已故父母的懷念。Elle的父母和妹妹欣然陪我們一起去了Palm Beach和Burleigh Head。 Palm Beach的沙灘寬闊細膩，海水清澈如翡翠，浪花一波波湧上岸。我們脫下鞋子，歡笑著踩入清涼的海水中，隨著海浪一蹦一跳。瞬間，所有的疲憊都被大海的氣息衝散。我彷彿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黃金海岸，感受到父母就在身邊！忽然，一陣強風夾帶著浮沙撲面而來，我們急忙半閉著眼睛，拾起沙灘上的鞋子，匆忙跑回岸上。 稍晚些，我們來到Burleigh Head，選擇靜坐在高地上遠眺。眼前，海浪拍打著巨石，氣勢磅礴，隨著震耳欲聾的「嘩嘩」聲，海浪撞擊起千萬片晶瑩剔透的浪花，在空中綻放，再墜落回歸大海。遠處，衝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的高樓群在夕陽下閃爍，恍如海市蜃樓。 不一樣的聖誕大宴 在回Elle家路上，我腦海中浮現出擺滿餐桌的聖誕大餐。中國人的任何慶祝活動都少不了美食，而澳洲西方人的聖誕聚會同樣充滿了各式美食和甜品，令人期待。回到主人家，Elle的兩位姐妹和她們的媽媽一同進入廚房，準備各自的拿手好菜。Elle的媽媽做了一種用黃油果、奶油乳酪、番茄粒、香草和瓜子仁層層疊加的蘸醬，搭配玉米片食用。Elle則做了一道羽衣甘藍、碧根果和乾酪做成的沙拉，而Elle的妹妹做的是義大利面配番茄、伏特加和奶油做成的醬料。我這時才突然發現，Elle的家人是素食者。 我平時很少吃含奶油的食物，更不會把它們當作主食。本能地覺得這些食物口感黏膩，油脂較多。相比之下，我偏好更健康的食物，越自然越好，比如大塊的肉、新鮮的蔬菜和香噴噴的米飯。這次只好入鄉隨俗。晚餐時，Elle的媽媽說第二天早上會陸續有客人來。 第二天清晨，果然聽到客廳傳來的笑語聲。我走出房間，看到Elle的母親和Elle的妹妹忙著在廚房準備食物。Elle的媽媽把奶油和草莓、藍莓放在酥皮上，送進烤箱，烤至金黃；Elle的妹妹則用一片酥皮加奶油乳酪和新鮮香草做醬，再蓋上一層酥皮，切成聖誕樹或麻花的形狀，放入烤箱，烤至金黃。 我跟隨客人來到房屋後面與房子相連的寬敞露台。房子建在山谷的高處，扶著露台欄杆眺望，風景壯麗。周圍的樓房與綠樹鱗次櫛比，沿山坡延展。遠處，一條運河蜿蜒穿過，河水反射著清晨的陽光，熠熠生輝。客人和主人圍坐在露台中間的一張大戶外餐桌旁，桌上擺著剛出爐的酥皮點心，還有一個客人帶來的水果、羊乳酪和香菜沙拉。吸引我的只有那盤沙拉。 來客中有房客、親戚和朋友。十幾位賓主因緣際會圍坐在一起，共同慶祝聖誕。微風輕拂，陣陣涼意讓人神清氣爽。賓主間你一句我一句，氣氛和諧融洽。以往參加的聖誕派對，我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美食上，話題也圍繞著美食展開。而這次聚會，卻與美食無關，客人們的對話成為了聚會的主角。 青春無界 在聆聽客人談話時，我忽然意識到，坐在這裡的年輕人來自不同的國度，而且大多數人在2024年經歷了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遷移。有從紐西蘭來的實習獸醫，從堪培拉到黃金海岸的職員，從馬德里來的護士，從泰國來求學的學生，還有一位逆向遷移，從黃金海岸搬到布里斯本的占星師。這些遷移者自然地分享了各自適應新環境時遇到的挑戰。 紐西蘭來的獸醫感嘆道：「澳洲的稅務申報太複雜了。我至今還沒有申報2024年的收入稅，因為不知道哪些項目可以扣減。紐西蘭的『隨薪扣稅』系統是僱主直接從工資中扣除所得稅和意外事故賠償基金費用，沒有扣減的概念。我只有工資收入，所以根本不需要年終報稅。」 從堪培拉到黃金海岸的女士接著說：「你從一個國家搬到另一個國家，難免會遇到因制度不同而產生的困難。我只是從澳洲的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結果也遇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難題。我的車在堪培拉的車輛註冊是五月份到期，我花了近千塊做了車輛『道路合格』檢測，又交了超過一千塊的註冊費。六月份我搬到了這裡。好傢夥，不但我的車要在昆士蘭重新註冊，還必須先通過昆士蘭的『道路合格』檢測，他們不接受堪培拉的檢測報告。結果，我又花了差不多兩千多塊錢才把車註冊上。光在兩省註冊一輛車就花光了我所有的積蓄。現在物價高，房租貴，政府一點也不體諒百姓。」 占星師是Elle的遠房表姐。她搬遷前住在Elle家車庫後的一個小套間里。她說：「對啊，現在什麼都貴。房租不僅貴，而且不好找。剛到布里斯本，因為沒有經紀公司的租房推薦，我申請了幾個單間都沒被接受。我只好暫時在朋友家沙發上睡。幾個星期後，我的朋友也不耐煩了，說我『待得太久』，讓我幾天內搬出去。我還以為我要變成流浪漢，幸好限期內找到了住處。」 馬德里來的護士現在住在Elle父母家車庫後的那個小套間。她說：「天啊，我也差點被趕到街頭。我到達這裡後，看到了一個分租的廣告，房租每周500塊，是一個新買房子的房東出租其中一間房以減輕房貸壓力。我去看房時，房東說：『我們可以像朋友一樣相處。』我毫不猶豫地搬了進去。誰知道搬進去後，每次我在廚房做飯，房東就不高興。兩個星期後，房東說：『你在家煮飯影響我工作，請你中午12點到下午6點不要進客廳和廚房。』我的工作是三班倒，難免白天要在家。於是，從那天起我連午餐都不在家做，都出去吃。但是，過了兩個星期，房東又說：『你還是影響我工作。你必須在12點到下午6點之間出去，不能留在家裡。』我氣憤地問：『我每周按時付房租，為什麼不能待在家裡？』結果房東說：『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必須搬走。』我搬走時，房東還不肯退還押金。」 從泰國來的學生說：「在澳洲租房子實在太貴了。我剛來時住的學生公寓，每周租金550塊，還要和別人共用浴室。後來找到便宜一點的，但還是很貴。我很幸運剛到這裡就找到了一份藥店的工作，可是藥店里的一位老職工對我特別不友好，無緣無故向經理投訴。為了保住工作，我也只能忍氣吞聲。」 Elle的妹妹是搞流行音樂的。她說：「過了年我就要去英國待三個月，錄製一張音樂專輯。希望我在英國不會遇到你們那樣的挫折。」 我插話說：「挫折肯定會有，但每個人遇到的挫折可能不同。挫折和挑戰總是與機遇和成功並存的。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且踏實努力，就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難。我相信，你的音樂專輯一定會很成功。」 Elle的妹妹看了看我，說：「那你今年遇到了什麼挫折，又實現了什麼夢想？」 我的2024 我之前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突然被問到時，不禁有些不知所措。回顧過去的一年，算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一年。除了在工作上得心應手，工作之外的收穫也相當豐盈。2023年底，我出版了《子夜對談 – 客家舊事》（《客家舊事》）一書，結識了一批文學愛好者，並與其中幾位建立了純潔而深厚的友誼。在他們的鼓勵和支持下，我重新拿起筆，開始寫散文和短篇故事。幸運的是，這些作品都被《看中國》報刊登了。另有一篇創作更被選入《世界海外華人作家最佳短篇小說2024年選》。年底時，我與台灣的博客思出版社簽約，計劃在2025年出版《客家舊事》的第二版。 我想了想，最後說道：「我和你們的人生階段不同。我處於人生的穩定期，而你們都還年輕，站在人生的起點。記得在你們這個年齡時，我獨自一人從當時仍閉關鎖國的中國，漂洋過海來到陌生的墨爾本。剛到墨爾本時，我的英語幾乎聽不懂，也說不流利，更糟的是，我身無分文。為了續簽證，我每半年還需要支付昂貴的學費。當時我所遇到的困難和挫折，肯定比你們今年遇到的更加嚴峻。我一步一步走過來，經歷了無數的人生波折，終於走到了今天。我敢肯定，你們現在的起點，比我當初剛到澳洲時要高得多。既然我能夠找到人生的方向，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們更有能力超越挑戰，成就自己理想。」 時間飛逝，轉眼間已經是下午一點，到了我和女兒趕飛機的時刻。臨別時，我們與新舊朋友一一擁抱告別。短短几個小時的相聚，每個人的心中都悄悄裝載了一份他人的故事與祝福。 當我們乘坐的波音737-800翱翔於湛藍的天空，白雲悠然飄蕩，彷彿在向2024年揮手告別。匆匆的旅程讓我見證了一場充滿溫馨與歡樂的聚會，也讓我從中窺見了2024年澳洲社會的縮影，並反思自己走過的歷程。 在全球動蕩的背景下，這些年輕人面臨的卻是柴米油鹽、房租物價等現實的重重挑戰。儘管每個人的困境各不相同，但他們勇敢地走出家門，迎接未知的挑戰，展現出的堅韌與努力，依然令人由衷欽佩。 每段人生旅程，都有它的美妙與獨特。這段讓我飢腸轆轆的「千里赴會」，註定會成為我一生中最難忘的聖誕聚會。我憶起了小時候看過的電影《列寧在1918》里的經典台詞：「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歷經半生風雨，我依然心懷期待。也願與年輕的朋友們共勉。
作者：鄧菲 一年半前，冰拿起手機，撥通了表哥的電話。 「喂，阿冰， 表哥親切的聲音傳來，冰的心瞬間崩潰，淚水奪眶而出。 「表哥，我媽兩天前在過馬路時被車撞倒了，搶救無效，當天就在醫院離世了。」 她哽咽著說道，聲音微弱如同無助的風。 表哥失聲道：「怎麼會這樣？再過幾天就是她的87歲生日了。上個月我還和她視頻聊天，她聲音洪亮，氣色也好，活到一百歲都不成問題啊！」 話語中透露出他難以置信的震驚。 冰努力控制住情緒，緩緩說道：「表哥，這兩天我一直在想，死亡是每個人最終的歸宿。我在醫院見到媽時，她非常安詳，就像在酣睡。除了額頭有些淤青，身體上沒有其他傷痕。醫生說根據傷勢分析，車禍撞擊頭部的力度應該使她頃刻失去知覺，一直到去世都處於無痛狀態。理性來說，這是幾輩子修來的「好死」。你也別太難過了。我們都要節哀順變。」 表哥沉默片刻，聲音低沉卻堅定：「你現在肯定心亂如麻，還有一大堆事情要處理。但等你稍微冷靜下來，一定要起訴肇事司機。被撞了怎麼能算「好死」？那個司機必須承擔全部責任，只有讓他賠償，才能稍解你心頭之恨。」 掛斷電話後，冰感到一陣無力，彷彿心中積壓的悲痛與憤怒同時湧來。她意識到有必要了解澳洲的交通事故賠償條例，於是上網查找相關資料。維州交通事故委員會（TAC – Transport Accident Commission）的網站上有很多關於索賠的詳細信息。 母親去世後兩個月，九月來臨，冰終於辦妥了所有文件，飛往廣州為母親處理國內的後事。她的住處自然是表哥家。 表哥與冰並沒有血緣關係——冰的伯母是表哥的姨媽。三十多年前，冰的父親曾幫助表哥和表嫂從韶關調到廣州工作。冰的父母移民澳洲後，表哥一家搬進了冰父母的房子，既照看了房屋，也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條件。表哥一家一直住到冰的父親去世並賣掉房子為止。表哥知恩圖報，每次冰一家回國時，總是無微不至地照顧他們的起居。 表哥對交通事故索賠的事始終念念不忘。冰剛在他家安頓下來，表哥便迫不及待地問道：「你有沒有著手起訴和索賠？司機撞死你媽，理應賠償，至少得索賠上百萬才能解恨。」 冰平靜地告訴表哥：「我們那兒有個機構叫維州交通事故委員會。車主每年要繳納一項『無過錯』保險費，發生交通事故後，受害者或家屬都可以向這個機構索賠。如果事故導致死亡，他們會支付在澳洲境內的葬禮費用，但金額有上限。如果死者有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還會提供一次性賠償金。對小於十八歲的未成年的子女，這個機構也支付撫養費。但我媽既沒有配偶也沒有未成年子女，所以唯一的保險賠償就是葬禮費用。」 表哥憤憤不平：「這太不公平了！怎麼撞死了人卻不用賠償？」 冰解釋說：「危險駕駛的司機會根據情況受到罰款或刑事監禁。最嚴重的情況下，罰款額接近五十萬，或判處二十年監禁，甚至兩者並罰。」 表哥依然憤難平，「肇事司機實在可惡。最近，我女婿的父親騎電瓶車時被撞，司機還拒絕調解。我現在正幫親家寫訴狀呢。」 「他傷得重嗎？現在情況怎麼樣？」 冰關切地問。 表哥說，「現在好多了。被撞後看了一個多月的中醫，去醫院的每次都花不少錢。這個官司必須打！」 冰認真看了一遍表哥寫的訴狀。表哥退休前是建築公司的工程師，訴狀條理清晰，還附上了所有治療費用的清單和發票。 「表哥，你寫得這麼專業，是不是學過法律？」 冰好奇地問。 表哥聳聳肩：「現在這種官司很多，法院有訴狀模板，照著式樣組織材料就行了。」 「除了這種個人訴訟的方式，中國有沒有類似維州交通事故委員會的機構，能向交通事故受傷者支付醫療費用？」 冰繼續問，「如果肇事司機身無分文，而受害者因受傷失去了工作能力，有沒有政府機構能支付受害者的醫療、護理費用和收入損失？」 表哥搖頭：「沒有這樣的機構，一切都由肇事者賠償。如果肇事者沒錢，法院也無法執行，受害者只能自認倒霉。這種雙方都一地雞毛的情況太常見了。」 回憶起母親出事後那段天昏地暗的日子，冰心中不禁感慨：如果那時還得顧及打官司，賠償可能還沒到手，她自己的精神就崩潰了。一個公平的社會應有完善的機制來幫助弱勢群體和困境中的人們。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和家人已承受生命和精神上的雙重打擊，哪還有精力投入到繁瑣的索賠訴訟中？最令人心痛的是，那些失去經濟來源卻得不到任何社會幫助或補償的人，可能連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也折斷了。 冰在中國期間，表哥騎著電瓶車載她到銀行和母親生前的單位辦理各種手續。每次坐在后座，冰總覺得表哥視交通規則為兒戲，坐在后座的她彷彿置身於一部驚險的動作片，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對錶哥說道：「你這樣開車太冒險了。你不是有汽車嗎？開車會安全一點。」 表哥回答：「車是給阿婷買的，現在是阿旺在開。他每天要開車送孫女孫子上學。」 表哥和表嫂只有一個女兒阿婷，三十年來對她百般疼愛。阿旺是阿婷的丈夫，這對小夫妻工作不穩定，買車買房都向父母求助，典型的「啃老族」。表嫂曾是生意場上的女強人，但兩年前因突發中風去世，表哥失去了伴侶，變得形單影隻，對女兒和女婿更加百依百順。 回澳洲前，冰與表哥、阿婷一家外出吃飯。阿旺一路開車像個暴發戶，不時按喇叭。冰嘴上提醒道：「不要急，開車最重要的是安全，不必爭分奪秒。」心裡卻輕蔑地想：「一個伸手族，居然還有膽量擺出一副成功人士的嘴臉！」 在廣州住了三個星期後，冰便返回了澳洲。 元旦時，冰給表哥打電話拜年，但他沒接，只回復了「祝新年快樂」幾個字。農曆新年到來時，冰撥打了幾次電話，終於接通了。 「表哥，你好嗎？」 冰問。 「一樣啦。」 表哥答道，聲音中透出萬般疲憊。 「阿婷一家好嗎？」 冰再問。 表哥沉默了片刻，突然脫口而出：「好個屁！」 冰心頭一緊，趕忙問：「出了什麼事？」 表哥語氣中帶著氣憤和焦慮：「阿旺開車撞死了人，快要進監獄了。」 冰被突如其來的壞消息震驚，只能沉重地說：「怎麼回事？慢慢說。」 表哥斷斷續續地講述事情經過。幾個月前，阿旺帶著兒子去遊樂園，途中撞死了一位匆匆過馬路的中年男子。死者是來廣州打工的外地人，家中有老人和孩子。調解時，死者家屬要求二百萬賠償，而阿旺東拼西湊最多只能拿出五十萬。調解失敗後，案件交由法院審理。一審判決阿旺和死者各負一半責任，但死者家屬不服，上訴後，二審判決阿旺負七成責任，需要賠償撫慰金及老人和孩子的撫養費。 冰關切地問：「阿婷是不是正在賣車賣房來湊錢賠償？」 表哥嘆了口氣：「調解失敗後，他們辦了假離婚。車和房都在阿婷名下，房子是小產權房，只有六十年居住權，沒有買賣權。阿旺拿不出賠償金，所以要坐兩年牢。他本該早已入獄，但因同類案件太多，不知是法院忙不過來還是監獄沒空位，他現在還在外等著進去。出獄後，如果找到正規工作，工資也得全部給死者家屬。」 「阿婷怎麼樣？」 冰問，心中隱隱擔憂。 表哥絕望地回答：「她能好嗎？車禍後受了很大打擊，不久就小中風了。她工作的幼兒園趁她住院時直接把她辭退了。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倒霉事一樁接一樁。」 冰回憶起當初表哥和表嫂極力反對阿婷與阿旺在一起，但阿婷堅持說：「他雖然沒什麼本事，但他對我真心。」 事實確實如此，結婚多年，兩人育有一雙兒女，女兒剛上大學，兒子剛上小學。阿旺一直包攬了家務，對阿婷也始終溫柔體貼。儘管冰覺得阿旺無能又浮誇，但她也為阿婷找到一個愛她的人而感到高興。如今看來，或許是父母的寵溺為阿婷建造了一座虛幻的 「海市蜃樓」，讓當事人和旁觀者都看到了「有情飲水飽」的假象。冰不禁嘆道：「表哥和阿婷以後的日子，真難啊！」 農曆新年過後不久，冰收到了來自維多利亞州驗屍法院關於母親交通意外死亡的報告。報告裁定事故是由於路面可見度低而引發的意外，司機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冰心中默默思忖，母親在天之靈或許會對這樣的裁決表示寬恕。事故發生後，司機迅速撥打了急救電話，救護車及時趕到，將母親送入醫院急診室，冰得以在母親離世前見到她那彷彿沉浸在夢中般安詳的面容。 此刻，冰不禁想起了那個被阿旺撞死的中年人——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今後該如何渡過生命中的驚濤駭浪？這場車禍給兩個家庭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冰突然意識到，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深刻影響命運的走向和人性的權衡。假如社會機制並非完全依賴肇事雙方自行處理，而是能夠根據死者和傷者及其家屬的需求，提供經濟和心理援助，兩個家庭雖同樣會經歷巨大的悲痛，但社會保障制度至少能為死者家屬帶來一些安慰，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同樣，若存在類似TAC的保險機制，阿婷和阿旺也許就不必為了逃避責任而假離婚、自保逃避。 阿旺或許會因為這場車禍而領悟到生命的脆弱，從而收斂那份浮誇的個性；阿婷也許會在經歷巨變後，逐漸體會到父母為她構築的那座虛幻「海市蜃樓」的難得與珍貴。然而，命運的悲劇早已將他們的悔悟掩埋在無盡的絕望之中。至於表哥，他或許能因此更深刻地理解換位思考的意義，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獲得內心的寧靜。然而在短暫的通話中，她卻感到表哥的人生如一條滑坡的河流，靜靜滑向深淵，無法自拔。 淚水一滴滴滑落在阿冰的臉頰上。她彷彿聽見死者的父母、妻子和兒女，表哥、阿婷、阿旺絕望的哭喊聲。她默默地祈禱：祖國母親啊，請您早日聽到兒女們撕心裂肺的求救聲，早日設立一個完善的車禍保險制度，為那些突遭不幸的個人和家庭帶去黑暗中的一絲心靈之光。 她小心翼翼地收起母親的死亡報告，嘴角浮現出一絲若隱若現的微笑，自言自語道：「至少那位意外撞到母親的人可以釋懷了。這個世界若少一分焦慮，便會多一分安寧、良知與溫暖。」
又是星期六清晨，雯匆匆走去市場，買母親每天必吃的水果：蘋果、香蕉和牛油果。她還買了一個熱騰騰的越南肉粽和一條新鮮的魚。 到家後，她麻利地煮飯、煎魚，然後把熱粽子、米飯和魚放進一個保溫袋，把冰箱里的燉牛腩、姜醋豬肘和客家釀豆腐放進另一個保溫袋，再把剛買的水果放進一個塑料袋。 當雯開車緩緩駛進停車道時，已近中午。母親正在門前步履蹣跚地掃地，腰彎成一百二十度，寒風吹動著她花白的頭髮，乾瘦的臉上布滿皺紋。看到年邁的母親，雯的腦海浮現出童話中姆指姑娘在漫天飛雪中行走的畫面。母親曾是遠近聞名的美人，時光卻無情地侵蝕了她曾經的嫩滑肌膚、豐滿紅唇和流彩杏眼。 雯把帶來的食物提進屋，對母親說：「媽，快帶上耳機，阿姐已經在等我們了。」 母親嘀咕道：「催命嗎？一來就要這快那快。沒看到我在掃地嗎？」 雯解釋：「你忘了，姐姐與我們有十四小時的時差。印第安納現在已經晚上十點多了。而且我帶來的飯菜還熱著呢。」 珍從來不是個和顏悅色的母親。如今上了年紀，她愈發感到生命的光在逐漸遠去，似乎只有與雯鬥嘴時，她才感受到一絲曾經擁有的把控和尊嚴。 車道後是個佛手瓜棚，雯順手摘了一個。 珍說：「都怪你，今年的瓜這麼少。剛長苗時，你偏要掐苗吃。我種了二十多年的佛手瓜，每年都結幾百個果，今年不到五十個。」 雯把食物分別放入冷凍和冷藏箱中。佛手瓜切片後在微波爐加熱兩分鐘後上桌。把飯和魚從保溫袋拿出來，準備好兩套乾淨的碗筷，連上視頻。雯大聲喊：「媽，飯菜準備好了，姐姐也上線了。快來。」 珍慢慢挪步過來：「無人叫你等！如今全身處處都疼，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怎麼快得了?」 雯拉好椅子，讓母親坐到桌前，再將椅子推到合適位置，珍就勢坐下，穩穩地夾在桌子和椅背之間，面對著蘋果筆記本的屏幕，看到了笑盈盈的大女兒阿蘭。雯幫母親戴上助聽器，蘭親切地說：「媽，你好嗎?」 珍說：「不好，哪裡都不好。」 雯把飯菜和魚肉放進母親的碗。「媽，趁熱吃吧，邊吃邊聊。」 蘭問：「媽，阿妹煎的魚好吃嗎？」 珍說：「還不錯。現在對什麼都沒興趣，只對吃還有一點慾望。」 吃完飯，雯收拾碗筷，拿出一疊列印的稿紙。這是雯根據父親在南洋和梅縣的成長經歷寫的一本小說。近一年，每次視頻時，雯都讓母親讀一章。這樣既能讓母親動腦，她又能從中校正書稿。 這天，母親的聲音格外緩慢含糊，彷彿異常睏倦。 雯推了推她，說：「媽，怎麼讀得這麼慢？讀大聲點。」 母親的聲音突然像留聲機斷了電，一聲「嗞」後就沒了聲音。 雯看到她的頭垂下去，雙眼微閉，推了幾下，沒反應。視頻里的蘭大聲喊：「快叫急救車！」 雯撥通000，接線員問清情況和地址後，指導她將母親側卧在地上。幾分鐘後，救護車到了。 兩個護理人員進來時，珍卻像剛睡醒一樣睜開了眼。雯鬆了口氣。 雯陪著珍乘救護車到醫院急診室，醫院決定留珍觀察幾天。 第二天，雯趕到醫院。珍清爽愉快地對雯說：「病房的小護士真好，今天早上幫我洗髮洗澡。」 由於手臂關節積水腫脹疼痛，近兩年來，珍的手已經無法伸到背部。只能依賴雯每周帶她去公共游泳館，利用殘疾人洗澡間幫她洗髮洗澡。 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雯聽著她輕輕的呼吸聲，看著被子里捲曲的小小身軀，曾經讓她畏懼的母親，如今竟顯得如此無助。那曾經的氣焰，已不會再灼傷她。 珍和雯的母女關係錯綜複雜，難以言表。珍對雯的厭惡源於一個將隨她進入墳墓的驚天秘密，那是她心底深處的紅線，沒有人可以觸碰。雯的記憶中，珍看她的眼神總是充滿怒氣。她一直以為母親不喜歡自己，是因為幼年時的保姆格外寵愛她，卻對蘭非常排斥。珍因為對蘭感到虧疚而對雯生怨。 珍進入更年期後更加脾氣暴躁。當時，雯的父親常年在外工作，蘭在學校寄宿。只有珍和雯在家時，珍對雯苛刻虐待並經常打罵。一天晚飯後，鄰居小珊過來聊天。珍喝道：「雯，立刻去洗碗。」雯答：「等等。」珍立刻拿起門邊的扁擔，照頭照腦地打向雯。小珊嚇得逃跑回家。狂怒的珍邊打邊咆哮：「是我生了你，就可以打死你。」 那些年，雯像老鼠怕貓一樣怕珍，總是盼望父親回家。父親回家短暫的幾天，珍的臉上才會露出難得的溫柔，讓雯緊繃的神經稍稍放鬆。 初二那年，雯突然持續兩個多月低燒不退，鼻血流個不停。珍厭惡地看著她，不聞不問。直到父親回家休息，二話不說立刻帶雯去醫院。 母親總抹著眼淚對親戚朋友訴說雯的不是，雯卻從未向父親告發母親家暴。在中國，挨父母打是一種羞恥，證明子女不孝。儘管她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卻深信自己是讓母親生氣的罪魁禍首。考上大學時，她嚮往的不是知識的海洋，而是擺脫珍的桎梏，自由翱翔。 雯上大學時，同宿舍一個香港來的同學借給她一本宣傳基督教義的日本小說。小說的主人公也是一個從小被母親虐待的女孩。那個女孩通過對原罪的認識原諒了母親。書的結尾處揭曉，那個女孩的親生父親是她養母的殺父仇人。養父母收留她是為了實現基督教的博愛。雯痛哭著看完那本書。她想：母親或許也有痛恨我的隱情。我要像書里的女孩一樣原諒母親。奇怪的是，雯對珍越恭敬孝順，珍對她越兇狠。 珍微微張開眼睛，看到雯坐在床邊看手機。她現在處處依賴雯，卻對她依然愛不起來。讓她心安的是雯始終對她不離不棄。雯在澳大利亞定居後立刻申請父母家庭團聚。珍對她說：「你可以申請，但別指望我們去了澳洲幫你帶孩子。我們辛苦了一輩子，現在要享受生活。在中國我們過得很好，不會去澳洲當保姆。」雯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珍和丈夫阿誠來澳洲時才六十歲，精力充沛。他們參加了英語班、老人會和交誼舞社，很快適應了澳洲的生活。兩年後，他們在離雯很近的地方買了一套房子。 搬到新家後，她和誠在花園種了很多青菜，還有桃李、枇杷、杏和檸檬樹。兩人從來不需要買蔬菜。雯家庭事業兩頭忙。她真心對父母說：「你們照顧好自己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 後來，誠生病了。珍對雯說：「我老了，沒有能力照顧別人。」雯便照顧了父親兩年。珍的朋友們都誇她有福氣，不僅不用幫忙帶外孫，還不用親自照顧生病的丈夫。 誠去世後，珍要面對自己的養老問題。雯問：「媽，你願不願意與我同住？」珍斷然拒絕：「不，我留在家裡。我能自己住一天就是一天。要是哪天我得了老年痴呆症，去養老院或去你家就由你決定。」 珍制定了每天的體能和智力鍛煉計劃。每天晨跑，隔天游泳，非游泳日則在家裡做瑜伽和打理花園，每個周末去跳交誼舞。另外，她按計劃閱讀書籍和辭海，讀完後寫下自己的讀書心得。她還會寫日記和練習寫大字。每天晚飯後，她都到前花園放聲唱歌和背誦詩詞，每一首歌和詩詞都有編號，一個周期結束後再開始新的一輪。 在進行鍛煉時，她獲得了很多意外的收穫。每天在前花園的放聲高歌讓她成為了左鄰右里的名人。經常碰到的男女老少都豎起大拇指稱讚她為「Singer – 歌唱家」。這個稱號讓她感到非常自豪。 一天晨跑時，她偶然跑過馬路對面的肯德基，發現外賣窗口下的車道上灑落著一些硬幣。或許是深夜買外賣的司機沒有及時接住找零時掉落的硬幣。她那天撿拾起的硬幣加起來大約有兩塊錢。從那天起，她的晨跑路線必然包括肯德基的外賣窗口。 游泳館旁邊的一個周末農家市場也是她的必去之地。每星期六她游泳後正好是市場的收市時間。一些賣家把剩餘的蔬菜水果丟進了大垃圾桶。她每個星期六都去市場。開始只是撿一些被丟掉的蔬菜水果。珍雖然對雯極少露出歡容，對陌生人卻笑容燦爛。她的笑容和深度駝背贏得了一個賣麵包點心的老闆娘和一個賣雞蛋的大叔的好感和同情。老闆娘送她麵包點心，大叔則送她有磕碰的雞蛋。每次滿載而歸地離開市場時，她的心都洋溢著歡樂。 這樣的日子自由瀟洒。珍彷彿在灑落地下的硬幣中，在裝滿果蔬和食物的購物車裡找到了人生的價值。 她的快樂單身老年生活，被新冠肺炎一夜打碎。一開始，雯三番五次勸她不要再去游泳館。她鄙視地說：「膽小如鼠！我不怕死！」 雯說：「你想想，你得了病誰去照顧你？」 珍大聲反駁：「誰要你照顧！我出去是我的自由！我病是我的事！我死是我的選擇！與你無關！」 直到有一天，游泳館和市場都因疫情關閉了。這對她是個沉重的打擊！她憤怒地說：「什麼瘟疫！什麼新冠肺炎！都是一些無聊人的騙人把戲！連出門的權力都沒有，人生還有什麼樂趣？」 隨後幾年，珍的健康迅速惡化。連走路都越來越艱難，更不能跑步。雯為她購置了扶手推車和輪椅。不論春夏秋冬，她堅持每天晨曦微現時推著扶手推車去肯德基的外賣窗口。每過一兩個月，她便把撿來的硬幣交給雯，每次大約十到二十塊。 雯對她說：「媽，你不要再去肯德基了，那條馬路很多車。出了事就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珍斥責道：「這又不行，那又不行。乾脆不活了。」對她而言，去肯德基撿硬幣已經成為自己存在價值的唯一證明，她決不放棄。 ……… 雯還在病床邊靜靜地看手機。珍突然坐起來，用力扯開了貼在胸部和腹部的24小時心臟監測儀的電極。雯連忙說：「媽，這些儀器是用來持續記錄你一天內的心臟電活動的。你不能隨意扯下來。」 珍理直氣壯地說：「我要上廁所。都老成這樣了，測這測那有什麼用？」 上完廁所後，早上幫她洗澡的護士進來幫珍重新貼上電極，並親切地叮囑她不能擅自扯掉它們。 珍對雯說：「這個小護士態度很好，你一定要向她的領導彙報一下。」 雯見珍情緒不錯，答應道：「好的，有機會一定會提起。你今天看起來氣色不錯，也許做完這個24小時心電圖就可以回家了。你出院後打算回自己家還是來我家？」 珍思索片刻後說：「還是先回我家吧。現在做事情比以前慢了許多。雖然每天都列出要做的事，有時還是不能全做完。有一陣子我想，日子過得又痛苦又艱難，不如不活了。但上周看完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我想：章詒和經歷了那麼多苦難都能活下來？我也不能放棄，要好好地活下去。」 雯把手機放進背包，調整好椅子，對珍說：「媽，聽到您的決心我很感動。說真的，我一直非常佩服您的毅力和堅強。您現在依然堅持讀書、練字、做運動、背詩詞、唱歌和種菜。等我到了您這個年紀，我一定要像您一樣勇敢和堅強。」 珍聽到如此真誠的讚美，心情大好。她興緻勃勃地向雯描述最近結合意念和運動的「一到十心訣」。珍從來沒有在與雯獨處時那麼眉飛色舞、手舞足蹈。雯忍不住拿出手機，按下錄像鍵。 那天晚上接近十二點時，雯的手機響了。她急忙接通電話，是病房的值班護士：「對不起這麼晚打擾您。您的母親在發火。可能有些誤會，請您幫忙解釋一下。」 珍的吼罵聲漸近：「我要投訴她！告訴她的領導，她完全不負責任。我按鈴叫了十幾次，她才來。我說要上廁所，她也不陪我。萬一我摔倒怎麼辦？」 雯勸她：「別吵，會吵醒其他病人。我明天一早去醫院處理。」 護士請雯翻譯珍的抱怨。雯簡單說明，並說：「我母親年紀大了，身體有很多痛症，請原諒她發脾氣。」 掛下電話，雯嘆了口氣，多麼倔強的老太太！八十七歲了，還像年輕人一樣鬥志昂揚。她想起威爾士詩人迪倫·托馬斯的詩《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無奈地笑了，母親絕對是依然燃燒咆哮的暮年之人。 第二天，雯稍微晚起。醫院來電通知，驗血和心電圖都沒發現昏厥的原因。珍今天可以回家了。 雯到醫院時，珍對她說：「你昨晚對那個護士說了什麼？她原來很不負責任。但給你打電話後，她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今早還幫我洗了澡，我決定不告她了。她改過自新，我要給她一個機會。」 把母親接回家後，雯去上班，但心裡始終放心不下。她打算明天和姐姐商量怎樣把珍搬到自己家。 珍回到家，感到有些恍惚。離開才兩天，家裡的一切似乎有點陌生。晚上八點，雯按時打電話來，每天這個時間她都會電話問候。珍拿起電話說：「沒事，一切正常！」便掛了。 今天從醫院回家時已經接近中午，計劃好的事情還沒做完，但珍感到疲倦。她決定好好睡一覺。她做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夢。夢裡，她見到了久別的誠。誠笑著說：「珍記，你好嗎？」 珍委屈地說：「你明知道我沒有方向感，卻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我現在不知道自己在哪兒。這條路好像不是回家的路。你為什麼不等等我？」 誠說：「我一直在這裡等你。」 他伸出手說：「你準備好了嗎？來，跟我走吧。」 珍感覺全身的疼痛瞬間消失，沉重的身體變得輕盈舒展，彎曲的腰也直了起來。她彷彿又成了那個心靈如水晶般清澈的溫柔少女，沒有秘密，沒有紅線。那是她二十歲與誠第一次相見的艷陽天。兩人郎才女貌，前程似錦。 她緊緊拉著誠的手，微笑著說：「我什麼都不用準備。走吧。」 ………… 那天晚上，雯輾轉難眠。第二天清晨，她開車直奔珍家。 珍安詳地躺在床上，彷彿帶著微笑。她已溫柔地走進那良夜，找到了輕舟已過的安寧。 雯輕輕握住母親的手，淚水靜靜滑落。她低聲說：「媽，安靜地睡吧。您不再需要憤怒、咆哮和對抗。「
在參加安的大學畢業典禮時，君看著穿上學士袍和戴著學士帽的兒子，與幾個高大英武的同學站在一起，飛揚地說著笑著。君禁不住問自己，他真的長大了嗎？ 她彷彿還能清晰地聽見安咿咿呀呀的哭鬧聲。可能是取錯了名，他從呱呱墜地那一刻起就沒有安寧過，似乎對世界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焦慮和排斥。君被那不絕於耳的哭泣聲弄得又累又煩。 苗推了她一下，說：「媽，你在發什麼呆？安去排隊了。我們進禮堂吧，儀式快開始了。」 君輕輕握住苗纖細的手，感慨地說：「我跟安一路走來磕磕碰碰。如果沒有你，我早就瘋掉了。」 苗笑了笑，眼角微微上揚，「你知道就好。替你們當了十幾年的和事佬，多不容易呀。」 君說：「我當然知道。你出生前，安日哭夜啼了兩年半。你出生後，他才逐漸安靜下來。從小到大，安處處跟我頂牛，偏偏與你相處得水乳交融。我一個人既是父親，又是母親。如果沒有善解人意又寧靜快樂的你，這個家會多麼不堪啊。」 畢業典禮結束，一家人隨著安和他的幾個朋友走出Dockland體育場。安的朋友說：「安，你理應得到榮譽畢業證書。」 君問安是怎麼回事。安說：「如果一個學生每門功課都得特優(HD)，他就能獲得榮譽畢業證書。除了一門課，我所有科目都得了HD。」 其他同學插嘴說：「那科老師太不公平了，全班沒有一人得HD！」 君感慨地說：「安，一般人中學畢業才走進青春叛逆期。你比別人快了十幾年，一出生就開始反叛。你平時做事總是精神渙散，為什麼大學成績這麼棒？」 安說：「軟體工程是我的興趣所在。而且我特別能應付考試。」 君說：「我真替你高興和驕傲！」 安上大學時，君對他說：「我希望你能從A到B地畢業。」安問：「什麼意思？」 君說：「選好了專業就從入學到畢業。中間不轉專業，科科及格。」 安遠遠超過了她的期望。他不僅實現了從A到B，還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而且大學三年級實習後就被一家軟體工程公司錄用。 君的育兒思路從一開始就與其他中國同胞不同。可能因為她一個人要應對太多事情，無法送孩子參加五花八門的課外活動。她總對自己說：「與其期待子女成材，不如努力讓自己成材。我成材靠的是自己，是可控的。子女成才靠的是他們自己，我控制不了。」 上小學時，受其他同學影響，安要求參加Aussie Kick（澳式足球），苗要求學跳芭蕾。君理所當然地說：「學校有各種各樣的活動，你們要是在學校的同類活動中顯示出潛質，我就會考慮讓你們參加額外的訓練。」 她在安和苗很小的時候就教他們認時間：「長針對著十二，短針對著七，現在是幾點了？」 安和苗說：「七點。」 君說：「對了，七點，是上床聽故事的時間了。」 安和苗同在一間卧室。君先給他們讀半小時的故事書，然後叫他們關燈睡覺。君先搞一下衛生，便開始自己的學習。她的碩士學位和會計師證書就是通過晚上的苦讀完成的。 她到政府部門工作後，碰到一個也是從廣州來的同事。這個同事的女兒從在學前班起就上補習學校。同事開口閉口都是精英學校、精英班考試、私立名校獎學金。可能因為君成家後與華人圈沒有多少交集，她從來沒聽過這些話題。 君對同事說：「選學校這麼重要嗎？我的小孩都上離家近的學校。我對兩個孩子的期望是他們成為正直善良的人，長大後沒有不良嗜好。」 同事說：「你這是不負責任！你既然生了他們，就有責任把他們培養成才。你還是幫他們準備公立精英中學的考試吧。」 隨後，她向君介紹了幾間公立精英中學。 君那天回家後對安和苗說：「這些年我把時間留給了自己去深造，因為我不希望自己一無所長，更不能接受以救濟為生。現在我總算學有所成。從今天起，我會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你們。我的目標是幫助你們考上精英中學，如Melbourne High School、The Mac.Robertson Girls’ High School或The University High School。你們學習好了，長大後才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 那是安和苗第一次聽到那幾所精英中學以及它們的考試。他們以為那些是旅遊聖地而熱血沸騰。 從那天起，君成了半個「虎媽」。每天給他們額外的算術題、綜合能力題和作文。儘管安極力對抗她的「虎媽」攻勢，還是順利考上了Melbourne High。而苗考上了University High的精英班。兩人上了精英學校後就雙雙拒絕君插手他們的學習。安使用的方法是硬對抗，苗使用的方法是軟對抗。君只好掛出免戰牌。父母是不能越俎代庖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身體力行，為他們樹立一個熱愛學習的榜樣。 ……… 安大學畢業後，苗升上了大學三年級。正值初秋，君的好幾個同事都得了感冒。苗也開始咳嗽，還全身無力。君起初並不在意，因為苗的身體一直很好，從出生起得過的大小病少於五次。 過了一個星期，苗的病沒好轉，只好去看家庭醫生。醫生輕鬆地說：「可能有點發炎，吃一療程的抗生素應該就好了。」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苗的病情卻越來越重。君對苗說：「我明天帶你再去看醫生。上次你自己去，可能沒有說清楚病情。」 苗說：「我明天無論如何都要去大學，我們有一個小組作業。」 第二天早上，君對苗說：「我開車送你去車站。你放學後打電話給我，我帶你去看醫生。」 苗說：「好的，我先到對面油站買張車票。」 幾分鐘後，苗無力地推開了門。君問：「忘記帶錢包了嗎？」苗回答：「我走不動了！」 君問：「為什麼？」苗說：「我不知道，就是一點力氣都沒有。」 君說：「這不正常！我們馬上去看醫生。」 醫生替苗驗了血，並囑咐她回家休息。 君送苗回家後去上班。下班回家後，她立刻開始做飯。突然，家庭醫生打來電話：「苗的驗血結果出來了，她的白細胞非常高。你要馬上送她去醫院。」 君問：「白細胞高意味著什麼？我正在做晚飯，可以吃完再去嗎？」 醫生緊迫地說：「這不是一兩句話能解釋清楚的。你立刻放下手中的事，馬上去醫院。到急診室後讓分診護士聯繫我，我會向他們說明情況。」 到了醫院後，苗被帶入急診室。醫生和護士進進出出，有時抽血，有時詢問病情。通過他們的對話，君得知苗已經來例假兩個星期了。她對苗說：「你可能是貧血。都怪我太粗心了。我一個同事去年也貧血，輸了血就好了，你可能也一樣。」 兩人在急診室等到凌晨，一個女醫生終於來了。她坐下對苗說：「驗血報告顯示你得了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這是血液和骨髓癌，病情嚴重，必須馬上開始治療。你這一個月都要住院。」 君的腦海里「轟」地一聲，彷彿被炸出一個無底洞。她愣住了。苗握住她的手，聲音彷彿從水泡中傳來：「媽，你先回家吧。你還沒吃飯，開車小心。我在醫院就沒事了。明天來的時候幫我帶些換洗的衣服和我的Nintendo DS。」 君像是被牽引著一樣，站起來，走出醫院，穿過馬路，啟動了車子。開車時，她突然發現自己在顫抖，牙齒緊緊咬在一起。 回到家，她站在樓梯口愣了半天，然後一步步走上二樓。燈光從安的房門透出來，君敲了敲門。安開門，她的眼淚忽然像雨一樣傾瀉而下。安問：「媽，發生什麼事了？」君哽咽著說：「苗得了白血病！」安「哇」地一聲大哭起來，撲到她懷裡說：「這不是真的！」 第二天晨曦微露，君和安便趕到醫院的血癌專科病房。醫生、護士、社工、病人協調員來來往往，房間瀰漫著消毒水的氣味和各種對話。君聽到了很多醫學名詞。最關鍵的信息是： • ALL白血病是可以治癒的。 • ALL在二十歲以下人群中最常見，占該年齡段癌症患者的25%以上。 • 墨爾本皇家醫院將與皇家兒童醫院合作，為苗制定一個兒童模式的治療方案。 • 兒童對化療的耐受力比成人強，因此治療強度更高。全程分為三個階段： 1. 六個月的住院強化治療，化療藥物種類多且劑量大，每周四天靜脈注射，每月一次骨髓注射。副作用大時可能暫停一兩周。 2. 鞏固治療，旨在消滅體內的殘留病體，防止複發或擴散到中樞神經系統，通常包括幾個月的治療模塊，靜脈和骨髓注射。 3. 維持治療，旨在防止未來複發，常用的是化療片劑，這個階段長達兩年。 • 三個階段結束後，一輩子都要定期跟蹤。 安對醫生說：「如果苗需要骨髓移植，我願意捐獻。」 醫生回答：「如果化療效果好就不需要移植。即使是兄妹，骨髓配對成功率也不高。我們會幫你做個測試。若不匹配，你願意加入骨髓捐獻者資料庫嗎？」安堅定地點點頭。君忍住淚水，摟了一下安的肩膀。 安上班後，君留在醫院。她看著女兒，有很多話想說卻不知從何說起。實在難以接受，苗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就要面對生死的挑戰。苗先開口：「媽，不要擔心，我一定能戰勝白血病。醫生不是說了嗎，ALL兒童治癒率很高，我很有信心。」 君說：「你有信心就好。我也相信你。我們一起打這場艱巨的戰爭。我每天來陪你，做些營養可口的飯菜。」 苗說：「這裡的醫生、護士都很好。你不用整天陪我。你也需要你的朋友和事業。」 君強忍著淚水說：「我真幸運有你這麼優秀的女兒。我說不出愛你有多深。你要為我堅強，我也為你堅強。」 苗說：「我會好的，相信我。」 苗的第一階段療程持續了八個月。多出的兩個月是因為感冒、肝功能下降、血漿或中性粒細胞減少導致的延誤。醫生和護士非常友善，病房裡樂觀的病人也讓君的精神稍微放鬆了一點。 化療副作用很多，君看著苗不停嘔吐，頭髮漸漸掉落，心痛極了。彷彿受煎熬的是她自己，靈魂和身體在不斷透支中乾枯。化療也引起苗情緒的大起大落，但她倆都在對方面前假裝堅強。幸好苗的朋友們每天都來醫院陪她。 在苗進行強化治療期間，安從家裡搬了出去。他與同事分租了一間公寓。君沒有刻意挽留，因為做家務常導致她和安的矛盾。安最善拖拉，而君是急性子，總是吩咐安做什麼時說：「你馬上去做。」 安則是越催越拖，君等不及便自己動手。兩人心情都不好，矛盾更容易激化。君默默希望安可以在獨立生活後增強責任感。 苗結束強化治療後對君說：「我想返回大學完成最後一個學期的課程，計劃也從家裡搬出去，在大學附近分租房住。」 君反對：「你還有兩年多的鞏固和維持治療，哪能自己照顧自己？等完全好了再考慮。」 苗流淚說：「我想體驗獨立生活。」 君想到許願基金會幫助患病兒童實現願望。苗的願望是重返大學和嘗試獨立生活，體現了她對未來的規劃。幫助她實現願望是她能奉獻給她的強心劑。既然自己有能力，還猶豫什麼呢？ 君開始關注大學附近出租房的廣告，最後還是覺得租房不適合苗的現狀。她擔心如果苗在鞏固治療期間副作用大，不能自理，會進退兩難。 她想到了另一方案。一天，她對苗說：「大學附近的房租很貴，而且沒有靈活性，誰都可以搬進去。如果我以你的名義在大學附近買套公寓，你會接受嗎？」 苗睜大眼睛：「不是在做夢吧？擁有房產沒有後顧之憂，當然接受。但你能負擔得起嗎？」 君說：「我有能力才會提這個方案。我看中了Dockland的一套兩房公寓，離南十字火車站近，安全時尚，適合你。多餘的一間房可以租出去。明天去看看好嗎？」 從看房子到苗成為公寓主人，前後才一個多月。君送苗進醫院那天絕對沒想到會在一年之內送一套兩居室公寓給她。 苗搬進公寓並重返大學。但正如君所擔憂，鞏固治療艱巨，引發許多副作用，苗只好搬回家。公寓立刻租了出去，沒有加重君的財務負擔。兩年多後，戰勝了病魔的苗終於搬進了公寓，實現了獨立生活的願望。 四年又過去了，她們迎來了苗的護士碩士畢業典禮。苗將成為一位血液癌症專科護士。 君、安和安的女友小艾一起參加慶典。小艾聰慧上進且善解人意。安也努力使自己變得更好。為了找出焦慮症和拖延症的根源，安去諮詢了心理醫生，被確診為注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這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癥狀包括多動、衝動、焦慮以及注意力不集中。這些癥狀伴隨安成長，君一直誤以為安的行為是對她的違抗。ADHD近年才逐漸受到關注和認可。君曾在安上小學時帶他看過半年多的兒童心理專科，卻未找到原因。 當安把確診結果告訴君時，君問：「你覺得這個診斷意外嗎？」 安答道：「不意外。它解釋了我以前的所有行為模式。我一直厭倦自己的毛病，現在終於明白了為什麼。一下子釋然了，心裡舒服多了。」 君說：「我一直知道你有問題，卻不知道怎麼幫助你。你能一步步走過來真不容易。如今你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你努力的結果，證明ADHD不能定義你。你依然可以成就夢想。我多麼為你自豪啊！」 君的思緒被一陣口哨和歡呼聲打斷。苗正踏著輕快的步伐走上禮台，臉上露出自信的笑容，接過了畢業證書。那一刻，君的心中蕩漾著無法言喻的涌動。 時間多奇妙啊！在時光的長河中，人的一生如白駒過隙。但當她抱著襁褓中哭泣的安時，日子彷彿無比漫長；陪伴在苗的病床前時，時間更如一日三秋。而此刻，看著坐在身旁高大帥氣的安，再看著苗像踩著彈簧一樣走下禮台，過去的二十多年恍如梭箭飛逝。 兩個孩子都已成人，找到了各自的方向。君彷彿嘗到了秋天果實的濃郁芳香。曾經的苦澀，曾經的淚水，都化作了金秋的甜美。收穫時節的微風，拂去她經年的疲憊。她感受到一陣沁心怡人的清涼。
約定的時間是六點，君準時到達日本餐廳門口。她是一個時間觀念很強的人，從來不會遲到。但約好的人卻遲遲沒有出現。夏季的風徐徐吹來，感覺很愜意。她想：「既來之，則安之。既然已經邁出了這一步，就專心等好了。」 她為是否要赴這個約會糾結了很久。名義上她是有夫之婦，但丈夫九年前去海外工作後，越來越少回家。他本來就是個浪子，習慣了以行李箱為家的生活。而且他是個天生的浪漫主義者，一生中演繹著一段段英雄救美的傳奇。 君對他充滿感激。沒有他，她不可能在十年內從一個身無分文的中國留學生，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並獲得碩士學位和註冊會計師資格。現在，她有一份穩定的政府部門工作。她原以為經歷過他們倆轟轟烈烈的愛情後，他會定下心來做一個家庭暖男。但她高估了自己的魅力。 幾年前，他去了泰國工作，可能處處碰到需要救助的人，從此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他最後一次回家時，兩人無言相對。他卻一有空就往泰國打電話。她生氣地說：「在泰國說得還不夠嗎？」他說：「你不要誤會。」那是兩年前的事了。從那以後，他不但不回家，乾脆連電話也懶得打過來。 對自己的身份，君感到越來越尷尬。既不能融入單身人士的朋友圈，又不能加入傳統夫妻家庭的行列。無論在哪裡，她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兒子班上一個小朋友的媽媽是馬來西亞人，熟悉之後總是說：「這哪裡是婚姻呢？」就是這位朋友安排了那天的約會。 遠處傳來一陣急促有力的腳步聲，「咚咚咚」。一個精壯魁梧的男子以極快的步伐從遠處走到她面前。「Hello，你是君吧，我是傑。對不起，病人太多了，脫不了身。」君微笑著說：「天氣很舒適，我等著沒關係。現在進去正好，夠安靜。」 餐廳不大，壽司櫃檯前掛著三個圓筒狀的燈籠，白色的底，素淡的字。不是周末，餐廳很安靜。君徑直走到角落一個靠窗的空位坐下，傑在對面坐下來。可能是緊張，他時不時抖動著雙腿。傑算不上是美男子，卻有一種粗獷的魅力，特別顯眼的是寬闊的肩膀和白襯衫下若隱若現的胸肌。 兩人的對話先從各自的來澳經歷開始。 Gough Whitlam在1972年當選為澳大利亞總理後，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從1974年起取消澳大利亞大學的學費，讓窮人的孩子也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這項大學免費措施惠及所有英聯邦國家的學生。只要他們在所在國通過了相當於現在的VCE（維多利亞教育證書）的高中階段資格證書，就可以到澳大利亞免費上大學。 當時的馬來西亞實行基於種族的大學錄取配額，90%的名額保留給馬來人，僅10%的名額留給其他所有種族的人。華人重視教育，有錢的家庭都會送子女到英美加澳讀大學。傑的父親是一個鄉鎮的建築工，有十一個子女，傑是老五。一家人艱難度日。比傑年長的幾個哥哥姐姐在中學畢業後便參加工作。傑從小學到中學一直都是全級第一，兄弟姐妹們都戲稱他為「愛因斯坦」。 他在十一年級時偶然聽說了澳洲大學免費的消息，便請求父親送他去吉隆坡的泰勒學院（Taylor College）攻讀十二年級。這所學院專門幫助中學生準備並參與澳大利亞的高中階段資格證書考試。傑沒有辜負父親的信任，以驕人的成績被墨爾本大學的醫學系錄取。來到墨爾本大學後，雖然不用交學費，但生活費要靠自己勤工儉學賺取。醫學課程的學習量很大，他卻要為生存干各種各樣的零工，其中包括在建築工地砌磚、攪水泥等體力活。可能從那時起，他練就了一身肌肉，看上去很難想像他是個穿白大褂的醫生。 話題不知不覺地從窮學生的困境轉移到了投資和創造財富。傑的聲音漸漸變得興奮起來。他問：「你讀過《富爸爸窮爸爸》這本書嗎？」君回答：「我聽說過。這本書很火，但我還沒有看過。」傑說：「你一定要去讀這本書。Robert Kiyosaki（清崎）說得很對。一個人如果一輩子只會勤奮工作，卻不去投資理財，一輩子只能做錢的奴隸。窮日子我已經過夠了，從出生到現在，從未有過錢。從現在開始，我一定要通過投資成為一個有錢人。做一個自由人。」 君也是一出生就過窮日子的。但在中國的文革年代，全國人民都一樣窮。一個月每人幾斤米，幾兩油，幾兩肉，都是規定的，憑票供應。因此，成長中從來不知窮是一種不平等和恥辱。她的父母經歷過七年抗戰和四年內戰，也是一路窮過來的，所以一家人從來不會談論「錢」。加上她在中國學中國文學，沾染了文人骨子裡對金錢的不屑。傑口口聲聲說起「錢」，讓她有點尷尬。但轉念一想，到了澳洲以後，她自己也嘗過窮的苦滋味。為什麼要自作清高？為什麼不能討論錢的事情呢？ 她遲疑地問：「你已經在當地行醫十多年，為什麼從未獲得財務自由呢？醫生的收入不是很高嗎？」不問則已，一問打開了一罐蟲子。傑脖子上的青筋一下子脹了起來，眼睛充滿了傷痛和憤怒。「為什麼？結婚時女的管著錢袋子。她要花錢，不肯儲錢投資，男人能怎麼辦？兩個人要分開，她不但霸佔了孩子，還霸佔了家，法庭處處護著女人，男人能怎麼辦？」 通過對話，君了解到傑和他的太太是在吉隆坡泰勒學院的同班同學。畢業時，他的太太摘取了桂冠，而他只能屈居第二。兩人青梅竹馬，從馬來西亞到澳大利亞，二十多年的甜蜜感情逐漸變成了糾結的怨恨。 君一下子無言。幸福的婚姻是每個人的嚮往。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每顆心都在信誓旦旦。但有多少婚姻能甜蜜如一地走到底呢？即使勉強留在婚姻里，多少人在感受著被困圍城的孤獨？就像她自己一樣，今後的路應該怎麼走下去呢？她告訴傑，她還沒有正式分家或離婚。傑說：「哦，那你還不算單身。」 約會後，他們沒有再互相聯繫。君的腦海里時不時浮現出傑的身影。她清楚地知道他內心深處傷痕纍纍，有很多不能觸及的禁區，原則性強得近乎不近人情。但他也有很多吸引她的地方，比如他壯實的體魄、廣博的知識和令人矚目的職業。他雖俗氣但不市儈。最讓她感動的是，他並沒有因為她有兩個孩子而拒絕與她見面。可以看出他是不失善良的性情中人，肯定不會傷害她和她的孩子。 或許兩人的吸引是一種化學反應，無需列舉任何原因。 她終於撥通了到泰國的國際長途。「我們分手吧。」回答很直接：「好吧。我還是很愛你的。但你還年輕，我不能耽誤了你。」這英國紳士的作派和口氣讓她感到不平。她寧願聽到失去理性的憤怒，至少那樣她能知道他們曾經愛過，或者他還在乎她。但這樣一句「我還是很愛你的」，顯得那麼空洞虛偽。 他們的介紹人把她正式分手的消息告訴了傑。傑說：「我們終於處於平等的地位了。」 他們第二次約會距離第一次在日本餐廳見面已經差不多半年。見面時，傑對她說：「澳大利亞的離婚率是30%，但第二次婚姻的失敗率翻倍，為60%。」 君很清楚兩人是不會走進婚姻殿堂的。傑對錢看得很重。經過上一段婚姻的創傷，他絕不會讓離婚分財產的悲劇重演。她想自己也是過來人，大家開門見山地說清楚，比以後糾纏不清好多了。於是她爽脆地說：「婚姻是一紙婚書而已，什麼都證明不了。反正我們都有房子，平時各住各的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行動上忠誠，互相照顧。我相信1加1大於2的無窮倍。」傑問：「這話什麼意思？」君答：「一個手掌拍不響，兩個手掌掌聲不斷。不就是無窮嗎？」 傑問：「我們財政自理，各自投資，有問題嗎？」君說：「我們都有各自的職業，可以各做各的。但投資的意嚮應該互相幫助和商量。兩個腦袋總比一個好。」傑說，「既然都要投資，我們要立刻行動起來。我們從房產投資做起吧。根據統計，澳洲的房價平均每年上漲7%，每十二年翻一倍。把租金和負扣稅的稅務福利加起來，又會多出5%的收益。資本增值和收益加起來12%，全部都用於再投資，就產生複利增長。資產七年就能翻一番。而且投資房產只需要第一次投資時投入20%的資金作定金，其餘的向銀行貸款。房產增值經銀行評估以後，再投資項目可以用已增值的房產作為抵押品，自己連定金都不用付。」 他們之後周末的約會大都是看房子。一旦買到房子，就利用周末自己動手做一些必要的維修和裝修，然後再出租出去。傑的動手能力很強，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最適合的材料和方法解決碰到的難題。君也學會了油漆、補牆縫、貼瓷磚等工作。十幾年下來，兩人各自的收益竟然如傑所說的一樣，實現了複利增長。 每次他們收拾好工具，駕車回家時，星星燈光已經從一家家的窗戶閃亮。澳洲夏天的白晝很長，從外面看到屋內的燈光時，應該已經是九點多了。君暗自想，窗外看到的每一戶的燈光都一樣，只有在窗內燈下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故事。在與傑結伴同行之前，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碰上這樣一個向錢奔跑如火如荼的夏季。雖然她心底依然覺得跟著傑天天盤點房價升降有點俗氣，但趁著自己正當壯年，這樣火火熱熱地大幹一場總比在家無病呻吟好千倍萬倍。他是一個俗氣的男子，她又何嘗不是一個俗氣的女人？燈光下的故事，只有燈下的人知道它的酸甜苦辣。此刻，她嘗到了汗的鹹味，更多的是創造的甜味。 從中國到澳大利亞，開始的十多年她總是覺得頭重腿輕，彷彿風一吹就會倒。如今的她，終於通過自己的雙手建立了穩固的根基。她明白了傑在與她第一見面時發表的「有錢自由人」宣言。澳大利亞的穩定社會制度讓每個有夢想而又願意為夢想付出汗水的人能將夢想變成現實。這樣的人生既神奇又接地氣。 人間煙火要由經濟基礎支撐。經過了擼起衣袖大幹一番的火熱夏季，金秋的收穫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