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十五集

“小团长”

六一年下半年，父亲“交乡管制”期满后户籍安到了横江街，此后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普通的无业居民，街道上对他的行动也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可以挑货郎担、做小贩子谋生，也可以到南京，一次贩桃子还到过含山。这段时间，尽管街坊邻居、农机厂和周边其它单位的人都知道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是个大学生，是个国民党上校团长，但大家也以平常人待之。即便是一些“政治觉悟”很高的人，充其量也就是视为陌生人而已。六五年，“四清”清理阶级队伍，父亲被下放到横江一队，这时候就被当作阶级敌人看待了，进城到澡堂子洗个澡也要和队长请个假，当然也就是履行个手续。文革开始后，就成了批斗、严管的对象。

我在小学读书期间，老师中除了极少数为了表现积极的人对我有些歧视，常常冷眼相待，其余的也都还过得去。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突出，一些老师还很喜欢我，四年级还入了“少先队”，同学之间学习、游戏上交往也都正常。

“四清”父亲下放后，那时阶级斗争已成了政治上的风向，一些老师为了撇清关系，对我也就淡淡的了，一些活动也就不再安排我参加了，不过只要是学习上的还是安排我参与。这时街上的年龄差不多的人和学校的同学中，有不少人认识到我是政治上的异类了，逐步地从不找我玩到不和我玩了。估计一方面他们自己有了划清界限的觉悟，一方面是他们的家人告诫不要和我在一起，免得我家出事而惹祸上身。

文革开始后，“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的处境就艰难了。走在路上，时不时的有我不认识的人指着我对别人说，那个小东西就是那个国民党团长家的。在学校里还有家住邻近的一些厂子里的并不太熟的学生，时而走到我跟前挥舞着拳头恨恨地喊一声“小团长”。六六年底寒假前，还有几个同学喊着我，随着他们拉出来的“123革命造反分队”去搞一些印传单、散传单的事，很快估计他们意识到不对劲，我不应该和他们去搞“革命”，就不再喊我了。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去是不合时宜的，但既被喊了就不能不去，否则就真的成了“小反革命”。后来叫我“小反革命”的还真的遇到不是一次，有半大的，也有老不识数的。父亲被当作“潜伏特务”之后，也有些人指着我说，这个就是“小特务”。特别是我在卖油条的时候，有那些猪哄哄的人还对别人大声嚷嚷，“不买这个小特务的东西！”也有人对我说：“你家是和县第一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当时的和县，论在前政权中的职位父亲是最高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有的是私下的说笑，父亲在群众专政指挥部里就有“狱友”曾对父亲这样笑说过。而我遇到的则多是一种恶狠狠的指责。

六七、六八年两年和六九年上半年父亲从群众专政指挥部回家前，我基本上处于和同年相仿的少年人半隔绝的状态，因为我是一个“首陀罗”之下的人，是一个卖油条的“贱民”，被划清了界限。或许是因祸得福，正是这种被孤立，让我有了较多的看书时间，形成了身边很多同年人不具备的阅读习惯。对当年那些没有歧视我的，甚而偷偷借书给我看的人，我至今记得住他们，每每怀念他们。

“灰色家庭”

文革初的一段时间，“血统论”“唯成分论”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醒目地刷在了一块块墙上。五十年代伊始，土改中对农村家庭划定了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成分，地主、富农分子就成了后来的专政对象。土改中还划定了一批“坏分子”，后来，刑事犯罪刑满释放的和劳教释放的也都被定为坏分子，再往后一些所谓出身好的但常常行为不端的人如调戏妇女、小偷小摸的人也都定成了坏分子。

其实坏分子的定性很不确定，有些因为不服从领导的、干活偷懒的，只要被掌握着相应权力的人看不顺眼也能被定为坏分子。随着“镇反”“肃反”等一系列运动的进行，“历史反革命分子”自然而然也是打击对象。57年后，“反右”运动又划定了一批“右派分子”。这样的五类人就成了著名的“黑五类”，他们不仅自身受到管制、监督，“不许乱说乱动”外，他们的家人也都成了社会阶层中的“首陀罗”，受到种种歧视和打压。他们的亲戚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在参军、升学、入党团、招工这些好事的政审当中受到限制。

与“黑五类”相对的是“红五类”，也就是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的那些人，他们是社会上的“婆罗门、刹帝利”，是实行专政的力量也是在政治经济上受到优待的人。

在这两类家庭成分之外，还有一批数量很大的在各种运动中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家庭成分不光彩或家庭成员中有人有“污点”，他们的家庭成分不算黑，更算不上红，我权把这类人家称之为“灰色家庭”。

我记得这样的家庭成分灰色或家庭成员政治上有“污点”的有这样一些类型。一是“小业主”，是城镇中开着小商店、小作坊的人家。规模和资本大一些的已被划定为资本家，已经是斗争对象了。二是“小土地出租”，这是城里人家在农村也有一点土地出租给人耕种的，因为土地不多，定不了地主，于是就定了这么一种家庭成分。

家庭成分虽然不是“黑五类”但家庭成员有“污点”的主要有这样一些情况，一是在旧时代从事过公职的基层人员，如“伪警察”“伪职员”“伪甲长”，那些在旧时代担任过一定职务的基本上都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了。二是加入了“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有职务的则被称为“骨干分子”，也被定为了“反革命分子”。如“三青团”团员、青帮和洪帮以及“一贯道”的成员，也包括在基层宗教组织中有一定职位的人。三是“摘帽右派”和被打成“右倾分子”的这类人。

此外，还有那些在文革中被一度打倒的一些人，这类人的家庭成员在政治上受到的影响时间一般都不长，但他们的家庭也在灰色中度过了一段时光。

批斗会

文革前期，“革命小将”们在掀起一波“破四旧”的狂涛巨浪后，他们的目标转向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分子被当做“死老虎”，除了时不时的被集体拉出来挂牌游街外，反而不被作为批斗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的“罪行”早已摆在那里，都在被监督改造，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六六年秋冬季节，父亲和横江街、横江一队的“五类分子”总共十来个人吧，有那么一二十天，每天早晨都要自己戴上牌子和白纸糊的尖顶高帽子到和阳桥头站成一排”低头认罪”，牌子上写着各人的罪名“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本人姓名。开始几天还有过路的人站在他们前面一个个地瞅瞅，几天一过，这一排人就被路人无视了。后来大概是逢到了几天雨天，没法子再去站队“认罪”了，接下来也没人通知他们再搞这一套了。不过，遇到得胜大队有什么大批判的大会，父亲他们还是要戴上牌子站在主席台下方陪斗。

之后，揪“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了新的一波席卷全国的“革命高潮”。我那时十一二岁，学校停课了，刚刚“破四旧”之后，也找不到书看。得便就钻到城里看大字报、看批斗会，回到家向父亲说一说一些大字报的内容和批斗会的情况。只要进城总会收到或捡到一些传单，少的三五份，多的时候有十几二十份，大多是油印的，少数从外地带来散发的是铅印的。这些传单给父亲看过后就要么塞进锅膛里烧了，要么做了手纸。

父亲每次只是听、只是看，基本上是闷闷地不发一言。一次，从小市口贴在墙上的传单上看到了“反蒯斗争”的字样，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法。因为有了一个“蒯”字，我不免感到很紧张，就急急忙忙跑回家告诉父亲，还问是不是我们姓蒯的这些人要倒霉了。父亲只是低低地说，搞不清楚。各种大字报和批斗会的详情早就不记得了。一是年龄小，对批斗会上各种“揭发”和批判的发言本来就似懂非懂，二是毕竟是小学生，大字报上那些攻击和辩论也不能理解。但有三次批斗会的场景我还是留下了印象。

某天晚，听说农机厂在开批斗会，我就跑去了，从大人腰间七钻八钻地拱到人群的前面。记得是在厂里的大食堂里，乌压压地挤满了人，很多人是站在凳子、椅子和桌子上的，多数是厂里干部工人，也有不少是街道上的，还有很少的生产队的小青年。被批斗的是厂长，姓邹，我还记得他是北方人，黑脸，个子高高的，微驼。他是十七级干部，在厂里和周边街道、生产队，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大干部。他应该有一些文化，不像大老粗的工农干部。我们这些小孩子跑到厂里玩，他没凶过我们，有时看到我们嬉闹，他还在一旁微笑。我还看到有几次他见到父亲在微微点头打招呼。

那天晚上，他被围在中间站着，陆续有几个人讲话，大意是对他在厂里工作安排上提了些意见，总体上都很平和。突然，在人群中窜出了三个年轻人，手脚并用直接翻上一张靠近厂长的桌子上站起来。其中一人高声说，我们是南京某某大学的学生，今天特意到你们这里来点火，和你们一起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即手一指厂长，“这个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揪出来！”

瞬间，好像事前排练过一样，另两个大学生直接跳下来，一左一右把厂长胳膊反扭在背后。桌上的那个大学生一遍遍高举拳头，带着大家喊口号。不过，尽管他们喊得再用力，四周的人呼应的却不多。估计一是大家被搞懵了，再者，厂里的工人对厂长本来也没多少怨气，晚上的这场批斗会应该也是上面布置的任务。至于不是本厂的人原本就是看客，事不关己，自然也不会附和。当然，这一闹，会场里有了不小的骚动，我看势头不对，溜出人群回家了，也少不得向父母描述了一下。

还有一次是晚上七点多快八点的时候，我在城里瞎转悠，听说党校在开批斗会，批斗校长。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鲁正宽。我闻讯赶去的时候，批斗会已经开了好一会了。会场是党校的礼堂，参加的人都是站着的，人很多，也没什么排队之类的，都是随意的站着。

礼堂的台子上放着拼在一起的两张课桌，桌子后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人手里拿着鉄筒喇叭高声地讲着什么。桌子左侧几步远的地方站着的是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的鲁正宽。他低着头，两手垂着，批斗中也没人让他回答什么问题，他也一句话没说过。这次批斗会倒是很平静，我到了后，又有几个人轮流拿着鉄筒喇叭发言，这些人讲完了也就散会了。

顺便插一下，说说当年的鉄筒喇叭。鉄筒喇叭是用铁皮做的，一般是熟铁皮，好一点的是白铁皮，又叫洋铁皮。通高约五十公分，喇叭的筒身是倒扣的漏斗状，下口约二十公分，上口约五公分，还用铆钉铆上一个扁铁做成的把子。喇叭嘴是元宝形的，焊在上口。整个喇叭一般漆成绿色，也有漆成紫红色的，这种鉄筒喇叭确实有一定强度的扩音、聚音效果。那时，各个工厂、学校、街道、生产队都有这样的喇叭，干部讲话、传布通知、领喊口号都离不了这样的喇叭。

还有一次批斗会很有戏剧性，场景记忆尤深。具体时间已模糊了，极可能就是六六年的十月二十四号。那天，县里在县体育场召开万人群众大会。那个时代，县里经常组织开这样的大会，县城里各单位、工厂、学校、街道，都要组织干部、工人、学生、居民群众去参加大会，有时，还要抽一些靠近县城的公社的农民参加。除了那些“阶级敌人”，实在不能离开岗位的人之外，有时几乎是万人空巷地聚集在体育场。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什么不知道了。我们是小学生，个子矮小，各个小学都是排在会场的最前面。会上，县委书记马健正在对着麦克风讲话，其他县领导一排溜坐在主席台上。会场的高音喇叭正传着马健的声音，整个会场气氛很严肃。突然，好几个和县中学的高中生冲上了主席台，两三个人一把把马健双臂反剪到背后，又有人把事前准备好的大纸牌子挂在马健的脖子上，一顶纸糊的尖尖的高帽子也被戴在他头上，然后其余的人就轮番对着麦克风大喊口号。马健也不扭动、挣扎，任凭他们的摆布。

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全都站起来，扭过头看着这一幕，没一个人上前制止，也没人说什么。台下一两万人似乎都没反应过来，怔怔地看着充满戏剧性变化的这一幕。原来高高在上的在做大会讲话的县委书记，就这样被几个年轻人突然变成了一个丑角，威风扫地。一通口号后，这一伙学生就把马健反扭着押下台走了，大会场上乌压压的人群在没有任何宣布下就悄悄地鸟兽散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