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筆名：肅生

第十五集

「小團長」

六一年下半年，父親「交鄉管制」期滿後戶籍安到了橫江街，此後一段時間，就是一個普通的無業居民，街道上對他的行動也沒有什麼約束，所以可以挑貨郎擔、做小販子謀生，也可以到南京，一次販桃子還到過含山。這段時間，儘管街坊鄰居、農機廠和周邊其它單位的人都知道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分子」，還是個大學生，是個國民黨上校團長，但大家也以平常人待之。即便是一些「政治覺悟」很高的人，充其量也就是視為陌生人而已。六五年，「四清」清理階級隊伍，父親被下放到橫江一隊，這時候就被當作階級敵人看待了，進城到澡堂子洗個澡也要和隊長請個假，當然也就是履行個手續。文革開始後，就成了批鬥、嚴管的對象。

我在小學讀書期間，老師中除了極少數為了表現積極的人對我有些歧視，常常冷眼相待，其餘的也都還過得去。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很突出，一些老師還很喜歡我，四年級還入了「少先隊」，同學之間學習、遊戲上交往也都正常。

「四清」父親下放後，那時階級鬥爭已成了政治上的風向，一些老師為了撇清關係，對我也就淡淡的了，一些活動也就不再安排我參加了，不過只要是學習上的還是安排我參與。這時街上的年齡差不多的人和學校的同學中，有不少人認識到我是政治上的異類了，逐步地從不找我玩到不和我玩了。估計一方面他們自己有了劃清界限的覺悟，一方面是他們的家人告誡不要和我在一起，免得我家出事而惹禍上身。

文革開始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的處境就艱難了。走在路上，時不時的有我不認識的人指著我對別人說，那個小東西就是那個國民黨團長家的。在學校里還有家住鄰近的一些廠子里的並不太熟的學生，時而走到我跟前揮舞著拳頭恨恨地喊一聲「小團長」。六六年底寒假前，還有幾個同學喊著我，隨著他們拉出來的「123革命造反分隊」去搞一些印傳單、散傳單的事，很快估計他們意識到不對勁，我不應該和他們去搞「革命」，就不再喊我了。

其實，我也知道自己去是不合時宜的，但既被喊了就不能不去，否則就真的成了「小反革命」。後來叫我「小反革命」的還真的遇到不是一次，有半大的，也有老不識數的。父親被當作「潛伏特務」之後，也有些人指著我說，這個就是「小特務」。特別是我在賣油條的時候，有那些豬哄哄的人還對別人大聲嚷嚷，「不買這個小特務的東西！」也有人對我說：「你家是和縣第一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當時的和縣，論在前政權中的職位父親是最高的。說這樣的話的人，有的是私下的說笑，父親在群眾專政指揮部里就有「獄友」曾對父親這樣笑說過。而我遇到的則多是一種惡狠狠的指責。

六七、六八年兩年和六九年上半年父親從群眾專政指揮部回家前，我基本上處於和同年相仿的少年人半隔絕的狀態，因為我是一個「首陀羅」之下的人，是一個賣油條的「賤民」，被劃清了界限。或許是因禍得福，正是這種被孤立，讓我有了較多的看書時間，形成了身邊很多同年人不具備的閱讀習慣。對當年那些沒有歧視我的，甚而偷偷借書給我看的人，我至今記得住他們，每每懷念他們。

「灰色家庭」

文革初的一段時間，「血統論」「唯成分論」甚囂塵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標語醒目地刷在了一塊塊牆上。五十年代伊始，土改中對農村家庭劃定了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僱農等等成分，地主、富農分子就成了後來的專政對象。土改中還劃定了一批「壞分子」，後來，刑事犯罪刑滿釋放的和勞教釋放的也都被定為壞分子，再往後一些所謂出身好的但常常行為不端的人如調戲婦女、小偷小摸的人也都定成了壞分子。

其實壞分子的定性很不確定，有些因為不服從領導的、幹活偷懶的，只要被掌握著相應權力的人看不順眼也能被定為壞分子。隨著「鎮反」「肅反」等一系列運動的進行，「歷史反革命分子」自然而然也是打擊對象。57年後，「反右」運動又劃定了一批「右派分子」。這樣的五類人就成了著名的「黑五類」，他們不僅自身受到管制、監督，「不許亂說亂動」外，他們的家人也都成了社會階層中的「首陀羅」，受到種種歧視和打壓。他們的親戚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在參軍、升學、入黨團、招工這些好事的政審當中受到限制。

與「黑五類」相對的是「紅五類」，也就是家庭出身為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下中農的那些人，他們是社會上的「婆羅門、剎帝利」，是實行專政的力量也是在政治經濟上受到優待的人。

在這兩類家庭成分之外，還有一批數量很大的在各種運動中夾著尾巴、小心翼翼地的人。這是因為他們家庭成分不光彩或家庭成員中有人有「污點」，他們的家庭成分不算黑，更算不上紅，我權把這類人家稱之為「灰色家庭」。

我記得這樣的家庭成分灰色或家庭成員政治上有「污點」的有這樣一些類型。一是「小業主」，是城鎮中開著小商店、小作坊的人家。規模和資本大一些的已被劃定為資本家，已經是鬥爭對象了。二是「小土地出租」，這是城裡人家在農村也有一點土地出租給人耕種的，因為土地不多，定不了地主，於是就定了這麼一種家庭成分。

家庭成分雖然不是「黑五類」但家庭成員有「污點」的主要有這樣一些情況，一是在舊時代從事過公職的基層人員，如「偽警察」「偽職員」「偽甲長」，那些在舊時代擔任過一定職務的基本上都被定為「反革命分子」了。二是加入了「反動組織」的一般成員，有職務的則被稱為「骨幹分子」，也被定為了「反革命分子」。如「三青團」團員、青幫和洪幫以及「一貫道」的成員，也包括在基層宗教組織中有一定職位的人。三是「摘帽右派」和被打成「右傾分子」的這類人。

此外，還有那些在文革中被一度打倒的一些人，這類人的家庭成員在政治上受到的影響時間一般都不長，但他們的家庭也在灰色中度過了一段時光。

批鬥會

文革前期，「革命小將」們在掀起一波「破四舊」的狂濤巨浪後，他們的目標轉向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地富反壞右」分子被當做「死老虎」，除了時不時的被集體拉出來掛牌遊街外，反而不被作為批鬥的主要對象，因為他們的「罪行」早已擺在那裡，都在被監督改造，被「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

六六年秋冬季節，父親和橫江街、橫江一隊的「五類分子」總共十來個人吧，有那麼一二十天，每天早晨都要自己戴上牌子和白紙糊的尖頂高帽子到和陽橋頭站成一排」低頭認罪」，牌子上寫著各人的罪名「地主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本人姓名。開始幾天還有過路的人站在他們前面一個個地瞅瞅，幾天一過，這一排人就被路人無視了。後來大概是逢到了幾天雨天，沒法子再去站隊「認罪」了，接下來也沒人通知他們再搞這一套了。不過，遇到得勝大隊有什麼大批判的大會，父親他們還是要戴上牌子站在主席台下方陪斗。

之後，揪「走資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成了新的一波席捲全國的「革命高潮」。我那時十一二歲，學校停課了，剛剛「破四舊」之後，也找不到書看。得便就鑽到城裡看大字報、看批鬥會，回到家向父親說一說一些大字報的內容和批鬥會的情況。只要進城總會收到或撿到一些傳單，少的三五份，多的時候有十幾二十份，大多是油印的，少數從外地帶來散發的是鉛印的。這些傳單給父親看過後就要麼塞進鍋膛里燒了，要麼做了手紙。

父親每次只是聽、只是看，基本上是悶悶地不發一言。一次，從小市口貼在牆上的傳單上看到了「反蒯鬥爭」的字樣，也沒有什麼具體的說法。因為有了一個「蒯」字，我不免感到很緊張，就急急忙忙跑回家告訴父親，還問是不是我們姓蒯的這些人要倒霉了。父親只是低低地說，搞不清楚。各種大字報和批鬥會的詳情早就不記得了。一是年齡小，對批鬥會上各種「揭發」和批判的發言本來就似懂非懂，二是畢竟是小學生，大字報上那些攻擊和辯論也不能理解。但有三次批鬥會的場景我還是留下了印象。

某天晚，聽說農機廠在開批鬥會，我就跑去了，從大人腰間七鑽八鑽地拱到人群的前面。記得是在廠里的大食堂里，烏壓壓地擠滿了人，很多人是站在凳子、椅子和桌子上的，多數是廠里幹部工人，也有不少是街道上的，還有很少的生產隊的小青年。被批鬥的是廠長，姓鄒，我還記得他是北方人，黑臉，個子高高的，微駝。他是十七級幹部，在廠里和周邊街道、生產隊，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大幹部。他應該有一些文化，不像大老粗的工農幹部。我們這些小孩子跑到廠里玩，他沒凶過我們，有時看到我們嬉鬧，他還在一旁微笑。我還看到有幾次他見到父親在微微點頭打招呼。

那天晚上，他被圍在中間站著，陸續有幾個人講話，大意是對他在廠里工作安排上提了些意見，總體上都很平和。突然，在人群中竄出了三個年輕人，手腳並用直接翻上一張靠近廠長的桌子上站起來。其中一人高聲說，我們是南京某某大學的學生，今天特意到你們這裡來點火，和你們一起革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隨即手一指廠長，「這個人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他揪出來！」

瞬間，好像事前排練過一樣，另兩個大學生直接跳下來，一左一右把廠長胳膊反扭在背後。桌上的那個大學生一遍遍高舉拳頭，帶著大家喊口號。不過，儘管他們喊得再用力，四周的人呼應的卻不多。估計一是大家被搞懵了，再者，廠里的工人對廠長本來也沒多少怨氣，晚上的這場批鬥會應該也是上面布置的任務。至於不是本廠的人原本就是看客，事不關己，自然也不會附和。當然，這一鬧，會場里有了不小的騷動，我看勢頭不對，溜出人群回家了，也少不得向父母描述了一下。

還有一次是晚上七點多快八點的時候，我在城裡瞎轉悠，聽說黨校在開批鬥會，批鬥校長。我至今還記得他的名字，叫魯正寬。我聞訊趕去的時候，批鬥會已經開了好一會了。會場是黨校的禮堂，參加的人都是站著的，人很多，也沒什麼排隊之類的，都是隨意的站著。

禮堂的檯子上放著拼在一起的兩張課桌，桌子後坐著幾個人，其中一人手裡拿著鉄筒喇叭高聲地講著什麼。桌子左側幾步遠的地方站著的是胸前掛著一塊大牌子的魯正寬。他低著頭，兩手垂著，批鬥中也沒人讓他回答什麼問題，他也一句話沒說過。這次批鬥會倒是很平靜，我到了後，又有幾個人輪流拿著鉄筒喇叭發言，這些人講完了也就散會了。

順便插一下，說說當年的鉄筒喇叭。鉄筒喇叭是用鐵皮做的，一般是熟鐵皮，好一點的是白鐵皮，又叫洋鐵皮。通高約五十公分，喇叭的筒身是倒扣的漏斗狀，下口約二十公分，上口約五公分，還用鉚釘鉚上一個扁鐵做成的把子。喇叭嘴是元寶形的，焊在上口。整個喇叭一般漆成綠色，也有漆成紫紅色的，這種鉄筒喇叭確實有一定強度的擴音、聚音效果。那時，各個工廠、學校、街道、生產隊都有這樣的喇叭，幹部講話、傳布通知、領喊口號都離不了這樣的喇叭。

還有一次批鬥會很有戲劇性，場景記憶尤深。具體時間已模糊了，極可能就是六六年的十月二十四號。那天，縣裡在縣體育場召開萬人群眾大會。那個時代，縣裡經常組織開這樣的大會，縣城裡各單位、工廠、學校、街道，都要組織幹部、工人、學生、居民群眾去參加大會，有時，還要抽一些靠近縣城的公社的農民參加。除了那些「階級敵人」，實在不能離開崗位的人之外，有時幾乎是萬人空巷地聚集在體育場。

那次大會的主題是什麼不知道了。我們是小學生，個子矮小，各個小學都是排在會場的最前面。會上，縣委書記馬健正在對著麥克風講話，其他縣領導一排溜坐在主席台上。會場的高音喇叭正傳著馬健的聲音，整個會場氣氛很嚴肅。突然，好幾個和縣中學的高中生衝上了主席台，兩三個人一把把馬健雙臂反剪到背後，又有人把事前準備好的大紙牌子掛在馬健的脖子上，一頂紙糊的尖尖的高帽子也被戴在他頭上，然後其餘的人就輪番對著麥克風大喊口號。馬健也不扭動、掙扎，任憑他們的擺布。

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全都站起來，扭過頭看著這一幕，沒一個人上前制止，也沒人說什麼。台下一兩萬人似乎都沒反應過來，怔怔地看著充滿戲劇性變化的這一幕。原來高高在上的在做大會講話的縣委書記，就這樣被幾個年輕人突然變成了一個丑角，威風掃地。一通口號後，這一夥學生就把馬健反扭著押下台走了，大會場上烏壓壓的人群在沒有任何宣布下就悄悄地鳥獸散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