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十四集

灶膛里的照片和字典

六六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破四旧”。作为经历过多次审查的“反革命分子”，父亲早就觉悟到这股风迟早要刮进我们家。为免祸端，父亲自己“破”起了家里的“四旧”物品。其实，父亲自经军旅生涯后，又历经“镇反”、“肃反”、“反右”、“大饥荒”的劫后余生，身边早已没什么东西了。但运动狂风迫进，父亲还是又一遍清理了家中的东西。唯有的是父亲的三枚私章，一枚象牙的、一枚玛瑙的、一枚玉石根的，母亲的三枚戒指和一枚水晶私章，此外还有两本较大的相册和一套《康熙字典》。几枚章子，父亲夜里用布包了起来埋在了院子后面的菜地里。母亲把三枚戒指塞在墙上的砖缝里，可惜两枚从乱砖缝里漏下去了，事后用钩子只钩出了一枚红宝石的。

两本相册和《康熙字典》（很厚的三本）每天做饭的时候父亲就偷偷地撕了在锅膛里烧，我也亲手烧过。父亲在烧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言不语，只是默默地几页几页地撕下来送进锅膛里。相册做一顿饭就烧完了。里面有两张照片我印象最深，都是父亲一个人的，身着戎装，马裤、皮靴、皮腰带，还有一根从右肩斜向左腰的窄窄的皮带，只是没戴帽子。一张是在杜甫草堂门前，一张是在落凤坡的碑前。

没过多久，好像是秋天，一批横江街的中学生突然闯进了我家，后面还有不少看热闹的。进门后这些人先要父母把家里“四旧”的东西交出来，母亲说，我们家里没什么东西。他们就七翻八找起来，最后，抱走了一床已很旧的丝绵被子，拿走了一个铜墨盒（盒盖上刻着张善孖画的老虎），一个缺了口的紫砂笔筒，一本字典，父母亲各一件他们在西北穿的羊皮大衣，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行动”。

春联惹的祸

那些年，尽管中共的政治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哪怕“破四旧”冲击着每一片角落，老百姓贴春联的传统还是没丢下。不过，春联的文字内容必须是革命的，叫做“革命化春联”。文革前，我家只在大门上贴一副春联，都是父亲写的，两扇门上写了“劳动光荣永远前进”八个大字，年年如此，倒是符合父亲那接受劳动改造的身份，别人自然没话可说。文革开始后的67年的中国新年，家里的春联就由我来写了，我写的是“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这一写就写了十年，也是年年如此。这是某主席的词句，谁也找不到毛病。不过，还是和其他很多人家贴的什么“某某党万岁  某主席万岁”、“听某主席话  跟某某党走”很不一样。

六六年的中国新年，横江一队一户人家大门上赫然贴了一副世所未有，且令人忍俊不禁的一副对联：“穷人翻身一二三，瓦片翻身四五六。”这户人家就在人们进城的一条要道的边上，只要是识字的人经过这里一眼看到了之后，总会驻足细看一下，但没有一个人对此作什么议论，也没人去找这户人家的麻烦。因为写这对联的是一个疯子，他家偏偏又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贫农。他是六十年代初一个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的，在那个时候，是很了不起的。毕业后在北方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工厂工作，本可以前途无量，好像是因为失恋脑子搞坏了也治不好，厂里只好把他送回了老家。那一年是他回家后的第一个中国新年，就写了那么一副对联堂而皇之地贴在了自家的大门上。我当时也细看了，说实话，那毛笔字写得还是不错的，回家还当做笑话和父亲说了。

正月初几的，和县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来我家拜年，他是我的干哥哥，尽管他那时已四十多了，大女儿都比我大了快十岁，不过他母亲认了我做干儿子，所以他还是执子侄礼来给我父母拜年。他喜欢小酌，饭间还和父亲聊一些书法诗词上的话头。也就在这当中，我对他说到了那副春联。饭后他回家，留心找到这户人家看了对联。

节后开学了，他和同事们闲聊之间就说到这件事，大家也是一笑。不想，到了下半年，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老师之间也互相揭发、贴大字报了。有人就把这事翻了出来，说他借这副对联之口对穷人翻身当家做主进行嘲讽，把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看做是儿戏，是对某主席领导的革命的不满。于是，他只好写检讨低头认罪，学校里还在教师中搞了一个小范围的批判会。这件事把我的老干妈吓了好几天，他们全家也都提心吊胆地生怕他哪天被关押起来回不了家。

好在他在学校里是个“白专”，只管教书，不问学校里的纷争，再加上自己历史上底子干净，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好，他把事全揽在自己身上了，只说是自己无意看到的，没提一句是在我家谈到的，也帮我们家躲过一劫。此后十来年他没到过我家，当然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文革的整体氛围，他也不得不“划清界限”。七七年中国新年，他又来了我家，我陪他喝着酒，他才告诉了我们他当年受的惊吓。

七七年中国新年前夕，腊月二十九的，我帮城里一个人家写了一副春联，不想这副慕名特地到我家来请我写的春联，却让他家大三十晚的惶恐忙乎了大半天。他家在县党校的上面一点，是旧时生意人家的铺台子门，也就是那种整个大门是一扇扇的合成一排的，左右两边各有三四扇是推在上下的槽子里的，正中间两扇是上在门臼里可以转动开门关门的。这样的门比一般的大门要高不少。二十九的上午，他家的二儿子拿着三张红纸兴冲冲地到了我家，让我给他家写一副尺幅大的春联。

他走后，我找了一个堂屋宽敞的邻居家，把两张大红纸对开裁了粘贴成两张直幅，用一支斗笔一气呵成地写了心里想好的对联：“日出山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白居易《忆江南》里的句子，既描绘了春天的美景，也寄寓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这时“四人帮”早已被抓了，政治上已有了拨云见日的端倪，我觉着写这副内容在当时至少是新颖的，比那些习以为常的标语口号式的春联要好得多。

第二天一大早，他家老二就把写好的春联拿了回去。不想，年初二的时候我进城路过他家门口的时候，门上却是换了一副春联，我疑惑地看了几眼就继续朝前走，心里想着是不是他家父母觉着我的字写得不好。没走几步正好迎面碰上了他家的二儿子，他赶忙迎上来，拉拉我的手臂走到路边，一脸尴尬地对我说，我把你写的拿回家，中午要贴的时候，我老子和我哥看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怕你在里面藏着什么特殊的含意，想了半天不敢贴。我哥急急忙忙又买了纸，求着一个人重写了。

我哈哈一笑说，没事，没事，又简单地给他解说了这两句的意思就继续朝前走了。说实在话，当时用古人诗词名句写春联的，我可能是城里最早的，也无怪乎他家不敢贴。第二年的春天，郭沫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引用了这两句。他家老大在报纸上看到了，回到家和家里人说了，又连声说我那副春联写得真好，没贴可惜了。后来他家老二看到我，特意一再对我说对不起，又对我说了他哥讲的话。不过最后还是说了一声，那时候我们真的不敢贴啊。

基干民兵

从我记事开始到七十年代中期，周围的人中总是不缺少民兵。那个年代中，工厂、街道、农村的青壮年，除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除了正在挨批挨斗的走资派和各类被揪出来的“叛徒、特务、内奸”“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坏人”的子女，都要参加民兵。就我下放的生产队来说，各生产队成立民兵排，排长属于生产队的领导成员。生产大队是民兵营，营长也是大队领导成员。公社有人武部，统管本公社的民兵事务。至于县里的人武部则属于军事机构了。

民兵中分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民兵平时活动很少，只是偶尔看到他们训练，也就是队列训练和端着步枪刺杀之类。基干民兵是民兵队伍中的核心成员，家庭出身必须没有所谓污点，只有转业、复员军人和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才被选中。基干民兵是当时基层重要的专政工具，但凡抓人、捆人、吊人、打人基本上都是基层主要干部带着这些人干的。基干民兵干这些活的时候有时还背着枪，这些枪多数都是三八大盖之类的，至于里面装没装子弹就不知道了。

前面所记的吊那个地主的就是几个基干民兵，他们这些人平时就是跟在街道干部后面干这些事的。1968年7月1号，父亲被当作“潜伏特务”，反绑着从城南公社被押解到城里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后面跟着几个背着枪的，也是这样的基干民兵。这些基干民兵还经常在夜间巡逻，当然不是防小偷，是“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监督“五类分子”游街、抓“投机倒把分子”也是他们常干的任务。后来这些基干民兵又都成了群众专政队员，他们的标配是行动的时候手中都拿着一根用白漆漆了，两头再漆上几道红圈，长一米多的木棒。

123革命造反分队

对中共十年浩劫最早的感受，始于1966年的秋季刚开学，那时不到十一岁，六年级。一个上午，突然，全校师生停止了上课，我们被神色慌张的班主任通知集中到操场，学生们按班级列队站好，老师们站在前面。整个操场全无往日孩童追逐的笑闹，雅雀无声，老师和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满脸严肃，似乎有大事要降临，一片紧张感压在心头。校长站在正前方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下方人都到齐了，也没什么开场白，直接展开手上的报纸读了起来。

他读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八·二七反革命事件的真相》。随后听说在合肥师范学院学生中成立了“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在变幻的政治风云中“反革命事件”成了“革命行动”，八月二十七日作为他们革命的纪念日成了造反兵团的名称。应该是十月二十四号，和县中学的一些学生们也搞过一场“革命行动”，于是效仿造反的大学生们，成立了“一二四革命造反总队”，并挂靠成了“八二七兵团”的下属组织。

66年10月，出了一个被广泛宣传的“英雄人物”，宣传的事迹是，他作为守桥战士，为了保卫钱塘江大桥，在列车驶来时发现铁轨上有一根大木头，他冲过去推开木头，自己牺牲了。他叫蔡永祥，是肥东县人。那时，大中学生们正在大串联，去北京、上海，各地到处跑，明面上是“学习革命经验”，实际上也是出去玩一玩、开开眼界，这是很多参加过“大串联”的中学生后来自己说的。小学生不能参加串联，但也想出去走走。于是我所在的横江小学的一些工农子弟出身的学生出头，吆喝了高年级的学生，是不是也联系了其它小学的一些学生就记不清了，反正我也随大流去了。

就这么大约有一两百学生组队去了县委，要求见县委书记。确实，那时的县委书记也真是够难的，就这一班小家伙真的就把县委当时的书记马健从办公室里喊了出来。出头的学生提出我们也要革命，要学习英雄，要去肥东蔡永祥家乡。马健被围在当中，和大家说了些什么具体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说了些安全啦，路途远啦，父母不放心之类的，边说着还边摸摸身边几个学生的头，态度十分和蔼亲切。说了一会，那些出头的学生就带着大家出了县委大院，随即做鸟兽散。

这天是12月3日。过了不几天，这些学生又出头学着和中学生的模样成立了一个造反队，叫做“123革命造反分队”。他们又去了和中，不知怎么与“一二四革命造反总队”联系的，123造反分队成了“一二四”的下属组织。

那时候，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似乎是自动成了造反分队的成员。像我这样出身的，必须随大流，否则就是不想革命。因为我能写一手在学生中算得上是最好的毛笔字，所以，某天，几个积极闹革命的同学拿了几张草纸到教室，要我画一条盘着身子、昂着头、张口吐着长长的信子的蛇，旁边写上打倒某某某的字样，画这条蛇寓意是说这个老师是美女蛇，而后，他们把这张纸贴在外面的墙上。某某某曾是我们的女班主任，也是语文课的老师，家里是破落地主成份。其实这位班主任人挺好，过去也很受那几个学生的尊敬。但他们为了表现革命，总要找革命的对象，破落地主出身的她就不可避免成了躺枪的。

我记得，“123革命造反分队”在当时最主要的革命行动就是帮着“一二四”印传单、散发传单，当然，参与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毕竟要能够干一些活。我常常被那几位带头的同学喊着去和中，很多情况是晚上。我字写得还行，在“一二四”造反队的人刻钢板来不及的时候，我就被安排顶上去帮着刻钢板、推油印机，也散发过传单。后来，那几个同学逐步意识到我的历史反革命家庭背景，突然划清了阶级界限，不再拉着我干这干那，我就和“123革命造反分队”没牵扯了。这个造反分队后来是如何销声匿迹的我也就不得而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