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筆名：肅生

第十四集

灶膛里的照片和字典

六六年下半年，全國開展了「破四舊」。作為經歷過多次審查的「反革命分子」，父親早就覺悟到這股風遲早要刮進我們家。為免禍端，父親自己「破」起了家裡的「四舊」物品。其實，父親自經軍旅生涯後，又歷經「鎮反」、「肅反」、「反右」、「大饑荒」的劫後餘生，身邊早已沒什麼東西了。但運動狂風迫進，父親還是又一遍清理了家中的東西。唯有的是父親的三枚私章，一枚象牙的、一枚瑪瑙的、一枚玉石根的，母親的三枚戒指和一枚水晶私章，此外還有兩本較大的相冊和一套《康熙字典》。幾枚章子，父親夜裡用布包了起來埋在了院子後面的菜地里。母親把三枚戒指塞在牆上的磚縫裡，可惜兩枚從亂磚縫裡漏下去了，事後用鉤子只鉤出了一枚紅寶石的。

兩本相冊和《康熙字典》（很厚的三本）每天做飯的時候父親就偷偷地撕了在鍋膛里燒，我也親手燒過。父親在燒這些東西的時候，不言不語，只是默默地幾頁幾頁地撕下來送進鍋膛里。相冊做一頓飯就燒完了。裡面有兩張照片我印象最深，都是父親一個人的，身著戎裝，馬褲、皮靴、皮腰帶，還有一根從右肩斜向左腰的窄窄的皮帶，只是沒戴帽子。一張是在杜甫草堂門前，一張是在落鳳坡的碑前。

沒過多久，好像是秋天，一批橫江街的中學生突然闖進了我家，後面還有不少看熱鬧的。進門後這些人先要父母把家裡「四舊」的東西交出來，母親說，我們家裡沒什麼東西。他們就七翻八找起來，最後，抱走了一床已很舊的絲綿被子，拿走了一個銅墨盒（盒蓋上刻著張善孖畫的老虎），一個缺了口的紫砂筆筒，一本字典，父母親各一件他們在西北穿的羊皮大衣，完成了他們的「革命行動」。

春聯惹的禍

那些年，儘管中共的政治運動一浪接著一浪，哪怕「破四舊」衝擊著每一片角落，老百姓貼春聯的傳統還是沒丟下。不過，春聯的文字內容必須是革命的，叫做「革命化春聯」。文革前，我家只在大門上貼一副春聯，都是父親寫的，兩扇門上寫了「勞動光榮永遠前進」八個大字，年年如此，倒是符合父親那接受勞動改造的身份，別人自然沒話可說。文革開始後的67年的中國新年，家裡的春聯就由我來寫了，我寫的是「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這一寫就寫了十年，也是年年如此。這是某主席的詞句，誰也找不到毛病。不過，還是和其他很多人家貼的什麼「某某黨萬歲  某主席萬歲」、「聽某主席話  跟某某黨走」很不一樣。

六六年的中國新年，橫江一隊一戶人家大門上赫然貼了一副世所未有，且令人忍俊不禁的一副對聯：「窮人翻身一二三，瓦片翻身四五六。」這戶人家就在人們進城的一條要道的邊上，只要是識字的人經過這裡一眼看到了之後，總會駐足細看一下，但沒有一個人對此作什麼議論，也沒人去找這戶人家的麻煩。因為寫這對聯的是一個瘋子，他家偏偏又是一個窮得叮噹響的貧農。他是六十年代初一個工業專科學校畢業的，在那個時候，是很了不起的。畢業後在北方一個比較大的城市的工廠工作，本可以前途無量，好像是因為失戀腦子搞壞了也治不好，廠里只好把他送回了老家。那一年是他回家後的第一個中國新年，就寫了那麼一副對聯堂而皇之地貼在了自家的大門上。我當時也細看了，說實話，那毛筆字寫得還是不錯的，回家還當做笑話和父親說了。

正月初幾的，和縣中學的一位語文老師來我家拜年，他是我的乾哥哥，儘管他那時已四十多了，大女兒都比我大了快十歲，不過他母親認了我做乾兒子，所以他還是執子侄禮來給我父母拜年。他喜歡小酌，飯間還和父親聊一些書法詩詞上的話頭。也就在這當中，我對他說到了那副春聯。飯後他回家，留心找到這戶人家看了對聯。

節後開學了，他和同事們閑聊之間就說到這件事，大家也是一笑。不想，到了下半年，開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了，老師之間也互相揭發、貼大字報了。有人就把這事翻了出來，說他借這副對聯之口對窮人翻身當家做主進行嘲諷，把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看做是兒戲，是對某主席領導的革命的不滿。於是，他只好寫檢討低頭認罪，學校里還在教師中搞了一個小範圍的批判會。這件事把我的老乾媽嚇了好幾天，他們全家也都提心弔膽地生怕他哪天被關押起來回不了家。

好在他在學校里是個「白專」，只管教書，不問學校里的紛爭，再加上自己歷史上底子乾淨，後來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還好，他把事全攬在自己身上了，只說是自己無意看到的，沒提一句是在我家談到的，也幫我們家躲過一劫。此後十來年他沒到過我家，當然不是因為這件事，而是文革的整體氛圍，他也不得不「劃清界限」。七七年中國新年，他又來了我家，我陪他喝著酒，他才告訴了我們他當年受的驚嚇。

七七年中國新年前夕，臘月二十九的，我幫城裡一個人家寫了一副春聯，不想這副慕名特地到我家來請我寫的春聯，卻讓他家大三十晚的惶恐忙乎了大半天。他家在縣黨校的上面一點，是舊時生意人家的鋪檯子門，也就是那種整個大門是一扇扇的合成一排的，左右兩邊各有三四扇是推在上下的槽子里的，正中間兩扇是上在門臼里可以轉動開門關門的。這樣的門比一般的大門要高不少。二十九的上午，他家的二兒子拿著三張紅紙興沖沖地到了我家，讓我給他家寫一副尺幅大的春聯。

他走後，我找了一個堂屋寬敞的鄰居家，把兩張大紅紙對開裁了粘貼成兩張直幅，用一支斗筆一氣呵成地寫了心裡想好的對聯：「日出山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白居易《憶江南》里的句子，既描繪了春天的美景，也寄寓了對美好未來的嚮往。這時「四人幫」早已被抓了，政治上已有了撥雲見日的端倪，我覺著寫這副內容在當時至少是新穎的，比那些習以為常的標語口號式的春聯要好得多。

第二天一大早，他家老二就把寫好的春聯拿了回去。不想，年初二的時候我進城路過他家門口的時候，門上卻是換了一副春聯，我疑惑地看了幾眼就繼續朝前走，心裡想著是不是他家父母覺著我的字寫得不好。沒走幾步正好迎面碰上了他家的二兒子，他趕忙迎上來，拉拉我的手臂走到路邊，一臉尷尬地對我說，我把你寫的拿回家，中午要貼的時候，我老子和我哥看了，他們不知道什麼意思，怕你在裡面藏著什麼特殊的含意，想了半天不敢貼。我哥急急忙忙又買了紙，求著一個人重寫了。

我哈哈一笑說，沒事，沒事，又簡單地給他解說了這兩句的意思就繼續朝前走了。說實在話，當時用古人詩詞名句寫春聯的，我可能是城裡最早的，也無怪乎他家不敢貼。第二年的春天，郭沫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講話，引用了這兩句。他家老大在報紙上看到了，回到家和家裡人說了，又連聲說我那副春聯寫得真好，沒貼可惜了。後來他家老二看到我，特意一再對我說對不起，又對我說了他哥講的話。不過最後還是說了一聲，那時候我們真的不敢貼啊。

基幹民兵

從我記事開始到七十年代中期，周圍的人中總是不缺少民兵。那個年代中，工廠、街道、農村的青壯年，除了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除了正在挨批挨斗的走資派和各類被揪出來的「叛徒、特務、內奸」「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等等「壞人」的子女，都要參加民兵。就我下放的生產隊來說，各生產隊成立民兵排，排長屬於生產隊的領導成員。生產大隊是民兵營，營長也是大隊領導成員。公社有人武部，統管本公社的民兵事務。至於縣裡的人武部則屬於軍事機構了。

民兵中分普通民兵和基幹民兵。民兵平時活動很少，只是偶爾看到他們訓練，也就是隊列訓練和端著步槍刺殺之類。基幹民兵是民兵隊伍中的核心成員，家庭出身必須沒有所謂污點，只有轉業、複員軍人和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人才被選中。基幹民兵是當時基層重要的專政工具，但凡抓人、捆人、吊人、打人基本上都是基層主要幹部帶著這些人乾的。基幹民兵干這些活的時候有時還背著槍，這些槍多數都是三八大蓋之類的，至於裡面裝沒裝子彈就不知道了。

前面所記的吊那個地主的就是幾個基幹民兵，他們這些人平時就是跟在街道幹部後面干這些事的。1968年7月1號，父親被當作「潛伏特務」，反綁著從城南公社被押解到城裡的縣群眾專政指揮部，後面跟著幾個背著槍的，也是這樣的基幹民兵。這些基幹民兵還經常在夜間巡邏，當然不是防小偷，是「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監督「五類分子」遊街、抓「投機倒把分子」也是他們常乾的任務。後來這些基幹民兵又都成了群眾專政隊員，他們的標配是行動的時候手中都拿著一根用白漆漆了，兩頭再漆上幾道紅圈，長一米多的木棒。

123革命造反分隊

對中共十年浩劫最早的感受，始於1966年的秋季剛開學，那時不到十一歲，六年級。一個上午，突然，全校師生停止了上課，我們被神色慌張的班主任通知集中到操場，學生們按班級列隊站好，老師們站在前面。整個操場全無往日孩童追逐的笑鬧，雅雀無聲，老師和我們這些小孩子都滿臉嚴肅，似乎有大事要降臨，一片緊張感壓在心頭。校長站在正前方的一把椅子上，看著下方人都到齊了，也沒什麼開場白，直接展開手上的報紙讀了起來。

他讀的這篇文章的標題多年來我一直記得——《八·二七反革命事件的真相》。隨後聽說在合肥師範學院學生中成立了「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在變幻的政治風雲中「反革命事件」成了「革命行動」，八月二十七日作為他們革命的紀念日成了造反兵團的名稱。應該是十月二十四號，和縣中學的一些學生們也搞過一場「革命行動」，於是效仿造反的大學生們，成立了「一二四革命造反總隊」，並掛靠成了「八二七兵團」的下屬組織。

66年10月，出了一個被廣泛宣傳的「英雄人物」，宣傳的事迹是，他作為守橋戰士，為了保衛錢塘江大橋，在列車駛來時發現鐵軌上有一根大木頭，他衝過去推開木頭，自己犧牲了。他叫蔡永祥，是肥東縣人。那時，大中學生們正在大串聯，去北京、上海，各地到處跑，明面上是「學習革命經驗」，實際上也是出去玩一玩、開開眼界，這是很多參加過「大串聯」的中學生後來自己說的。小學生不能參加串聯，但也想出去走走。於是我所在的橫江小學的一些工農子弟出身的學生出頭，吆喝了高年級的學生，是不是也聯繫了其它小學的一些學生就記不清了，反正我也隨大流去了。

就這麼大約有一兩百學生組隊去了縣委，要求見縣委書記。確實，那時的縣委書記也真是夠難的，就這一班小傢伙真的就把縣委當時的書記馬健從辦公室里喊了出來。出頭的學生提出我們也要革命，要學習英雄，要去肥東蔡永祥家鄉。馬健被圍在當中，和大家說了些什麼具體也記不清了，只記得說了些安全啦，路途遠啦，父母不放心之類的，邊說著還邊摸摸身邊幾個學生的頭，態度十分和藹親切。說了一會，那些出頭的學生就帶著大家出了縣委大院，隨即做鳥獸散。

這天是12月3日。過了不幾天，這些學生又出頭學著和中學生的模樣成立了一個造反隊，叫做「123革命造反分隊」。他們又去了和中，不知怎麼與「一二四革命造反總隊」聯繫的，123造反分隊成了「一二四」的下屬組織。

那時候，小學高年級的學生似乎是自動成了造反分隊的成員。像我這樣出身的，必須隨大流，否則就是不想革命。因為我能寫一手在學生中算得上是最好的毛筆字，所以，某天，幾個積極鬧革命的同學拿了幾張草紙到教室，要我畫一條盤著身子、昂著頭、張口吐著長長的信子的蛇，旁邊寫上打倒某某某的字樣，畫這條蛇寓意是說這個老師是美女蛇，而後，他們把這張紙貼在外面的牆上。某某某曾是我們的女班主任，也是語文課的老師，家裡是破落地主成份。其實這位班主任人挺好，過去也很受那幾個學生的尊敬。但他們為了表現革命，總要找革命的對象，破落地主出身的她就不可避免成了躺槍的。

我記得，「123革命造反分隊」在當時最主要的革命行動就是幫著「一二四」印傳單、散發傳單，當然，參與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畢竟要能夠干一些活。我常常被那幾位帶頭的同學喊著去和中，很多情況是晚上。我字寫得還行，在「一二四」造反隊的人刻鋼板來不及的時候，我就被安排頂上去幫著刻鋼板、推油印機，也散發過傳單。後來，那幾個同學逐步意識到我的歷史反革命家庭背景，突然劃清了階級界限，不再拉著我干這干那，我就和「123革命造反分隊」沒牽扯了。這個造反分隊後來是如何銷聲匿跡的我也就不得而知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