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澳洲政壇正在發生某種顛覆性的變化。寶琳•韓森領導的一國黨人氣一路飆升，支持率甚至超過澳洲工黨與聯盟黨。這個曾經在邊緣掙扎近三十年的小黨，如今突然成為澳洲政治版圖中的重要力量。而韓森提出澳大利亞“必須實行單一文化”的呼聲，更像一聲驚雷，在社會輿論中掀起巨大反響。

目前澳洲華人總人數大約130萬。多元文化政策，確實為華人定居澳洲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空間。但隨著一國黨的崛起，華人群體內部在精神層面出現明顯分裂，一些試圖支持韓森觀點的聲音，迅速遭到圍攻。

我曾在一個澳洲華人作家微信群裡“湊熱鬧”，群友多為出口成章的文人，也是華文網絡平台的創作者，在某種意義上，也算具有一定代表性。在關於“多元文化”優劣的討論中，文人的思維邏輯也開始出現混亂。

其中一位作協會長，在多元文化的旗幟下如魚得水，幾十年來將華人移民澳洲的故事整理成書，並曾向澳洲政府申請基金試圖擴大影響力，在澳中之間謹慎平衡利益得失。他對如今多元文化被韓森“一元化”言論衝擊深感不解，甚至近乎憤怒。他說：

“有一個問題我很不明白，什麼是澳大利亞人？不能講中文？不能開中餐館？不能過春節？我們有些人在澳洲幾十年，甚至英文都不會說，難道要把他們趕回中國嗎？”

在這類敘事中，“放棄多元文化將導致回到白澳主義”的判斷，幾乎成為微信群中的基本共識。

當然，這類觀點在微信群裡往往不容反駁，也難以進行理性討論。幾位持不同意見的作家很快被移出群聊。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華人對多元文化的興衰如此敏感？原因當然複雜，但作為移民國家，澳洲政策的每一次轉向，都與華人群體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

最早大批華人登陸澳洲是在淘金時代。華人勞工與歐洲淘金者之間曾發生強烈的利益衝突。為緩解社會矛盾，1901年澳洲聯邦成立後即推行“白澳政策”，限制亞洲移民權利，華人首當其衝。

二戰結束後，“白澳政策”長期受到國際社會譴責。直到1972年，曾經因宣揚社會主義而遭靠邊站了23年的澳洲工黨終於在大選中獲得勝利，成為了執政黨，新總理惠特拉姆上台後，開始系統廢除該政策，並迅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白澳政策”的終結由此進入實質階段。

廢除“白澳政策”後的第一批大規模受益者之一是越南難民。他們為逃離越共統治，經海路抵達澳洲，在近十年間約有十萬越南人定居澳洲，這是澳洲歷史上首次大規模接納亞洲難民。
隨後，澳洲又接收了相當數量的黎巴嫩穆斯林難民。

與此同時，澳洲政府積極推動“多元文化主義”，並將重心轉向亞洲。1988年，政府提出加強亞洲語言教育，同時推動對亞洲的英文教育輸出。

1989年，霍克政府正式將多元文化確立為國家政策，其核心是倡導“不同文化的共存與融合”。

第一批重要受益者之一是中國留學生。當時中國年輕人收入極低，卻背負沉重負債來到澳洲。六四事件後，大量中國留學生獲得人道主義居留機會，在短短幾年間，約二十萬華人定居澳洲。

隨著亞洲移民持續湧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力短缺，但也引發部分澳洲社會的不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就是寶琳•韓森。她進入政壇後曾直言：“澳大利亞正面臨被亞洲人淹沒的危險。”當時幾乎所有主流政黨都將其視為種族主義言論。

在政府推動下，各類民族語言學校與社區組織在全國擴展，多元文化社區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社會結構，例如華人社區、越南社區、穆斯林社區等。不同的文化共存了，卻沒有真正融合，文化並行彷彿是“國中國”。

其中發展最迅速的當屬華人社區。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在堪培拉傳遞期間，大量華人與留學生在中領館的授意下從悉尼、墨爾本等地趕赴現場，整個火炬路線幾乎被五星紅旗覆蓋。部分抗議者受到強烈對抗，國際媒體甚至形容現場“彷彿置身中國”。

那一年，澳洲總理是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陸克文。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與中澳關係進入蜜月期，澳洲政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更關注經貿合作，卻逐漸忽視外部影響力的變化。此後十餘年，中國對外影響力通過文化交流、社團網絡等方式擴展至澳洲社會每一個層面，一些華人社團也視與中共官方層面保持密切聯繫作為必要的生存法則。

在這一時期，悉尼市長Clover Moore推動每年舉辦規模盛大的中國新年花車遊行，成為除中國之外最大的新年慶典之一。中共官方不但從中國派出強大陣容參加該遊行活動，中共大使更被邀請與悉尼市長一同為遊行隊伍開道，以致許多民族社區，如台灣社區等拒絕參加活動。

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全球環境中，一邊高舉多元文化旗幟，一邊追求社會和諧整合，幾乎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2016年南海仲裁案後，國際法庭否定中國“九段線”主張，澳洲政府公開支持國際法立場。但在墨爾本，卻有數千華人舉標語遊行，要求政府支持中國立場。這一事件引發關於“華人忠誠度”的廣泛討論。

2020年，澳洲參議院舉行有關海外僑民的聽證會，自由黨議員Eric Abetz要求幾位華裔證人表態“是否譴責中共？”，相關證人拒絕回應，此事引發華人社區強烈反彈，並指責其為“種族歧視”。

此後，澳洲通過《外國干預法》，在一定程度上收緊了紅色勢力對澳洲社區的影響，但“忠誠與認同”的爭議並未消失。

2021年，澳洲九號台播出了一檔關於“與中國開戰”節目，並邀請幾位學者作辯論，其中一位被稱為華裔政治新星的先生（目前是新州下議員）表示，澳中一旦發生戰爭，在澳的上百萬華人將被送進拘留營。雖然他只是以恐嚇華人的方式來加強 “反戰”立場，卻也證實了一種現象，絕大多數華人名義上已經歸屬澳洲人，但他們依然擁有著中國心。

以巴衝突期間，2025年悉尼海港大橋曾爆發大規模遊行，約十萬巴勒斯坦支持者上街示威，引發對移民政治認同問題的再次討論。

數十年來，在左翼推動下，多元文化成為英聯邦多個國家的重要政策方向，包括英國與美國，但真正將其制度化的主要是澳大利亞、加拿大與新西蘭。

其中新西蘭強調毛利人與歐洲後裔共同構成國家認同。

加拿大是最早將多元文化寫入國家政策的國家，由現任總理特魯多之父於1971年推動立法，其模式曾影響全球。

然而半個多世紀後，加拿大也面臨社區隔離、語言分化、住房壓力等問題，甚至一些宗教團體與加拿大世俗法律之間的衝突，引起民怨四起。這項曾被視為加拿大國家名片的多元文化政策，如今正面臨自創立以來最廣泛的社會檢討。

英國早在十幾年前就對多元文化提出質疑，2011年2月，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在講話中曾公開質疑多元文化政策的失敗，認為其導致社區隔離與極端主義滋生。

但首相的警覺並未阻止英國的多元文化走向衰弱，如今倫敦穆斯林人口約占15%，並產生首位穆斯林市長。美國總統川普也多次批評倫敦因移民政策“改變了面貌”。

美國作為移民國家，雖然也支持多元文化，卻不存在所謂的多元文化政策，因為政府更強調“國家認同優先”的融合模式，更接近“大熔爐”邏輯。所以美國實際是一個一元國家。

回到澳洲，寶琳•韓森的立場並非突然出現。她從當年的眾矢之的到如今支持率快速上升，她的觀點始終沒變，真正變化的，是社會對現實的認知。

韓森長期強調，多元文化削弱國家凝聚力，導致“平行社會”的形成。她主張澳大利亞可以是多族裔社會，但必須在統一價值觀與規則之下運行。

她提出：“Australians must live under one cultural umbrella。”（澳大利亞人必須生活在同一個文化“傘”之下）。

她並不反對各民族文化的存在，而是反對文化並行而不融合。她強調共同規則高於文化差異，並用足球隊作比喻：不同背景的人可以組成團隊，但必須遵守同一規則。

她也主張控制移民規模，更強調，限制來自“極端主義國家”的移民，對來自“被認為有風險國家”的移民更嚴格審查。

韓森曾公開表示中共是“威權政權”，但她沒有公開反對中國移民。她曾說，有些社區在家庭內部主要使用本國語言（如中文、阿拉伯語等），她認為多元文化未能有效促進英語融合，導致“語言隔離”。其核心仍是“社會整合問題”。

儘管澳洲政府仍在制度層面維持多元文化框架，但在實際操作中已有收縮趨勢。

莫里森政府時期，澳中關係基金投入約4000萬澳元，但在華人社區融合項目上面臨複雜局面，一方面需要服務華人群體，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分辨紅色勢力對哪些組織及個人存在影響。

此外，有報告指出，澳洲在亞洲語言教育投資方面已明顯收縮。

在經歷近40年的發展後，澳洲引以為榮的多元文化政策正面臨重新評估，韓森只是撕下了那片無人願意觸及的偽裝。
距離澳洲下一次聯邦大選還有不到兩年，一國黨的崛起勢必繼續影響澳洲政治版圖，而多元文化爭議，也將成為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

1-07-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