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谈话的，是眼镜大姐，此时，眼镜大姐已经调到总学委，是抢救运动的一个小头头，他迈进拘押母亲的窑洞后，前后看看，十分惋惜地对母亲说：“你看看，你看看，这破破烂烂，又黑又脏的窑洞，是人住的地方吗？你一个富家小姐，在家又不愁吃，又不愁穿，何必跑到这里来搞特务呢？主席说了，我们的方针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只要坦白交代，与过去一刀两断，你想回家就回家，你想革命还可以重新入党嘛！”
母亲说：“我不是特务。”
眼镜大姐说：“江峻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母亲说：“我不相信他揭发我，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特务。”
眼镜大姐说：“不是特务为什么把你抓起来？”
母亲说：“你们抓人有证据吗？”
眼镜大姐说：“有证据还审问你干什么？正是因为需要搞到证据，才把你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搞到证据。”
母亲说：“没有证据怎么能乱怀疑，乱抓人。”
眼镜大姐说：“抓你就是为了搞到证据，不抓你怎么搞到证据？”
母亲说：“你们不讲理……”
眼镜大姐说：“你出身什么家庭，你家是什么成分？”
母亲说：“我父亲抗战前是资本家，淞沪抗战中工厂被鬼子炸了。”
眼镜大姐说：“你记住我在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你对组织说假话是要负责任的。”
母亲说：“我没有说假话”
眼镜大姐说：“你敢说你没有说假话，我拿出证据来你怎么办？”
母亲说：“有证据你拿出来，我反正没有说假话。”
眼镜大姐不慌不忙从挎包里拿出母亲的三份履历表，摆在她的面前。
第一份履历表，是四0年初审干时填的，家庭出身一栏，她填的是地主；第二份履历表，是四一年下半年填的，她填的是资本家；第三份是整风开始填的，她填的是资本家。她万万不会想到，每一次填履历表，组织部都有专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从中发现嫌疑线索，让人一次又一次填履历表，是组织部审干的手段。父亲有地又开工厂，刚到延安时没有顾忌，就随便填家庭出身地主，在延安呆久了，觉得地主出身不好听，再填表时就改成资本家，没想到这点小私心却被组织看破了，母亲两腮顿时涨的通红。支支吾吾地说：“他在农村有地，但我父亲住在城里，主要是开工厂……”
眼镜大姐不听母亲狡辩，严肃地说：“地主就是地主，记住了，这是你向组织说的第一个谎话。”接着又问：“你是什么时间到延安的？”
母亲说：“一九三九年九月底。”
眼镜大姐说：“是九月底吗，你敢保证你说的不是谎话？”
这回母亲不敢随意乱说了，想了一会儿，说：“应该是九月底。”
眼镜大姐说：“想想清楚，到底是九月底还是十月初？”
母亲想一会儿，又用眼角瞄一下眼前放着的几份履历表，她发现有的履历表填的是十月初，她的两腮又涨红了。
母亲的表现，没有逃过眼镜大姐的眼睛，眼镜大姐说：“哪天到延安，这样的小事你都撒谎，能叫对党忠诚吗？”
母亲说：“我不是故意撒谎，从上海到西安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没有表，也没黄历，实在记不清楚。”
眼镜大姐依然不听母亲狡辩，严肃地说：“你不是喜欢讲逻辑吗？你不可能即是九月底又是十月初到的延安吧，你有分身术吗，你的身体能分两次进入延安吗？记住了，这是你向组织撒的第二个谎，就你这样随口说谎话的人，不是特务是什么？”
母亲的小辫子被人揪住，立时就没有了底气，嗫嚅着说：“反正我不是特务……”
眼镜大姐不屑地哼一声，吐出两个字：“谁信？”她不容母亲分辨，又说：“我再问你，江峻散布特务谣言没有？”
母亲想一想说：“没有。”
眼镜大姐在玻璃镜片后面瞪大了眼睛，问：“真的没有？你想好了。”
母亲还是说：“没有。”
眼镜大姐说：“在你们来延安的汽车上，江峻说主席有七十二个嫔妃，说过没有？”
母亲的眼睛也瞪大了，急赤白咧地分辨说：“这算什么呀，他只是在讲笑话！”
眼镜大姐打断母亲的狡辩，说：“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你认为不算什么吗？这就是妄议中央领袖，就是小广播，他说过没有？”
母亲低下头去，喃喃地说：“说过……”
眼镜大姐问：“既然知道他说过，‘小广播调查表’上你为什么不填，这就是向组织说的第三个谎话……”
母亲无言以对，只有默认……
如此规劝谈话一上午，下午换人继续跟母亲谈，来人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就问母亲：“党叫你坦白，你为什么总是和党闹对立呢？”
母亲说：“该坦白的我都坦白了，没有的事我不能瞎编。”
来人说：“是党叫你坦白，你不是共产党员吗？”
母亲说：“我是党员，我也是有尊严的人。”
来人说：“你个人的尊严重要，还是党性重要？党叫你承认是特务，你承认不承认？”
母亲说：“不是，我不是特务。”
来人说：“不是特务你为什么不积极向组织交心？”
母亲说：“我是积极向组织交心的。”
来人说：“积极更说明你是特务！”
母亲瞪大了眼，吃惊地问：“为什么？”
来人说：“你这是假积极，是为了骗取组织信任，是为了长期潜伏，你们这些特务手段我们全知道。”
母亲又无言以对，只有沉默……
如此这般车轱辘谈话，车轮战，绕来绕去，又绕过一下午，天黑以后，点上蜡烛，眼镜大姐又换班来继续跟母亲谈话，为了制造红色恐怖的效果，眼镜大姐故意把窑洞的房门打开，让隔壁用刑的惨叫，一阵一阵传过来，隔壁似乎在“摔麻包”，就是把犯人举过头顶，不招就往地下摔，每摔一下，隔壁就是一阵杀猪一样的惨叫，母亲听的毛骨悚然，眼镜大姐就在惨叫声、哭嚎声中威胁母亲：“如果你不招供，我们也要考虑对你用刑，你还是早早招供为好！”
母亲哭泣着说：“该招的我都招了，我承认我父亲是地主，我是地主出身，我欺骗了组织，我是九月底还是十月初到延安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不是故意欺骗组织，我知道江峻妄议中央领袖，没填到‘小广播调查表’上……”
如此车轮战谈话五天五夜，母亲熬的精神恍惚，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绿，眼眶乌黑，脑袋胀痛如斗大，头脑中思绪纷乱犹如翻江倒海，她真的怀疑人生了，只是心跳心慌的说不出话来，虽然努力睁着眼睛，上下眼皮却不停地打架，但只要一闭眼，就受到严厉的呵斥，呵斥逐渐失效，情急之下，眼镜大姐跳起来掌掴她的两腮，巴掌掴在脸上，亦如掌掴木头，她竟然感觉不到疼痛，她迷迷糊糊地失去了自我，迷糊中还有人在问她是不是特务，此时她半边意识打算承认是特务，以求速死解脱，但她的另一半意识又死守住底线，不能承认自己是特务，死也要死的清清白白。五天过去，母亲没有熬倒，眼镜大姐先熬倒了，她突然偏头疼，疼的晕倒在母亲面前，不得不被抬出战场，大姐被抬走，母亲吐出一口气，身子一歪就昏睡过去。
不知道睡了几天几夜，她是被饥饿唤醒的，醒来时，隔壁正在开饭，闻到猪肉炖豆腐的香味，她慢慢清醒起来，她趴到窗户棱子上，对着外面喊要吃饭，开始没人理会她，过一会儿，有人端着二米饭碗走来，在她眼前晃一晃，恶狠狠地说：“想吃二米饭就快快坦白，死硬到底，就饿死你！”
兜头一盆凉水，又把母亲浇醒了，她重新躺到土炕上去，熬过去白天，熬黑夜，实在饿极了，她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放在嘴里咀嚼，一夜之间，她吃完了整整一条皮带，往后，她试着吃衣袖，吃墙上的黄土，然而都难以下咽，这样又熬三天，熬到第五天，她慢慢不觉得饿了，只是口渴，嗓子像火烧一样冒烟，她想找水喝，却起不来身，身体虚弱的像一滩泥，软软的瘫痪在土炕上，恍惚间，她觉得自己的灵魂，正化成一缕青烟，袅袅上升，慢慢的离身体而去，也许是回光返照，她的思绪忽然就明晰起来，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却并不怕死，她又想到了江峻，想到他一定也关押在哪里，说不定正在遭受酷刑，她不由得流下眼泪，一面流泪，一面沙哑着唱歌：“心窝窝里的人哟，想着你就心尖尖疼，树叶叶连着那个树根根，我就是疼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