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菲

我的家在Footscray，距离墨尔本CBD以西5公里。广东人将Footscray称为富士贵，寓意“富且贵”。清澈秀丽的马里比农河（Maribyrnong River）环绕着它的东侧和南侧，流经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和四季常青、姹紫嫣红的富士贵公园（Footscray Park）。公园的对岸，便是维多利亚州最负盛名的Flemington赛马场。每年墨尔本杯赛马节期间，一艘艘载满名流政要的游艇沿马里比农河驶入赛马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当属1985年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的到访。

富士贵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地方。读懂了富士贵，就读懂了澳洲。

澳大利亚原为泛大陆的一部分，今日马里比农河两岸的地质沉积层显示，这片土地大约4.2亿年前经历了隆起、褶皱和侵蚀。进入新生代（始于约6600万年前），菲利普港下沉区（Port Phillip Depression）在此形成了一个海洋与非海洋交汇的沉积盆地，并经历了多次玄武质火山活动。约3500万年前，塔斯曼尼亚与南极洲之间的海峡闭合，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独立大陆。

在维多利亚高地（Victorian Highlands）偏远的山谷，翠绿的植被如地毯般覆盖着起伏的丘陵，阳光穿透茂密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一条清澈的河流在此孕育，蜿蜒穿越森林与湿地，缓缓向下游汇入更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今天的马里比农河。随着数千万年的地质变迁，马里比农河流不断侵蚀、冲刷与沉积，雕琢出新的河道，孕育了肥沃的冲击平原。

大约2300 万年前，身高超过两米、体重可达 250 公斤的恐鸟在这片湿地与草原悠然觅食，以种子、果实和植物为生。约 100 万年前，剑齿袋鼠迁徙至此，在草原与灌木丛中咀嚼坚韧的植被。到了50 万年前，体高 2 至 3 米的巨袋鼠也出现在森林边缘的开阔草原上，享受着丰饶的自然馈赠。

库林民族（Kulin Nation）是全球最古老且延续至今的文化之一的继承者。他们的创世神灵Bunjil赋予了族群、土地与万物以生命。

大约四万年前，库林民族中的乌伦杰里-沃伊沃隆（Wurundjeri Woi Wurrung）和布努隆（Bunurong）部族的原住民来到马里比农河畔生活，称这条河为Mirrangbamurn，意为“我能听到环尾负鼠”。当时，马里比农河平原距离海岸线超过百公里，河畔生态丰富，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那时，与原住民共同生息的，还有鸸鹋、袋鼠，以及古代巨兽，如巨袋鼠和恐鸟。或许，原住民曾手持硅质岩制成的武器，用火攻与这些庞然大物展开生死之战；又或许，气候变化导致草原萎缩，食物匮乏，最终这些巨兽逐渐消亡，化入大地。

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依靠狩猎鸸鹋、袋鼠和采集植物果实为生。夜幕降临，他们点燃篝火，在大地的律动中起舞，吟诵代代相传的“梦时（Dreamtime）创世故事”。点点星光映照着熊熊篝火，也映红了他们的脸庞，诉说着这片土地万年、千年的记忆。

原住民的梦时创世故事包括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以及菲利普港湾（Port Phillip Bay） 的形成：约一万四千年前，全球气候逐渐变暖，冰川消退，海平面不断上升。至约七千年前，海水达到最高点，富士贵一度成为沿海地区。随后，海水缓慢退去，至约一千年前基本稳定至今日水平，塑造了如今的菲利普港湾。

1770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航行至澳大利亚东海岸。他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了这片“新发现的大陆”，并无视原住民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的事实，宣称其为“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同年，他在波塔尼湾（Botany Bay）插上英国国旗，宣示英国对这片土地的主权。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抵达了悉尼湾，建立了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欧洲人正式在澳洲定居，拉开了殖民扩张的序幕。

1803年，英国在塔斯曼尼亚的里斯登湾（Risdon Cove）建立了第一个刑罚殖民地。

随着塔斯曼尼亚的刑罚殖民地设立，英国进一步将目光转向澳大利亚大陆的内陆。同年2月，新南威尔士副测量总长查尔斯·格赖姆斯（Charles Grimes）率领探险队沿着亚拉河与马里比农河（当时称“盐水河”）溯流而上，在富士贵地区登陆。受到潮汐影响，河水略带咸味，格赖姆斯遂将其命名为“盐水河”。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20世纪初，之后才改用原住民赋予的名称——马里比农河。

在马里比农河与亚拉河交汇处的沼泽地，格赖姆斯观察到 “成群的天鹅、鹈鹕和鸭子”。

1836年，塔斯马尼亚总检察长约瑟夫·盖利布兰（Joseph T. Gellibrand）率探险队进一步勘察马里比农河流域，并详细描述其地貌与植被：“这片土地肥沃，丘陵起伏，景色蜿蜒优美。越过所罗门福特（今Avondale Heights一带），地势变得平坦，土壤中夹杂着大量岩石，一直延伸至埃克斯（今Werribee）地区，并通往吉朗港（Geelong Harbour）。”他还观察到原生森林与火山平原上的动物，如负鼠、袋鼠、灌木鼠和棕色短尾鼩。

盖利布兰所描述的肥沃玄武岩土壤平原迅速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来自塔斯马尼亚的大量羊群被运至这片土地，放牧业随之兴起。至1840年，当地羊只数量已超过十万头，吸引了数百名欧洲移民定居，推动了屠宰、炼脂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1839年，一个前往威廉斯敦（Williamstown）和吉朗（Geelong）的盐水渡口在亚拉河和马里比农河交汇处建立，逐渐形成一个聚脚点，后来发展成为富士贵市。

随着早期欧洲人和羊群的涌入，马里比农河沿岸的原住民库林民族仍在此地活动，他们按照季节变换营地，依赖狩猎与采集为生。男子狩猎袋鼠和负鼠，妇女则采集根茎植物，儿童负责捕鸟、挖取树胶。在欧洲移民初到时，原住民对他们表示友好，并与富士贵地区的首批白人定居者，如土地所有者约瑟夫·所罗门（Joseph Solomon）建立了合作关系。

随着土地被大规模划作牧场，水源和食物日益短缺，原住民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与欧洲移民的关系逐渐紧张。更严重的是，欧洲移民带来的流行病（如天花和麻疹）在原住民社区中迅速传播，造成大量死亡。1836年，墨尔本地区的原住民人口约为350人，而至1852年，仅剩不到60人。

1860年，维多利亚州颁布一系列“佃户法”（Squatters Act），允许欧洲定居者在尚未正式获得所有权的公共土地（Crown Land）上从事农业和牧业。这些法律在推动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剥夺了原住民的土地权利。欧洲移民往往采取强硬手段驱逐土著居民，迫使他们离开祖先世代生活的土地。

面对这一局势，布努隆和乌伦杰里-沃伊沃隆族的族长多次向菲利普港湾地区的原住民事务官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及维多利亚总督查尔斯·拉特罗布（Superintendent Charles La Trobe）提出请求，希望保留部分狩猎领地。虽然托马斯为此多次向政府呼吁设立保护区，却始终未获批准。最终，原住民被迫流离失所，或被迫以劳工身份谋生，以适应殖民者建立的新社会体系。

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吸引了大量移民涌入菲利普港湾，他们途经马里比农河谷，前往维多利亚的金矿区追寻财富。部分人选择留在马里伯农河谷，发展农业和服务业。

1857年，农民大卫·米尔本（David Milburn）在马里伯农河畔定居，並发明了一种手动水泵，从河中取水灌溉肥沃的河谷土地。他种植的水果和蔬菜销往金矿区，开启了富士贵地区市场园艺的先河。

与此同时，一些移民定居于马里比农河谷，从事牧业或为淘金者提供各类服务。工商业随之兴起，面粉磨坊、酿酒厂、毛纺厂、肉类罐头厂等工场陆续建立，为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1859 年，富士贵正式被宣布为独立的市政区，其名称源自伦敦东南部的福茨克雷（Foots Cray）。

19世纪50年代末，随着铁路建设和维护需求的增长，采石业在富士贵及邻近的布雷布鲁克（Braybrook）兴起。当地丰富的玄武岩资源被用于建筑和船舶的压舱物，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1860年代至1870年代，更多类型的工业相继落户围绕富士贵的马里比农河谷，尤其是Yarraville地区，形成了以糖厂、肥料厂、化工厂、骨粉厂、肉类加工厂和染料厂为主的工业集群。富士贵逐渐成为墨尔本主要的工业中心之一。

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加速了富士贵的工业化，使其成为墨尔本增长最快的工业中心之一。随后，1890年代的经济萧条导致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区域发展陷入停滞。

幸运的是，马里比农河提供的水运条件促进了富士贵的工业复苏。1888年，新西兰殖民地弹药公司（Colonial Ammunition Company）在富士贵的Geelong Road与Droop Street交界处建立工厂，军火工业从此在该地区兴起。1901年，工厂迁至Footscray路的更大场地，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富士贵成为澳大利亚主要的弹药制造基地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士贵的军火制造业进入高峰期，成为澳大利亚国防工业的重要支柱。1916年，马里比农弹药工厂（Maribyrnong Ammunition Factory）建立，进一步巩固了该地区在军火生产中的核心地位。

二战期间，澳大利亚面临日本帝国的军事威胁。1942年2月19日，日本派遣242架飞机轰炸达尔文港，对港口及军事设施造成严重损失。当时驻扎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军方战略家爱德华·“泰德”·弗格森（Edward “Ted” Ferguson）分析认为，富士贵作为澳大利亚军火工业中心之一，很可能成为继达尔文之后的下一个轰炸目标。这一预测凸显了富士贵在战争期间的工业战略地位。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工厂林立的环境使富士贵在内的墨尔本西区空气质量恶劣，河水受到严重污染，被视为“低宜居”地区。当地居民主要由英国移民及其后代组成，多数居住在成排的小型木结构工人住房中。尽管如此，富士贵仍凭借其工业基础吸引着大量劳工，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工人阶级社区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欧和东欧移民大规模涌入，使富士贵逐渐演变为一个多元文化的郊区。1966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富士贵近三分之一的居民出生于海外，主要来自意大利、希腊、马耳他、波兰、前南斯拉夫和德国。这些移民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面貌，也将欧洲大陆的饮食、节庆和家庭生活方式带入了社区，为富士贵增添了独特的异域风情。

20世纪70至8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实施难民安置计划，接纳了大量来自越南等国的战争难民，并在富士贵设立了移民资源中心，提供语言培训、就业支持，以及法律和财务咨询等服务。富士贵因其热情友好的社区氛围、临近墨尔本市中心、交通便利、就业机会丰富且房价相对低廉，吸引了众多越南难民在此定居。自1980年以来，富士贵逐渐发展为墨尔本第二大越南裔聚居区，仅次于Springvale。

这批移民不仅带来了正宗的越南美食、传统节庆，还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模式，使富士贵成为墨尔本重要的亚洲文化中心。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这里逐渐焕发出新的活力，街头巷尾的越南餐馆、咖啡馆、市场和庙宇，共同构筑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文化画卷。

进入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战争导致大批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逃离家园，部分移民选择富士贵作为新的落脚点。他们不仅带来了家乡的传统手工艺和风俗习惯，也丰富了当地的社会文化景观。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冲突加剧，来自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陆续抵达富士贵，带着各自的语言、信仰、艺术和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寻找新的希望。

每一波移民潮都为富士贵的文化肌理增添了新的色彩。从语言、饮食到艺术和商业，移民不仅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传统，也对富士贵的经济、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21世纪，富士贵经历了从传统工业区向现代住宅区的转型。曾经繁忙的滨河工业区逐步被改造为高密度住宅区，吸引了众多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人和创意工作者。富士贵凭借其独特的历史底蕴、多元文化氛围以及日益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近年来屡次被评为“世界最酷的郊区”之一。

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富士贵有124名原住民居民，占全市人口的0.7%。1992年，Mabo案推翻了“无主之地”的法律假设，首次正式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对土地的传统所有权。尽管这一裁决并未直接导致土地归还，但它象征性地恢复了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法律联系。

通过土地权利的承认，马里比农河沿岸的原住民群体得以更有力地保护自身文化遗产，并积极参与土地管理、生态修复和延续复兴原住民文化。

富士贵不仅是一片承载人类生活的土地，更是一部流动的史诗，述说着亿万年的自然变迁与人类文明的演进。

在土著文化中，“梦时”这一概念强调时空的交融，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密相连。站在这片土地上，人们仿佛能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从远古洪荒的开天辟地，到现代都市的繁华兴盛；从工业发展的辉煌，到文化复兴的重塑。置身其中，似乎能听见宇宙每一次风生水起时的轰鸣回响。

富士贵以岁月为笔，书写亿万年的沧海桑田、生死轮回与希望变迁。它不仅连接着世代相传的故事，也承载着未来的无限可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续写属于它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