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米兰昆德拉的相遇及告别：流亡不是逍遥 留下来抗争也不是媚俗

一九九二年，我刚考上北大时，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室友将昆德拉的《玩笑》借给我看。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县城，无人知道昆德拉。自认为博览群书的我忽然发现，有没有读过昆德拉，是都市读书人和小县城读书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

读完这本书，未必有多么喜欢。或许为了填补乡下人的自卑，我开始寻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译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译者景凯旋开始翻译《玩笑》，“《玩笑》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视为异议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驻华大使馆强烈反对。次年，捷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哈维尔当选总统，新政府不再反对中国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国发生天安门屠杀，出版审查收紧，不允许出版这本书。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于在北大求学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时光”。但对中国而言，却是屠杀之后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后，孟衎衎在〈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意义〉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昆德拉热”兴起于一九九○年代初，其对英雄概念的反讽和对意义追求的解构如同思想之镜，投射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当时社会弥漫著一种政治冷谈症和精神疲惫。知识界有意逃离一九八○年代理想主义，倡导“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昆德拉标签式的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遂风行一时。

一九九○年代最后一年，在“六四”之后宣称“绝不在刺刀下当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听他目光炯炯、眉飞色舞地谈论哈维尔。我写了〈昆德拉，还是哈维吾尔〉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别，也是与哈维尔拥抱——后者，才是“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繁星”的中东欧精神的继承者。

昆德拉在〈被绑架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欧代替中欧——他本人早已于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于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国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国作家”称呼自己，出版法语评论集《小说的艺术》。加入他国国籍、用新语言写作，对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作为法国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临下地将流亡当做逍遥，更无权将留下来的哈维尔和克里玛们的反抗定义为“媚俗”——昆德拉的用语是“奇刻”，后来中国小资以使用该词为时髦。

昆德拉指责《七七宪章》群体是为了“出风头”（也有同样的指责针对刘晓波和“○八宪章”群体）。人不能如此站著说话不腰疼。哈维尔严肃地反驳说：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只有去冒被认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篇请愿书那种行为——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风险而行动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欧洲受亚洲掠夺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历史总是被遗忘、总是会出现许多残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认为，七○年代初期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认为，所有那些请愿书都永远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就是认为，那些请愿书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人的行为是想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顾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著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我能理解他对讥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别是考虑到他从个人的共产主义经历中所吸取的教训，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担忧使他不能够看到在集权制度下人的行为的神秘的两面性。从心理学上来理解，彻底的怀疑主义是把一个人的热情基于幻想的结果，但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并因此而隐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说，事物的两面性。

昆德拉在法国和中国备受欢迎，与他在俄国和东欧的流亡作家及留下来抗争的作家群体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法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通常都很喜欢，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一样虚无、自恋、油滑。布罗茨基曾撰文反驳说，中东欧不可能成为西欧。克里玛认为，昆德拉致命弱点是“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方式是过于简化的和展览式的”。捷克文学评论家米兰·简曼在〈昆德拉的悖论〉中批评说，昆德拉在移民中写的小说具有奇异的创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初显然是想描绘一个不自由的政权所毁灭的爱情的悲剧性，但结果却成为一对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里安适自在的田园牧歌。”捷克评论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中其实是把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轻轻带过，给蒙混过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产党背景。他更认为，在一切都约化为“刻奇”的名义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前的一切都给遗忘及遮抺掉，而这一切刚好就是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同谋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评更为尖锐：“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每个人都著迷于上帝和排泄物之间的对抗。因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继而指出：“昆德拉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对恶俗的痴迷、对最可耻现实的痴迷，这些东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于二十世纪文学，这也决定了二十世纪文学潜在的无神论倾向。”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米沃什的回应方式是：“我一生都在准备向它发起正面进攻，用一篇论文、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否定昆德拉：“对待存在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因而应避免与那些借讽刺挖苦来贬低存在，同时又赞美虚无的人为伍。”

沉溺于虚无主义的昆德拉不是一个“好的流亡者”（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而非一个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从未尝试过理解中东欧的精神内核。在其被捷克共产党政府剥夺公民身份四十年后，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复这位九十岁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驻法国大使亲自将公民证书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对此不置可否。他曾经说，“没有回返的梦想”，“我携带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调、语言、风景、文化”。他拒绝返回民主化之后的捷克共和国，跟布罗茨基拒绝返回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罗茨基拒绝重返俄罗斯，是因为他认为俄罗斯并未变好，仍然是一个黑帮统治的国家；昆德拉拒绝重返捷克，是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真的变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变好的波兰定居），而捷克能变好，正是因为他被嘲讽为“奇刻”的哈维尔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牺牲争取来的。

昆德拉是波兰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悲观的大师”——“不仅不信神，而且抛弃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装相信，进而贬低作为我们共同遗产的‘人类’这一概念。”与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发现很多“好的中东欧人”，“他们身上努力结合了深刻而朴素的信仰，强大的幽默感，以及对善良文艺的爱。在那些古老的教堂里，我并不是独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东欧人，也不是西欧人，而是不东不西的虚无主义者。他丧失了对“善”的信念，没有固守的道德底线。他有一段幽暗的过往：捷克民间组织“极权政体研究所”的研究员哈狄雷克，通过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档案发现，当年只有二十一岁的昆德拉向秘密警察告密，让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时间都在矿坑中面对极为吃重的劳力工作，这是政治犯被捕后常见的下场。昆德拉矢口否认此事，声称这是“对一个作家的谋杀”，他拒绝就此接受采访，却动员十一位世界级文豪和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联署声明来“保卫”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应意味深长：“对于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现在捷克媒体上，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我承认昆德拉是一个好作家，但我毫不怀疑的是，他首先是一个人。”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抓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