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任总理与债务的不解之缘

债台高筑并非中国的新鲜事。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债务”二字相连。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历朱镕基到李强四届总理,朱镕基上任以后清欠难缠之极的“三角债”一战功成,让其获“中国最懂经济的总理”之称。温家宝运气极好,上承江泽民加入WTO之势,以及朱镕基“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造就了几十家国企寡头的垄断之利,不仅经济上保持两位数的连续增长,还能在全世界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2009年投放5万亿救市,这一救,结果是李克强与李强接任总理一职时,都要接过处理债务的重担。

朱镕基何以获铁血宰相之称?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最大时曾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中国GDP总量1991为2万亿元),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中,所谓“三角债”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连环债务问题,而是捆住中国经济的绳索。清理三角债,成为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单任务。

当时全国媒体上连篇累牍谈三角债的严重,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被概括为: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为了让读者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就以朱镕基选择的清欠试点东北三省四市为例。根据当时的调研,朱镕基定下的清理方针是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三角债源头,同时狠抓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第一站选在鞍山钢铁厂,是因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正饱受“三角债”折磨:当时鞍钢卖给沈阳电缆厂3000万元的钢材,货款要不回来。因为没钱,鞍钢无法支付炼钢所需的煤炭钱,导致煤矿不再给鞍钢供煤。煤矿的煤不能往外卖,就发不出工资,煤矿职工的生活就很困难。在调研组去之前,鞍钢正面临锅炉停产的风险。

煤矿、鞍钢、沈阳电缆厂的“三角债”问题,是中国当时经济的缩影。朱镕基认为连环清欠招数有迭加效果:譬如对电厂投入资金,电厂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还给钢厂、钢厂再还给煤矿、铁路,这样迭加起来,效果就明显了,投入1元清理3元。如果搞得好,还能达到1:4甚至1:5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辽宁首批清欠的试点企业主要从机电、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产资料行业中选择。在东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债”的企业选择了300户左右。清欠小组对试点企业债权债务情况,先进行扎实具体的摸底,派了14个工作小组到东北重点省市帮助清欠。朱镕基本人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

清欠结果如下:用朱镕基提出的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东北取得成功后,推广至全国。历1991、1992两年,3000亿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众多企业的三角债,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了2190亿元三角债。

这是朱镕基从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第一板斧。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从此以后,“经济沙皇”、“铁血宰相”成为朱镕基的绰号,“懂经济”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中国地方债何以债台高筑?

胡温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进入增长快车道,但2009年投入5万亿救市之后,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注入配套资金,大搞“铁公基”这类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地方债务迅速积累。2012年是胡习交接班之年,次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风险评估报告,宣布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占当年GDP的53%。国家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债务风险相应提高,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9.94万亿,须引起高度关注。该评估报告还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涉到城投公司、信托机构、银行、房地产企业等众多方面。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点也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当中,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

根据国家审计署当时公布的第24号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3个市辖区)债务余额3.85万亿元,存在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其中有16个地区资不抵债——如果中国允许政府破产,这16个省区将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也就是说,中国在2009年五万亿救市豪举中当了一回“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但很快就品尝到债务过高的风险。

胡温至习共四次清理地方债

李克强从接任总理之时开始,就接过了地方债这个烫手山芋。2011 年以来,基于对债务规范化控制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经历了三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2011年、2013年2014年)和一次专门针对隐性债务的摸底,在每次审计结束之后都相应出台了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并提出置换债、特殊再融资债、区域试点等措施进行债务置换,但措施基本无产儿,无法扼制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无法自拔。到2017 年,中国政府开始对隐性债务甄别认定,希望摸清债务底盘,想法解决,最后无奈地发现,隐性债务是笔地方政府也说不清的糊涂帐,只能估计与明面债务相当甚至更大。

上述四次,从年份上看,一次发生在中共高层换届之前,三次发生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今天翻查中国政府处理债务问题。发现从1990年代开始,只有温家宝是造成债务却不用为此发愁的总理,朱镕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处理3000亿三角债,李克强上台就处理前任的债务,李强则处理温、李滚雪球的债务: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地方债务19.94万),16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克强接盘;如今是27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强接盘。

时与势不再:“世界再无张居正”

考虑到三次清债未见成效,目前中国各地政府深陷地方债困局,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破解地方债困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启动资金”。这是从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经验出发,希望中央投入1元,能够达到1:3的清欠目标。

但是,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势不再,事与理亦不同。且看本人分析。

1当年朱镕基履任副总理之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铁血宰相”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乃因这一时代背景;

2、那时的三角债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抓住产供销的源头清理,就能盘活经济。现在的地方债问题,乃因地方财政对土地、基建工程过份依赖,房地产市场现已严重饱和,无足够的买家进场;基建工程本就是政府出面的公益,不追求市场效益。问题的源头在政府,病在金融领域,中央再注资,还是用来解决地方的人头财政,不能在生产领域产生效益。

3、朱镕基清理的3000亿三角债只占当时GDP总量2万亿的七分之一,如今地方债务过于庞大,66万亿地方债务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半。就算中央政府有意注资,也只能印钞投入人头财政,导致通胀飙升。中国人民币又不比美元这世界硬通货,美元超发通胀外办理,人民币过多发行,通胀全由国内承受。

明万历前十年张居正执正,经济繁荣军费充足;张居正之后,明朝财政开始显露严重问题,时人感叹“世间再无张居正”。此处引用此语,一层意思是指朱镕基的能力与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国不再具有这位“铁血宰相”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与势。美国州一级是地方自治,底特律破产就烂这座城市。中国是中央集权下的分层管理,地方政府一旦破产,中央集权无根可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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