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

债台高筑并非中国的新鲜事。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债务”二字相连。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历朱镕基到李强四届总理，朱镕基上任以后清欠难缠之极的“三角债”一战功成，让其获“中国最懂经济的总理”之称。温家宝运气极好，上承江泽民加入WTO之势，以及朱镕基“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造就了几十家国企寡头的垄断之利，不仅经济上保持两位数的连续增长，还能在全世界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2009年投放5万亿救市，这一救，结果是李克强与李强接任总理一职时，都要接过处理债务的重担。 朱镕基何以获铁血宰相之称？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最大时曾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中国GDP总量1991为2万亿元），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中，所谓“三角债”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连环债务问题，而是捆住中国经济的绳索。清理三角债，成为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单任务。 当时全国媒体上连篇累牍谈三角债的严重，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被概括为：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为了让读者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就以朱镕基选择的清欠试点东北三省四市为例。根据当时的调研，朱镕基定下的清理方针是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三角债源头，同时狠抓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第一站选在鞍山钢铁厂，是因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正饱受“三角债”折磨：当时鞍钢卖给沈阳电缆厂3000万元的钢材，货款要不回来。因为没钱，鞍钢无法支付炼钢所需的煤炭钱，导致煤矿不再给鞍钢供煤。煤矿的煤不能往外卖，就发不出工资，煤矿职工的生活就很困难。在调研组去之前，鞍钢正面临锅炉停产的风险。 煤矿、鞍钢、沈阳电缆厂的“三角债”问题，是中国当时经济的缩影。朱镕基认为连环清欠招数有迭加效果：譬如对电厂投入资金，电厂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还给钢厂、钢厂再还给煤矿、铁路，这样迭加起来，效果就明显了，投入1元清理3元。如果搞得好，还能达到1:4甚至1:5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辽宁首批清欠的试点企业主要从机电、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产资料行业中选择。在东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债”的企业选择了300户左右。清欠小组对试点企业债权债务情况，先进行扎实具体的摸底，派了14个工作小组到东北重点省市帮助清欠。朱镕基本人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 清欠结果如下：用朱镕基提出的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东北取得成功后，推广至全国。历1991、1992两年，3000亿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众多企业的三角债，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了2190亿元三角债。 这是朱镕基从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第一板斧。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从此以后，“经济沙皇”、“铁血宰相”成为朱镕基的绰号，“懂经济”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中国地方债何以债台高筑？ 胡温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进入增长快车道，但2009年投入5万亿救市之后，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注入配套资金，大搞“铁公基”这类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地方债务迅速积累。2012年是胡习交接班之年，次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风险评估报告，宣布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占当年GDP的53%。国家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债务风险相应提高，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9.94万亿，须引起高度关注。该评估报告还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涉到城投公司、信托机构、银行、房地产企业等众多方面。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点也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当中，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 根据国家审计署当时公布的第24号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3个市辖区）债务余额3.85万亿元，存在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其中有16个地区资不抵债——如果中国允许政府破产，这16个省区将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也就是说，中国在2009年五万亿救市豪举中当了一回“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但很快就品尝到债务过高的风险。 胡温至习共四次清理地方债 李克强从接任总理之时开始，就接过了地方债这个烫手山芋。2011 年以来，基于对债务规范化控制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经历了三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2011年、2013年2014年）和一次专门针对隐性债务的摸底，在每次审计结束之后都相应出台了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并提出置换债、特殊再融资债、区域试点等措施进行债务置换，但措施基本无产儿，无法扼制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无法自拔。到2017 年，中国政府开始对隐性债务甄别认定，希望摸清债务底盘，想法解决，最后无奈地发现，隐性债务是笔地方政府也说不清的糊涂帐，只能估计与明面债务相当甚至更大。 上述四次，从年份上看，一次发生在中共高层换届之前，三次发生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今天翻查中国政府处理债务问题。发现从1990年代开始，只有温家宝是造成债务却不用为此发愁的总理，朱镕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处理3000亿三角债，李克强上台就处理前任的债务，李强则处理温、李滚雪球的债务：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地方债务19.94万），16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克强接盘；如今是27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强接盘。 时与势不再：“世界再无张居正” 考虑到三次清债未见成效，目前中国各地政府深陷地方债困局，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破解地方债困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启动资金”。这是从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经验出发，希望中央投入1元，能够达到1：3的清欠目标。 但是，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势不再，事与理亦不同。且看本人分析。 1当年朱镕基履任副总理之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铁血宰相”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乃因这一时代背景； 2、那时的三角债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抓住产供销的源头清理，就能盘活经济。现在的地方债问题，乃因地方财政对土地、基建工程过份依赖，房地产市场现已严重饱和，无足够的买家进场；基建工程本就是政府出面的公益，不追求市场效益。问题的源头在政府，病在金融领域，中央再注资，还是用来解决地方的人头财政，不能在生产领域产生效益。 3、朱镕基清理的3000亿三角债只占当时GDP总量2万亿的七分之一，如今地方债务过于庞大，66万亿地方债务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半。就算中央政府有意注资，也只能印钞投入人头财政，导致通胀飙升。中国人民币又不比美元这世界硬通货，美元超发通胀外办理，人民币过多发行，通胀全由国内承受。 明万历前十年张居正执正，经济繁荣军费充足；张居正之后，明朝财政开始显露严重问题，时人感叹“世间再无张居正”。此处引用此语，一层意思是指朱镕基的能力与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国不再具有这位“铁血宰相”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与势。美国州一级是地方自治，底特律破产就烂这座城市。中国是中央集权下的分层管理，地方政府一旦破产，中央集权无根可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