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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是猶太傳統節日「五旬節」的前夜。按照猶太傳統，五旬節是一個喜慶的節日，既慶祝穀物的收穫，又紀念摩西在西奈山接受《托拉》的盛大文化傳說事件。這一天，猶太人應該聚餐暢飲，教堂內應該徹夜誦經，直到天明。  然而，今年的五旬節卻是一個不平常的節日。當天晚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內閣安全會議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與加沙地帶哈馬斯武裝的作戰行動——「銅牆鐵壁行動」將全力繼續進行。內塔尼亞衚衕時要求以色列人愛惜生命，減少外出活動，「你們在過去的一年裡因新冠疫情已經習慣了呆在家裡，現在不妨再多呆幾天。」隨後，以色列民防部門發布命令，要求室外聚集人數不得超過10人，室內聚會不得超過100人。換句話說，猶太人將無法依照其習俗慶祝五旬節。 不過，對於大多數以色列人來說，這個五旬節缺少節日色彩並不是讓人吃驚的事情。代號「銅牆鐵壁行動」的作戰已經進行了一周時間，以色列國防軍已在加沙地帶空襲了1500多個目標，造成近20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加沙地帶武裝向以色列發射了3100多枚火箭彈，造成10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與此同時，以色列境內，特別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發生了大規模騷亂，宗教與商業場所被焚燒，街頭衝突導致居民傷亡，其規模和範圍都是以色列建國以來所罕見的。 面對這種情況，以色列人已經習慣了無論白天還是黑夜的某個時間，一聽到凄厲的空襲警報，就快速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就近躲入避彈室。兩周前因疫情防控得力而恢復常態的工作環境，現在再度空無一人，公司、學校紛紛重新實行遠程辦公、教學。即使沒有民防部門的警告，人們也大量減少了外出活動，特拉維夫的休閑消費場所明顯變得空空蕩蕩，我日常散步的河邊杳無人跡，令人彷彿置身於疫情最嚴重時期的環境。 謝赫加拉的房地產糾紛  對於這次巴以衝突衝突的背景原因眾說紛紜，不過它的導火索卻是公認的：耶路撒冷的一個猶太-阿拉伯混居區——謝赫加拉的房地產糾紛（延展閱讀：以巴衝突：這次爭什麼？）。 謝赫加拉位於耶路撒冷古城與希伯來大學的觀景山校園之間，自古便是一個居民區，保存了不少猶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古迹。1948年以前，該地區住著100多戶阿拉伯人、90多戶猶太人。1948年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約旦佔領了這塊地區，驅趕了所有猶太人，將猶太人的房地產扣押，納入「敵產監管委員會」的管理之下。1956年，約旦與聯合國難民署達成協議，將28戶阿拉伯難民遷入猶太人的產業，約定住滿三年後簽發法律文件，將這些土地和房產的所有權移交給這些阿拉伯人，同時取消他們的難民身份。 如果當時這些法律文件真的如期簽發的話，也許就不會有如今的衝突發生了。然而，真實的故事卻是另一個版本。 按照約旦法律，納入監管的敵產仍然是敵產，只有兩種情況才會導致所有權發生變更：一是，國家宣布沒收；二是，國家將產權移交給第三方。然而，約旦從未沒收過該地區的任何財產，也從未簽署過任何法律文件，將這些財產轉移給這些搬進來的阿拉伯人。因此，從法理上說，原來的猶太房主一直是這些產業的所有者，阿拉伯人僅僅是房客。 以色列屬於英美普通法系國家，對法律的傳承性和連續性非常執著。特別是在民法方面，無論是奧斯曼帝國的法律，還是英國託管時代的判例，包括約旦佔領時期的法律決定，一概得到尊重。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後統一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曾專門說明，在財產問題上，尊重約旦當局所有有法律效力的處理決定。 問題在於，謝赫加拉的阿拉伯「房客」們，從未通過法律途徑而獲得過正式產權。所以，從上世紀70年代初起，原猶太房東便不斷地向法院起訴，要求明確產權。由於歷史文件清晰，法庭對他們的產權要求並無異議。198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這些阿拉伯居民應向猶太房東支付租金，同時將這些阿拉伯居民列為受保護的租戶，只要他們繼續交房租，就可以長期居住。 整個事件里，其實沒以色列政府什麼事，就是個簡單的產權官司，是業主、房客與法庭之間的問題。 然而，在巴以之間的問題上，任何簡單的事情都會變得複雜。在各種勢力的操縱下，謝赫加拉的房地產之爭被描繪成猶太復國主義驅趕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陰謀，煽動阿拉伯人拒絕交房租。阿拉伯人自己拿不出產權證明，便想方設法質疑猶太人的產權，多次在法庭起訴，都因事實清晰而被駁回。最後，因為阿拉伯人不肯交房租，法庭即將簽發驅逐令，從而引發了進一步的緊張關係。 問題在於，這個導火索是否就是事情的起因呢？ 謝赫加拉的房地產官司並非新出現的緊張因素，這場官司已經打了近五十年，從未產生過房主、房客圈子之外的影響力。這類官司在以色列並非什麼特別的糾紛，由於戰爭引發的大規模人口遷移，以色列自建國以來這類官司就沒有斷過。原告有猶太人，也有阿拉伯人，被告有自然人，也有以色列政府機構，裁決結果有猶太人勝訴的，也有阿拉伯人勝訴的。 謝赫加拉房地產官司的審判裁決，依據的都是以色列的成文法律和判例，並無專門針對該糾紛的新法規產生。因此，從各方面來看，謝赫加拉的房地產官司都是以色列常見的產權糾紛，就算近年來有各方勢力（猶太定居者、左派反以勢力）的捲入，要引發一場大規模的全面衝突，仍然顯得說服力不足，這也就導致人們在這一事件之外尋找更多的線索。  背後的「手」 目前看來，至少有三個因素可能與事件的發生有關。 首先，是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在川普時代，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是打造一個沒有巴勒斯坦和伊朗的中東，也就是試圖建立一個全新的以色列與溫和派阿拉伯國家的聯盟，並在這一過程中將伊朗和巴勒斯坦完全排除在外。 拜登上台以後試圖回到奧巴馬時代的中東，中止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和解的「亞伯拉罕條約」進程，通過重開伊核談判和恢復對巴勒斯坦的經濟援助而重新將這兩家帶回到中東棋局。這種做法無疑給了伊朗和巴勒斯坦更多的信心，但也導致地區緊張局勢驟然升級。比如，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襲船戰兩年來都是暗中進行的，而拜登上台不久，襲船戰的消息就泄露給了媒體，引發伊朗與以色列之間這種衝突的升級和公開化。 其次，是伊朗的角色。以色列媒體和評論家普遍認為這次衝突升級，背後有伊朗的手在興風作浪。這一方面是因為伊朗與哈馬斯之間有著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哈馬斯領導人近一年來曾多次公開表示，哈馬斯現有的武器裝備幾乎全部來自伊朗，而伊朗軍方領導人最近也曾表示要對以色列進行一次全面突破性地的打擊。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次衝突從產權糾紛到聖殿山衝突，進而發展為哈馬斯的火箭彈攻擊和以色列各地阿拉伯人的騷亂，其間環環相扣，有較為明顯的組織運作痕迹，也讓人懷疑其背後有不同尋常的操縱者。 其三，是以色列軍方的新戰略。2014年五周的激烈衝突之後，以色列軍方評估了戰爭的結局，調整了策略。在哈馬斯加緊升級製造火箭彈、獲取無人機並大規模修築地下工事的最近幾年間，以色列國防軍制定了以打擊哈馬斯軍事設施為主要目標的新戰略，開發了針對性（比如專破地下工事）的技術，並耐心地等待開戰的時機。 在目前的這場衝突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以軍的攻勢從2014年的以武裝人員為主要打擊目標，演變成了今天的以摧毀設施為主的策略，重點攻擊哈馬斯的軍事情報、武器研發製造、地下工事，而且採用「敲屋頂」戰術，給設施內人員充足的逃離時間，並不在乎武裝分子乘機逃走，另外使用定點清除的打法，斬首哈馬斯高級指揮和技術人員，因而也使得本次衝突的傷亡人數遠遠低於2014年2000人死亡的數字。 以軍的新戰略也許並非本次衝突的起因，但顯然是導致衝突持續和激化的一個要素。由於這種新戰略的存在，以色列反覆強調以軍必須完成其所制定的軍事目標，而不在乎哈馬斯方面作出的求和姿態。 儘管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不會立刻停火，但這場衝突的結局似乎不難預期，而且也應該不太遙遠。 評估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衝突，有兩個不可脫離的要素。其一，是以色列沒興趣重新統治加沙地區，也沒興趣幫助巴解組織統一巴勒斯坦。其二，是哈馬斯無論怎樣高調，本質上是一個小角色，對以色列不構成實質性威脅。 前者決定了以色列不可能大規模進入加沙地帶去推翻哈馬斯的統治，後者則決定了哈馬斯沒有能力把戰火引進以色列本土，最多用火箭彈做一些騷擾性襲擊。因此，加沙衝突無論發生多少次，其基本進程就是以色列通過打擊大幅度削弱哈馬斯的軍事力量，使其在一定時間內無法進行新的挑釁。 本次衝突以前，以軍的戰略是空中飽和轟炸加有限的地面進攻，哈馬斯則試圖在地面戰中給以色列造成較大傷亡。而以軍目前的新戰略則是，通過空中打擊，實現其戰略目標，完全不進行地面戰鬥，以使哈馬斯的戰略重點完全失去作用。哈馬斯一方面打不到以軍，另一方面耗費了大量資金修建的基礎設施被不斷摧毀，很快也就會失去繼續戰鬥的興趣。 在地面戰這一多變要素去除之後，戰爭的進程可以大大縮短。因此，有理由相信，本次衝突不會像2014年那樣持續五周時間。考慮到以軍已多次表示其作戰目標已接近完成，可以期望雙方在近期會接受某種調停，達成停火。 這次衝突對以色列國內政局的影響，可以分為短期和長期兩個看點。 短期來看，這場衝突對以色列反對黨組閣的努力可能產生某種的影響。以色列今年大選後，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組閣失敗，導致反對派「未來黨」領導人亞伊爾·拉彼德獲得組閣的授權。由於以色列「小黨政治」的特色，拉彼德需要一個比較廣泛的聯盟才能組成政府，而衝突形成的不穩定因素有可能給這種「合縱連橫」帶來無法預料的影響。 長期來看，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騷亂活動的影響力遠遠比哈馬斯的火箭彈深遠。內塔尼亞胡已經明確表示這些阿拉伯騷亂團伙將被看作是恐怖主義組織，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也已經從警方手中接過這些案件，在國家安全層面上進行處理。以色列國內近20%的阿拉伯人和近80%的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非常微妙，這次事件以後，族群關係無疑將走上更加撲簌迷離的途徑，對猶太國的民意基礎，國民的身份認同，國家的長期戰略無疑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作者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漢學與東亞學終身教授。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平行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