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疫情而推遲2年的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的會議於8月1日在聯合國總部召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會議開幕致辭時警告說,世界正處於一個「核危險時代」。他說,人類距離核毀滅只差一個誤判。俄羅斯總統普京稱,他不會主動發起核戰爭。但他的承諾並不能讓西方放心。 據路透社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寫給聯合國《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紐約審議大會與會者的致辭中稱:「我們認為,在核戰爭中不可能有勝利者,永遠都不能發動核戰爭。」 他承諾,俄羅斯將繼續恪守1970年起生效的該條約的「文字和精神」。普京由此回應了外界對莫斯科有可能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的不斷強化的憂慮。相關憂慮基於這一事實:普京在侵入這個鄰國後不久下令俄羅斯核部隊進入高戒備狀態。 但德國外長貝爾博克(Annalena Baerbock )在紐約會議上的發言中明確表示,她不相信普京的保證。 據德新社報導,貝爾博克指出,莫斯科領導人一再發出「肆無忌憚的核言論」,使50年來全球遏制核武器的努力岌岌可危。她稱,隨著發動入侵烏克蘭戰爭,普京「粗暴違反了」以前的保證。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指控俄羅斯在核武方面進行「危險的劍拔弩張」。他在紐約會議上發言時約強調:「在我們這個世界,不允許有基於武力、恐嚇或訛詐的核威懾。我們必須站在一起,堅決予以拒絕。」 美國總統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說,他的政府準備迅速就新的軍備控制框架舉行談判,以能在現有條約於2026年到期時被新條約取代。拜登強調:「但談判需有願意的夥伴。」 韓聯社報導稱,韓國外交部多邊外交調停官咸相旭1日也在會上指出,朝鮮是唯一一個利用核不擴散機制公開發展核武的國家,朝核問題正是亟待解決的核不擴散議題之一。 咸相旭敦促朝鮮停止挑釁,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決議,全面履行《條約》,實現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無核化(CVID)。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得到191個締約國批准。根據該條約,只有美、俄、中、法、英五國可擁有核武器。其它4個疑似核國家——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鮮——不是沒加入該條約,就是已退出。 該條約旨在防止核武器擴散,促進核裁軍,鼓勵和平利用核能。條約同時規定,每5年對執行進展狀況做一次審查。第十次審查會議本應於2020年舉行,因新冠疫情而延期至2022年。 全球核武器總數比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峰值減少了75%以上,這主要是由於美國和前蘇聯之間冷戰的結束。但專家估計,全球仍有大約1萬3000枚核彈頭,其中絕大多數在美國和俄羅斯。
美中最高級視頻通話美東時間7月28日上午進行了,長達兩個多小時。這是兩國最高執政者之間的第五次通話,各自都把需要說的話說了,該表達的意思也都表達了。 此番通話的核心應該是佩洛西率團訪問台灣問題,顯然雙方都是顧左右而言他。對於中共,狠話講了,意在警戒、阻遏美國高階政治人物走訪台灣,衝擊中共設立的外交紅線。對於美國,既然上心了,有意為之,佩洛西台灣之行已成開弓之箭,不能回頭。更何況這也不是首例,早有先河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於1997年開啟。 佩洛西「無視」兩國最高級通話磋商,「一意孤行」已經展開亞洲之行,此行將到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台灣未列入。佩洛西方面以安全問題為由,拒絕確認或否認行程的安排。其中的一意孤行乃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具有突破性的則是順道訪問台灣。 中共深明其中厲害,只能表面放狠話而實質是哀求美方,敦促美方恪守承諾,恪守三個公報。那麼1984年中英香港聯合聲明呢?中共怎麼可以唇紅齒白地說過時就過時了呢?中共繼而推出香港國安法,徹底背棄了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承諾,也徹底摧毀香港經過一個半世紀經營獲得的東方金融中心這一特殊國際地位。中共這一拙劣的做法看似英國無奈,西方無奈,實際是美國和西方因此徹底放棄了對中共的僅剩下的一絲繼續維繫的情感。你有初一,我有十五。美國和西方被迫回到對等原則位置上,紛紛做出相應的回復,比如澳洲阿爾巴尼斯新政府也將維持前莫里森政府的對中共立場和態度。 前面有中方御用者獻計中共軍機伴飛佩洛西進入台灣。美國軍方回敬公布了佩洛西一行乘坐軍機的安全空間為185公里,任何進入此範圍都將被擊落。美軍不打口炮,直接就預告開火條件。 中方反應強烈,發出威脅:中方的態度十分明確、堅定,嚴陣以待;如果佩洛西一意孤行前往台灣,解放軍「絕不會坐視不管」。解放軍已做好出手捍衛統一的準備,同時出現忍俊不禁的中國政府向全世界發布最新莊嚴公告如下: 一、解放軍將開始履行,保衛台灣主權安全的使命;因為台灣島的領海和領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和領空的一個部分。 二、解放軍將把台灣島上空的合法主權領空,劃定為防空識別區。 三、解放軍空軍,將開始在台灣島上空,執行常態化飛行和警戒任務。 四、解放軍海軍,將開始在台灣島周邊任意海域,進行常態化巡航和演習。 五、解放軍,將把「沒有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部門,或軍方批准的任何外國軍事裝備,進入台灣島主權範圍內的行動,視為侵略行徑,將予以堅決驅離,甚至擊落、擊沈。 主播激動地評述:這是什麼信號,中華炎黃子孫的又一次驕傲來臨。 美方相對的反應則是美國海軍將大量戰鬥部隊和軍事資源轉進台灣周邊海域,因應美中可能的衝突。 過去很長時間,整個國際社會在美國的領導下都是謹小慎微,不去觸痛中共的痛點和紅線。但是自從歐洲小國和南半球澳洲紛紛觸碰北京紅線,2020年捷克議長率大型代表團訪台,2021年立陶宛與台灣互設代表處,2018年前澳洲工黨領袖現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西率團訪問台灣,2021年前澳洲總理亞伯特訪問台灣,都可視作為國際社會越來越反感北京孤立台灣的外交政策。但是對於中共這隻龐然大物,確實也不敢輕易拂逆。「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對中共的恐嚇,在今天國際形勢下,在今天美中關係新時期,如果美國理會在意猶豫的話,就等於自打耳光,這個領導世界的第一大國居然在中共這種威脅恐嚇面前退縮了,這將又是一次阿富汗撤軍丟盡顏面丟盡尊嚴之事。佩洛西沒有後退,而是出行了。雖然因為安全原因沒有明確台灣之行,但是可以相信她一定會順道訪問台灣,這是不言而喻明擺著的事情。 這次佩洛西走訪台灣,將跨過中共設定的外交紅線,踏破中共的外交防線,擊碎全中國上下民族主義玻璃心,情何以堪啊?是開打,還是打碎牙齒和血吞?中共在兩難之中。中共選擇開打,直接後果就是中南海頃刻間灰飛煙滅。中共選擇隱忍,直接後果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和外交堤壩崩潰。全世界以此為先導,紛紛效仿,台灣國際地位凸現,形成與大陸互不隸屬外交地位。從今往後武統台灣更無用力支點,中共心念的台灣就由中國內政的牢籠中從此飛出,轉而成為國際爭端,台灣將更受國際大家庭的呵護。 佩洛西訪問台灣,可被視作為美國「只行動不言語」地重新制定對中共政策的開端。自1945年二次大戰行將結束起到今天將近80年的光景,美國對華政策一直陷在錯誤的泥沼之中難以自拔,首先犯下如此大錯,可謂將中國民眾推入共產主義深淵的則是時任總統杜魯門。美國一直扮演了一個奇怪的角色,既是世界秩序的維護者,也是世界麻煩製造者。 以前美國,尤其是民主黨行政當局,對中共總是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盲目信任,關懷備至,一路扶持,就是不知道在馴化中給以有效和嚴謹的施教,最終沒有能將中共馴化進入民主大家庭,反而讓中共藉機養大養肥反噬馴養的美國。若非美國犯錯,何來今日中共對美國對世界構成的威脅? 美國自種惡果,也自食惡果。美國從1945年以後開始的對華政策的錯誤,背叛戰時盟友中華民國,還綁住了蔣介石手腳,聽任中共在蘇聯的全力支持下擊敗蔣介石,更加劇了冷戰,導致了韓戰,導致了越戰,導致了美國在這些戰場上的巨大兵員傷亡,導致了四十年冷戰對世界和平構成的威脅,也極大地提升了美國維持戰後和平與穩定的高昂成本。因果相連,源流有自,不寵壽王妃,何來高力士?不近大腹兒,何有三節度?事實上,沒有美國杜魯門的中國政策的罪惡,也就沒有今天的中共國。罪惡的源頭從那裡開始,美國至今沒有檢點過,佩洛西訪台也許可視作為美國在中共政策上糾錯的一個信號和開端。 佩洛西走出這一步,美國開始修正對中共政策,不僅對台灣是一個福音,對中國老百姓也是個福音。當然中國老百姓現在看不明白這是福音,因為他們不懂,尤其是高牆的阻隔,深受中共的宣傳的洗腦和影響,只有等到整個中共邪惡政權倒台以後,事實昭告於天下,才能夠顯露出來,中國老百姓才能恍然大悟。 (全文轉自《獨家報導》)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過去對中國的言論審查一直抱持樂觀看法,他曾以個人20世紀末中國行經驗,寫下《雷克斯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書中他預言「中國將會擁有一個自由的媒體。中國領導人雖然『不知道這件事』,但他們正被直接推向這個方向。」前不久他已為此在專欄寫下「致歉文」,改口「我曾經樂觀看待中國的審查制度,我錯了。」 美國近來不只佛里曼承認自己錯看中國,他也不是第一個公開討論誤判中國的學者專家。2021年,前保德信亞洲業務戰略總監、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高級講師強納生(Elsbeth Johnson)就和另名牛津學者米特(Rana Mitter )在《哈佛商業評論》合著了一篇「西方對中國的誤解」長文,直指西方政客和企業家原本以為經濟發展會帶動中國政治自由,結果證實是誤會一場。 強納生和米特將西方對中國的誤解歸結出三個部分。包括就西方人的經驗,總認為經濟和民主是一體兩面,如二戰後的日本、英國、德國和法國,都是經濟愈發展,國家愈自由,那麼「同理可證」,經濟發展起步較晚的中國,應該也會在社會繁榮起來後,讓政治走向更自由的模式。於是也才有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重要拉抬中國的那一步,即聲稱:「透過加入世貿組織,中國不僅僅將同意進口更多的產品,這也等同於他們願意進口民主的價值觀。」 結果當然大錯特錯。因為西方國家明顯忽略中國從來都沒有「獨立的司法」。唯有「獨立的司法」,一個國家才會真正關注個人自由選擇和少數人權利,這是經濟成長伴隨社會進步的主因。「個人擁有權力愈多,就會要求更大發言權」的社會發展軌跡在中國並未(容許)發生,相反的,當一定程度的中國人實質改善了生活後,他們則是反過來歸功於威權主義的政府,而無視社會其他層面的犧牲和被壓迫。 第二個錯解是,以為威權政府也講「法治」。過去以來,諸多西方企業對中國威權治理經驗其實相當陌生,他們受到市場誘因前進中國,再以文化差異(異國風味)合理化中國「人治」的特色,而事實上中國的威權體制是植基於馬列主義體系,「控制」才是關鍵,西方企業家只知道和中國企業高層開會,對方有時會直接要求他們把智慧財產權轉讓給另家中國公司,雖然這讓許多西方企業家感到驚訝,他們卻常安慰自己,只要日後證明自己的合作價值,中國對其企業的控制需求就會減少。結果又錯了。這也是為什麼最近多有西方政客、學者,會再把「中國對雙贏的定義,就是中國贏兩次」的笑話拿出來自我調侃(警惕)。 最後一項誤解,也是西方國家最大的誤判,就是他們以為中國人終究會和西方人一樣,追求同樣的生活和工作價值觀。但在中國社會,「短效」是很重要的,例如要發展太陽能供電的智慧城市或節能的環保社區,都唯有在國家高度干預下,這樣的企圖和雄心才能實踐,結果就是不在乎過程中殘酷的迫遷和侵犯人權,能達到目的就好。相對來說,受制於人權、公平正義的西方社會在這類建設上自然就「緩慢」許多,而這一比較,又被中國看成是自身制度的優越性使然。 至於佛里曼自認對中國的誤判,同樣包括經濟發展改善了人民生活,卻沒有替言論(新聞)自由創造更大的空間,反而愈行限縮。不過,佛里曼似乎還是很難相信中國居然沒有照著他預想的方向發展,因為文末他仍語帶保留地說,「雖然我承認對中國更開放的樂觀看法是言之過早…但且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未來10年會如何發展…」。 他真的應該回頭去找出《哈佛商業評論》那篇「西方對中國的誤解」文章,好好咀嚼其總結所說:「如果西方政客和企業家不認清中國共產黨一貫信仰的馬列思想重要性,以及其所暗示的一切,並接受這一現實,他們對中國的錯估將繼續下去。」這句話,應該就是說給佛里曼這類人聽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