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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12月20日，召開了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一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12月26日，是他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一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麼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1965年1月28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彙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 「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么，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從批判「修正主義」走向「原教旨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自己的黨員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也用這個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國人。但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中，這個理想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現實的衝擊。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是堅持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還是根據現實作某些修正？是快一點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實際是理想對現實的讓步。毛澤東在八大三次會議上不經中央討論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接著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加快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速度，從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的根源在於用極權制度、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快速推行共產主義理想。 大饑荒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面向實際，從共產主義理想退回現實，做現實需要做的事，可以稱為「務實派」；另一派還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用不停的政治鬥爭來推動這一理想的實現，可以稱為「理想派」。當然，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劃分，陣線也不十分清晰。務實派在務實過程中由於理想的情結，使他們在做違背理想的事時，總有一種理虧感，因而不事張揚；理想派由於理想總是遭到現實的無情碰撞，在維護理想時，總有一種階級鬥爭的危機感和敵對情結。在中國這個政治條件和話語條件下，務實派在政治上處於劣勢，但是，在理想派把經濟搞亂了以後，總得由務實派來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過程中，務實派更加偏離理想，使得理想派認為他們更加危險。在毛澤東手中，對付務實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義。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遺囑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並把伯恩施坦作為遺囑執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後，他根據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和議會民主發展新情況，從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在《新時代》發表6篇文章，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3個方面，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詡為「修正主義分子」，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批判「修正主義」除了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外，與毛澤東企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也不無關係。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初步的工業基礎，而波、匈事件 的「圓滿解決」則有賴於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毛澤東此時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台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在會下，毛澤東儼然是莫斯科半個主人，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當然領導者，那麼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全面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這尊神，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最後定的調子是斯大林「功大於過」。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丟掉「列寧主義這把刀子」，也反對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實際上，丟掉了「兩把刀子」就會危及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丟掉兩把刀子」是修正主義最為根本的罪狀。 當毛澤東在做國際共運領袖夢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不甘落後，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鬥目標：「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8年8月，毛澤東又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有學者分析，毛澤東搞大躍進，除了國內的原因外，還有國際共運的原因。他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當時他說「以蘇聯為首」只是一種策略。  然而，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批評態度。自蘇共20大以來儘管兩黨有分歧，但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對蘇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上。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賬」。  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1960年6月2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 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蘇共領導人也說成是修正主義者。「蘇修」就成了中國人口頭上一個常用語。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1963年可以說是「反修年」。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他們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從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寫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九評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激昂的戰鬥音調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國廣播，在中國深入人心。「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推到了極左。現在看來，批判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1958年就在中國開始實踐，大躍進失敗，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瘋狂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在中國南方一個小國也大行其道。這就是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這是毛澤東輸出革命的一項重大「成果」。 波爾布特所領導的組織成立於1960年，但長期不公布名稱，國外稱之為「紅色高棉」，1977年9月他訪問北京時公布黨的名稱為柬埔寨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宣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全一樣。波爾布特多次秘密訪問北京，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 波爾布特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到稱讚。毛澤東對他這位得意門生的作法非常滿意，他稱讚波爾布特：你們幹得好，我們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你們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幾年，全國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澤東稱讚波爾布特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惡果。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裂痕越來越深，鬥爭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到20世紀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這面旗幟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為了挽救危機，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把中國推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一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把強加於全體人民的理想擱置起來，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集團不再用某一種理想來塑造國家的未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而是面向實際，做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者。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執政集團，它的管理許可權應當是民眾授予的有限權力，對它管理效果的評價應當是民眾的實際體驗，而不是某種先驗的標準。因此，管理權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評價，只能通過民眾的選票來表達。顯然，這樣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就不能服眾，就沒有希望。 從鄧小平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應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但是，我們不能太樂觀。勒龐說過：「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里紮根需要很長時間，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們執政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 因此，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不能消極等待，我們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資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誇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激進的作法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形式。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評了劉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支持高崗在東北搞農業集體經濟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就解決糧食困難問題採納了陳雲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決議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從12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954年12月27日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40多萬個。部分農民抵觸情緒嚴重。 1955年3月，鄧子恢到到浙江對合作社進行整頓和鞏固。浙江的農業合作社由53144個，減為37507個。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譏諷怕農業社發展快了是「小腳女人」。他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收縮農業社，他強調， 「在發展問題上，目前不是冒進的問題。」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2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104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路線。客觀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 。「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 1956年1月，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國務院各部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到1967年）指標。1956年1月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1956年2月6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八大」政治報告認為：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18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 1957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進派》的高調講話。他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 「八大決議上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年反右派鬥爭，6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會議。會上，毛澤東「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周恩來再一次就反冒進作檢查，還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這個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 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提到消滅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說：「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託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要「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他還談到消滅家庭的問題。 （未完待續）  

（接上期）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他6月上交「八萬言書」以後，8月22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8月5日，毛澤東說：「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9月1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 9月3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淇、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 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徵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建國以後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 。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斗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1954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和高崗沒有任何關係的饒凁石捆在一起稱為「高饒事件」。在這場鬥爭中，高崗被打成反黨分子憤而自殺身死。 《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他也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一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一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9月8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 。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實際上，習仲勛只是審閱過書稿，提出過修意見，而且反對寫高崗。但是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劉少奇或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或是出於其它考慮，他對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即緊跟和附和，有些言論，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那裡知道，這些話，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也正是為劉少奇設下的墳墓。 1962年10月後，各省紛紛按照毛澤東的新調門，向北京提供各地階級鬥爭尖銳、資本主義嚴重複辟的材料。四川、山東將困難時期出現的「反動兒歌」的資料搜集完畢，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4月，河北邢台經驗上報。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接著就是「四清運動」。 四、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1963年5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1963年9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1965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8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綳得很緊」，總想在村裡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1960年12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 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迴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一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迴報告。8月1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 「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 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8月1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9月1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  10月12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後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製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一村一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10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在一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1964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35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彙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彙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王光美在書里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1963年8月19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一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1960年12月22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一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准、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1960年12月31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 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20% ，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 毛澤東在1960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從1960年到1961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1958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 「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麼農村幹部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1958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著寫道： 主席講，恐怕90%是好人（後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10%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佔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準走，不準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彙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台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彙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後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志彙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一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眾。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 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1960年12月20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裡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142人，有12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31%的人有貪污行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佔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飢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佔有數可查的，有糧食36000多斤，豬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佔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裡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一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占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採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 1961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80年代劃歸佳木斯市，90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1958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1960年同1958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21%，勞動力減少了24.7%，大牲畜減少了30.5%，糧食產量減少了71%，商品糧減少了84%，社員收入減少了94.7%。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一。從1958年以來，全社共有300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60多戶。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經過一場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複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1961年2月15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 中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13名委員當中，有6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15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干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姦汙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1960年就吃了12頭豬，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裡的糧食餵了11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後，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一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一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後，飢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