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接上期）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28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用这个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这个理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现实的冲击。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是坚持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还是根据现实作某些修正？是快一点建成社会主义，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实际是理想对现实的让步。毛泽东在八大三次会议上不经中央讨论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接着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快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速度，从而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在于用极权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快速推行共产主义理想。 大饥荒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面向实际，从共产主义理想退回现实，做现实需要做的事，可以称为“务实派”；另一派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用不停的政治斗争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现，可以称为“理想派”。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阵线也不十分清晰。务实派在务实过程中由于理想的情结，使他们在做违背理想的事时，总有一种理亏感，因而不事张扬；理想派由于理想总是遭到现实的无情碰撞，在维护理想时，总有一种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敌对情结。在中国这个政治条件和话语条件下，务实派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理想派把经济搞乱了以后，总得由务实派来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过程中，务实派更加偏离理想，使得理想派认为他们更加危险。在毛泽东手中，对付务实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和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诩为“修正主义分子”，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批判“修正主义”除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外，与毛泽东企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不无关系。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初步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 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是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全面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这尊神，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最后定的调子是斯大林“功大于过”。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实际上，丢掉了“两把刀子”就会危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丢掉两把刀子”是修正主义最为根本的罪状。 当毛泽东在做国际共运领袖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8月，毛泽东又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有学者分析，毛泽东搞大跃进，除了国内的原因外，还有国际共运的原因。他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当时他说“以苏联为首”只是一种策略。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持批评态度。自苏共20大以来尽管两党有分歧，但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对苏共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 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苏共领导人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苏修”就成了中国人口头上一个常用语。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从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写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九评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激昂的战斗音调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广播，在中国深入人心。“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推到了极左。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1958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践，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疯狂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国也大行其道。这就是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组织成立于1960年，但长期不公布名称，国外称之为“红色高棉”，1977年9月他访问北京时公布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宣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全一样。波尔布特多次秘密访问北京，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 波尔布特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受到称赞。毛泽东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作法非常满意，他称赞波尔布特：你们干得好，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几年，全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泽东称赞波尔布特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恶果。 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裂痕越来越深，斗争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到20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为了挽救危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多数中国人、甚至中国共产党内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执政者不敢对这个理想提出质疑。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共产党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唯一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把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理想搁置起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而是面向实际，做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这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集团，它的管理权限应当是民众授予的有限权力，对它管理效果的评价应当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是某种先验的标准。因此，管理权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表达。显然，这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被搁置以后，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成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政权把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不能服众，就没有希望。 从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但是，我们不能太乐观。勒庞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的夸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激进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所以，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形式。刘少奇认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评了刘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支持高岗在东北搞农业集体经济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就解决粮食困难问题采纳了陈云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目前食油的产销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作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从12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4年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0多万个。部分农民抵触情绪严重。 1955年3月，邓子恢到到浙江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讥讽怕农业社发展快了是“小脚女人”。他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收缩农业社，他强调， “在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冒进的问题。”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正式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工商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牲畜饲料用粮食实行分类定量供应。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路线。客观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国务院各部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到1967年）指标。1956年1月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956年2月6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进”的标志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八大”政治报告认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18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 1957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进派》的高调讲话。他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会”，并且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 “八大决议上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年反右派斗争，6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周恩来再一次就反冒进作检查，还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这个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提到消灭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说：“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要“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他还谈到消灭家庭的问题。 （未完待续）  

（接上期）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 。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凁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 《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 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 ，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