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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最低工資遠低通漲 民團呼籲與工資中位數掛鉤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簡稱社協)4月23日促請港府每年檢討一次最低工資,另應重新制定調整機制,將最低工資訂於全港工資中位數的一半至六成。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社協表示,香港2001年起實施最低工資,從當年的28港元上調至5月1日起生效的40港元,累計增幅約43%,惟2021年凍結最低工資,致2019年至今一直「凍薪」。 社協又指,香港仍有1.4萬名基層打工仔的時薪僅37.5港元,調幅遠追不上通漲增幅,促請港府重訂法定最低工資,目標包括:將最低工資訂於全港工資中位數的一半至六成,並加入2%至3%的預測未來通漲幅度,避免最低工資滯後,以確保最低工資可應付勞工基本生活所需。 此外,社協認為目前法定最低工資兩年檢討一次,明顯落後於物價漲幅,建議港府改為每年檢討一次,以估計未來消費物價和經濟發展,避免基層工資增幅滯後。 社協並指出,現行機制主要由政府委任加入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勞資雙方代表,釐定工資水平,如同閉門造車,不透明,除公開勞工統計數據外,也應全面披露委員會討論的內容,以及決議方式和結果。 社協表示,可藉不記名方式紀錄委員意見,讓委員繼續自由地表達意見,避免給社會閉門造車,減低外界覺得工資方案屬勞資雙方內部討價還價、或人為任意決定的負面觀感。 港府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將邀請最低工資委員會就如何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機製做出研究,包括:檢討周期、如何提升效率,以及在最低工資水平和維持經濟發展等元素之間取得平衡等。第一階段諮詢3月28日展開,為期4周,邀請公眾就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提供意見,10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提交研究報告。

港最遲明年完成23條立法 評論指建制派也要噤聲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4月24日率紀律部隊管理層訪問中國4天。他稱,最遲明年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評論相信,立法為民間帶來的寒蟬效應,連建制派也要噤聲。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鄧炳強率領6個紀律部隊的首長前往北京、廣州和深圳訪問4天,除拜訪中央會討論國家安全、跨境罪行、緊急救援、人員貨品往來、懲教管理等議題外,並會分別與交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司法警官學院簽署合作意向書與合作協議,希望加強雙方合作,使香港更安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鄧炳強啟程前被問及會否討論《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他稱,一定會儘快進行,希望能在今年或最遲明年完成立法工作。 北京掌握23條立法「死線」 寒蟬效應延伸至建制派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基本法》23條立法勢在必行,「死線」早已訂下,並掌握在北京手中。 劉銳紹說,在今年內或不遲過明年立法,都是特首李家超上台時講,口徑從來沒有改變。 他又指,23條在官方眼中有助維護國家安全,但對民間來說,市民已感覺到寒蟬效應已延伸至建制派。 劉銳紹說:「如果從民間的角度,因為現在的言論空間,已經比官方所說的,更加收窄,包括到建制,大家看看立法會,本來由建制主導、壟斷,現時建制派都要思考過才講,否則會否引蛇出動?他們會否被秋後算帳?這些寒蟬效應不只在民間,在建制派裡面都會有。」 港府至今未有具體時間表 稍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考察香港6天,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當時稱,香港快要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夏寶龍訪港有利氛圍。 特首李家超總結夏的行程時引述夏寶龍稱,國家安全風險仍然潛伏,重申港府會儘早就《基本法》23條立法,希望最快今年內、最遲明年完成。 不過,全國人大前常委譚耀宗表示,夏寶龍在港唯一公開的講話是關於國安,反映中央重視國安問題,但認為中央未就23條立法定下時限,時間表可交由特區政府自行決定。 李家超今年初稱,已要求保安局草擬第2稿,針對間諜活動、偽裝組織及新媒體新科技等手法,冀最遲明年完成23條立法。惟同時,港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涉34項條例草案,當中未見《基本法》23條立法項目。 當局至今仍未交代具體時間表。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訪問北京 近40年來首次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應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李山的邀請,4月17日前往北京訪問五天。這是香港教區主教38年來首次訪問北京。 綜合媒體報導,周守仁17日在北京教區主教座堂參與晚禱,李山亦有出席,還有數十名信徒參加。 香港教區出版的《公教報》(Kung Kao Po)報導稱,周守仁將參觀中國天主教國家神哲學院,並在宣武門天主堂主持感恩彌撒,以及參觀利瑪竇墓。 在周守仁之前訪京的是,1985年時任香港主教胡振中。胡振中之後的三任香港教區主教,包括:陳日君、湯漢和楊鳴章,均未曾以主教身分訪京。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邢福增告訴媒體,胡振中當年訪京的規格高於今次,是由中國國家宗教局邀請,而此次周守仁訪京則是由天主教北京教區邀請。 2018年,梵蒂岡與北京就主教任命問題達成「秘密協議」。梵蒂岡官員稱,簽署該協議的目的是,努力緩解效忠於梵蒂岡教廷的中國地下教會和官方愛國天主教會之間長期存在的分歧;以及由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因此不屬於該協議的一部分。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雙方首次承認教宗為天主教會的最高領導人。 該秘密協議飽受批評,一向堅定反共的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持反對意見。2018年10月,他還在《紐約時報》撰文,比喻教宗方濟各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屈膝。 梵蒂岡與北京關係緊張 近期,羅馬天主教梵蒂岡教廷與中國出現新的緊張關係。 周守仁這次啟程訪問前不久,中共單方面任命一名新的上海教區主教,被天主教媒體形容為「公然撕毀中梵協議」。梵蒂岡稱,在中共正式宣布的前幾天,其才獲悉中共要將沈斌主教從江蘇省海門教區派往上海教區。 約莫四個月前,梵蒂岡還指責中共違反雙方關於任命主教的雙邊協議,在一個不被羅馬教廷承認的教區任命主教。 2022年10月,梵蒂岡公告再次延長與中共簽訂的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 香港天主教會正逐步被中共控制? 周守仁2021年被方濟各任命為香港教區主教。他這次訪京前向路透社提供的聲明稱,他希望促進中國大陸與外面教會,尤其是亞洲教會之間的交流和互動。 被問及他是否為梵蒂岡向中方傳遞任何信息時,周守仁通過其發言人稱,這是不同教區之間的交流,北京和梵蒂岡已經就國家間事務建立了聯繫。 香港目前還有一定的宗教自由,但一些神職人員和天主教廷擔心中共當局通過資深神職人員的「交流」,正在逐步控制約有40萬天主教徒的香港天主教會。

全面管治!夏寶龍訪港立法會 出席國安活動拒採訪

正在香港考察的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4月16日在香港立法會與議員交流,這是首次有北京官員與香港立法會議員在會議廳會面。專家認為,此舉代表北京對香港立法會行使「全面管治權」。 香港《明報》報導,夏寶龍16日在特首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及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陪同下到訪立法會,在會議廳與議員交流一個多小時,之後與議員共進午宴。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後表示,「今次是歷史性有中央領導人在立法會會議廳與議員交流」,有80多名議員出席交流,會上未提及基本法23條立法議題。 報導引述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分析,立法會是香港特區管治架構其中的一部分,夏寶龍這次是代表北京行使全面管治權,並表達北京對議員的期盼。 記協憂港府拒傳媒採訪成新常態 此前一天(15日),夏寶龍在灣仔會展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的開幕禮暨專題講座。香港記者協會17日晚聲明指,多家媒體被拒到場採訪,擔心這將成為新常態,嚴重損害香港新聞自由。 據記協了解,擬到場採訪的傳媒須預填政府新聞處派發的申請表格,之後由處方篩選,但多家傳媒機構直到活動當天才被通知拒絕他們到場採訪。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去年七一訪港時,傳媒機構也被政府拒絕採訪官方活動。記協指出,與去年七一不同的是,今次政府未解釋拒絕原因,質疑當局篩選傳媒機構的合理性,以及篩選的準則不透明,更擔心政府拒絕傳媒採訪將成為常態,窒礙資訊流通,嚴重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記協促請港府儘快解釋拒絕傳媒採訪的原因,並採取措施保障記者的採訪權利。 夏寶龍稱遊行非表達訴求唯一方式 香港「五一遊行」過去3年被港府以防疫為由禁止,今年能否「復常」引關注。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夏寶龍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時稱,香港有「暗流還在涌動」,聲稱維護國家安全與表達利益訴求「並不矛盾」,「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又稱環保民生的訴求很容易「被騎劫」,「被歪曲成政治問題」。 正申請「五一遊行」不反對通知書的職工盟,其前主席黃迺元表示,不會因夏寶龍的言論影響申請決定。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官方未來對港人遊行尺度「傾向從緊」,「從《基本法》23條立法現仍討論不休,可見一斑」,相信會有更多的「政治性」和「目的性」的選擇和考慮,「例如這遊行是否有政治性質,或民生事務,因應人和團體而異去評估風險,亦一定與政治氣候掛鉤」。 劉銳紹認為,在舉辦遊行與否的問題上,建制派會按官方要求辦事——辦遊行,可助營造粉飾太平的效果;不辦遊行,則為減少官方雙重標準的尷尬。

移居英國的香港人無法取回養老金

數以萬計移居英國的香港人,無法獲得高達22億英鎊的養老金資產,活動人士認為,這是香港政府在政治鎮壓後,對那些被視為「不愛國」的香港人進行的報復。 據《金融時報》報導,在一位部長級香港官員自2019年以來首次訪問英國前夕,英國倡導組織「香港觀察」發布的數據顯示,9萬多BNO(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持有人「因逃離香港被懲罰」。 該組織政策和宣傳主管古德曼(Sam Goodman)表示,全面禁止BNO持有人收回屬於他們自己的財產是「對那些進入英國的香港人進行的懲罰」。 在2019年香港警察鎮壓民主抗議活動之後,英國根據BNO計畫為數百萬香港居民提供了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此舉激怒了中共當局。 作為回應,香港政府在2021年實際上阻止了該市的養老基金向根據BNO計畫離開的居民的立即付款,並表示,個人不能以英國提議下的移民計畫作為提前提取這筆資金的有效理由。 包括宏利、景順、富達和滙豐在內的許多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機構,根據香港政府的強制性公積金退休儲蓄條例,向居民提供養老基金。一般而言,前香港居民永久移居國外可取回退休金。 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之間大約有160,700港人提出BNO申請,而強制公積金(MPF)平均賬戶餘額為224,000港元(28,500美元)。「香港觀察」將上述數字乘以BNO簽證持有人的非受撫養人或子女人數,估算出有22億英鎊退休金無法被取回。 香港觀察說:「如果30%的BNO簽證持有人擁有以滙豐銀行為受託人的強制公積金,那麼這家銀行就在拒絕這些人獲得[這筆資產]。」 香港政府回應置評請求時重申,強制公積金計畫成員「不能依賴BNO護照或其相關簽證作為申請提早提取強制公積金的證據」。 滙豐表示,它有義務遵守香港政府的要求。「與所有其它銀行一樣,我們必須在開展業務的地區遵守法律和監管機構的指示,」該銀行表示。 富達表示:「作為香港最大的強制公積金提供者之一,我們為受託人制定了一份全面的提款協議,該協議符合[強制公積金計畫管理局]的指導方針。」 宏利沒有回應置評請求。景順拒絕置評。 律師表示,香港BNO持有人可以在五年後獲得英國公民身份,此後他們應有權取回強制公積金,因為香港政府理應將英國護照視為本地居民永久遷出的證明。 「BNO護照持有人可能需要等到他們獲得英國公民身份或達到65歲退休年齡,才能申請提取他們的強制公積金,」專門從事養老金事物的香港律師Kenneth Leung說。 香港強制公積金局拒絕澄清將如何處理前居民的提款請求。 該局表示:「如果居民以永久離開香港為由,試圖提早提取強制公積金,但強制公積金受託人對證據不滿意,強制公積金將留在計畫成員的強制公積金賬戶內。」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許正宇擬於本月出訪英國,這將是自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根據該條約香港被移交給中國)以來香港官員對英國的首次訪問。

港高官訪英 移英港人抗議 要求取回數十億強積金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日前訪英時,被移民英國的港人抗議,要求取回退休保障的強積金(MPF)。最新報告指,以BNO移英港人被限制提取強積金,料涉款高達22億英鎊,或多達16萬人受影響。 綜合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移英港人4月17日中午手持標語在倫敦市政廳(Guildhall)外向許正宇示威,要求取回強積金。許正宇17日在倫敦市政廳演講後,從後門離開,示威者展開追截,擋在疑似其座駕前,後遭一名白人男子以長柄傘推開,該白人男子其後進入中國銀行避風頭。 香港監察:港府扣強積金是無恥的資產掠奪 人權組織「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16日發表報告指,港區國安法生效後,中共外交部和港府2021年1月起單方面不再承認以BNO簽證作為港人的身分證明,致數以十萬港人無法入境,更有大批通過BNO移英港人的強積金遭港府扣下,估算涉及22億英鎊,而涉及MPF計劃的金融機構包括總部設在英國的滙豐銀行(HSBC),以及總部設在加拿大的宏利保險。迄今恐有逾16萬已申請BNO簽證的港人受到影響。 「香港監察」政策和宣傳總監Sam Goodman批評中共和港府以此方式懲罰和報復移英港人,形容是「無恥的資產掠奪」,指做法「嚴重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的義務」。 報告又指,曾公開支持港區國安法的滙豐銀行,藉各種計劃佔據MPF市場約 30% 的份額,意味著將扣留約 6.6 億英鎊的資產。Sam Goodman認為,滙豐沒有履行其作為MPF受託人的責任,且「聽命於獨裁政府」,滙豐須向客戶和英國政府交代。 入籍英國不見得能取回強積金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簡稱強積金或MPF),是香港的一項退休保障計劃;一般情況下,僱員須年滿65歲或因永久離開香港、提早退休等特殊原因,才可提前取回供款。 不過,英國政府因應港區國安法啟動BNO簽證計劃,為港人提供移民英國的「救生艇」計劃後,港府即宣布不接受BNO簽證為「永久離開香港」的證明,造成以BNO簽證移民的港人,必須入籍英國後才能取回強積金。 對於港府的做法,前有線財經台台長、財經評論員顏寶剛認為,這是「政治決定」。他還引述加拿大《明報星期六周刊》近日報導指,一對移民加拿大的港人夫婦,以他國永久居留權(PR)申領MPF仍被拒,因「體現是用BNO申請居留權」,擔心入籍未必能提前領回積蓄。 顏寶剛說:「這是很令人擔心的。可能移英6年後,『5+1』成為英國公民後,再向積金局申領MPF,當局都會有不同的理由,包括主動披露是否以BNO申請英國公民。等到65歲才能領取,情況是很不理想。似乎港府有心留難BNO移英港人。」 香港監察:英國歡迎港官到訪「很可恥」 「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日前表示,香港近3年實施了港區國安法,《中英聯合聲明》被中共和港府徹底違反和撕毀,許正宇作為港府的一員,對破壞香港自由和法治負有集體責任;且其身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參與阻止以BNO簽證移民的港人取回強積金,「英國政府歡迎許正宇到英國,這很可恥。」 英國跨黨派國會香港小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Hong Kong)年初發表報告,批評滙豐銀行等英資銀行拒向BNO移英港人發還強積金,涉嫌配合打壓香港人權。主管印太事務的英國外交部官員也曾表示,英國官員已就此問題和香港相關機構交涉。

海外港人在全球19地默站 聲援「47人案」被告

為了聲援正在香港受審的47名民主派人士,海外港人組織周末兩天在英、美、澳、加及台灣等19個地方發起「默站」的全球聯合聲援行動,傳達「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香港47人」的重要信息,展現港人的團結。 綜合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英國港人團體15日除默站外,還提出「寫信師」、「一人一信俾MP」和「選民登記」三項訴求。「寫信師」是希望港人撥冗寫信給仍被拘押的人;「一人一信」呼籲在英港人發電郵給當地議員,要求向中共實施馬格尼茨制裁;「選民登記」則呼籲在英港人在每年5月英國的全國或部分地方議會選舉時,投票給關注港人議題的候選人。 抗議活動組織者之一的克洛伊(Chloe)表示,「英國沒有跟進美國的做法,就涉港區國安法實施制裁,因此我們敦促英國政府,針對這些嚴重的人權問題對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以確保他們不會被忽視或不受懲罰。」 薩頓和奇姆(Sutton and Cheam)的保守黨議員保羅(Paul Scully)加入薩頓的抗議活動,他向香港人保證,「我們與你們站在一起。我一定會在議會替你們發聲,我會以國會議員和部長的身分帶回你們傳達的信息。」 在英港人團體表示,中共對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鎮壓,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47人案有數名民主黨成員擁有英國公民身分,且有家人為英國公民,更有多達45人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身分。英國政府對這些人負有義務,應該密切關注這場不公平的審判,以確保他們獲得所有可能的支援。 李明哲:台灣人須選擇想要走怎樣的路 16日,台北有近50人在台北西門默站近2個小時,不少人駐足關注。默站人士身穿黑衣,手持「默站聲援、初選無罪」標語,並拉開黑底白字的布條,上面寫著「關注香港47人案,台灣勿信一國兩制」。 台灣民眾和港人4月16日在台北市西門町默站聲援香港「47人案」被告。圖左四為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自由亞洲電台淳音攝影) 曾遭中共關押5年的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指出,連立法會議員想反對財政預算案,也可被當作顛覆國家政權,可見「一國兩制」已徹底死亡。李明哲認為,香港已無特區政府,而是中共的香港委員會,特首李家超就是總書記,台灣人必須在過香港目前的日子,或保護台灣目前的民主自由之間做出選擇。  港人被迫離散至海外 成為中共滲透各國的阻力  台灣默站聲援活動發起人「赴湯」湯偉雄認為,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逐步降溫,但北京從未停止「秋後算帳」止。他認為,民主選舉是民主社會中,人民的基本權利,初選是民主選舉慣常程序,「47人初選案」何罪之有。 赴湯提及,港區國安法造成許多港人離散,今次的全球聯合行動顯示很多香港人仍沒有放棄。他說,「中共應該後悔挑釁香港人,後悔令港人離散到不同地方,我們以後就會成為它在每個地方滲透的阻力。」  他並表示,中共經常「侵犯台灣領土」,並向台灣提出「一國兩制」等,但香港今天的「淪陷」,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能相信中共所稱的「一國兩制」以及「和平協議」。今次發起行動,除希望台灣人持續聲援香港的政治犯,並要保護台灣及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 全球至少19場默站行動 這次行動由英國港人組織「列斯手足連線」發起,隨後有多國港人組織響應。除了台灣及英國,還有美國、澳大利亞及加拿大至少19場默站等行動,是近期規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港人行動。 香港47名泛民主派2020年舉行民間的立法會初選,61萬市民參與投票。但47人後來遭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2月6日開審,目前仍在審訊中,預計審期90天。「47人案」的大部分被告未獲保釋,迄今還押近2年。該案的審訊是香港迄今最大的國安官司,但國際社會對此的關注度逐步下降。

香港沉淪對台灣有何教訓意義

近日有不少外國朋友問:香港的厄運對台灣有何意義?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須先搞清楚為甚麼香港會沉淪。例如:如果是隕石把香港一舉擊沉,那就對台灣沒有任何教訓意義;如果是因為新興的港獨運動太激進,台灣或者要低調一些;又如果是因為老牌泛民主派太溫和,台灣就不妨激進一點。 其實,香港沉淪,一個更可信的解釋是,中國太強了,形成一種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國強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習近平個人的問題,導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國強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為習近平這個人太壞。哪個比較接近真相呢? 國際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認為中國今天最大問題是習近平這個人,甚麼壞事都源於他;換了李克強當政,或者設想胡錦濤、江澤民、或者鄧小平當政,改革開放會繼續走下去,香港會平安無事。兩種人有這個看法,一種是西方的商界勢力;另一種是在西方的一些「戀鄧派」KOL(意見領袖)。 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後者才是對的,即是說,中國強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領導人都一樣,頂多是時間上有一些差異,而習近平選擇的時間,從共產黨的角度看,已經是最好的了。我列舉一些論據。 首先注意,無論是胡錦濤、江澤民或者是鄧小平,和習近平比,並不更可親。 胡錦濤是有名的西藏劊子手。1989年3月,西藏發生反抗運動,胡當時是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親自拿機關槍站在坦克車上帶領解放軍屠殺至少幾百名藏人。時間上比天安門事件早了差不多三個月,開了解放軍屠殺民眾的先河。其後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聞,就是抗議此事;香港人那時都是統派,不關心、不上心。 江澤民是有名的法輪功劊子手。法輪功最大的罪狀就是圍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練功抗議迫害,結果是被迫害得更慘,練功的人因為身體好,被特供系統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澤民時代,中國的一孩政策進入高潮,「非法」懷胎的婦女都給墮胎;當時第一句流行口號是:「寧可血流成河、不許多生一個」。 鄧小平則是出了名的天安門劊子手。 反而,我們還未聽說過習近平搞屠殺。(這不表示他以後不會) 習之前的三個兇殘領導人給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開放開明派,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共的宣傳了得,一是因為鄧小平搞開放欺騙西方的資金技術,要擺笑臉,那即是他說的「韜晦」。但既然是韜晦,就總有一天暴露真面目。這樣變臉,在2008年之後就每天都可能發生,因為2008年中國經濟實力達到高峰,世上無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產黨要用強硬手段對付香港的想法,其實最遲在2001年左右就已經開始,那時候,中國還是江澤民時期。當時,我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顧問,知道特區政府要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態度非常強硬,那其實就是2020年《國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會推動,是2003年。那個時候,是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久,國力還未到高峰,所以23條立法遇到強大阻力,政權還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國還處於胡錦濤時期。那年,中國在香港設立「第二管治隊伍」,實質上取代特區政府。在中國之內,經濟政策也開始強硬化,搞「國進民退」;思想界出現寒流。中國對西方的入侵性滲透大計「孔子學院」、「千人計劃」(Thousand Talents Plan) 、華為國際化等,都是那個時候開始的。讓香港特區第一次由「地下黨」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是胡錦濤在任內最後一年發的功。 習近平2013年起完全執政,之後只不過沿著他的幾個前任設置的拋物線走。他的管治不僅對內日益高壓,對外更全力擴張,在南海在東海、對台灣對香港,處處進逼。因為中國強大到了頂峰,眼看GDP增幅要從高位下降,人口紅利漸次消失,日中則昃,再不強硬出擊就沒有機會。所以,韜晦最終要變臉,最好時機差不多就是這幾年。因此習近平不過是鄧小平策略的現階段詮釋者。換任何一個人,結果不會大不同。 這樣理解,根據的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邏輯。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觀點看表面,會得出相反結論,認為習近平背叛了鄧小平路線,對他特別痛恨,對他的前任會抱有好感,甚至對他去年底在黨大會現場趕走胡錦濤不齒,同情後者,忘記了胡錦濤十年前怎樣在同一個場合更殘酷地對待薄熙來。那是因為韜晦策略在擺笑臉階段時的領導人很討好,變臉的就很噁心。其實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來,有各種觀點解釋香港沉淪,一是認為泛民主派太軟弱,一是認為本土勇武派太激進、惹惱了北京,但這些都是脫離了中國本身政治經濟邏輯的說法,沒有最低限度的憑據。香港發生的事,是中國國力達到頂峰、鄧小平的韜晦政策走到盡頭、中國發出不可抗力這三因素合一的結果,沉淪是命定了的,最後必須如此。按此觀點我們看台灣。 首先,我們看台灣和香港的相同點,都是對台灣不利的。兩地都屬於大中華文化圈,中國滲透容易;兩地的堅決反中國力量,都只佔人口的微小大多數; 兩地的經濟體積相對中國都很小,而且都與中國高度整合;兩地都有一股強大的親中、促統勢力,隨時準備出賣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兩地的不同點,都是對台灣有利的。台灣與中國有一水之隔;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一向有自己的國防實力;有其他強大國家願意軍事上支持台灣;台灣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產業。 中國國力已開始回落,經濟實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縮,外國已經開始高科技禁運,所以中國只有很短的一個攻打台灣時間窗口,因此有專家認為北京最遲會在2027年採取行動。這個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習近平第三任黨主席任內不攻打台灣,以後就很可能沒有機會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夠由現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嚇中國對台灣動武、成功擊退中國在台灣境內的滲透和認知戰,守得雲開見月明,之後的局勢會對台灣比較有利 。這五年里,台灣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國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即1978年說起,但如果從1949年開始看,結論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間,中國國力從戰爭年代恢復之後稍有提升,但社會主義化開始就不振,1958年之後越來越壞,中國更加依賴香港,香港得以高度發展。但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國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減低,中國就對香港越來越不客氣,最後置之於死地。可以說,四十多年來外國對中國發展的慷概支持,間接加速了香港淪亡。如果今天各國要幫助台灣,最好停止對中國經濟的投資和依賴,逐步撤出中國市場,以免一個極具野心的中國繼續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東京大學主辦的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經整理而成。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五年來首次訪京 香港大律師公會面臨重大考驗

與北京關係一度惡化的香港大律師公會正在北京訪問。港區國安法上路後,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昔日以敢言見稱的大律師公會已今非昔比,這次訪京面臨重大考驗。 美國之音報導,香港大律師公會由主席杜淦堃率領20人代表團,4月11日抵達北京訪問5天。這次是該公會5年來首次訪問北京,將拜訪港澳辦、全國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和大學等。預期代表團將表達會員對港區國安法與基本法23條立法等問題的看法。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被視為香港核心價值之一的司法獨立為國際社會所詬病。今年2月,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提出上訴,要求法院宣布中國全國人大釋法不影響其聘任海外律師。黎智英團隊的舉動讓海外律師應否參與國安官司的爭議白熱化。港府擬修訂法例,規定海外律師若參與任何國安官司,須先由法院取得行政長官證明書。 質疑國安法 公會2名前主席遭北京批評 香港大律師公會過往每年都會訪京,並派員到北京的大學教授普通法制度課程。不過,大律師公會前任主席戴啟思與夏博義先後針對港區國安法和香港法治提出與北京不同的看法後,使公會訪問北京的活動因雙方關係惡化而暫停。 夏博義曾表示港區國安法可能抵觸基本法,被港澳辦及中聯辦批評;2022年3月,他更被香港警方國安處要求警誡會面,並錄取口供。 本身是律師的香港時評人桑普表示,他對大律師公會這次訪京不抱期望。 桑普認為,戴啟思及夏博義敢言,是因他們擁有豐富的閱歷與傳統,也是基於對人權和法治的堅持。「杜淦堃接任後,你看得到,他好聽一點就是立場轉趨溫和,實際上就是閉嘴了,不敢批評了。」 桑普認為,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轉變反映了港區國安法下業界的共識,「大律師的意見是,你要維持這個行業的存在,若過度衝撞的話,可能導致不利的後果,所以很多大律師會承受很重的壓力:業務的壓力,被起訴的壓力,所以他們會考慮,究竟自己要在這種極權底下如何擺位。勇敢的,像飛蛾撲火那樣衝撞政權,還是要維持把行業建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爭取最大的勝利,所以他們會選出杜淦堃這種『屈服派』。目的是希望和中共維持表面上的好關係。」 今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文件,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提到立場要堅定,堅決反對和抵制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等「錯誤觀點」。 2020年,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曾聲明,香港並沒有「三權分立」,又說「三權分立」從未在香港存在過。 桑普認為,這對於大律師公會的北京之旅是重大考驗。 桑普說:「我不認為他們會主動挑來講,但我擔心中共會安排好劇本讓他們念,照本宣科。他們要怎麼自處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中共要他們照本宣科機會率不高,不是因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為中共要妝點門面,希望外國的資金在中國經濟低迷的情況下,能多一點到香港來,相信香港還有某種程度的法治。我相信,(中共)不會把話塞到杜淦堃還有代表團成員的嘴裡面。我相信會『存而不論』,希望以這個方式來度過。」 桑普認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這次訪京,既要維持跟北京的關係,也要維持公平正義,要兼顧兩者好比走鋼索。

夏寶龍訪港 基本法23條立法恐加速

中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4月13日起訪港六天。對此,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改口稱,香港快要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夏寶龍訪港有利氛圍。評論指,當局對23條立法的目標肯定不變,現階段當局會先「創造」積極氣氛,為立法提供有利條件。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夏寶龍在今次訪港行程中將特別出席港府15日舉辦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引起外界關注北京對港政策。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向香港電台表示,這反映香港已恢復常態,夏寶龍屆時會見的層面「會相當廣泛」以助制訂對港政策,最重大的意義是強化港人的國家安全意識,「特別是香港好快要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夏寶龍今次到港,「亦有利於為日後立法工作凝造更有利政治及民意氛圍」。 劉兆佳的言論再引社會關注23條立法時程。今年2月中,劉告訴港媒《明報》,23條立法迫切性有限,有關的立法時間表和工作非單純由特區政府決定,中央亦積极參与,在國安未受嚴重威脅下,港府的當務之急是集中處理復常後的經濟與民生,因此等到明後年立法都不遲,「以免西方借口打壓香港」。 劉銳紹:北京「維穩」置頂大方向不變 對於劉兆佳前後有別的言論,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北京對香港23條立法的大方向肯定不變,搞好經濟也只是維穩的手段之一,北京和港府始終以「政治」和「安全」置頂。 劉又指,相信夏寶龍訪港,會以國家安全名義不斷地強化23條立法的依據或需要。 劉銳紹說:「至於他(夏寶龍)會否直接提出儘快為23條立法,相信當局先製造氣氛,在民間創造大家認同23條立法的重要性,攻破心理關口,下一步考慮何時23條立法。」 盧文端稱香港須準備應對美國制裁 香港愛國陣營「權威人士」、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11日於《明報》撰文稱,「倘國家出手解決台灣問題,香港須準備應對美國金融制裁」。盧文端向來被視為替北京「放話」。 值得留意的是,盧文端2個月前多次在《明報》撰文稱,本年度不宜展開23條立法,連相關公眾諮詢都不宜展開,稱要提防颱灣綠營「抽水」在2024總統大選勝出。 中共兩會3月完成換屆後,盧再撰文稱,「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領導人會相應調整,相信中央及特區政府會具體審視23條立法的問題,包括根據香港本身和國內外的形勢、兩岸關係情況等」,選擇對香港、對國家最適當和最有利的時間做好相關工作。 特首李家超年初稱,已要求保安局草擬第二稿,針對間諜活動、偽裝組織及新媒體新科技等手法,冀最遲明年完成23條立法。惟港府當時向立法會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議程,並未涵蓋23條立法項目。當局至今仍未交代具體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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