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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0 月 22 日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简称社协）4月23日促请港府每年检讨一次最低工资，另应重新制定调整机制，将最低工资订于全港工资中位数的一半至六成。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社协表示，香港2001年起实施最低工资，从当年的28港元上调至5月1日起生效的40港元，累计增幅约43%，惟2021年冻结最低工资，致2019年至今一直“冻薪”。 社协又指，香港仍有1.4万名基层打工仔的时薪仅37.5港元，调幅远追不上通涨增幅，促请港府重订法定最低工资，目标包括：将最低工资订于全港工资中位数的一半至六成，并加入2%至3%的预测未来通涨幅度，避免最低工资滞后，以确保最低工资可应付劳工基本生活所需。 此外，社协认为目前法定最低工资两年检讨一次，明显落后于物价涨幅，建议港府改为每年检讨一次，以估计未来消费物价和经济发展，避免基层工资增幅滞后。 社协并指出，现行机制主要由政府委任加入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劳资双方代表，厘定工资水平，如同闭门造车，不透明，除公开劳工统计数据外，也应全面披露委员会讨论的内容，以及决议方式和结果。 社协表示，可藉不记名方式纪录委员意见，让委员继续自由地表达意见，避免给社会闭门造车，减低外界觉得工资方案属劳资双方内部讨价还价、或人为任意决定的负面观感。 港府去年《施政报告》提出，将邀请最低工资委员会就如何优化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检讨机制做出研究，包括：检讨周期、如何提升效率，以及在最低工资水平和维持经济发展等元素之间取得平衡等。第一阶段谘询3月28日展开，为期4周，邀请公众就优化法定最低工资检讨机制提供意见，10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提交研究报告。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4月24日率纪律部队管理层访问中国4天。他称，最迟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评论相信，立法为民间带来的寒蝉效应，连建制派也要噤声。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邓炳强率领6个纪律部队的首长前往北京、广州和深圳访问4天，除拜访中央会讨论国家安全、跨境罪行、紧急救援、人员货品往来、惩教管理等议题外，并会分别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司法警官学院签署合作意向书与合作协议，希望加强双方合作，使香港更安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邓炳强启程前被问及会否讨论《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他称，一定会尽快进行，希望能在今年或最迟明年完成立法工作。 北京掌握23条立法“死线” 寒蝉效应延伸至建制派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基本法》23条立法势在必行，“死线”早已订下，并掌握在北京手中。 刘锐绍说，在今年内或不迟过明年立法，都是特首李家超上台时讲，口径从来没有改变。 他又指，23条在官方眼中有助维护国家安全，但对民间来说，市民已感觉到寒蝉效应已延伸至建制派。 刘锐绍说：“如果从民间的角度，因为现在的言论空间，已经比官方所说的，更加收窄，包括到建制，大家看看立法会，本来由建制主导、垄断，现时建制派都要思考过才讲，否则会否引蛇出动？他们会否被秋后算帐？这些寒蝉效应不只在民间，在建制派里面都会有。” 港府至今未有具体时间表 稍早前，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考察香港6天，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当时称，香港快要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夏宝龙访港有利氛围。 特首李家超总结夏的行程时引述夏宝龙称，国家安全风险仍然潜伏，重申港府会尽早就《基本法》23条立法，希望最快今年内、最迟明年完成。 不过，全国人大前常委谭耀宗表示，夏宝龙在港唯一公开的讲话是关于国安，反映中央重视国安问题，但认为中央未就23条立法定下时限，时间表可交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 李家超今年初称，已要求保安局草拟第2稿，针对间谍活动、伪装组织及新媒体新科技等手法，冀最迟明年完成23条立法。惟同时，港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涉34项条例草案，当中未见《基本法》23条立法项目。 当局至今仍未交代具体时间表。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应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李山的邀请，4月17日前往北京访问五天。这是香港教区主教38年来首次访问北京。 综合媒体报导，周守仁17日在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参与晚祷，李山亦有出席，还有数十名信徒参加。 香港教区出版的《公教报》（Kung Kao Po）报导称，周守仁将参观中国天主教国家神哲学院，并在宣武门天主堂主持感恩弥撒，以及参观利玛窦墓。 在周守仁之前访京的是，1985年时任香港主教胡振中。胡振中之后的三任香港教区主教，包括：陈日君、汤汉和杨鸣章，均未曾以主教身分访京。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教授邢福增告诉媒体，胡振中当年访京的规格高于今次，是由中国国家宗教局邀请，而此次周守仁访京则是由天主教北京教区邀请。 2018年，梵蒂冈与北京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秘密协议”。梵蒂冈官员称，签署该协议的目的是，努力缓解效忠于梵蒂冈教廷的中国地下教会和官方爱国天主教会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以及由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因此不属于该协议的一部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双方首次承认教宗为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人。 该秘密协议饱受批评，一向坚定反共的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君也持反对意见。2018年10月，他还在《纽约时报》撰文，比喻教宗方济各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屈膝。 梵蒂冈与北京关系紧张 近期，罗马天主教梵蒂冈教廷与中国出现新的紧张关系。 周守仁这次启程访问前不久，中共单方面任命一名新的上海教区主教，被天主教媒体形容为“公然撕毁中梵协议”。梵蒂冈称，在中共正式宣布的前几天，其才获悉中共要将沈斌主教从江苏省海门教区派往上海教区。 约莫四个月前，梵蒂冈还指责中共违反双方关于任命主教的双边协议，在一个不被罗马教廷承认的教区任命主教。 2022年10月，梵蒂冈公告再次延长与中共签订的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 香港天主教会正逐步被中共控制？ 周守仁2021年被方济各任命为香港教区主教。他这次访京前向路透社提供的声明称，他希望促进中国大陆与外面教会，尤其是亚洲教会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被问及他是否为梵蒂冈向中方传递任何信息时，周守仁通过其发言人称，这是不同教区之间的交流，北京和梵蒂冈已经就国家间事务建立了联系。 香港目前还有一定的宗教自由，但一些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廷担心中共当局通过资深神职人员的“交流”，正在逐步控制约有40万天主教徒的香港天主教会。
正在香港考察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6日在香港立法会与议员交流，这是首次有北京官员与香港立法会议员在会议厅会面。专家认为，此举代表北京对香港立法会行使“全面管治权”。 香港《明报》报导，夏宝龙16日在特首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及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陪同下到访立法会，在会议厅与议员交流一个多小时，之后与议员共进午宴。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会后表示，“今次是历史性有中央领导人在立法会会议厅与议员交流”，有80多名议员出席交流，会上未提及基本法23条立法议题。 报导引述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分析，立法会是香港特区管治架构其中的一部分，夏宝龙这次是代表北京行使全面管治权，并表达北京对议员的期盼。 记协忧港府拒传媒采访成新常态 此前一天（15日），夏宝龙在湾仔会展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开幕礼暨专题讲座。香港记者协会17日晚声明指，多家媒体被拒到场采访，担心这将成为新常态，严重损害香港新闻自由。 据记协了解，拟到场采访的传媒须预填政府新闻处派发的申请表格，之后由处方筛选，但多家传媒机构直到活动当天才被通知拒绝他们到场采访。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七一访港时，传媒机构也被政府拒绝采访官方活动。记协指出，与去年七一不同的是，今次政府未解释拒绝原因，质疑当局筛选传媒机构的合理性，以及筛选的准则不透明，更担心政府拒绝传媒采访将成为常态，窒碍资讯流通，严重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记协促请港府尽快解释拒绝传媒采访的原因，并采取措施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利。 夏宝龙称游行非表达诉求唯一方式 香港“五一游行”过去3年被港府以防疫为由禁止，今年能否“复常”引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夏宝龙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时称，香港有“暗流还在涌动”，声称维护国家安全与表达利益诉求“并不矛盾”，“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又称环保民生的诉求很容易“被骑劫”，“被歪曲成政治问题”。 正申请“五一游行”不反对通知书的职工盟，其前主席黄迺元表示，不会因夏宝龙的言论影响申请决定。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官方未来对港人游行尺度“倾向从紧”，“从《基本法》23条立法现仍讨论不休，可见一斑”，相信会有更多的“政治性”和“目的性”的选择和考虑，“例如这游行是否有政治性质，或民生事务，因应人和团体而异去评估风险，亦一定与政治气候挂钩”。 刘锐绍认为，在举办游行与否的问题上，建制派会按官方要求办事——办游行，可助营造粉饰太平的效果；不办游行，则为减少官方双重标准的尴尬。
数以万计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无法获得高达22亿英镑的养老金资产，活动人士认为，这是香港政府在政治镇压后，对那些被视为“不爱国”的香港人进行的报复。 据《金融时报》报导，在一位部长级香港官员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英国前夕，英国倡导组织“香港观察”发布的数据显示，9万多BNO（英国国民（海外））签证持有人“因逃离香港被惩罚”。 该组织政策和宣传主管古德曼（Sam Goodman）表示，全面禁止BNO持有人收回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是“对那些进入英国的香港人进行的惩罚”。 在2019年香港警察镇压民主抗议活动之后，英国根据BNO计画为数百万香港居民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此举激怒了中共当局。 作为回应，香港政府在2021年实际上阻止了该市的养老基金向根据BNO计画离开的居民的立即付款，并表示，个人不能以英国提议下的移民计画作为提前提取这笔资金的有效理由。 包括宏利、景顺、富达和汇丰在内的许多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根据香港政府的强制性公积金退休储蓄条例，向居民提供养老基金。一般而言，前香港居民永久移居国外可取回退休金。 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之间大约有160,700港人提出BNO申请，而强制公积金（MPF）平均账户馀额为224,000港元（28,500美元）。“香港观察”将上述数字乘以BNO签证持有人的非受抚养人或子女人数，估算出有22亿英镑退休金无法被取回。 香港观察说：“如果30%的BNO签证持有人拥有以汇丰银行为受托人的强制公积金，那么这家银行就在拒绝这些人获得[这笔资产]。” 香港政府回应置评请求时重申，强制公积金计画成员“不能依赖BNO护照或其相关签证作为申请提早提取强制公积金的证据”。 汇丰表示，它有义务遵守香港政府的要求。“与所有其它银行一样，我们必须在开展业务的地区遵守法律和监管机构的指示，”该银行表示。 富达表示：“作为香港最大的强制公积金提供者之一，我们为受托人制定了一份全面的提款协议，该协议符合[强制公积金计画管理局]的指导方针。” 宏利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景顺拒绝置评。 律师表示，香港BNO持有人可以在五年后获得英国公民身份，此后他们应有权取回强制公积金，因为香港政府理应将英国护照视为本地居民永久迁出的证明。 “BNO护照持有人可能需要等到他们获得英国公民身份或达到65岁退休年龄，才能申请提取他们的强制公积金，”专门从事养老金事物的香港律师Kenneth Leung说。 香港强制公积金局拒绝澄清将如何处理前居民的提款请求。 该局表示：“如果居民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由，试图提早提取强制公积金，但强制公积金受托人对证据不满意，强制公积金将留在计画成员的强制公积金账户内。”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许正宇拟于本月出访英国，这将是自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该条约香港被移交给中国）以来香港官员对英国的首次访问。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日前访英时，被移民英国的港人抗议，要求取回退休保障的强积金（MPF）。最新报告指，以BNO移英港人被限制提取强积金，料涉款高达22亿英镑，或多达16万人受影响。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移英港人4月17日中午手持标语在伦敦市政厅（Guildhall）外向许正宇示威，要求取回强积金。许正宇17日在伦敦市政厅演讲后，从后门离开，示威者展开追截，挡在疑似其座驾前，后遭一名白人男子以长柄伞推开，该白人男子其后进入中国银行避风头。 香港监察：港府扣强积金是无耻的资产掠夺 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16日发表报告指，港区国安法生效后，中共外交部和港府2021年1月起单方面不再承认以BNO签证作为港人的身分证明，致数以十万港人无法入境，更有大批通过BNO移英港人的强积金遭港府扣下，估算涉及22亿英镑，而涉及MPF计划的金融机构包括总部设在英国的汇丰银行（HSBC），以及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宏利保险。迄今恐有逾16万已申请BNO签证的港人受到影响。 “香港监察”政策和宣传总监Sam Goodman批评中共和港府以此方式惩罚和报复移英港人，形容是“无耻的资产掠夺”，指做法“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的义务”。 报告又指，曾公开支持港区国安法的汇丰银行，藉各种计划占据MPF市场约 30% 的份额，意味著将扣留约 6.6 亿英镑的资产。Sam Goodman认为，汇丰没有履行其作为MPF受托人的责任，且“听命于独裁政府”，汇丰须向客户和英国政府交代。 入籍英国不见得能取回强积金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简称强积金或MPF），是香港的一项退休保障计划；一般情况下，雇员须年满65岁或因永久离开香港、提早退休等特殊原因，才可提前取回供款。 不过，英国政府因应港区国安法启动BNO签证计划，为港人提供移民英国的“救生艇”计划后，港府即宣布不接受BNO签证为“永久离开香港”的证明，造成以BNO签证移民的港人，必须入籍英国后才能取回强积金。 对于港府的做法，前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认为，这是“政治决定”。他还引述加拿大《明报星期六周刊》近日报导指，一对移民加拿大的港人夫妇，以他国永久居留权（PR）申领MPF仍被拒，因“体现是用BNO申请居留权”，担心入籍未必能提前领回积蓄。 颜宝刚说：“这是很令人担心的。可能移英6年后，‘5+1’成为英国公民后，再向积金局申领MPF，当局都会有不同的理由，包括主动披露是否以BNO申请英国公民。等到65岁才能领取，情况是很不理想。似乎港府有心留难BNO移英港人。” 香港监察：英国欢迎港官到访“很可耻” “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日前表示，香港近3年实施了港区国安法，《中英联合声明》被中共和港府彻底违反和撕毁，许正宇作为港府的一员，对破坏香港自由和法治负有集体责任；且其身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参与阻止以BNO签证移民的港人取回强积金，“英国政府欢迎许正宇到英国，这很可耻。” 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Hong Kong）年初发表报告，批评汇丰银行等英资银行拒向BNO移英港人发还强积金，涉嫌配合打压香港人权。主管印太事务的英国外交部官员也曾表示，英国官员已就此问题和香港相关机构交涉。
为了声援正在香港受审的47名民主派人士，海外港人组织周末两天在英、美、澳、加及台湾等19个地方发起“默站”的全球联合声援行动，传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香港47人”的重要信息，展现港人的团结。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英国港人团体15日除默站外，还提出“写信师”、“一人一信俾MP”和“选民登记”三项诉求。“写信师”是希望港人拨冗写信给仍被拘押的人；“一人一信”呼吁在英港人发电邮给当地议员，要求向中共实施马格尼茨制裁；“选民登记”则呼吁在英港人在每年5月英国的全国或部分地方议会选举时，投票给关注港人议题的候选人。 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的克洛伊（Chloe）表示，“英国没有跟进美国的做法，就涉港区国安法实施制裁，因此我们敦促英国政府，针对这些严重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以确保他们不会被忽视或不受惩罚。” 萨顿和奇姆（Sutton and Cheam）的保守党议员保罗（Paul Scully）加入萨顿的抗议活动，他向香港人保证，“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一定会在议会替你们发声，我会以国会议员和部长的身分带回你们传达的信息。” 在英港人团体表示，中共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镇压，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47人案有数名民主党成员拥有英国公民身分，且有家人为英国公民，更有多达45人拥有英国国民海外身分。英国政府对这些人负有义务，应该密切关注这场不公平的审判，以确保他们获得所有可能的支援。 李明哲：台湾人须选择想要走怎样的路 16日，台北有近50人在台北西门默站近2个小时，不少人驻足关注。默站人士身穿黑衣，手持“默站声援、初选无罪”标语，并拉开黑底白字的布条，上面写著“关注香港47人案，台湾勿信一国两制”。 台湾民众和港人4月16日在台北市西门町默站声援香港“47人案”被告。图左四为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自由亚洲电台淳音摄影） 曾遭中共关押5年的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指出，连立法会议员想反对财政预算案，也可被当作颠覆国家政权，可见“一国两制”已彻底死亡。李明哲认为，香港已无特区政府，而是中共的香港委员会，特首李家超就是总书记，台湾人必须在过香港目前的日子，或保护台湾目前的民主自由之间做出选择。 港人被迫离散至海外 成为中共渗透各国的阻力 台湾默站声援活动发起人“赴汤”汤伟雄认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逐步降温，但北京从未停止“秋后算帐”止。他认为，民主选举是民主社会中，人民的基本权利，初选是民主选举惯常程序，“47人初选案”何罪之有。 赴汤提及，港区国安法造成许多港人离散，今次的全球联合行动显示很多香港人仍没有放弃。他说，“中共应该后悔挑衅香港人，后悔令港人离散到不同地方，我们以后就会成为它在每个地方渗透的阻力。” 他并表示，中共经常“侵犯台湾领土”，并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等，但香港今天的“沦陷”，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能相信中共所称的“一国两制”以及“和平协议”。今次发起行动，除希望台湾人持续声援香港的政治犯，并要保护台湾及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 全球至少19场默站行动 这次行动由英国港人组织“列斯手足连线”发起，随后有多国港人组织响应。除了台湾及英国，还有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至少19场默站等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港人行动。 香港47名泛民主派2020年举行民间的立法会初选，61万市民参与投票。但47人后来遭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2月6日开审，目前仍在审讯中，预计审期90天。“47人案”的大部分被告未获保释，迄今还押近2年。该案的审讯是香港迄今最大的国安官司，但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度逐步下降。
近日有不少外国朋友问：香港的厄运对台湾有何意义？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搞清楚为甚么香港会沉沦。例如：如果是陨石把香港一举击沉，那就对台湾没有任何教训意义；如果是因为新兴的港独运动太激进，台湾或者要低调一些；又如果是因为老牌泛民主派太温和，台湾就不妨激进一点。 其实，香港沉沦，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是，中国太强了，形成一种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中国强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导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太坏。哪个比较接近真相呢？ 国际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认为中国今天最大问题是习近平这个人，甚么坏事都源于他；换了李克强当政，或者设想胡锦涛、江泽民、或者邓小平当政，改革开放会继续走下去，香港会平安无事。两种人有这个看法，一种是西方的商界势力；另一种是在西方的一些“恋邓派”KOL（意见领袖）。 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后者才是对的，即是说，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领导人都一样，顶多是时间上有一些差异，而习近平选择的时间，从共产党的角度看，已经是最好的了。我列举一些论据。 首先注意，无论是胡锦涛、江泽民或者是邓小平，和习近平比，并不更可亲。 胡锦涛是有名的西藏刽子手。1989年3月，西藏发生反抗运动，胡当时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亲自拿机关枪站在坦克车上带领解放军屠杀至少几百名藏人。时间上比天安门事件早了差不多三个月，开了解放军屠杀民众的先河。其后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闻，就是抗议此事；香港人那时都是统派，不关心、不上心。 江泽民是有名的法轮功刽子手。法轮功最大的罪状就是围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练功抗议迫害，结果是被迫害得更惨，练功的人因为身体好，被特供系统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泽民时代，中国的一孩政策进入高潮，“非法”怀胎的妇女都给堕胎；当时第一句流行口号是：“宁可血流成河、不许多生一个”。 邓小平则是出了名的天安门刽子手。 反而，我们还未听说过习近平搞屠杀。（这不表示他以后不会） 习之前的三个凶残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开放开明派，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共的宣传了得，一是因为邓小平搞开放欺骗西方的资金技术，要摆笑脸，那即是他说的“韬晦”。但既然是韬晦，就总有一天暴露真面目。这样变脸，在2008年之后就每天都可能发生，因为2008年中国经济实力达到高峰，世上无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产党要用强硬手段对付香港的想法，其实最迟在2001年左右就已经开始，那时候，中国还是江泽民时期。当时，我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顾问，知道特区政府要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态度非常强硬，那其实就是2020年《国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会推动，是2003年。那个时候，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国力还未到高峰，所以23条立法遇到强大阻力，政权还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国还处于胡锦涛时期。那年，中国在香港设立“第二管治队伍”，实质上取代特区政府。在中国之内，经济政策也开始强硬化，搞“国进民退”；思想界出现寒流。中国对西方的入侵性渗透大计“孔子学院”、“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lan） 、华为国际化等，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让香港特区第一次由“地下党”梁振英当上行政长官，是胡锦涛在任内最后一年发的功。 习近平2013年起完全执政，之后只不过沿著他的几个前任设置的抛物线走。他的管治不仅对内日益高压，对外更全力扩张，在南海在东海、对台湾对香港，处处进逼。因为中国强大到了顶峰，眼看GDP增幅要从高位下降，人口红利渐次消失，日中则昃，再不强硬出击就没有机会。所以，韬晦最终要变脸，最好时机差不多就是这几年。因此习近平不过是邓小平策略的现阶段诠释者。换任何一个人，结果不会大不同。 这样理解，根据的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观点看表面，会得出相反结论，认为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路线，对他特别痛恨，对他的前任会抱有好感，甚至对他去年底在党大会现场赶走胡锦涛不齿，同情后者，忘记了胡锦涛十年前怎样在同一个场合更残酷地对待薄熙来。那是因为韬晦策略在摆笑脸阶段时的领导人很讨好，变脸的就很恶心。其实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来，有各种观点解释香港沉沦，一是认为泛民主派太软弱，一是认为本土勇武派太激进、惹恼了北京，但这些都是脱离了中国本身政治经济逻辑的说法，没有最低限度的凭据。香港发生的事，是中国国力达到顶峰、邓小平的韬晦政策走到尽头、中国发出不可抗力这三因素合一的结果，沉沦是命定了的，最后必须如此。按此观点我们看台湾。 首先，我们看台湾和香港的相同点，都是对台湾不利的。两地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中国渗透容易；两地的坚决反中国力量，都只占人口的微小大多数； 两地的经济体积相对中国都很小，而且都与中国高度整合；两地都有一股强大的亲中、促统势力，随时准备出卖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两地的不同点，都是对台湾有利的。台湾与中国有一水之隔；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向有自己的国防实力；有其他强大国家愿意军事上支持台湾；台湾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国力已开始回落，经济实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缩，外国已经开始高科技禁运，所以中国只有很短的一个攻打台湾时间窗口，因此有专家认为北京最迟会在2027年采取行动。这个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习近平第三任党主席任内不攻打台湾，以后就很可能没有机会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够由现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吓中国对台湾动武、成功击退中国在台湾境内的渗透和认知战，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的局势会对台湾比较有利 。这五年里，台湾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国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即1978年说起，但如果从1949年开始看，结论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间，中国国力从战争年代恢复之后稍有提升，但社会主义化开始就不振，1958年之后越来越坏，中国更加依赖香港，香港得以高度发展。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国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减低，中国就对香港越来越不客气，最后置之于死地。可以说，四十多年来外国对中国发展的慷概支持，间接加速了香港沦亡。如果今天各国要帮助台湾，最好停止对中国经济的投资和依赖，逐步撤出中国市场，以免一个极具野心的中国继续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东京大学主办的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整理而成。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与北京关系一度恶化的香港大律师公会正在北京访问。港区国安法上路后，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昔日以敢言见称的大律师公会已今非昔比，这次访京面临重大考验。 美国之音报导，香港大律师公会由主席杜淦堃率领20人代表团，4月11日抵达北京访问5天。这次是该公会5年来首次访问北京，将拜访港澳办、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和大学等。预期代表团将表达会员对港区国安法与基本法23条立法等问题的看法。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被视为香港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今年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宣布中国全国人大释法不影响其聘任海外律师。黎智英团队的举动让海外律师应否参与国安官司的争议白热化。港府拟修订法例，规定海外律师若参与任何国安官司，须先由法院取得行政长官证明书。 质疑国安法 公会2名前主席遭北京批评 香港大律师公会过往每年都会访京，并派员到北京的大学教授普通法制度课程。不过，大律师公会前任主席戴启思与夏博义先后针对港区国安法和香港法治提出与北京不同的看法后，使公会访问北京的活动因双方关系恶化而暂停。 夏博义曾表示港区国安法可能抵触基本法，被港澳办及中联办批评；2022年3月，他更被香港警方国安处要求警诫会面，并录取口供。 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表示，他对大律师公会这次访京不抱期望。 桑普认为，戴启思及夏博义敢言，是因他们拥有丰富的阅历与传统，也是基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坚持。“杜淦堃接任后，你看得到，他好听一点就是立场转趋温和，实际上就是闭嘴了，不敢批评了。” 桑普认为，香港大律师公会的转变反映了港区国安法下业界的共识，“大律师的意见是，你要维持这个行业的存在，若过度冲撞的话，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所以很多大律师会承受很重的压力：业务的压力，被起诉的压力，所以他们会考虑，究竟自己要在这种极权底下如何摆位。勇敢的，像飞蛾扑火那样冲撞政权，还是要维持把行业建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最大的胜利，所以他们会选出杜淦堃这种‘屈服派’。目的是希望和中共维持表面上的好关系。”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到立场要坚定，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 2020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及中联办曾声明，香港并没有“三权分立”，又说“三权分立”从未在香港存在过。 桑普认为，这对于大律师公会的北京之旅是重大考验。 桑普说：“我不认为他们会主动挑来讲，但我担心中共会安排好剧本让他们念，照本宣科。他们要怎么自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中共要他们照本宣科机会率不高，不是因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为中共要妆点门面，希望外国的资金在中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能多一点到香港来，相信香港还有某种程度的法治。我相信，（中共）不会把话塞到杜淦堃还有代表团成员的嘴里面。我相信会‘存而不论’，希望以这个方式来度过。” 桑普认为，大律师公会主席杜淦堃这次访京，既要维持跟北京的关系，也要维持公平正义，要兼顾两者好比走钢索。
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3日起访港六天。对此，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改口称，香港快要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夏宝龙访港有利氛围。评论指，当局对23条立法的目标肯定不变，现阶段当局会先“创造”积极气氛，为立法提供有利条件。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夏宝龙在今次访港行程中将特别出席港府15日举办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引起外界关注北京对港政策。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向香港电台表示，这反映香港已恢复常态，夏宝龙届时会见的层面“会相当广泛”以助制订对港政策，最重大的意义是强化港人的国家安全意识，“特别是香港好快要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问题”，夏宝龙今次到港，“亦有利于为日后立法工作凝造更有利政治及民意氛围”。 刘兆佳的言论再引社会关注23条立法时程。今年2月中，刘告诉港媒《明报》，23条立法迫切性有限，有关的立法时间表和工作非单纯由特区政府决定，中央亦积极参与，在国安未受严重威胁下，港府的当务之急是集中处理复常后的经济与民生，因此等到明后年立法都不迟，“以免西方借口打压香港”。 刘锐绍：北京“维稳”置顶大方向不变 对于刘兆佳前后有别的言论，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北京对香港23条立法的大方向肯定不变，搞好经济也只是维稳的手段之一，北京和港府始终以“政治”和“安全”置顶。 刘又指，相信夏宝龙访港，会以国家安全名义不断地强化23条立法的依据或需要。 刘锐绍说：“至于他（夏宝龙）会否直接提出尽快为23条立法，相信当局先制造气氛，在民间创造大家认同23条立法的重要性，攻破心理关口，下一步考虑何时23条立法。” 卢文端称香港须准备应对美国制裁 香港爱国阵营“权威人士”、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11日于《明报》撰文称，“倘国家出手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须准备应对美国金融制裁”。卢文端向来被视为替北京“放话”。 值得留意的是，卢文端2个月前多次在《明报》撰文称，本年度不宜展开23条立法，连相关公众谘询都不宜展开，称要提防台湾绿营“抽水”在2024总统大选胜出。 中共两会3月完成换届后，卢再撰文称，“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央领导人会相应调整，相信中央及特区政府会具体审视23条立法的问题，包括根据香港本身和国内外的形势、两岸关系情况等”，选择对香港、对国家最适当和最有利的时间做好相关工作。 特首李家超年初称，已要求保安局草拟第二稿，针对间谍活动、伪装组织及新媒体新科技等手法，冀最迟明年完成23条立法。惟港府当时向立法会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议程，并未涵盖23条立法项目。当局至今仍未交代具体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