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渤騎自行車摔斷鎖骨 住院吸氧仍不忘自嘲
2026 年 9 月 8 日
為了聲援正在香港受審的47名民主派人士，海外港人組織周末兩天在英、美、澳、加及台灣等19個地方發起「默站」的全球聯合聲援行動，傳達「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香港47人」的重要信息，展現港人的團結。 綜合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英國港人團體15日除默站外，還提出「寫信師」、「一人一信俾MP」和「選民登記」三項訴求。「寫信師」是希望港人撥冗寫信給仍被拘押的人；「一人一信」呼籲在英港人發電郵給當地議員，要求向中共實施馬格尼茨制裁；「選民登記」則呼籲在英港人在每年5月英國的全國或部分地方議會選舉時，投票給關注港人議題的候選人。 抗議活動組織者之一的克洛伊（Chloe）表示，「英國沒有跟進美國的做法，就涉港區國安法實施制裁，因此我們敦促英國政府，針對這些嚴重的人權問題對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以確保他們不會被忽視或不受懲罰。」 薩頓和奇姆（Sutton and Cheam）的保守黨議員保羅（Paul Scully）加入薩頓的抗議活動，他向香港人保證，「我們與你們站在一起。我一定會在議會替你們發聲，我會以國會議員和部長的身分帶回你們傳達的信息。」 在英港人團體表示，中共對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鎮壓，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47人案有數名民主黨成員擁有英國公民身分，且有家人為英國公民，更有多達45人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身分。英國政府對這些人負有義務，應該密切關注這場不公平的審判，以確保他們獲得所有可能的支援。 李明哲：台灣人須選擇想要走怎樣的路 16日，台北有近50人在台北西門默站近2個小時，不少人駐足關注。默站人士身穿黑衣，手持「默站聲援、初選無罪」標語，並拉開黑底白字的布條，上面寫著「關注香港47人案，台灣勿信一國兩制」。 台灣民眾和港人4月16日在台北市西門町默站聲援香港「47人案」被告。圖左四為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自由亞洲電台淳音攝影） 曾遭中共關押5年的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指出，連立法會議員想反對財政預算案，也可被當作顛覆國家政權，可見「一國兩制」已徹底死亡。李明哲認為，香港已無特區政府，而是中共的香港委員會，特首李家超就是總書記，台灣人必須在過香港目前的日子，或保護台灣目前的民主自由之間做出選擇。 港人被迫離散至海外 成為中共滲透各國的阻力 台灣默站聲援活動發起人「赴湯」湯偉雄認為，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逐步降溫，但北京從未停止「秋後算帳」止。他認為，民主選舉是民主社會中，人民的基本權利，初選是民主選舉慣常程序，「47人初選案」何罪之有。 赴湯提及，港區國安法造成許多港人離散，今次的全球聯合行動顯示很多香港人仍沒有放棄。他說，「中共應該後悔挑釁香港人，後悔令港人離散到不同地方，我們以後就會成為它在每個地方滲透的阻力。」 他並表示，中共經常「侵犯台灣領土」，並向台灣提出「一國兩制」等，但香港今天的「淪陷」，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能相信中共所稱的「一國兩制」以及「和平協議」。今次發起行動，除希望台灣人持續聲援香港的政治犯，並要保護台灣及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 全球至少19場默站行動 這次行動由英國港人組織「列斯手足連線」發起，隨後有多國港人組織響應。除了台灣及英國，還有美國、澳大利亞及加拿大至少19場默站等行動，是近期規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港人行動。 香港47名泛民主派2020年舉行民間的立法會初選，61萬市民參與投票。但47人後來遭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2月6日開審，目前仍在審訊中，預計審期90天。「47人案」的大部分被告未獲保釋，迄今還押近2年。該案的審訊是香港迄今最大的國安官司，但國際社會對此的關注度逐步下降。
近日有不少外國朋友問：香港的厄運對台灣有何意義？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須先搞清楚為甚麼香港會沉淪。例如：如果是隕石把香港一舉擊沉，那就對台灣沒有任何教訓意義；如果是因為新興的港獨運動太激進，台灣或者要低調一些；又如果是因為老牌泛民主派太溫和，台灣就不妨激進一點。 其實，香港沉淪，一個更可信的解釋是，中國太強了，形成一種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國強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習近平個人的問題，導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國強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為習近平這個人太壞。哪個比較接近真相呢？ 國際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認為中國今天最大問題是習近平這個人，甚麼壞事都源於他；換了李克強當政，或者設想胡錦濤、江澤民、或者鄧小平當政，改革開放會繼續走下去，香港會平安無事。兩種人有這個看法，一種是西方的商界勢力；另一種是在西方的一些「戀鄧派」KOL（意見領袖）。 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後者才是對的，即是說，中國強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領導人都一樣，頂多是時間上有一些差異，而習近平選擇的時間，從共產黨的角度看，已經是最好的了。我列舉一些論據。 首先注意，無論是胡錦濤、江澤民或者是鄧小平，和習近平比，並不更可親。 胡錦濤是有名的西藏劊子手。1989年3月，西藏發生反抗運動，胡當時是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親自拿機關槍站在坦克車上帶領解放軍屠殺至少幾百名藏人。時間上比天安門事件早了差不多三個月，開了解放軍屠殺民眾的先河。其後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聞，就是抗議此事；香港人那時都是統派，不關心、不上心。 江澤民是有名的法輪功劊子手。法輪功最大的罪狀就是圍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練功抗議迫害，結果是被迫害得更慘，練功的人因為身體好，被特供系統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澤民時代，中國的一孩政策進入高潮，「非法」懷胎的婦女都給墮胎；當時第一句流行口號是：「寧可血流成河、不許多生一個」。 鄧小平則是出了名的天安門劊子手。 反而，我們還未聽說過習近平搞屠殺。（這不表示他以後不會） 習之前的三個兇殘領導人給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開放開明派，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共的宣傳了得，一是因為鄧小平搞開放欺騙西方的資金技術，要擺笑臉，那即是他說的「韜晦」。但既然是韜晦，就總有一天暴露真面目。這樣變臉，在2008年之後就每天都可能發生，因為2008年中國經濟實力達到高峰，世上無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產黨要用強硬手段對付香港的想法，其實最遲在2001年左右就已經開始，那時候，中國還是江澤民時期。當時，我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顧問，知道特區政府要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態度非常強硬，那其實就是2020年《國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會推動，是2003年。那個時候，是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久，國力還未到高峰，所以23條立法遇到強大阻力，政權還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國還處於胡錦濤時期。那年，中國在香港設立「第二管治隊伍」，實質上取代特區政府。在中國之內，經濟政策也開始強硬化，搞「國進民退」；思想界出現寒流。中國對西方的入侵性滲透大計「孔子學院」、「千人計劃」（Thousand Talents Plan） 、華為國際化等，都是那個時候開始的。讓香港特區第一次由「地下黨」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是胡錦濤在任內最後一年發的功。 習近平2013年起完全執政，之後只不過沿著他的幾個前任設置的拋物線走。他的管治不僅對內日益高壓，對外更全力擴張，在南海在東海、對台灣對香港，處處進逼。因為中國強大到了頂峰，眼看GDP增幅要從高位下降，人口紅利漸次消失，日中則昃，再不強硬出擊就沒有機會。所以，韜晦最終要變臉，最好時機差不多就是這幾年。因此習近平不過是鄧小平策略的現階段詮釋者。換任何一個人，結果不會大不同。 這樣理解，根據的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邏輯。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觀點看表面，會得出相反結論，認為習近平背叛了鄧小平路線，對他特別痛恨，對他的前任會抱有好感，甚至對他去年底在黨大會現場趕走胡錦濤不齒，同情後者，忘記了胡錦濤十年前怎樣在同一個場合更殘酷地對待薄熙來。那是因為韜晦策略在擺笑臉階段時的領導人很討好，變臉的就很噁心。其實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來，有各種觀點解釋香港沉淪，一是認為泛民主派太軟弱，一是認為本土勇武派太激進、惹惱了北京，但這些都是脫離了中國本身政治經濟邏輯的說法，沒有最低限度的憑據。香港發生的事，是中國國力達到頂峰、鄧小平的韜晦政策走到盡頭、中國發出不可抗力這三因素合一的結果，沉淪是命定了的，最後必須如此。按此觀點我們看台灣。 首先，我們看台灣和香港的相同點，都是對台灣不利的。兩地都屬於大中華文化圈，中國滲透容易；兩地的堅決反中國力量，都只佔人口的微小大多數； 兩地的經濟體積相對中國都很小，而且都與中國高度整合；兩地都有一股強大的親中、促統勢力，隨時準備出賣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兩地的不同點，都是對台灣有利的。台灣與中國有一水之隔；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一向有自己的國防實力；有其他強大國家願意軍事上支持台灣；台灣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產業。 中國國力已開始回落，經濟實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縮，外國已經開始高科技禁運，所以中國只有很短的一個攻打台灣時間窗口，因此有專家認為北京最遲會在2027年採取行動。這個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習近平第三任黨主席任內不攻打台灣，以後就很可能沒有機會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夠由現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嚇中國對台灣動武、成功擊退中國在台灣境內的滲透和認知戰，守得雲開見月明，之後的局勢會對台灣比較有利 。這五年里，台灣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國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即1978年說起，但如果從1949年開始看，結論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間，中國國力從戰爭年代恢復之後稍有提升，但社會主義化開始就不振，1958年之後越來越壞，中國更加依賴香港，香港得以高度發展。但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國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減低，中國就對香港越來越不客氣，最後置之於死地。可以說，四十多年來外國對中國發展的慷概支持，間接加速了香港淪亡。如果今天各國要幫助台灣，最好停止對中國經濟的投資和依賴，逐步撤出中國市場，以免一個極具野心的中國繼續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東京大學主辦的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經整理而成。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與北京關係一度惡化的香港大律師公會正在北京訪問。港區國安法上路後，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昔日以敢言見稱的大律師公會已今非昔比，這次訪京面臨重大考驗。 美國之音報導，香港大律師公會由主席杜淦堃率領20人代表團，4月11日抵達北京訪問5天。這次是該公會5年來首次訪問北京，將拜訪港澳辦、全國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和大學等。預期代表團將表達會員對港區國安法與基本法23條立法等問題的看法。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被視為香港核心價值之一的司法獨立為國際社會所詬病。今年2月，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提出上訴，要求法院宣布中國全國人大釋法不影響其聘任海外律師。黎智英團隊的舉動讓海外律師應否參與國安官司的爭議白熱化。港府擬修訂法例，規定海外律師若參與任何國安官司，須先由法院取得行政長官證明書。 質疑國安法 公會2名前主席遭北京批評 香港大律師公會過往每年都會訪京，並派員到北京的大學教授普通法制度課程。不過，大律師公會前任主席戴啟思與夏博義先後針對港區國安法和香港法治提出與北京不同的看法後，使公會訪問北京的活動因雙方關係惡化而暫停。 夏博義曾表示港區國安法可能抵觸基本法，被港澳辦及中聯辦批評；2022年3月，他更被香港警方國安處要求警誡會面，並錄取口供。 本身是律師的香港時評人桑普表示，他對大律師公會這次訪京不抱期望。 桑普認為，戴啟思及夏博義敢言，是因他們擁有豐富的閱歷與傳統，也是基於對人權和法治的堅持。「杜淦堃接任後，你看得到，他好聽一點就是立場轉趨溫和，實際上就是閉嘴了，不敢批評了。」 桑普認為，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轉變反映了港區國安法下業界的共識，「大律師的意見是，你要維持這個行業的存在，若過度衝撞的話，可能導致不利的後果，所以很多大律師會承受很重的壓力：業務的壓力，被起訴的壓力，所以他們會考慮，究竟自己要在這種極權底下如何擺位。勇敢的，像飛蛾撲火那樣衝撞政權，還是要維持把行業建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爭取最大的勝利，所以他們會選出杜淦堃這種『屈服派』。目的是希望和中共維持表面上的好關係。」 今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文件，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提到立場要堅定，堅決反對和抵制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等「錯誤觀點」。 2020年，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曾聲明，香港並沒有「三權分立」，又說「三權分立」從未在香港存在過。 桑普認為，這對於大律師公會的北京之旅是重大考驗。 桑普說：「我不認為他們會主動挑來講，但我擔心中共會安排好劇本讓他們念，照本宣科。他們要怎麼自處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中共要他們照本宣科機會率不高，不是因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為中共要妝點門面，希望外國的資金在中國經濟低迷的情況下，能多一點到香港來，相信香港還有某種程度的法治。我相信，（中共）不會把話塞到杜淦堃還有代表團成員的嘴裡面。我相信會『存而不論』，希望以這個方式來度過。」 桑普認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這次訪京，既要維持跟北京的關係，也要維持公平正義，要兼顧兩者好比走鋼索。
中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4月13日起訪港六天。對此，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改口稱，香港快要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夏寶龍訪港有利氛圍。評論指，當局對23條立法的目標肯定不變，現階段當局會先「創造」積極氣氛，為立法提供有利條件。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夏寶龍在今次訪港行程中將特別出席港府15日舉辦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引起外界關注北京對港政策。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向香港電台表示，這反映香港已恢復常態，夏寶龍屆時會見的層面「會相當廣泛」以助制訂對港政策，最重大的意義是強化港人的國家安全意識，「特別是香港好快要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夏寶龍今次到港，「亦有利於為日後立法工作凝造更有利政治及民意氛圍」。 劉兆佳的言論再引社會關注23條立法時程。今年2月中，劉告訴港媒《明報》，23條立法迫切性有限，有關的立法時間表和工作非單純由特區政府決定，中央亦積极參与，在國安未受嚴重威脅下，港府的當務之急是集中處理復常後的經濟與民生，因此等到明後年立法都不遲，「以免西方借口打壓香港」。 劉銳紹：北京「維穩」置頂大方向不變 對於劉兆佳前後有別的言論，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北京對香港23條立法的大方向肯定不變，搞好經濟也只是維穩的手段之一，北京和港府始終以「政治」和「安全」置頂。 劉又指，相信夏寶龍訪港，會以國家安全名義不斷地強化23條立法的依據或需要。 劉銳紹說：「至於他（夏寶龍）會否直接提出儘快為23條立法，相信當局先製造氣氛，在民間創造大家認同23條立法的重要性，攻破心理關口，下一步考慮何時23條立法。」 盧文端稱香港須準備應對美國制裁 香港愛國陣營「權威人士」、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11日於《明報》撰文稱，「倘國家出手解決台灣問題，香港須準備應對美國金融制裁」。盧文端向來被視為替北京「放話」。 值得留意的是，盧文端2個月前多次在《明報》撰文稱，本年度不宜展開23條立法，連相關公眾諮詢都不宜展開，稱要提防颱灣綠營「抽水」在2024總統大選勝出。 中共兩會3月完成換屆後，盧再撰文稱，「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領導人會相應調整，相信中央及特區政府會具體審視23條立法的問題，包括根據香港本身和國內外的形勢、兩岸關係情況等」，選擇對香港、對國家最適當和最有利的時間做好相關工作。 特首李家超年初稱，已要求保安局草擬第二稿，針對間諜活動、偽裝組織及新媒體新科技等手法，冀最遲明年完成23條立法。惟港府當時向立法會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議程，並未涵蓋23條立法項目。當局至今仍未交代具體時間表。
3月被香港國安警帶走協助調查的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及前幹事杜振豪，4月9日下午以個人名義申請舉辦五一遊行。 已經解散的香港工會組織「職工盟」，其前主席黃迺元及前幹事杜振豪4月11日在FB發文宣布，9日下午他們以個人名義申請舉辦五一遊行，並在文中坦言，明白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舉辦遊行之難，但仍望傳承五一的精神意志。 黃迺元及杜振豪在文中重提五一勞動節的起源，詳述1886年的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並表示希望闡述五一歷史傳統對工人運動的意義，指出今天歐洲國家推行相對合理的勞工及福利制度，絕非從天而降。 他們提到，有些社會賢達會宣稱，遊行示威不重要，工人有其他「發聲」渠道，政府會「聆聽」意見，但他們認為，「如果改變社會是這麼簡單，世上早就沒有勞工問題」。 他們說，他們不是天真地相信，搞一場數百人的遊行能夠製造甚麼壓力，可以推動甚麼改變。尤其是在今天的香港社會，大家都會明白這是何等困難。尤其近月出現幾次遊行申請的爭議後，他們更加明白可能會遭遇甚麼挑戰和風險。「或許，正因為舉辦遊行變得非常困難，反而突顯出舉辦遊行，或者努力嘗試舉辦遊行的意義所在。」 黃迺元及杜振豪在文末說，無論此刻香港社會還有多少空間，可以做到多少，最重要的是，將五一的精神意志傳承下去。 香港國安警3月曾帶走最少6名前職工盟成員，要求他們協助調查，當中包括黃迺元、杜振豪等。
海外香港傳媒專業人員協會近日發表調查報告指，至少已有數百名香港傳媒人離港，且人數持續增加；在近百名受訪者中，逾8成不後悔離開香港。分析認為，調查結果與香港新聞自由環境沒有改善有關。 報告：至少數百名香港記者已經離港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在國際記者聯會（IFJ）的支持下，由數名香港資深傳媒人牽頭在英國成立的「海外香港傳媒專業人員協會」（簡稱：傳協），4月10日發布「流散海外香港記者調查報告」指，目前無法準確估計有多少香港記者移居海外，但綜合的證據顯示，最少有數百名香港記者離港，且人數目仍不斷增加。 報告顯示，年輕或資深記者較傾向離港，中階管理層則無此傾向。多數受訪者的工作年資為1至10年，有37人；其次為20年以上，有32人；年資介於11至20年者有21人。 這份報告是傳協去年12月17日至今年2月20日期間向流散海外的記者及傳媒人發放的問卷調查，調查最終收到101人回復，當中90人為有效回復。 傳協主席、前香港有線電視財經台台長顏寶剛指，中階管理層留在香港工作，可能賺取較高的薪酬；而年輕記者較「輸得起」，不介意到外地發展；年資久的人離開，對香港傳媒界來說比較可惜。 香港新聞自由未改善 逾8成受訪者不悔離港 調查顯示，儘管受訪者在新移居地面臨挑戰及困難，但有80多人不後悔離港，僅1名受訪者表示遺憾。 顏寶剛以多宗涉及國安的官司為例，包括：47人案、羊村繪本案、立場新聞案、蘋果新聞案等，指出港府對傳媒的打壓沒有停止，都是他們不後悔離開香港的原因。 顏寶剛說，這些案子「其實都是不同程度針對言論及新聞自由作出打壓，我們認識很多朋友都在獄中，這反映新聞自由的打壓完全沒有停止」。 他又說，最近當局還針對一些擁有所謂的煽動性刊物的普通市民，「這完全反映對言論自由的鎮壓，令人包括傳媒界人士無心再留在香港工作」。 調查報告顯示，有三分之二受訪者希望重返媒體行業工作。顏寶剛認為，有關結果令人鼓舞，反映儘管港人移居海外，仍努力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精神及傳統。 記協理解及尊重香港記者流散海外 目前在英國深造的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升認為，傳協的這項調查對業界來說有其意義，並對逾8成受訪者不後悔離港，表示尊重及理解，同時也明白在海外從事傳媒工作會面臨很多困難。 對於香港記者移民海外的趨勢會否持續？陳朗升認為，現時香港環境相當穩定，「要走的人都走了」，但不排除會持續有港人移民，港府及香港各方應該反思香港是否留得住傳媒界的人才。 語言障礙、財政壓力等 成海外記者的挑戰 傳協的報告指出，港人在海外從事傳媒的困難之處包括：對本地新聞的了解及興趣不足、欠缺工作機會、人脈，語言障礙，以及財政問題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非華語的環境下工作感到不自在，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並未在傳媒界工作。 報告引述一名移居台灣的受訪者指出，台灣媒體沒有興趣聘請香港記者，除非要報導與香港及國際相關的新聞，才會聘請能操英語的香港記者，但是這類職位甚為稀少。 另外，新成立的海外香港人媒體極依賴員工的自發性去報導新聞，亦要積極找尋額外的經費。但找尋經費的過程比較緩慢，因為他們缺乏渠道與合適的投資者。
香港公立醫院因醫護離職或移民而人手緊絀，醫院管理局為解決這一問題，近日率團前往英國，希望以高薪吸引當地醫科生與執業醫生赴港工作。有移英醫護表示，香港政治環境沒有改善，就算高薪也不考慮回港。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香港醫管局4月1日起連續兩天在英國倫敦舉行招聘會，對象包括：醫科生、醫科實習生、受訓醫科生及專科醫生，希望短時間內吸引100名海外醫生赴港。當局稱，招聘活動吸引500多人在現場及網上參與。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升表示，醫管局會為每一名赴港工作的醫生提供專科培訓，完成後可取得專科資格，5年後成為副顧問醫生。他又稱，會講廣東話並非必要條件，例如病理科、放射治療和麻醉科，與病人溝通機會較少，這些專科可以吸納外籍醫生。 醫管局提出6大賣點招聘：年薪高達92,772到188,088英鎊（約港幣89萬至180萬），有25天年假，15%低稅，以及專業培訓及晉陞機會等。 高薪吸引不了因政治因素離港者 已解散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前副主席、已移民英國的香港護士羅卓堯表示，醫管局招聘的對象是在英國的香港人，最大的吸引力是高薪酬。但他認為，即使港府能夠成功吸引醫生赴港工作，也難以彌補香港的流失率，加上香港醫護工作量比英國多出二三倍，相信這是海外醫護赴港要適應的問題。 羅卓堯指出，包括他在內的不少港人，是因為政治因素及個人安全而離港赴英，對於英國的低薪早有心理準備，這樣的人未必想迴流，「他一開始就知道這個（英國）薪水低很多，他走的原因不是因為要取一份低薪一點的人工，或工作環境好或差，純粹是因為，有些人長遠在這裡生活與政治環境有關」。 醫科生：英國雖低薪 但比較自由 4年前赴英讀醫的港人Jason（化名）認為，在英國工作及生活，比較能取得平衡，亦有較多自由。 Jason說：「上星期聽聞香港醫護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被解散了；英國都有支援系統給醫生有一些話事權，近期英國都有新入職醫生罷工，至少如果有甚麼不對，英國還有一點示威，展示新入職醫生有些權利，爭取多點錢及改善工時，但香港現在真的做不到。」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3月中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最近3年流失1,247名全職醫生，只有191人為退休，佔15.3%，而「高級醫生／副顧問醫生」的離職率更連續2年超過1成。
親共港媒日前報導稱，中宏建交是因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彭丹「擔任民間外交家發揮作用」。彭丹是香港前艷星。分析質疑，毫無背景的彭丹為何能獲命為「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 宏都拉斯3月26日與台灣斷交，同日宣布與中共建交。《星島日報》4月1日報導稱，中國青聯常委、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彭丹3月30日出席海南博鰲亞洲論壇「女性圓桌」會議時受訪，透露自己在中宏建交上發揮「民間外交家」的積極作用。 報導引述彭丹指，今年2月彭出訪宏都拉斯，考察兩國企業能否有更多的貿易往來，更獲有意與中國建交的總統卡斯楚（Xiomara Castro）招待。彭返回中國10天後，卡斯楚在社交媒體宣布，將推進與中國建交事宜。 彭還透露，宏都拉斯商務部5月將率商界精英訪華，期間會到訪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探討兩國的商業合作如何「更上一層樓」，並邀請研究院前往中美洲設立分院。 報導刊出後引起中港兩地反響和廣泛轉載，惟不少人認為疑點重重。公開資料未見彭丹訪宏相片或與卡斯楚的合照。 評論：中共以金錢誘惑宏國建交 自由亞洲電台4月3日報導，旅居日本的中國知名時評人「五嶽散人」分析，中共以金元外交收買宏都拉斯，相信彭丹有強硬後台，才撈到此肥差。 五嶽散人說，彭丹背後肯定有一定的勢力，她只是搭了順風車。「（中共）給宏都拉斯大量的援助，說白的是用錢買的（關係），這錢一定要有出口，而且回到決策人的手中，變相的貪污。宏都拉斯找台灣要25億美元不成，中國就給宏都拉斯60億美金，中間就找個『白手套』的人接回扣，就看是誰接了。」 搖身成為智庫研究院院長 艷星彭丹專業能力引質疑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侍建宇分析，不排除事件高調曝光後，導致「郭美美紅十字會事件」重演，使貪腐罪行曝光。他關注彭丹「背後到底是誰？」 侍建宇說，藝人彭丹擔任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非常令人匪夷所思。「她現在把這基調唱得那麼大聲，令所有媒體去關注她作為一個香港過去的艷星、三級片的女郎，搖身一變成一個智庫研究院的院長，當中是經過了怎樣的轉折，是否涉及貪腐？她到底有甚麼專業的能力坐上這個位置呢？我想，習近平和中共官員們應好好去調查。」 彭丹出任智庫研究院院長 獲聯合國前秘書長祝賀 去年11月12日，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在北京揭牌成立，彭丹出任院長。曾在博鰲亞洲論壇與彭丹合照的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以及「一帶一路」參與國，包括：衣索比亞、巴基斯坦的多位前總統，以影片致辭祝賀；博鰲亞洲論壇理事會秘書長、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亦到場致辭。 彭丹1972年出生於中國湖南長沙，14歲移居美國半工半讀，曾獲美國的華裔小姐、中國小姐、亞裔小姐三項冠軍，90年代拍攝多部「三級片」色情電影，留下「艷星」形象。千禧年後，她開始為中共的愛國電影擔任演員、導演，2013年成為第11屆甘肅省政協委員，之後從中直機關單位推薦當選中共全國青聯常委。 智庫研究院前身來自直銷名企天獅集團 至於「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據其官方資料顯示，其前身來自知名直銷公司「天獅集團」（TIENS）。天獅集團成立於1995年，行銷產品從保健品到生物科技、健康管理、酒店旅遊、教育培訓、電子商務、國際貿易等，曾打入國家民企500強。創辦人李金元被稱為「中國直銷第一人」及「天津首富」，曾與中共官員關係密切。集團2015年安排6,500名員工集體赴法國旅遊，包下巴黎及尼斯超過140間酒店，李金元更破例獲法國外交部長接見。 深陷傳銷醜聞 天獅集團屹立不搖 綜合中國媒體報導、政府和法院文件，天獅集團多年來深陷「傳銷」醜聞。2009年以來，中國以「天津天獅」名義進行的傳銷活動，引發各類刑事案件2,781例，共致155人死亡。過去逾200人在中國各城市被判刑13年至8個月不等。惟天獅集團多次否認指控，又聲稱被人冒認行騙。 2018至2019年間，創辦人李金元曾因「炫富」登上新聞版面，惹來貪污風波。其位於天津市武清開發區的「行宮」——華堂，佔地近百畝、紅牆金瓦的仿古宮殿，不但曾是李金元的住所，也是天獅公司接待來賓、供經銷商參觀的景點，僅名貴傢具就價值近10億元。 2019年4月，「陳華貪污、受賄二審刑事判決書」顯示，某市某機關部門黨組成員陳華於2004年至2010年間，利用職務便利，為天獅集團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在互聯網信息管控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共收受李某給予的人民幣87.91萬。上述期間，李金元擔任天獅集團法定代表人。同時，天津市武清區政府發布通報稱，天獅集團已開始自行組織拆除「華堂」建築。 當時，李金元一度「消失」，惟2020年又公開露面，包括：多次出席博鰲亞洲論壇，以及見證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成立，其「天獅集團」至今仍屹立不搖。
香港區議會預料今年底改選，港府此前稱要檢討地方行政事宜及區議會職能。港媒報導稱，港府或大砍直接選舉議席2/3，至最終僅約佔整體議席的 1/3，並恢復委任及間接選舉議席。 據多家港媒報導，建制圈內盛傳，港府將公布的區議會組成及職能方案，會將直選議席大砍2/3，即從452個減至約150個；委任議席和間接選舉議席，各佔1/3。區議會職能也會改變，政府毋須就全港性事務諮詢區議會，只需就地區性事務諮詢。 消息人士稱，直選、間選及委任議席的比例尚待與北京磋商，但相信直選議席只會保留1/3甚至1/4。 報導指出，委任議席會由港府的民政專員挑選區內的專業人士，如校長或企業家出任。 香港區議會每4年選舉一次，上次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舉行，294萬人投票，投票率高達71.2%，是香港歷來各種選舉中投票率最高的一次。泛民派當年在直選的452席中拿下388席，約86%，取得壓倒性勝利。 不過，建制派2019年在區議會選舉大敗後，北京當局就在第二年（2020）強推港區國安法，隨後港府修訂法例，要求區議員須宣誓擁護基本法，致大批泛民區議員辭職或被取消區議員資格。目前各區區議員只餘145人，部分區議會僅得兩至三名議員。 流亡澳洲的前立法會議員、前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峰告訴網媒「稜角」，直選是民意的體現，對政權而言，卻是一個煩惱。減少直選議席，目的之一是方便當局管理和控制。 對於當局把增加委任及間選議席美其名曰成「多元化」，許智峰表示，這些人根本不是民選，只是一班政府委任的人去選，是民主大倒退，也是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區議會民主選舉的最低點，意味著「繼立法會成為橡皮圖章後，再將區議會變成另一個橡皮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