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骑自行车摔断锁骨 住院吸氧仍不忘自嘲
2026 年 9 月 8 日
为了声援正在香港受审的47名民主派人士，海外港人组织周末两天在英、美、澳、加及台湾等19个地方发起“默站”的全球联合声援行动，传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香港47人”的重要信息，展现港人的团结。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英国港人团体15日除默站外，还提出“写信师”、“一人一信俾MP”和“选民登记”三项诉求。“写信师”是希望港人拨冗写信给仍被拘押的人；“一人一信”呼吁在英港人发电邮给当地议员，要求向中共实施马格尼茨制裁；“选民登记”则呼吁在英港人在每年5月英国的全国或部分地方议会选举时，投票给关注港人议题的候选人。 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的克洛伊（Chloe）表示，“英国没有跟进美国的做法，就涉港区国安法实施制裁，因此我们敦促英国政府，针对这些严重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以确保他们不会被忽视或不受惩罚。” 萨顿和奇姆（Sutton and Cheam）的保守党议员保罗（Paul Scully）加入萨顿的抗议活动，他向香港人保证，“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一定会在议会替你们发声，我会以国会议员和部长的身分带回你们传达的信息。” 在英港人团体表示，中共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镇压，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47人案有数名民主党成员拥有英国公民身分，且有家人为英国公民，更有多达45人拥有英国国民海外身分。英国政府对这些人负有义务，应该密切关注这场不公平的审判，以确保他们获得所有可能的支援。 李明哲：台湾人须选择想要走怎样的路 16日，台北有近50人在台北西门默站近2个小时，不少人驻足关注。默站人士身穿黑衣，手持“默站声援、初选无罪”标语，并拉开黑底白字的布条，上面写著“关注香港47人案，台湾勿信一国两制”。 台湾民众和港人4月16日在台北市西门町默站声援香港“47人案”被告。图左四为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自由亚洲电台淳音摄影） 曾遭中共关押5年的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指出，连立法会议员想反对财政预算案，也可被当作颠覆国家政权，可见“一国两制”已彻底死亡。李明哲认为，香港已无特区政府，而是中共的香港委员会，特首李家超就是总书记，台湾人必须在过香港目前的日子，或保护台湾目前的民主自由之间做出选择。 港人被迫离散至海外 成为中共渗透各国的阻力 台湾默站声援活动发起人“赴汤”汤伟雄认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逐步降温，但北京从未停止“秋后算帐”止。他认为，民主选举是民主社会中，人民的基本权利，初选是民主选举惯常程序，“47人初选案”何罪之有。 赴汤提及，港区国安法造成许多港人离散，今次的全球联合行动显示很多香港人仍没有放弃。他说，“中共应该后悔挑衅香港人，后悔令港人离散到不同地方，我们以后就会成为它在每个地方渗透的阻力。” 他并表示，中共经常“侵犯台湾领土”，并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等，但香港今天的“沦陷”，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能相信中共所称的“一国两制”以及“和平协议”。今次发起行动，除希望台湾人持续声援香港的政治犯，并要保护台湾及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 全球至少19场默站行动 这次行动由英国港人组织“列斯手足连线”发起，随后有多国港人组织响应。除了台湾及英国，还有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至少19场默站等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港人行动。 香港47名泛民主派2020年举行民间的立法会初选，61万市民参与投票。但47人后来遭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2月6日开审，目前仍在审讯中，预计审期90天。“47人案”的大部分被告未获保释，迄今还押近2年。该案的审讯是香港迄今最大的国安官司，但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度逐步下降。
近日有不少外国朋友问：香港的厄运对台湾有何意义？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搞清楚为甚么香港会沉沦。例如：如果是陨石把香港一举击沉，那就对台湾没有任何教训意义；如果是因为新兴的港独运动太激进，台湾或者要低调一些；又如果是因为老牌泛民主派太温和，台湾就不妨激进一点。 其实，香港沉沦，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是，中国太强了，形成一种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中国强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导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太坏。哪个比较接近真相呢？ 国际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认为中国今天最大问题是习近平这个人，甚么坏事都源于他；换了李克强当政，或者设想胡锦涛、江泽民、或者邓小平当政，改革开放会继续走下去，香港会平安无事。两种人有这个看法，一种是西方的商界势力；另一种是在西方的一些“恋邓派”KOL（意见领袖）。 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后者才是对的，即是说，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领导人都一样，顶多是时间上有一些差异，而习近平选择的时间，从共产党的角度看，已经是最好的了。我列举一些论据。 首先注意，无论是胡锦涛、江泽民或者是邓小平，和习近平比，并不更可亲。 胡锦涛是有名的西藏刽子手。1989年3月，西藏发生反抗运动，胡当时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亲自拿机关枪站在坦克车上带领解放军屠杀至少几百名藏人。时间上比天安门事件早了差不多三个月，开了解放军屠杀民众的先河。其后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闻，就是抗议此事；香港人那时都是统派，不关心、不上心。 江泽民是有名的法轮功刽子手。法轮功最大的罪状就是围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练功抗议迫害，结果是被迫害得更惨，练功的人因为身体好，被特供系统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泽民时代，中国的一孩政策进入高潮，“非法”怀胎的妇女都给堕胎；当时第一句流行口号是：“宁可血流成河、不许多生一个”。 邓小平则是出了名的天安门刽子手。 反而，我们还未听说过习近平搞屠杀。（这不表示他以后不会） 习之前的三个凶残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开放开明派，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共的宣传了得，一是因为邓小平搞开放欺骗西方的资金技术，要摆笑脸，那即是他说的“韬晦”。但既然是韬晦，就总有一天暴露真面目。这样变脸，在2008年之后就每天都可能发生，因为2008年中国经济实力达到高峰，世上无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产党要用强硬手段对付香港的想法，其实最迟在2001年左右就已经开始，那时候，中国还是江泽民时期。当时，我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顾问，知道特区政府要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态度非常强硬，那其实就是2020年《国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会推动，是2003年。那个时候，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国力还未到高峰，所以23条立法遇到强大阻力，政权还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国还处于胡锦涛时期。那年，中国在香港设立“第二管治队伍”，实质上取代特区政府。在中国之内，经济政策也开始强硬化，搞“国进民退”；思想界出现寒流。中国对西方的入侵性渗透大计“孔子学院”、“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lan） 、华为国际化等，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让香港特区第一次由“地下党”梁振英当上行政长官，是胡锦涛在任内最后一年发的功。 习近平2013年起完全执政，之后只不过沿著他的几个前任设置的抛物线走。他的管治不仅对内日益高压，对外更全力扩张，在南海在东海、对台湾对香港，处处进逼。因为中国强大到了顶峰，眼看GDP增幅要从高位下降，人口红利渐次消失，日中则昃，再不强硬出击就没有机会。所以，韬晦最终要变脸，最好时机差不多就是这几年。因此习近平不过是邓小平策略的现阶段诠释者。换任何一个人，结果不会大不同。 这样理解，根据的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观点看表面，会得出相反结论，认为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路线，对他特别痛恨，对他的前任会抱有好感，甚至对他去年底在党大会现场赶走胡锦涛不齿，同情后者，忘记了胡锦涛十年前怎样在同一个场合更残酷地对待薄熙来。那是因为韬晦策略在摆笑脸阶段时的领导人很讨好，变脸的就很恶心。其实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来，有各种观点解释香港沉沦，一是认为泛民主派太软弱，一是认为本土勇武派太激进、惹恼了北京，但这些都是脱离了中国本身政治经济逻辑的说法，没有最低限度的凭据。香港发生的事，是中国国力达到顶峰、邓小平的韬晦政策走到尽头、中国发出不可抗力这三因素合一的结果，沉沦是命定了的，最后必须如此。按此观点我们看台湾。 首先，我们看台湾和香港的相同点，都是对台湾不利的。两地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中国渗透容易；两地的坚决反中国力量，都只占人口的微小大多数； 两地的经济体积相对中国都很小，而且都与中国高度整合；两地都有一股强大的亲中、促统势力，随时准备出卖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两地的不同点，都是对台湾有利的。台湾与中国有一水之隔；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向有自己的国防实力；有其他强大国家愿意军事上支持台湾；台湾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国力已开始回落，经济实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缩，外国已经开始高科技禁运，所以中国只有很短的一个攻打台湾时间窗口，因此有专家认为北京最迟会在2027年采取行动。这个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习近平第三任党主席任内不攻打台湾，以后就很可能没有机会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够由现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吓中国对台湾动武、成功击退中国在台湾境内的渗透和认知战，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的局势会对台湾比较有利 。这五年里，台湾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国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即1978年说起，但如果从1949年开始看，结论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间，中国国力从战争年代恢复之后稍有提升，但社会主义化开始就不振，1958年之后越来越坏，中国更加依赖香港，香港得以高度发展。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国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减低，中国就对香港越来越不客气，最后置之于死地。可以说，四十多年来外国对中国发展的慷概支持，间接加速了香港沦亡。如果今天各国要帮助台湾，最好停止对中国经济的投资和依赖，逐步撤出中国市场，以免一个极具野心的中国继续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东京大学主办的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整理而成。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与北京关系一度恶化的香港大律师公会正在北京访问。港区国安法上路后，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昔日以敢言见称的大律师公会已今非昔比，这次访京面临重大考验。 美国之音报导，香港大律师公会由主席杜淦堃率领20人代表团，4月11日抵达北京访问5天。这次是该公会5年来首次访问北京，将拜访港澳办、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和大学等。预期代表团将表达会员对港区国安法与基本法23条立法等问题的看法。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被视为香港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今年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宣布中国全国人大释法不影响其聘任海外律师。黎智英团队的举动让海外律师应否参与国安官司的争议白热化。港府拟修订法例，规定海外律师若参与任何国安官司，须先由法院取得行政长官证明书。 质疑国安法 公会2名前主席遭北京批评 香港大律师公会过往每年都会访京，并派员到北京的大学教授普通法制度课程。不过，大律师公会前任主席戴启思与夏博义先后针对港区国安法和香港法治提出与北京不同的看法后，使公会访问北京的活动因双方关系恶化而暂停。 夏博义曾表示港区国安法可能抵触基本法，被港澳办及中联办批评；2022年3月，他更被香港警方国安处要求警诫会面，并录取口供。 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表示，他对大律师公会这次访京不抱期望。 桑普认为，戴启思及夏博义敢言，是因他们拥有丰富的阅历与传统，也是基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坚持。“杜淦堃接任后，你看得到，他好听一点就是立场转趋温和，实际上就是闭嘴了，不敢批评了。” 桑普认为，香港大律师公会的转变反映了港区国安法下业界的共识，“大律师的意见是，你要维持这个行业的存在，若过度冲撞的话，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所以很多大律师会承受很重的压力：业务的压力，被起诉的压力，所以他们会考虑，究竟自己要在这种极权底下如何摆位。勇敢的，像飞蛾扑火那样冲撞政权，还是要维持把行业建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最大的胜利，所以他们会选出杜淦堃这种‘屈服派’。目的是希望和中共维持表面上的好关系。”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到立场要坚定，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 2020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及中联办曾声明，香港并没有“三权分立”，又说“三权分立”从未在香港存在过。 桑普认为，这对于大律师公会的北京之旅是重大考验。 桑普说：“我不认为他们会主动挑来讲，但我担心中共会安排好剧本让他们念，照本宣科。他们要怎么自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中共要他们照本宣科机会率不高，不是因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为中共要妆点门面，希望外国的资金在中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能多一点到香港来，相信香港还有某种程度的法治。我相信，（中共）不会把话塞到杜淦堃还有代表团成员的嘴里面。我相信会‘存而不论’，希望以这个方式来度过。” 桑普认为，大律师公会主席杜淦堃这次访京，既要维持跟北京的关系，也要维持公平正义，要兼顾两者好比走钢索。
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3日起访港六天。对此，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改口称，香港快要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夏宝龙访港有利氛围。评论指，当局对23条立法的目标肯定不变，现阶段当局会先“创造”积极气氛，为立法提供有利条件。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夏宝龙在今次访港行程中将特别出席港府15日举办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引起外界关注北京对港政策。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向香港电台表示，这反映香港已恢复常态，夏宝龙届时会见的层面“会相当广泛”以助制订对港政策，最重大的意义是强化港人的国家安全意识，“特别是香港好快要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问题”，夏宝龙今次到港，“亦有利于为日后立法工作凝造更有利政治及民意氛围”。 刘兆佳的言论再引社会关注23条立法时程。今年2月中，刘告诉港媒《明报》，23条立法迫切性有限，有关的立法时间表和工作非单纯由特区政府决定，中央亦积极参与，在国安未受严重威胁下，港府的当务之急是集中处理复常后的经济与民生，因此等到明后年立法都不迟，“以免西方借口打压香港”。 刘锐绍：北京“维稳”置顶大方向不变 对于刘兆佳前后有别的言论，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北京对香港23条立法的大方向肯定不变，搞好经济也只是维稳的手段之一，北京和港府始终以“政治”和“安全”置顶。 刘又指，相信夏宝龙访港，会以国家安全名义不断地强化23条立法的依据或需要。 刘锐绍说：“至于他（夏宝龙）会否直接提出尽快为23条立法，相信当局先制造气氛，在民间创造大家认同23条立法的重要性，攻破心理关口，下一步考虑何时23条立法。” 卢文端称香港须准备应对美国制裁 香港爱国阵营“权威人士”、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11日于《明报》撰文称，“倘国家出手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须准备应对美国金融制裁”。卢文端向来被视为替北京“放话”。 值得留意的是，卢文端2个月前多次在《明报》撰文称，本年度不宜展开23条立法，连相关公众谘询都不宜展开，称要提防台湾绿营“抽水”在2024总统大选胜出。 中共两会3月完成换届后，卢再撰文称，“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央领导人会相应调整，相信中央及特区政府会具体审视23条立法的问题，包括根据香港本身和国内外的形势、两岸关系情况等”，选择对香港、对国家最适当和最有利的时间做好相关工作。 特首李家超年初称，已要求保安局草拟第二稿，针对间谍活动、伪装组织及新媒体新科技等手法，冀最迟明年完成23条立法。惟港府当时向立法会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议程，并未涵盖23条立法项目。当局至今仍未交代具体时间表。
3月被香港国安警带走协助调查的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及前干事杜振豪，4月9日下午以个人名义申请举办五一游行。 已经解散的香港工会组织“职工盟”，其前主席黄迺元及前干事杜振豪4月11日在FB发文宣布，9日下午他们以个人名义申请举办五一游行，并在文中坦言，明白在今天的香港社会举办游行之难，但仍望传承五一的精神意志。 黄迺元及杜振豪在文中重提五一劳动节的起源，详述1886年的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并表示希望阐述五一历史传统对工人运动的意义，指出今天欧洲国家推行相对合理的劳工及福利制度，绝非从天而降。 他们提到，有些社会贤达会宣称，游行示威不重要，工人有其他“发声”渠道，政府会“聆听”意见，但他们认为，“如果改变社会是这么简单，世上早就没有劳工问题”。 他们说，他们不是天真地相信，搞一场数百人的游行能够制造甚么压力，可以推动甚么改变。尤其是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大家都会明白这是何等困难。尤其近月出现几次游行申请的争议后，他们更加明白可能会遭遇甚么挑战和风险。“或许，正因为举办游行变得非常困难，反而突显出举办游行，或者努力尝试举办游行的意义所在。” 黄迺元及杜振豪在文末说，无论此刻香港社会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做到多少，最重要的是，将五一的精神意志传承下去。 香港国安警3月曾带走最少6名前职工盟成员，要求他们协助调查，当中包括黄迺元、杜振豪等。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近日发表调查报告指，至少已有数百名香港传媒人离港，且人数持续增加；在近百名受访者中，逾8成不后悔离开香港。分析认为，调查结果与香港新闻自由环境没有改善有关。 报告：至少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经离港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在国际记者联会（IFJ）的支持下，由数名香港资深传媒人牵头在英国成立的“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简称：传协），4月10日发布“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指，目前无法准确估计有多少香港记者移居海外，但综合的证据显示，最少有数百名香港记者离港，且人数目仍不断增加。 报告显示，年轻或资深记者较倾向离港，中阶管理层则无此倾向。多数受访者的工作年资为1至10年，有37人；其次为20年以上，有32人；年资介于11至20年者有21人。 这份报告是传协去年12月17日至今年2月20日期间向流散海外的记者及传媒人发放的问卷调查，调查最终收到101人回复，当中90人为有效回复。 传协主席、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指，中阶管理层留在香港工作，可能赚取较高的薪酬；而年轻记者较“输得起”，不介意到外地发展；年资久的人离开，对香港传媒界来说比较可惜。 香港新闻自由未改善 逾8成受访者不悔离港 调查显示，尽管受访者在新移居地面临挑战及困难，但有80多人不后悔离港，仅1名受访者表示遗憾。 颜宝刚以多宗涉及国安的官司为例，包括：47人案、羊村绘本案、立场新闻案、苹果新闻案等，指出港府对传媒的打压没有停止，都是他们不后悔离开香港的原因。 颜宝刚说，这些案子“其实都是不同程度针对言论及新闻自由作出打压，我们认识很多朋友都在狱中，这反映新闻自由的打压完全没有停止”。 他又说，最近当局还针对一些拥有所谓的煽动性刊物的普通市民，“这完全反映对言论自由的镇压，令人包括传媒界人士无心再留在香港工作”。 调查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二受访者希望重返媒体行业工作。颜宝刚认为，有关结果令人鼓舞，反映尽管港人移居海外，仍努力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精神及传统。 记协理解及尊重香港记者流散海外 目前在英国深造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认为，传协的这项调查对业界来说有其意义，并对逾8成受访者不后悔离港，表示尊重及理解，同时也明白在海外从事传媒工作会面临很多困难。 对于香港记者移民海外的趋势会否持续？陈朗升认为，现时香港环境相当稳定，“要走的人都走了”，但不排除会持续有港人移民，港府及香港各方应该反思香港是否留得住传媒界的人才。 语言障碍、财政压力等 成海外记者的挑战 传协的报告指出，港人在海外从事传媒的困难之处包括：对本地新闻的了解及兴趣不足、欠缺工作机会、人脉，语言障碍，以及财政问题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非华语的环境下工作感到不自在，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并未在传媒界工作。 报告引述一名移居台湾的受访者指出，台湾媒体没有兴趣聘请香港记者，除非要报导与香港及国际相关的新闻，才会聘请能操英语的香港记者，但是这类职位甚为稀少。 另外，新成立的海外香港人媒体极依赖员工的自发性去报导新闻，亦要积极找寻额外的经费。但找寻经费的过程比较缓慢，因为他们缺乏渠道与合适的投资者。
香港公立医院因医护离职或移民而人手紧绌，医院管理局为解决这一问题，近日率团前往英国，希望以高薪吸引当地医科生与执业医生赴港工作。有移英医护表示，香港政治环境没有改善，就算高薪也不考虑回港。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香港医管局4月1日起连续两天在英国伦敦举行招聘会，对象包括：医科生、医科实习生、受训医科生及专科医生，希望短时间内吸引100名海外医生赴港。当局称，招聘活动吸引500多人在现场及网上参与。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医管局会为每一名赴港工作的医生提供专科培训，完成后可取得专科资格，5年后成为副顾问医生。他又称，会讲广东话并非必要条件，例如病理科、放射治疗和麻醉科，与病人沟通机会较少，这些专科可以吸纳外籍医生。 医管局提出6大卖点招聘：年薪高达92,772到188,088英镑（约港币89万至180万），有25天年假，15%低税，以及专业培训及晋升机会等。 高薪吸引不了因政治因素离港者 已解散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前副主席、已移民英国的香港护士罗卓尧表示，医管局招聘的对象是在英国的香港人，最大的吸引力是高薪酬。但他认为，即使港府能够成功吸引医生赴港工作，也难以弥补香港的流失率，加上香港医护工作量比英国多出二三倍，相信这是海外医护赴港要适应的问题。 罗卓尧指出，包括他在内的不少港人，是因为政治因素及个人安全而离港赴英，对于英国的低薪早有心理准备，这样的人未必想回流，“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英国）薪水低很多，他走的原因不是因为要取一份低薪一点的人工，或工作环境好或差，纯粹是因为，有些人长远在这里生活与政治环境有关”。 医科生：英国虽低薪 但比较自由 4年前赴英读医的港人Jason（化名）认为，在英国工作及生活，比较能取得平衡，亦有较多自由。 Jason说：“上星期听闻香港医护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被解散了；英国都有支援系统给医生有一些话事权，近期英国都有新入职医生罢工，至少如果有甚么不对，英国还有一点示威，展示新入职医生有些权利，争取多点钱及改善工时，但香港现在真的做不到。”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3月中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指出，最近3年流失1,247名全职医生，只有191人为退休，占15.3%，而“高级医生／副顾问医生”的离职率更连续2年超过1成。
亲共港媒日前报导称，中宏建交是因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彭丹“担任民间外交家发挥作用”。彭丹是香港前艳星。分析质疑，毫无背景的彭丹为何能获命为“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 宏都拉斯3月26日与台湾断交，同日宣布与中共建交。《星岛日报》4月1日报导称，中国青联常委、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彭丹3月30日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女性圆桌”会议时受访，透露自己在中宏建交上发挥“民间外交家”的积极作用。 报导引述彭丹指，今年2月彭出访宏都拉斯，考察两国企业能否有更多的贸易往来，更获有意与中国建交的总统卡斯楚（Xiomara Castro）招待。彭返回中国10天后，卡斯楚在社交媒体宣布，将推进与中国建交事宜。 彭还透露，宏都拉斯商务部5月将率商界精英访华，期间会到访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探讨两国的商业合作如何“更上一层楼”，并邀请研究院前往中美洲设立分院。 报导刊出后引起中港两地反响和广泛转载，惟不少人认为疑点重重。公开资料未见彭丹访宏相片或与卡斯楚的合照。 评论：中共以金钱诱惑宏国建交 自由亚洲电台4月3日报导，旅居日本的中国知名时评人“五岳散人”分析，中共以金元外交收买宏都拉斯，相信彭丹有强硬后台，才捞到此肥差。 五岳散人说，彭丹背后肯定有一定的势力，她只是搭了顺风车。“（中共）给宏都拉斯大量的援助，说白的是用钱买的（关系），这钱一定要有出口，而且回到决策人的手中，变相的贪污。宏都拉斯找台湾要25亿美元不成，中国就给宏都拉斯60亿美金，中间就找个‘白手套’的人接回扣，就看是谁接了。” 摇身成为智库研究院院长 艳星彭丹专业能力引质疑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侍建宇分析，不排除事件高调曝光后，导致“郭美美红十字会事件”重演，使贪腐罪行曝光。他关注彭丹“背后到底是谁？” 侍建宇说，艺人彭丹担任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非常令人匪夷所思。“她现在把这基调唱得那么大声，令所有媒体去关注她作为一个香港过去的艳星、三级片的女郎，摇身一变成一个智库研究院的院长，当中是经过了怎样的转折，是否涉及贪腐？她到底有甚么专业的能力坐上这个位置呢？我想，习近平和中共官员们应好好去调查。” 彭丹出任智库研究院院长 获联合国前秘书长祝贺 去年11月12日，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在北京揭牌成立，彭丹出任院长。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与彭丹合照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以及“一带一路”参与国，包括：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的多位前总统，以影片致辞祝贺；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秘书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亦到场致辞。 彭丹1972年出生于中国湖南长沙，14岁移居美国半工半读，曾获美国的华裔小姐、中国小姐、亚裔小姐三项冠军，90年代拍摄多部“三级片”色情电影，留下“艳星”形象。千禧年后，她开始为中共的爱国电影担任演员、导演，2013年成为第11届甘肃省政协委员，之后从中直机关单位推荐当选中共全国青联常委。 智库研究院前身来自直销名企天狮集团 至于“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据其官方资料显示，其前身来自知名直销公司“天狮集团”（TIENS）。天狮集团成立于1995年，行销产品从保健品到生物科技、健康管理、酒店旅游、教育培训、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曾打入国家民企500强。创办人李金元被称为“中国直销第一人”及“天津首富”，曾与中共官员关系密切。集团2015年安排6,500名员工集体赴法国旅游，包下巴黎及尼斯超过140间酒店，李金元更破例获法国外交部长接见。 深陷传销丑闻 天狮集团屹立不摇 综合中国媒体报导、政府和法院文件，天狮集团多年来深陷“传销”丑闻。2009年以来，中国以“天津天狮”名义进行的传销活动，引发各类刑事案件2,781例，共致155人死亡。过去逾200人在中国各城市被判刑13年至8个月不等。惟天狮集团多次否认指控，又声称被人冒认行骗。 2018至2019年间，创办人李金元曾因“炫富”登上新闻版面，惹来贪污风波。其位于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的“行宫”——华堂，占地近百亩、红墙金瓦的仿古宫殿，不但曾是李金元的住所，也是天狮公司接待来宾、供经销商参观的景点，仅名贵家具就价值近10亿元。 2019年4月，“陈华贪污、受贿二审刑事判决书”显示，某市某机关部门党组成员陈华于2004年至2010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天狮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在互联网信息管控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共收受李某给予的人民币87.91万。上述期间，李金元担任天狮集团法定代表人。同时，天津市武清区政府发布通报称，天狮集团已开始自行组织拆除“华堂”建筑。 当时，李金元一度“消失”，惟2020年又公开露面，包括：多次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以及见证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成立，其“天狮集团”至今仍屹立不摇。
香港区议会预料今年底改选，港府此前称要检讨地方行政事宜及区议会职能。港媒报导称，港府或大砍直接选举议席2/3，至最终仅约占整体议席的 1/3，并恢复委任及间接选举议席。 据多家港媒报导，建制圈内盛传，港府将公布的区议会组成及职能方案，会将直选议席大砍2/3，即从452个减至约150个；委任议席和间接选举议席，各占1/3。区议会职能也会改变，政府毋须就全港性事务谘询区议会，只需就地区性事务谘询。 消息人士称，直选、间选及委任议席的比例尚待与北京磋商，但相信直选议席只会保留1/3甚至1/4。 报导指出，委任议席会由港府的民政专员挑选区内的专业人士，如校长或企业家出任。 香港区议会每4年选举一次，上次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举行，294万人投票，投票率高达71.2%，是香港历来各种选举中投票率最高的一次。泛民派当年在直选的452席中拿下388席，约86%，取得压倒性胜利。 不过，建制派2019年在区议会选举大败后，北京当局就在第二年（2020）强推港区国安法，随后港府修订法例，要求区议员须宣誓拥护基本法，致大批泛民区议员辞职或被取消区议员资格。目前各区区议员只馀145人，部分区议会仅得两至三名议员。 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前中西区区议员许智峰告诉网媒“棱角”，直选是民意的体现，对政权而言，却是一个烦恼。减少直选议席，目的之一是方便当局管理和控制。 对于当局把增加委任及间选议席美其名曰成“多元化”，许智峰表示，这些人根本不是民选，只是一班政府委任的人去选，是民主大倒退，也是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区议会民主选举的最低点，意味著“继立法会成为橡皮图章后，再将区议会变成另一个橡皮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