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了，每年的八月，我都哆嗦，1966年的「紅八月」給我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陰影，終身難忘。

文革伊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里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為了消滅人口。」後來形勢的發展印證這說法是其中的一個目的。

在國家機器的參與下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打手是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納粹法西斯衝鋒隊「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

像全國無數原本幸福快樂美滿的家庭一樣，「紅八月」成了家道急轉直下的分水嶺，妖魔鬼怪紅衛兵揮舞著銅頭皮帶、棍棒一時間把一個正常的社會攪得天昏打暗，先在學校打死校長、老師、出身黑五類的同學，又到社會上去抄家、打人、「紅衛兵盡情傾瀉他們的暴力，究竟打死多少人誰也不知道。」（「紅衛兵戰歌」作者劉輝宣不打自招）

「打人」的背後是有首長鼓動的。還沒有打人成風的時候，我們在教室里抄寫首長講話，裡面有一段：「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壞人，應該。」我覺得不妙，中國曆來運動很多，好像還沒見過這種提法。

8月5日，我所在的高幹子弟雲集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女校長卞仲耘，掀起血雨腥風的大旗，全北京市全國紛紛仿效，文革研究專家王友琴說，她親自調查，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沒有一個校長沒受衝擊的。

文革發動者毛澤東在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進一步教唆紅衛兵首領宋彬彬「要武嘛！」

打死人又掀起一個大高潮。

除了殺人還有越貨，私人房產是紅衛兵共產的主要目標之一，勒令房產主三天之內交出房契，不然全家掃地出門。

那個八月，別提我有多忙了，我媽媽在她當語文老師的女十三中被學校紅衛兵剃頭挨打，我和爸爸晚上冒雨騎自行車到中南海喊冤上訪。

我又說服爸爸給我全部房契，急急忙忙冒著酷暑驕陽跑到馬大人衚衕，排彎彎曲曲的長隊交房契放棄產權，免得全家被掃地出門。

還沒歇口氣，看見東四派出所和北京市各區一致的行動，在我家衚衕口牆上貼出來的黑五類人員遣返回農村的名單，我外婆李德高的名字赫然在上。

鄰居梁嬸見我失魂落魄，哭著對我說：「多好的一個老太太啊！」

外婆被遣返回安徽舒城中梅河老家後，我1972年從監獄放出來回白洋淀插隊的地方，把掙到的第一個五塊錢捎給她，不久，她老人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