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楊大巍印象與邏輯 2025年09月20日
Charlie Kirk的遇刺，本應成為美國社會反思與凝聚的時刻；一個年輕生命因政治信念被奪走，本該讓不同立場的人在悲傷中找到一絲共同的人性。
然而美國廣播公司的Jimmy Kimmel卻把這場悲劇當成了深夜獨白的素材。他在觀眾面前聽憑自己的想像和臆測，毫無根據也毫不負責地將兇手歸於「MAGA幫派」，暗示保守派要為自己重要聲音的遇害負責。
警方調查和法庭公布的文件，顯示事實完全相反：兇手是個激進的左派分子，懷著與Kirk截然對立的政治動機。簡訊、社群媒體帖文，甚至刻在子彈上的字樣，都清楚地表明這是一起出於仇恨的政治謀殺。
Kimmel並未止步。在其職業生涯最不合時宜的一刻，他嘲笑川普總統的悼念，把總統的悲傷比作一個四歲小孩失去金魚。 Kimmel 試圖假借幽默進行毫無疑問的政治攻擊，然而在這一刻，他不僅突破了人倫界限，而且褻瀆了歷史悲劇，把一個家庭的傷痛和一個社區的損失，扭曲成打擊對手的武器。
輿論迅速爆炸。 FCC主席罕見公開譴責，迪士尼和ABC在壓力下宣布無限期停播。這一切都表明，好萊塢長期保護左派言論的盾牌正在出現裂痕。 Kimmel 事件具有深層的警告：當娛樂產業淪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言論自由已被徹底背叛。
必須重新釐清「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自由主義意味著捍衛言論自由，無論對錯，都應在公開辯論中交鋒；而進步主義（Leftism）卻假借自由之名，對不同聲音進行打壓和污名化，甚至把悲劇當成政治操弄的機會。
過去二十年，美國政治脈絡發生了根本變化。自歐巴馬政府以來，左派逐漸褪去「自由主義」的外衣，演變為一種新型意識形態——進步主義。它仍以「自由」的旗號，其實以「社會正義」為名，建立起新的思想審查制度。而最先被犧牲的，正是西方文明賴以為根基的言論自由。
自由主義是近代西方最偉大的制度遺產之一。洛克提出「生命、自由、財產」的自然權利，托克維爾強調公民社會的重要性，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更明確禁止剝奪言論和信仰自由。其核心精神在於：即使你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也要捍衛他發聲的權利。
然而，21世紀的Leftism卻徹底背離了這個傳統。它把自身立場塑造成唯一真理，把保守派觀點打成「仇恨」或「極端」；透過法律、教育、社群媒體築起「政治正確」的防火牆；在新聞、影視、娛樂中全面壟斷敘事。結果是，以「包容」為名製造排斥，以「自由」為名建立專政。
Charlie Kirk生前倡導保守派青年要在公共空間爭取言論權利，他不是暴力的鼓動者，而是一位用麥克風推動辯論的智者和勇士。 Kirk遇害之後，竟有一些極左派毫無顧忌地狂歡著：有人慶祝其死亡，有人造謠稱他「死於自己人之手」。這樣一種語言暴力與事實扭曲，本身就是在繼續煽動仇恨。
歐巴馬的表態更耐人尋味：一方面言不由衷地哀悼，另一方面卻暗示Kirk的言論「極端」，無疑在為暴力尋找借口。左派從未試圖去理解Kirk的觀點，他們甚至未聽過其演講，卻本能地為其貼上「極端分子」的標籤——這正是Leftism的最拿手也最慣用的政治手段。
Kimmel的節目風波將這種雙重標準暴露無遺。這一檔晚間喜劇在過去二十年里，早已演變為攻擊共和黨、攻擊並且抹黑川普的政治脫口秀。節目的收視率早已持續低迷，從商業角度來說，也早該淘汰。不過真正引發停播的，並非市場因素，而是Kimmel那種難掩其惡毒的嘲諷。那句「川普的悼念，就像孩子為死去的金魚哭泣」，既是對逝者的褻瀆，也是對整個保守派群體的蔑視。
ABC停播後，左派媒體群情激憤，宣稱這是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可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正是左派，在大規模地推動對保守派的「取消」，並且為之自鳴得意。左派將保守主義者的發聲定義為「仇恨言論」或「虛假信息」，從此言論自由只為Leftism所許可。左派的話語風行天下，這是「凈化媒體」；而每當有異議或不同聲音，立刻變成需要「取消的文化」。這種言論及概念上的專橫，行為及政策上的虛偽，正是Leftism的本質：他們從未真正信仰自由，追求的始終只是權力。
如今，任何形式的審查幾乎都會被民主黨人口誅筆伐，動輒被比作「納粹德國」。然而回顧不遠的2021 年，媒體與民主黨政治人物對同類做法卻是拍手叫好。我們整理了一些當時的原話：白宮新聞秘書Jen Psaki：「你不應該在一個平台被封禁，卻還能在另一個平台繼續散布虛假信息。」
CNN 評論員Brian Stelter：「限制說謊者的傳播範圍，不等於剝奪言論自由。」
哈里斯的競選夥伴Tim Walz：「言論自由不同於傳播自由。虛假信息和仇恨言論沒有言論自由保障，尤其當涉及我們的民主。」
卡馬拉·哈里斯：「這是企業責任。推特必須被追究責任，必須關閉。」
AOC：「對於廣播電視，例如福克斯新聞，應該受到聯邦法律和監管的約束，決定什麼能播，什麼不能播。」諷刺意味不言而喻。 AOC 的表態尤其典型，幾乎赤裸裸地把「監管媒體」視為理所當然。那時他們的立場是多麼篤定，而今日風向逆轉，卻又顯得手足無措。事實上，民主黨早已習慣了長期的非對稱優勢：社群媒體平台幾乎清一色由左派主導，為進步主義服務；主要廣播網路同樣掌握在他們手中。但如今局勢正在改變——CBS 已不再完全聽命，甚至有資本試圖收購CNN。這種動搖，讓他們深感不安。如果民主黨真想推動國家團結，就必須先承認當年的「封殺衝動」。正是他們當初迫切地要求平台「必須如何行事」，甚至不惜以脅迫的方式左右輿論。而這些，正是他們今天口口聲聲譴責的做法。迄今為止，卻鮮有人有勇氣直面這一點。
左右兩派在面對「取消文化」時，實際上有明顯的心理差異。保守派在面對「取消左派」的時候，往往仍會感到掙扎與反思，承認企業有權解僱員工、政府不應干預，這種理性克制體現了自由主義精神。而左派則毫無猶豫，自居「道德高地」，從不反省，只知壓制異己。他們甚至會帶著某種勝利者的自豪與亢奮，把打壓視為「正義」。右派的猶豫與自省，左派的狂熱與自信，正是兩者的本質分野。
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社會對政治暴力的容忍度正在上升。近三成年輕人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暴力可以被正當化。他們推崇「綠林好漢」，把以暴制暴當成「替天行道」。從2020年Antifa的暴力示威，到今天刺殺Kirk的兇手被包裝成「模範」，這種浪漫化暴力的趨勢，對美國的憲政秩序構成嚴重威脅。一旦社會歌頌「江湖復仇」，法治將不復存在。
美國立國之本是言論自由、法律秩序與第二修正案賦予的權利。若年輕人不再信任制度，而寄望街頭暴力與革命，這個國家便瀕臨危機。共和黨的使命，不只是情緒反擊，更要為國家找到一條理性的出路：在經濟、文化、教育與社會結構上，為年輕人恢復希望。美國夢的核心是向上流動性──只要努力就能改變命運。若流動性消失，社會停滯，美國夢亦將熄滅。
同時，大公司和學界的反應也值得注意。必須理解在這段時期ABC 和迪士尼內部發生了什麼。要知道，這些公司絕對不是保守派公司。迪士尼擁有ABC，多年來對反川普內容、偏左的政治喜劇、以及反映好萊塢進步價值觀的娛樂作品都樂此不疲。他們並不是因為突然產生了保守情緒才做出這個決定。
據報道，迪士尼高層憤怒的原因不在於Kimmel 的政治立場，而是他的言論從商業角度帶來的後果。把一場全國悲劇變成了整個網路的負擔。廣告商開始緊張，加盟電視台公開反叛，監管機構提出質疑，而這一切都圍繞著一檔本身收視率不足以抵消這些麻煩的節目。最終，從迪士尼最高層下達了無限期停播的決定。這是高層經過計算後的商業決策：保護Kimmel 已經不值得了。
曾幾何時，CEO和校長聲稱「無法違逆覺醒派」。但今天，在川普壓力下，迪士尼等公司突然轉向，幾乎沒有內部抗議。這說明，許多菁英並非真的是Leftist，他們附和拜登政府只是逐利；環境一變，他們就迅速倒向另一邊。 Leftism的聲勢，並無堅實根基。
文明存亡在此一役。自由主義尊重辯論，進步主義懼怕辯論；自由主義讓文明開放，進步主義促其衰敗。 Leftism正腐蝕教育、操縱媒體、綁架文化，把自由社會改造成思想監獄。它必須被揭穿、清理──不是靠暴力，而是在教育、文化、制度與論述層面全面破除其霸權。唯有如此，西方文明才能避免沉淪，找回自由與理性的根基。
古羅馬參議員加圖每次演講都會重複一句：「迦太基必須被毀滅。」這不是嗜血，而是對文明危機的極端提醒。今天，我們也必須同樣清醒：Leftism必須被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