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聽著母親講述日本佔領廣州時期的血腥歲月，那些記憶如影隨形：有日本兵手持大刀闖入外祖父母家中，對著床底瘋狂亂砍；有母親故鄉一整座村莊的男女老少，被日軍包圍盡數屠殺；還有外祖父被日本人抓進大牢，腿上烙下了被嚴刑拷打留下的深深傷痕。日本侵略者的兇殘與暴戾，從此深深刻在我的腦海里。童年的噩夢中，那些戴著後垂布野戰帽的日本兵，就是世上最可怕的惡魔。

長大後，伴隨著中日建交，我在熒屏上看到《排球女將》《血疑》《姿三四郎》等日本電視劇。劇中的人物大多含蓄善良真誠，與我記憶中那個殘暴的日本人形象截然不同。

移居澳洲後，通過新聞，文學和藝術，我更感受到日本人的謙和、友善、守禮與剋制。一個疑問始終縈繞心頭：日本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為什麼一個如此謙和、守禮的民族，會在侵華戰爭中犯下如此慘絕人寰、罄竹難書的暴行？

2026年5月，我參加了為期兩周的東瀛之旅。十二天里，旅行巴士縱貫本州，從東京到箱根，穿越濱松、奈良、大阪、姬路、廣島、神戶、宇治、京都、金澤、高山、靜岡，最後折返東京，行程跨越兩千五百公里。陪伴我們的導遊久保先生熟悉日本歷史，在駛向一座座城市的途中，他為我們上了一堂濃縮的日本歷史課。

沿途聆聽著久保先生的講述，看著窗外流逝的風景與古迹，我彷彿從歷史深處，隱約捕捉到了日本民族性中那種巨大反差的根源……

久保先生講述的神道與日本皇室

奈良與大阪一帶，是日本皇室與早期文明的搖籃。巴士駛入奈良盆地，車窗外時而掠過神社與鳥居。久保先生開始娓娓講述日本皇室的歷史，讓我弄清了神道與日本皇室自誕生之初便緊密結合。

自遠古時期起，日本先民便相信萬物皆有靈——大至天地日月，小至山川、古樹、奇石，乃至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皆有神明寄寓其中。一路上，我們經過了無數大大小小的神社，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富士山腳下的淺間神社，以及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

四至五世紀完成統一前，日本列島一直處於豪族割據狀態，各個氏族均供奉自己的「氏神」。大和王權憑藉奈良盆地優越的地理位置，壟斷了與中國及朝鮮半島的交流通道，率先引入鐵器、水利技術與文字，逐漸發展為最強盛的政治勢力，建立了以大和王族為盟主的豪族聯盟。大王既是最高政治領袖，也是溝通天地的最高祭司，獨掌祭祀神權。

為了賦予皇室至高無上的神聖合法性，大和王權編纂了712年完成的國史《古事記》。書中將大和王族的祖神天照大神尊奉為至高主神，又將其他被征服氏族的祖神納入其神系之中。《古事記》將神話、英雄傳說與現實歷史融為一體，構建出一套宏大的國家敘事：大和皇室是至高主神的後裔，天生具有與天地諸神溝通的神聖性，因此皇位不可侵犯。這奠定了日本皇室「萬世一系」的合法性基礎，使其成為當今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君主世系。

久保先生講述的這段歷史，讓我明白，日本人溫文爾雅的舉止、對禮儀秩序的恪守，以及對精緻生活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源於神道精神與皇室文化千百年的熏陶。

久保先生講述的幕府時代與尚武文化

我們的旅途經過靜岡——這裡是第一代幕府將軍源賴朝當年起兵之地，距離武士政權發源地鎌倉不遠；隨後又途經保留著濃厚武士文化遺產的金澤。這讓我逐漸理解了日本民族冷酷、尚武一面的歷史根源。

自大和王權建立至平安時代前期，天皇一直行使中央實權。到了平安時代中後期，沉醉於風雅文化的皇室貴族對政治與軍事控制日漸衰落。與此同時，由皇室支系分化出的兩大武士集團——桓武平氏與清和源氏迅速崛起。經歷長期權力鬥爭，源氏擊敗平氏。1192年，源賴朝受封「征夷大將軍」，開啟了武家統治時代。在此後六百多年的武家統治時期，天皇依舊是國家最高的神權與文化象徵，而幕府將軍則牢牢掌握著土地、軍事和行政實權。

一路上，久保先生斷斷續續講述武士政權近數百年的割據紛爭、權力傾軋，以及最終於1868年明治維新中退出歷史舞台的過程。

據久保先生介紹，幕府政權確立了武士之間嚴密的御恩與奉公制度。武士依靠軍功換取領地與地位，因此戰功成為衡量榮譽與利益的標準。久保先生特別提到，在戰亂年代，武士會割下敵人的首級、耳朵或鼻子作為呈驗軍功的憑證，戰後據此論功行賞，因此每場戰爭結束後，許多倖存者都少了鼻子或缺了耳朵。

久保先生講述的這段歷史，讓我認識到，這種以戰功為核心的武士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武力征服和冷酷無情的一面。

久保先生眼中的日本民族性

神道、皇室文化與長達數百年的武家統治相互交織，造就了日本民族溫和細膩與剛烈冷酷並存的複雜性格，也解開了我多年來關於日本民族性巨大反差的疑問。

這種反差不僅體現在歷史，也體現在不同地域迥異的溝通文化。久保先生在巴士上舉過一個輕鬆幽默的例子：鄰居家的孩子深夜練琴，引起鄰里不滿。面對同樣一件事，京都人說話彬彬有禮，卻要細細琢磨才能聽出其中的抱怨；大阪人則直來直去，甚至會爆粗口；東京人的表達介於兩者之間。

久保先生在講解中也談及日本國民性的弱點。例如，過度謹慎使日本人在技術上講求精細，卻缺乏大刀闊斧的創新，導致日本逐漸失去在手機、家電等產業上的領先優勢；又如，日本社會對犯錯的容忍度低，雖然英語是學校必修課，但許多人因害怕說錯而不敢開口，英語會話能力普遍較弱。細思之下，我覺得久保先生談及的這些國民性弱點，與神道、皇室文化以及武士道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也有著密切關聯。

日本導遊久保先生

久保先生是我第一個近距離接觸日本人。十幾天的旅程，讓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認真、謙遜、低調與友善。

久保先生個子不高。他對日本人的身高話題卻毫不避諱。他告訴我們，過去日本人普遍偏矮，主要因為長期跪坐榻榻米的習慣，以及「多吃魚、少吃肉」的傳統飲食結構。他還說，「直到二戰結束前，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因為身材矮小，當時歐洲人和韓國人稱他們為霍比特人（「Hobbit」）。」

旅途中，久保先生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百米衝刺」。每次自由活動集合，只要發現缺了團員，他便會拔腿飛奔。有一次在人潮洶湧的東京淺草寺，清點人數時發現少了一位。久保先生毫不猶豫地衝下車，擺出百米衝刺的架勢，朝寺廟方向狂奔。十分鐘後，他滿頭大汗獨自跑了回來，再次清點人數，發現還是少人。他二話不說，又一次沖了出去。

那天，他終於氣喘吁吁地把迷路的旅客帶回車上，全車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面對遲到者的歉意，久保先生不僅沒有半句責備，反而深深鞠了一躬：「對不起，是我之前沒有把集合地點交代清楚。」

久保先生每到一家新酒店前，都會親手畫一張酒店周邊的街道地圖，詳細標註哪裡適合購物、哪家餐館既便宜又能吃到地道的當地菜。讓我困惑的是，他的地圖彷彿有一道無形的邊界，範圍從不超過步行十五分鐘的距離。

比如在京都，我們下榻於充滿歷史感的老城區，從他畫的地圖邊緣再多走幾分鐘，跨過那條河，便是繁華現代的京都市中心。但因為久保先生在地圖上隻字未提，很多團友錯過了領略京都現代風貌的機會。

在神戶也是如此。久保先生認真地指引我們去一家商場品嘗美食，卻唯獨沒有告訴我們，穿過那家商場，就是標誌性的神戶港海濱。

聯想到他提到過的日本國民缺點——「謹慎和害怕出錯」，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現代市中心或熱鬧街區人流密集、環境複雜，遊客一旦走遠，迷路或發生意外的風險就會增加。對日本職人式服務而言，不給別人添麻煩，也不讓自己的工作出差錯，比多做一步更重要。

站在顛簸車廂里的久保先生

在行進的大巴上，久保先生始終站著，面朝團友。他的身體隨著車廂顛簸前後左右搖晃，雙腳卻彷彿生了根。他操著略顯生硬的英語，神情始終平靜，很少誇張的表情和動作。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講笑話時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喜劇效果；談到戰爭、歷史和民族時，又格外有分量。

久保先生的開場白總是很幽默，「Since most of you are awake, I will talk about Japan』s…（既然大家都醒著，那我就來聊聊日本的……）」

而結束語則常常是：「I can see most of you are now asleep, please excuse me for taking a small break.（我看大家差不多都睡著了，那我也請假稍微休息一下。）」

在旅途中，久保先生問我們：「你們是不是覺得日本的東西很便宜？」

確實如此。我們沿途享用的豐盛自助早餐，摺合下來只需二十澳元左右，在物價高企的澳洲幾乎難以想像。

久保先生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元堅挺，大約58日元便能兌換1澳元。如今，1澳元卻能兌換110多日元，日元匯率幾乎跌了一半。日元長期走弱，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日本與歐美主要經濟體的利率差距持續擴大；二是日本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賴進口，而且幾乎都以美元結算。

「三十年前，日本人喜歡到世界各地旅行。如今，日元一跌再跌，工薪階層的收入卻長期停滯。目前，日本國民人均年收入約為四萬多澳元。收入較高的人或許會選擇到韓國或台灣度假，大多數人只能在周末到近郊走走。」

久保先生談中國

我們的旅遊團共有四十八人，除了我和旅伴，其餘都是澳洲白人。然而，中國卻是久保先生講解中經常提及的話題，可見，中國在日本人的國民意識中始終佔有重要位置。每次談到中國，他的語調和措辭都保持客觀。

他提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經濟波動，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加劇後走上對外擴張道路。侵略中國是為了掠奪資源和爭奪市場。

談到日本社會對部分中國遊客亂扔垃圾等不文明行為的不滿時，他說：「其實日本在1970年代以前也非常髒亂。直到政府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和1970年大阪萬博會前夕，為了維護國家形象，以嚴格的法律和執法措施整治環境衛生。日本的市容才逐漸改善。」

在京都古街，他告訴我們，藝伎身著的和服製作考究、價格昂貴。此前曾有一群中國遊客為了爭相與剛下車的藝伎合影，在拉扯中導致對方摔傷，還損壞了和服。此後，當地政府出台規定，禁止遊客在街頭強行與藝伎合影。

他還談到，自2025年底中日關係陷入低谷後，中國赴日旅遊團數量大福下降，許多由華人在日本經營的旅遊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我們結束行程當天，久保先生還向幾位需要單獨前往機場的團友，推薦了一家由華人經營的接送機公司。

從雪國走來的久保先生

久保先生四十歲出頭，至今依然單身。他告訴我們，自己的家在北海道以南一座偏遠的小城。一到冬天，整座小城便被厚厚的積雪覆蓋。

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張自家冬日的照片。畫面中，屋外白雪皚皚，積雪漫過窗欞。屋內的窗台上，靜靜擺放著幾個毛絨絨的小動物玩偶。

他在那座小城的房子很便宜，大約只需七萬澳幣。如今的年輕人畢業後紛紛湧向大城市，偏遠的小城根本留不住人——畢竟大城市機會更多，也更熱鬧。

我們旅行時，正趕上日本中小學的郊遊季。一路上，經常遇到排著長隊的學生。看到有些孩子朝我們揮手，久保先生便說：「請向他們揮揮手吧，他們看到你們真的很開心。」

他回憶起自己小時候跟著學校去東京郊遊，那是他第一次親眼看到外國人，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他說：「這些孩子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外國人，心情大概和我當年一樣吧。」看著眼前這一幕，很難想像，當年那個看見外國人就興奮不已的鄉村男孩，幾十年後，竟會以帶著外國遊客縱貫日本為職業。

在奈良公園喂鹿，是這趟旅程中我最愉快的時光。在巴士上，久保先生曾介紹，奈良公園裡的鹿分兩種：一種是「神的使者」，懂得向人鞠躬；另一種不會鞠躬，只是普通的鹿。我在豎立著鳥居的石子路上遇到的一隻小鹿，恰好是一隻「神的使者」。我一邊向它喂鹿仙貝，它一邊頻頻向我鞠躬，我也忙不迭地向它鞠躬回禮。

公園草坪上，久保先生手裡拿著鹿仙貝，認真地跳著、跑著，一群小鹿跟在他身後，隨著他「之字形」地穿行。那一刻，我腦海中浮現出兩幅畫面：一個是當年從雪國來到東京、第一次看見外國人時滿眼新奇的小久保；另一個是如今坐在溫暖的小屋裡，透過窗台上一排毛絨玩具，靜靜望著窗外漫天白雪的中年久保先生。我的心中竟莫名泛起一絲悵然……

旅行團解散時，久保先生告訴我們，他三天後將帶一個日本本地旅遊團，從東京前往北海道。

這三天的空檔，他打算先回一趟家。乘坐新幹線只需幾個小時，普通列車卻要坐上一整天。

我們問他選擇坐那班車回去。

他說：「新幹線太貴了，我坐普通慢車。」

如今，旅行團解散已經一個多月，但我腦海里依然抹不掉久保先生的音容笑貌。

大阪道頓堀繁華喧囂的街頭，久保先生站在「串炸達摩」店前，模仿店門口那尊巨型大叔立像，怒目圓睜地說：「No second dip!（嚴禁蘸兩次醬！）」。全團人頓時笑得前仰後合。他的模樣與神態，與那尊立像簡直一模一樣！

初夏時節，日本的陽光出人意料地強烈。久保先生卻從不戴帽子，臉被烈日晒得黝黑，汗水一滴滴從額頭淌下。

「I am good at making simple tasks complicated!」（我真擅長把簡單的事情變複雜啊！）

他的自嘲聲彷彿依然在耳邊迴響，伴隨著他那如一陣風般衝刺遠去的背影，在我的記憶里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