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後門

蘇聯社會最大的硬通貨是什麼？不是最新一版的盧布，也不是糧票和布票，更不是排隊分房的名額。這些雖然得來的艱難，但隨時可以被拿走。 解讀蘇聯歷史的名作《耳語者》，就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個畫面：當你看到貨架上空空，當你在醫院裡買不到藥品，當你在集體宿舍里艱難的轉身，你就會猛然醒悟，原來人脈關係才是蘇聯真正的流通貨幣。 Блат一詞，在俄國的意思是通過人脈關係獲取稀缺資源的系統性行為，本質是制度缺陷導致的逆社會化現象，也就是人治大於法治、人情大於制度。這種行為，我們形象的稱之為托關係或者走後門。 比如1986年，莫斯科大學的社會學調查顯示：76%的蘇聯民眾認為，走後門才是必要的生存技能。莫斯科大學83%的學生加入蘇布是為了人脈關係，68%是為了獲得晉陞，只有9%填寫的是理想，總而言之，他們認為：關係即權力，權力即財富。 那麼，蘇聯人為什麼執著於走後門？ 網路圖片 第一、短缺經濟模式下的生存倫理。 蘇聯執行計劃經濟，權力是商品的唯一分銷商和近乎唯一的生產商。因此誰掌握了分配權，誰就是他人的衣食父母。但計劃經濟的通病是商品匱乏，一切生活物資都可能成為稀缺品，因此計劃經濟又被稱為「短缺經濟」。 長期短缺的經濟，必然導致走後門成為必備的生存策略。羅曼羅蘭、紀德等著名學者在蘇聯考察的記錄中，都有類似的情形：普通人在國營商店排隊數小時卻一無所獲，只有通過關係才可以獲取緊俏的商品，比如麵包、香腸、罐頭等等。甚至到了1979年，莫斯科人均排隊時長依然高達每天3.2小時。其中最悲慘的一個群體顯然是女性，為了換取必須的生存物資，經常不得不委身他人。 但在大名鼎鼎的”小白樺”商店，裡面稀缺的進口商品應有盡有，最新款的索尼音響，最美味的「瑞士巧克力」等等。可惜的是，普通人拿不到外匯票證，低級別的官員只能通過走後門才能得到。在葉利欽的回憶錄中，到處都是他走後門辦事的案例，在寫到這個商店時，葉利欽說道：當我第一次走進小白樺的倉庫，我才明白蘇聯原來早已腐爛透頂。 網路圖片 第二、官僚特權制度下的權力尋租。 對於蘇聯人來說，權力是一切的中心和無處不在的存在。國家像是一個不知疲倦的生活監管者，發放和要求源源不斷的文件和許可證，沒有文件和許可證，最簡單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開展。比如找公寓、找學校、找醫生、換工作，甚至結婚、生孩子等等，都需要官員通過「批條子」來分配，他們通過控制國家的一切，將公共權力轉化成了私人財產。 比如《蘇聯社會學研究》披露，蘇聯高校招生中存在內部推薦制度，莫斯科大學有很多名額屬於內定的關係戶，普通家庭必須要有官員的推薦信才能入學。 最可怕的是醫療系統，蘇聯的醫療資源高度依賴職位等級和關係，官僚階層一個電話指令便可以為親屬安排床位。而普通患者則需要忍受漫長的等待，必須通過賄賂或者走後門才能獲得服務。據俄聯邦統計署報告顯示，67%的醫生承認自己收到謝禮後才會安排病床。 網路圖片 第三、全盤腐敗環境下的群體妥協。 蘇聯民眾時刻面臨著一個道德困境，那就是自己既批判腐敗，又依賴走後門維持生活，從而形成了詭異的群體妥協。倘若自己的某個親朋嚴格遵守規矩，他反而不相信，也不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被譽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島》中解釋了這個現象，索爾仁尼琴指出，古拉格勞改營不僅是肉體的囚牢，更是道德的絞肉機，囚犯必須向看守行賄才能獲得活命。而蘇聯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古拉格勞改營，勞改營的生存邏輯外溢到社會，就形成了「行賄即生存」的集體無意識。 為此，索爾仁尼琴痛斥道：任何將權力轉化為特權的制度，終將收穫全民的道德報復，俄羅斯整個民族都將失去道德的羅盤。 所以在蘇聯，芭蕾舞演員通常會選擇用身體賄賂官員，只為換取一個獨舞的機會，從此藝術便淪為了權力的裝飾。科研人員通常會將科研報告署名自己的領導，只為換取可以發表的機會，從此科學便淪為了權力的附庸。 “我們不是齒輪，而是壓垮駱駝的稻草。”《古拉格群島》的這句判詞，恰好可以概括蘇聯群體妥協的終極代價。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整個社會竟然一片靜悄悄。《解體歲月》記載道：莫斯科的街道安靜的可怕，沒有反對聲，也沒有哭喊聲，只有寒風掠過臉頰的呼呼聲。那麼彼時，2000萬蘇布成員在幹什麼？蘇聯民眾又在想什麼？ 答案是：托關係、走後門。要麼是托關係在新政府中謀個一官半職，要麼是走後門往自己家多搶點國營物資。 走後門，是蘇聯人民的生存倫理，也成了這個帝國最後的輓歌。當生存的倫理碾過制度的尊嚴之時，任何宏大的敘事都顯得那麼蒼白可笑。正如莫斯科地鐵里的塗鴉：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付錢，只有走後門是真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捉刀漫談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