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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01 朱元璋曾發行寶鈔（紙幣）作為貨幣，但因為寶鈔面額大，而銅錢面額小，所以兩種貨幣同時使用，小額交易用銅錢，大額交易用寶鈔。但很快就出現了問題，隨著發行的數量的增多，寶鈔出現了貶值，而且寶鈔容易磨損，舊鈔換新鈔，朝廷還要收取3%手續費，所以民間不願意使用寶鈔。 朱元璋很生氣，認為是小民與朝廷作對，下令禁用銅錢，只准寶鈔一種貨幣流通。想要用強制手段讓百姓使用寶鈔，但銅錢依然在流通。而朱元璋力推的寶鈔到了明朝中期就淪為了一張張廢紙，甚至地上掉了寶鈔，也無人去拾取，最後寶鈔完全退出了流通市場。 當朝廷失去了公信力，自己鑄造的錢就成為一張廢紙。 02 1644年新年剛過，李自成就率領起義軍，兵分兩路從西安往北京進發，崇禎帝手足無措之際，大學士李建泰自告奮勇前去平定叛亂，崇禎皇帝十分高興，親自從京營中挑選了將士給李建泰。 李建泰帶著這些人馬向南出發，剛出城門，士卒就逃散了三分之二。李建泰就帶著省下的人馬到了廣宗縣城，但縣令卻拒不開門。城中的官員和百姓雖然沒有見過李自成是個什麼模樣，但明軍他們見多了，燒殺搶掠這些都是常態。 李建泰出北京城的時候，崇禎帝也沒錢給他，讓他自己的籌備糧餉。自己籌集糧餉說白了就是去搶，所以李建泰一行到了廣宗縣時，縣令和一些鄉紳不給他開城門。李建泰極為憤怒，拿著尚方寶劍下令讓部下攻城，鞭打縣令並殺處死了很多鄉紳。 但李建泰打自己的縣城還行，對付農民軍就差很多了，後來在真定城被農民軍活捉。 當朝廷失去了公信力，尚方寶劍來一座縣城都進不了 03 萬曆末期，努爾哈赤發表「七大恨」，並率領後金軍攻打明朝重鎮撫順和清河，萬曆帝在全國個地調集軍隊，準備剿滅努爾哈赤。 但當時朝廷沒錢，萬曆帝的內帑裡面有錢，但是他不願意拿出來，所以就向天下百姓加遼餉。這個錢當時也說好了，就加一次，這一仗打敗之後就不再加了。 但在薩爾滸之戰中，明軍三路喪師，大敗而歸。不僅如此，努爾哈赤還接連趁勝繼續發起對明朝的進攻，為了對抗努爾哈赤，萬曆帝合朝廷官員們以此又一次地加遼餉，直到每年加520萬兩 到了崇禎帝時期，又加練餉、剿餉。 當初說的加一年，最後直到明朝亡國，仍在加餉。 在這種情況之下，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餓殍遍地，他們其中的很多人就加入了農名起義軍軍中，明朝最終為農民起義所覆滅。 朝廷失去了公信力，實際上也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天下。 04 崇禎末年，崇禎皇帝也沒有錢了，就想找國家的一些勛貴來湊錢，因為現在也只有他們有錢了。崇禎就讓周奎起一個帶頭作用，捐個2萬兩，周奎是崇禎帝的岳父，家中甚富，但周奎卻稱自己很窮，最後捐了13000兩了事。 周奎的榮華富貴都是來自於崇禎帝，如果明朝亡了，周奎有再多錢的也無處花了，那他為何不願意幫助崇禎帝呢? 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層故事。 崇禎九年，崇禎帝曾下令向武清侯李誠銘借40萬兩，發往關寧前線；借駙馬都尉王昺、萬煒、冉興各自10萬兩，發往大同、西寧；又讓工部借太監田詔10萬兩，借太監魏學顏色5萬兩治營鋪。 這樣的捐助並非只有一次，後來逐漸成為常態化。武清侯李誠銘死後，繼承他爵位的兒子李國瑞也遭到崇禎帝的「借款要求」，最終李國瑞還因為不願意借款而死。 崇禎帝如同一個在激流中掙扎的溺水者，只要任何可以抓住的東西，他都會緊緊抓住不放手。所以武清侯一家兩代人都遭到了崇禎的「借錢」，只要還有錢，他就還會一直借下去。 所以，朝臣們寧願亡國，也不願意拿錢給崇禎帝了。 當朝廷失去了公信力，皇帝連錢都借不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鏡心讀書
明朝的末代皇帝——以其年號而被稱為崇禎帝的明思宗朱由檢，在我國歷史上的歷代亡國之君中，是最受後世輿論同情乃至讚揚的一個人。 清代纂修的《明史》稱頌他「承神（宗）、熹（宗）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這樣的評價，簡直可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媲美，較之周赧、漢獻之流，真有天壤之別了。 崇禎帝本人對自己的「天縱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來，自己當政期間的國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餓殍、兵荒馬亂，全該由老天爺和臣下負責。他為此喜怒無常，對臣下懲罰嚴酷。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多名宰相，死於非命的大臣數以百計，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還恨恨地大罵「諸臣誤朕」，自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 但是，當時的人民群眾對這個「英明」君主卻並不怎樣恭維。李自成曾發布檄文，痛斥崇禎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 張獻忠曾布告兩湖，把崇禎帝斥為「朱賊」。後來李自成兵臨北京時，曾致函崇禎帝令其投降，書中有「君非甚暗」之語。有人說這表明李自成對崇禎頗有好感，其實，這不過是勸降用的外交辭令，比較客氣罷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想來你還不至於糊塗到」連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來吧！ 那麼，崇禎究竟是怎樣一個「英明」的君主呢？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人們可以了解一二。 一、首先是他的「節儉」 崇禎帝的「節儉」很有些名氣，他不僅愛搞什麼「撤御膳」之類的名堂，而且對國家經費的開支也很「節省」。崇禎二年，為「省」下幾十萬兩銀子而裁撤驛站，使成千上萬的驛卒失業，他們被迫造反；崇禎四年，大批起義的饑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員籲請朝廷予以賑濟，「節儉」的崇禎帝扭捏著才批了十萬兩銀子，結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受招撫的饑民在災荒中無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亂」。至於剋扣、拖欠軍餉造成嘩變的事，那就不勝枚舉了。 當然，皇帝也有難處，他在位期間幾乎年年哭窮，賦稅加派一加再加，從快餓死的百姓嘴裡「節省」下越來越多的錢來還不夠，又多次號召皇親國戚、勛貴大臣，要他們「急公憂國」，捐助餉銀，但他們個個叫窮，一毛不拔。 崇禎帝的岳父周奎被糾纏不過，暗中向女兒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兩銀子，周奎不僅一分錢不出，還把女兒送來的銀子扣下了兩千兩，只拿三千兩「捐」了出來。後來李自成進京，把周奎抓來「拷掠」，光現銀一下子就抄出來五十三萬兩！ 當時貴族中像這樣要錢不要命的守財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擁滿庫金銀於圍城之中，任憑官屬哭求，決不肯出一分錢幫助守城，結果城破後人做了刀下鬼，錢財也為農民軍所得。 為什麼這些貴族吝嗇到這種地步？原來他們有崇禎帝這個榜樣。崇禎年間戶部以餉銀不濟，多次請皇帝動用「內帑」（皇帝私人金庫），崇禎帝都苦著臉說「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時還擠出眼淚來。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華再次苦勸他說： 「國都快亡了，皇上還吝惜這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盡捐內帑，也怕來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還怕沒有錢嗎？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但是崇禎帝仍然捨不得掏腰包。結果李自成進京後，繳獲的宮中「內帑」多達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相當於全國三年的田賦收入！如此「節儉」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二、其次是他的善於弄權 崇禎帝不像他祖父萬曆帝、哥哥天啟帝那樣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機獨斷」的美名。但他不但剛愎自用、拒諫成習，而且虛榮心極重。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擔風險的決斷，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縱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 典型的如崇禎十五年，崇禎帝為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清議和，事泄後輿論嘩然，崇禎帝立即處死陳新甲，把一切責任都推在他身上，並打腫臉充胖子地斷絕了和議。 由於他一貫朝令夕改，不負責任，飾非有術，諉過於人，結果把滿朝大臣都訓練成了只唱高調而不敢提出實際建議的圓滑官僚。 崇禎十七年初，崇禎眼見農民軍逼近北京，想棄關外土地，把防禦清兵的吳三桂部調來對付農民軍，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技，授意臣下提出這個建議並為他承擔責任。 沒想到大臣們都學乖了，個個裝聾作啞，無人理會他的暗示。崇禎帝硬著頭皮拖了一個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終於顧不得臉面，恨恨地把臣下痛罵一頓之後自己做了調吳三桂入關的決定，然而這時已來不及了。 崇禎帝對臣下如此玩弄權術，怎能得到可用之材？這就難怪他覺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閹黨」可惡，還要用宦官去監視大臣。像袁崇煥這樣的抗清名將，清（後金）略施反間之計，就假崇禎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虧嘉靖、萬曆這些昏君不像崇禎帝那樣「英明」，否則戚繼光、張居正等輩能否善終也很難說！ 三、最後再談談他的「殉社稷」 崇禎帝「蒙難不辱」，拒絕南逃而甘與社稷共存亡，是他最得封建史家頌揚的一點，他因此得到了「烈皇帝」的美稱；但實際上，崇禎帝並沒有那麼強硬。 早在大順農民軍東渡黃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肅宗溜之大吉，曾多次秘密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計劃，還苦著臉說：「朕有此意已久，無人贊同，所以拖到現在，怎麼辦呢？」這時離農民軍攻克北京尚有兩個月之久。 但是，崇禎帝這次仍想讓諸臣替自己撐面子，讓他們提出南逃建議，而大臣們偏又不敢做日後的替罪羊，都唯唯諾諾，有的竟然還唱「皇上自然守社稷」的高調，而主張讓太子去南方「監國」。這令人想起唐肅宗監國後登基自立、廢黜父親的舊史，自然只能招來崇禎的斥責。到了二月間，農民軍在北上的同時又分兵東進，長垣、青縣先後被佔領，運河被切斷，崇禎帝想跑也跑不掉了。 儘管如此，崇禎帝仍未放棄求生的努力，當李自成派人勸他投降時，他始終未表示拒絕，並寫了「再與他談」的手諭，讓李自成派來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於他死要面子，遲遲下不了投降的決心，結果農民軍規定的期限已到，大軍攻入內城，崇禎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殺了。 總之，崇禎帝的真實形象實在並不像封建文人描寫的那樣光彩。他的昏庸雖然表現形式與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有別，卻也活活地勾畫出了一幅腐朽的畫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勢所趨，積重難返，但與崇禎的貪吝短視、昏庸無能、措置失宜也不無關係。 那麼，舊時的文獻為何要把他描繪為「英明」之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崇禎帝即位之初，處置了閹黨，為一大批東林黨的地主階級文人士大夫平了反，因此在那個時代的文人心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而無論如何，他死於「流寇」之手這一事實，更增加了地主階級士大夫對他的同情。 但最重要的，則是清王朝的渲染。我們知道，清王朝雖早就有入主中原的企圖，但畢竟後來不是直接從明朝手中，而是打著替明復仇的旗號從農民軍手中奪得了天下，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像歷代新王朝一樣貶低前代末世的統治。 相反，越是抬高崇禎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團結、安撫前明地主階級的作用，越能顯出清朝入關「為崇禎帝復仇，討平流寇」的「偉大」，越能體現出「自古得國之正，無如我朝」。 因此，他們何樂而不為呢？然而流風餘韻所及，竟使今日的一些歷史文學作品，乃至史學論著，都為崇禎帝這個「明主而未遇其時」的「悲劇」而大加感慨，這真是需要一辯的事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地緣與文明）
朱元璋的立國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過江，佔領集慶，改集慶為應天府。集慶即今天的南京，為六朝故都，改稱應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稱王的意圖。集慶當年是孫吳立國之地，故於是年七月朱元璋自稱吳國公，已經有要稱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 鄧愈舉薦朱升給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講了「高築牆、廣積糧、 緩稱王」的建議。 為什麼勸朱元璋緩稱王? 那是為了免得招忌樹敵，不要圖虛名，要務實事，實事也就是高築牆、廣積糧，打好將來稱王的基礎。事不在於名，在於實。北邊的韓林兒稱小明王;西邊的徐壽輝也很早就稱帝，國號天完;東面在平江(蘇州)的張 士誠很早就建國號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張士誠復自 立為吳王。因為平江在戰國時便是吳國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1364 年)便即吳王位，故當時有東吳、西吳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國號為明，建元為洪武，足足推遲了十二年時間，這為朱元璋贏得了充分發展的時間。 有三重意義: 一、這個政治結構的權力從哪兒來; 二、這個政治結構的組織形態; 三、這個政治結構的運作過程以及在這個運作過程中的人際關係。組織形態則包括這個結構內部的決策機構、行政機構、軍事機構、監察機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層級結構， 這個複雜的有機結構內部，相互之間構成制衡關係。這樣的組織 形態是在運行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對穩定的一面，又有不斷演化的部分。其在運行過程中的畸變，又往往與在這個組織結構中活動的、不斷變動的群體內部人際關係的演化息息相關。同時在這個結構運作過程中，必然產生與運作程序、方式、手段相應的種種制度性的規範。這些制度規範，會有一些靜態的見之於書面的相應程式，而這些程式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又會產生各種非 規範性的習慣，一定時間以後，這些習慣也可能變成規範。此外，在實踐中還會產生各種屬於潛規則範圍的程式，影響著實際的運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這個結構的歷史淵源，還要了 解這個結構設計者的願望與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畸變，對它既 要有靜態的剖析，也要有動態的觀察。 那麼，這樣一套結構及其運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據呢?毛 澤東講過我們的權力從哪兒來，是人民給的，即這個合法性是人民的意願和授權。怎麼給呢?是通過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賦予的，通過憲法來規定的。朱元璋作為皇帝當然不會有人民這個概念，其藉以說明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根據是天命，所以詔令一個皇朝的建立，實際上是一個新的政治結構的崛起，包含的第一句話便是「奉天承運」。皇帝辦公的正殿叫作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於南郊，北京的天壇便是祭天的地方。 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資格，有了功績可以登泰山行封禪之禮，皇帝可以在泰山與天地相通，這也成為皇帝的特權。這只是名義 上，或者說是口頭上書面上說的和禮儀上做的，實際則並非如此。這個權力是在逐鹿戰爭中搶來的，或者說天下是打出來的。打天 下的當然應該坐天下，而且要世代相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那時候關於天命的種種說辭，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話。朱元璋的年號用「洪武」二字，其本質意義就是弘揚武力，它背後的實際 意義是說，天下是我靠武力搶來的，也得靠武力維持統治的穩定。 翻開《明史·太祖本紀》，其中說:「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 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還講到 朱元璋出家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與俱，護視甚至。 病已，失所在」。這些故事都是無法驗證的，是文人從《漢書·高 帝紀》中變著法子搬下來的，它實際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於劉邦。 《漢書·高帝紀》中雲:「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公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還講到劉邦為亭長，送徒驪山，途中，「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 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 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 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比較朱元璋與劉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這些神話都是為了說明其受天命的根據，編這些故事的目的是為了騙老百姓，證明其合法性而已。 他們做皇帝是天命所歸，沒有天命的人，休想搶奪他們的皇位。 如果去翻一下歷代正史中的本紀，那些靠逐鹿或宮廷政變而搶來 天下的帝王，幾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來證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 會編，戲法人人會變，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漢武帝在賢良對策中 所問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據在哪裡。董仲舒及公孫弘的對策說的天 人關係，也就是天命論的歷史根據，說到底，都是為了證明漢代 帝王，特別是漢武帝的權力來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權結構的組織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換了那麼多朝代，基本 大同小異。毛澤東說過「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戰 國以後逐步形成，由秦始皇總具大成的。兩千多年來，儘管王朝 更替，政權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權層級式的專制主義行政體制沒 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後代總是繼承前朝的體制並略有變更。漢 承秦制，唐宋也是繼承秦漢的基本形態，用現代的術語，叫作路 徑依賴，略有變更則是根據當時形勢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調整。 大明王朝的政治組織形態，在起點上還是繼承元朝的體制。 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佔領集慶以後，改集慶為應天府，置江南行中書 省，自總省事，置僚佐，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體制。到了至 正二十四年即吳王位時，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機構自稱，而是建國稱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 俞通海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襲元代建置的官僚結構和名稱。元代尚右，這時他亦尚右。洪武時，朱元璋為了使自己區別於元代， 由尚右改為尚左，這時李善長為左丞相，李善長的實際地位沒有 變化。所以說，變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稱上的，實質 的變化當然也有，但不會很大。 從政權的組織形態上，元明之間，有繼承，亦有發展，而繼承是全局性的，發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組織形態， 有其從漠北游牧民族帶來的某些特徵，但其政權最基本的組織形 態則是沿襲唐宋舊制。元在中原地區的行政樞紐，從大斷事官機 構演變為中書省，以中書省掌全國之政務，這本來是漢及魏晉以 來的傳統。在中書省設左右丞相，以右為上，元代皇帝與宰相的 關係屬「委任責任」模式，宰相雖實行多相制，但相權往往集中 在一兩名宰相身上，由於宰相權重，故宰相易於專權。這個制度 規定下，皇權與相權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因人因事而異，往往取決於二者之間人事的變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麼宰相的組織機構往往不能穩定。漢武帝劉徹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丞相只 有唯唯諾諾，才能善終於相位，如公孫弘便是這樣一個人物，《漢書·公孫弘傳》稱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 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續為相，「自蔡至慶， 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 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雲」。 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諾諾;反之，皇帝屬童稚或昏庸之輩，則往往出現宰相專權的局面。舉例來說，同一個宰相制度，同一個皇帝唐玄宗李 隆基在處理君相關係的問題時，前後便有不同。前期與宰相姚崇、 宋璟兩人相處是相得益彰，後期放手李林甫、楊國忠專權，則與 其荒於女色有關。楊貴妃這個悲劇無論從哪個視角看，責任都在 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廢了帝王必須擔當的角色。宰相制度的存 廢，亦是相對的，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集決策和行政權力於一 身，這隻能行之於一時，而其子孫倦怠時，宰相或者宦官的專權 就難以避免。相應的組織結構，在其運行過程中，往往因人、因事、 因時而發生各種變異，許多事物不能死摳書麵條文，還得看其實 際運行的情況，看相關人物的狀態，才能透過現象看清事物的本質。 決策與行政畢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權不能長期取代相權，反之相 權亦不能取代皇權，歷史便是在這個動態中演化，而組織形態亦 往往隨之變化。 關於廢除宰相制度的問題 關於明初的幾個宰相，劉基與朱元璋之間曾有一段對話，見 於《明史·劉基傳》:「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 長勛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 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 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 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 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 廣洋、惟庸皆敗。」 劉伯溫這一席話是發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議論了那麼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繼承人選，一個也不行， 請他出山也不願，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難保全自己了，儘管退隱 在山鄉，也難善終。從劉基與朱元璋的談話中還可以知道，這個 上層集團內部充滿著矛盾。明初大部分將相出身於淮西，過江以前就投身於朱元璋了，而劉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敗方 國珍以後，才參與朱元璋屬下的統治集團，自然有派系的分歧。 劉基評論的人物大都屬淮西集團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後來 胡惟庸派人毒死劉基的傳說。反之看，胡惟庸這個大案也就有了因頭了。 從這個故事可以知道，作為宰相這個角色，不僅需要具備實際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備平衡方方面面相互關係的能力，同時在這個基礎上能把事情辦好，讓上下左右對你都滿意才行。這 個要求可是相當高的啊!劉基不願蹚這個渾水也有他的道理，這 可是一個難以擺平的大江大海，難免有風浪來襲，出現翻船的局面。 說這個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層集團內部難以言說的種種復 雜的人事關係，一言不慎便會帶來滅門之禍。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以後，就想著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力，並 使子子孫孫都能牢牢掌握好皇權，不受各種力量的威脅。從秦漢 到宋元，直接威脅皇權甚至顛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這幾個方面: 一是相權的專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專權，如西漢 末年的王莽專權;一是宦官專權，如漢唐都是敗於宦官之禍患。 除了這三個因素之外，便是驕兵悍將的跋扈，北宋杯酒釋兵權處 置了這個問題，但北宋因此始終處於積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國 時，便希望在組織制度上處理好這些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