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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新單啦」。王計兵騎在電瓶車上讀詩,總被這樣的提醒聲打斷。 2002年初到崑山時,為了節省房租,他用舊木板在吳淞江上搭起了一間木屋,一家人擠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小屋勉力維生。每當暴風雨的天氣,附近居民樓上總有人擔心他們的安危,手電筒的光穿過密集的雨點,落在木屋上。「可能就是這樣短短的一瞬間,會在別人心裡留下永恆的印記。」 這星星點點的光也照進了王計兵的生命里。17年後,一家人已在崑山有了安定的生活,為了補貼家用,王計兵做起了外賣小哥。在一站和下一站的間隙,他用文字「拾荒」,把清潔工、綠化工人、農民工和自己都寫在詩里。在他的筆下,綠化工人有著美麗的名字,張桃花,趙梨花,王桂花。「清晨,一個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點名。每喊一聲/一朵花就應聲開了/點名人一聲一聲地喊/一會兒,就把一大片花朵/喊滿了秋天」。 「外賣詩人」聲名鵲起之後,王計兵相繼出版了《趕時間的人》《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低處飛行》三本詩集。他半輩子泡在「吃苦耐勞」里,也樂於呈現身邊這些再普通不過的角色,讓他們像「小花小草」一樣在筆下開放。可能沒有那麼璀璨,但就像是風雨夜中的那束燈光,讓普通人能相互取暖,惺惺相惜。 以下是王計兵的自述: 我是王計兵,大家認識我,是因為「外賣詩人」。 12月28日,我發布了一條視頻,總結我的2023。過去一年,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出版了自己的詩集,被央視新聞報道,做客很多個節目,獲得了第五屆徐州詩人節年度詩人獎,也成為了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員。這些於我而言都是十分新鮮的體驗。 網路圖片 我的詩集《趕時間的人》出版,2023年8月在成都舉辦新書分享會。 網路圖片 2023年10月25日,我受邀參加中美民間對話,與美國大卡車司機、暢銷書作者Finn Murphy對談。 我喜歡寫東西。幾十年來,這從來不是一件需要費力氣才能去完成的事情。每當感到緊張、焦慮或者痛苦的時候,我就是想把它寫出來,只有把它寫出來,我才會覺得舒服。就像是有人抽了一輩子煙,有人喝了一輩子酒,寫作於我而言是一樣的,以前不過是一種不用花錢的愛好。 01 《父子》 我伸手撫摸墳地的荒草 模擬著父親撫摸麥苗 這就是生活 有時學會一個動作 卻要耗盡另一個人,一生的等待 1969年,我出生在江蘇省邳州市官湖的大王莊村,上邊有兩個哥哥。我家很貧困,連吃飯都是問題。 網路圖片 2024年2月21號,我在我的老家邳州官湖大王莊村自拍。 父親年輕時候出過一次嚴重的車禍,家裡所有有營養的精糧都要留給我父親。母親和我們兄弟三個就是吃粗糧,有時候粗糧都不夠吃,要在裡邊摻一些野菜的葉子。 我吃過最香的一頓飯,是在三年級。我生病發燒吃不下飯,下午出門時,母親給我帶了煎餅,我走在路上咬了一口,感覺這塊煎餅怎麼這麼香,打開一看,原來母親在紅薯煎餅裡邊,竟然給我卷了一張小麥煎餅——那是體弱的父親的「特供」。 因為營養不良,我的個子很小,身體一直很弱。小學時別人欺負我,長我三歲的二哥總會替我去「報仇」。等上了初中,二哥已經輟學了,我就失去了「保護傘」。一次放學,雪剛化,水溝里滿是泥濘,一個調皮的孩子就欺負我,強迫我在溝里一直走不能上岸。當天晚上,我滿身泥巴回到了家裡。 十五歲時,別人家的小夥子已經能當一個成年的勞力,干比較重的體力活了,但母親安排我去麥場上攆雞。這讓我很臉紅,因為它是幾歲的小孩子乾的事情。般般件件被父親看在眼裡,他說「你這樣到時候長大了肯定也不行」。 網路圖片 2018年,我重返故鄉,拍下了村裡的舊貌。 一次父親在廣播里聽到一個武校的招生廣告,聲稱「文武兼修」,一邊上學一邊學武術。父親很多重活兒都幹不了,他不希望我像他一樣,決定把我送到那裡。我到了才知道,那兒只小學有文化課,初中生就是每天跑步,跟著教練學6個小時武術。 我給父親寫信說明了情況。幾天後,他火急火燎地來了。我從一年級起就是三好學生,他是指望我考大學的,這樣肯定不行。但不清楚校長和教練是怎麼說服了父親,頭天晚上三人一起去吃飯,第二天父親就悄悄回家了,走的時候都沒告訴我。 網路圖片 重返故鄉,這是故鄉如今的家。 一次武術指導柯受良來我們學校參觀,之後我想,這未必不是一條出路。我的身體確實在這一段時間得到了鍛煉。校長有時還唆使我們出去打架,認為是習武之人嘛,用這種方式來檢驗成果。 17歲那年,我最後一次去學校,但家裡實在拿不出學費。當時我二哥已經開始做一些小買賣,賣兩分錢、五分錢的冰棍,攢了十幾塊錢。父親硬是從他口袋裡把錢掏出來,最後統統給我,二哥沒忍住哭了。 網路圖片 2018年10月,永失吾父,痛徹心扉。 當年冬天回來,二哥已經談婚論嫁了。娶媳婦要建房子,聽說打工一年能掙2000塊錢,可能對二哥有一些補償心理,再加上家裡情況確實困難,我就突然插話,說不行我和二哥一起去打工,多賺一點。父親沉默了一會兒,也就默許了。 在瀋陽的工地,我保持著武校的習慣,每天一早出去跑步。一起打工的都是三十多歲的人,他們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我性格內向,也不喜歡那些東西,覺得融不進去,晚上就一個人跑去公園玩。 公園樹林旁邊正好有個租書的攤。我不捨得花錢,就每天在攤子上看。看了很多雜誌上的故事和小說,看了一部分古龍和金庸。經常遇到的情況是,看到一半,第二天再來書就被借走了。像《七劍下天山》有好幾本,我最終在舊書攤上四處搜羅,花了7年時間才全看完。 網路圖片 三十多年後,我成為「書香邳州」推廣大使。 故事沒看完,總有一種戀戀不捨,心裡會一直挂念。一次看一個西班牙作家寫的武俠小說,惡人正要欺負一對母女,沒來得及繼續,第二天書被借走了。我就想像了後面的劇情,「草帽大俠從後背抽出雙劍」,使了白鶴亮翅、海底撈月幾個動作打敗惡人。等我再次看這本書的時候,發現竟然和我寫的差不多!這大大激發了我對故事、對文學的興趣。 次年我回到家鄉,和父親一起撈沙。一車河沙3塊錢,每天能撈3車,就是9塊。身體上是很疲累的,因為長時間泡在河裡,手腳都會滲血,一天下來就想躺著不動。但我的精神很自由。一個月去一次縣城,每次去的時候我就拿9塊錢和一個尿素袋,這樣就能背回來滿滿一袋子的舊書。 網路圖片 2001年,我在家鄉的邳州大橋前的留影。 長期沉浸在一袋又一袋的文字裡邊,我萌發出一種衝動,我也可以寫。1991年,我開始寄出自己寫的故事,都是兩三千字的微型小說,到了第二年,很快就發表了十多篇小說。最長的一篇是以我父親為原型,文章共5000多字。 我一心想著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甚至幻想過因為小說發表一夜成名的場景。打著幫父親看桃樹林的借口,撈沙之餘,我就躲在棚屋裡創作長篇小說。那是我一個人的世界,我幾乎全身心投入到裡邊去,時常不自覺地大喊大叫。最嚴重的時候,因為營養不良,我一天之內暈倒三次,家人反覆把我送進醫院。 虛擬和現實在我眼裡幾乎沒有界限。筆下的人物喪親,為了體驗他的心境,我一襲白衣出現在了村子裡。父母尚在,我竟然「披麻戴孝」,這徹底激怒了父親。等我返回桃林時,發現遮身的棚屋不見了,二十萬字的手稿也不見蹤影。我問父親,他只說不知,直到在新鮮的土堆下看到了被焚燒的稿件殘骸。 我為此和父親冷戰了兩個月,我覺得既然你連我說話的權力都剝奪了,那我索性就不說話。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無法原諒他。 02 《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 鄰居送來的舊沙發 讓妻子興高采烈 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計劃著 給沙發搭配一個恰當的茶几 一面用一本一本的書墊住 一條斷掉的沙發腿 雖然和父親鬧僵,但我還是保持讀書的習慣,每天在沂河撈沙時,會帶一本書放在船頭,休息的時候,就看看書。然後,我的愛人出現了。 網路圖片 這個春天,今日頭條推出了《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系列微紀錄片,我參與了拍攝。紀錄片與我的詩同名。 某種程度上,是我的愛人帶我走出了那一場陰霾。在我的生命中,她是一個拯救者的角色,讓你感覺世界上所有的陰雲一掃而光,陽光普照,整個世界都亮堂了起來。對於當時尚年輕的我來說,遇到愛情,實在是整個人生中最精彩的事情。 網路圖片 讓妻子興高采烈的就是這套紅色沙發,我們用了很多年。 她就住在河的對岸,每天要過到河這邊幹活。我搖著船在河上撈沙,幫忙把他們渡過河,這比他們繞行坐擺渡船要方便很多。一來二去,他們每次都走到我的方位,我也就每次都幫忙渡他們過河。 坐船時,我愛人常翻我的書,後來開始借書看,看完了就換下一本。突然有一天,我在她還的書里發現一張紙條,其實就是她手抄了書里的內容。但我當時會錯意了,覺得她肯定是對我有好感,一定是要藉此表達什麼。等再借她書的時候,我也在書里夾了紙條。之後每次借書還書,我們都要先找紙條,交換次數多了,紙條里的用詞也越來越大膽。 有一次她過來趕集,折返時天黑了,所有的船都停了,冬天的水面還結了一層薄薄的冰。船上沒留船槁沒辦法劃,我就讓她坐上船,自己則淌在河裡,一面破冰,一面把船推到了對岸。河水極冷,連帶著漂浮的碎冰抵達我的下巴,但追女孩子嘛,總要拼一把。 93年的春天,我們借了一個老家哥哥的舊房子,在那裡結婚。和父母分家,只領了80斤小麥。我愛人之前說,別人都是過日子,她都是熬日子,這話一點不假。 網路圖片 「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愛著愛我的人」。妻子已經聽我讀過很多遍這首寫給她的詩,但還是忍不住掉下眼淚。 聽說新疆挖甘草掙錢,我們就去了新疆,相依為命。甘草只能挖一段時間,之後甘草園會關閉。我倆就分頭行動,她在黃田農場給葡萄園釘葡萄箱,我去哈密的工地上抬木頭,工友來自五湖四海,一般就住那裡。中秋節晚上下工後,老闆說這個節日對我們外地人來說很重要,放我們回家一晚。 我坐上最後一班到黃田農場的車,抵達的站台在一個荒僻的十字路口,離我們住的村子還很遠。夜已經很深了,我遠遠看有一個朦朧的黑影在那裡晃,心裡咯噔一下,心想不會是她吧,膽子這麼大萬一出事了怎麼辦?下車之後,果然是她等在那裡。那時候又沒有電話,我就問你怎麼知道我會回來?她說「我知道你肯定會回來」。 網路圖片 1993年,和妻子在新疆哈密。 那一刻就感覺到,命里的這個人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一個人,是哪怕是付出生命,也不能丟失的一個人。 但我們唯一一次激烈的吵架也是發生在新疆,差點吵到要離婚。那段時間我做苦力打磚坯,打一個五分錢,我花了十塊錢給她買了一個好看的發卡,想討她高興。但她卻十分生氣,覺得我十分敗家。在她看來,一個發卡只值五毛錢或一塊錢,不敢想像一個十塊錢的發卡。她也會換算,為買這一個發卡我要打多少磚坯,挖多少甘草。 我妻子是個很實際的人。即便到了今天,如果她的生日我送她一束鮮花,那我們肯定會吵架。她也愛網購,去年家裡經濟狀況有所好轉後,她也沒有給自己買衣服化妝品之類的,買的都是糧油、雞鴨這些。 網路圖片 2022年,和妻子在江蘇崑山森林公園。 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她對於我寫作的態度。我會把寫的東西念給她聽,最初這是伴侶之間的一點小情趣。但當它日復一日、十分頻繁發生時,她就生出了一絲反感。一次她正要端盆洗衣服,我說「讀一篇文章給你聽」,她就直接把盆扔在了地上,聲音很響,盆在原地旋了幾轉。 後來我在山東跑翻斗車,跟著車隊拉土方,還是把所思所想寫在紙上、煙盒上。以至於後來每次伙夫生火都要過來問我拿紙——對他們來說只是紙。我自己寫了之後,情緒排解了,也就隨手扔掉了。有一天,我突然在掛曆本的一頁看到自己寫的關於男孩女孩教育的小故事,署的是別人的名字。 網路圖片 現在,我也會在在超市裡看店的間隙,記錄下自己的靈感。 我和兩個工友說,這篇故事是我寫的。一個工友滿臉鄙夷,說「那是不可能的吧?」。另一個工友則側過頭去,微微撇嘴笑了一下。我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人,他們的反應讓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戰,我進一步走向了封閉,不再願意和身邊任何人分享我寫的東西。 網路圖片 2020年,我的作品出現在了日曆上,這次署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還是一直寫。從武校出來之後,我身上是有一些戾氣的,寫作讓我變得從容。我覺得每一次寫作,就像是照一次鏡子,是我和自己的一次對話、審視,是它不斷地修正我的過失,讓我變成了一個好人。 網路圖片 文學讓我變成一個好人。 03 《我的詩》 如果說送外賣的生活是苦的 是日子裡喝下的葯 毫無疑問,我的詩 就是葯後吃下的那顆糖 拉土方期間,我兩次目睹車隊的工友因事故去世。其中一次就在我眼前,等把工友救出來的時候,他的腦袋被擠壓得很軟,像一個果凍。我意識到,這個工作沒辦法讓我安身立命,決定另謀出路。 2002年,我們一家人帶著500塊錢去了江蘇崑山。我花50塊錢買了一輛二手三輪車,30塊買了一塊鋪地攤的塑料布,剩下就批發了一些便宜的手套、襪子。妻子擺地攤,我就騎三輪車載著女兒出去撿破爛。女兒還小,她覺得撿一個瓶子一毛錢,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網路圖片 2003年,我和孩子在自家路邊攤前合影,路邊攤長2.6米,寬1米。 但在我眼中完全不是這樣。遊樂場附近總有和她同齡的小孩,別的孩子有父母寵著,有玩的玩具,連坐的地方都乾乾淨淨的;但我自己的孩子髒兮兮,在裡邊東奔西跑,撿空瓶子拽廢紙箱。女兒越是開心,我就越是難過,覺得自己很失敗。它很強烈地打擊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心裡承受不住,我就不敢再帶她出去撿破爛。 為了省租房錢,我在吳淞江上用廢舊的木板釘了一個小屋,一家人就擠在裡邊。屋子裡通了電,但僅限於照明,那段日子是如何度過的,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只記得每當暴風雨來的時候,附近的樓上總是有人打著手電筒,照一照我們住的房子,確認我們的小屋沒事。我不知道這束光背後是誰,因為總是一盞滅了,不一會兒又有其他的光會打過來。 一個人一次不經意的舉動,可能會在別人心裡留下永恆的印記。我去過很多地方,但就是這些手電筒的光,讓我覺得崑山特別美好,也讓我們決心留在這裡。 我們擺地攤、撿破爛、做早點鋪,開小超市,2017年終於在崑山貸款買了房子,真正在這個城市落了腳。在經歷這些的時候,確實會有不容易,想的總是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活,但我沒有感覺到辛苦,而是認為就像是大多數普通人的日子。只是這兩年我接受採訪不斷回憶,這些內容被不斷報道和複製,被貼上了「辛苦」這個標籤。比如讓我回憶住在木屋的日子,夏天有多曬?我全然忘了。 網路圖片 我們一家五口在自家小超市前的合影。 2009年,我買了第一台電腦。說來很好笑,因為打字太慢,我才和詩歌結了緣。我在QQ空間里寫日記,只能笨拙地用兩個手指去打字,但要看店沒那麼多時間,我就盡量把我的文章濃縮、精簡。後來被別人看到了,說這就是詩歌。 現在很多人覺得,生活要麼是眼前的苟且,要麼是詩和遠方,我不喜歡這種絕對。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幾十年來我一直都在低頭撿拾六便士,生活的間隙,我也可以抬頭看看月亮,二者不是那麼非此即彼,它們完全可以兼容。 在現實中無人分享,我就逛詩歌的論壇,把自己的詩貼上去。寫作者都希望有讀者,希望有知音,我也希望能在論壇上找到知音。論壇氛圍很友好,針對我的詩,大家會給出很誠懇的評價和指導,我把他們統稱為老師。所以我一直說,在寫詩這件事情上,我是被百家飯餵養大的。 網路圖片 2019年博鰲國際詩歌節,我和我的「老師」們。 網路圖片 《特區文學》的《十面埋伏》欄目,十位老師針對我的作品撰寫評論。在詩歌創作中,很多老師都給予過我幫助。 2017年,邳州市作協的楊華老師看到了我寫的詩,想發展我成為會員。我給文學期刊投稿,順利獲得發表。接到楊華老師電話,得知我被邳州市作協正式錄取時,我恰好在老家,父親就在旁邊。掛了電話之後,他說「沒想到我耽誤了你這麼多年」。 父親很在乎他的權威,一輩子不低頭,那是唯一一句向我「低頭」的話。我一瞬間抑制不住想哭,立刻起身從他身邊走開,花很長時間平復情緒。當了父親之後我明白,孩子的痛苦在父母那裡肯定是雙倍的。當時的他作為一個父親,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焚稿,將這個在精神崩潰邊緣的孩子拉回了真實的日常生活,但卻讓自己幾十年處在壓力和後悔之下。 網路圖片 多年以後,我和父親終於互相理解。 網路圖片 2020年,我和家人的合影,可惜二女兒和小外孫沒在照片里。 他不知道的是,他和母親也常是我詩歌的主題。他們是很矛盾的一代人。他們一輩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活上,承受的貧窮也好,爭吵和家暴也好,疾病也好,他們認為那都是命。但他們在承受如此命運的時候,又堅韌得出奇。 網路圖片 我的母親,她的名字叫包成珍。 […]
江蘇八孩母親被栓鐵鏈住破屋的新聞連日來不斷發酵,甚至引起了諸多外媒的注意。網友們從關注八孩母親到聚焦中國拐賣婦女等惡劣事件。近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沈喬生就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提出7點質疑,引發大量網友關注。有網友認為,沈喬生的質疑是對行惡者靈魂的拷問。 沈喬生在大年初四匆匆寫就的一篇文章中說,早些天,他已經注意到這起案子,之所以沒有表示,一是因為新年來了,大家歡歡喜喜,他不願讓別人難過,也不想給自己添堵。二是,現在他在公眾號上的文章稍涉敏感,就有夭折的危險,自然心怠不想寫。「然而,然而啊,這個黑暗太黑了,這個悲慘太悲慘了,這件事背後還隱藏著多少罪惡啊!尤其是當豐縣宣傳部的第一份調查出來,說這是『正常婚姻』時,我感到極度的悲哀和憤怒,感到窒息,無法呼吸!」沈喬生說。 「我以作家的直覺,以我對中國農村社會的了解,可以斷定,這背後有罪惡,有深不見底的無法見陽光的罪惡。如果我們都沉默不語,那我還是一個作家嗎,不,我們還是一個人嗎?作為人應有的良知、道義和責任在哪裡呢?!」 接著,沈喬生歸納綜合了網上的各種信息,對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提出了以下7點疑問。 1)1998年6月,孩子的祖父「拾」到了楊某俠,8月就辦理合法手續,登記結婚。按照有關規定,「認領」和「結婚」必須有雙方的身份證、戶口本等有效證件,而楊某俠卻沒有一件有效證件,連名字都是董志民臨時給取的。當地民政部門卻批准他倆登記結婚,這不是明目張胆的瀆職行為嗎?瀆職的動機是什麼?難道僅僅是疏忽大意? 2)有關調查說,楊某俠結婚時就有智障,智障和精神病不是一回事,如果是精神疾病,那麼,按照相關國家法律,不論以何種借口,對精神病婦女進行性侵,都是強姦。那合法婚姻就根本不存在。如果楊某俠當時神經是正常的,那麼怎麼會變成現在的「精神病者」,用鐵鏈鎖住呢?這裡的邏輯和過程是什麼呢?不少網友分析,很可能是因為楊某俠不斷地反抗和逃跑,所以遭到了野蠻、瘋狂的毆打,牙齒也被一顆顆拔掉,長期下來,精神失常。她是硬生生被打成精神病的。完全有這種可能。這是一個何等殘酷的驚悚的過程! 3)我們都知道,在楊某俠入村後的24年中,大部分時間中國都實行極為嚴格的計生政策。那麼,她淪為性奴,被迫生8個孩子,就沒有幹部發現?簡直不可思議,僅僅是疏忽能夠解釋的嗎? 4)楊某俠生的老大現年23歲,老二10歲,以後就是一年生一個,八個孩子,7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那就要問,老大和老二之間,怎麼會有長達12年的生育空白?依據生男生女的一般概率,我們是不是有理由懷疑,這12年間還有其他女嬰出生?如果確實有,都到哪裡去了?是被賣了,還是作「無害處理」了? 5)據記者鄧飛揭示,這個村裡另有一家,情況更慘,二十多年了,這個入戶的婦女被鎖在地下,不穿衣服,只用一條被子裹著。這婦女是和楊某俠差不多時間進村的。當地的幹部依舊是不聞不知,他們的眼珠子幹什麼去了?這充分說明,此類事件在豐縣地區不是個別現象。 6)董志民對人說,只要叫我爹,我都認。這說明什麼?說明侵犯楊某俠的不是他一人。根據當地群眾的反映,楊是董家父子三人共同的性奴。不僅如此,當地的有些村幹部、鎮幹部也可能捲入其中。楊某俠剛入村時,面容姣好,身材苗條,很可能有幹部攪進來沾腥,據說當地有幹部家屬因為吃醋而大鬧的傳聞。如若不是,何以解釋董家無權無勢,他們的犯罪事實昭然天下,為什麼當地幹部就能聽之任之,任其發展? 7)最近有消息說,20多年前,四川有一個叫李瑩的12歲的女孩丟失。網友用李瑩的照片和楊某俠進行仔細地比對,發現眉心、眉鼻之間的間距以及面部輪廓,楊某俠和李瑩都非常相像。據說,公安已經採集DNA,進行比對了。如果楊某俠真的就是李瑩,那麼,四川的一個清純女孩子怎麼走到幾千里之外,二十多年後,變成了豐縣的用鐵鏈鎖起來的被拔掉牙齒的「瘋女人」?順著線索追查,不就能追出一條粗長的供求犯罪鏈嗎? 沈喬生還在文章中說,徐州性奴案令他不由想起法國大文豪雨果的長篇巨著《悲慘世界》,書中女主人公芳汀和她可憐的女兒珂賽特飽受了社會的折磨和摧殘,獲得了世界上無數讀者的深深同情。然而,楊某俠和那個同村婦女的遭遇與她們相比,一點都不遜色,很可能更悲慘!難道不是嗎? 二十多年,一個婦女被鐵鏈鎖在地下,不穿衣服,只用被子裹著,連狗都不如;另一個知識婦女卻成了多人的性奴,成了生孩子的工具,牙齒被拔掉,這和芳汀們比,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嗎? 文章最後說,徐州性奴案「引起了網民如海潮一般的反響,這是正義的聲浪。我們期待著,期待真相大白,期待黑暗被徹底揭露,期待著徹底剷除這人間罪惡!」
中國作家協會舉辦評點百年名作家活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不在名家之列。官媒文章指出,凡是抹黑新中國,詆毀社會主義的作品都缺少「紅色基因」,都違背主流民意,最終被掃進歷史垃圾堆。 與此同時,今日頭條發出題為「莫言的問題不可容忍」的文章,列舉莫言的作品多年來「抹黑」、「詆毀」、「仇視」中國,「崇洋媚外」的罪狀,驚現口誅筆伐的文革姿態。 此文後來被刪除。不過在網上言論一片圍剿聲中,也有人大膽直言,呼籲國人珍惜諾貝爾獎的榮譽,不要自絕於國際社會和世界文明。 政論作家、獨立學者吳祚來評論,能夠被中共主流文學、紅色經典排除在外,莫言應該感到高興和光榮。吳祚來還分析,莫言今天的文學地位,不僅僅是文學的力量,也有中共體制的哄抬。 吳祚來說:「莫言他應該感到高興,因為他被中共黨文化排除在紅色經典之外,這他應該感覺到是一份光榮。因為諾貝爾文學獎總體上屬於宣傳普世價值、普世文明這樣一種價值追求。對中共這次有關部門評選的這些文學作品,他們更重視的是紅色經典、紅色作家,歌頌的是共產黨或者正能量的東西,莫言顯然不合共產黨的標準,所以莫言應該感覺到高興,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感覺到高興,因為這麼多年來莫言他也是一直遊走在民間和官府之間。他2007年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我在那裡待了很多年,我正準備出來,他就躋身到這裡,文學院院長,享受很高待遇。這時候被踢出門外的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有一種失落,畢竟他從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直到陪同、參與2009年習近平,當時還是副主席的時候,參加德國的國際書展,體制內都已經把他抬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他們體制內是把他當作文化名片,並沒有多少人是真正去看他的作品。所以現在莫言這種狀況,共產黨也很尷尬的,共產黨這麼多年把他捧上台的。不僅僅是文學的力量,還有體制內運作的力量。」 旅美作家、資深媒體人凌滄洲評論,莫言是一個獨特又重要的作家,他的成功有機遇和時代的因素,對莫言的個人和作品的評價,不能一概而論。不是人人都需要做劉曉波,當烈士。 凌滄洲說:「我覺得像《今日頭條》和一些中共的主流媒體,意識形態的弦綳得太緊,把西方一個文學界的事上綱上線到政治上的東西。莫言的作品可能反映了百年來中國的社會變遷、動蕩,可能充滿了血腥。德國的漢學家對莫言的作品不太看好,說裡面有老掉牙的故事,充滿了感官刺激,當然這是他一家之言。就我個人來講,我是覺得莫言無疑是一個獨特、重要的作家,首先他的出現,必須要感謝中共改革開放的一個窗口期。如果沒有76年之後,一個短暫的、相對寬鬆的相對思想解放的環境中,莫言是無法從夾縫中出來的。就像索爾仁尼琴,蘇聯的最著名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古拉格群島》的作者。他當時第一個小長篇叫《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如果不是趕在解凍時期,如果不是趕在赫魯曉夫要批判斯大林,他的作品是赫魯曉夫批准出版的。他要趕不上那一撥窗口,就沒戲。所以整個莫言的寫作生涯,他在夾縫中寫出這些,其實中共是不看好的,但是中共也不會覺得會那麼刺激他們的神經。所以說到莫言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我認為是複雜的,不能簡單一言而盡。民主派、自由派人士認為莫言是犬儒,與中共政治走得太近,他甚至去重慶為薄熙來站台,參與《毛選》,在法蘭克福書展中退場。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烈士。莫言不是烈士,他是個寫作者。當然作為作家來說,他要反映時代苦難,表達良知,可以對他高要求,但反過來說,不能人人都做劉曉波。」 吳祚來不認為文革會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從這方面說,莫言的生活處境不會成為太大問題。相反的,作為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家,他甚至認為莫言可能需要多點生活打擊,沉默對他本人可能是好的。 吳祚來說:「可能會使他沉默相當一段時間,這對他本人是非常好的。一個作家應該單純一點,更多地感受,像民族的受難人一樣,感受到打擊,而不是薄熙來快上台的時候,他去捧薄熙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時候他也去捧臭腳,什麼事情都去沾,什麼利益都想得到,作家應該單純,應該在苦難中,只要不把你弄死,你就是一個偉大的成功者,因為你要把它記錄下來,因為你已經具備世界影響力。另外他現在的處境,各方面待遇非常好,高於很多人的生活待遇。文革的必要條件是兩點,一個是大量的紅衛兵把他拉出來批鬥,這些紅衛兵很難存在,儘管現在中共下放執法權到街道,但也不太可能北京或者山東的街道的人就閑著沒事把他拉出來打一頓,這個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第二就是同僚之間,現在做些很難有些人出來把他的書信亮出來說他反共。這兩個必要條件不發生的話,共產黨自上而下打擊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凌滄洲認為,現在的社會環境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不太一樣了,但在習近賓士下,「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那麼莫言仍舊禍福未定。 凌滄洲說:「現在民族主義盛囂塵上,武力進攻台灣的呼聲在我判斷是非常臨近的事實,在這種嚴峻的環境下,我們想不到習近平會出什麼牌。而且習近平的青年時代、成長時代都是戰天鬥地的時代,任何人都可能淪為階下囚。既然周永康都能淪為階下囚,如果莫言馬屁跟得不及時或者分貝不響亮,那有無可能成為被清洗的對象呢?猶未可知。在極權體制下,不是因為不鼓掌而把你弄住,而是因為你是第一個停下鼓掌的人;不是因為你不拍馬屁,而是你的馬屁拍得不夠藝術、不夠持久,就是『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而把你弄住。所以我覺得莫言的禍福還在未定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