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共即將於下周舉行人大政協兩會，為未來提供路線藍圖。中國政治學家、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最新出版《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 轉型八論 》，提出從習近平的「逆轉型」到中國大轉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屆時的統治可能遭遇挑戰。吳國光認為中國已經沒有由上而下變革的可能，只有大規模的民變才能促發官變和制度之變。吳國光博士從不同社會力量的互動，預測中國在後習近平時代可能出現四種前景。 習近平「逆轉型」將中國歷史帶入「垃圾時間」 《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轉型八論》是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最近在紐約博登書屋出版。這套書推出正值《北京日報》批評的「垃圾時間」和「躺平」這些名詞受到高度討論。 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王維正認為，垃圾時間」談的是中國的預知結局且無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國改革開放走入死胡同中。」吳國光認為中國的「垃圾時間」是習近平 「逆轉型」的結果。吳國光指出，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前夜開啟了這種「逆轉型」進程，將中國帶回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 他說，過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壓維穩，一方面給老百姓發財改善生活的機會，以換取人民不挑戰中共一黨專制。現在習近平的「逆轉型」 減少了中國人曾經享有的若干經濟社會自由和發財機會，把中國帶入「垃圾時間」。 「垃圾時間」證明北京從前引以為傲的中國模式— 不計代價發展經濟和進行維穩的制度失敗了，因此這也是人們反思這種模式並尋找出路的機會。他指出，如果「垃圾時間」意味「小民絕望」，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無法改變個人命運，人民就會開始思考是中國制度框架是否存在問題。 吳國光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的逆轉型不意味它必然帶來中國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轉型，但這種逆轉型為在中國結束共產黨制度的大轉型帶來了可能。 「逆轉型」或開啟中國「大轉型」的破局之門 吳國光樂觀地相信中國人會生活在一個權利有保障和民主的體制之下。他的想法經歷過幾個階段的演變。吳國光曾經在鄧小平和胡趙體制時期參與高層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納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當時他相信「中共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國推到一個進入民主化的門檻」，但最終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收場。 吳國光博士曾經在1990年代提出中國政治轉型兩階段論：即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再從威權主義轉型到民主。他表示這是因為自己看到了台灣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國引入市場因素改革，結果是中國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民主化則淪為空想。 時至今日，吳國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國轉型「民變論「。吳國光對美國之音《縱深視角》說，習近平「逆轉型」帶來的是大眾利益普遍受損和小民絕望帶來的諸如白紙革命和陝西浦城職業高中這類反抗事件。他認為這種小型「民變」如果進一步擴大，鎮壓就難以奏效，並可能在政權內部產生鎮壓與妥協的意見分歧，這就是民變觸發官變論，這個時候破局可能就出現了。 後習近平時代中國「大轉型」的四個想像 吳國光博士預測了習近平之後的中國四種可能前景。第一是「鄧小平二世」模式再現，這種前景的特點是「鄧二世」成為中共核心，掌握關鍵決策權，但高層會有部分權力分享。吳國光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因為這需要中國再現一個鄧小平，在細數了李強、蔡奇、曾慶紅、溫家寶等領導人之後，他認為現在中國已經沒有第二個鄧小平出現的土壤。 第二種是經過權力鬥爭後再出一個野心家，意即「習的狀態被複制或者延續，」也就是 「習二世」模式。吳國光認為這種情形只會持續加劇社會不滿，難以成為中共可持續模式。第三種是回到胡趙模式，推動共產党進一步改革。他認為這種模式只是理論上有可能，現實中還看不到中共裡面有新的胡趙這樣的人物。 第四種是出現新生社會力量。如果現在習近平完全不掌權了，他說，「那麼我相信，社會力量在全國各地都會蜂擁而起。」不過，他也不敢斷言中國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吳國光之外，其他外國學者也探討了後習近平時代的各種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開始觀察中國發展軌跡的法國漢學家白夏告訴美國之音，後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會變成一個集體領導黨，並反省習近平執政時期的錯誤。 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中國研究研究員約書亞•艾森曼和托馬斯•S•塞克斯頓（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國《國會山報》發表聯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對中國未來政治軌跡「毫無根據的樂觀主義的誘惑。」他們警告說，中共權力的韁繩很可能最終落入中國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國家機器中默默無聞的官僚，因為他們深諳如何在體制內行使權力。 習近平之後的中國將走向那一個方向？吳國光博士說，「民間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動才是決定中國未來的關鍵 。」
2025年中國兩會將於下周召開，對於外界普遍認為的經濟問題，兩會會有什麼政策？機構普遍預測中國政府會繼續將2025年GDP增長目標設定為5%，專家們看法如何？ 中國將在3月4日和5日召開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和全國人大十四屆三次會議，即「兩會」。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特朗普執政後中美關係處於轉折、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時期。儘管中國兩會始終被認為是「橡皮圖章」，但外界仍普遍期待能從兩會中看出一些中國未來政策的走向。 政策基調：GDP增長目標仍將設為5%左右 兩會將出台怎樣的經濟目標和刺激手段，是普遍關注的焦點。高盛集團2月24日發布了對2025年中國兩會的預測，其中對GPD目標的預期是5%。 前香港記者、詹姆斯敦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林和立認為，中國想要保持5%的GDP增長只是出於政治需要。他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中國的經濟跟財經方面政策都是政治挂帥的，中共高層和習近平本人由於需要保持政權穩定，所以5% 的GDP是（政治）需要的，雖然達成5%的GDP增長難度是很高的。」 這個政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2025是中國的十四五收官之年，而根據中國政府之前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了實現2035年經濟總量或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標，則需要2024年至2035年間的年均實際GDP增速達到4.7%左右。 旅美經濟學家秦偉平則認為，GDP的數字與實際完成並不構成直接聯繫，「GDP 增速放到5%或者百分之5.5%，或者4.5%，我覺得都不意外，到年底的時候還是會通過篡改數字說完成了這個目標。」 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謝田則認為，如果從經濟現實來看，中國的GDP應該是負值。他對本台表示：「普遍認為中國GDP是在衰退，就是GDP應該是負的，所以他定5%也好，15%也好，是沒有人信的，基本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你經濟增長在5%的話，你的失業率就不會那麼高。我們知道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去年一度超過40%，那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有5%。」他開玩笑地表示：「中國的GDP增長就是靠打嘴炮來完成的。」 另一個引人關注的指標是CPI或將由2024年的3%下降至2%。 秦偉平認為，過去兩年，中國的實際CPI只有0.2%，意味著中國連續兩年處於通縮狀態。「雖然表現出來是CPI下跌，但我們也認為不是完全真實的情況。就我們所了解到的國內物價情況，價格在下跌，但是社會上的商品是很豐富的，然而因為大家沒有錢去消費，商家不得不降價去賣，因為賣不掉他的經濟壓力、財務壓力更大。」 除此之外，從一月各地兩會透露出來的數據，中國各地政府對於2025年的財政收入目標普遍偏低。31個省市區中，有21個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公布了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目標，有19個省市區的預算收入目標均低於其GDP目標。 秦偉平認為這是地方政府「誠實」而「聰明」的做法：「因為他們知道整個經濟是在下滑的，財政收入下滑是可以預期的事情，也算是如實反映對今年經濟的預判。如果在財政收入方面不誠實，地方政府會有更大的麻煩。」 另一方面，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外，地方還有另外一塊重要收入來源——中央轉移支付。地方自身收入有限下，經濟增長將更加依賴中央轉移支付。多位專家表示，中央轉移支付是否會加碼發力，可能是2025年積極財政的重要看點。
今年三月，中共舉行人大、政協兩會，呈現一系列變化：會期縮短、閉幕式縮短並草草結束；代表和委員默不作聲或照稿宣讀，一字不敢自主；全程充滿對習近平的違心頌揚和尷尬掌聲。會議整體氣氛沉悶而做作，看上去越來越近似北朝鮮模式。 最大的看點在李強身上。習近平不僅取消了總理記者會、終結了總理與中外記者交流的最後平台，還通過修改《國務院組織法》，徹底虛化國務院、徹底架空總理角色。這一切「騷操作」，究竟讓習近平得到了什麼？除了進一步掙得天下罵名，還進一步促進了官員躺平。 兩會後立即發生的燕郊大爆炸，就是一個及時的證明。大爆炸驚天動地，震動京師，也震動海內外，但縱觀中共上下，官員盡都躺平。習近平和李強不僅沒去現場視察，就連表達關切的指示或批示都破例不發。作為主管緊急事務的副總理張國清，不到事發地河北省、而是繞到毗鄰的河南省轉了一圈，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甚至，就連河北省的所謂父母官 — 省委書記和省長都未見出動。 看來，有關天災人禍等災難的應對，已經進入第三階段的演繹。第一階段，從毛周到胡溫時代，遇重大天災人禍，領導人趕赴災難現場視察或慰問；至少總理前往，多代總書記也曾前往。第二階段，習近平上台後，他本人不再現身災難現場，總理李克強依舊前往，但有時呈現受阻而推遲前往的情況，如2021年河南大水。若李克強受阻不能前往，則剩下習李分別下達指示或批示。第三階段，中共二十大之後，不僅身為總書記的習近平不會現身災難現場，名為總理的李強也不再現身災難現場；發展到2024年燕郊大爆炸，總書記和總理不僅謝絕現身災難現場，就連指示或批示都懶得再發了。 看上去，就連這兩人都躺平了。習近平的躺平，因為大權在握、黨內再無派系制衡、政治老人無從監督，樂得自我放鬆休息、逍遙自在；李強的躺平，一則無奈，不敢發揮，生恐落下 「出風頭」、「樹立自己」的嫌疑；二則順勢躺平，反正，國務院已經被掏空、自己已經被架空，無所作為才是他的上上之策。身處暗流洶湧的朝廷，伴君如伴虎；刀光劍影，人身安全第一。 有趣的是，就在兩會剛結束，黨媒《求是》雜誌刊登習近平去年的一次講話，聲稱：「全面從嚴治黨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讓人瞻前顧後、畏首畏尾，搞成暮氣沉沉、無所作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過明方向、立規矩……」捨去前後黨文化的語言包裝，這段話的重點恰恰就在於，習近平總結官場現狀：官員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官場暮氣沉沉、無所作為、一潭死水。等於變相承認，在他的統治下，官員盡都躺平。 或許，習近平囿於認知障礙，他無法明了，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又或許，習近平明明知道，卻絕不會自我反省，假裝以責備的口氣「教導「一眾官員。官員盡都躺平，究竟是習近平心下所要的結果？還是出於他「既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天真幻想？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官員齊齊躺平，都是習近平應得的果報。 試想，何謂「全面從嚴治黨」？前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性侵網球冠軍彭帥，鬧出驚天國際醜聞，他被治了嗎？今年兩會上，一名女記者沖向主席台，疑是要找發改委主任鄭柵潔算賬，造成轟動，習近平會治這名習家軍人物嗎？其實，黨內誰都清楚，所謂「全面從嚴治黨」，就是選擇性抓人，搞政治報復，一切以是否站隊習近平為標準。 何謂「定規矩」？習近平本人遵守規矩了嗎？諸如，習親自製訂的「中央八項規定」之五：「要改進警衛工作，堅持有利於聯繫群眾的原則，減少交通管制，一般情況下不得封路、不清場閉館。」又如中共黨章明文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這些，習近平都做到了嗎？還是變本加厲地帶頭違犯？不正己，何以正人？ 官場死氣沉沉，官員集體躺平，上至總理李強、下至村鎮基層幹部，盡在躺平之列，這是習時代的必然，也是習時代的特徵，尤其在二十大之後，更成為習時代的官場氣候。很顯然，面對這一官場新常態，習近平本人也束手無策。因為，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他是始作俑者。況且，最具諷刺的是，他自己也躺平了，以他自我設定的方式。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兩會」數天前散場，有關外交部長換人的傳聞落空。被認為是新外交部長熱門人選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下簡稱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在「兩會」前外事活動頻頻，但自3月7日起突然消失於公眾視野（他並非現屆全國人大代表）。而70歲的王毅還在以外交部長身份全世界跑，近日訪問紐西蘭和澳洲。 這兩人的反差，背後有何內情？或許是劉建超早前太過張揚，習擔心他是另一個秦剛，還得讓老家臣王毅繼續陪跑；但更有可能是涉及外交派系內鬥，比如某派人馬向最高層爆了劉建超的黑料，讓習不得不反覆掂量。 在秦剛之前突然從外長職位上跌落馬之後，中共外交內鬥動向引人關注。在外界看來，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委辦公室（簡稱外辦）主任、再兼外長的王毅頗為得勢，但其實他可能是不得已的，他身邊有一個沉默大佬，可能對他不利。 中共外交人事面臨大洗牌 外交部長暫時沒換成，但中共外交其它人事近期頻頻異動。 3月14日的官方消息顯示，年初離任中聯部副部長的郭業洲，已任中央外辦副主任。 郭業洲生於1966年2月，江蘇淮安人，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後供職於中聯部，擔任部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後任駐保加利亞大使、中聯部副部長。 3月14日，中共國務院任命陳曉東為外交部副部長。 陳曉東是安徽廬江人，生於1965年12月，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專業。1987年進入外交部工作，此前是駐南非特命全權大使。 此前，2月份，原外交部助理農融，已調任港澳辦副主任。 近期，中共駐外大使可能有一輪洗牌。駐歐盟大使傅聰在上任不到18個月後，傳將赴駐紐約任駐聯合國特使；孫衛東於2022年10月卸任駐印大使並晉陞為外交部副部長後，北京仍未任命駐印度高級外交官，近期中印邊境緊張，駐印大使急需到位「救火」；前駐新加坡大使孫海燕去年夏天晉陞為中聯部副部長，她的繼任者也可能近期公布。 以校劃線的外交派系之爭 中共外事外交系統的核心工作部門，主要是分屬黨政兩條線的三大系統，中央外辦、外交部和中聯部。中央外辦要比外交部地位更高。中聯部負責所謂黨際外交，不過現在這種規矩已打破，比如中聯部部長劉建超早前代理了許多外交部的工作。 需要說明的是，中共外交人事關係複雜，幫派林立，基本上以畢業院校劃界，各派勾心鬥角。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國語大學）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派、北語（北京語言大學）派、上外（上海外國語大學）派、外交學院派、國關（國際關係學院）派、北大（北京大學）派、復旦（復旦大學）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幫主，新任外交部副部長陳曉東也是北二外派，是王毅的馬仔；前外交部長秦剛本來是國關派的大佬；中聯部部長劉建超是北外派的幫主，中央外辦副主任鄧洪波是北外派，新任中央外辦副主任郭業洲也是北外派；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畢業於北京大學；外交部副部長鄧勵是外交學院畢業。 那些非科班出身的，如果不是原來有靠山，就需要靠抱外交系統里有實力的紅二代、紅三代的大腿陞官。2020年1月，中紀委巡視組曾點名外交部存在「選人用人視野不寬」問題，就是指向外交部的這些派系問題。 早前各方爆料皆指王毅和秦剛是死對頭，王毅的北二外派集體舉報秦剛的婚外情，鬧得滿城風雨，導致習近平不得不揮淚斬秦剛。但秦剛的國關派人馬，相信也會收集王毅的問題。而劉建超暫時未能接任外交部長，可能也是因為王毅的阻撓。 外交部最有權勢的人是習近平親戚？ 本文開頭提到王毅身邊還有沉默大佬，說的是在外交部網站上列出的最高官員——外交部黨委書記齊玉，他也是外交部機關黨校校長。 1961年出生的陝西吳起人齊玉，是在2019年1月28日當上外交部黨委書記的，至今已超過六年。 中共外交部的黨委書記，歷來是由熟悉外交的專業幹部出任。而齊玉是政法學院哲學專業，曾在陝西、北京、青海、吉林等地任職，歷任黨刊主編、組織部長，黨委書記、黨建研究所長，不僅毫無外交經驗，其任職地域也全在北方，從未跨越黃河。 齊玉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視為奇怪的人事安排，引起關注的是他與習近平家族的秘密關係。 有知情人披露，齊玉曾是習近平的同父異母兄弟習正寧同事。齊玉1983年7月進入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任調研員。而1984年，習正寧任陝西省委組織部青年幹部處處長。 習正寧1986年任陝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1987年，先後擔任海南省司法廳廳長、海南省政法委書記等職，1998年因心臟病突然去世。 習近平的母親齊心是河北人，而在西安，有齊心的堂弟齊捷。文革中，西安六中畢業的齊捷受習家被整牽連，沒有上大學，在草攤子農埸務農，習近平往返陝北北京時，曾借住堂舅齊捷家。 因為齊玉和習母齊心同姓，齊心家族又在陝西有一支，故此有人猜想，齊玉應該是習近平的親戚。 表面上，中共外交部黨委書記在部內是僅次於部長的第二號人物，但在習近平上台後，外交部更加黨化，強調對黨的忠誠，其實是對習的忠誠。說習近平派了一位親戚來監視外交部，收集裡面亂糟糟的問題線索，這是可能的。如此說來，齊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權勢的人，王毅也必須忌憚他。 王毅被「夾擊」 齊玉或背後插一刀 中共外事外交系統在早些年被查辦的高官不多，只有2015年1月落馬的外交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但自從秦剛出事，外交系統的種種問題就被聚焦。 去年11月，中紀委發文點名外交外事系統有政治風險、廉政風險、管理風險。文章提及的問題，包括落實習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滲透被策反的風險，以外謀私，幹部失管失控，任人唯親、排斥異己。文章又指「少數領導幹部不敢、不願、不善抓管理」，「上級監督虛化」，「主動發現問題能力不足」等等。 這篇文章矛頭直指外事外交事務的大領導王毅，作者卻是中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外辦紀檢監察組組長張際文。 按中共向相關單位派駐紀檢組的規矩，紀檢組是接受上級紀檢和同級黨委「雙重領導」，但以接受上級紀檢領導為主。故此，張際文的真正大領導是習近平心腹、中紀委書記李希，然後張也是王毅的下屬。故此，張際文這樣大膽公開曝光王毅的問題，很罕見。 如果說張際文是習安排在中央外辦的釘子，齊玉就是習安排在外交部的釘子。齊玉的低調、沉默，可能更可怕。 老邁的王毅已連續十年全世界跑，可謂賣力，能夠做到這點確實也不容易，但應是有苦衷的。因為他並非習的嫡系，全憑甘當奴才、出位表忠誠，配合習的「狼外交」政策，換得習的歡心。但伴君如伴虎，王毅的受寵不是永恆的。 王毅得罪了習偏愛的秦剛的國關派，身邊又有兩個「監軍」，在往後的日子裡，如果他在外交內鬥中玩得過火，可能晚節不保。特別是齊玉，說不準在關鍵時間背後插王毅一刀。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2024年的北京兩會終於結束了。雖然如許多人的預期，這次兩會無新聞，就像西線無戰事一般死寂，但是會前會後都爆出了大新聞，暗示著北京政局在兩會前後的風向。 頭一樁是「人大」在開會前一天宣布取消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後一樁則發生在「兩會」結束後，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鐵施工引發的天然氣管道大爆炸。不過，在「兩會」結束後，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變不了北京政局已經陷入的長久死寂。 「兩會」的鴕鳥政策 這種正在成為新常態的政治「死寂」，在當下中國有多種面相，各界都抱著從未有過的恐慌關注著。在經濟界，進入三月，人們已經不再爭論是通縮還是通漲，地產價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費緊縮，投資萎縮，各種信心指數都在負面區間。經濟通縮反映的社會各階層的新共識，就是對前景的悲觀和對當下體制的不滿，人民在高壓下以各種無聲方式做出了「不」的選擇。 在政策制定領域，「兩會」同樣展現了中國政治精英的集體躺平。不僅一周會期內，幾乎沒有代表、委員因應時局提出針對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議，也未通過熱議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而且作為經濟總管的總理在取消會後記者會後，甚至還取消了會後將在釣魚台賓館進行的年度國際企業家會面。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在危機時刻選擇了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 這一切發展都像極了1980年代初期的蘇聯和東歐，人民只能麻醉於酒精，年輕人則尋求一點點搖滾樂和牛仔褲的快樂，在毫無希望的等待中湮沒在僵化體 制中。那時的蘇東人民並不知道轟然倒塌的最後時刻究竟什麼時候到來。而當下中國則不然，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經歷過「前後三十年」階級鬥爭和改革開放的人們，都能意識到中國政治的轉變，既是根本的，又是難以持續的。這是北京鴕鳥政策的根源，也是結果。 體制「韌性」轉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變化，來自中國體制韌性的消失。換言之，從中共「二十大」到今年「兩會」、或者未來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外界更關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路線的終結、或者1992年以來市場經濟的終結，但是，從2012年以來過去十二年中共政治體制的最大變化，莫過於一個曾經被譽為「韌性」體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這遠比改開終結或者已經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更能說明中共體制目前的鴕鳥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遠未來的結局。 所謂體制韌性，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轉型道路上難以去除的巨大障礙，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時期所表現出的強大的學習能力和自適應能力，不僅能夠適應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而且善於調整自己、鞏固政權，渡過同期顏色革命的衝擊。 也部分基於此，美國政界在隨後逐漸放棄了對中國的幻覺，一個從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時代對中國有別於蘇聯的粉色幻覺。在奧巴馬總統任內後期逐漸形成對華強硬共識至今，並且準備不惜任何手段與這個具有強大體制韌性的中共政權進行長期競爭，即一場不宣布的新冷戰。 然而，在今年「兩會」上，人們看到的卻是這個體制無所作為，唯一做的就是在講不搞西方式現代化的同時要搞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在嚴重生產過剩、面臨總危機爆發的時刻繼續強調製造業和空洞的「新質生產力」，後者在與全球化脫鉤、被歐美懷疑的情形下幾乎只有「自嗨」的價值，而不具任何國家競爭力的意義。 只要任何熟悉納粹時代的人都能明白，這些話語和納粹上台前後「不要共產主義、不要資本主義、只要德國特色」的虛無主義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有區別，那麼只能說在諸多「既要又要還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領導人在追求富國強兵的同時似乎完全放棄了納粹時代追求全面就業、增進社會福利的起碼社會目標。 一人黨的危險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各階層人民才從未像今天那麼清醒。他們很容易就看清，這個體制曾經具有的靈活和務實也就是體制韌性的核心，經過十餘年的黨內清洗和社會清洗已經當然無存。 以至於，在今年「兩會」上，人們看到的是一個人的政治舞台，五千餘名政治精英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形同政治殭屍，與中共歷史上關鍵復甦時代所呈現的生動活潑、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放思想等善於自我糾錯的傳統和機制都徹底決裂。這才是決定中共未來政治命運的關鍵。 更關鍵的，這也意味著中共不再是一個集一個龐大精英群體智慧和能力的政黨，而是如同晶元競爭中處於的下風，或者蘇聯1980年代的僵化，不僅國家，而且整個政黨都愈來愈緊密地與其領袖個人相連，而不再由列寧主義政黨的集體智慧或者哪怕黨內殘酷鬥爭結果所產生的政黨路線來決定。中共正在加 速變成一個個人黨，也就是普京模式的個人黨和私人國家。黨內政治精英和九千萬黨員變成了無足輕重的附屬。 然後，中共未來的氣數也就越來越緊密地與領袖個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斷相綁定。如此一來，在經過了十餘年的權力轉型和鞏固後，對中共來說，剩下的時間並不多了，能夠做出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而它所面對的競爭對手，卻是從沉睡中蘇醒過來的民主世界，就像經過兩年俄烏戰爭後的歐洲，譬如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政治宣言所顯示的無所畏懼。 只能說，在中國一片死寂的政治氣氛中，在「兩會」的中共政治精英們的集體鴕鳥癥候中，中國的未來全系個人，而世界形勢已經逆轉。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今年人大閉幕式主席台出現詭異一幕，李強發現人大工作報告中有嚴重問題，當眾向習近平提醒，引來王滬寧、丁薛祥圍觀，習近平斥責右側的趙樂際（人大委員長），以指叩台，神色嚴峻，此後趙樂際即埋首在報告上批註。 這一幕之所以詭異，因為人大報告事先必經中央政治局拍板通過，報告中有嚴重問題，不只是趙樂際的責任，所有常委都過眼，都有責任。這是一個偶然事件，還是經過精心策列，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如果只是雞毛蒜皮小事，李強不會當眾大作文章，如果是嚴重政治問題，沒有理由不一早被發現。中共慣例，所有黨內鬥爭問題，一定要在黨代會與人大政協會議前內部搞掂，保證會議滴水不漏順利召開。上次胡錦濤被當眾架走，以及這一次趙樂際被當眾訓斥，都是違背中共慣例的，顯示中共最高層也開始無法度。 自習近平上台後，一切隨心所欲，他不再在意這些繁文縟節，一於我行我素，以示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九千萬黨員的大黨變成他一人之黨，這固然很過癮，但黨的威信便是這樣，一點點流失殆盡。 這些是表面現象，內在實質是高層的矛盾正在深度激化，激化到無法掩蓋了，索性讓它表面化，宣示兩條路線鬥爭的白熱化，儆示各級幹部循規蹈紀，不要踩政治紅線。 正常的國家和政府，都有各種法律與紀律約束，人人按章辦事，一切有條不紊，但習近平當權後一人獨大，萬眾俯伏，朝令夕改，私相授受，黨紀國法都成為擺設。官大任意妄為，不斷塞進私貨，法紀成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以欺瞞上級為能事，以欺壓百姓為忠心，這樣一來，法紀廢弛便成為常態。 在法紀之上，本來還應凌駕每個人的精神歸宿，價值觀是內在的，法紀是外在的，都是人的行為準則。但在中國，普世價值是西方邪魔，共產價值沒有人相信，中國傳統文化妾身未明，宗教信仰是非難辨，中國人信奉什麼？只信奉現實利害，中共最高層如此，官員如此，百姓也如此。 沒有精神歸宿的結果是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共同的追求，沒有相同的利害關係，一切都以個人利益為轉移，人與人之間只講利害不講是非，沒有精神歸宿，又無視法律規矩，這是上下一片亂象的根本原因。 人大會議期間，有人駕車衝擊中南海，有人到公安機構放炸彈，全國各大城市爆炸火災惡性事故四起，兇徒駕車上人行道撞人也成了常態，如此暴烈的、非正常的衝突，正是社會矛盾激化的表現。社會惡性事故表面看都相似，但實質原因卻大相逕庭，有人出於正義，有人出於報復，有人出於反社會人格，有人出於對共產黨的仇視。出發點不同，報復的對象卻都是政府與社會。 與此同時，各種社會怪現狀也層出不窮，一些年輕人化裝成紅衛兵，又準備「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大媽化裝成解放軍，手握木槍要解放台灣。歷史正在被刻意顛倒，文革的殭屍正在復活，有民間自發的，也有政府官員有心組織的。復辟文革是習近平挽狂瀾於既倒的最後一招，與準備打仗，加強高科技管控，藉反腐以清君側等多管齊下，死保自己的權位。 有人熱衷於玩政治，有人熱衷於搶錢，有人樂衷於欺壓百姓，有人樂衷於報復政府，當今中國，望中是一幅群魔亂舞的末世景象。 社會亂象，先是經濟敗壞造成的，跟著以希望破滅為催化劑，政府爛了，上行下效，民間以亂制爛，反正國家也不是自己的，國家垮了，從頭來過，未必不是好事。沒有人覺得對國家負有責任，寄託有感情，既然什麼都是共產黨的，那就讓共產黨去操心好了。 面對中國自上而下的亂象，習近平自困愁城，一門心思只是期望不要死得那麼快而已，一切都是臨急抱佛腳，最要緊今日過得去，明日的事明日再煩。萬箭穿心之下，已經感覺不到哪一處最痛。一個分崩離析的王朝，上上下下都在等最後一刻的到來，大難臨頭各自飛，誰飛得出去是誰的造化。 一個群魔亂舞的世道，沒有最亂，只有更亂，亂是常態，亂到不可收拾，就是結局。（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隨著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政治敏感期結束，依照慣例被強制離開居所到外地旅遊的持不同政見者、維權人士等政治敏感人物陸續返回家中。一些被旅遊期間遭噤聲及被監控的異議人士對美國之音表達了他們對「兩會」及相關政治問題的看法。有評論指出，「兩會」閉幕後的總理中外記者會取消堪稱一大轉折。也有評論認為，中共「二十大」以後基本上是一個人說了算，主管經濟工作的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自我降格為純粹的辦事機構，而人大越來越像橡皮圖章，所以這次「兩會」唯一的看頭，就是沒有看頭。 高瑜：本次兩會 一大轉折 資深媒體人、獨立專欄作家高瑜「兩會」前被國保人員帶離北京，到廣西桂林等地，3月14日晚間乘飛機返回北京。她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兩會」把重要程序都改了，總理記者會取消，引發世界關注，算得上一大轉折。 高瑜認為，轉折的根據在於去年」兩會」之後，李強主持國務院第一次會議，將2018年李克強版的《國務院工作規則》64條修改成43條。國務院不再是決策單位而是經濟執行單位，決策者只有一人，就是習。 她說：「國務院就是個執行機構了。沒有決策作用，更沒有對全國經濟的領導作用。這都是問題。連總理召開國務全體會議和國務會議這些內容全沒了。什麼都是聽習近平的。以後人大還開什麼會呀？人大不也得聽習近平的嗎？所以每年浪費幾十億，開這麼倆會，結果能解決什麼問題？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高瑜指出，對比2018年李克強版和2023年李強版的《國務院工作規則》的明顯不同之處可見一些端倪。 兩相對照，後者第一章總則刪除了前者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一句中關於其他人的陳述，只剩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另一處明顯改變是，李強版的《國務院工作規則》刪除了李克強版第二章第六條，即「總理召集和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項，必須經國務院全體會議或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決定」。 李強的前任李克強卸任總理一職約半年後在上海離奇死亡，震驚世界並引發輿論強烈質疑其死因，大批民眾自發到街頭表達悼念。 沈良慶：兩會唯一看頭就是沒有看頭 資深異議人士、前安徽省檢察院公職人員沈良慶在X（前推特）平台發帖指出：「鑒古知今，有點意思，讓人想起了外廷大總管主動矮化自己和外廷，把國務院變成中央辦事組，自己變成跑堂的，連本來就是作秀的記者招待會都免了。」 沈良慶曾參與八九民運並領導安徽省的民主運動，主張憲政民主人權，數度被捕入獄，曾被判煽顛和尋滋罪，分別獲刑一年半和三年。近些年常在六四等政治敏感期被軟禁或帶走旅遊。 家住合肥的沈良慶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兩會結束當晚到鄰省看朋友，購票後安徽警方就通知當地警方，人還沒到當地政保負責人就打電話詢問尚在外地往回趕的朋友，詢問我是否到了。我剛進朋友家就有自稱物業敲門。被拒後政保負責人就登門請我和朋友共進午餐。」 對於這次「兩會」的看法，他說，「『兩會』歷來就是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已經預定的決議，所以看』兩會』不如看黨代會和中央全會。』二十大』之後基本上一個人說了算，歷來比較重要的三中全會都可開可不開，其它領導人都成了辦事員。」「這次』兩會』乾脆把總理記者招待會都免了。國務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歷來是主管經濟工作的，現在連工作章程都修改了，自我降格為純粹的辦事機構，黨政合一，以黨代政。所以這次『兩會』唯一的看頭，就是沒有看頭。」 季風：越來越像橡皮圖章 北京宋庄異議藝術家季風也注意到了「兩會」閉幕後的總理記者會被取消引起的社會反應。 3月13日，他在「兩會」期間被旅遊後返回老家桐梓地區當天對美國之音表示：「兩會現在越來越像橡皮圖章了。以前李克強、溫家寶還說幾句。他可以跳出框框說幾句真話、人話。現在連這個都不要了。直接不要了，總理的記者會取消了，你看那幾個部長說話，都是沒有自己說的，尤其是那個四川省那個司法廳副廳長，自己說話都不知道說了什麼。就是』兩會『代表。我跟北京的中國公民的朋友通過電話，就是盡量不讓代表們跟北京的民眾接觸。總而言之，就是把他們完全截然地隔開。」 季風一年多前被北京市國保強制驅離北京，被迫返回貴州老家居住，曾遭一名北京國保死亡威脅。這次兩會前，當地國保帶他前往外地躲避所謂的政治敏感期，並要求他兩會期間不發表涉及政治的批評言論。 季風也是前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他表示，過去20年，每到六四、中共黨代會和換屆的全國「兩會」來臨，他都被要求在國保監視下外出旅遊，而今年「兩會」不是換屆，但這期間他依然被旅遊了，一路上好吃好喝，但禁止接受外媒採訪，不能公開發聲。 他說：「只要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要上門，客氣是客氣，但是不行，必須要走。但年年六四必須走，還有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是要走。還有就是，比如說四屆人大，五屆人大，就是在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時候，就第二年選總理那個，必須要走。剩下的什麼人大二次三次那些會議就不走了。現在就不行了，去年開了（換屆會議），今年這次會議又要走，但不能接受外媒採訪，不能發帖子。」 吳強遭軟禁 再被清華民事起訴 據自由亞洲電台3月7日報道，近年淡出公眾視野的原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師吳強最近再度遭政府人員軟禁在家，出門購物亦被人跟蹤。 報道說，中國全國”兩會”期間，吳強再度遭校方民事起訴，並向其追討人民幣一百多萬元”違約金”，其友人怒斥校方無恥。 美國之音日前聯繫到這位政治學者兼時評人，請他就這次北京兩會發表看法，但他表示抱歉，稱自己遭當局邊控和警告，不得對外媒發表評論或公開發聲。 清華大學2015年下半年未再續聘吳強，但未及時通知他。之後吳強與校方對簿公堂，法律糾紛延續至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外界認為一貫忠於中共意識形態下的言論管控、對敢言學者許章潤、郭於華、勞東燕等教授實施迫害、打壓、約束的著名高等學府清華大學近來陷入了一場文革式的民粹網暴漩渦，與中國飲用水巨頭農夫山泉和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莫言一同被「愛國網民」貼上「新三害」標籤，成了批鬥對象。 胡佳悲憤傾訴 斥兩會「狗屁會」 人權活動家胡佳3月13日從大連返回北京通州家中。美國之音記者多次撥號後終於接通了他的手機，但他聽不到記者的聲音。胡佳看到來電顯示的是美國電話號碼，假定對方來自國際媒體。 他說：現在我跟你通話的時候也是這樣啊，我不知道是誰。我沒辦法聽到你，找我幹嘛？我只能向你訴訴苦。嗯，現在回來了。家裡邊靜靜的，這個狀態。如果沒有人打你電話的話，一年365天都是這樣的。因為我只能一個人呆著，沒有社交，沒有參與的活動啊，這些通通都沒有。當然我承認我比現在在牢獄中的許志永、丁家喜、李翹楚這些我的好朋友們要強很多了。至少還能接聽電話啊。也比失蹤這麼多年的高智晟律師好多了啊，比現在還知道人（在哪）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這種狀態已經好多了啊。那些還沒有走到光明的時候，就已經別離塵世的高耀潔醫生、蔣彥永教授——前天就是他的（逝世）一周年。還包括我的父母，57年的老右派，也沒有能夠看得到歷史的破曉時分的，我比他們還強多了。我覺得我還是幸運的。我們只能說，一天天的就看著，這裡把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牢籠。疫情結束以後，你覺得會有一個什麼大的復原，復興這種回歸吧？但其實是為了管控，它變了別的形式又變本加厲地來了。總不會讓你感覺到這個春天的萌芽。」 在這段悲憤交加的獨白中，胡佳提到四通橋在北京的地名中被消失了，兩會期間北京各個立交橋和過街天橋都設崗派人把守。他還表示了對獨斷專行的中共黨首習近平可能為轉移國內矛盾和危機而開啟戰端造成台海兩岸生靈塗炭的擔憂。 這位長期遭到嚴密監控的異議人士還表示，他的微博、微信等社交通訊渠道早已被封號，多次重新開設微信賬號仍被禁止入群交流。他說，這次兩會期間他在外地，唯一可用的微信又被封號了，這是半年之內他第六個被封號的微信。 獨白末尾，胡佳表示，「其實我也不知道你是誰，你找我什麼目的？這樣的話，那麼堵了這麼長時間，尤其是他們開特么狗屁會的時候，堵了這麼長時間，這樣我也算一次宣洩吧。反正如果你能聽得到的話，那就謝謝你的聆聽。」
中國政治櫥窗秀2024年的兩會落幕，外界注意到有一些跟以往不同，如總理後會記者會取消，或是會期顯然縮短，且未見人事案如國務委員的缺額排上議程。其次，就看習近平與李強的報告，講了哪些又哪些沒有講，這些異常於是引起外界對中國政治脈動的高度關注。 在眾多關注中，李強報告中提及「祖國統一」，引發台灣媒體的熱烈討論，特別是未提「和平」二字。然而，隔了一天，習近平提到「和平統一」，似乎對急於解讀兩岸關係的觀察者打臉，尤其是唯恐兩岸不亂的一方，其實兩岸關係不是兩會的重中之重，兩會主要聚焦中國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平統一」在報告提到與未提到，均需要與其他因素一起評估。 引人注目的是，「共同富裕」這議題在兩會報告中幾乎消失，回顧二十大前夕，習近平高調提出共同富裕願景，強調要解決東西部發展不均、解決城鄉發展不均、要解決個人所得不均等問題，甚至訂下2035年完成共同富裕，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手段，很多資本家或知名人物都被「共同富裕」。但面對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與經濟發展的挑戰，共同富裕便暫時讓路。 特別是，為了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中國國務院直接暫停包含重慶、遼寧、貴州、雲南、吉林等12個債務嚴重地區的基礎建設項目，同時，對於經濟發展較佳的區域則加大基建投資，刺激消費，這種政策上一禁一增，顯然與共同富裕的理念與路線形成了某種程度的背離。 習近平高調宣布政策，但後來立刻髮夾彎不勝枚舉，為了幫貴州宣傳扶貧和旅遊做宣傳，推出「這條路，我們請你一起加速！」結果貴州地方債務加速倍增，已經跟天津、重慶並駕其驅，成為地方債務重災區，因為習近平也被封為「總加速師」。 例如習近平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就是有名「房住不炒」，2017年推出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2018年、2020年、2021年的兩會重點，更推出三條紅線，結果引爆房地產的倒閉骨牌效應，2023年之後不再提出「房住不炒」，政策再一次大轉彎，各地政府相繼再推出鼓勵「炒房」的政策，買房送戶籍，舊換新推出「住房券」等等。 面對近期對於首富等富裕階層的社會態度轉變，也引發了對於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之間尋求平衡的深入思考，例如共同富裕殺富能濟貧？ 緊接著，富人排行榜成為被祭旗的順序，近期被中國網民發起除三害的「農夫山泉水」創辦人鍾睒睒登上中國富豪排行榜，除了商品走日系風被抵制以外，鍾睒睒懷富其罪也辭去相關公司代表的身份。這次兩會報告中，共同富裕的消失讓習近平在經濟發展為前提下，又不得不再一次髮夾彎。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中國兩會3月11日結束。本次兩會的一個意外，無疑是總理記者會的取消，對此，外界有著太多的評論和猜測，其「風頭」蓋過了兩會其他的內容和議題。相比之下，國務院組織法的修訂沒有引起外界應有注意。也許人們認為這只是一項法律的修改，但其實這兩者有著內在關聯，因為如果通過新修訂國務院組織法來強化國務院作為最高行政機構的法律地位，那總理記者會就不會被取消，反之，則可以從總理記者會的取消，推導此次修法是要弱化國務院的現有地位。事實也是如此。 中國的國務院和中共的黨中央，同在中南海，前者在北院，後者在南院。所以國務院和黨中央的關係，向來被看作北院和南院的關係。兩院人員有很大交叉，北院的領導幹部，基本都是南院成員，也許一些人在南院還有辦公室，但是北南兩院的職能，區分是明顯的，即便在這幾年黨政合一的情況下，通過這種職能的區分，北院也獲得了不同於南院的某種或許不僅僅是名義上的「獨立性」。 政務院不是國務院 不妨簡單回顧國務院歷史，能夠更好理解這種關係。國務院是隨著中共1949年10月宣告建立全國政權後成立的，當時稱作政務院，1954年才改稱國務院。這兩個名稱雖是一字之差，但卻意味著兩者的權力、地位和職能並不一致。如今的國務院，被憲法定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最高行政機關，也即全國人大的執行機關，而政務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換言之，政務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它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機構，同它平級的還有1952年組建的國家計委，分割了它的經濟管理許可權，政務院也並無管理軍事的職權，不設國防部。 再從人事看，時任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政務院總理是周，國家計委主席是高崗，周雖然在黨內排名第三，高於高崗，可高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在行政系統排名要高於周。政務院的這種地位和組織結構的設置，使得其職權位階和規模要低於後來的國務院，也導致總理在對外事務上不能作為國家的行政首腦代表中央政府，實際上和台灣五權憲法之下的行政院有點類同，或者類似總統制下的政府，但中國不是總統制國家，而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這很不利政務院作為國家政務執行機構開展工作，所以調整勢所必然。 40年不修法，國務院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 1954年國務院的組建，從憲法和法律上確立了此後幾十年中國政府的基本架構。儘管在文革頭幾年，國務院的權力和管理受到那時混亂的國家形勢的極大衝擊，但在文革結束尤其1982年現行憲法和國務院組織法頒布後，國務院的定位和權力結構得到規範，它的地位和職權比起議會制國家的政府要少，但高於像韓國和法國這種總統制國家的政府，也高於台灣的行政院。作為中共領導下的中央政府，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原則，國務院進一步獲得了相對黨中央的某種獨立存在的價值，並得到憲法和法律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某些時期，如果國務院有一位外界公認的強勢總理，這種獨立性還會得以強化。 不過，1982年到現在，40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在這期間經歷了非常大的變化，很多法律都修訂了多次，就連憲法都修改了5次，可國務院組織法在本次兩會前都未修訂，這在中國確實可稱得上罕見，說明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的內部組織結構，在這個變動不定的大轉型時期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務院組織法就沒有修改的必要或者修法就一定是壞事，關鍵在如何修法。我們看到，在這40年里，中國政府的機構改革前後進行了幾輪，職能也有所調整。所以，對外界來說，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是本次兩會修改該法而不是前兩年李克強在任時就把它修了，如果修法有利於加強國務院的權力，李克強大概不會不力主修訂它。 從程序上說，作為一部規範國務院的法律，應該是國務院先提出修法動議，然後中央研究，再報全國人大。這部法律沒在李克強在任後期提出，合理的解釋是，李可能不同意修改，因為他知道在當下的政治狀況下這個修法對國務院一定是不利的。而對南院的中央來說，該法的修訂與否，並不影響南院凌駕於北院這個事實，如果在李不願修法時強逼他修法，會破壞兩院假裝的和睦狀態，有可能讓兩院的緊張關係公示天下，所以既然不是馬上非修不可，北院不想修就姑且讓它一把，反正李過不多久就要到點下台。 修法讓黨政完全合一同體 但是在李強正式接任總理後，修改國務院組織法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因為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都寫明習思想的指導地位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原則，在一部規範中央政府的法律中，沒載明這兩點，表明南院的權威性還沒有全面覆蓋北院，這怎麼可以！從法律角度說，沒寫入這兩點，國務院理論上可以不那麼積極地遵守憲法有關南院領導人的法律地位要求。憲法雖是母法，有最高的法律效應，節制其他法律，可其他法律在實施過程對如何落實憲法要求，還是有個態度和程度上的差異，未必要嚴絲合縫地遵守憲法規定，只要不違憲就行，但假如國務院組織法明確寫上它們，北院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執行。 所以，不管是李強得到南院的授意還是為表徹底臣服南院之心，他就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國務院工作規則，把國務院變成一個政治機關，強調它的政治屬性，對國務院的定位是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李強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這一點，包括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事實上，國務院工作規則已在2018年修改過一次，但這次修改顯然沒有滿足南院的要求，因此，2023年的再修改，在總則中刪除了從馬列到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一直到科學發展觀的這個長表述，只留下以習思想為指導，並增加「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一句。此外，總則也專門增加一段：「國務院工作人員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政府工作全過程各領域」，並在工作原則一章，增加「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健全和落實請示報告制度，重大決策、重大事項、重要情況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一款。 國務院工作規則的修改雖然充分反映了南院的要求，可它畢竟只是國務院的內部規章，法律位階不高，接下來當然就需要在法律層面明確這個新的政治定位，所以去年9月，當局啟動了國務院組織法的修改程序。人大副委員長李鴻忠面對3000多名人大代表就此所作的修改說明毫不遮掩地道出了南院對修法的「心聲」，即修改國務院組織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確國務院堅持中共領導，明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思想作為國務院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並將堅持以習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等重要內容載入國務院組織法。 中南海的北院和南院雖然處在同一權力體系下，但過去常常有著微妙的芥蒂，這次國務院組織法的修改，將北院某種名義或形式上的「獨立性」也抹去，讓它完全淪為南院的執行機構，表面看似還是一個中央政府，但實質上回歸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務院，標誌著黨政完全合一同體。歷史可謂轉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中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有一個奇怪的代表團——「台灣省代表團」，共有13位人大代表。 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和其他所有地區的人大代表都不一樣。其他地區的人大代表，例如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四川省的人大代表，除了個別在北京的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好歹總是來自北京、來自四川；儘管中國的選舉根本算不上選舉，但是在形式上，北京的代表、四川的代表，好歹總是由北京的選民、四川的選民選出來的。那麼這13位台灣的人大代表呢？他們是哪裡的人？他們是怎麼選出來的呢？ 據「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團」自我介紹，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大多數是在大陸出生的台灣籍人士。這就是說，他們根本就不是台灣人，只不過是台灣籍的人。他們的身份都不是台灣的居民。有的人只是早先曾經居住在台灣，有的只是其父輩、祖輩居住在台灣；也就是說，這13位台灣人大代表，只不過其籍貫是台灣而已。 那麼，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又是怎麼選出來的呢？根據中國人大網的解釋，這13名代表「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國家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台灣省籍同胞組成的協商選舉會議選舉產生」。這就是說，這13位台灣的人大代表根本不是由台灣地區的選民選出來的，也不是台灣當局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委派指定的，而是由一些生活在大陸的台灣省籍的人選出來的。 這就是說，所謂全國人大的「台灣省人大代表」，既不是台灣地區的居民，也不是由台灣地區的選民選出來的，而是由大陸地區的選民選出某些大陸地區的居民。這怎麼能叫台灣的人大代表呢？純粹是冒牌貨嘛。 中共當局並不傻。它何嘗不知道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是冒牌貨。但是它有不得不這麼做的苦衷。因為中共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你沒有台灣的代表，你憑什麼說你代表台灣呢？你憑什麼說你是代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呢？既然在現階段，中共無法讓台灣地區的人民選出台灣的居民當中國的全國人大的台灣代表，它就只好讓大陸地區的選民選出某些大陸地區的居民冒充台灣代表了。 這使我聯想起文革期間的一件事。我們知道，文革爆發，各地黨政領導機關幾乎都被「炮轟、火燒」，然後，各地又陸陸續續建立起名叫「革命委員會」的新生紅色政權取而代之。1968年秋天，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大陸二十九個省市的革委會建立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報立即發表社論「全國山河一片紅」，郵電部特地發行1枚「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面值8分。郵票圖案中有一幅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地圖上除台灣省外全部繪成大紅色，上面印有「全國山河一片紅」金字。不知哪位細心人一眼發現有嚴重問題，立即寫信給中央，說台灣還沒有「解放」，台灣還沒有成立革委會，因此萬萬不能說「全國山河一片紅」，因為那等於說台灣不屬於中國。那張中國地圖，除台灣省外全部繪成大紅色，給人感覺是中國不包括台灣，台灣不屬於中國。中央一看，恍然大悟，馬上密令將剛剛上市的紀念郵票全部收回並立即毀版。已經賣出去的當然收不回來了。據說，在「新中國」發行的郵票中，就數這套「全國山河一片紅」最緊俏最昂貴，因為它一上市就絕了版。但中共一直沒有公開對「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說法予以更正(這可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啊)，因為它不願意讓一般民眾也意識到這中間的問題。 中共當局治下的中國，天天在上演荒誕劇。《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和全國人大的「台灣省代表團」，就是兩個典型的案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