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社區重啟首日 伺服器遭用戶「擠爆」
2026 年 6 月 2 日
看到一個「夜班媒體人」救助貼，說是救助了幾十個夜班編輯。我點開一看，真的有我以前工作單位的，一個美編，那時還是一個很帥氣的小夥子。 我2005到2016都在做夜班編輯。最初決定加入的時候，心中想的是，上班到凌晨一兩點，白天還有時間看書，真是理想的職業。 後來發現不是這樣。並不是每天凌晨2點都能下班，有時候要等到四五點，而且你等的東西，又都是絕對無聊的。有一天凌晨4點，我在報社下面等計程車，一輛汽車停下，下來兩個人搶走了我的背包。 裡面有下雨換下來的襪子，還有克爾凱郭爾的書。這本存在主義者哲學家，絕對不會想到有一天自己的書會這樣流通。 10年報紙生涯，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編輯。中國的編輯有一種雙重性，既是「新聞人」，又是「審查者」，當我發現後一種比重越來越重的時候，我就喪失了動力。沒多久我就離開了，先是去報社的新媒體，然後是去做雜誌，2019年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個體戶和自由人。 這是「職業生涯」的結束，卻也是「真正新聞人」的開始。疫情的時候，有一次看到成都郫都區殺三隻貓的消息（它們的主人陽性了），和在深圳的朋友討論為什麼成都沒有媒體報道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應該來寫這個。 那一瞬間我全身僵硬，不得不做了一組深呼吸才從床上下來，打開電腦。我知道新的時刻開始了，如果我寫這個，會意味著什麼。我知道疫情中成都還會發生一些類似的事，不會有人寫也不會有人評論，現在我把這作為自己的責任。 我第一次認識到，在從媒體辭職兩年後，自己真正成為了「新聞人」。我不得不集編輯、記者、評論人角色為一身，戰戰兢兢，為自己寫下的每一個字負責。有些話評估再三，還是不得不從文檔中刪除，這讓我想起在報社受到的那些訓練。 坦白說，真正成為一個新聞人，滋味並不太好受，壓力非常大。我知道在以前的同事、朋友心中，自己也慢慢變得「危險」，讓人討厭。 但是也因為這些寫作，我真正成為「一個成都人」。一個標誌是，一些美食家朋友把我拉進了他們的群，「以後不管怎樣，跟著我們你都會有好吃的了。」行走在成都的街頭，我比以往更有安全感。 想起2005年剛到報社工作的時候，還有來自紐約時報編輯的培訓。記得當時報社有領導還向紐約時報的同行展示不久前阿拉法特去世時，「本報」做的版面，紐時的同行發出讚歎——那時真切感受到「新聞」是一個行業，有全球通用的語言和範式。 前幾天剛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專門去新聞學院參觀了一下，和普利策的雕塑合了影。 後來才注意到，照片中我擋住了他的名言： Our republic and its press will rise or fall together. An able, disinterested, public-spirited press, with trained intelligence to know the right and courage to do it, can preserve that public virtue without which popular government is a sham and a mockery. A cynical, mercenary, demagogic press will produce in time a people as base as itself. The power to mol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journalism of future generations. 我們的共和國和它的新聞媒體將共同興衰。一家有能力、公正、秉持公共利益的新聞媒體，具備訓練有素的智慧去認知正確之事，並有勇氣去實踐，可以維護公共美德，沒有這些美德，民主政府就是虛偽和嘲弄。憤世嫉俗、唯利是圖、煽動民眾的新聞媒體最終會培養出與其本身一樣卑劣的民眾。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將掌握在未來一代新聞媒體的手中。 即便是把它們翻譯成中文，讀起來也多麼陌生啊（也讓人心驚肉跳）。 這段話的核心意思是，有什麼樣的媒體，就會造就什麼樣的民族——媒體人的責任就是這麼大。「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將掌握在子女後代的新聞從業者手中。」這不是褒揚，不是期待，而是一種詰問。 必須批判普利策老師，不然我們的日子怎麼過？ 我們經常反過來思考，並且為自己辯解，「大環境……所以我只能……」我們假裝不知道，媒體人不但是環境的一部分，還參與了環境的塑造。估計今天有不少人又會開心慶祝「記者節」，特別寫下這篇添堵的短文。 如果重新回到2005年，還會選擇到報社當夜班編輯嗎？如果我知道這一切，可能還會如此選擇，尤其是辭職後的時光，即便是18歲最天真時的我也會認可。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經過多年的沉寂，前央視主持人柴靜即將推出全新紀錄片《陌生人》。她在13日通過個人社交平台發布了該片的預告片，立即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熱議。然而，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該預告片就遭到了平台的屏蔽。 柴靜的新紀錄片《陌生人》將於17日首播，共分為6集。 根據柴靜的介紹，她在2017年因為丈夫的工作搬遷到了西班牙巴塞羅那，在離開北京之前，她還將之前採訪過的西裝捐贈出去。她解釋說，這是一種「解甲歸田」的象徵，她選擇去陌生的國度生活，而非繼續從事職業工作。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在當地居住不到一個月，便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事件，導致13人喪生，約130人受傷。這次距離恐怖主義如此之近的經歷深深地震撼了柴靜。 因此，她開始著手進行調查，準備拍攝這部紀錄片，決心要記錄下恐怖分子是如何走上這條極端之路的。據她個人介紹，這也是她首次以英文作為工作語言，而且整個片子的製作依賴個人資金，由一個非常小規模的團隊在有限的條件下完成。 預告片的結尾，柴靜對著鏡頭說：「恐怖主義需要保持神秘感，一旦曝光，它就會失去所有的控制力。」 然而，這一預告片發布不到一個小時，便被平台刪除，原因是影片違反規定無法播放。平台表示，經過用戶投訴和審核，認定該視頻涉及違規內容。 儘管如此，仍有許多中國民眾通過柴靜在YouTube開設的賬號觀看了這段預告片。許多中國網友留言稱，看到柴靜仍然從事新聞工作，深感鼓舞，對她的最新動向感到非常振奮和期待。（視頻鏈接在這裡） 柴靜曾在2003年深入報道了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事件，一炮走紅，並被南方都市報評選為年度傑出記者。2015年，她製作的關於霧霾問題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引起了中國民眾廣泛共鳴，僅在24小時內點擊率就突破了1.17億次。當時的中國環保部部長、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也承認曾觀看這部紀錄片，並向柴靜發去了感謝簡訊。 然而，《穹頂之下》同樣難逃被官方封殺的命運。
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國營媒體在美的一些僱員，「他們很多實際上不是記者。」 「只能說是特務」。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說，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日的主題是「信息是公共產品」，並「著重強調信息與虛假信息、仇恨言論、娛樂信息和數據信息等其他傳播內容之間的重要區別。」 本周三（4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外國媒體記者就新聞自由等問題舉行線上圓桌會議時指出：美國真正關切的是中國對內對外採取的截然不同的「兩手策略」。「北京通過國營媒體企業和平台在海外進行宣傳和造謠，其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或破壞民主，而同時又在中國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特聘教授、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贊成布林肯的主張並指出：中國國營媒體在美的一些僱員「他們很多實際上不是記者。」 他強調說：「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有良心的記者中國也有，一直有。但是派到美國來，拿美國簽證做記者的人，一部分——我不知道多少——至少一部分，只能說是特務，不是記者。」 林培瑞教授承認，目前美中雙方媒體的布局是很不對等的。「中國利用美國的自由空間這是肯定的，到美國來把他想散發的信息用自由的媒體把它散發出來，自由世界的自由媒體當然允許，這是自由媒體的本意。而相反的你要是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到中國把它的信息散發到中國去，那是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這是個絕然不平衡的一個情況。」 但林培瑞教授不贊成用禁止的做法。他認為，對於故意散布的虛假信息必須加以控制，但是，「要控制這個局面的話不是不讓它發言，是讓他發言，然後拆他的台，讓大家知道這是說謊。以後他繼續說謊的話，美國和世界老百姓會對他有一種免疫力，知道這個很可能是胡說八道。這個方法我覺得比禁止他說還更好。」
中共中宣部去年下半年公布新規，將透過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言為主的「學習強國」手機App，對全國新聞編採人員展開在線崗位培訓考試，記者必須通過包括「習思想」等內容的考試，才能申領新版記者證。 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根據官方數據，截至10月30日，今年共有20.5萬的中國記者通過「習思想」考試，拿到一本護照大小、紅底鑲金字的中國新聞記者證。 據報導，自2010年有中國官方公開紀錄以來，平均每年發放兩萬多張記者證。 相關文章：收緊意識形態控制 壓制反對聲音 習出書論宣傳思想工作 對於這次大規模發放記者證，曾參與創辦南方都市報及新京報等陸媒的資深中國媒體人程益中說，「這顯示了中國官方宣傳口達到自信的高峰，相反，跟中國新聞的自由與活躍度，一點關係也沒有」。 程益中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中國政府）自信在終端（記者）及信息的控制上，已經到了完全掌控的狀態。而有記者證，控制起來更簡單了」。 一名在陸媒工作10年以上的「80後」吳先生2014年也參與過記者證考試。他說，比較之下，現在的考試主題從過去圍繞「馬克思新聞理論」，轉變到「習思想」，「整個（學習強國）培訓、考試是在黨的宣傳框架下的，要你（記者）清楚新聞媒體是黨的工具，不是公器，是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