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共即將於下周舉行人大政協兩會，為未來提供路線藍圖。中國政治學家、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最新出版《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 轉型八論 》，提出從習近平的「逆轉型」到中國大轉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屆時的統治可能遭遇挑戰。吳國光認為中國已經沒有由上而下變革的可能，只有大規模的民變才能促發官變和制度之變。吳國光博士從不同社會力量的互動，預測中國在後習近平時代可能出現四種前景。 習近平「逆轉型」將中國歷史帶入「垃圾時間」 《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轉型八論》是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最近在紐約博登書屋出版。這套書推出正值《北京日報》批評的「垃圾時間」和「躺平」這些名詞受到高度討論。 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王維正認為，垃圾時間」談的是中國的預知結局且無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國改革開放走入死胡同中。」吳國光認為中國的「垃圾時間」是習近平 「逆轉型」的結果。吳國光指出，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前夜開啟了這種「逆轉型」進程，將中國帶回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 他說，過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壓維穩，一方面給老百姓發財改善生活的機會，以換取人民不挑戰中共一黨專制。現在習近平的「逆轉型」 減少了中國人曾經享有的若干經濟社會自由和發財機會，把中國帶入「垃圾時間」。 「垃圾時間」證明北京從前引以為傲的中國模式— 不計代價發展經濟和進行維穩的制度失敗了，因此這也是人們反思這種模式並尋找出路的機會。他指出，如果「垃圾時間」意味「小民絕望」，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無法改變個人命運，人民就會開始思考是中國制度框架是否存在問題。 吳國光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的逆轉型不意味它必然帶來中國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轉型，但這種逆轉型為在中國結束共產黨制度的大轉型帶來了可能。 「逆轉型」或開啟中國「大轉型」的破局之門 吳國光樂觀地相信中國人會生活在一個權利有保障和民主的體制之下。他的想法經歷過幾個階段的演變。吳國光曾經在鄧小平和胡趙體制時期參與高層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納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當時他相信「中共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國推到一個進入民主化的門檻」，但最終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收場。 吳國光博士曾經在1990年代提出中國政治轉型兩階段論：即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再從威權主義轉型到民主。他表示這是因為自己看到了台灣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國引入市場因素改革，結果是中國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民主化則淪為空想。 時至今日，吳國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國轉型「民變論「。吳國光對美國之音《縱深視角》說，習近平「逆轉型」帶來的是大眾利益普遍受損和小民絕望帶來的諸如白紙革命和陝西浦城職業高中這類反抗事件。他認為這種小型「民變」如果進一步擴大，鎮壓就難以奏效，並可能在政權內部產生鎮壓與妥協的意見分歧，這就是民變觸發官變論，這個時候破局可能就出現了。 後習近平時代中國「大轉型」的四個想像 吳國光博士預測了習近平之後的中國四種可能前景。第一是「鄧小平二世」模式再現，這種前景的特點是「鄧二世」成為中共核心，掌握關鍵決策權，但高層會有部分權力分享。吳國光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因為這需要中國再現一個鄧小平，在細數了李強、蔡奇、曾慶紅、溫家寶等領導人之後，他認為現在中國已經沒有第二個鄧小平出現的土壤。 第二種是經過權力鬥爭後再出一個野心家，意即「習的狀態被複制或者延續，」也就是 「習二世」模式。吳國光認為這種情形只會持續加劇社會不滿，難以成為中共可持續模式。第三種是回到胡趙模式，推動共產党進一步改革。他認為這種模式只是理論上有可能，現實中還看不到中共裡面有新的胡趙這樣的人物。 第四種是出現新生社會力量。如果現在習近平完全不掌權了，他說，「那麼我相信，社會力量在全國各地都會蜂擁而起。」不過，他也不敢斷言中國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吳國光之外，其他外國學者也探討了後習近平時代的各種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開始觀察中國發展軌跡的法國漢學家白夏告訴美國之音，後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會變成一個集體領導黨，並反省習近平執政時期的錯誤。 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中國研究研究員約書亞•艾森曼和托馬斯•S•塞克斯頓（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國《國會山報》發表聯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對中國未來政治軌跡「毫無根據的樂觀主義的誘惑。」他們警告說，中共權力的韁繩很可能最終落入中國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國家機器中默默無聞的官僚，因為他們深諳如何在體制內行使權力。 習近平之後的中國將走向那一個方向？吳國光博士說，「民間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動才是決定中國未來的關鍵 。」
今年4月15日是原中共領導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作為中共黨內曾經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政策的倡導者和執行者，胡耀邦對於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都有哪些貢獻？又為何被迫辭職下台？胡耀邦的政治遺產對今天的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 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頭頂一個天，腳踏一方土，風雨中你昂起頭，冰雪壓不服。好大一棵樹，任你狂風呼，綠葉中留下多少故事，有樂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樹》） 這是詞作家鄒友開1989的4月15日在聽到胡耀邦的死訊後，創作的詩歌《好大一棵樹》，後被譜成歌曲廣為傳唱，並成為中國民眾對他表達哀思的象徵。 胡耀邦忌日被上崗 高瑜：對民主的反諷和敵視 35年過去了，中國民間對胡耀邦的紀念始終不斷，而當局則仍在採取嚴控打壓措施。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貼文說：「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國都有公民被上崗，從昨晚站到今晚，24小時限制自由。 這是什麼行為？ 這是『反黨』行為。」 她還說：「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風的領導人，深受人民愛戴，否則他的離世也不可能激發起中共執政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民主運動。 中共當前號稱『全過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領導人胡耀邦的第35個忌日，用上崗這種專制威懾，阻止人民的紀念，更是對民主的反諷和敵視。」 體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顧 胡耀邦出生於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瀏陽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農紅軍。抗戰期間，他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三縱隊政委、華北軍區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等職。 中共建政後，胡耀邦歷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檢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是中國在撥亂反正時期和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主持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主要領導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黨內元老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檢討並辭職。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於4月15日逝世。民眾自發對其悼念，並由此引發了天安門民主運動。 胡耀邦的政治遺產與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後，曾對家人自評道：「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好的名聲。」 對於胡耀邦的政治遺產，現在美國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總結說：「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績就是大膽平反冤假錯案，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組織理論務虛會，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保護民主牆，反對逮捕異議人士，也保護黨內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持政治改革討論，抵制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等。」 其一：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 現在美國的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關「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真相併沒有真正被中國社會所了解。 蔡霞說：「直到2018年，（中共）還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功勞歸於後來的江蘇省委黨校校長鬍福明，其實這裡有一個嚴重的歪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胡福明一個人的提出，真正要講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黨校這邊。」 對這段歷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訴本台，1977年，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黨校內部提出要實事求是地判斷黨內的各種是非教訓，從而引發黨校內就如何看待毛澤東、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問題的討論，並率先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恰好，時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的胡福明此後不久也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最後，在胡耀邦主持下，將黨校內和胡福明的觀點整合修改，撰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由《光明日報》編輯部首發。這為文革後破除「兩個凡是」、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支點。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錯案 消除「政治賤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開始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訴本台，雖然這些平反工作是從黨內開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著眼點卻是在全國範圍。當時從幹部、右派、各領域精英到國民政府的留用人員和軍人，再到農村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上其親屬及被株連者，上億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復政治名譽，不再有「政治賤民」。 「他的這個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幾千萬、上億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覺得他心裡是懷著人民的，並不是上面有指示。沒有人指示他。」 蔡霞認為，胡耀邦平反黨內外各類冤假錯案的行動，在組織上打開了政治桎梏，為中共緩解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也為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 其三：主張思想無禁區、言者無罪 胡耀邦在當政時期，還主張「解放思想無禁區」、「言者無罪」。他曾在中央黨校內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的「四不」，主張各種意見都可以討論。這也體現在胡耀邦反對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並支持保留西單民主牆的問題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眾在西單貼大字報，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時稱「民主牆運動」。1979年3月25日，當時的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提醒中國社會須警惕鄧小平成為另一個獨裁者。魏京生因此被當局逮捕，後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當年的6月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很明確地提出，他不贊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享有最大的自由。」 胡平認為，胡耀邦在面對體制內保守勢力的巨大壓力下，依然能如此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觀點，這非常難得。雖然胡耀邦在當時看起來沒有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見，但這番話就已經足夠分量。 「因為共產制度說到底就是剝奪、壓制人們的言論自由。堅持要維護人們的言論自由、反對以言論治罪，這種主張對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來說，就是對共產專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胡平說。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 至今，一些學者依然認為，胡耀邦在任時期並沒有提出過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張，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續了「打倒四人幫」後有限度放鬆政治管控的趨勢。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經在思考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胡耀邦提出，我們要改革的不僅僅是計劃經濟，我們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要搞全面改革。」 她說，胡耀邦剛提出這一觀點時就遭到黨內很多人的反對，但是隔了一、兩年，他再次談到政改問題。 「胡耀邦的改革意識、解放思想，敢於往前走，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如果講這方面的魄力，沒有人超過他。」蔡霞認為，鄧小平後來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給政治體制改革划下了不可觸碰的「紅線」。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為何在中共體制內無法存活？ 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學者程曉農認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撥亂反正」的需要，是為了清算四人幫，讓老幹部回來。同時，胡耀邦也參與推動了改革開放，把共產黨的統治從崩潰的邊緣挽救回來，但民眾的支持並沒能讓他得以繼續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終，他還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幹部打倒。 程曉農說：「他的悲劇本身說明，共產黨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想要憑著本心，多為民眾著想，而不是為一批官僚和他們的子弟著想，這樣的想法實際上是為共產黨統治機器所不容的……。尖銳點的話就是說，共產黨的統治實際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開放。如果是容得了開放，這個統治就不穩定了。」 蔡霞也認為，胡耀邦並不是一個中共體制的反叛者，他並沒有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胡耀邦的假設還是「黨和人民是一體的」，黨做了錯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黨弄好。而中共實質上就是一個邪惡的恐怖主義組織，兩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反人類、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裡從來都是裝著有人的。他把每一個人當人，而共產黨把每一個當工具。這個本質上是不同的。」 蔡霞說，「你要站在人民一邊，那跟共產黨的謀私利，它就是極端對立的。」 胡耀邦與鄧小平、習近平的差異 作為中共曾經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胡耀邦與鄧小平及習近平有怎樣的差異呢？ 「胡德華的名言是，鄧小平搞改革是為了救黨、胡耀邦搞改革是為了救民、救老百姓。」 蔡霞認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錯案就是他一心為民的最明顯例證。同時，從胡耀邦很多講話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於黨的位置，而鄧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這個位置上。 蔡霞認為，雖然鄧小平也講改革，但他與胡耀邦有著本質的不同：「鄧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產黨本質上的生存的權宜之計，而胡耀邦他們不是。他們本著一種信念，經歷了風雨、經歷了坎坷，他們還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國 ）推向前進。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所以註定了鄧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習近平不是一條路上的人，而且註定了習近平會比鄧小平倒退得更厲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旨在實現黨內民主、保護不同意見，並且限制老幹部們的權力。習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不過其目的卻是幫助強化其黨內權位。胡耀邦支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而習近平卻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次數的限制，為實現專制獨裁鋪路。她說：「習近平一上台就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他就沒有講過黨內民主，也不講人民的民主。」 呼喚體制內良心 促成中國早日民主化 談到紀念胡耀邦的現實意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訴本台： 「胡耀邦的這段歷史，證實了中國老百姓可以擁有的東西。如果他沒有被打壓，現在的中國會不會更好？如果沒有習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個樣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現在的中國會完全不一樣。」 蔡霞也強調，現在紀念胡耀邦，不等於是期望習近平能夠繼續深化政治改革，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現實意義在於對於呼喚黨內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產黨是壞的，但不等於共產黨里的人都是惡魔。其實像胡耀邦那代人，他們到改革開放以後談人民、談民主、談政治改革，他們是有信念的。他們經歷了中共的政治運動，深深地看到了這個黨的問題。」蔡霞認為，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有信念、有良知者的傑出代表。 「這個良心並不僅僅是出於人性的本能，而是出於他有堅定的信念，他們才能在那種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盡他們所能，去推動思想的解放，推動平反冤假錯案，推動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華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變局，走向現代民主社會，一定要有胡耀邦這樣的人，作為民族脊樑來承擔歷史的責任，不論他是來自黨內還是體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遠遠超出了所謂「共產黨里的人」，他其實是中華民族邁向現代文明、艱難向前的一個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紀念胡耀邦是對體制內官員的一種召喚，喚起他們內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這個歷史有所鬆動，有可能往前走，我們需要體制內的很多官員在那個時候選擇和人民站在一起，選擇順著歷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為這個體制去賣命。解脫自己, 也是為中國歷史做點事情。」 胡平則認為，紀念胡耀邦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是要發揚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時也是努力讓中國的民間力量東山再起, 透過體制內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國早日邁向民主化。
習近平上台之後即全面復辟毛澤東時代「黨委一元化領導」的所作所為，其實也是在完成江澤民未竟的「事業」。習近平如今無以復加的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對江澤民執政時期全盤否定鄧小平和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的變本加厲。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的「兩個確立」脫胎於江澤民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著重介紹和分析了諸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並「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由此 「法定」了江澤民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雖然當時的鄧小平和陳雲都還在世。 當然，圍繞「核心」二字，當年的江澤民也只是為日後的習近平提供了黨法的保障和實踐的基礎，當年的「江核心」雖然也在兼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同時也兼任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甚至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不過在他總書記的13年時間裡，畢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終存在。當時的所謂「黨的領導核心」或者說「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和個人獨裁還不能劃等號，不似如今的習近平，已經把他個人的「核心作用」瘋狂到了地下的毛澤東如果有知都會感慨一句「後生可畏」的極致。最近的一個實例就是本文截稿當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述職」。 僅從中共新華社通稿標題的字面看，「黨中央」是誰？就是習近平自己。 前面說了，30年前江澤民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上主持通過的那份所謂「劃時代文獻」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沒有一處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還數次出現的「政治體制改革」字樣。按照江澤民在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夜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解釋：籠統地講「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把它作為一句時常出現有報紙上、理論文章中的口號，很容易誤導輿論。整個八十年代里，黨內自由化分子、社會上和境外敵對勢力，一再利用我們黨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口號，以促進「改革」為名，與執政党進行所謂的「合法」鬥爭。一時間，什麼「法大於黨」、「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冒出來了。所以在起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時，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議，沒有在文中繼續沿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辭彙，而是以「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體內容來說明問題。 江澤民這裡說的「下面的同志」，具體是指的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澤民政治秘書，有「鄧力群文膽」之稱的滕文生。 如果筆者不在此專門提醒，應該會有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這份黨的「劃時代」的重要《決定》，應該是出自「三代帝師」王滬寧的手筆。其實不是。 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當年初，王滬寧才剛剛被提拔為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當年夏天確實也以學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參與討論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草稿，但只被徵求意見和建議，他本人並非文件執筆人之一。他王滬寧是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半年之後才奉昭進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組長。其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師」。 話說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後，正式接替了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的曾慶紅當有了「大內總管」的雅號，而當時的「大內御筆」還不是王滬寧而是中共理論左王鄧力群在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即為江澤民舉薦的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滕文生。從江澤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紀初王滬寧因為炮製了「三個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師」地位之前，江澤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趙紫陽麾下的鮑彤的角色更為吃重。 出生於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學歷是一九六零年以「調干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習。 「文革」結束是他還只是個《紅旗》雜誌的小編輯。 一九八一年一月，當時還被鄧小平十分器重的鄧力群出面組織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名義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開始招兵買馬、結黨營私。而被鄧力群網羅進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論師兄盧之超。 鄧力群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一直兼任該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鄧力群被迫退出權力核心，該研究室被趙紫陽撤消為止。 這個滕文生當年在人大受訓時，不但接受的「理論教育」內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訓練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師法改革派，將自己的思想觀念「解放」一下，讓自己的理論思維跟上現代化水平，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當時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內凡對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該人為什麼會像阿Q怕說「疤」字一樣，一聽到「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字眼便會反感到生理上發生問題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論上「出名」，全憑當年追隨鄧力群、胡喬木積極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這些左將、左棍們的眼裡，當時中共開明派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內的具體體現。 當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後，鄧力群企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 聲稱不但要批「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還要批「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引起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於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開前夕，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乾脆將鄧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組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鄧力群不甘心失敗，針鋒相對地成立了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幹角色。 八九「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受命參加對趙紫陽、鮑彤「罪狀」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熱程度和拚命精神已經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於此時的滕文生為什麼被江澤民看好，局內人驚奇之餘，認為無非是兩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澤民上台的前提是對趙紫陽的廢黜，所以必須要啟用趙紫陽的敵手。越是對趙紫陽恨之入骨，與其不共戴天者，對江澤民來說越發可靠。 再者，當初鄧力群的「研究室」被趙紫陽下令撤消之後，滕文生在家待業一段時間後即被鄧力群成功推薦給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來的正局級升任了副部長級的中顧委副秘書長，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顧委員副秘書長的身份，幫助江澤民與政治老人們進行政治聯絡和私人交易，令江澤民更覺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澤民當年與老人黨之間的許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極少數幾個知情人的可能。 客觀上講，滕氏雖然思維方式極度僵化，但其文筆之流暢，一些改革派理論家也都表示信服。對江澤民習慣的「黨八股」套路，滕文生簡直就是信手拈來。只要江澤民交辦一份文件、講話稿之類的東西，滕文生不但脫稿神速，而且絕對保證只將江澤民的思路「錦上添花」，又絕無畫蛇添足和曲解領導意圖之嫌。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標榜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出籠經過是：自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後，連中宣部內部都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有人還編出順口溜：「說三道四，左右為難」。「三」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四」指「四項基本原則」。意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反左，現在又弄出個四項原則提倡反右，豈不是讓搞理論和宣傳工作的人無所適從?鄧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則牽強附會地將四項原則解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精神的發展，硬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了「共性」，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第一政策與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為綱之間，分析出「內在繼承性」。這一「理論建樹」非常對上台之初，急於大樹特樹「第三代領導核心」之權威的江澤民的胃口。江澤民曾經親自指示曾慶紅、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但要繼承鄧小平抓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要繼承毛主席的政治遺產(大意)。而正是根據江澤民的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為江澤民炮製出「講政治」的意義所在。 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以及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創作內容，便是將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內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曾一再強調堅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線，並聲稱十三大內容一個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漢，便讓前往迎駕的湖北省委領導人向江澤民等人傳昭：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台! 接下來，江澤民的政治地位雖一度岌岌可危，但終於反敗為勝，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線以江澤民、李鵬雙雙保住權位和楊家兄弟的交出軍權而告終。 當時，中共黨內黨外，海內海外均將對大陸政治局勢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楊家兄弟倒台的問題上，卻沒有注意到江澤民等人已經將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悄悄作了變動。主要執筆者便是一提政治體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癢的滕文生。 回顧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要的一條就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認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為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和審判、檢查機關中不再設立黨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經轉發一份中央組織部《關於逐步撤消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的意見》，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 日後雖然趙紫陽下台後，鄧小平曾經向江澤民、李鵬等人強調，十三大的路線沒有錯。但江澤民上台還沒有兩個月，便在公開發表的講話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江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江澤民還特別針對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句話批駁說：「黨的領導作用只提政治領導不夠，還應該有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接下來，國務院各部門已經被撤消的黨組陸續恢復，審判和檢察機關的黨組更是江澤民首先要求恢復起來的。已經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職的單位，特別是實行了校長負責制的單位，一律被迫「歸位」。雖然沒有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委一元化領導」，但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說白了還是開始退回到「黨天下」的時代。 對江澤民此舉深表擁護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黨章時，不但徹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關內容，而且在1982年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基礎上，把設立黨組的範圍規定的更為細緻：「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後的黨章中規定：「企業和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這些基層黨組織應以主要精力加強黨的建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支持行政負責人按規定充分行使職權，並對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一段在十四大黨章修改案中被改寫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中間的「核心」兩個字，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左口號的理論翻板，使所謂「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只剩下諷刺意義。 而之所以還要保留這句空頭許諾，使江澤民政體與毛澤東政體在文字上還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澤民還不敢讓滕文生等人在「無產階級復辟」問題上，走到令鄧小平再次感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然，在江澤民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和十四大黨章中，鄧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被正式寫入。但日後分析起來，江澤民在當時仍還在世的陳雲等人的支持下，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向鄧小平作了讓步，但交換條件顯然是鄧小平在政治體制「還原」(從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問題上作了讓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