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共即将于下周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为未来提供路线蓝图。中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新出版《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转型八论 》，提出从习近平的“逆转型”到中国大转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届时的统治可能遭遇挑战。吴国光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由上而下变革的可能，只有大规模的民变才能促发官变和制度之变。吴国光博士从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预测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可能出现四种前景。 习近平“逆转型”将中国历史带入“垃圾时间” 《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在纽约博登书屋出版。这套书推出正值《北京日报》批评的“垃圾时间”和“躺平”这些名词受到高度讨论。 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认为，垃圾时间”谈的是中国的预知结局且无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国改革开放走入死胡同中。”吴国光认为中国的“垃圾时间”是习近平 “逆转型”的结果。吴国光指出，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前夜开启了这种“逆转型”进程，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 他说，过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压维稳，一方面给老百姓发财改善生活的机会，以换取人民不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现在习近平的“逆转型” 减少了中国人曾经享有的若干经济社会自由和发财机会，把中国带入“垃圾时间”。 “垃圾时间”证明北京从前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 不计代价发展经济和进行维稳的制度失败了，因此这也是人们反思这种模式并寻找出路的机会。他指出，如果“垃圾时间”意味“小民绝望”，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个人命运，人民就会开始思考是中国制度框架是否存在问题。 吴国光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的逆转型不意味它必然带来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转型，但这种逆转型为在中国结束共产党制度的大转型带来了可能。 “逆转型”或开启中国“大转型”的破局之门 吴国光乐观地相信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权利有保障和民主的体制之下。他的想法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演变。吴国光曾经在邓小平和胡赵体制时期参与高层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纳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当时他相信“中共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国推到一个进入民主化的门槛”，但最终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收场。 吴国光博士曾经在1990年代提出中国政治转型两阶段论：即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从威权主义转型到民主。他表示这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国引入市场因素改革，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民主化则沦为空想。 时至今日，吴国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国转型“民变论“。吴国光对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说，习近平“逆转型”带来的是大众利益普遍受损和小民绝望带来的诸如白纸革命和陕西浦城职业高中这类反抗事件。他认为这种小型“民变”如果进一步扩大，镇压就难以奏效，并可能在政权内部产生镇压与妥协的意见分歧，这就是民变触发官变论，这个时候破局可能就出现了。 后习近平时代中国“大转型”的四个想象 吴国光博士预测了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四种可能前景。第一是“邓小平二世”模式再现，这种前景的特点是“邓二世”成为中共核心，掌握关键决策权，但高层会有部分权力分享。吴国光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因为这需要中国再现一个邓小平，在细数了李强、蔡奇、曾庆红、温家宝等领导人之后，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邓小平出现的土壤。 第二种是经过权力斗争后再出一个野心家，意即“习的状态被复制或者延续，”也就是 “习二世”模式。吴国光认为这种情形只会持续加剧社会不满，难以成为中共可持续模式。第三种是回到胡赵模式，推动共产党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这种模式只是理论上有可能，现实中还看不到中共里面有新的胡赵这样的人物。 第四种是出现新生社会力量。如果现在习近平完全不掌权了，他说，“那么我相信，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地都会蜂拥而起。”不过，他也不敢断言中国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吴国光之外，其他外国学者也探讨了后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开始观察中国发展轨迹的法国汉学家白夏告诉美国之音，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会变成一个集体领导党，并反省习近平执政时期的错误。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中国研究研究员约书亚•艾森曼和托马斯•S•塞克斯顿（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国《国会山报》发表联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对中国未来政治轨迹“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的诱惑。”他们警告说，中共权力的缰绳很可能最终落入中国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国家机器中默默无闻的官僚，因为他们深谙如何在体制内行使权力。 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将走向那一个方向？吴国光博士说，“民间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动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 。”
今年4月15日是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作为中共党内曾经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胡耀邦对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哪些贡献？又为何被迫辞职下台？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对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 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树》） 这是词作家邹友开1989的4月15日在听到胡耀邦的死讯后，创作的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并成为中国民众对他表达哀思的象征。 胡耀邦忌日被上岗 高瑜：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35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对胡耀邦的纪念始终不断，而当局则仍在采取严控打压措施。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贴文说：“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国都有公民被上岗，从昨晚站到今晚，24小时限制自由。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反党’行为。” 她还说：“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爱戴，否则他的离世也不可能激发起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 中共当前号称‘全过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领导人胡耀邦的第35个忌日，用上岗这种专制威慑，阻止人民的纪念，更是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体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顾 胡耀邦出生于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浏阳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农红军。抗战期间，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委、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共建政后，胡耀邦历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检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国在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领导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党内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检讨并辞职。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民众自发对其悼念，并由此引发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胡耀邦的政治遗产与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后，曾对家人自评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 对于胡耀邦的政治遗产，现在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总结说：“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大胆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异议人士，也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等。” 其一：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现在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真相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社会所了解。 蔡霞说：“直到2018年，（中共）还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功劳归于后来的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福明，其实这里有一个严重的歪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胡福明一个人的提出，真正要讲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党校这边。” 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诉本台，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党校内部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党内的各种是非教训，从而引发党校内就如何看待毛泽东、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问题的讨论，并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恰好，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胡福明此后不久也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最后，在胡耀邦主持下，将党校内和胡福明的观点整合修改，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首发。这为文革后破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支点。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 消除“政治贱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诉本台，虽然这些平反工作是从党内开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着眼点却是在全国范围。当时从干部、右派、各领域精英到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和军人，再到农村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上其亲属及被株连者，上亿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复政治名誉，不再有“政治贱民”。 “他的这个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几千万、上亿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觉得他心里是怀着人民的，并不是上面有指示。没有人指示他。” 蔡霞认为，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行动，在组织上打开了政治桎梏，为中共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其三：主张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 胡耀邦在当政时期，还主张“解放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他曾在中央党校内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张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这也体现在胡耀邦反对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并支持保留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众在西单贴大字报，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时称“民主墙运动”。1979年3月25日，当时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提醒中国社会须警惕邓小平成为另一个独裁者。魏京生因此被当局逮捕，后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当年的6月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很明确地提出，他不赞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享有最大的自由。” 胡平认为，胡耀邦在面对体制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下，依然能如此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非常难得。虽然胡耀邦在当时看起来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见，但这番话就已经足够分量。 “因为共产制度说到底就是剥夺、压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坚持要维护人们的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这种主张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就是对共产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胡平说。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至今，一些学者依然认为，胡耀邦在任时期并没有提出过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续了“打倒四人帮”后有限度放松政治管控的趋势。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经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胡耀邦提出，我们要改革的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搞全面改革。” 她说，胡耀邦刚提出这一观点时就遭到党内很多人的反对，但是隔了一、两年，他再次谈到政改问题。 “胡耀邦的改革意识、解放思想，敢于往前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如果讲这方面的魄力，没有人超过他。”蔡霞认为，邓小平后来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给政治体制改革划下了不可触碰的“红线”。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为何在中共体制内无法存活？ 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为了清算四人帮，让老干部回来。同时，胡耀邦也参与推动了改革开放，把共产党的统治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民众的支持并没能让他得以继续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终，他还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干部打倒。 程晓农说：“他的悲剧本身说明，共产党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想要凭着本心，多为民众着想，而不是为一批官僚和他们的子弟着想，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统治机器所不容的……。尖锐点的话就是说，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开放。如果是容得了开放，这个统治就不稳定了。” 蔡霞也认为，胡耀邦并不是一个中共体制的反叛者，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胡耀邦的假设还是“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做了错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党弄好。而中共实质上就是一个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两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里从来都是装着有人的。他把每一个人当人，而共产党把每一个当工具。这个本质上是不同的。” 蔡霞说，“你要站在人民一边，那跟共产党的谋私利，它就是极端对立的。” 胡耀邦与邓小平、习近平的差异 作为中共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与邓小平及习近平有怎样的差异呢？ “胡德华的名言是，邓小平搞改革是为了救党、胡耀邦搞改革是为了救民、救老百姓。” 蔡霞认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就是他一心为民的最明显例证。同时，从胡耀邦很多讲话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于党的位置，而邓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这个位置上。 蔡霞认为，虽然邓小平也讲改革，但他与胡耀邦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产党本质上的生存的权宜之计，而胡耀邦他们不是。他们本着一种信念，经历了风雨、经历了坎坷，他们还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国 ）推向前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注定了邓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习近平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而且注定了习近平会比邓小平倒退得更厉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旨在实现党内民主、保护不同意见，并且限制老干部们的权力。习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过其目的却是帮助强化其党内权位。胡耀邦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而习近平却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次数的限制，为实现专制独裁铺路。她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就没有讲过党内民主，也不讲人民的民主。” 呼唤体制内良心 促成中国早日民主化 谈到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诉本台： “胡耀邦的这段历史，证实了中国老百姓可以拥有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被打压，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更好？如果没有习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个样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现在的中国会完全不一样。” 蔡霞也强调，现在纪念胡耀邦，不等于是期望习近平能够继续深化政治改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于呼唤党内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产党是坏的，但不等于共产党里的人都是恶魔。其实像胡耀邦那代人，他们到改革开放以后谈人民、谈民主、谈政治改革，他们是有信念的。他们经历了中共的政治运动，深深地看到了这个党的问题。”蔡霞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有信念、有良知者的杰出代表。 “这个良心并不仅仅是出于人性的本能，而是出于他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才能在那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他们所能，去推动思想的解放，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华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变局，走向现代民主社会，一定要有胡耀邦这样的人，作为民族脊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不论他是来自党内还是体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远远超出了所谓“共产党里的人”，他其实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艰难向前的一个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纪念胡耀邦是对体制内官员的一种召唤，唤起他们内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这个历史有所松动，有可能往前走，我们需要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在那个时候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选择顺着历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为这个体制去卖命。解脱自己, 也是为中国历史做点事情。” 胡平则认为，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要发扬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努力让中国的民间力量东山再起, 透过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国早日迈向民主化。
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在完成江泽民未竟的“事业”。习近平如今无以复加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对江泽民执政时期全盘否定邓小平和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变本加厉。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两个确立”脱胎于江泽民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着重介绍和分析了诸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并“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由此 “法定”了江泽民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虽然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都还在世。 当然，围绕“核心”二字，当年的江泽民也只是为日后的习近平提供了党法的保障和实践的基础，当年的“江核心”虽然也在兼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同时也兼任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甚至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不过在他总书记的13年时间里，毕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终存在。当时的所谓“党的领导核心”或者说“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和个人独裁还不能划等号，不似如今的习近平，已经把他个人的“核心作用”疯狂到了地下的毛泽东如果有知都会感慨一句“后生可畏”的极致。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本文截稿当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仅从中共新华社通稿标题的字面看，“党中央”是谁？就是习近平自己。 前面说了，30年前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的那份所谓“划时代文献”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没有一处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还数次出现的“政治体制改革”字样。按照江泽民在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解释：笼统地讲“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把它作为一句时常出现有报纸上、理论文章中的口号，很容易误导舆论。整个八十年代里，党内自由化分子、社会上和境外敌对势力，一再利用我们党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以促进“改革”为名，与执政党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一时间，什么“法大于党”、“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冒出来了。所以在起草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时，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议，没有在文中继续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汇，而是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体内容来说明问题。 江泽民这里说的“下面的同志”，具体是指的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政治秘书，有“邓力群文胆”之称的滕文生。 如果笔者不在此专门提醒，应该会有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这份党的“划时代”的重要《决定》，应该是出自“三代帝师”王沪宁的手笔。其实不是。 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初，王沪宁才刚刚被提拔为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当年夏天确实也以学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参与讨论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草稿，但只被征求意见和建议，他本人并非文件执笔人之一。他王沪宁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半年之后才奉昭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政治组组长。其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师”。 话说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正式接替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曾庆红当有了“大内总管”的雅号，而当时的“大内御笔”还不是王沪宁而是中共理论左王邓力群在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即为江泽民举荐的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滕文生。从江泽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纪初王沪宁因为炮制了“三个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师”地位之前，江泽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赵紫阳麾下的鲍彤的角色更为吃重。 出生于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学历是一九六零年以“调干生”名义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 “文革”结束是他还只是个《红旗》杂志的小编辑。 一九八一年一月，当时还被邓小平十分器重的邓力群出面组织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名义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开始招兵买马、结党营私。而被邓力群网罗进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论师兄卢之超。 邓力群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一直兼任该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邓力群被迫退出权力核心，该研究室被赵紫阳撤消为止。 这个滕文生当年在人大受训时，不但接受的“理论教育”内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训练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师法改革派，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解放”一下，让自己的理论思维跟上现代化水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当时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内凡对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该人为什么会像阿Q怕说“疤”字一样，一听到“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字眼便会反感到生理上发生问题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论上“出名”，全凭当年追随邓力群、胡乔木积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这些左将、左棍们的眼里，当时中共开明派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具体体现。 当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后，邓力群企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 声称不但要批“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还要批“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引起赵紫阳的不安和公开批驳。于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开前夕，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干脆将邓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组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鲍彤任主任。邓力群不甘心失败，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一个“反自由化写作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干角色。 八九“六四”镇压之后，滕文生受命参加对赵紫阳、鲍彤“罪状”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热程度和拼命精神已经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于此时的滕文生为什么被江泽民看好，局内人惊奇之余，认为无非是两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泽民上台的前提是对赵紫阳的废黜，所以必须要启用赵紫阳的敌手。越是对赵紫阳恨之入骨，与其不共戴天者，对江泽民来说越发可靠。 再者，当初邓力群的“研究室”被赵紫阳下令撤消之后，滕文生在家待业一段时间后即被邓力群成功推荐给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来的正局级升任了副部长级的中顾委副秘书长，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顾委员副秘书长的身份，帮助江泽民与政治老人们进行政治联络和私人交易，令江泽民更觉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泽民当年与老人党之间的许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极少数几个知情人的可能。 客观上讲，滕氏虽然思维方式极度僵化，但其文笔之流畅，一些改革派理论家也都表示信服。对江泽民习惯的“党八股”套路，滕文生简直就是信手拈来。只要江泽民交办一份文件、讲话稿之类的东西，滕文生不但脱稿神速，而且绝对保证只将江泽民的思路“锦上添花”，又绝无画蛇添足和曲解领导意图之嫌。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标榜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出笼经过是：自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毛思想)后，连中宣部内部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还编出顺口溜：“说三道四，左右为难”。“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四”指“四项基本原则”。意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反左，现在又弄出个四项原则提倡反右，岂不是让搞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人无所适从?邓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则牵强附会地将四项原则解释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精神的发展，硬是在两者之间找出了“共性”，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第一政策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为纲之间，分析出“内在继承性”。这一“理论建树”非常对上台之初，急于大树特树“第三代领导核心”之权威的江泽民的胃口。江泽民曾经亲自指示曾庆红、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但要继承邓小平抓经济建设的思想，更要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大意)。而正是根据江泽民的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为江泽民炮制出“讲政治”的意义所在。 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以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创作内容，便是将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内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曾一再强调坚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线，并声称十三大内容一个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汉，便让前往迎驾的湖北省委领导人向江泽民等人传昭：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接下来，江泽民的政治地位虽一度岌岌可危，但终于反败为胜，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线以江泽民、李鹏双双保住权位和杨家兄弟的交出军权而告终。 当时，中共党内党外，海内海外均将对大陆政治局势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杨家兄弟倒台的问题上，却没有注意到江泽民等人已经将十三大修改过的党章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悄悄作了变动。主要执笔者便是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痒的滕文生。 回顾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为了保证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实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审判、检查机关中不再设立党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经转发一份中央组织部《关于逐步撤消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的意见》，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 日后虽然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曾经向江泽民、李鹏等人强调，十三大的路线没有错。但江泽民上台还没有两个月，便在公开发表的讲话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江泽民还特别针对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句话批驳说：“党的领导作用只提政治领导不够，还应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接下来，国务院各部门已经被撤消的党组陆续恢复，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党组更是江泽民首先要求恢复起来的。已经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职的单位，特别是实行了校长负责制的单位，一律被迫“归位”。虽然没有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但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说白了还是开始退回到“党天下”的时代。 对江泽民此举深表拥护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党章时，不但彻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关内容，而且在1982年通过的十二大党章基础上，把设立党组的范围规定的更为细致：“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设立党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中规定：“企业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这些基层党组织应以主要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支持行政负责人按规定充分行使职权，并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一段在十四大党章修改案中被改写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中间的“核心”两个字，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极左口号的理论翻板，使所谓“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只剩下讽刺意义。 而之所以还要保留这句空头许诺，使江泽民政体与毛泽东政体在文字上还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泽民还不敢让滕文生等人在“无产阶级复辟”问题上，走到令邓小平再次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当然，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和十四大党章中，邓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正式写入。但日后分析起来，江泽民在当时仍还在世的陈云等人的支持下，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向邓小平作了让步，但交换条件显然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还原”(从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问题上作了让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