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街示眾

日前，一部在推特（Twitter）上廣泛流傳的視頻，看來令人驚訝。影片中顯示在中國廣西靖西市，幾個違規罪犯被官員遊街示眾的案件。據《法廣》報導，視頻中可見四、五個穿著白色隔離衣的人，雙手被人以擒拿姿勢抓住，排隊在大街上遊街示眾，街頭兩邊還有成排的警察監督，罪犯胸前掛著大字報，印有各自照片，沿途還可聽到要求嚴守防疫措施的廣播。  祖宗家法？封建回魂？  乍看之下，還以為是防疫演習或恐怖電影拍攝現場，然而，影片內容流出之後，可謂國際圍觀、笑盡天下。不僅中國境內愛國網民以「文革再現」表達驚駭不已，有人質疑法律哪條寫有「遊街示範」的規定而心酸嘲諷，國際社會也以「笑料一則」視之。總之，這場「遊街示眾」的荒誕戲碼，道盡了中國社會封建舊習遺毒猶存，更是21世紀人類文明一種「反進化」的奇聞怪事。  在中國傳統的封建宗法體制中，最為普遍且具心理震撼的懲戒手段就是「羞恥文化」，無論是宗長調停或公堂判案，「丟人現眼」最為眾人所懼怕。例如，把「姦夫淫婦」的木牌掛在胸前，送上街頭，最具道德懲戒作用，把極惡重犯斬首示眾，懸掛高梁，最收殺雞儆猴效果。然而，人類已進化至21世紀，中國境內依然還有藉助如此祖宗家法懲治犯人，乃至運用文革時期的「群眾公審」來教化人民，真不知是歷史回魂？還是古法復辟？   法治荒原，人權掃地  不勝唏噓的是，一方面中共運用尖端科技，通過臉部辨識和生物數據，對人民進行數位監控，一方面又沿用封建古法，以遊街示眾對犯人施以羞辱懲罰，一邊是「老大哥」，一邊是「老祖宗」，這種「超前」與「返古」的巨大反差，驗證了中國社會的法治荒涼、人權掃地。  現代法治社會，採行罪刑法定主義，即使犯人也有人權。犯罪嫌疑人的處置莫不經由「法庭」而非「街道」進行審理，司法案件必須經過立案、調查、起訴，再經控辯雙方言詞辯論之後，若無罪則當庭釋放，有罪則發監入獄。中國大陸自江、胡時代以來，法治教育、依法治國已宣導多年，即使法治荒原，也非寸草不生。廣西執法者畢竟離古代社會相距甚遠，即使法治思想薄弱如絲，也難以想像傳統古法竟能隔世再現，對自己人民禽獸以待；然而，此一遊街示眾既非法令宣傳的街頭劇場，也非嘉年華化妝遊行，如此荒誕，必有原因。  「新毛澤東主義」─歷史回潮  按理，廣西遊街示眾事件應屬少數，人們不應以偏概全，是否應該看成與新疆維吾爾相同的「再教育事件」？或許，遊街示眾地區位於靖西市安寧鄉，鄰近沿邊公路，地處中越邊界，時有走私偷渡，屢罰不聽、屢禁不止，如今越界染疫，地方政府不得不嚴刑峻罰，重懲警告。或許因為中共對於疫情防控堅持採取「清零」政策，地方政府壓力重大，必須法上加法、罰上加罰；或許對廣西地方政府而言，西安千萬人口尚且一夜封城，區區幾人遊街示眾不過「小巫」一件。  但實際上，中共最高公檢法早在1988年就已公布堅決制止犯人遊街示眾的通知，迄今也已堅決了三十多年，然而，面對外界質疑，靖西市公安部門12月28日發布消息，宣稱四名遊街示眾的嫌疑犯，違反了靖西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十個一律」的懲戒措施，對於違法者，必須在其生活之公共場所張貼公告，並通過媒體宣傳通報曝光。當地政府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現場懲戒警示活動」，是按要求處罰，「遊街示眾」舉措並無不當。如此看來，地方政府不僅視中央法令為無物，知法犯法，甚至振振有詞宣稱合理合適。顯然，法治觀念蕩然無存。  既然中國今日已非清朝，與其說遊街示眾是封建古法復辟，不如說是歷史記憶的溫故，文革歷史的回潮。自習近平執政以來，厲行的是避走改革開放、逆反黨內民主的「新毛澤東主義」。儘管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但在諸多習近平的「治國理政」之中，看到的是文革遺風、毛式治國、領袖威權、個人崇拜。幾年的造神運動下來，若說文革記憶再度復現，革命行動再次復活，人民的思維出現歷史倒退，其實既不誇大，也不稀奇。   辛辛苦苦三十載，一夕回到文革年  既然被鄧小平宣稱災難深重的「十年文革」，可以被習近平改調變成「歷史征程」，一時之間，文革變成「黨的歷史遺產」，那文革之法豈不便宜好用？文革舊規豈不合理正當？歷史倒錯、記憶重返，難道真是辛辛苦苦三十載，一夕回到文革年？從中國東南沿海至西疆邊境，隨地儘是懸掛習近平的畫像或看板，從大街鬧區到市井小巷，到處可見習近平的視頻播放或宣傳講話，當人們看到的習主席像似「毛主席附身」之時，是想，文革時代與今日有何差異？「習主義」與「毛主義」有何不同？人民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之下，不覺之中回到文革盛世，腦中記憶自動回魂。如此看來，廣西遊街示眾運動，豈不都是自然現象、理所當然？  既然政治上講階級鬥爭，與西方反華國家不得和平共處，在疫情治理上採取一隻病毒都不放過的「清零」政策，封城、鎖路、橫木釘死患者家門、關押報導疫情實況的公民記者、乃至搶劫醫用防護物資、制定「健康碼APP」、對疫情受害家屬的維權訴訟不予審理、疫情稍緩即強制復工，以及今日違反防疫者街頭懲戒等等，豈不與「文革思想」前後連通、一脈相承？這種「運動型防控」與文革時期「打倒資產階級走資派」，豈不邏輯連貫、歷史傳承？  中央數位侵權，地方人身踐踏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如果中央可以數位監控侵犯人權，地方何以不能人身踐踏、羞辱犯人？同樣都是中國人，中央可以關押異議份子，地方為何不能欺負平凡百姓？但是，試問，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羞恥文化」懲戒人民，那中共高層的「無恥文化」(例如包養央視情婦、張高麗性侵事件)是否也應送上街頭？  即使認定廣西遊街示眾應屬少數事件，但全國地方政府濫權行為可是多如牛毛。例如湖南省永興縣「大頭娃娃」事件，是地方政府勾結無良廠商，誇大宣傳一種含有「倍氨敏」的嬰兒配方奶粉，導致幼兒出現體重下降、頭骨變形等現象；同樣事件也發生在廣州，近60名家長控訴10 多家醫院推薦「貝兒呔」、「敏兒舒2號」兩款問題奶粉，導致幼兒出現營養不良、成長遲緩現象。面對這些侵害事件，地方政府和法院從頭到尾置若罔聞、不理不睬！  實際上，中央的數位監控旨在「維穩保共」而非「維權護民」，地方政府深諳個中「針對性含義」，當然就不怕欺壓百姓會構成違逆中央。換言之，中央對異議份子的監控密不透風，但地方政府的失職怠惰，包括這次廣西以防疫為借口而濫權，只要不是疏於「打擊異己」，中央也會開窗透風，不致遭到上級的懲罰。換言之，異己不打將受懲，侵害人民無所謂，凡是懲罰妨礙中共統治威權之人，即使踐踏人權也是合情合理，同理，一般尋常百姓因為無力反對政府，即使遊街示眾也無傷大雅。在此「人權不是問題」的政治標準下，地方政府違法濫權之事自然堆積如山。 中國社會的「反進化」  廣西遊街示眾事件，不是駭人聽聞，而是社會百態，即使官方宣稱是一種具有群眾教育作用的「現場懲戒警示活動」，實質卻是一種人格羞辱、傷害人性的激越行為，反映出中國一個法治薄弱、人權低落，缺乏正當法律程序的非文明國家，反映出中國一個政治高於法律、法律為政治服務的「政法社會」，甚至反映出一種封建遺風、文革回潮、人性倒退的「反進化」現象。常聽大陸人如此說：在中國，要嘛有錢，要嘛有勢，要嘛政治正確，要嘛不問是非；若非如此，平民不值錢，百姓不是命，人權不足惜！  （※作者為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