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

採訪之初，我們一度對是否要提及”他離開春晚的原因”有些猶豫，因為透過身邊人了解，陳佩斯對這個話題比較抵觸，在他看來那些都過去了，應該翻篇了，他也不願再提起。但經歷有的時候真的是無法逾越，聊著聊著這個問題就撲面而來了，陳佩斯也沒有再避諱。 和陳佩斯聊上山下鄉，聊父親聊電影的時候，他的神態隨和，言語也一直很放鬆，雖然那些經歷著實辛苦，但在陳佩斯的言談間我們卻感受不到一絲憤怒的情緒，他的淡然和坦誠，讓我們印象深刻。隨著時間的推移，談起春晚，我們的話題開始有些沉重。但這份沉重不是因為離開，而是因為那個平台本身。 離開春晚：體制內你想變化一個事太難了 從《吃麵條》到《王爺與郵差》，現在看來有些模糊的畫面一遍遍在電視上重放，陳佩斯的小品經過了十幾甚至三十年的時間，依然歷久彌新，而對於”小品之王”的稱號，他本人卻直呼不敢當。 從1984年到1998年，陳佩斯的春晚之路看似順風順水，一切卻在1999年戛然而止，聊起這段往事，我們能感覺到陳佩斯言語上的遲疑，但隨著話題的深入，他的話匣子慢慢打開了。 跟同期的小品演員選擇不同，陳佩斯走得十分決絕，”我離開也是因為我必須要離開，是我個人首先必須要離開，因為它牽扯我很多精力，我不能騰出時間和精力來做我更要做的事情，更想做的事情”。 他把當時的日子形容為”倒霉催的”生活，但也正是這種近乎魔鬼般的歷練，讓陳佩斯在日後經歷更多波折和坎坷時，都能平靜對待，現在的他，把每天的生活都當做享受。 在陳佩斯心中，他的喜劇事業遠比年三兒電視上那15分鐘重要得多。其實，陳佩斯萌生退出春晚的念頭由來已久，他也曾經嘗試把春晚和事業更好的融合，但春晚前長達半年的籌備時間消磨掉了他的所有耐心。更重要的是，春晚在整個文化體制的背景下，有著天然的固執和僵化，這更讓在喜劇上想法頗多的陳佩斯沒有了施展空間。 雖然早早離開了春晚的舞台，但1984年的小品《吃麵條》對於中國文化事業的影響卻頗為深遠，陳佩斯把最初的小品定義為”喜劇類的小短劇”，而他跟朱時茂在30年前開創的表演類型，更標誌著”一個特別畸形特別緊張、特別恐怖的一個社會改型了，改成了人們可以笑了”，說到這，我在陳佩斯的眼中看到了異常堅定的責任感，也正是這份責任，讓他背負著龐大的壓力毅然向前。 在陳佩斯看來，追名逐利早就不再是自己的目的了，進入21世紀，陳佩斯的喜劇院走入正軌，幾部舞台喜劇備受好評，他的喜劇理論體系也漸漸成型。關於春晚，陳佩斯有忿忿、有惋惜、有不屑一顧、有嬉笑怒罵。說到底，陳佩斯對這個舞台的感情深厚而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沒有了13億眼光的注視，他還是毫不猶豫的選擇踽踽獨行。 離開以後：那裡太摧殘人 不忍回眸 1999年的除夕夜，卸下了擔子的陳佩斯在家陪父母和孩子過年，他難得地感受到了老少三代過年的天倫之樂，相對於”摧殘人”的春晚來比，踏踏實實的過個年讓陳佩斯很是滿足。離開春晚後，陳佩斯很少再關注這個全球最多人收看的晚會，用他的話講，甚至有些不忍回眸，”不敢回首，你看別人也難受，你替人家緊張，所以不能看，你知道那裡有多摧殘人”。 離開春晚對陳佩斯來說是個不小的挫折，他卻坦言自己是個事業上很受上天眷顧的人，正是堅持熱愛喜劇，喜歡陳佩斯的觀眾，讓他有了前進的動力，也讓很多危機在無形之中化解了。 關於之後幾年陳佩斯的去向，坊間的猜測頗多，卻一直沒有一個確鑿的說法，有人說陳佩斯在京郊承包了一片荒山，種起了石榴樹謀生，聊到這裡，陳佩斯哈哈大笑。實際上，陳佩斯確實承包過荒山，但並不是為了種樹賣錢，而是為了保護環境，”那時候我們怕山的植被被破壞，所以就把它承包下來養護起來，大自然的那種自我修復能力特彆強，你在不去破壞它的前提下，幾年自然就起來了”。 現在看到松翠滿山，陳佩斯的臉上洋溢著都是滿足，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也許這正是陳佩斯在做的事。 春晚平台：它是癌細胞 破壞市場秩序 30年來，央視春晚在演出規模、演員陣容、海內外觀眾收視率上一直雄踞全國晚會類節目首位，春晚的舞台也成為無數人的神往之地，然而在陳佩斯眼中，這種資源的傾斜不僅不是好事，更會破壞整個文化市場。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選秀歌手和出身草根的演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並一炮而紅，毫無疑問，這個平台的吸引力足夠大，但陳佩斯卻認為這是”不平等”帶來的結果，”為什麼都去追求這個平台呢，因為它不平等，它跟所有的人們謀生的條件都是不平等的，它能夠讓你一夜出名，你就今天晚上干好這十分鐘的活兒就可以了，你一年都有吃有喝了”。也正是因為這個平台先天的優越性，把整個文化市場的營養都吸收進去，就形成了不平等條件，這也直接影響了正常的市場秩序。 聯想到元明時期的大型祭祀或慶典活動，當時的”晚會”並未留下任何精彩的歷史印記，史書里只記載了龐大的規模和聲勢，也正是從歌舞昇平開始，那個朝代的文化開始走向凋敝，陳佩斯把央視春晚比喻成”超大型的歌舞秀”，他認為春晚直接導致了戲劇乃至文化市場的衰落，”我們今天不但用國家行為在造這種超大型的秀，同時我們還利用高科技，比過去又要加倍，所有最優秀的藝人都被我們選到這裡來了，那邊（民間）怎麼辦？二人轉誰還演？非物質文化遺產誰去傳承？”也正是因為央視春晚這一先天的平台優勢，讓整個行業的人都趨之若鶩，讓這個本應承載歡樂的慶典扭曲變形，舞台上各種”串燒”形式的表演蜂擁而上，對於這種現象陳佩斯十分憤慨，甚至爆了粗口，”大家都到那晚會裡唱一句，七個人八個人，那一個小摺子一段唱，一人一句這麼傳，這叫TMD京劇嗎？” 面對方興未艾的”春晚熱”，陳佩斯說，上帝要毀掉一個人的時候一定要讓他先瘋狂，這個時候也是考驗你們的時候，所以每個在媒體里生存、生活著，幸福的生活著的人，都要考慮這個問題。 不好笑的春晚：市井文化不適合放在祭祀大典上 2013年，早已名聲大噪的郭德綱第一次登上央視春晚的舞台，得到的反響卻是”上了春晚反而不好笑了”，對此陳佩斯認為，相聲的屬性是市井文化藝術，本就不適宜放在春晚這樣的舞台上，同時體制內一些無形的限制也讓本來好笑的作品沒有了施展空間。而對於網友近年來對春晚作品的不斷吐槽，陳佩斯也有自己的見解。 隨著網路的普及，每年的春晚上，語言類節目都充斥著當年的網路流行語，諸如”給力”、”神馬都是浮雲”、”杯具”等網路語言在相聲小品中比比皆是，但這一看似討好的舉動觀眾卻並不買賬，甚至被嘲諷”炒剩飯”，完全不好笑。這一切在陳佩斯看來只能歸結為作品本身不結實，”如果一個小品節目要是能夠被小語言的段子影響了，那這個東西本身就不結實，一定是本身不對，不好。” 1983年年底，姜昆找到陳佩斯和朱時茂，邀請他們擔任1984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主持人，但陳佩斯希望可以用一種新的表演形式——把舞台劇中的喜劇衝突濃縮到有限的十幾分鐘里，在春節聯歡晚會的舞台上演出，這也成就了近30年來中國電視晚會史上最具表現力的一種節目——小品。 為了迎合而創作出來的作品，違背了創作的初衷，也脫離了喜劇和舞台藝術的本質，”國家許可老百姓笑了，政權允許我們百姓開心笑了，政治上的寬鬆，它是一個標誌性的東西，後來政治又要求他們說點別的，你要能迎合上你就存在，你迎合不上你就下去，誰能迎合上他們後來的標準，誰就勝出了”，聽了這番話，春晚的不好笑和陳佩斯的離開也便成了順理成章。 現在：不能總是為錢活著 經歷大起大落和人生坎坷後，陳佩斯以”手藝人”自居，他覺得從藝本身就是一門手藝，更是一門”技術勞動”，對自身的認知和工作的苛求讓陳佩斯把名利一股腦兒的甩在了腦後。 曾經的陳佩斯也非常拚命的想著掙錢，但年過六旬，現在的他一門心思的想著”留下些作品”，對他來說，時間是最寶貴的東西，陳佩斯要用接下來的時間，繼續他對喜劇事業的追求。  （全文轉自網易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