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審查

這是岳文山第三次被學生舉報了。 舉報的理由是，學生認為他不熱愛毛主席。前兩次則分別是他在課堂講授中蘇邊界協定時，學生指責他有意抹黑中俄關係，以及在課間討論庚子賠款資助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被學生認為在刻意美化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進行的人文侵略。 因此，學生們斷定岳文山「屁股歪了」。 岳文山在一所位於中國某一線城市的知名高校任教，與學校簽訂了3+3的聘用合同，即經過3年的聘用考核期後，需再簽訂3年的聘用合同，考核標準與第一個3年一樣。 但因為這三次舉報，岳文山失去了原本已經拿到的某社科項目的資金，沒有項目加成，他每個月只能從大學領取基本工資，每月摺合7000元人民幣。同樣因為失去了上述社科項目的加持，他很可能在與大學簽訂的合同到期後，而陷入「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師困境，即被大學掃地出門，陷入職業危機。 第三次舉報發生後，他所在的學校和學院領導更是多番找他談話，要求他必須立刻、馬上端正思想，摒棄西方學術界灌輸給他的「毒藥」，要熱愛國家、熱愛人民、堅守共產主義理想。 與岳文山陷入共同的困頓境地的還有程紅山。但是和岳文山的青年教師的身份不同，程紅山已經在一所知名高校拿到了教授的頭銜。因此，他也敢於更加理直氣壯地與學校管理層的霸權相抗衡。 最近的一次衝突為：課堂上，程紅山發現了座位倒數第三排一位戴著口罩的學生並沒有認真聽他講課，也不會和其他學生一道跟隨他的講課節奏去觀看他的PPT。出於疑慮他走到了該名戴口罩學生的旁邊，詢問他是哪個學院的學生，為什麼會選擇來旁聽他的課程。但該生不出所料，支支吾吾，程立即明白他的來意，遂高聲呵斥其離開。 事後，經多方復盤，這名看似是學生的人其實是學校安插在課堂的「信息員」。 信息員即在學生中間招募的負責監督高校教師課堂言論並即時上報學校管理部門的監視人員。隨後，程紅山闖入學院院長辦公室，質問他為什麼要在他的課堂安插信息員。但聞訊而來的安保人員迅速將他帶離院長辦公室，至今他仍未得到一個答覆。 此次課堂間的衝突也給程紅山敲響了警鐘，「雖然這次我沒被抓住把柄，但是誰知道下一次會發生什麼呢？」他說。於是，他決定徹底躺平，課堂上不再引導學生進行思維發散，而是打開課本，讓他們照著念。 在中國的高校領域，程紅山從來不是第一個被迫躺平的人。在這之前的幾年內，已有多名知名高校教授被學校勒令不準接受媒體採訪、不準在公共場合發言、不準寫書，甚至到最後，也不再允許他們給學生講課。 與高校這種噤若寒蟬的生態幾乎同步，包括媒體、出版以及律師等熱衷於公共發聲和公共討論的群體也愈發頻繁地感受到了來自共產鐵鎚的重擊。 從最初被掐斷髮聲渠道，到不能發聲，到之後頻繁進行自我審查的不敢說話，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們循環經歷著被舉報、被解職、被拘捕甚至被迫流亡異國他鄉。 政治生態的高壓疊加各個互聯網公司不斷精進的言論審查技術的制約，異見表達對當今的中國人而言已成為無法企及的奢望。這標誌著，中國已正式進入失語時代。 網路圖片 噤聲、閹割、抵抗 2023年底，易明波原本打算像往年一樣撰寫一篇自己在過去一年對中國國內市場的觀察總結，並發在其個人的微信公眾號上。但觀望過後，他最終選擇放棄。 「現在的大趨勢是，所有人不能唱衰中國的發展，更不能對中國的各項經濟數據指手畫腳，雖然我們都知道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各項統計數據都是假的，但我們還是只能以這些假數據為公開發行的研究報告的數據為依據，否則很可能會被扣上尋釁滋事和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易明波說。 易明波現在在一家外國投資銀行的中國辦公室工作，負責帶領團隊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2017年，為了在全體社會氛圍「左轉」的趨勢中，盡最大努力自保，他申請到了香港公民的身份，將香港作為自己在形勢危急的時候撤出中國大陸的跳板。 「但國安法的施行讓我的這種未雨綢繆徹底淪為了泡影，現在除非可以移民，否則我只能謹言慎行，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也正因為如此，從2023年年底開始到現在，易明波拒絕了多家國內外媒體關於中國經濟展望的採訪邀約。 易明波並不是孤例，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因為害怕引火上身而選擇閉口不言。 「在當下中國的政治氛圍中，公開講話的所有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必須是『黨和國家是好的』，『國家的政策是正確的』，作為學者根本不能研究真問題，只能迎合官方決策，並在官方論斷形成的時候，千方百計地論證國家政策的合理性。這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專家的知識和學術求真淪為了為國家統治保駕護航的工具」，上海知名高校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 而當學者迫於來自學校以及黨務系統的政治壓力而不得已接受官方媒體的邀約，站在國家的立場解釋各項黨政決策的合理性和優越性時，也必須要事先經歷所在單位行政系統的連環發問，詢問內容主要為：你和記者是如何認識的？你們主要通過哪些通信工具進行溝通？你們是什麼時候進行聯繫的？記者都提問了哪些問題？你將做出怎樣的回答？ 在一一回答完這些問題，並且回答經過高校行政辦公室和學院主要領導的審查，在對方簽字同意後，學者才可以出現在官方媒體的報道中。 「想要審批快速通過，也是有訣竅可循的。比如在答記者問的回復中，第一句話我們可以以『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作為開頭，結束的時候一定要以『這充分反映了我們國家各級政府部門對上述問題的關切和對老百姓福祉的關心』作結。這樣一來，不管他們怎麼審查都很難挑出毛病來，我先閹割了我自己，其他人還能奈我何？」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 但自我閹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只把學術研究當成一項普通的工作來做，不在此基礎上賦予任何個人價值和個人理想，那出於風險規避的需要而進行的自我內容審查可能會相對容易。但事與願違的是，很多學者能夠熬過多年的學術訓練，肯定是出於對學術的熱愛，在這種前提下的自我審查必然是非常痛苦的，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違反人性的」，中國南方某高校社會學科學院的一位年輕教師表示。 對於這位年輕教師的表述，陳彤彤非常認可。在她看來，自我審查無異於在大腦中植入晶元，然後人被異化為機器，會根據外界指令對所表達的內容進行任意切割，並做到隨時切換頻道說出國家和政府需要和想聽到的話。 「但人畢竟不是機器，和機器相比，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且有思考能力的，所以有追求的人在這種自我閹割的過程中勢必要經歷巨大的痛苦」，她說。 而她正是這種痛苦的受害者。陳彤彤大學畢業於中國大陸一所高校的新聞學院，之後加入北京一家知名都市報，成為了一名深度報道記者，2023年上半年因其長期追蹤的一起案件的報道被編輯以「太過敏感」，「容易在社會層面引發負面情緒」為由拒絕刊發。對此，陳彤彤非常憤怒，她找到編輯，要求交代，但編輯只是告訴她，他的決定就是最終的結果，而且編輯沒有責任向她解釋什麼。於是，抗爭無果後，陳彤彤選擇了當場辭職。 回顧過去多年的媒體從業生涯，失眠、焦慮、重度抑鬱是陳彤彤的最後收穫。 辭職前，陳彤彤與北京各個媒體的新聞從業者會舉行定期聚會，在她自己進行的一個非常粗略的統計中，她發現所認識的記者、編輯中至少90%的人患有抑鬱症。究其原因，行業沉淪是大家最主要的痛苦來源，其中敢於抗爭和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的記者往往如陳彤彤般會被所在的媒體平台視為「危險分子」，而遭到所在媒體的刻意打壓。 「2022年是個非常大的轉折點，疫情管控進入第三年，每個人都如籠中鳥一樣，受到了大量非人的對待。與其他人相比，作為記者，我們看到了更多的人間慘劇，但是卻無處言說，承受的痛苦自然也會比其他人多很多」，陳彤彤表示。 而正是在同一年，「政治性抑鬱」一詞橫空出世。對於政治性抑鬱一詞，目前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根據約定俗成的說法，意指由政治事件誘發抑鬱經歷或由政治事件觸發、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 其中最讓她難以承受的一次經歷是，2022年年中，北京丰台某小區毫無緣由被突然封控，居民追問被封控的原因以及何時能解封的問題，均被街道人員無理駁回，這引發了小區居民們的不滿。但對於小區居民們的持續詰問，街道辦公人員毫不客氣地表示，再有人不服從街道的管理，他們將要求警察介入管控。 而此前因為封控來得毫無預兆，大多數小區居民家裡開始出現物資短缺的問題，更有很多人因封控而無法正常就醫，但因包括騰訊、微博、抖音在內的社交媒體將「封控」一次設置為敏感詞，並自動過濾掉相關內容，而導致上述小區居民們的求救無法傳遞到外界。 陳彤彤報社的一位同事恰恰在這個小區居住，於是在和編輯商量後，陳彤彤和該同事決定報道小區被封控後的處境和面臨的難題。但經過兩天熬夜工作提交稿件後，編輯卻突然改口稱，報社收到了宣傳部門的紅頭文件。文件指出媒體不能對國家疫情管控的方針政策進行質疑，更不能與國家政策進行對抗，相反，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應該積極擁護相關政策並正視基層人員的付出。 於是，編輯直接告訴陳彤彤和同事，「寫一寫小區在疫情期間的管理吧，重點放在小區的管控如何對新冠病毒進行了嚴防死守，使得疫情沒有繼續擴散，同時強調一下基層管理人員的付出、辛苦和不容易」。 在陳彤彤和同事看來，如果他們真要根據編輯指導的方向進行稿件采寫的話，無異於助紂為虐，且在他們看來，編輯提議的稿件根本不是新聞，而是政治宣傳。 但是對於他們的抵抗和拒絕，編輯只留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話：「不能接受的話，你們可以選擇離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形容中國新聞界的現狀恰如其分。以中共中央宣傳部為主的監管部門的強勢介入，以及黨支部在各個媒體的紮根，「媒體姓黨」也已成為各個媒體的共性之一。在這種情況下，迫於監管和保住工作的壓力，媒體從上至下的管理層紛紛轉向，從新聞生產者搖身一變成為了政治宣傳的迎合者，並配合監管部門在自我閹割的基礎上對有自我意識的個體進行進一步的壓制，這直接導致，自由、抗爭、講真話在新聞行業已成為了稀缺品。 迎合，迎合，還是迎合 在新聞從業者眼中，這種被要求「唱好」國家行政力量的稿件被統稱為「任務稿」。而近兩年，在「媒體姓黨」愈演愈烈的大趨勢下，媒體所承擔的「任務稿」重擔也在越來越重。 「比如兩會、房地產和戶籍政策、官員的對外出訪甚至官員落馬等題材，媒體不被允許自行進行報道和對相關政策進行解讀，但我們還必須要刊登相關新聞，也就是要一字不錯地轉發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通稿。從這個角度上說，媒體基本上已經喪失了其最本真的、『原教旨』般的媒體特性，相反只是淪為了一個發聲工具，也就是俗稱的喇叭」，一位在某知名媒體任職多年的資深媒體人評價道。 被迫充當「喇叭」的還有學術研究人員。楊夢玲是某知名985高校的一位在讀博士，所學專業為政治學。在申請博士之前，她做好了萬全的準備，她堅信自己是熱愛學術的。 但是博士研究進行了一年後，她的想法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並反覆告誡她碩士時期的師弟師妹們，想要在國內讀博的話，一定要慎重。 「與理工類專業不同，當下國家對高校學者的要求和指示是，包括政治學在內的文科專業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必須是論證我們國家當下的政治制度是最優的、是最適合中國人民的。學術研究是要研究真問題的。而一旦其被率先套上了一個緊箍咒，那就不是學術了，和肉喇叭沒區別」，楊夢玲說。 楊夢玲所描述的這種情況近兩年在學術界已成為常規操作，最知名的案例為，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曾發表題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和《義和團運動不能被『污名化』》的文章，兩篇文章均首先出現在中國歷史類核心頂級期刊《歷史研究》上，署名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 兩篇文章一經在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微信公眾號面向公眾發表，便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和討論，中國社交媒體用戶紛紛認為由官方機構發表的兩篇文章是在為「閉關鎖國」和以義和團為代表的官方暴力行動「正名」，一時間眾多網民紛紛感慨國家在開倒車。 大眾的憂慮不無道理。 《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主要內容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的政策沒有阻斷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交流，但造成了消極防禦和對西方先進科技的漠視，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遭到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筆。文章還指出，明清的閉門政策並非「閉關鎖國」，而僅僅是「自主限關」，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義和團運動不能被『污名化』》則在承認義和團運動的局限性的同時，指出義和團運動的主旨是農民階級為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為了中國的救亡圖存所進行的嘗試。 「這種強詞奪理和對歷史的扭曲顯然是在對明清封建王朝脫離世界主流序列和發動的民間暴力『招魂』」，歷史研究領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如此表示，同時強調，國家智庫的這一舉動更讓人感覺不寒而慄的地方在於，作為國家機器的代言人，這種為不合理和暴力「正名」的意圖顯然是對國家可能要對這種不合理和暴力進行的效仿而事先進行的鋪路。 對於這一境況，上述學者更是直言：「對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個知名高校具有行政身份，諸如院長、校長、主任、所長等職位的人來說，他們的黨內身份在其學者身份之上，這決定了為黨服務是他們所在職位的第一要義，學術研究則在其後，兩者相衝突的時候，學術身份必須要讓位於黨內身份。換句話說，這些人已經不能被稱為人了，他們是經過黨和國家改造後的工具」。 「工具論」在法學領域則更加明顯，「法政不分家」也是楊夢玲所在的政治學院一直倡導的理念，而在學術界要嚴格論證「政」在「法」上，即黨大於法，是不容推卸的責任。 這也是徐天浩對中國法律失望的主要原因。徐天浩大學畢業於一家知名高校的法學院，他至今難以忘記入學第一課法理學教授告知他們的法律的本質。「在我國，法律即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層施行的以維護政權安全為首要目的而進行的暴力統治的工具」，徐天浩說，「對於這個概念，我一輩子都忘不了。而在這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為，法律的本質應該是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 對於法理學中所提及的統治工具論，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徐愛國多年前曾公開發表文章表示中國法理學已死。 在這篇題為《中國法理學的『死亡』》一文中，中國的法理學缺乏內在的連貫性和思辨的論證性。同時他直言，在學術界，為了爭搶法理學的「頭牌」、「領袖」、「首席」和「大佬」的身份，學者教授們使出了渾身解數，這也使得法理學和政治的聯繫更加密切。 比如官方提出一個概念或口號後，法理學專家們就會把政治口號演繹成法學的口號，寫成法理學的官樣文章，登上法學權威或核心期刊，從而淪為學術服務於政治的經典代表。 比如官方說要發展市場經濟，法理學家就寫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官方說尊重權利，法理學家就寫法律權利本位說和中國人權體系；官方說走中國特色，法理學家就寫法治與本土資源；官方說改革開放，法理學家就寫法律全球化；官方說依法治國，法理學家就寫法治中國。這直接導致中國法學界的主要學術研究充斥著諸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如何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偉大綱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法治建設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等充斥著「假大空」及以政治討好為主的官樣文章。 在知名人權律師李建明看來，這些以提升自身政治影響力和政治身份為主的文章全部為學術垃圾。 「中國法學界對法治建設毫無幫助，相反因為身處其中的學者們的四處逢迎，導致我們律師在為案件辯護時，發現很多時候法官根本不會依法判案，相反更多地會依據那幫所謂的法學家的極具『政治性』的法學理論作為判決依據，這直接導致了無數的冤假錯案，最重要的當然還是人權無法依法得到保障」，他說。 而對於法學界的這種情況，多位接受採訪的法學界人士表示，這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最直觀反映。 2012年新浪微博開始興起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知名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賀衛方的個人微博賬號在短時間內迅速積累了數百萬的粉絲。但之後幾年賀衛方因其自由派言論，如沒有司法獨立就沒人是安全的、希望中國共產黨可以向北歐社會民主黨的方向轉變以及頻繁將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列寧政党進行比較等大膽和開放的言論，而被新浪微博禁言，其個人微信公眾號及個人微信賬號均被封。而他所任職的北京大學也不再允許他給學生上課，停掉了他的一切工作。與此同時，賀衛方也被所有中國媒體和出版社列入了「黑名單」，媒體不能再對他進行採訪，出版界也不能再出版他的圖書。 在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看來，賀衛方的處境反映了中國政府對言論空間和學術自由的打壓。「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或者說中國學術界人士在被中國共產黨肆意欺凌，知識界的尊嚴被放在了地上被他們踩在地上進行摩擦」，其中一位此前在新浪微博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表示。 而這種打壓也昭然宣示了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可以被黨以各種名義為借口而公然奪走，「賀衛方的公眾影響力隨著被新浪微博禁言，說沒就沒了，黨甚至不需要大動干戈，只需要稍微動動手指就能做到」，上述公共知識分子表示，並指出，「在國家權力面前，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脆弱」。 遙不可及的夢想 在以賀衛方、張鳴、朱學勤、莫之許等為代表的公共知識分子極度活躍的十年前，陳偉明以為看到了國家發展的最終方向。「我們當時甚至天真地認為我們國家會變得越來越文明、開放和自由，但誰知道，一切都成為了泡影」，他說。 十年前，陳偉明在一家知名出版公司擔任負責人，彼時，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大力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佔據了當年圖書暢銷排行榜榜首的位置。但十年後，回望當時，陳偉明倍感傷心：「舊制度沒有被破除，大革命也沒有如期到來，我們又進入了舊循環。曾經的希冀，到頭來發現，終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這怎麼能不令人難過」。 而伴隨著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被迫退場，中國媒體傳遞出的聲音也愈發保守和黨性明顯。 這一點在新聞采編資格證考試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在中國，只有通過新聞采編資格證考試後才能獲得由國家人社部和宣傳部門共同發放的新聞采編記者證。而只有獲得記者證後，才會被國家權力機關認定為「合法」記者，沒有記者證的新聞從業人員則會被統一認為在進行「非法采編」，可被追究刑事責任。 與之前相比，近兩年進行的新聞采編資格證考試的相關題目與新聞專業的關聯性越來越低，題目更傾向於考察參加考試人員對黨史和中國各級官員講話甚至各個主要黨政會議所傳達的會議精神的掌握程度。 比如試卷會要求考生回答延安精神的內核是什麼、偉大鬥爭是指什麼鬥爭、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征途是什麼，以及黨一直堅持「一切為了人民」，請具體闡述相應的會議精神和「一切為了人民」的內核是什麼。 在某知名高校新聞學院教授看來，這種考核與其說是在考驗新聞從業者的新聞執業能力，不如說在考驗新聞從業者的黨性。 「畢竟在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黨媒，那麼所有的新聞從業者自然都應該是黨的喉舌。從這個角度出發，對從業人員進行黨性測試太正常了」，上述新聞學院教授表示。 而對新聞工作者加強黨性教育除了每年舉行一次的新聞采編資格考試以外，媒體內部進行的黨建工作則更加赤裸地宣示了「媒體姓黨」的國家方針。 蔣玉娜大學時期在輔導員的勸說下稀里糊塗地入了黨，她之前從來沒想過學生時期不明所以的行為現在會給她帶來如此多的不便。 「作為黨員，每周我都要去和我所在媒體平台的其他黨員一塊兒開一次黨代表大會。會議開始前，領導會用手機播放國際歌和國歌，然後每人需要站起來發表兩分鐘的黨務學習心得。場面極為尷尬和滑稽，但是一旦加入了共產黨，黨要是不開除我的話，我根本無法自行退黨。可我又實在厭惡這種壓迫性的宣誓效忠儀式」，她補充到，「我所在的媒體並不是黨媒，而是一家市場化媒體，所以在這件事情真正發生前，我從來沒想到我會陷入如此滑稽的境遇」。 這也是陳彤彤的困惑之一。她之前所在的媒體也是所謂的市場化媒體，也就是說媒體機構的所有開支由媒體自身自負盈虧，黨政機關不會像對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那樣給與我們財政撥款，「但後來我們居然變得比黨媒還要黨媒」，她說。 對於這一比黨媒更像黨媒的特性，陳彤彤舉了一個例子：之前湖北某地曾發生一起樓房坍塌事故，死傷30多個人，算是一起非常嚴重的事故。按照常規的新聞操作方式，記者肯定要前往當地對事故原因和死傷情況進行調查和報道。但當時值班的編輯部主任卻認為這種災難性事故有損地方政府形象，媒體報道會引發社會憤怒進而有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不允許對該事故進行報道。 但諷刺的是，之後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共北京市委主管的北京日報都對事件進行了報道。看到這些媒體的報道後，她和同事對編輯部主任的決定都感到非常憤怒，但又無可奈何，「只有他把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記者趕走的份，而我們卻無法動他分毫。這是新聞界非常殘酷的現實。」 「現在的中國媒體行業已經沒有黨媒和非黨媒的區分了。相反，此前認為自己是『非黨媒』的媒體相對於傳統的黨媒來說，缺少了黨的行政機關作為主管單位，而這種主管單位事實上會為媒體提供庇護，因此，在缺少庇護的前提下，所謂的『非黨媒』只能表現得更紅更黨性十足，才能求得一個相對安全的生存機會」，上述知名高校的新聞學院教授表示。 在這種情況下，和法律界的劣幣驅逐良幣一樣，具備新聞理想和新聞專業能力，但不願意向黨性屈服的人，只能被迫離開新聞界。而那些願意放棄新聞學的尊嚴並選擇隨波逐流的人則在黨指揮新聞的編輯部辦公室如魚得水。 不過對於一些人的留守，隋占波認為不必上綱上線、大加抨擊，「就是一份職業、一份可以掙錢的工作而已，經濟如此糟糕，很多人需要賺錢養家養孩子，只要他們沒有違法，我覺得對個體的行為不必太過苛責」，他說。 隋占波現在在一家傳統意義上的「非黨媒」任職副主編，相比於被指責「背叛了新聞」，他覺得更困難和彌足珍貴的是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堅守。 但他的樂觀和自信正在被逐一擊碎。事情緣起於隋占波派手下的記者撰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出行巨頭滴滴裁員的報道，在事先的判斷中，他認為首先滴滴的裁員行為是單純的企業出於自身的業務變化而進行的商業行為，而涉商業報道，相應的尺度會比較寬鬆；其次，對企業的報道不涉及黨、不涉及政治，在他看來是相對安全和可控的。 但事與願違，報道發出不到7個小時，他所在的編輯部收到了主管內容審核的副總編輯發來的刪稿命令，同時該副總編輯對隋占波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在副總編輯眼中，隋占波的「罪狀」如下：此前滴滴私自在納斯達克上市，引發國家相關部門的震怒，隨後滴滴退市並被要求整改，與此相伴隨的是業務受損，所以此次的裁員報道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國家相關部門對滴滴的監管造成了滴滴裁員的後果，這是在與國家職能部門進行對抗；其次，在當今經濟下行，各行各業都在裁員的大環境下，公然報道企業裁員，會引發社會不穩定，對國家維穩部門帶來大量的工作壓力。 對於這份罪狀，雖然不認可，但為保住工作和收入，隋占波還是連夜寫了近一萬字的檢討信。檢討信的主要內容為：第一部分，詳細闡述了他指揮記者做這樣一篇報道的動機和初衷，並表明他及記者均無意對抗國家大政方針；第二部分，詳細羅列整個采編過程，包括採訪了哪些人，對方進行了怎樣的表述，對方有無對國家監管的抱怨；第三部分，深刻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今後必定會繼續加強對黨務文件的學習，提升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對於自己的這一處境，隋占波有點無奈，但作為成年人，他非常清楚他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現在就是領導讓吃屎，我都得笑著吃」，他說。 知識分子的消亡 那現在中國還有沒有公共知識分子？ 「沒有了，被一網打盡了」，社科圖書編輯白國明說。 十年前，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的知名學者楊奎松曾撰寫了一本名為《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的圖書，並成為了當年的暢銷書。該書主要探討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悲劇：他們是最早投身於救國救民的一群人，但最後卻在政治中不知所措、受人輕視。 對這本書的書寫和書中提及史料的探尋也解答了作者自己曾經的疑問：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當年竟會停止思想，集體轉向？ 相對於包括東歐各國在內的歐洲知識分子群體，「轉向」即政治立場的轉變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更為常見。白國明便曾親歷身邊多人在「左」「右」之間的反覆橫跳。 「比如在八九運動風波之後，即使面臨著巨大的國家暴力威脅，很多人還是堅持自己對民主政體的嚮往和期待國家可以進行民主轉型。但很遺憾，隨著國家暴力的升級，在殺一儆百的暴力恐嚇下，以及很多人確實因為個人的立場表達付出了終身的代價，趨利避害也因此成為了更多人的現實選擇」，白國明表示。 但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僅是原因之一，在接受採訪的多位學者看來，行動者在採取行動之後，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巨大的失落感和無力感，這相比外界的政治壓力更為致命。 獨立學者李建成在中國政府近幾年大舉消除異見者的各種行動過後，便處於地方警察的嚴密監控之下，並且因為被列入了可能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的黑名單，他無法搭乘飛機和火車。但是對於自己曾經的堅守和公開言論，他從來沒有後悔過。偶爾唯一感到失落的地方是，有時候朋友會帶年輕人拜訪他，但對於他曾經所做的事情，大多數年輕一代根本不知道，甚至在很多年輕人眼裡，他就是一個稍微有點學識的普通人。 「外界好像已經把我給遺忘了」，李建成有點難過。他更想不通的是，他曾「鋌而走險」，但在失敗後，所有的代價卻全部是由他及他的家人承擔的，甚至他為之赴湯蹈火的那些人壓根兒不記得他。 「英雄」的盡頭是滿目荒涼，這種案例在當下的中國不勝枚舉。 曾經力排眾議在某黨媒發文公開指責某副國級官員拒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行為是亡黨滅族前兆的一位學者也曾多次在北京某公園質問與他聊天的人知不知道他是誰，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後，則會氣憤地質問對方，為什麼連他都不知道？ 與這位學者相熟的一點陣圖書編輯表示，近兩年，該學者的微信朋友圈全部是讚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字。 「他也完成了轉向，正在積極擁抱主流」，上述圖書編輯表示，並對這種行為給予理解。 「在中國，行動者走到最後都是孤獨的，他們會因為自己的異議被國家排除在主流序列之外。而中國人在幾千年來養成的對權力的畏懼，又直接導致大多數人選擇對這些人敬而遠之，以免惹禍上身。在這種境遇之下，毫無疑問，個體會陷入巨大的孤獨和挫敗中。而為了使自己得到解脫，積極向主流靠攏，並期待融入大眾，也就成為了一種人生執念」，該圖書編輯指出。 而這也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同樣飽受磨難和摧殘的東歐知識分子之間最大的區別。 白國明十年前曾在某知名出版社的組織下，和一群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前去東歐考察。在波蘭，他們見到了一位在蘇聯時期便曾領導波蘭人民抵禦獨裁統治的工人運動領袖，而在蘇聯解體後，他便回到了波蘭東部某小城的一個造船廠，在製造車間任職管理人員。 在見到他後，前來訪問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倍感詫異，他們疑惑這位昔日的工人運動領袖在功到垂成後為何又甘心重回工廠，他們反覆向他詢問，這中間是否會有心理落差。 「沒有落差，那位曾經的運動領袖回答得非常乾脆」，白國明說。而他當時的坦承與平靜更是讓白國明印象深刻，以至於在十年後，他仍能清晰的複述出對方當時的回答，「上帝一直與我同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完成的。我們取得成功的話，會把愛與和平帶給更多的人，這是上帝的旨意；但如果失敗了，我相信上帝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子民，仍會給予我愛與庇護」。 因此，在中國多位熱衷公共活動的獨立學者看來，精神信仰是抗爭者最後的堡壘。但在中國，除孔孟之道外，幾千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賴以進行精神寄託的宗教。所以，在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的抗爭之路走得更加艱難，也更加令人敬佩。 王志剛曾是一位人權律師，在「709」人權律師大抓捕之後，律師行業變得風聲鶴唳，他也因為聲援被抓捕的律師而被國家相關部門吊銷了律師執業資格，之後他在中國互聯網的一切痕迹也被消除得一乾二淨。讓狀況變得更加糟糕的是，王志剛的身份證無法註冊手機卡和各種通訊軟體，科技的進步反而將他和外界隔絕開了。所有這一切的管控措施直接導致，在外界看來，王志剛這個人似乎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存在過。 但與大多數其他被迫害和被失聲的人不同，同樣沒有精神信仰的王志剛並不覺得孤獨。「其實也不能說我沒有精神信仰，我信仰民主、自由，我信仰生而為人，我們有免除恐懼的自由。所以我從來不會後悔我過去的所作所為，因為我堅信，我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堅持正確的事情，有什麼可後悔的呢？」他說，並強調，世界歷史浩浩蕩蕩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有太多的先驅者、抗爭者和對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人都淹沒在了歷史長河中無人知曉。 「這些人比我偉大得多，世人都忘了他們，我又憑什麼要求大家一定要記住我。在我看來，堅持做正確的事情，不與邪惡為伍，從不應該成為一種值得稱讚的優秀品質，而更應該成為每個人的道德基準線。所以我會告訴每一個前來拜訪我的年輕人，不要管周圍人怎麼看、怎麼想，堅持做你認為正確的事情，然後努力奔跑，我們要堅信，在將來，光明一定會戰勝黑暗」，王志剛說。 文章來源：莽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