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包推付費服務後使用者大減 單月流失用戶六百萬
2026 年 6 月 5 日
本周二（3日），中共官媒、官媒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稱大陸網上遊戲軟體是「精神鴉片」；與此同時，中共更以「大躍進」模式發展體育產業，發展目標是到2025年體育產業總規模達到5萬億元人民幣。應該說，中共站在「道德高地」上譴責「精神鴉片」，又以「舉國體制」大搞體育產業，總令人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因為中共在1949年之前，自己也曾販賣真正的鴉片。 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2013年8月刊發《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一文說，種鴉片的地區，在中共歷史上不止於陝甘寧邊區，時間也不限於延安時期，比如所謂「解放戰爭」時期曾在東北大量種植罌粟。該文援引1947年在東北行政委員會遼東辦事處工作的王錫富的回憶：「為支援前線，一九四七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在臨江、長白、扶松、蒙江（今為靖宇）等四縣大量播種罌粟。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總店下設四個分店，每縣設一分店。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秘書長孫敬之兼任」，「種大煙的多為個體煙戶，也有機關和部隊參加生產」。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者陳永發曾於1990年發表論文《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該文指出，當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時，甚至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朱德、賀龍和王震等等軍頭都是鴉片販子。當年中央靠賣鴉片獲得經濟支援，成了延安半公開的秘密。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一文中表揚「死得重於泰山」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其實是死於燒制鴉片過程。 據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七師分會蔡曉鵬《往事輝煌——新四軍七師暨皖江根據地創新發展戰時經濟的歷史回顧》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領導下的全國各根據地處於最艱難時期。根據地縮小、部隊減員、供給困難成為各根據地面臨的三大難題。而新四軍七師皖江根據地，主要靠拓展「特種貿易」（即販賣鴉片），以百倍以上的差價，為根據地獲取了巨額利潤。 毛澤東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號召全國「鍛煉身體，保衛祖國」，但他領導之下的中共卻又曾經種植罌粟和販賣鴉片，都令人有一種「違和感」。
在他們進延安之前，共產黨只有四、五萬的黨員，是一個非常小的黨，但是到了延安以後，因為大批知識青年的湧入，在大後方也有很多知識青年加入共產黨，共產黨就一下子從四、五萬擴展到四、五十萬，一下就壯大了很多。他是在共產黨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進到延安以後，他一下就感受到了這種不平等。但是他說，他是接受的，因為那些老紅軍經歷長征的艱難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個老紅軍跟他講過，長征途中，人餓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把路邊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來，一邊咬一邊走。 他對他們有一種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對等級制度並不反感。他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或者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沒有一種很平等的意識——本來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麼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毛澤東來講話，他也去聽了。他說，毛澤東針對丁玲啊、王實味等人對延安等級制度的不滿大講一氣。他（毛澤東）說，我就是點兩根蠟了 ，我就是穿斜紋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親就覺得你怎麼這麼心胸狹窄呀，我們無非就是批評批評嘛，也沒有要怎麼樣，你反而這麼激烈地反駁回來，這麼大肆地宣揚自己就是要特殊。這點他非常反感。 他後來一直說，他受刑受得是最輕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許睡覺，不許眨眼睛。他說，他熬過來了，但是關到保安處的另一個人是15天15夜不許睡覺，而且是把人綁在一個木頭的十字架上捆起來。你知道他說還有什麼嗎？有老虎凳。其實厲害的不是他們保安處，是黨校。黨校是社會部康生直接領導的。它是把人關在一起，讓你們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說那個地方就完全沒有章法，是非常厲害的。 後來我問過他，我說都給你關了一年多，你覺得這個是胡來，完全是胡來，你怎麼不想想這個共產黨不對勁吶，後來又跟著它一塊兒往前面走啊？他說，因為很快就開七屆一中全會了，那個時候抗戰也很快就要勝利了，當時李富春做的報告給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團結起來，向著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前進。 我覺得還是受那種思潮的影響：在整個大的革命洪流里，個人是無足輕重的，受點委屈，受點迫害是無所謂的，這是一種必然的犧牲。還是置於骨髓的中國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這一套，個人更是無所謂的，特別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人就是螺絲釘嘛，他不是有人性的東西。 【編註：晚年的李銳曾對延安整風有過深刻反思。他說：「所謂整風，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整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沒有成為『馴服工具』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來說，延安整風運動當然是成功的，黨內黨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識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階級性、黨性，消滅了一切人性，黨員都變成馴服工具。」 延安整風只是李銳挨整的開始。1959年中共「廬山會議」上，他因為批評當局發動的「大躍進」運動被打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黨內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北大荒勞動。文革期間因為批評時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被投入秦城監獄八年，直至1975年獲釋，1979年平反覆出。】 他後來自己對這一段的回憶說，那時候已經不涉及對這個黨，對毛澤東還有崇拜的成分在裡頭，但我覺得他對黨，對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記和上訴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說：我本質上是要革命，我是黨里的忠誠的戰士，我對這個黨，對毛澤東沒有二心；我犯了錯誤，我誠心誠意地承認我犯了錯誤，我是要改正錯誤，我還是希望黨能夠啟用我。我覺得他並不是很明確地認識到這個黨已經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個反人性、反人民、反國家的這樣一個黨。可能是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和政治氣氛是非常的高壓的，人其實沒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間。 我覺得後來能夠讓他靜下心來，徹底地回過頭去反思、去思考那還應該是六四了。那個時候他其實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個黨了。他覺得共產黨走到這一步就已經完了，走到頭了。 六四以後讓他接手中共組織史資料的編纂工作，他就接觸到了很多他進延安之前的資料。因為共產黨的級別是很森嚴的，他一個做工程的水利電力部的人是接觸不到這些共產黨的組織方面資料的。而他又是進了延安以後的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對於之前中央蘇區的事情，紅軍在進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這一部分的歷史檔案資料使他非常的震撼。還有就是當時鄧穎超看著、守著，一定要把周恩來生前的很多東西銷毀，這是經過他的手。在銷毀之前，他看到了周恩來的很多批示，他覺得比「四人幫」還「四人幫」，那對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動，認識到從黨的根兒上，一開始就不對，我覺得跟他接觸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關係。 【編註：李銳在《李銳口述往事》中說：「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對自己人的整肅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蘇區的肅反、打AB 團等，共殺了十萬人，直到延安的審干、搶救運動，各根據地的反托派，小的無數，真是太可怕了。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結論。」】 我問過我父親，你從什麼時候就比較大徹大悟了？是不是因為59年廬山會議把你給開除（黨籍）以後，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監獄裡頭呆著，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說不是。他說是他平反覆出以後，1979年，我記得應該是5月份到美國來。一下飛機，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國那種富足，老百姓那種自由，臉上那種很隨意、很坦然的樣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圍。他對超市、大街上的汽車、高速公路也都特別有興趣。因為他過去只去過蘇聯，蘇聯那時候其實很貧窮。但是他到了美國一看，原來是這個樣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經這樣富足了。他說是踏上美國國土的那一瞬間，他徹底醒悟了：這個是我們追求的社會主義，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國度。當時一下就覺悟過來了——共產黨的這條路線已經完全錯誤了。 他最後徹底的醒悟就是習近平要修憲要連任，這個老頭子就徹底絕望了。因為習近平邁出了這一步，那他徹底看明白了。 【編註：2019年2月，李銳去世，享年102歲。中國歷史學者、《李銳口述往事》的編纂者之一丁東寫道：「李銳先生早年滿腔熱情參加了這場革命運動，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晚年對革命進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縮影，是中國民族百年滄桑的一個縮影。」】 李銳，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澤東前秘書，先後三次受整肅，中共黨內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銳在有關是否應當興建長江三峽大壩的「御前辯論」中力陳建壩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澤東的注意和賞識，旋即被收納為毛的秘書。在1959年中共領導層在廬山召開的會議上，李銳表示支持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反對毛澤東在經濟上的瞎指揮，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整肅。 毛澤東拒絕接受彭德懷的批評，將彭與彭的支持者打成「反黨集團」予以撤職和迫害，堅持他的已經造成災難的經濟政策，最後導致幾千萬中國人在風調雨順的三年里被餓死。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依據當時其本人在會議期間的筆記寫成，成為中共黨史上罕見的當事人基於當時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高層殘酷鬥爭的第一手詳細歷史記錄。 1937年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李銳以地下活動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達延安。他後來回憶：「我二十二歲進延安，二十八歲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應當講對我這一生有著根本性的影響。」 李南央稱，她從小很少跟父親在一起，跟父親不親；只是後來隨著她自己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以及李銳的思想轉變，他們父女關係才越來越親密，她成為父親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後，李銳把對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非常有價值的個人生平檔案資料都交託給李南央，並由她轉贈給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那裡的資料對所有的研究者開放。 李南央在這裡主要講述了李銳在延安的經歷，其經歷顯示中共在其黨內鬥爭中誣告和有系統地、大規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歷史悠久的傳統。然而，在延安經歷了誣告和酷刑之後，李銳並沒有因此而覺醒。李南央說，李銳的徹底覺醒是在他102歲生命最後的時期。
四八年奔赴延安，踏進那深不可測的歷史騙局，明白誤讀了那些動人的口號時，已付出整整一生的代價。四十年後生命深處的美好夢想終於被喚醒。 林牧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五個多年頭了，最近才讀到他晚年留下的回憶錄《燭燼夢猶虛》，看到他對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別是對當年投奔延安的反思。 林牧在學生時代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嚮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蘇聯式的經濟平等，與當時許多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一樣，他們對蘇聯很不了解，雖不贊成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一黨專政，卻誤以為蘇聯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經濟平等。他不贊成階級鬥爭特別是流血鬥爭，所以選擇加入民盟而不是共產黨，就是希望走第三條道路。 單純學生誤讀 毛澤東的漂亮口號 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第三條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一封信中說：「現在中國大勢，不歸於楊，必歸於墨，中間道路走不通了。楊子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愛，庶幾近之。」他天真地以為中共是講博愛的。在經歷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後，到晚年才明白他們年輕時誤讀了中共，他將這些誤讀概括為三點： 一、當時他們以為毛澤東提出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對一黨專政」、「反對黨化教育」、「保障人權」、「建立（多黨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等主張都是有誠意的，既適用於國民黨，也適用於共產黨。 二、他們贊成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誤認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誤認為「新民主主義」比「舊民主主義」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雖然他們知道「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但那畢竟是在遙遠的未來。何況他們也贊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只是不同意一黨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而已，他們當時認為中共與蘇共不同，自抗日戰爭以來中共一直強調民主與人權，連根據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據地」，各個根據地制定和頒布了保障人權的條例，所以他們天真地認為中共推行的社會主義可以避免一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 他在學生時代喜歡讀《大公報》、《觀察》周刊，與儲安平通過信，還到上海找過儲安平，托儲幫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無疑更接近自由主義。而在一九四九年的前夜，像他那樣中間偏左、最後上了中共這條船的青年學生很多，可見毛澤東對外打出的那些旗號有多麼蠱惑人心。他們有理想、有熱情，天真爛漫，涉世不深，對國民黨的統治不滿，對共產黨的那一套同樣不喜歡。其實，當他們一踏進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隱約聞到了不太對勁的氣息，有不能適應的感覺，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現實。 延安的黨化教育令人苦不堪言 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們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學生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學宜川分校。黨化教育、思想彙報都令他們不快，有人就一再公開聲明：「我是來參加中共的民主統一戰線的，我是來反蔣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綱領，我不贊成中共的黨化教育。」有人公開反對彙報思想，說「國民黨特務才彙報思想呢」。不久，即發生了「宋紋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學院同級的同學，一個人辦了一個壁報，自編、自寫、自抄，表達對中共、對蘇聯的不同意見，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認為宋不僅思想反動，還可能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理由包括： 宋的壁報在報頭上灑滿「小雪花」，就是要在紅色根據地建立一些白色據點；宋在自傳中說，中學時就反共，看到孫中山遺囑中「共同奮鬥」時，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報上畫的地圖，畫了一個大箭頭，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進攻延安。 林牧不以為然，認為特務會隱瞞，會偽裝，更不可能在自傳里寫上中學時見了「共」字也要扎一刀，關於「小雪花」和「箭頭」也可以說他的壁報和觀點在邊區只是小小的雪花，「箭頭」可能是說他的目的地是延安。這些問題使他的革命熱情減退了，他想起了離開西安前同學的一句臨別贈言：「這邊政治環境惡劣，那邊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說自己學生時代本來不是共產黨員和外圍組織的成員，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綱領並參加其活動的民主青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蔣介石解散民盟，這條路走不下去了，非共產黨的民主青年一樣要受到「特別刑事法庭」的審判，才把他們驅趕到共產黨這邊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共產黨，雖然主觀上下決心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要追求當時認為無比崇高的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黨性，但是黨性與良心、專政與民主、階級鬥爭與人道主義經常處於矛盾鬥爭之中，苦不堪言！」 從一次次殘酷的厄運中活下來 初到延安，他們身上還保留著獨立思考的習慣，隨著時間，慢慢地要這些習慣被抹平了。儘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組織紀律常常讓他難以適應，乃至「苦不堪言」，他卻沒有產生過脫離的念頭，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退路了，本來就是不滿國民黨而出走的，回到國民黨那邊去，也是掛了號，不現實，何況當時國民黨大勢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麼不適應，內心深處有多少掙扎，也只能順著這條路走下去，這就是包括林牧在內的那些青年的命運。 他們多數人的經歷都證明這是一條通向煉獄之路，也是整個民族通往煉獄的路，卻宿命般的無法避免，千千萬萬的個體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萬劫不復。今天，我們看到了結果，看到了六十多年來一點點展開的這個過程，何等殘酷，何等無奈。血肉之軀被冷酷無情的機器碾成粉末，連每一滴血都被榨乾了，叫喊無地，四顧茫然。如果說他們年輕時所處的國民黨時代是一個可以流血的時代，那麼之後進入的是一個欲流血而不得的時代，這是古往今來未曾遇到過的。 「燭燼夢猶虛」，林牧先生的回憶錄以他一九八九年逃亡之時的這句詩為書名，實在貼切，凄涼、悲愴而又意味深長，人間的理想主義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燼生命的蠟燭，也訴說不盡其中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並不諱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躍進」時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謬、做錯事最多的」。「在平時是雙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傾』等癥狀運動中，良心、民主、人道主義就會情不自禁地露出頭來，說出口來。」穿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層層疊疊、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一次次的厄運纏身，批判、監禁、自殺……林牧活下來了。 一九四八年他奔赴延安，踏進那個深不可測的歷史騙局中，最終明白誤讀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傳，誤讀了那些動人的口號，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價。那些潛伏在他生命深處的美好夢想終於被喚醒，一九八九年以後他重新走上漫長的告別之路，告別這個「中國有史以來極端性、嚴密性、殘酷性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專制主義制度」，《燭燼夢猶虛》就是他留下的血淚交錯的紀錄。 林牧簡歷： 林牧於1927年10月18日出生，浙江義烏人，1946年入讀西北工業大學電機系，在校期間參加中國民主聯盟，1948年加入中共，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副處長，1960年，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出任陝西省省委書記時，林牧出任中共陝西省委副秘書長，擔任胡耀邦的政治秘書兼助手。 1965年1月，文革初期，林牧協助參與胡耀邦在陝西發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等「改革」。結果慘遭失敗，受到長達12年的政治迫害。期間兩度入獄、兩次被開除中共黨籍並被判處八年半勞改。 四人幫倒台後，於1978年11月獲得平反。先後出任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副秘書長、國務院科技幹部管理局長、中共西北大學黨委書記。 林牧早年在中共黨內仕途平步青雲，深得信任，晚年成為中國著名的自由知識份子，異見人士。大肆抨擊中國共產黨。 1989年，林牧因公開支持並參與由胡耀邦逝世而引發的學生運動，在六四事件後被開除黨籍與所有職務。 1995年，林牧被推選為「中國人權」國內理事，同年與45名著名科學家和學者發起「呼籲寬容」建議書以及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要求釋放異見人士。結果在該年5月，被非法拘留三天，並不斷遭到騷擾與打壓。 1998年至2004年，林牧被推選任「中國人權」榮譽理事。晚年一直居於西安，撰寫了一本回憶錄《燭燼夢猶虛》，同時在境內外發表思想、言論、紀實、雜文與詩詞約50萬字，所主編的《中國風俗》叢書凡30卷，先後在西安、台北出版。 2005年1月18日至31日又因趙紫陽逝世，林牧曾被公安人員非法拘留。 2006年10月15日下午1時於家中突然逝世。 什麼是六四？（作者：林牧） 「六四」是甚麼？ 是試金石和陰陽界； 真在這邊，假在那邊； 善在這邊，惡在那邊； 功在這邊，罪在那邊； 人在這邊，鬼在那邊。 「六四」是甚麼？ 是驚天雷和警世鐘； 它驚醒了半個世界、一個世紀的狂想， 它打破了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迷夢，它促使人們從真理壟斷、權力壟斷、武力壟斷和經濟壟斷下開始新的思考和選擇！ 「六四」是甚麼？ 是一筆血債； 他們不僅欠下了千萬個直接死難者的血債，也欠下了全民族、全人類的血債！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不論君主國家、民主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古代、近代還是現代—這都是亘古不變的鐵則！ 「六四」是甚麼？ 對於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執政者來說，它又是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源，誰善於運用這一筆資源，並對其作出正確的評價和處理，誰就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和國際社會的讚譽，甚至成為名垂青史的偉人—即就是那些對人民犯過罪的人，也可以立功自贖，獲得新生！ 中共領導班子的新舊交替就要進行了， 億萬公民大睜著雙眼在密切的注視著你們，無數死難者的英靈也在大睜著雙眼—密切的注視著你們！ 是從善還是怙惡， 是順民心還是逆民心， 請善於作出抉擇， 請早日作出抉擇！！！ 選自《北京之春2002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