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電子中國戰略生變？官方公眾號進入註銷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據澳洲人報報道稱，澳大利亞房產擁有者正面臨近三十年來最嚴峻的住房還貸壓力，大多數家庭不得不將近一半的收入用於支付房貸，以維持住在自己的家中。 澳大利亞房地產協會（REIA）的季度《住房可負擔性報告》（HAR）紀錄顯示，目前是自1996年以來最差的指標數據。 在全國範圍內，平均房貸還款額現在占家庭收入中位數的48.1%，比6月季度上升了1.3個百分點。 澳大利亞房地產協會主席Leanne Pilkington表示，該報告凸顯了利率上升、儲蓄減少以及租房供應有限——尤其是受到像Airbnb這類平台的影響——使得澳大利亞人愈發難以找到住房。 「隨著市場上可供出租的房源減少且成本飛漲，許多人發現自己無法負擔，而潛在的買家也因為更高的借貸成本而感到壓力倍增，」 Leanne說道。 為了維持自己的居住房屋，新州的房主正將近五分之三（57.9%）的收入用於償還貸款。而昆士蘭州是支付收入的46.8%，南澳是支付收入的46%。 由於墨爾本及周邊地區市場的疲軟條件，各州的住房可負擔性現已超過維州，維州目前的住房可負擔性為45.8%。 塔州（43.1%）和西澳（39.5%）的住房可負擔性下降了超過1個百分點。但在6月季度，澳大利亞的每個領地家庭預算都有所改善，約三分之一的收入用於支付房貸。 自11月以來，儲備銀行將現金利率維持在4.35%，這在很大程度上減緩了房價增長的勢頭。PropTrack高級經濟學家Anne Flaherty表示，許多家庭感受到了壓力。 「澳大利亞大多數家庭的實際收入都在下降，同時租金和購房成本卻在上漲。此外，利率當然是另一個因素，讓借款變得更昂貴，」 Flaherty女士說。 《住房可負擔性報告》顯示，目前平均標準浮動利率保持穩定在8.8%，三年期固定利率則為6.8%。 儲備銀行行長Michele Bullock本周警告說，直到通脹回落到2%-3%的目標區間之前，利率不會下調。她警告說，一小部份浮動利率的房貸持有人——大約5%——現金流為負數，可能不得不出售房屋。 聯邦反對黨住房事務發言人Michael Sukkar表示，這些數據證明住房危機已經失控。 「現實是，在過去27個月的工黨執政期間，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新的資金、沒有新的想法、沒有新的住房，對於首次購房者沒有任何支持，也沒有給租房者提供任何新措施——而是無數次的承諾落空。」 Michael說：「在工黨的領導下，澳大利亞人和澳大利亞置業夢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人們觀察到，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似乎失去了奮鬥和創新的動力。因此當下對年輕人好一點、重建年輕人的信心至關重要，其中的關鍵是幫助他們（再）就業。 近年來經濟風雲變幻，各個年齡段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其中年輕人遇到的困難尤其引人注目。 前一段時間，某投資銀行員工跳樓事件引發了廣泛討論。這位員工擁有高學歷，上的又是頂尖985名校，而且一直拿著高薪，實際上已經衝進了金字塔的頂端了，完全可以說是年輕人的「成功榜樣」，這樣的結局令人唏噓。 01 當年輕人失去奮鬥的動力 近期其他類似事件中的當事人，不少也是三四十歲的高學歷年輕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曾經擁有過薪酬相當豐厚的工作，但是在因降薪、失業和投資失敗等原因導致個人資產負債表失衡後，卻成了受挫感最強的一個群體，甚至在巨大壓力下崩潰。 這些名校畢業、原本拿著高薪的年輕人的悲劇，之所以特別能夠贏得人們的同情，是因為這種現象讓人產生年輕人「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底層人實現階層躍遷」這種預期破滅的唏噓。 以往，這些優秀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上名校、入名企、拿高薪並定居在大城市，說明還是有可能不憑出身、不靠關係取得成功的。因此生活是有盼頭的。 但是連這麼優秀的人也陷入困頓，更何況其他年輕人呢？人們觀察到，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似乎失去了奮鬥和創新的動力，要麼拚命考公（考編）求一份安穩工作，要麼躺平甚至啃老。 網路圖片 當然，這與時代變遷有關。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那些年，年輕人只要肯努力並能夠抓住機會，即便成不了巨富，也有可能改變階層。現在，即便有了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實現階層躍遷也難上加難。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經濟低谷也有可能孕育著新機遇並倒逼創新，因此對年輕人好一點、重建年輕人的信心至關重要。 這幾年來，社會對年輕人可能並不是特別友好。年輕人不願意結婚、不願意生育（這尤其表現為嬰兒出生率的腰斬式下降），可能是他們一種無聲的反抗。如何對年輕人「友好」一點？本文試圖從社保制度的一個細節入手分析。不過，在討論之前，為了聚焦問題，可能還需要先界定一下「年輕人」。 在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清晰的不同「世代」概念，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往往只用「年輕人」和「老年人」來說事，許多人實際上是把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都稱為「年輕人」。 但是嚴格來說，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紀出生的人，是屬於不同世代的。王明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說，這幾年雖然人們普遍感覺到過日子都難了，但是對於不同年齡段，難的程度不一樣。退休一代受影響最小，他們旱澇保收拿著養老金，依然逍遙快活地旅遊、跳舞。 1964-1974一代，大多數都有了一定積蓄，基本完整享受到了時代紅利，即使行業不景氣，也可以安心等待退休。 00後的起步雖然是殘酷的，但是他們尚年輕，可以從容調整自己，等待下一步機遇。 受打擊最嚴重的其實是80後和90後。他們積累少，抗打擊能力弱。他們要麼面臨結婚生子，要麼是上有老、下有小，經濟負擔最重。他們處於事業關鍵期，如果一個下行周期維持十來年，可能事業黃金期就過去了。 這個分析很有見地，但是有兩點值得商榷。 第一，80後與90後其實是有很大區別的。1980年出生的人到2024年已經44周歲了，1989年出生的人也35歲了，而35歲在中國具有眾所周知的特別含義。因此儘管80後仍然可以說還是年輕人，但他們都成了家庭的頂樑柱，屬於最典型的「壓力世代」。相比之下，90後（特別是95後）中有一些人還不是家庭的真正的頂樑柱，因為他們的父母有不少還是壯年，因此90後萬一失業了，如果放得下身段，還是有後盾支持的。 第二，00後也沒有那麼「從容」。事實上，他們可能是更難的，因為80後、90後畢竟仍有機會抓住時代的部分紅利（或至少是紅利的尾巴），而00後則更有可能落入類似日本的「冰河期世代」的窘境。 日本的「冰河期世代」出現了嚴重的階層分化，能躋身精英階層的，是為數不多的、經過激烈競爭成功「上岸」的正式工，而更多的人難以找到穩定的工作，因此無法保持父輩的階層地位。 有研究者認為，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日本企業長期奉行的「應屆畢業生集中招聘」，即企業每年統一招聘應屆畢業生、並集中開展職業培訓的僱傭傳統，導致「應屆畢業生」身份成了求職必不可少的敲門磚，年輕人一旦失去了這個身份便很難再找到正式工作。 網路圖片 這種「往屆生困境」在中國同樣存在。 如果不能以應屆生的身份正式就業，那麼以後再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的難度就會成倍增加。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為無法在畢業之後立即就業，僱主可能會懷疑他的能力（同時他又沒有相關工作經驗）；另一方面，在社會上「混了一段時間」後，僱主可能會覺得他不如應屆生好管理、易塑造。中國的考公（編）、考研熱，也與此相關。 因此，一個制度是不是對「年輕人友好」，也許最集中體現在了它對年輕人中頭尾兩個群體的「態度」上面：一是未能以應屆畢業生身份就業的「頭部年輕人」，二是35歲之後失業的「尾部年輕人」。 02 為什麼說社保或許是促進年輕人就業的障礙？ 上面討論了，「往屆生歧視」和「35歲歧視」的存在，使年輕人中一頭一尾兩個群體的（再）就業遇到了特別大的困難。本節將討論，現有的社保制度，對這兩個年輕人群體的（再）就業可能也不是特別友好的。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3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情況。全國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義增長5.8％；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義增長4.8％。 截至2024年7月16日，除了吉林、上海、湖北、西藏、新疆外，其餘26省份均已公布2023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部分城市也公布了相應數據，例如2023年，深圳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17.18萬元，城鎮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9.42萬元。 社會平均工資是稅前工資，將其換算成月薪，可以得到深圳城鎮非私營單位稅前平均月薪為1.43萬元，私營單位稅前平均月薪為7800元。 網路圖片 社會平均工資在中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其中一個特別關鍵的作用是：國家規定，各省份應以本省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加權計算的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核定社保個人繳費基數上下限。 對於這個指標有兩點需要說明。 首先，平均工資只是在職人員的平均工資，也就是說，失業人員是不統計在內的。因此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低薪員工大量失業，同時保住工作的高薪員工也降薪，但是最終根據仍然在職的人統計出來的平均工資反而會上升。因此，平均工資的上漲本身並不一定意味著好事。 其次，按平均工資核定社保基數可能會進一步抑制就業。以某直轄市為例，從2023年7月1日起，該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2690元，而其2024年3月起社保繳費基數上下限標準定為7310元/月和36549元/月。假設一個年輕人為了就業，願意接受最低工資，那麼僱主需要承擔的社保費用是多少呢？ 根據該市的政策規定，這種情況下需要由僱主承擔包括由員工支付的部分在內的全部社保費用，僱主和個人都必須支付養老、醫療和失業三項保險費用，僱主還需要支付工傷保險（費率為0.16％至1.52％，按最低的0.16％計），那麼僱主需要承擔的全部社保費用為7310元乘以（16％＋9％＋0.5％＋0.16％）＋（8％＋2％＋0.5％）＝2643.3元。這就是說，僱主需要承擔的社保費用與員工的工資基本相當。 社保費用佔比幅度如此之高，很難鼓勵僱主僱傭更多員工。 更一般地說，社保費用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一種工薪稅，根據平均工資來劃定繳費基數，並要求實際工資低於平均水平的那些人及其僱主也必須至少按最低基數繳費，相當於對收入較低的人反而要多徵稅，這也許是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不那麼友好的，對實際收入低於最低繳費基數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輕人尤其如此。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對年輕人最大的幫助可能是幫助他們（再）就業。把有限的財政資源投入到穩定就業上，對穩定中國經濟、幫助年輕人可能更加有效。 因此也許，通過提供財政補助、讓社保對年輕人更友好一點來促進就業，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思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3月28日，訂婚不到20天的19歲女孩彤彤投河自盡。半個月後，有關她的消息以「花27萬才訂婚準新娘十餘天后自殺身亡」的詞條上了熱搜。 3月初相親，3月11日訂婚，3月28日輕生。在這大半個月中，彤彤好像只是「輕微地反對了一下」這樁倉促的婚事。別人稍加勸說，她便又同意繼續推進議婚進程。直到輕生前，這個19歲的女孩也沒有留下關於這個決定的任何隻言片語。沒人明確知曉到底什麼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圍繞彤彤的輕生，她的親人、男方與雙方媒人各執一詞。他們都認為，彤彤的死與自己無關。 虞城縣二河口公園 投河 3月28日晚上10點多，家住河南商丘虞城縣的周蓉接到派出所電話，工作人員告知，她的女兒彤彤被從河裡撈起，送到了虞城縣人民醫院。 周蓉趕到醫院時，彤彤正在搶救。按老家的說法——當孩子掉河裡救不過來時，要一直喊孩子的名字。周蓉站在搶救室門口，不斷叫著女兒的名字。20分鐘後彤彤有了心跳，但瞳孔已經放大。醫生通知，即便救回來可能也是植物人。 搶救進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六七點，監護儀上的心電圖還是停在一條直線上。 周蓉告訴深一度，其實彤彤出事前幾天，她就覺察出些異樣。那段時間，彤彤總有一種「不想活的狀態」。她記得有一次，彤彤跟男方通完話後，覺得壓力很大，還說自己胸口疼，喘不過氣來。 擔心女兒出事，那段時間周蓉去哪兒都帶上彤彤。事發當晚，周蓉不想做飯，她決定帶孩子們出去吃。可彤彤拒絕出門，想一個人在家待著。最終，她拗不過母親，跟幾個妹妹一起出了門。周蓉回憶，那晚彤彤看上去有點不高興，但等大家吃完飯後，她還是主動去結了賬。 晚上9點左右，周蓉開車帶著孩子們回到小區門口。彤彤突然說自己想出去轉轉。「轉啥？別轉了，明天還得送妹妹上學呢。」周蓉不同意，但彤彤堅持要走，「我一會兒就回去。」 14歲的大妹想跟彤彤一起出去，等她把3歲的小妹送上樓，再跑下來找姐姐時，已經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她不斷給姐姐撥語音通話，卻只收到了語音回復：「沒事的，我出去透透氣，一會兒就回家了。」「你放心，我不會扔下你的。」 在最後這幾段語音里，彤彤語氣一如往常，聽不出任何端倪。當晚近10點，她把衣服、背包和手機放在虞城縣兩河口公園附近的河岸上，然後翻越護欄投入河中。 從搶救失敗到下葬，彤彤的後事操辦得倉促。當地的風俗是，沒成家的女孩過世後不能停放在靈棚。彤彤去世當天早上，她的幾個舅舅建議將彤彤儘快下葬。儘管有些不情願，但周蓉還是同意讓女兒快一些入土為安。 女方媒人李穎在上午10點接到男方媒人張民的電話後，才得知彤彤去世。張民問：「彤彤是不是跳河死了？」李穎立馬責怪道：「你瞎說什麼，我大前天趕集還看見她在賣衣服。」 掛斷電話，張民又再次打來。李穎決定向周蓉求證，中午，她收到消息，「剛埋完閨女回來」。 退婚與訂婚 彤彤出事前幾個月，常和周蓉在大侯鎮北街擺攤賣衣服。附近開店的人幾乎都認得這對母女。李穎的店鋪也在這條街上，主要賣香火、冥幣和佛像。她告訴深一度，自己是周蓉多年沒打過交道的表姐。兩人建立聯繫後，周蓉委託她給女兒介紹相親對象。沒多久，李穎打聽到四五十公里外的村子，有一個23歲的小夥子邢亮在外地打工，比彤彤大四歲。 在雙方媒人的撮合下，兩個年輕人先加了微信。周蓉回憶，彤彤對邢亮的第一印象是「挺老實的」，就是有點顯老。李穎主動向彤彤母女解釋，邢亮常年在外跑車，風吹日晒的，自然就顯老些。 認識四五天，邢亮提出要訂婚，但彤彤想先聊一段時間再說。這時李穎出來勸說彤彤，她一心想要撮合這段姻緣。在她看來，這純屬做好事，「我不要他們一分錢。」 周蓉也是贊同訂婚的。在她眼裡，邢亮無疑是門「好人家」。據李穎介紹，邢家除了老家村裡一套房外，在商丘市還有四套房。周蓉覺得，女兒跟著自己吃了不少苦，她就想給彤彤找個家庭條件稍微好點的男人。 在李穎和周蓉的助力下，邢亮和彤彤有了進一步接觸。得知彤彤喜歡馬面裙、簪子等古裝服飾，他帶彤彤去商丘古城玩了一天。儘管彤彤表達過對訂婚的抗拒，終於還是在「不行再退婚」的勸說下做了退讓。就這樣，相親五天後，訂婚如期舉行。 網上傳出的視頻中，周蓉和李穎在訂婚宴上當場數彩禮，收下了27萬元。但訂婚的過程並不愉快。周蓉解釋，男方說好連彩禮帶給女方舅舅們的禮錢，一共28萬多元，卻少拿了一萬，最終到周蓉手上只有27萬。因彩禮的問題，她曾跟男方提出過退婚。 張民告訴記者，邢亮家給出的27萬彩禮，在當地並不算高，「高的有三四十萬」。據張民介紹，很多村子裡像邢亮這樣的年輕人，都比較心急娶媳婦，「一個村子裡，有20多個人找不到老婆。」 此外，周蓉還提到，彤彤覺得邢亮很強勢，「問在幹嘛，怎麼不接電話？好像我女兒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背叛他了（一樣），質問逼問的那種（語氣）。」 周蓉表示，直到彤彤去世前，女兒都處在「想退婚」的狀態中。有一次，周蓉還跟李穎商量，「真的不行，孩子不想了，咱也彆強求，萬一出了事誰也扛不了。」 李穎說服彤彤不退婚的理由，主要圍繞著原生家庭和經濟能力。周蓉記得，李穎反覆跟女兒強調，生活在單親家庭本來就被人看不起，退婚後，更不能幫母親減輕經濟負擔。 聽說彤彤要退婚，邢亮的父親專程從外地趕了回來說情。周蓉至今對那個場景印象深刻——邢亮父親不斷為兒子的說話語氣道歉，還說自己辦訂婚宴是在五星級酒店，請的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如果被退婚，就太過丟人了。 顧及到一個快50歲男人的顏面，也考慮到剛訂婚就退婚，名聲不太好，彤彤心軟了。婚，最終沒退成。周蓉怪李穎給彤彤做了太多思想工作，在她看來，李穎當時苦口婆心地勸女兒，是圖那筆介紹費，但李穎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說法。她告訴記者，周蓉要求過分，男方也曾想要退婚。「要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和一輛新車。男方家裡有兩輛車，一輛三十多萬，一輛十幾萬，任她挑，都不要。都是農村人，哪裡（能馬上）拿得出那麼多錢，但她就不願意。」 信號 彤彤輕生後，在她生活的村莊，乃至她常賣衣服的鎮上，都流傳著對這件事的嘆惋。「小妮兒性格隨和，人也好。」這是認識彤彤的人們的普遍看法。 彤彤出生兩個多月，父母離了婚。據知情人透露，彤彤母親改嫁多次，共生下6個孩子。彤彤是老大，下面還有三個妹妹和兩個弟弟。 彤彤的二舅媽張曉月告訴深一度，彤彤在15歲之前一直由姥姥撫養。讀到五年級退學後，她去了母親當時生活的浙江打工。母女倆最近兩年回老家，帶著妹妹們住在虞城縣的出租房裡。 在張曉月眼中，彤彤懂事又孝順。由於家裡經濟條件有限，妹妹只能在村裡的小學讀書。彤彤每天6點起床給妹妹買早餐，再開著電動三輪車，往返10多公里接送妹妹上下學；周蓉身體不太好，她就攬下了許多家務；彤彤還間歇地打過好幾份工，幫周蓉分擔經濟壓力。張曉月記得彤彤曾經說過「我即使賣血，也要供妹妹上學。」 就在投河的那天中午，她還去了張曉月家，說自己想吃糖糕，那是她最後一次向舅媽提要求。「早知道這樣，我就不會叫她回去了，就叫她在俺家住。我能開導開導她，兩個人說說心裡話會好一點。」張曉月說。 回想事發前的某些細節，張曉月覺得早有預兆。在投河前三四天，彤彤曾提出給她買衣服。張曉月沒當真，「你哪兒有錢啊，不買。」在彤彤的堅持下，她們去到附近鎮上，買回一件帶毛毛的褂子和一條黑色褲子。彤彤還想再買雙鞋，張曉月嫌貴拒絕了。 那身衣服張曉月穿了兩次。彤彤出事後，她再也沒拿出來。「一穿就想起她，難受。」她甚至懷疑，彤彤當時說要給她買衣服，是早就計劃好了的，為給她留個紀念。 還有一次，彤彤脫口而出「我找俺姥姥去」。姥姥幾年前已過世，張曉月數落了她幾句，沒往深處想。 彤彤傳遞出輕生的信號，不止一次兩次。事發前，邢亮也曾感受到彤彤情緒不佳，他告訴記者，3月28日晚上9點多，彤彤給他發消息，問他，「人死後會去哪兒？」 「我就問她怎麼回事，她說跟媽媽吵架而已。接下來我就聯繫不上她了。」第二天，邢亮接到周蓉的電話，「說我把她閨女逼死了。」 關於彤彤輕生這件事，邢亮始終覺得跟自己無關。他說，彤彤去世時自己不在家，「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不過邢亮記得，彤彤跟他抱怨過家裡的情況，「說母親給了她很大壓力，弟弟妹妹還要她照顧，就連家裡做飯和打掃衛生也是她完成。」 但沒有誰真正重視彤彤的話，亦或只是被當做隨口開的一個玩笑，「她還那幺小，誰能想到她尋思那個。」張曉月感嘆。 第一次退彩禮的收據 退彩禮 彤彤頭七當天，邢亮給周蓉打電話協商退彩禮。第二天中午，周蓉跟邢亮父子見面時稱，因彤彤搶救和安葬花了幾萬元，她手裡只剩下183000元。在兩個媒人的見證下，周蓉先退還了18萬元彩禮，並簽字、摁手印。 當天下午三四點，邢亮父子再次打電話給周蓉，催促她退還剩餘的彩禮。事情鬧到當地的派出所後，周蓉才發現，邢亮身份證上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比自己女兒大8歲。「他們這是欺騙。」之後邢亮無論是打電話還是找上門，周蓉都躲著，「我就不願意再跟他們協商（彩禮一事）了。」 接下來的幾天，為要回彩禮，邢亮和家人頻繁往周蓉娘家所在的村跑。村民們向記者描述了當時的場景——4月中旬，男方開著一輛三輪車進村，喇叭一連吆喝了好幾天。找不到周蓉，邢亮就帶著爺爺奶奶去張曉月家，「躺到我嫂子院子里，說要死人家裡。」周蓉告訴深一度。 李穎亦是此事的見證者。作為女方親戚兼媒人，邢亮一家也曾去她的店裡鬧事。店裡的攝像頭記錄下這些畫面——三輪車上掛著紅色橫幅，喇叭里高音循環播放著：「XX村周某與她閨女，訂婚不到20天，你欠我彩禮28.5萬。退我彩禮，還我血汗錢！」車子橫停在她店門口的大街上，不讓路人通行。 周蓉告訴記者，彤彤去世後，她的親生父親沒有任何表示。在這之前，聽說彤彤訂婚拿到了彩禮，父親還曾找她要過錢。在周蓉口中，前夫是個「不正干」的人，女兒不願跟他聯繫，還曾將他的電話、微信拉黑。 彤彤的死，讓男方媒人張民很懊惱。他反覆稱，自己沒有拿到本該屬於自己的介紹費，「我七十多了，跑了好幾趟說親，最後（男方）還把那4000塊錢要回去了。」他對著採訪電話大吼，「去查查究竟是誰的問題。」 張民還透露，女方媒人李穎也曾收到過一筆介紹費。當時邢亮父親將5200元發給周蓉，讓她轉交給李穎，「女方扣了她400元，只發給她4800元。」這筆錢最終也被男方收回。 要不回剩餘的彩禮，邢亮一家選擇了找電視台曝光。4月21日，在經過當地各部門的調解後，邢亮一家又要回7萬元。糾紛至此作罷，邢亮對這件事的處理結果滿意。關於彤彤的死，他不願再提起，「那跟我沒關係」，在彩禮糾紛過後，他刪掉了彤彤的微信號。 彤彤母親與邢亮的調解書 流言 4月4日，周蓉用彤彤的社交賬號發布了一條動態，「孩子，我想你了。」配圖是彤彤的一張照片。彤彤的朋友趙陽刷到這條動態，覺得十分奇怪。十多天之後，她無意中刷到一則「商丘準新娘跳河自殺」的新聞。反覆對比網上流傳的多個視頻後，趙陽通過裡面曬出的微信頭像，確認死者是彤彤。 趙陽跟彤彤相識是在2021年。彼時，17歲的彤彤在浙江一家超市打工，跟趙陽的母親是同事。看彤彤穿著樸素，手頭也沒什麼錢，趙陽母親就經常把彤彤領回家吃飯，兩個女孩就此成了朋友。 在趙陽眼裡，彤彤是個顧家又知恩圖報的女孩。每個月4000元的工資，彤彤會給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們寄2000元。不好意思在趙陽家白吃白喝，收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後，彤彤還送給趙陽母親一張超市會員卡，讓她買菜用。 彤彤有時會留宿在趙陽家，趙陽告訴記者，彤彤提起過，自己母親有抑鬱症，犯病時會虐待她，有一次，她被母親用衣架抽到不能動。 周蓉卻表示，她在2021年確實得過產後抑鬱症，但吃藥半年已經痊癒，更沒有打過大女兒彤彤，「她12歲以後我就沒碰過她了，孩子已經很苦了，我不可能再去打她。」 她至今也想不通女兒為什麼會尋死，出事前幾天，彤彤還跟她說想去割個雙眼皮，還想給小妹妹買個3000元的手鐲。這兩件事，最終都沒實現。 「彩禮錢都叫她媽給存起來了，孩子想拿出來花，一點權利都沒有。」李穎稱，彩禮錢是自己陪周蓉一起去存的，錢由周蓉掌管。而周蓉稱，密碼雖是自己設的，但卡在女兒手裡。 電視台的曝光讓27萬元彩禮成為輿論焦點。藉由此話題，網友們爭論著男方能否順利要回彩禮，以及女方是否應該全額退還彩禮。還有人懷疑彤彤是假死，把女方定性為「婚騙」，建議男方去派出所查看有無銷戶。 當被問及外界流傳的關於彤彤去世的傳言，周蓉變得激動，「他們說，我給我孩子逼死了。我一年給她花3萬，我給她養了19年，我給她花多少錢？我給她養大了，我再去給她弄死？」 不過，周蓉承認她欠女兒的實在太多了。最讓她感到愧疚的是，她沒有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一項新的全國性研究發現，澳洲人的壓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也更加焦慮。 據3AW報道，新的澳洲家庭、收入和勞動力動態調查（HILDA）是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研究，是對9500個家庭的1.75萬人進行採訪而得出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據是在疫情爆發之前記錄的。 該報告合著者、墨爾本用用經濟和社會研究所（MIAESR）研究員Ferdi Botha表示，原本就令人擔憂的數據幾乎肯定會上升。 Botha說，「我們確實發現澳洲人的憂慮再加深，無論男性還是女性。」 Botha指出，近20%的澳人在大部分時間或一直都感到焦慮或抑鬱，考慮到這是疫情前的情況，從其他數據來源可知，疫情期間，這種情況至少增加三倍。 至於是否能夠恢復到疫情前水平，Botha表示，需要更多後續數據才能夠知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