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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澳人面临28年来最糟糕的住房还贷压力

据澳洲人报报道称,澳大利亚房产拥有者正面临近三十年来最严峻的住房还贷压力,大多数家庭不得不将近一半的收入用于支付房贷,以维持住在自己的家中。 澳大利亚房地产协会(REIA)的季度《住房可负担性报告》(HAR)纪录显示,目前是自1996年以来最差的指标数据。 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房贷还款额现在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48.1%,比6月季度上升了1.3个百分点。 澳大利亚房地产协会主席Leanne Pilkington表示,该报告凸显了利率上升、储蓄减少以及租房供应有限——尤其是受到像Airbnb这类平台的影响——使得澳大利亚人愈发难以找到住房。 “随著市场上可供出租的房源减少且成本飞涨,许多人发现自己无法负担,而潜在的买家也因为更高的借贷成本而感到压力倍增,” Leanne说道。 为了维持自己的居住房屋,新州的房主正将近五分之三(57.9%)的收入用于偿还贷款。而昆士兰州是支付收入的46.8%,南澳是支付收入的46%。 由于墨尔本及周边地区市场的疲软条件,各州的住房可负担性现已超过维州,维州目前的住房可负担性为45.8%。 塔州(43.1%)和西澳(39.5%)的住房可负担性下降了超过1个百分点。但在6月季度,澳大利亚的每个领地家庭预算都有所改善,约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支付房贷。 自11月以来,储备银行将现金利率维持在4.35%,这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房价增长的势头。PropTrack高级经济学家Anne Flaherty表示,许多家庭感受到了压力。 “澳大利亚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收入都在下降,同时租金和购房成本却在上涨。此外,利率当然是另一个因素,让借款变得更昂贵,” Flaherty女士说。 《住房可负担性报告》显示,目前平均标准浮动利率保持稳定在8.8%,三年期固定利率则为6.8%。 储备银行行长Michele Bullock本周警告说,直到通胀回落到2%-3%的目标区间之前,利率不会下调。她警告说,一小部份浮动利率的房贷持有人——大约5%——现金流为负数,可能不得不出售房屋。 联邦反对党住房事务发言人Michael Sukkar表示,这些数据证明住房危机已经失控。  “现实是,在过去27个月的工党执政期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新的资金、没有新的想法、没有新的住房,对于首次购房者没有任何支持,也没有给租房者提供任何新措施——而是无数次的承诺落空。” Michael说:“在工党的领导下,澳大利亚人和澳大利亚置业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怎样把躺平的年轻人拉起来?

人们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奋斗和创新的动力。因此当下对年轻人好一点、重建年轻人的信心至关重要,其中的关键是帮助他们(再)就业。 近年来经济风云变幻,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其中年轻人遇到的困难尤其引人注目。 前一段时间,某投资银行员工跳楼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位员工拥有高学历,上的又是顶尖985名校,而且一直拿着高薪,实际上已经冲进了金字塔的顶端了,完全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成功榜样”,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 01 当年轻人失去奋斗的动力 近期其他类似事件中的当事人,不少也是三四十岁的高学历年轻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曾经拥有过薪酬相当丰厚的工作,但是在因降薪、失业和投资失败等原因导致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后,却成了受挫感最强的一个群体,甚至在巨大压力下崩溃。 这些名校毕业、原本拿着高薪的年轻人的悲剧,之所以特别能够赢得人们的同情,是因为这种现象让人产生年轻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底层人实现阶层跃迁”这种预期破灭的唏嘘。 以往,这些优秀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上名校、入名企、拿高薪并定居在大城市,说明还是有可能不凭出身、不靠关系取得成功的。因此生活是有盼头的。 但是连这么优秀的人也陷入困顿,更何况其他年轻人呢?人们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奋斗和创新的动力,要么拼命考公(考编)求一份安稳工作,要么躺平甚至啃老。 网络图片 当然,这与时代变迁有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年轻人只要肯努力并能够抓住机会,即便成不了巨富,也有可能改变阶层。现在,即便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实现阶层跃迁也难上加难。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低谷也有可能孕育着新机遇并倒逼创新,因此对年轻人好一点、重建年轻人的信心至关重要。 这几年来,社会对年轻人可能并不是特别友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这尤其表现为婴儿出生率的腰斩式下降),可能是他们一种无声的反抗。如何对年轻人“友好”一点?本文试图从社保制度的一个细节入手分析。不过,在讨论之前,为了聚焦问题,可能还需要先界定一下“年轻人”。 在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清晰的不同“世代”概念,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只用“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事,许多人实际上是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都称为“年轻人”。 但是严格来说,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纪出生的人,是属于不同世代的。王明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这几年虽然人们普遍感觉到过日子都难了,但是对于不同年龄段,难的程度不一样。退休一代受影响最小,他们旱涝保收拿着养老金,依然逍遥快活地旅游、跳舞。 1964-1974一代,大多数都有了一定积蓄,基本完整享受到了时代红利,即使行业不景气,也可以安心等待退休。 00后的起步虽然是残酷的,但是他们尚年轻,可以从容调整自己,等待下一步机遇。 受打击最严重的其实是80后和90后。他们积累少,抗打击能力弱。他们要么面临结婚生子,要么是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最重。他们处于事业关键期,如果一个下行周期维持十来年,可能事业黄金期就过去了。 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但是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80后与90后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1980年出生的人到2024年已经44周岁了,1989年出生的人也35岁了,而35岁在中国具有众所周知的特别含义。因此尽管80后仍然可以说还是年轻人,但他们都成了家庭的顶梁柱,属于最典型的“压力世代”。相比之下,90后(特别是95后)中有一些人还不是家庭的真正的顶梁柱,因为他们的父母有不少还是壮年,因此90后万一失业了,如果放得下身段,还是有后盾支持的。 第二,00后也没有那么“从容”。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更难的,因为80后、90后毕竟仍有机会抓住时代的部分红利(或至少是红利的尾巴),而00后则更有可能落入类似日本的“冰河期世代”的窘境。 日本的“冰河期世代”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能跻身精英阶层的,是为数不多的、经过激烈竞争成功“上岸”的正式工,而更多的人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因此无法保持父辈的阶层地位。 有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日本企业长期奉行的“应届毕业生集中招聘”,即企业每年统一招聘应届毕业生、并集中开展职业培训的雇佣传统,导致“应届毕业生”身份成了求职必不可少的敲门砖,年轻人一旦失去了这个身份便很难再找到正式工作。 网络图片 这种“往届生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 如果不能以应届生的身份正式就业,那么以后再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无法在毕业之后立即就业,雇主可能会怀疑他的能力(同时他又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雇主可能会觉得他不如应届生好管理、易塑造。中国的考公(编)、考研热,也与此相关。 因此,一个制度是不是对“年轻人友好”,也许最集中体现在了它对年轻人中头尾两个群体的“态度”上面:一是未能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就业的“头部年轻人”,二是35岁之后失业的“尾部年轻人”。 02 为什么说社保或许是促进年轻人就业的障碍? 上面讨论了,“往届生歧视”和“35岁歧视”的存在,使年轻人中一头一尾两个群体的(再)就业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本节将讨论,现有的社保制度,对这两个年轻人群体的(再)就业可能也不是特别友好的。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全国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义增长5.8%;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义增长4.8%。 截至2024年7月16日,除了吉林、上海、湖北、西藏、新疆外,其余26省份均已公布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部分城市也公布了相应数据,例如2023年,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17.18万元,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9.42万元。 社会平均工资是税前工资,将其换算成月薪,可以得到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税前平均月薪为1.43万元,私营单位税前平均月薪为7800元。 网络图片 社会平均工资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其中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是:国家规定,各省份应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 对于这个指标有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平均工资只是在职人员的平均工资,也就是说,失业人员是不统计在内的。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低薪员工大量失业,同时保住工作的高薪员工也降薪,但是最终根据仍然在职的人统计出来的平均工资反而会上升。因此,平均工资的上涨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好事。 其次,按平均工资核定社保基数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就业。以某直辖市为例,从2023年7月1日起,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2690元,而其2024年3月起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定为7310元/月和36549元/月。假设一个年轻人为了就业,愿意接受最低工资,那么雇主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是多少呢? 根据该市的政策规定,这种情况下需要由雇主承担包括由员工支付的部分在内的全部社保费用,雇主和个人都必须支付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用,雇主还需要支付工伤保险(费率为0.16%至1.52%,按最低的0.16%计),那么雇主需要承担的全部社保费用为7310元乘以(16%+9%+0.5%+0.16%)+(8%+2%+0.5%)=2643.3元。这就是说,雇主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与员工的工资基本相当。 社保费用占比幅度如此之高,很难鼓励雇主雇佣更多员工。 更一般地说,社保费用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种工薪税,根据平均工资来划定缴费基数,并要求实际工资低于平均水平的那些人及其雇主也必须至少按最低基数缴费,相当于对收入较低的人反而要多征税,这也许是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不那么友好的,对实际收入低于最低缴费基数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轻人尤其如此。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对年轻人最大的帮助可能是帮助他们(再)就业。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稳定就业上,对稳定中国经济、帮助年轻人可能更加有效。 因此也许,通过提供财政补助、让社保对年轻人更友好一点来促进就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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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女孩最后的人生:相亲、订婚、投河自杀

3月28日,订婚不到20天的19岁女孩彤彤投河自尽。半个月后,有关她的消息以“花27万才订婚准新娘十余天后自杀身亡”的词条上了热搜。 3月初相亲,3月11日订婚,3月28日轻生。在这大半个月中,彤彤好像只是“轻微地反对了一下”这桩仓促的婚事。别人稍加劝说,她便又同意继续推进议婚进程。直到轻生前,这个19岁的女孩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个决定的任何只言片语。没人明确知晓到底什么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围绕彤彤的轻生,她的亲人、男方与双方媒人各执一词。他们都认为,彤彤的死与自己无关。 虞城县二河口公园 投河 3月28日晚上10点多,家住河南商丘虞城县的周蓉接到派出所电话,工作人员告知,她的女儿彤彤被从河里捞起,送到了虞城县人民医院。 周蓉赶到医院时,彤彤正在抢救。按老家的说法——当孩子掉河里救不过来时,要一直喊孩子的名字。周蓉站在抢救室门口,不断叫着女儿的名字。20分钟后彤彤有了心跳,但瞳孔已经放大。医生通知,即便救回来可能也是植物人。 抢救进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六七点,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还是停在一条直线上。 周蓉告诉深一度,其实彤彤出事前几天,她就觉察出些异样。那段时间,彤彤总有一种“不想活的状态”。她记得有一次,彤彤跟男方通完话后,觉得压力很大,还说自己胸口疼,喘不过气来。 担心女儿出事,那段时间周蓉去哪儿都带上彤彤。事发当晚,周蓉不想做饭,她决定带孩子们出去吃。可彤彤拒绝出门,想一个人在家待着。最终,她拗不过母亲,跟几个妹妹一起出了门。周蓉回忆,那晚彤彤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但等大家吃完饭后,她还是主动去结了账。 晚上9点左右,周蓉开车带着孩子们回到小区门口。彤彤突然说自己想出去转转。“转啥?别转了,明天还得送妹妹上学呢。”周蓉不同意,但彤彤坚持要走,“我一会儿就回去。” 14岁的大妹想跟彤彤一起出去,等她把3岁的小妹送上楼,再跑下来找姐姐时,已经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她不断给姐姐拨语音通话,却只收到了语音回复:“没事的,我出去透透气,一会儿就回家了。”“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 在最后这几段语音里,彤彤语气一如往常,听不出任何端倪。当晚近10点,她把衣服、背包和手机放在虞城县两河口公园附近的河岸上,然后翻越护栏投入河中。 从抢救失败到下葬,彤彤的后事操办得仓促。当地的风俗是,没成家的女孩过世后不能停放在灵棚。彤彤去世当天早上,她的几个舅舅建议将彤彤尽快下葬。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周蓉还是同意让女儿快一些入土为安。 女方媒人李颖在上午10点接到男方媒人张民的电话后,才得知彤彤去世。张民问:“彤彤是不是跳河死了?”李颖立马责怪道:“你瞎说什么,我大前天赶集还看见她在卖衣服。” 挂断电话,张民又再次打来。李颖决定向周蓉求证,中午,她收到消息,“刚埋完闺女回来”。 退婚与订婚 彤彤出事前几个月,常和周蓉在大侯镇北街摆摊卖衣服。附近开店的人几乎都认得这对母女。李颖的店铺也在这条街上,主要卖香火、冥币和佛像。她告诉深一度,自己是周蓉多年没打过交道的表姐。两人建立联系后,周蓉委托她给女儿介绍相亲对象。没多久,李颖打听到四五十公里外的村子,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邢亮在外地打工,比彤彤大四岁。 在双方媒人的撮合下,两个年轻人先加了微信。周蓉回忆,彤彤对邢亮的第一印象是“挺老实的”,就是有点显老。李颖主动向彤彤母女解释,邢亮常年在外跑车,风吹日晒的,自然就显老些。 认识四五天,邢亮提出要订婚,但彤彤想先聊一段时间再说。这时李颖出来劝说彤彤,她一心想要撮合这段姻缘。在她看来,这纯属做好事,“我不要他们一分钱。” 周蓉也是赞同订婚的。在她眼里,邢亮无疑是门“好人家”。据李颖介绍,邢家除了老家村里一套房外,在商丘市还有四套房。周蓉觉得,女儿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她就想给彤彤找个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 在李颖和周蓉的助力下,邢亮和彤彤有了进一步接触。得知彤彤喜欢马面裙、簪子等古装服饰,他带彤彤去商丘古城玩了一天。尽管彤彤表达过对订婚的抗拒,终于还是在“不行再退婚”的劝说下做了退让。就这样,相亲五天后,订婚如期举行。 网上传出的视频中,周蓉和李颖在订婚宴上当场数彩礼,收下了27万元。但订婚的过程并不愉快。周蓉解释,男方说好连彩礼带给女方舅舅们的礼钱,一共28万多元,却少拿了一万,最终到周蓉手上只有27万。因彩礼的问题,她曾跟男方提出过退婚。 张民告诉记者,邢亮家给出的27万彩礼,在当地并不算高,“高的有三四十万”。据张民介绍,很多村子里像邢亮这样的年轻人,都比较心急娶媳妇,“一个村子里,有20多个人找不到老婆。” 此外,周蓉还提到,彤彤觉得邢亮很强势,“问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好像我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背叛他了(一样),质问逼问的那种(语气)。” 周蓉表示,直到彤彤去世前,女儿都处在“想退婚”的状态中。有一次,周蓉还跟李颖商量,“真的不行,孩子不想了,咱也别强求,万一出了事谁也扛不了。” 李颖说服彤彤不退婚的理由,主要围绕着原生家庭和经济能力。周蓉记得,李颖反复跟女儿强调,生活在单亲家庭本来就被人看不起,退婚后,更不能帮母亲减轻经济负担。 听说彤彤要退婚,邢亮的父亲专程从外地赶了回来说情。周蓉至今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邢亮父亲不断为儿子的说话语气道歉,还说自己办订婚宴是在五星级酒店,请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被退婚,就太过丢人了。 顾及到一个快50岁男人的颜面,也考虑到刚订婚就退婚,名声不太好,彤彤心软了。婚,最终没退成。周蓉怪李颖给彤彤做了太多思想工作,在她看来,李颖当时苦口婆心地劝女儿,是图那笔介绍费,但李颖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她告诉记者,周蓉要求过分,男方也曾想要退婚。“要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辆新车。男方家里有两辆车,一辆三十多万,一辆十几万,任她挑,都不要。都是农村人,哪里(能马上)拿得出那么多钱,但她就不愿意。” 信号 彤彤轻生后,在她生活的村庄,乃至她常卖衣服的镇上,都流传着对这件事的叹惋。“小妮儿性格随和,人也好。”这是认识彤彤的人们的普遍看法。 彤彤出生两个多月,父母离了婚。据知情人透露,彤彤母亲改嫁多次,共生下6个孩子。彤彤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彤彤的二舅妈张晓月告诉深一度,彤彤在15岁之前一直由姥姥抚养。读到五年级退学后,她去了母亲当时生活的浙江打工。母女俩最近两年回老家,带着妹妹们住在虞城县的出租房里。 在张晓月眼中,彤彤懂事又孝顺。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妹妹只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彤彤每天6点起床给妹妹买早餐,再开着电动三轮车,往返10多公里接送妹妹上下学;周蓉身体不太好,她就揽下了许多家务;彤彤还间歇地打过好几份工,帮周蓉分担经济压力。张晓月记得彤彤曾经说过“我即使卖血,也要供妹妹上学。” 就在投河的那天中午,她还去了张晓月家,说自己想吃糖糕,那是她最后一次向舅妈提要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叫她回去了,就叫她在俺家住。我能开导开导她,两个人说说心里话会好一点。”张晓月说。 回想事发前的某些细节,张晓月觉得早有预兆。在投河前三四天,彤彤曾提出给她买衣服。张晓月没当真,“你哪儿有钱啊,不买。”在彤彤的坚持下,她们去到附近镇上,买回一件带毛毛的褂子和一条黑色裤子。彤彤还想再买双鞋,张晓月嫌贵拒绝了。 那身衣服张晓月穿了两次。彤彤出事后,她再也没拿出来。“一穿就想起她,难受。”她甚至怀疑,彤彤当时说要给她买衣服,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为给她留个纪念。 还有一次,彤彤脱口而出“我找俺姥姥去”。姥姥几年前已过世,张晓月数落了她几句,没往深处想。 彤彤传递出轻生的信号,不止一次两次。事发前,邢亮也曾感受到彤彤情绪不佳,他告诉记者,3月28日晚上9点多,彤彤给他发消息,问他,“人死后会去哪儿?” “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跟妈妈吵架而已。接下来我就联系不上她了。”第二天,邢亮接到周蓉的电话,“说我把她闺女逼死了。” 关于彤彤轻生这件事,邢亮始终觉得跟自己无关。他说,彤彤去世时自己不在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邢亮记得,彤彤跟他抱怨过家里的情况,“说母亲给了她很大压力,弟弟妹妹还要她照顾,就连家里做饭和打扫卫生也是她完成。” 但没有谁真正重视彤彤的话,亦或只是被当做随口开的一个玩笑,“她还那幺小,谁能想到她寻思那个。”张晓月感叹。 第一次退彩礼的收据 退彩礼 彤彤头七当天,邢亮给周蓉打电话协商退彩礼。第二天中午,周蓉跟邢亮父子见面时称,因彤彤抢救和安葬花了几万元,她手里只剩下183000元。在两个媒人的见证下,周蓉先退还了18万元彩礼,并签字、摁手印。 当天下午三四点,邢亮父子再次打电话给周蓉,催促她退还剩余的彩礼。事情闹到当地的派出所后,周蓉才发现,邢亮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比自己女儿大8岁。“他们这是欺骗。”之后邢亮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找上门,周蓉都躲着,“我就不愿意再跟他们协商(彩礼一事)了。” 接下来的几天,为要回彩礼,邢亮和家人频繁往周蓉娘家所在的村跑。村民们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4月中旬,男方开着一辆三轮车进村,喇叭一连吆喝了好几天。找不到周蓉,邢亮就带着爷爷奶奶去张晓月家,“躺到我嫂子院子里,说要死人家里。”周蓉告诉深一度。 李颖亦是此事的见证者。作为女方亲戚兼媒人,邢亮一家也曾去她的店里闹事。店里的摄像头记录下这些画面——三轮车上挂着红色横幅,喇叭里高音循环播放着:“XX村周某与她闺女,订婚不到20天,你欠我彩礼28.5万。退我彩礼,还我血汗钱!”车子横停在她店门口的大街上,不让路人通行。 周蓉告诉记者,彤彤去世后,她的亲生父亲没有任何表示。在这之前,听说彤彤订婚拿到了彩礼,父亲还曾找她要过钱。在周蓉口中,前夫是个“不正干”的人,女儿不愿跟他联系,还曾将他的电话、微信拉黑。 彤彤的死,让男方媒人张民很懊恼。他反复称,自己没有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介绍费,“我七十多了,跑了好几趟说亲,最后(男方)还把那4000块钱要回去了。”他对着采访电话大吼,“去查查究竟是谁的问题。” 张民还透露,女方媒人李颖也曾收到过一笔介绍费。当时邢亮父亲将5200元发给周蓉,让她转交给李颖,“女方扣了她400元,只发给她4800元。”这笔钱最终也被男方收回。 要不回剩余的彩礼,邢亮一家选择了找电视台曝光。4月21日,在经过当地各部门的调解后,邢亮一家又要回7万元。纠纷至此作罢,邢亮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满意。关于彤彤的死,他不愿再提起,“那跟我没关系”,在彩礼纠纷过后,他删掉了彤彤的微信号。 彤彤母亲与邢亮的调解书 流言 4月4日,周蓉用彤彤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动态,“孩子,我想你了。”配图是彤彤的一张照片。彤彤的朋友赵阳刷到这条动态,觉得十分奇怪。十多天之后,她无意中刷到一则“商丘准新娘跳河自杀”的新闻。反复对比网上流传的多个视频后,赵阳通过里面晒出的微信头像,确认死者是彤彤。 赵阳跟彤彤相识是在2021年。彼时,17岁的彤彤在浙江一家超市打工,跟赵阳的母亲是同事。看彤彤穿着朴素,手头也没什么钱,赵阳母亲就经常把彤彤领回家吃饭,两个女孩就此成了朋友。 在赵阳眼里,彤彤是个顾家又知恩图报的女孩。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彤彤会给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寄2000元。不好意思在赵阳家白吃白喝,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彤彤还送给赵阳母亲一张超市会员卡,让她买菜用。 彤彤有时会留宿在赵阳家,赵阳告诉记者,彤彤提起过,自己母亲有抑郁症,犯病时会虐待她,有一次,她被母亲用衣架抽到不能动。 周蓉却表示,她在2021年确实得过产后抑郁症,但吃药半年已经痊愈,更没有打过大女儿彤彤,“她12岁以后我就没碰过她了,孩子已经很苦了,我不可能再去打她。” 她至今也想不通女儿为什么会寻死,出事前几天,彤彤还跟她说想去割个双眼皮,还想给小妹妹买个3000元的手镯。这两件事,最终都没实现。 “彩礼钱都叫她妈给存起来了,孩子想拿出来花,一点权利都没有。”李颖称,彩礼钱是自己陪周蓉一起去存的,钱由周蓉掌管。而周蓉称,密码虽是自己设的,但卡在女儿手里。 电视台的曝光让27万元彩礼成为舆论焦点。借由此话题,网友们争论着男方能否顺利要回彩礼,以及女方是否应该全额退还彩礼。还有人怀疑彤彤是假死,把女方定性为“婚骗”,建议男方去派出所查看有无销户。 当被问及外界流传的关于彤彤去世的传言,周蓉变得激动,“他们说,我给我孩子逼死了。我一年给她花3万,我给她养了19年,我给她花多少钱?我给她养大了,我再去给她弄死?” 不过,周蓉承认她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最让她感到愧疚的是,她没有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调查:澳人压力创新高 焦虑加深

一项新的全国性研究发现,澳洲人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也更加焦虑。 据3AW报道,新的澳洲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HILDA)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研究,是对9500个家庭的1.75万人进行采访而得出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是在疫情爆发之前记录的。 该报告合著者、墨尔本用用经济和社会研究所(MIAESR)研究员Ferdi Botha表示,原本就令人担忧的数据几乎肯定会上升。 Botha说,“我们确实发现澳洲人的忧虑再加深,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Botha指出,近20%的澳人在大部分时间或一直都感到焦虑或抑郁,考虑到这是疫情前的情况,从其他数据来源可知,疫情期间,这种情况至少增加三倍。 至于是否能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Botha表示,需要更多后续数据才能够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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